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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的一些核心思想：一种持不同政见的历史哲学
〔法〕丹尼尔·本赛德（Daniel Bensaïd）
1990年
哈蒙德 译
原文链接：Some Benjaminian themes. A dissident philosophy of history
瓦尔特·本雅明在1928年
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在这段时间里发生的种种灾难（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胜利，西班牙内战）几乎彻底打破了人们认为历史意义与进步会不断累积的观念。在此之前，尼采、佩吉（Péguy）和索雷尔（Sorel）就已坚决否定了历史拜物教和在“事实必然不断累积”的观念面前使人丧失警觉的进步意识形态。
瓦尔特·本雅明深刻理解实证主义起源观念与机械时间（一种“同质且空洞”）表象之间的密切联系。
问题已不再是将当下注释掉以重建过去，也不再是把当下视为通往未来道路上的一个短暂阶段。在他那里，既不存在决定论，也不存在目的论；既没有黄金时代的神话，也没有幸福之城的乌托邦。
核心范畴属于“现在”，更确切地说，是“当下这一瞬间”，这个被锐化的瞬间，这难以察觉的时间细流，万物在此不断上演、重演，可能性在此被决定，而那被轻蔑与践踏的过去，也或许能在此得到拯救。真正毫不妥协的反抗力量，并非源于对后世安逸的安抚，而是源于对战败者的责任——他们的命运因胜利者的凯旋而延续。不同于历史叙述或单纯的记忆，鲜活的回忆赋予过去新的生命：回望本身也会改变我们。
历史与进步都有其隐喻，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那辆沿轨道疾驰向前的著名机车（即蒸汽马，把机车想象为历史的进程，轨道想象为固定的发展路径，意思是历史就像一列在固定轨道上高速前进的火车，不断驶向更好的未来）。本雅明颠覆了这些意象。进步就像从人间乐园吹来的风暴，无情地追逐着堕落的天使。真正的进步，不再是奔向一个幸福的未来，而仅仅在于中止、打断这场正在展开的灾难。这种中断并非通过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的意识启蒙来实现，而是在觉醒的那一刹那突然间的驱散掉噩梦。
当下、觉醒、惊异：这种打破线性时间性的颠倒，蕴含着另一种转变。政治不再是历史的延伸，不再是机械因果链中的最后一环。从今往后，政治凌驾于历史之上，因为每一个当下时刻都充满了交汇点和分岔点。今天的选择可以改变昨天乃至更久远过去的意义。
由此，一种弥赛亚式的形象浮现出来：它并非被动地等待不可避免的结局，而是积极地寻找“可能性的突现”。与“历史终结”或“永恒重复”这两种地狱般的二选一相对立的，是布朗基在陶罗堡狱中所瞥见的那种星形分岔的十字路口（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不断分叉、充满选择的网络结构）。
这种弥赛亚式的理性超越了进步的抽象理性，但又不诉诸神话。相反，它力图净化土壤中“妄想与神话的丛生地带”〔i〕。如果说在弗里德里希·尼采看来，神话是反历史的；那么在瓦尔特·本雅明看来，政治则是反神话的。
既不选择莫斯科，也不选择耶路撒冷
本雅明始终在与模糊不清的身份认同作斗争。一个人若不加入胜利者阵营，又该如何得救？他生活在一个欧洲分崩离析、犹太社群四分五裂的时代，犹太共产主义者称犹太复国主义者为犹太法西斯，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则称共产主义者为红色同化主义者。
作为一位“阴郁的启蒙者”（Sombre Aufklärer德语：阴郁的启蒙思想家），本雅明不断与这种以身份为号召的召唤发生冲突。
当他逐渐偏向共产主义一侧时，他在莫斯科所看到的并不是革命，而是某种复辟的开端：理性与审美被国家所僵化、凝固。加入莫斯科，就意味着把自己置于胜利者一边。早在那时，卡尔·拉狄克就因他在苏联百科全书中撰写的歌德条目而对他多有挑剔。而本雅明本人，在1926-1927年冬的《莫斯科日记》中，就已展现了非凡的清醒头脑。
正如他无法认同一种国家化的共产主义一样，尽管格尔肖姆·肖勒姆（以色列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多次努力与邀请，本雅明也无法前往耶路撒冷。
本雅明对卡夫卡有着超乎寻常的偏爱。卡夫卡被困于德语这一同化语言和意第绪语的“行话”之间；卡夫卡在自我与族群之间挣扎；“我的族群，假设我真的有族群……”在巴勒斯坦，一种新的国家主义教化和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封闭正在形成，而本雅明——欧洲启蒙运动的公民，同时又继承了无国家民族之“自由弥赛亚主义”的本雅明——对此抱有双重抵触。
这种进退两难的选择，这种启蒙运动的普世主义与受威胁的身份认同之间无法化解的张力，这种“非犹太的犹太人”的位置，这种致力于门槛与通道的“斯宾诺莎主义者”的立场，最终将导致他的死亡。他始终无法摆脱欧洲文化——那是他不可逾越的视域与边界；最终，他在比利牛斯山紧闭的边境线上走向崩溃与毁灭。
索引式的知识
知识并不是那个大写“理性”（Reason）自我凯旋式的发展过程。相反，它更为谦逊：它是让世界从关于自身的梦中醒来，并在其碎片的拼贴之中，重新把握整个时代的“具体性”（参见《拱廊计划》）。
为此，对知识的批判必须与对历史的批判相结合。它的核心概念不再是进步，而是实现，在实现中，人们重新认识到当下的首要地位。正如在历史中，一个事件与另一个事件、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之间彼此呼应，却没有直接的连续性与因果关系链。知识也像这样，它通过关联与张力，通过位移与凝缩而生成。
社会与经济基础同城市、时尚与文化这些“幻景”之间的相关性，并非偶然，而是具有表达性的。正因如此，知识的传播离不开过去与现在碰撞所产生的意象；也因此，认识的关键在于：从一个微小而独特的事件中，发现整体事件的精髓。
这种知识并非源于对自然的占有式支配和对系统的创造，而是源于对种种迹象和痕迹的耐心探寻。理论家化身为侦探和猎人，时刻保持着警惕。知识的获得，就像有人突然揉了揉眼睛，惊讶地发现自己从商品世界那种迷人的“幻景”中清醒过来。
如果知识的关系，如同历史的关系一样，并不是序列与连续性的关系，而是吸引与引力的关系，那么这也就决定了一种特定的知识风格与形式：引文、拼贴、蒙太奇——它们同样打破了时间的那种抽象连续性。
或许可以补充一些关于语言哲学方面的内容（但这既困难又抽象），或者探讨本雅明/阿多诺关于艺术作品在机械复制时代意义的论战来进一步理解。
狩猎场
城市是此次搜寻的首选之地，同时也是所谓的“战场”。在沦为丛林的城市里，一切联系都被切断。尸体消失，罪犯遁世隐匿。留下的只有碎片和残片，而这些正是调查的素材。
城市的结构如同语言一般：它的身体被商品的象形文字所刺青，而这些街上的通道，则是“专为淫欲而设的，完全是为了唤起欲望而设”〔ii〕。
这里的一切都围绕着商品的谜团展开，它蕴藏着一种原始罪恶的秘密。首先是卖淫，它是“身体作为商品”的隐喻。时尚，是对新事物病态的模仿，被困于商品的永恒轮回之中。最后是废弃物：这些可笑的残骸，从易腐烂的商品中升格为独特的艺术品得以重生，“脱离其原本功能”〔iii〕，摆脱了使用和交换的奴役，也从日常生活的琐碎中解放了出来。
在这片丛林中，救世主是一位拾荒者，他不知疲倦地将遗忘之物装满行囊，因此没有什么东西会被鄙视或遗弃；而英雄则是一位独特而忧郁的漫游者，一位潜在的侦探，在茫茫的旁观者人群中脱颖而出。
未启蒙的欧洲
瓦尔特·本雅明在1939年4月的一封信中写道〔iv〕：“威胁我在欧洲处境的那些因素，很可能也会使我无法移居美国。”本雅明隐约意识到，前往美国将是不可能的就像前往巴勒斯坦是不可能的一样。“以我的知识和能力而言，美国是否比欧洲更适合我呢？如若不是的话，那就更少了”这句话无需解释。最后这句话也无需解释：“如果我能在那里提升我的知识和能力，同时又不放弃我已取得的成就，那么我会绝不犹豫的迈出那一步”（1933年6月的信〔v〕）。
不是物质上的不可能，而是精神上的不可能
瓦尔特·本雅明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欧洲人”，却身处一个正在崩塌的欧洲；他是启蒙时代的欧洲人，却活在一个灯火逐渐熄灭的时代。汉娜·阿伦特写道，他“精准得像个梦游者”，他的笨拙总是将他引向不幸的中心，或者任何可能潜藏着此类不幸的地方〔vi〕。肖勒姆预言道：“你的人生结构决定了：你的归宿，往往不会是你最初设想的目的地。”〔vii〕
他自身承载着一种“漂流者”的命运，而这正是他自己曾经描绘过的形象：“一个遇难者，攀爬到一根正在崩塌的桅杆顶端，在残骸上随波漂流；但正是在那里，他仍有机会发出信号，等待被拯救。〔viii〕
因为他，如同夏尔·佩吉（Charles Péguy）一样，是一个“不合时代的人”。像他笔下的“天使”一样，他抵御着那股将他从乐园中吹离的“进步风暴”。
参考文献：
i 瓦尔特·本雅明：《拱廊计划》（The Arcades Project），剑桥（马萨诸塞州），2002年，第457页。
ii 瓦尔特·本雅明：《拱廊计划》，第828页。
iii 瓦尔特·本雅明：《拱廊计划》，第204页。
iv 格尔肖姆·肖勒姆（编）：《本雅明与肖勒姆书信集（1932–1940）》
（The Correspondence of Walter Benjamin and Gershom Scholem, 1932–1940），纽约，1989年，第251页。
v 格尔肖姆·肖勒姆（编）：《书信集》，第60页。
vi 瓦尔特·本雅明：《启迪》（Illuminations），纽约，2007年，第7页。
vii 格尔肖姆·肖勒姆：《本雅明：一段友谊的故事》
（Walter Benjamin: 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费城，1981年，第161页。
viii 格尔肖姆·肖勒姆：《本雅明》，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