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丹尼尔·本赛德 丹尼尔·本萨义德论马克思主义如何当代化？ （2006年12月 《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 Viewpoint）2010年10月号刊登了俄国学者韦伯瑞特于2006年12月对法国著名左翼思想家丹尼尔·本萨义德（Daniel Bensaïd, 1946-2010）的访谈，题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昨天和今天》（Marxisms, theory, yesterday and today）。丹尼尔·本萨义德回答了韦伯瑞特的如下提问：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哪些部分显然已经不再适用了，哪些部分今天仍然一如既往地重要？马克思主义者在今天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有哪些？最近10年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有谁？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作用有多大？劳资矛盾是否不再是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方式该如何调整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本萨义德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我们了解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看法有参考价值。访谈主要内容如下。
1．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哪些部分显然已经不再适用了，哪些部分今天仍然一如既往地重要？我想从区分“遗产”概念的细微差别来开始我们的谈话。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遗产，而是许多遗产：一种“正统的”（政党的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和许多种“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种科学的（或实证的）马克思主义和一种批判的（或辩证的）马克思主义；还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寒流”和马克思主义“暖流”。这些都不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读和阐释，而且是时常为敌对政治提供支撑的理论建构。正如德里达经常强调的，遗产不是一个可以递送或保存的事物，真正重要的是遗产继承者与遗产之间的关系——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 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什么东西已经不再适用了呢？ 首先，我想谈谈某种类型的社会乐观主义，即这样一种观念：资本主义的发展会自然而然地导致一个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集中、越来越有组织、越来越觉悟的工人阶级的产生。一个世纪的经验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阶级的分化程度。被剥削阶级的联合和统一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给予，而是某种需要奋斗和建设的东西。 其次，我认为，我们必须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的消亡这一观念重新进行一种严格的考察。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当马克思写下这些词时，它们所包含的含义并没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意义。那时，在启蒙运动的词典中，“专政”一词是与“暴政”相对立的一个词。它意指罗马的一种令人尊敬的制度——一种被赋予的在有限时间内使用的特殊权力，而非一种无限制的独断专行的权力。显然，随着20世纪各种军事和官僚独裁的出现，“专政”一词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清誉。尽管如此，对马克思来说，这个词意味着某种全新的东西：它是首次建立在多数人基础上的一种特殊权力。在马克思自己的词汇中，巴黎公社代表着此种特殊权力的“最终被发现的形式”。因此，我们今天应该谈论巴黎公社的这种经验（以及一切形式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并不是指一种特定的制度秩序。相反，它具有一种战略性含义——它强调的是一种断裂：一种旧的社会法律秩序和一种新秩序之间的断裂。他在《资本论》中写道：“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1]从这个观点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特有的国家形式。 最后，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马克思可以做（或者实际上就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或者可以做一个优秀的哲学家，但却是一个平庸的政治家。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相反，我认为马克思是一个政治思想家，只不过不是那种教授所谓的“政治科学”的政治思想家——在那里，政治学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和制度性的事情。除了英国，当今在欧洲几乎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的政府议会体系和政党。马克思把政治看作一种事件（战争和革命），看作一种形式的创造。它就是我所说的“被压迫阶级的政治”——那些被排除在国家范围之外的人的政治：资产阶级思想将政治贬低为专门的政治学。这种看待政治的不同途径今天仍然很重要，我们不能忽略马克思思想中的盲点。这些盲点会导致在特定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还有法律！）的快速消亡前景之间抄近路。在我看来，这种抄近路在列宁那里（尤其是在《国家与革命》中）非常明显，这对我们思考过渡时期的制度的和法律的向度没有什么好处。20世纪的所有社会实践，都迫使我们思考政党、社会运动和国家制度之间的差异。 至于马克思主义遗产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在于他的《资本论》及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一种对资本的深层的社会破坏性的理解，资本的这种社会破坏性乃是资本的客观逻辑。这也是市场全球化的逻辑。马克思见证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全球化——交通和通讯的发展（铁路和电报），城市化和金融投机，现代战争和“屠杀工业”。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相似的时代——新技术革命（互联网和航天）、投机和丑闻、全球性的战争，诸如此类。但是，大多数新闻记者都非常乐于描述这种表面现象，马克思的批判却有助于我们理解其背后的逻辑，即世界范围的生产和资本的加速积累。它有助于我们抓住危机的根源：一种普遍的危机，因为价值规律——它将一切财富都还原为商品的积累，它根据抽象的劳动时间来评价人和事物——使人越来越“痛苦”（这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使用的词）这一事实。其结果是劳动和技术的有偏向的合理化导致全球性的不合理不断增长。社会危机（生产力的提高导致排斥和贫困，而不是自由时间）和环境危机（几百年来，通过瞬间发生的市场“裁决”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裁决”来管理自然资源是不可行的）是这方面的显着证据。 这种社会危机和环境危机威胁着这个星球和人类的未来，危机背后隐藏着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内在局限性。在一个劳动社会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的时代，世界的私有化（不仅仅是工业的私有化，还有服务、空间、生命形式和知识的私有化）变成了一种发展和需要的满足的断裂。与此相反，对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的愿望、提供免费商品和服务的场所的数量的增长，以及为地球和人类创造公共品的要求（如能源、土地、空气和知识的获得），都表达了对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的需求。 2．马克思主义者在今天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有哪些？我想谈谈我们必须致力于而不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理论的，而且也是实践的。如果解决的办法被发现了，那么它们会是千千万万人的经验和想象的结果。另一方面，还有鉴于一个世纪的经验而必须重提和继续努力解决的问题，这些经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们都不曾想象到的。 首先是生态问题。马克思确实提供了一种对抽象的线性进步概念的批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第1页中），并且论证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框架内取得的任何进步，都有其破坏和倒退的一面（在《资本论》关于农业的论述中），但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都没有真正开启这一概念。他们反对马尔萨斯主义倾向的论战逻辑驱使他们把解决问题的赌注押在充足的世界资源之上。科学知识的发展提醒我们注意环境的不可逆转和不成比例的危险。今天，没有人知道人们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平衡所造成的伤害，能否有朝一日得到修补。因此，我们必须纠正那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傲慢自大——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当人是一种“自然存在的人”时，他首先是一个自然存在物，因而他的生存依赖于生态环境。正如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因为其它领域所做的研究工作（如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所做的研究）而得到了丰富一样，近年来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关于“社会生态学”方面的重要工作——这些工作得到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启发（美国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法国的让-玛丽·阿利贝[Jean-Marie Harribey]和米歇尔·胡松[Michel Husson]，以及其它许多学者）。 其次，我认为考虑到在特定时空条件中——政治就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内发生的——发生的变化的重要后果也是很重要的。关于时间问题，有大量的理论文献，既有关于经济时间方面的（周期、资本周转、社会指数等等），也有关于社会时间的不同范畴之间的差异的（或者马克思自己所说的“意外事件”和布洛赫所说的“同时代人的非同时代性”）。也就是说，在政治时间、法律时间和审美时间的清单上，我们现在必须加上生态时间的范畴。另一方面，除了亨利·列斐伏尔的开创性工作，社会空间的生产只得到了极少的理论关注。但是，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空间尺度的重组，一种权力位置的重新分配，以及各种不对称的综合发展的新形式。大卫·哈维已经表明，马克思曾经涉猎过这些领域，他详细论述了马克思的工作与理解当代帝国主义的统治形式的关联性。帝国主义的这些统治形式远非只是创造了一种同质的“平滑空间”（如托尼·耐格里所认为的），这种统治形式使加速资本积累的不平衡发展持久存在，并利用这种不平衡发展。 第三个主要主题是关于工作及其变形的，这可以从劳动力的管理技术（涉及机械化）的角度来看，也可以从重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关系的角度来看。20世纪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财产关系形式上的转变并不足以终结工作中和工作造成的异化。有人已经从这里得出这样的结论：解决的办法将会在“工作的终结”中找到，或者会从漂离（或飞离？）必然王国中找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着对劳动概念的双重理解：一种是广义的人类学的理解，它标示自然界和人类之间的转换（或“新陈代谢”）关系；另一种则是比较专门的或狭义的理解，它把劳动理解为强迫劳动，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中的雇佣劳动。关于这种狭义的劳动概念，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将我们的目光贯注在解放劳动之上，即将我们自身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社会化收入为的是使雇佣劳动消亡。不过，就“劳动”作为占有和改造一个给定的自然环境的活动而言，我们不可能取消“劳动”（即使我们给它另一个名称）。因此，必须设想出某种使得人的活动成为创造性活动的方式，因为，一个生命要自由和得到满足，但其工作却是异化的，这终究是不可能的。 第四个主要问题是改造世界的战略（多种战略）问题。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崩溃，在短暂的兴奋和陶醉之后，自由市场的巨大承诺很快失去了信誉。我们每天所看到的，都是由“未被扭曲的”市场竞争造成的大规模的社会和环境破坏的事例。永久性的战争和相互排斥状态是这种历史性危机合乎逻辑的产物。全球替代运动的诞生标志着一种对失败的承认：世界不是用来买卖的；世界不是一个商品；如此等等。在通常认为的资本主义获得确定性的胜利（福山称之为“历史的终结”）15年之后，认为这个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世界是非人性的和难以接受的观念，现在正在普遍蔓延。同时，尽管如此，在关于这个世界应该以何种方式得到改变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诸多疑问，不管此种方式为何，它都不会复制20世纪社会主义的失败。在不抛弃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思想的情况下，我们的任务就成了一个深入思考这个体系的诸多矛盾以及这些运动和力量的多样性的问题，一个深入思考它们的联合的问题，一个深入思考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互补性（而非相互吞并）的问题，一个回到关于霸权和统一战线的未竟争论的问题——这是第三国际的争论和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所讨论的，一个加深我们对政治公民和社会公民之关系的理解的问题。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一个只有在新的斗争经验和组织经验的帮助下才能取得进步的任务。 不可否认——这一点已经包含在上述一点之中——这意味着要努力解决现代社会的普遍的官僚主义问题（及其植根于劳动的社会分工的深层根源）。一种肤浅的想法是，官僚主义只存在于文化落后的社会之中，或者，官僚主义来源于特定的组织形式（诸如政治团体）。实际上，社会越发展，它所产生的官僚机构的形式就越多：国家官僚机构、行政官僚机构、知识和技术官僚机构。社会团体的组织（如工会和非政府组织）比政治团体更为官僚化。相反，政治团体（无论你把它们叫作政党、社团还是组织都没有关系）可以成为共同抗拒金融腐败和由媒体操控的选举（倘若媒体组织也是一种官僚主义的新形式的话）的手段。因此，需要深入思考这样的方式，在其中权力和政治能够被非专业化，限制任何人同时担任的公职的数量，取消物质上和道德上的特权，注意责任部门人员的轮换。没有一劳永逸的灵丹妙药，这些都不过是追踪和限制官僚主义倾向的措施。真正的长久之计需要劳动分工的根本变革，以及强制劳动时间的大幅度削减。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为从事此类问题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这些资源通常不为人知，或者被忘却了）。不过，在其它一些批判性的思想倾向中也可以找到重要的智力工具——无论是在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性研究、后殖民研究中，还是在心理分析学中。如果我们想往前走，那么我们就必须与弗洛伊德、福柯、布迪厄以及许多其它人打交道。 3．最近10年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有谁？确定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荣誉榜或者一个前十名单，是没有意义的。首先，由于智力劳动的社会化和文化水平的全面提升，“思想大师”和“智力上的巨人”（像萨特和卢卡奇那样的人在他们的时代仍然可以这样叫）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有了。这是好事——是智力生活和理论争论民主化的一个标志。但这种情况也使得列出一张当代伟人的名单变得困难和不准确。另一方面，在各种领域和学科中，有许多工作和研究都得到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从语言学到经济学，更不用说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等等。人们不得不在名单上写下很多名字，因为当“全能知识分子”成为一种幻想时，“集体知识分子”就获得了进展。 还有另一个原因使得对你的问题做出详尽的答复很困难。当你列出一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人物——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潘涅库克（Pannekoek）、饶勒斯、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葛兰西——时，你很快就会认识到，他们都是社会运动团体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政治活动家。世界范围的、斯大林主义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倒退和失败，产生了理论与实践的一种持久分离。在1970年代佩里·安德森所写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中，这一问题是核心。为了保护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活动的自由，知识分子——只有少数令人尊敬的例外——坚持一种远离政治担当的安全立场；而当他们选择政治担当的道路时，就常常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良心和理论工作。法国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史，是这一悲剧的一部编年史。这就是发生在保罗·尼赞（Paul Nizan）、亨利·列斐伏尔、超现实主义者、皮埃尔·纳维尔（Pieere Naville）、阿拉贡和许多“同路人”身上的事情。在1960年代，阿尔都塞走到了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建立一种严格的劳动分工的地步，为的是让理论研究从政党监管和正统观念中摆脱出来。 今天，我们可以希望从这段黑暗时期走出来了。另类全球化运动（又名反全球化运动）是一个机会，复活的社会运动和生机勃勃的理论研究——免于政党的检查和烦恼——重新汇合的机会。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机会。 4．关于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作用问题这个问题太过巨大，它是如此众多的争论的主题，不是我们在简单的问答中可以处理的问题。我只能将自己限定在一些一般性的评论上。在19世纪，为了获得民族和社会的解放，德国人、意大利人、甚至是俄国人，都需要辩证法的批判。在同一时期，随着1848年6月的事件和后来的巴黎公社，法国保守的意识形态为了保护国家摆脱辩证批判，做了它可以做的一切事情。在法国，“偶然遭遇的地下唯物主义”——阿尔都塞在其最后的著作中优雅地提到它——甚至在马克思到场之前就已经失败了。从一开始，盖德和拉法格的“难以捉摸的马克思主义”就已经染上了实证主义的色彩。对这种牌子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要想从一种建立在定义之上的分类逻辑，转变到一种建立在决定之上的辩证逻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出色地展示过此种类型的决定——是困难的。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结构主义，在其最僵化的形式中延长了这种思想形式——把僵化的结构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把事件和主体性置于一旁。结构主义审视没有历史情境的结构系统，似乎在深思这一事实：即，思考这个世纪的历史变得越来越令人痛苦了。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30年代，胜利了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曾经为其做过一个官方的陈述——利用这一状况加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力，现在它已经教条化和神圣化了。这是对辩证法的第二次谋杀，是理论领域的一场热月政变。斯大林的小册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这一教条板上钉钉。从此以后，“辩证法”就成了一种正式的元逻辑，成了一种全天候的诡辩陈述。批判意识的辩证法（卢卡奇和柯尔施的）在这种专横的命令面前后退了。 理论内部的这种倒退与另一个进程相结合，尤其是在法国。在保卫理性和启蒙、反对蒙昧主义思想的神话的借口下，一种哲学中的大众阵线补充了政治中的大众阵线——它批准了一个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反法西斯同盟。这种为非辩证的“理性”所做的辩护，也是圣笛卡尔的方法对辩证的帕斯卡尔的方法的一次死后发生的胜利。卢卡奇勇敢地面对他的诋毁者，直到1926年，包括1926年的文章（最近重新发现的），他都在为《历史和阶级意识》及其“自发”和“意识”观念辩护。不过，即使如此，他还是继续写出了平庸的《理性的毁灭》一书（到了战后才出版）。与排中律相一致，官僚主义的反革命的胜利需要一种二元逻辑：“要么支持我，要么反对我，你别无选择。”不允许有两个阵营的联合战线的存在——哪怕是那种不对称的联合战线。这种恐吓和责备的逻辑造成了巨大的政治伤害（在前苏联干涉匈牙利、捷克、波兰的时代，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入侵阿富汗期间）。 我们也许正在见证辩证思想的重生。这是一个可喜的征兆，风向正在改变，否定的工作正在重新获得力量以对抗那种宣传广告政策——这种宣传政策指挥我们进行一种不顾一切代价的“肯定性思维”——同时对抗那种“一致同意”和“普遍和谐”的虚夸言辞。 第一个原因是历史的。过去一个世纪的悲剧，使我们不再能在顺风顺水的单向进步中悠然自得而忽视本雅明关于进步和灾难的可怕辩证法了。在世界变化不定的情况下——这是我们过去20年所看到的——这一点尤其如此。对辩证法的这种需求，在对一种批判的生态学的需求上也得到了表达，这种生态学能够调解两种极端——既反对市场驱动的全球化的那种乐观主义的老生常谈，也反对那种神秘生态学的蒙昧主义倾向。 还有一个辩证逻辑范畴的重建问题，要围绕混沌理论、系统理论、综合性复杂因果关系、生命和发生秩序的逻辑进行的科学论证，来重建辩证逻辑的范畴。如果我们在不同领域之间移动时小心谨慎地前进，那么这个问题就需要不同领域的研究之间的一种新对话，需要一种辩证逻辑的新检验。 我们迫切需要从整体性角度深入思考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变化，以便理解晚期帝国主义的新角色，以便对这个越来越不平衡地发展的星球进行政治干预。 我们迫切需要从社会时空的非连续角度来深入思考这个世纪，将非同时代性和意外事件概括为一种特定的政治时刻——而不是懒惰地按照“之前”和“之后”的直线时间顺序范畴来思考（例如后资本主义、后共产主义等等滥调）。 我们迫切需要从发展（用托洛茨基的术语来说是“新生者超出旧物”）的角度来思考是什么构成真正的进步——以与那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和“积累”相对立；列斐伏尔在他那个时代曾经批判过这种“没有发展的增长”。 最后，冷战的消失和诸多冲突复杂的相互作用迫使人们走出要么是资本主义“阵营”要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二元逻辑，重新提出被排除在外的第三项，作为在诸多冲突中——诸如那些我们在巴尔干半岛和波斯湾所看到的冲突——找寻其战略方向的一种方式。 对既定事实的盲目崇拜者来说，它是一个障碍。它意味着“不的哲学”、否定的工作、整体性观念以及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上做的哲学笔记中赞扬的不可预测的“跳跃”。 因为对辩证法的这些攻击的最终目标是“革命”本身。写作《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和《列宁：其思想统一性的研究》（1924年）的卢卡奇对此理解更深。当然，这些著作是在危机年代的风暴中心写成的。 5．劳资矛盾不再是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吗？看待这个问题有许多方法。你所说的这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通常植根于一种观察：即在发达国家的职业人口中，工业无产阶级的比例相对下降。这种下降是真实的（在法国，这种比例从33%下降到了25%），不过，我们仍然在讨论这25%；从全球来看，城市无产阶级在规模上实际上是增长的。 比例下降的印象，甚至是无产阶级消失的印象，通常是由一种关于社会阶级的有局限的定义提供的。无论如何，对马克思来说，这不是一种关乎阶级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事情，而是一种关乎动态的社会关系的事情——因为阶级只有在斗争中才存在。如果你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关系、工资的形式和水平、工人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的地位来看，那么，绝大多数第三产业中的工人（包括越来越多的妇女），根据马克思使用“无产阶级”这个词的原初含义，都属于无产阶级。《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讨论的巴黎的无产阶级，不是工业无产阶级，而是那些从事更广泛的作坊形式的工艺品生产的工人。因此，人们会轻易地把阶级组织和阶级意识的削弱（这是政治和社会失败的一个结果）误认为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不可改变的衰退。这说明，我们必须关注造成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和阶级意识衰退的现存障碍：私有化和社会生活的个体化，劳动的灵活化，工作时间和支付形式的个人化，失业的压力和工作的不安全性，制造业的分散和生产组织中的变化，诸如此类，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尽管如此，劳资关系仍然是当代社会的核心关系。另一方面，我不太愿意使用“主要冲突”这个词，因为这个词会将其它矛盾降至“次要”地位。我认为存在着一系列矛盾，它们不是相同的时间性领域的矛盾，而是紧密交织的、多因素决定的一系列矛盾：两性关系，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矛盾联系起来。 为什么工会、女权主义团体、环境保护组织和文化团体都自发地辐辏到“社会论坛”中？这是因为所有这些不同矛盾的拱形统一力量是资本本身，以及弥漫在社会整体中的普遍的商品化。不过，这种辐辏必须以尊重不同的社会运动团体的方式来进行。 再者，在此问题中还有意识形态斗争的因素。当人们看到社会关系不能简单地从它们的自然状态方面来获得，而是要通过表现（意识形态的）方面来建立时，他们可以与布迪厄这样的社会学家意见一致。尽管如此，这些表现仍然必须以某些真实的东西为基础。关于用阶级术语来表现社会生活，存在理由充分的论点——既有理论方面的，也有实践方面的。 这确实是非常有趣的：人们经常怀疑无产阶级的存在，但当谈到雇主和资产阶级的存在时，他们却从不怀疑。人们只要检查一下利润和租金的分配，就可以确证后者的存在！这里有一个清晰的论题，它也涉及对阶级斗争的现实存在的坚持：这就是在不同的种族、民族、宗教等等中缔造团结的问题。种族和部落冲突、宗教战争、社区冲突的急剧上升，考验着那些现在决定把阶级斗争从他们处理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的方法中驱逐出去的人们。确实，这种巨大的退步已经在今天的世界中发生。阶级斗争的国际化确实是国际主义作为被压迫阶级对市场驱动的全球化之回应的物质基础（而不仅仅是纯粹的道德基础）。 6．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群众的社会运动之间的结合点是什么？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关于资本积累的批判）在其核心上仍然是解决自由市场全球化及其后果问题的最有效工具。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或现实性在于资本本身。实际上，绝大多数社会运动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发，无论它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范畴对我们当代世界的知识的渗透程度，即使在其诋毁者那里。1993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这不是一个值得欣喜的年份——哲学家德里达用以下表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相关性：“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是“反对”或“超越”——而不可能“没有关系”！单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足以获得对现代社会的理解，但它却是任何诸如此类的努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矛盾的是，那些说马克思是昨日黄花的自由市场的理论家们，除了提议回归古典经济学和17世纪的政治哲学以及回归托克维尔之外，别无上策。马克思确实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沾染了那个时代的科学和进步中的许多幻想。但是，考虑到他所承担的批判的目标——资本积累及其逻辑——的本质，他超越了他的时代，并且展望了我们的时代。正是以此种方式，马克思仍是我们的同代人——他比所有那些刚出现就过时的虚假创新更年轻、更富吸引力。 7．社会主义运动团体是否比政党更有利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我们必须就“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团体”的含义达成一致意见。在接受了一个世纪的可怕悲剧和失败之后，我们很可能处于重建解放运动的一种理论和实践的开端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有时候感到自己是在从零开始。像巴西劳工党这样的政党——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军事独裁倒台之际，是20世纪70年代快速工业化的产物——当时类似于“一战”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它具有相同的群众性特征，其意识形态多样性也差堪比拟。不过，我们现在是处在21世纪的开端，无法绕开21世纪的持久影响。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巴西劳工党经历了一个急速官僚化的过程，陷入了矛盾网络——主要是各种力量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之中。 当涉及组织反抗和针锋相对的斗争时，社会运动团体最初显得比政治类型的组织更有效、更具体。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经验阶段的开端，没有这种经验就什么都不可能。无论如何，马克思因为其同代人的“政治幻想”而批评了他们，这种政治幻想意味着相信确保公民权利和民主自由就是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同样地，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社会幻想”的问题，这种“社会幻想”认为政治的替代选择的缺席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只能永远抗拒而不能结束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终结”的“左翼”版。不过，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如此深远——它所具有的对人类和这个星球的未来的威胁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产生了一种对替代机会的急迫需要。 在此，我们忽然想到了政治战略的问题。我们要么严肃地为这样一种替代机会而战斗，要么满足于给现存的社会自由力量施加压力，后者“左”的因素越来越少。后一种途径是火上浇油的方法。创造一种真正的替代的机会需要耐心、信心和没有宗派主义的坚定。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会受到毫无意义的冒险的严重伤害，受到不断重复的失望的严重伤害。这是一个漫长的征途，因为我们不得不攀登的斜坡非常陡峭和凶险。 至于建立一个国际性运动的问题，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有人将今天的“另类全球化运动团体”与第一国际初期相比较，第一国际在初期只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工会、社会团体和政治流派的集合。二者确实存在一些相似之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肯定方面，是它鼓励各种社会运动团体的国际聚会（正如19世纪的世博会为人们的聚会提供了机会，从而产生了第一国际一样）。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差别。在此，我们可以再次看到20世纪的持久影响力；20世纪的经验所产生的政治分歧和政治派别不可能一夜之间就销声匿迹。我们不能触碰重启开关。这就是为什么“社会论坛”这样的聚会和集结是积极的和必要的原因。没有人可以预测从它们之中会出现什么。那有赖于目前进行的政治经验和斗争——如拉美和中东进行的那样。这种最初的重建阶段还远未结束。这一进程在亚洲和非洲有待进一步展开。不过，运动成熟的条件和证据在于其在行动中保持统一的能力，在于其在不给必要的政治讨论强加限制和审查的前提下仍能进一步成长的能力。显然，反抗（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现在正在渐近尾声。“不夺取政权而改变世界”这句话曾经激发了一定程度的兴趣（尤其是在拉美，但不仅仅是拉美），但它很快就无人问津了。这是因为，今天的任务是为了改变世界而夺取政权。在拉丁美洲，很难想象举行一届“社会论坛”会避开政治导向问题，会拒绝画出一张巴西人、委内瑞拉人、玻利维亚人和古巴人的政治经验得失表。很难想象一个欧洲人的“社会论坛”居然不讨论一种对自由市场和帝国主义的欧洲联盟而言的替代选择的需要。 一个政治派别用它自己的历史和组织结构来为自己的记忆和目标辩护，这与它为这些社会聚会作出贡献不存在任何矛盾之处。相反，这种方法是对联合各种不同力量的运动的完美补充，是在它们内部达到清晰和尊重的一个先决条件。在公开场合试图掩盖它们的政治身份的那些政治派别，常常是最被操纵的那些派别。我们应该在不失去已经学到的教训的线索的前提下，总是保持一种接受新发展的态度。 8．资产阶级怎么可能容忍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学中存在？这个问题关系到社会中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教育领域不是一个与社会矛盾分离的封闭空间。实际上，学院和大学扮演着双重角色，主导性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这是无疑的；同时还要承担知识的创造和传播任务。因此，这些公共机构沉浸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关系中。1968年前后，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大学中非常盛行（尽管我们不应该夸大其词，猜想在法国有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黄金时代”）。但确实有教学和研究的自由空间。这种已获得的相对的胜利成果是不可逆的。其实，由于20世纪80年代自由市场的反攻，学术常态和教学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恢复。这一点可以从大学的课程设置、评价方法、预算管理中看出来。不过，仍然存在一些自由空间。例如，在设置讲授的课程方面，每年都是自由的。今年，我再次开了一门《资本论》选读的课程（我已经15年没这样做了）。我还有一门关于全球战争和永久性例外状态的课程，一门关于全球化和国际法的哲学课程。问题是，20世纪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代”正在退出历史；比较年轻的一代都通过福柯、布迪厄和德勒兹学到了批判性思维，这当然是好的。 显然，相对自由在大学中的存在直接依赖于大学围墙之外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一旦局势变坏、社会运动遭受失败，你就能在大学里感受到事情的结果。但这是一场在大学内外不得不进行的战斗，因为创造一种非官方的、大众的、基于社会运动的教育渠道也是可能的。 注释 [1] 《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 原文连结：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1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