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大卫·格雷伯 -> 《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2018）
【导读】米虫人生的代价
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何明修
在低薪化与非典型劳动盛行的当今社会，事少轻松的工作恐怕是许多人所梦寐以求的。你只要付出很少的努力，就可以坐享比许多辛劳基层劳工更优渥的待遇、更稳定的就业保障，这种爽缺肯定会是就业市场的热门首选。很多人可能认为，这种好康的凉缺只会在被认为没有效率的公部门出现，私人企业有营利压力，不会容忍人事冗员之情事。要不然台湾为何到处可以看到考公务员、考国营事业的补习班，却没有补教名师可以教人如何考进台积电？难道，那些有志「拥抱公职」的考生真的是充满了满腔热血，想要贡献国家吗？米虫人生虽然可耻，但却十分管用。
著名的英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Bullshit Jobs）一书打破了这样的刻板看法。无论其待遇如何，事少的工作往往缺乏意义，不仅剥夺了当事者的满足感与成就感，他们还必得费力假装忙碌，或甚至瞎忙于一些琐碎无聊的细节。当然会有人为了维持生计，愿意忍受这些不断否定自我存在感的工作，但是格雷伯强调，也有不少人宁愿为了自我尊严与自我实现，而决定放弃这些职位。
政府部门的「铁饭碗」当然是传统的凉缺，以往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计划经济，其结果是效率低落与浪费。「他们假装付我们薪水，我们则是假装工作」是广为流传的笑话；不过，格雷伯特别指出，同样现象在当代资本主义仍是明显可见，而且私部门才是晚近凉缺迅速扩张的主因。自动化减少了生产线上所需要的劳工，新增加的职位是属于管理、行政、监督的性质。营业版图的扩张越来越不是招揽更多的基层生产性劳工，而是僱用更多的客服、公关、营销、法务等专员。金融资本主义的到来，也使得越来越多人是靠提供规划、咨询、稽核等充满象征符码的服务为生。换言之，实质做事的人并没有增加，反倒是越来越多人在一旁摇旗吶喊、敲锣打鼓；其实没有这些「不事生产」的工作，社会也不会面临匮乏。
格雷伯将这一类的凉缺称为「狗屁工作」，因为它们是没有实质贡献，也是没有必要性的；重要的是，当事者都是心知肚明，且基于种种的理由而配合演出。根据英国民调，有三成七的受访者坦诚自己的工作是没有真正作用，因此格雷伯估算当代社会约有四成的工作是属于这一类。狗屁工作包括一些点缀性质的门房、电梯操作员、公司接待人员、行政助理。除了这些日常例子之外，看似需要专业能力的公关、营销、法务、会计人员也被他胪列其中，原因在于私人企业招聘这些职缺，不是反应内部的需要，而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有这样的部门。《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一书精彩之处在于，格雷伯收集了各行各业从业人员的真心告白，等于是现代职场的大揭露。
无论是在蓝领或在白领，这种「狗屁工作」都快速蔓延，甚至一些原本具有生产性的工作，其从业人员也得花更多时间投入纯粹为应付上级的表面工作。格雷伯在伦敦政经学院任教，他也举了许多大部分学院工作者都熟悉的情境：大学里行政人员成长的幅度远超过教师，教授越来越多的时间投入撰写绩效评估、申请计划、成果报告，而不是从事实际的教学与研究。虽然格雷伯没有提到，但警察、消防员、医护人员等也面临相同的现象：不断滋生的表单、更严格的评鉴、更加密集的实地访察等「业务」，甚至取代了最首要的「勤务」。工作表现不再是关于你真正做了什么，而是督导人员看到了什么，这样一来，上班时间越来越像一场真人实境秀，重点在于迎合上级的期待，实际的产出反而成为次要的考虑。
格雷伯发现，「狗屁工作」的登场导致薪资与其社会贡献成反比的现象。如果没有清洁工人、公交车司机、保姆、幼教老师，现代社会社就无法运作，但是这些「非狗屁工作」却往往待遇微薄。相对地，如果少了一些营销高手、公关大师、王牌律师，或许我们可以减少无谓的过度消费、不实广告、滥兴诉讼。事实上，有些「狗屁工作」反而是误国误民。二○○八年的金融海啸之所以爆发，起因即是过度的金融化，一些不良授信的债务被包裹成为投资理财的商品，而信用评等、金融监理、理专人员都将应有的把关工作当成无关紧要的文书作业，彼此相互放水，马马虎虎，才酿成如此大祸。
在《债的历史》一书，格雷伯从非洲民族志谈到当前的债务危机，他试图证明债不只是一项经济的范畴，而是与人类的伦理观念紧密连接。追根究柢，我们的经济生活不应被视为一种自成一格的专属领域，完全由供给与需求定律所决定。相对地，人类学出身的格雷伯采取了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的观点，认为人类生产、交换、分配等经济行为其实是座落于广大生活的一环，也同样受到其道德规范的约束。也因此，如何看待事少轻松的凉缺，当事人的想法不会只是计较其物质回报，也会考虑相关的精神代价。米虫工作或许是付出最少、收益最多的选项，但诚如本书所强调，废材工作的结果就是废材人生，许多人宁愿选择去拥抱更真实的自我。
从相同的道德经济观点出发，《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强调当代工作被加诸了各种道德的意涵，有一份工作并投入工作，被视为是积极正面的人格之展现，无论其工作到底带了何种贡献。瞎忙可能伤天害理、误国误民，但总被认为是比终日悠闲、无所事事更好的选项。也因此，政治人物总是在竞选时打出「创造就业」的口号，他们不会在意更多的工作是否真正提升整体的福祉。
格雷伯是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其成名之部分原因在于他亲身参与了二○一一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无政府主义者向来认为国家是压迫人民的工具，而无法带来真正的解放，《为什么上街头》的读者应该都清楚他的政治倾向。在本书最后，格雷伯主张要避免狗屁工作的危害，可以从降低工时与无条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着手，如此一来，就不会有人被迫去从事那些害人害及的工作。不过，这两项诉求是否有可能不透过国家的法律与政策而达成，这本身就充满了疑问。
「狗屁工作」一词的确是点出许多人觉得工作很「废」的心声，读完这一本书，一定有很多读者觉得本书非常中肯，讲出自己深刻体验的心声。但除此之外，这个词汇是否有增进我们既有的知识理解，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本书所列举的例子而言，我认为至少可以再细分三类。首先，从古时候的王公贵族到现代的商业大亨，他们的公开与日常生活本来就是被一群随侍人员所包围，而他们所负责的不外乎是仪式性的狗屁工作。其次，现代的科层体制采取层级负责、业务分工的组织原则，因此免不了冗长的公文旅行，这可以姑且称之为官僚性的狗屁工作。最后，随着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增加，各种专业知识滋生，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专家协助各种公私部门的治理。而专家治理的问题即是，我们无法直接知道受委托专家的实际表现，只能另外再请专家再来评估其成效，如此即是创造出许多专家性的狗屁工作。
或许更细腻地拆解与分类上既有的凉缺，而不是将其一股脑儿称为「狗屁工作」，才能进一步解答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只要有社会不平等，仪式性的狗屁工作就很可能永远无法根除，这是炫耀性消费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彰显某些人属于高等人，有别于芸芸众生。透过更理性化的管理，官僚性的狗屁工作或许可以被减少或避免，毕竟这违害了组织运作的效率，也是领导者所关切的事项。我个人认为，最难处理的即是专家性的狗屁工作，因为我们必得依赖专家提供各种最新的专业知识，但是我们又无法避免专家之间会产生共谋，联手剥削社会公众。面对这种困境，我们得深入推动科技民主化，要求专家真诚与公众对话，以增进其决策的可课责性。如此，「狗屁工作」的问题才能有积极解决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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