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大卫·格雷伯 -> 《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2018)
第二章 狗屁工作有哪些?
我的研究找出了五种狗屁工作的基本类型。本章会逐一描述,勾勒其核心特征。
先稍微交代一下这份研究。我从两大批资料取材。首先,二○一三年的专文〈论狗屁工作现象〉发表后,不同国家的数家报纸都以投书形式刊登该文,也有几个部落格转载。这催生了大量在线讨论,过程中,许多参与讨论的网友都援引个人经验,谈论他们认为荒谬绝伦或格外无谓的工作。我下载了其中一百二十四则,并花了点时间耙梳。
第二批资料则是积极征求来的。二○一六年下半,我创了一个电子邮件账号,专门用于本研究,并用我的推特账号敦请网友,若有目前或曾经做过狗屁工作的人,请将第一手见证寄来。注42回应之多出乎我意料,最后有超过二百五十则这样的证言等着我整理;短则一段、长则有十一页的专文,详述数段狗屁工作的始末,还推敲产生狗屁工作的组织或社会动力,又描述其社会和心理学上的效应。这些证言多半来自英语系国家的公民,不过我也收到来自欧陆、墨西哥、巴西、埃及、印度、南非和日本的证言。有些读来触动人心,有些甚至不忍卒读,让人绝倒的更不在少数。不消说,几乎所有回应者都坚持隐去其名。注43
梳理回应,删去离题的材料,我得到了一个逾十一万字的数据库,按部就班标色编码。这样的结果不能满足大多数类型的统计分析之要求,但对质性分析来说却是罕见的丰富来源,尤其我还能对许多个案另行追问,其中有少数状况我甚至跟报导人进行了长篇对话。在这样的对话中,我首次提出本书各章将逐步推敲的关键概念,有时是我受对话启发而想出那些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堪称协作计划。下文的分类逻辑正是从这样的对话中直接发展出来的。与其说是我自己的凭空发想,我更乐意想成是一场进行中对话的产物。注44
注42:我的做法是建立一个电子邮件账号(「[email protected]」),在 Twitter 上面征求分享。Gmail不允许「bullshit」这个字出现在地址中,堪称迷人的老派。
注43:因此名字全都是杜撰的,我也避免点名任何特定的员工或地理信息,以免泄漏身分。举例来说,「康乃狄克州纽哈芬的一所著名大学」,或「总部设在英格兰达文郡的一家小型出版社,为柏林的一家财团所有」。部分案例中,我更动了这类细节;其他案例则直接略过。
注44:除非另行说明,否则接下来的引文全都取自这个数据库。我让引文大致维持我收到时的面貌,只做了一些轻微的编辑——将缩写改成完整的词、调整标点符号、些微文法或风格的细修,以此类推。
五大类狗屁工作
没有万无一失的分类逻辑。而且若划分方式不同,每种划分方式都能揭露不同的面貌。注45只是,经过这番研究,我发现把狗屁工作的类型拆成五大类最实用。我称这五大类狗屁工作为:帮闲(flunky)、打手(goon)、补漏人(duct taper)、打勾人(box ticker)和任务大师(taskmaster)。
让我们逐一探讨。
注45:我注意到一则BBC〔英国广播公司〕的影片,将「无谓的工作」分成三种类型:「工作时没工作做」、「管理阶层的经理人管理经理人」和「负面社会价值」。“Do You Have a Pointless Job?,” BBC online, last modified April 20, 2017, www.bbc.com/capital/story/20170420-do-you-have-a-pointless-job
一、帮闲在做什么
帮闲工作之所以存在,只是、或主要是让某人看上去或感觉上举足轻重。
这一类或许也可以叫「家丁」。历史上,有钱有权的男女,身边多半围绕着仆人、侍从、马屁精和各式各样的走狗。这批人不见得都在这位显要人士家里供职,多半也被指派了一点实际工作;可愈往金字塔顶端,少不了有一部分人,他们的工作说穿了只是站在老板四周,教人看了不敢轻忽。注46没有一批随扈在身边,怎么可能显赫得起来;真正显赫的人让那批穿制服的家丁在身边打转,正是以其无用彰显自己的伟大。即使都步入维多利亚时代好一阵子了,英格兰望族仍会僱用男仆,而设置这类穿制服的仆役就只有一个目的:跟着马车跑,确保前方路面没有隆起。注47
这类仆役通常会获派一些微不足道的任务,不然设置这些员额就不合情理了。但别被障眼法骗了,实情是这样的:大费周章,只是要僱用俊俏的小伙子,穿光鲜亮丽的制服,当你掳获宾客目光时在门边站好,站出皇家风范,或在你进入室内时,先大踏步为你开道。家丁的服装用品通常是军事风格,让人一看就觉得僱用他们的有钱人宛如皇家贵冑。注48在一个经济体当中,搾取租金后分赃的规模愈大,家丁这一类的角色就成倍增加。
就如同一则思考实验:想象你是封建领主,每个农奴户百分之五十的产出都被你征收。征收顺利的状况下,你坐拥的粮食可是堆积如山,多到足够养活一群人,规模跟为你生产粮食的农奴一样大。注49这么多粮食,你总得用来做点什么事——但世上封建领主能设置的厨师、酒侍、洗衣妇、侍寝太监、乐师、珠宝匠,诸如此类的职务,就只有那么多;你还特意吩咐了,确保有足够的人手受过训练、能用兵器压制一切潜在叛乱。尽管如此,恐怕还是有一大堆粮食吃不完。结果,贫困潦倒的、逃离故乡的、孤儿、罪犯、走投无路的女人,还有其他流离失所的人,都难免会渐渐聚到你的庄园前(没办法,食物就在你家呀)。你大可驱离他们,但这么做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形成危险的流寇阶级,假以时日难保不会成为一股政治上的威胁。显而易见的作法,是扔一套制服在他们身上,再指派一些微不足道或根本不需要做的任务给他们。于是你看起来像个大善人,还能多少盯着他们。
好,稍后我会指出,眼前存在的资本主义形式,有一种跟上述思想实验不见得搭不上边的动力。不过我暂时只想强调,指派人去做微不足道的事,并以此为借口留他们在身边,让人目不转睛,这种作法可是有一段漫长又值得赞扬的历史。注50
那么,现代堪与之比拟的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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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旧式封建形态的家丁工作仍然存在 注51,门卫就是个明显的例子。至少从一九五○年代以来,门房就在巨富之家执行其他人用电子对讲机即可达成的功能。一位前门房向我抱怨:
比尔:另一种狗屁工作——在这其中一幢大楼当门房。我花一半的时间替住户按钮开大门,他们通过大厅时打声招呼。如果我没及时按下按钮,哪个住户不得不伸手开门,那我就要被主管训话了。
诸如巴西等部分国家,这类大楼还配有着制服的电梯操作员,其工作不多不少就是替你按按钮。从这类明明白白的封建遗绪,到尽管现场显然不需要、但还是候在那里的接待员和柜台人员,是有一个连续谱的。
葛蕾特:我二○一○年时在一家荷兰的出版公司做接待员。电话一天可能才响一次,所以上面派给我其他几项任务:
· 糖果碟随时放满薄荷糖(补薄荷糖的在公司里另有其人,我只要从糖果碟旁的柜子抓一把糖放进碟里)。
· 一周一次,我要替一间会议室的落地钟上发条(这件事反而让我压力颇大,因为他们跟我说,如果我忘记或拖太久才上发条,钟里的垂重都会掉落,到时我就要独力负责修理落地钟这项艰巨的任务了)。
· 耗费最多时间的事务是处理另一位接待员做雅芳(Avon)的订单。
明显地,既然一天只有一通电话打进来,出版社大可以照多数人家中的作法处理即可,也就是由刚好离电话最近、手边又没事的人接起来应对。何苦付一份全职薪水外加福利,让一个女人(照这案例,恐怕是有两个女人)成天坐在柜台,也不派给她像样的事情做?答案是:不这样做会让人却步、错愕。一家公司没人坐柜台,就没人会当它是一回事。本来有机会合作的作者、经销商或包商遇到明摆着不照规矩来的出版社,会难免自问:「如果这家出版社不觉得有必要设一位接待,那其他出版社照规矩该做的事,他们会不会也自己决定可豁免?比方说,付我钱?」注52
即使接待员无事可做,公司还是需要他们当「正经徽章」;其他帮闲则是「重要徽章」。下面的陈述来自杰克,他受僱在一家低阶的证券商做电话销售。这类券商,杰克解释道,「靠偷来的企业目录经营,也就是公司内部的电话簿,里头的某个人偷了实体复印件出来,然后卖给好几家公司。」接着,经纪商打给公司高层员工,尝试把股票推给他们:
杰克:我做电话销售员的工作就是打给这些人。我打去,不是尝试卖股票,而是提供「针对即将公开募股、前景看好的公司的免费研究材料」,同时要表明我是代表某位经纪商打这通电话的。我受训时,讲师特别强调这一点,背后的道理是:经纪商本人赚钱赚得不可开交,才需要一个助理帮他打这通电话,这样还没成交的客户才会觉得经纪商神通广大。这份工作的主旨,就是让坐我旁边的这位经纪商显得比实际的情形更成功。
我一周领现金两百美元,钞票不折不扣是从经纪商的皮夹里掏出来的,就凭我让他看起来敢玩敢搏。这么做不只为经纪商累积面对客户时的社会资本,就连在办公室里,自己有电话销售员,对一个经纪商来说也是地位象征,尤其我们这行的办公室环境超级阳刚、超级竞争,电话销售员可是重要的地位象征。对他来说,我就像某种图腾人物。有没有我替他做事,有时会是能不能跟来访的区域代表开到会的差别。不过,僱用我,多半只是把他推上工作场所的社会阶梯再高一些些梯级罢了。
这类经纪商的终极目标是让他们的老板刮目相看,才能从低三下四的「喊价交易场」(trading pit)搬到楼上自己的一间办公室。杰克的结论是:「这间公司完全不需要我的职位;我的职位让直属上司看起来、感觉上像个大咖,除此之外别无目的。」
这就是帮闲工作的绝妙定义。
此处卑微的格局——两百美元即使在一九九○年代都不算大钱——有助于彰显其中的动力。在较大、较复杂的企业环境,我们或许更难看穿这种动力表现的方式,却常会遇到一些职位,没人能完全确定当初是怎么创设、维持那些职位,又为什么要那样做。奥菲莉娅任职于一家代操社群营销广告活动的组织。听听她怎么说。
奥菲莉娅:我目前的职衔是「组合规划师」(Portfolio Coordinator),每个人听到都会问那是什么意思,或问我到底在做什么,但我毫无头绪。我还在找答案。我的职位描述写了一大堆促进伙伴等等之间的关系,不过据我所知,其实就只是偶尔回答问题罢了。
我有想过,我实际的头衔大概算是狗屁工作。然而,我的工作生活就是做总监的个人助理。担任这个角色时,我确实有工作上的事务要去做,毕竟我辅助的人要嘛太「忙」,要嘛太重要,不该由他们自己做这些杂事。其实在我们办公区,我多半是唯一手头上有事做的人。有些日子我忙翻了,多数中阶经理却坐在位子上,盯着墙,一脸快无聊死了的表情,净做些无谓的事情看能不能杀时间(好比有个男的每天都会花半小时整理一次背包)。
谁都看得出来,没那么多工作让我们忙,可是——基于某种诡异的逻辑,可能只是让他们全体更加感受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我们正在招聘另一位经理。或许招聘才能维持事情做不完的幻觉?
奥菲莉娅怀疑她的工作本来就只是填充员额的。创设这份工作,某人才能吹嘘在他底下工作的员工数字。可这份工作一创出来,便启动一股本末倒置的动力,这股动力让经理人将愈来愈多职责卸下,交给最低阶的女性从属人员(她)。给人他们忙得没空自己做那些事情的印象,理所当然导致他们能做的事情比以往更少——高潮来了,他们做了让人百思不解的决定,亦即再招聘一个经理来,整天瞪着墙发呆或玩宝可梦(Pokémon),因为招这个新人,才不会有人发现其他人整天瞪着墙发呆或玩宝可梦。结果,奥菲莉娅有时会忙得不可开交,一部分是因为完全属捏造、设计来让低阶职员穷忙的职责,把寥寥几项必要事务(已经交给她做了)放大了:
奥菲莉娅:我们同仁分属两个组织,位在两幢建筑。若我老板(其实就是整个地方的老板)要去另一幢建筑,我就必须填一张申请表格,帮她留个房间。每一次都要。这实在是不可理喻,但这显然会让另一幢的接待员一直有事忙,有事忙就显得不可或缺。这项规定也让她显得井井有条,文件进进出出,她一格都不漏。于是我想到,这不就是招聘广告上写的,希望你让办公室的种种程序更有效率吗:要你创造更多繁文缛节来填时间。
奥菲莉娅的例子点出一处常见的暧昧:谁的工作才真的废?是帮闲,还是老板?有时明显是前者,譬如杰克的例子,帮闲的存在只是要让他或她的直属上司乍看之下有份量,或让人觉得有份量。在那种状况下,帮闲不做事也没有人在意:
史蒂夫:刚毕业的我,新「工作」基本上只有接收我老板转寄来的电子邮件,他会写「史蒂夫,下收」,而我则回信告诉他那封电邮无关紧要或根本只是垃圾邮件。
至于其他状况,象是奥菲莉娅的例子,帮闲实际上替老板做了他们的工作。没错,这就是二十世纪大半时间,为男性主管工作的女性祕书(现在职衔换成「行政助理」)所扮演的传统角色。虽然祕书理论上只是等着接电话、速记口授内容,以及做一点简单的档案整理,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做了老板的八、九成工作,有时非狗屁的面向百分之百都是祕书做的。若有人写出一种历史,揭露哪些有名男人挂名的书籍、设计、计划和文件,其实是祕书写的,一定引人入胜——但我看是不大可能。注53
好,这样的案例中,是谁在做狗屁工作?
对此,我还是认为我们必须退回主观要素。奥菲莉娅办公室的那位中阶主管,每天重新整理一次他的背包,一次整理半小时,他不一定愿意承认他的工作无谓;不过,只为了让他这样的人显得有份量而僱来的那些人,恐怕每一个都知道他的工作无谓,而且满心怨恨——就算不致横生非必要的瞎忙也一样:
茱蒂:我做过的唯一一份正职——在一间私部门工程公司人力资源部——完全是不必要的。那份工作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人资专员懒惰,不想离开座位。我是人资助理。我的工作——没唬烂——每天只花我一个小时——顶多一个半小时。剩下的七个多小时,我都在玩 2048 或看 YouTube。电话没响过,资料不用五分钟就输入完毕。人家付我钱来让我觉得无聊。再说一遍:我老板轻轻松松就可以做完我的工作——肏,根本懒得像坨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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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马达加斯加高原做人类学田野调查时,注意到一件事。著名贵族的墓冢正下方,必定有二或三个简陋的坟。我每次问这些简陋的坟葬了谁,对方总告诉我,那些是贵族的「士兵」——其实是「奴隶」的委婉说法。意思很清楚:身为贵族就意味着有权力号令周围的人。就算人已经死了,但没有下人,就没办法真的自称贵族。
在企业的环境,可资类比的逻辑似乎也发挥作用。那家荷兰出版公司为什么需要接待员?因为一家公司必须有三个指挥层级,人家才会当它是「真的」公司看待。最低限度,一家公司必须有老板,有编辑,而编辑必须有某种下属或助理——再不济也要有那位接待员,一个充当上面所有人的共同下属,否则你们就只是某种嬉皮团体,称不上是法人组织。僱用毫无必要的帮闲,到头来有没有派事情给帮闲做,完全是次要考量——其取决于一长串外部因素:例如到底有没有工作可做、上司的需求和态度、性别动力和制度约制。若是组织规模成长,人们却总以手下员工总数衡量高层的重要性,这就会回过头来为组织阶梯顶峰的人创造一种更有力的诱因,令他们先僱用员工,接着才决定要拿这些员工怎么办。甚至,高层还会阻挡那些试图消去多余职位的努力。这种情形更常见。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当主管终于明白,在大公司作效率革新的效应之一,就是他有一大批下属会被自动化科技取代,他随即会流露出别扭的沉默和毫不遮掩的敌意。这方面的证言来自受僱为大公司(譬如银行,或是医疗器材公司)作效率革新的顾问。若真的实施,无疑是把经理人化为无物,一群麾下空荡荡的王。说到底,没有帮闲,他们还能比谁「高级」?
注46:于是,柏金斯(William Perkins)于一六○三年写道:「若非照料位阶崇隆之人,普通称从仆者,除侍应之职外,还须加诸繁重之务……凡侍应之仆役,因其浪掷光阴于吃喝,夕食毕赌,正餐后寐,不论在教会与共和国均不事生产,无出其右。及其良主谢世,或因劣行而不见容于位,则诸务无一适合其人,四体不勤,竟沦于乞讨偷盗」(Thomas 1999: 418)。至于「侍者」一词的历史参见第六章。我还应强调:我并没有说真实的封建家丁是现代意义上的「狗屁工作」,毕竟他们是什么就是什么,庶几不会觉得有必要宣称自己是其他身分。就算说他们曲解自己,那也是假装自己做的比实际做的少,而不是多。
注47:他们不时也做些杂事。读者若要对这类角色曾经多么普遍有一点概念,不妨看看有多少不同的字可以称呼他们:不只是男仆,还有帮闲、侍从(henchman)、帮差(gofer)、小厮(lackey)、亲信(crony)、近侍(menial)、侍应(attendant)、佣人(hireling)、僮仆(knave)、跟班(myrmidon)、家丁(retainer),还有贴身男仆(valet)——这些还只是立刻浮上脑海的。凡此不可跟下述混淆:谄媚者(toady)、亲信(crony)、副手(sidekick)、马屁精(sycophant)、寄生虫(parasite)、黑手(stooge)、应声虫(yes-man)及类似的说法。后面这一类要归到不依赖主子,只是来巴结逢迎的大类。值得强调的是,欧洲宫廷里没有执行实用功能的是廷臣,着制服的侍应没有在仪典大礼列站的时候,其实做了形形色色古怪的差使,但重点就是看上去神色自若。
注48:原文「Often retainers are given military-style costumes and paraphernalia to create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rich person who employs them has something resembling a palace guard.」应为笔误。原文字面意思是有钱人像皇宫守卫,但应该是指把家丁装扮得像皇宫守卫。
注49:我清楚征收率那么高的状况极其稀罕,不过如我所说,这只是一个思考实验,旨在带出这类情境中容易茁生的动力。
注50:这么说也不为过:从历史的角度,构成我们称之为「荣誉」的事物,这是其中之一。
注51:北大西洋国家的家仆数量从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陡降,不过这个位阶大部分是被替换掉了。换上来的首先是「服务工作者」(例如「侍者」本来是一种家户仆役的名称),其次是企业部门不断成长的行政辅助人员和其他同类的基层人员大军。旧式封建作风的不必要的劳动,渗进当前时代的例子,不妨试读以下的说法:「我的朋友在赫特福德郡的片场工作,片场设在一幢旧庄园大屋。他办些小事之外,就是确保剧组不要毁了古色古香的建物。每天下班前,他都要花结结实实的两小时『守烛』。那幢房子的老爷和夫人交代班底,主屋里的蜡烛熄灭后,必须有人守着至少两个钟头,确保蜡烛不会自己烧起来,把整幢屋子都烧掉。他们不准我的朋友淹熄蜡烛或以任何方式『作弊』。」至于为什么他不被允许直接把蜡烛插进水里,他回答:「他们没有解释。」
注52:只是要讲得清清楚楚:许多接待员担纲的职能是必不可少的,本书只谈并非如此的接待员。
注53:附带一提,时至今日,事情仍是如此。我个人熟识的一个年轻女人,是某北约官员的个人助理,虽然没有任何类型的军事经验,却因缘际会地实际撰写了多份战地任务的战略计划书(我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她写的计划书会比任何北约〔事务〕总长〔general〕拿得出手的计划书来得差,也许犹有过之)。
二、打手在做什么?
「打手」当然是个隐喻用法,我用这个词并不是指真正的帮派分子或其他类型的佣兵,而是指某一类人,其工作带有侵略成分,但这些工作之所以存在,追根究底只是因为其他人有僱用。
国军是最容易懂的例子。一国只是因为他国有军队,才需要军队注54;要是各国都没有军队,那就不需要军队了。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套用于大多数说客、公关专员、电话销售员和企业法顾。这批人跟真正的打手一样,对社会有负面影响。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假使电话销售员消失无踪,世界会变得更好。甚且,我认为多数人还会同意,假使所有公司法顾、银行说客或营销大师同样化为一缕轻烟,世界会变得稍微可以忍受一点。
那你一定会问:上述这些真的能算是狗屁工作吗?不会更接近上一章讲的黑手党杀手吗?毕竟,在多数情况下,打手明显是在做促进僱主利益的事情,就算这一行存在的整体效应对全人类来说是有所危害的。
又一次地,我们不得不再度诉诸于主观。有时候,谁都看得出某一类工作终极的无谓,连从事这类行业的人都懒得否认。目前,英国的大学几乎都设有公共关系处,处里的职员数比规模相当的银行或车厂常设的人数多上好几倍。牛津大学非要僱用超过一打公关专员,才有办法说服民众该校是顶级大学吗?我的想象是,这么多公关人员得至少花上好几年,才有办法说服民众牛津不是顶级大学;即使做到这一步,我看也只能证明这种任务从一开始就是枉然。我写成这样显然太浮夸了,公关部门不会只做这一件事。以牛津来说,该校公关处每天念兹在兹的肯定是更实际的事,譬如从他国招揽石油大亨或腐败政客的子女就读该校,不然他们会弃牛津而就剑桥。话虽如此,英国许多菁英大学的公共关系、「策略沟通」等部门的主事者仍旧毫不掩饰地把证言寄给我,他们诚心觉得自己的工作大部分都不知所为何来。
正因为有太多做类似工作的人觉得他们的工作毫无社会价值、不该存在,我才把打手纳入,成为狗屁工作的一个类别。还记得序言提到的那位税务律师写的信吗:「我是企业法律顾问……我对世界毫无贡献,无时无刻都满腹牢骚。」可惜,我们大概不可能弄清楚有多少企业法顾私底下也有同感,YouGov 的调查结果没有照职业细分;而我固然从自身研究确认这样的感受绝非孤例,可是道出这种态度的人,职等都不是特别高。任职于营销或公关业的人也是一样的状况。
打手找不到正向价值,甚至认为自己的工作根本就是操弄人心、侵略好斗,这才让各式各样的打手对其工作心生疑虑:
汤姆:我的公司在伦敦,老板是美国人,是规模很大的后制公司。公司从电影工作室接案,我让汽车飞起来,建筑爆炸,让恐龙攻击外星宇宙飞船玤,为全球观众提供娱乐。这些环节一直让我乐在其中,很有成就感。
可是最近,顾客当中广告公司的占比攀升,他们带来知名品牌的产品广告,有洗发精、牙膏、保湿乳霜、洗衣粉等,要我们用特效的把戏,让产品看起来象是确实有效果。
我们的工作也涵盖电视节目和MV。我们消减女人的眼袋,刷亮头发,美白牙齿,让流行明星和影星看起来更苗条,诸如此类。对皮肤用「喷枪」除斑,遇到牙齿就一颗一颗分开来校色,看起来就会更白(洗衣粉广告上的衣物也用同样方式处理)。遇到洗发精广告,发梢分岔要涂掉,头发要增添闪亮的高光,还有一套变形工具组专门替人物瘦身。这些技术原汁原味地用在电视上的每则广告,以及大部分综艺节目和很多电影;在女演员身上用得特别凶,但男性也会比照办理。说到底,观众在看主要节目的时候,我们让观众觉得自己不够好,接着进广告,我们又夸大了「解方」的效果。
我每年领十万英镑做这些。
于是我问他为什么认为自己的工作是狗屁(而不是,比方说,就只是在害人),汤姆答道:
汤姆:我心目中值得去做的工作,是能满足某项既存的需要,或是创造某种世人从没想过的产品或服务,却能帮助或改善他们的生活。很久以前,大多数工作都是这样的,但我相信那个时间点已经过了。在多数产业里,供给都远超过需求,于是现在反而是需求要被加工。加工需求,再吹嘘卖来迎合需求的产品多么有用。两个环节结合在一起,就是我的工作。说真的,你要说在整个广告产业里做事、或帮这个产业做事的每一个人都在做同一种工作,也不是太离谱的说法。为了卖产品,首先你得拐到人,让他们觉得自己需要这项产品。在这样的时代,我很难说这些工作不狗屁。注55
在广告、营销和公关业,这类不满甚嚣尘上,以至于催生出一本叫《广告克星》(Adbuster)的杂志。业内有一批人抱怨他们为赚取温饱不得不做的工作,也希望他们做广告这一行得来的能力可以用来为善而非作恶,譬如设计吸睛的「犷吿」(subvertising)注56来攻击整个消费文化。
单就汤姆而言,他不是因为反对消费文化本身,才认为自己的工作狗屁。他认为自己做的「美化工作」(用他的话说),骨子里有强迫和操弄的成分。他试图区辨(姑且可称为)诚实的幻术和不诚实的幻术。你让恐龙攻击宇宙飞船玤,不会有人以为那是真的;就像观赏台上的魔术师表演,乐趣有一半来自于每个人都知道台上在变把戏,但就是没人确切知道把戏是怎么实现的。反之,当你机妙精巧地强化名流的外貌,你是想改变观者对「日常生活的实在应当如何」(在此是对男女身体)的无意识预设,让观众感到不快,因为他们所生活的现实竟然是不够好的真货替代品。诚实的幻术为世界增添欢乐,反观不诚实的幻术立意则是让世人打从心底认为,他们的世界是某种俗艷又可悲的地方。
我从电访中心的员工那边收到大量证言,情况差不多。其实这一行的行业情况似乎有云泥之别,有的监控程度犹如噩梦,有的松得让人意想不到,但没有人是因为僱佣条件而觉得自己的工作狗屁,全都是因为工作涉及诱骗或施压,要人去做不见得对他们最有利的事情,才会这样觉得。以下是取样:
· 「我做过一大堆超废的电访中心工作,要人购买他不见得想要/需要的东西,代理保险索赔,参加无谓的市场研究。」
· 「那是『献饵掉包』(bait and switch):先说是『免费』服务,再要你缴一.九五英镑(约新台币七十九元)试订两周,不然没办法帮你完成流程,拿到上网站才能取得的东西,最后帮你登录自动更新,变成月缴订户,但月费是一.九五英镑的十倍有余。」
· 「那不只是无正面贡献,根本是对别人的生活造成积极的负面危害。我打电话过去,要他们为不需要的没用狗屎付钱,其中最绝的是取得『信用分数』的门路。明明从其他管道可以免费得到,我们却要人付六.九九英镑取得信用分数(和一些莫名其妙的附加产品)。」
· 「支援范围内的基本计算机操作,顾客大部分都能轻易 google 到。支援服务专吃老年人或知识有限的人。我的看法啦。」
· 「我们电话中心的资源几乎全花在教访员怎么教人购买他们不需要的东西,而不是解决他们打进来想处理的真正问题。」
于是我们又看到了,当真让人坐立不安的是(一)那种侵略态度,和(二)欺骗。尽管为时短促,但我也做过这类打手工作,容我基于个人经验说几句:被迫昧着良心,试图说服别人做出违逆常识的事,实在太让人过意不去了。下一章,我会更深入探讨这个精神暴力的议题,读者暂且只要留意:这就是做为打手、为虎作伥最核心的感受。
注54:退万步言,这对高科技军械而言属实。人们也许会辩称,大多数国家也维持一支足以绥靖真实或潜在内乱的武力,但很少用得上喷射战机、潜水艇或MX飞弹〔即LGM-118A和平守护者飞弹〕。历史上,墨西哥曾有不浪费钱在这类昂贵的玩具上的公开政策,理由是,墨西哥的地理位置使然,比较可能开战的国家不是美国就是危地马拉。如果跟美国打仗,墨西哥会输,跟军备没太大关联。如果跟危地马拉开战,墨西哥会赢,有没有喷射战机无关紧要。据此,墨西哥仅维持程度足以压制国内异议的军备。
注55:我不是很能平心看待这样的对话,因为从一九八○年代以来,「消费者的需求是市场操弄的产物」这样的观念已经大半被学院人士放弃,我也不例外。众人转而认同下述想法:消费者大抵是利用消费财,把疯衲(crazy-quilt)的种种身分拼补在一起,而利用这些消费财的方式则是〔生产者〕始料未及的(好比美国的所有人都变成史努比狗狗〔Snoop Dogg〕或露波〔RuPaul〕)。我不讳言自己一直对那种叙事十分保留。不过,在该产业工作的许多人,相当肯定自己真的是每个人在一九六○和七○年代所设想的他们,这点倒是很明显。
注56:原文为 subvertising,这个字是 subvert(颠覆、破坏、动摇)和 advertise(广告)的结合。
三、补漏人在做什么
补漏人是指这样一类员工,因为组织有某种小错或故障,才需要他来工作,负责解决本来不该存在的问题。我从软件业借来这个术语,但出了软件业还是普遍适用。我这边有一则来自某软件开发者的证言,他这样描述他的产业:
帕布罗:基本上,我们这一行有两种工作。一种人做的事情是开发核心技术,解决困难又引人入胜的问题等等。
另一种人是拿到一堆核心技术,用防水胶布捆在一起,让它们一起运转。
业界大致认为前一种人有用,后一种常显得没那么有用,甚至是完全没用;不管哪一种状况,后者都不比前者让人有成就感。这样的感受八成是因为后者观察到,若按部就班完成核心技术,就不必捆那么多、或完全不需要防水胶布了。
帕布罗的主要论点是,当人们愈来愈仰赖免费软件,支薪的工作内容就渐渐溃缩成捆胶布跟补漏洞。入夜后,码农常乐于开发免费核心技术,那是有趣又有成就感的工作,不过这也意味着他们愈发没有诱因去思考最后要怎么让这些创新彼此兼容,于是同一个码农白天就只能做沉闷(但支薪)的工作,也就是把这些核心技术拼装起来。这是个掷地有声的洞见,稍后我会用足够篇幅探讨它的一部分意涵,但眼前我们暂且只考虑捆胶布这个想法本身。
清洁是一项不可或缺的职能:东西仅仅放着就会生灰尘,平凡的生活起居也很难不留下需要整理的痕迹。不过,要是有人制造莫名其妙、不必要的脏乱,任谁来打扫都会火大。跟在这种人后面替他擦屁股,这种全职工作只会令怨恨不断滋长。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甚至发明一个词叫「家庭主妇精神官能症」(housewife’s neurosis)。他相信,受这种症候所苦的女人会逼自己全心全意跟在别人后头清理,于是她愈来愈挑剔居家卫生,引以为一种报复形式。补漏人的道德煎熬往往就在其中:正是因为位高权重的人没办法放手,补漏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工作生活安排成只能关注某一项价值(譬如清洁)。
工作是替粗心大意或不济事的上司擦屁股,这样的基层人员是最能说明补漏人的例子。
玛葛妲:我曾在一家中小企业做「测试员」,上面要求我校阅他们家金童写的研究报告,这人是个研究员,也是统计学者。
这人根本对统计一窍不通,连写出文法正确的句子都难为他了。他习惯不用动词。如果我找到一段文意连贯的段落,我就想赏自己一块蛋糕;他就是烂到这种地步。在那家公司做事,我掉了十二磅。我的工作就是说服他对每份产出的报告进行重大修正,他当然一概拒绝作任何修改,重跑统计根本天方夜谭,我只好带着报告去找公司总监。他们也是统计文盲,但好歹是总监,比较推得动金童。
上司凭着跟工作能力无关的原因占着位子,却似乎有一整大类的工作,内容不外乎导正这种上司捅出的娄子(这跟帮闲多少有些重叠,做帮闲工作的人也必须做上司的工作,但两者不尽然相同)。下面是另一个程序设计师的例子:他拿到一份工作,公司经营者是一位自己捧成旧式科学革命家的维也纳心理学家,他发明了一种算法,公司内管叫「至尊算法」。至尊算法旨在复制人类的口说内容。该公司将至尊算法卖给药师,在其网站使用。可是不管用:
诺里:创办公司的「天才」是这位维也纳的研究心理学家,他宣称他发现了至尊算法。好几个月来他都不准我看程序码,我只是写点使用那套算法的东西。
这位心理学家的程序码一直没办法给出看得懂的结果。典型循环如下:
· 我把一个基本到不行的句子喂给他的程序码呕吐物。
· 他的眉毛挤成「困惑挑眉」的表情符号那样:「噢…真怪……」,彷彿我刚发现死星的一处细微弱点。
· 他消失在他的洞窟里,两个小时…
· 凯旋归来,修复了臭虫——现在它完美无瑕了!
· 回到步骤一。
最后,这位程序设计师无计可施,只好在网页上用非常原始 Eliza 脚本语言注57模仿说话内容,只为了掩盖至尊算法根本是一团糨糊的事实。他后来还发现,那家公司是个纯属虚荣的项目,由外借的CEO经营,而这位CEO以前是管健身房的。
许多补漏人的工作,都是系统的一处小错,只是没人愿意更正——例如可轻易自动化的事务但没人照章处理,或经理想维持尽可能多的下属,或某些结构性混淆,或三者的某种结合。这方面的证言,我这边要多少有多少。以下是取样:
· 「我在旅游公司当程序设计师。有些可怜人的工作是从电子邮件收取更新过的航班表,手动复制到 Excel 里,一周要做好几次。」
· 「我的工作是把本州油井的资料从一组笔记本转入另外一组笔记本里。」
· 「我整天都在影印荣民的健康纪录,一天七个半小时……这边的工作者一直不断被提醒,买数字化所需的机器太昂贵了。」
· 「我曾被交办一项职务:监控一个收件匣,公司员工会用特定格式寄电子邮件过来请求技术支援,收到这样的信,我就复制贴上到另一份不同的表单。在可自动化的工作当中,这是教科书等级的例子,更扯的是,其实这件事本来是自动化处理的!几个经理间有些意见不合,导致更高层发布标准化作业流程,取消了自动处理。」
就社会层级而言,捆胶布、补漏洞传统上是女人的工作。有史以来,显要的男人漫不经心,四处闯祸,此时通常是他们的妻子、姐妹、母亲或女儿执行情绪劳动,逐一安抚被惹恼的人,好言相劝,商量怎么解决男人捅的娄子。从更贴近物质的意思来说,甚且可以把捆胶布当成是历久弥新的工人阶级职能。纸上看来让人肃然起敬的草图或许是建筑师发想的,却是建筑工人必须想办法在圆形房间安装插座,或按照蓝图指示的组合模板,拿真实的防水胶布,把现实中就是组不起来的东西固定在一块儿。
就后面这种情形而言,我们未必是在讨论某种狗屁工作,毕竟交响乐团指挥诠释贝多芬的交响曲乐谱,或一位女演员饰演马克白夫人,也不见得在我们所谓狗屁工作的范围内。蓝图、草案和计划及其在真实世界的实行方式之间,永远会有一道鸿沟,所以也一定得有人负责做出必要的调整。只是,当计划明显行不通,而任何一位称职的建筑师都该预见此事的时候,做必要调整的职责就很废冗了。系统设计得如此愚蠢,连它会怎么崩解都能料得一清二楚,但这个组织不修复问题,宁可僱用全职员工,该员主要或全部的工作就只是收拾损害,那这个收拾损害的职责就很废冗了。就好比一个屋主发现屋顶漏水,但因为僱用铺屋瓦的工人来重铺屋顶太费事,因此他决定放个水桶在底下接水,再僱用某人来做全职工作,内容是桶子一满就把水倒掉。
补漏人很难不察觉自己在做狗屁工作,而且通常很愤怒,这就无庸赘言了。
我在一所知名英国大学当讲师的时候,遇过一个补漏人的经典例子。有一天,我办公室的壁架塌了,书本散落一地,原本固定层板的金属框半脱落,悬在我书桌上方晃呀晃的,边缘都裂了。一小时后木工现身,检查了损坏状况,却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由于满地都是书,基于安全守则,他不能进办公室采取行动。我必须先把书叠起来,不可碰到其他东西,他一有空档就会尽早回来移除悬着的框。
我遵照指示把书叠好,不过木匠再也没回来过。于是,人类学系办天天打电话给总务处,有时一天打好几次询问木工下落,但他总是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忙。一个礼拜过去,我已经接受现实,用掉下来的书堆了一个小窝,在地板上工作,而我们也了解到,总务处僱用了一个男的,他的工作内容就是为木匠没到的事实道歉。这男的似乎人挺温和,过分谦恭又稳重,不时流露一丝追悔的感伤,这让他颇适合这份工作,但我很难想象选择这份职涯能快乐到哪里去。最重要的是,学校大可省掉这个职位,把钱拿去僱用另一位木工,这样一来就根本不需要他做的这份工作了。
注57:一种粗糙的自然语言脚本,可追溯到一九六○年代末期。
四、打勾人在做什么
我用「打勾人」这个词来指一种员工,其存在只是(或主要是)为了让一个组织能宣称它有在做某件事,但事实并非如此。底下的证言来自一个受僱于安养之家、负责排程闲暇活动的女人:
贝荠:我的工作绝大部分就是访谈住户,填写一份休闲活动表格,表上纪录了住户的偏好。接下来,那份表格被登录进一台计算机,之后就被完全遗忘。基于某种原因,纸本表格会保存在一本资料夹里。在我老板眼中,目前为止工作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填妥表格,一旦拖延我就要见阎王了。常常我替短期住户完成表格后,隔天人就退房,我扔掉的纸都不知道堆几座山了。访谈对住户多半只会是一种打扰,毕竟他们知道那只是废冗的纸本作业,根本没人会关心他们每个人的偏好。
打勾工作最悲惨的地方在于,员工通常都察觉到,行礼如仪的打勾不仅对完成那些装模作样的目的毫无帮助,还根本就在扯后腿,因为用于目的本身的时间和资源都被分掉了。正如我们的贝荠明白,她花在处理「住户希望享有何种娱乐」表单的时间,恰恰就是没有用于娱乐住户的时间。她设法跟住户一起投入一些闲暇活动(「所幸每天晚餐前,我还能为住户弹钢琴,那是一段有歌声、笑声和泪水的优美时光」),可在那些场合,她时常有种感触:这样沉溺的时光是她完成了优先职责(填妥并依规定处理表格)才授予她的奖励。注58
打勾是我们都熟悉的治理手法。倘若政府僱员做丑事被逮到,譬如收贿或在临停区定期偷拍市民,政府第一时间的反应铁定是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来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这样做会达成两种功能。首先,这是一种宣示的作法:除了一小撮老鼠屎,没人会对发生的事有半点了解(这当然鲜少属实)。第二,这样做就意味着,一旦事实查齐了,自然就会有人做出某些处置(这多半也不是真的)。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是要告诉民众,政府正在虚与委蛇。然而有人揭发大型企业旗下成衣工厂僱用奴隶或童工,或倾倒有毒废弃物,它们的处理方式也会跟政府一模一样。政府或大型企业做的这些都是狗屁,但要真的能归进狗屁工作的类别,就不只是对公众行缓兵之计而已(至少对公司来说,这还算尽到某种有用的目的),还得在组织内部粉饰太平。注59
企业合规产业大致可看成是一种中间类型,由(美国)政府监管明文创制:
蕾拉:我服务的产业正在成长中,这产业是由联邦的监管措施《海外反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所催生的。
简单说,美国公司为确保不与腐败的海外公司往来,就必须做尽职调查。客户都是大公司——科技业、车厂等——它们在像中国(我负责的地区)这样的地方,多少会有庞杂的小规模往来,不论是别人找上门,还是一起做生意。
我们公司替客户建立尽职调查报告:说穿了只是在网络上查找一到两小时,接着把找到的东西编辑成一份报告。为了确保每份报告立论一致,制作报告的过程少不了大量行话和训练。
有时从网络上就能找到一些该直接发红牌的资料——譬如该公司老板有刑事案件在身——但我只能说真实/瞎掰的比例是二十/八十。除非有人被起诉,不然我的部门在布鲁克林,怎么有办法知道在广州的厂商是不是收了塞满现金的信封袋。注60
当然,但凡科层组织,在某个程度上都照着这条原则在运作:不论做什么事情,一旦引进衡量成果的形式标准,对该组织而言「实在」就只存在于纸上了,背后关乎人类的实在顶多放在第二顺位考虑。有一段没完没了的讨论,我至今记忆犹新。是这样的:我在耶鲁大学当新进教授时,考古学系有个一年级的研究生,她丈夫在学期第一天车祸过世。出于某些原因,此事的冲击造成她对填写文件患有某种心理障碍。她仍旧出席课堂,积极参与班上讨论,报告不但有交,还拿到优秀成绩。不过课上到一个阶段,教授总会发现她没有正式选课,而该系的「幕后掌权者」在系务会议指出,他们只管有没有选课的纪录。
「注册组的人只关心你有没有在时限内把表格送进来,没有就是没选课。你的表现怎样完全不重要。」其他教授只会嘟哝或扯些不相干的事,偶尔有人小心翼翼地点到她的「个人悲剧」——从头到尾没有厘清到底是怎样一桩悲剧(我也是后来才从其他学生那边知道的),但就是没有一个人从根本上批评注册组的态度。木已成舟——从行政的观点来看是这样。
结果,让她填写一叠延迟申请的请愿文件等最后关头的努力也碰了软钉子,研究所所长数度发表冗长的独白,说这学生怎么这么不识相,大家只是想帮她忙注61,她却让事情这么难处理。之后,这个学生就被剥夺学籍,理由是没有能力处理文书作业的人,显然不适合走学术。
随着政府安排其职务的方式越来越像一家公司,上述心态似乎不减反增;至于公民,举例来说,就被重新界定为「顾客」。英国地方政府「质量与表现」部门的资深官员马克写道:
马克:打从我离开在第一线面对顾客的岗位后,我大部分的工作不外乎打勾,对资深经理粉饰太平,用无意义的数字「对牛弹琴」,数字给人一切尽在掌握中的幻觉。我做的事根本对该地市民一点帮助也没有。
我听过一则来路不明的故事,说一个执行长开启火灾警铃,于是全体职员都聚集到停车场。接着他告诉全体职员,警铃响起时正在服务客人的人,请立刻返回楼内。如果应对客人的职员当中有人需要帮手,负责相应职务的职员可以返回,以此类推。如果这故事发生在市政府,我恐怕得在停车场待上很久!
马克接着描述地方政府。在他笔下,地方政府只比围绕着每月「目标数字」没完没了的流水帐打勾仪式好一点。目标数字列在办公室里的海报上,标绿色是「进步中」,琥珀色是「稳定」,红色是「衰退」。主管似乎连随机统计变异等基本概念都一无所知——不然就是假装不懂——所以才每个月奖励绿标数字的人,敦促红标数字的人把工作做好。这些措施对提供服务来说根本无关紧要:
马克:我经手过一个项目,要发想一些住房的「服务标准」。这个项目要做的事包括口头敷衍顾客,跟经理开会,进行冗长讨论,最后写成一份报告,让经理在会议上赞许(主要是因为报告和诉说的方式引人入胜)。接着,束之高阁——这份报告好歹也花了承办人许多钟点,却对居民全然无关痛痒,还不说居民自己花了好几个钟头填写问卷或参加焦点团体。就我经验所及,地方政府大部分的政策都是这样进行的。注62
请注意,报告有形的吸睛效果,是此处的重点。这个主题频频出现在关于打勾作业的证言中,企业部门犹有过于政府。如果经理手下有多少人为他工作,可以衡量他的位子是否稳固如昔,那么他发表和报告时的视觉效果质量,就能直接从物质面展现出这位经理的权力和声望。将这类文饰展示在众人面前的会议,堪称企业界的崇高仪式。封建领主会在随扈中带上一些仆役,其角色注63就是擦亮领主坐骑的冑甲,在竞技或行进前修整他的八字胡;同理,今日的主任也会养几个员工,专门为他准备 PowerPoint 简报、雕琢地图、漫画、照片或配图,替他的报告增色。这些报告多半只是歌舞伎般的企业剧场中的道具,意思就是没人会去细读。注64尽管如此,谁都拦不住雄心勃勃的主任笑嘻嘻地花公司的钱,浪掷一个员工一年薪水的一半,只为了能说出这句话:「喔当然,我们特别制作了一份报告来说明。」
汉尼拔:我担任全球规模的制药公司的营销部数位顾问,时常与全球公关公司共事,撰写报告,报告标题都长得像「如何提升关键的数位健康照护利害关系人之参与」,全都是不折不扣的瞎扯,只能替营销部门打上一个勾。不过写狗屁报告,轻松就能收取很大一笔钱。最近我替药商客户写了一份两页的报告,让他们在一场全球策略会议中发表,我请了差不多一万两千英镑。结果,药商客户在发表时限内来不及讲到那一点,那份报告没派上用场,不过他们团队还是很满意。
有一整批小型产业之所以存在,就只是为了让这样的打勾动作得以完成。我在芝加哥大学科学图书馆的馆际调阅处工作过几年,那边至少九成人做的事情就是从类似《细胞生物学》、《临床内分泌学》和《美国内科学刊》那些医学期刊中影印文章再寄出(我很幸运,做的是别的事情)。头几个月,我还傻呼呼地以为这些文章都寄去给医生了,直到一个困惑的同事向我说明:实则不然,文章绝大多数都寄给律师了。注65我怎么没想到,要吿医生不当医疗,会有一场戏是凑出一叠厚得让人肃然起敬的科学论文,遇到适当的戏剧时刻才能砸在桌上,然后检视证据。虽然大家都知道没人会真的去读那些期刊论文,但辩方律师或他传唤的专家证人还是有可能随机挑一篇来检视,所以不能掉以轻心,必须确保你的助理把文章一篇篇都找到,不然怎么说服其他人这些文章在某方面支持本案。
在后面的章节我们还会了解到,私人公司有各式各样的方法,聘人以便告诉自己,他们真的有在做其实没在做的事情。例如许多大型企业会办自家的杂志,甚至是电视频道,表面上说是要让员工跟上有趣的消息和发展,但其实这种杂志别无用处,只是让主管经验到,在上头看到一篇对贵公司赞许有加的报导时,那种暖心怡人的感受;或是让主管了解,由一举一动都跟记者没两样的人来访谈你,却绝对不会提出你不想回答的问题,又是什么感受。每逢这类安排好的场合,通常写手、制作人和技术人员的酬劳都十分优渥,通常是市价的两、三倍,只不过全职做这类工作的人,每个都跟我说这差事是个狗屁。注66
注58:这我有个人经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讲师都必须填写繁琐的时间分配报告,该报告将每周专业活动拆解到小时的程度。对于不同种行政活动,表单载有数不尽的精细区分,但没有给「阅读与撰写书籍」明确的分类。我指出这一点,被告知我可以把这类活动置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出资之研究」之下。也就是说,从校方的观点来说,作研究重要的是(一)我没有去找外部资金来支付阅读与写作活动,以及(二)因此虽然我只是做我真正的工作,学校可是付我钱来做。
注59:来自IT产业内部的证言,相当典型:「我经常见到设计来模糊责任的项目。举例来说,要评价一个IT系统。目的是不要影响决策,决策是在某个走廊上作成的,但要宣称每个人都听见了,没有敷衍任一件要紧事项。由于项目只是做做样子,花在上面的工夫全都白费,不久人们搞清状况,就不再认真看待了。」这种虚假的寻求共识的方式,常见于宣称共同决策的机构,如大学或NGO,不过在比较阶序取向的企业也不罕见。
注60:让读者感受一下这个产业的规模:花旗集团于二○一四年公布,到二○一五年时,该集团将有三万个员工从事合规相关的工作,约为总员工人数的百分之十三。Sital S. Patel, “Citi Will Have Almost 30,000 Employees in Compliance by Year-end,” The Tell (blog), MarketWatch, July 14, 2014, http://blogs.marketwatch.com/thetell/2014/07/14/citi-will-have-almost-30000-employees-in-compliance-by-year-end.
注61:当然,还有一招是尝试另加安排,允许别人代她做文书作业。这样的作法通常不会被质疑,原因不明。
注62:公共/私人的打勾勾产业还有一个好例子是营造业。试看下面的证言:
苏菲:我做「顾问」这行,专门申请计划许可,很有赚头。一九六○年代时,申请计划许可差不多只要一种顾问提呈的相关信息,也就是建筑师。现在大到一个程度的建筑要申请计划许可,都要一并提出顾问(包括我!)制作的报告,列出来是一份冗长的清单:
环境冲击评估
地景与视觉冲击评估
运输报告
风微气候评估
日照与采光评估
文物周边环境评估
考古学评估
地景维护管理报告
树木冲击评估
洪水风险评估
……族繁不及备载
每份报告约五十到一百页不等,然而说也奇怪,造出来的建筑都是丑陋的盒子,跟我们一九六○年代盖的那些,说有多像就有多像,所以我不认为这些报告有任何作用。
注63:或只限于表面上的角色。
注64:一个企业顾问曾写道:「我期待有一天,我这个产业有谁采取行动,来个全面的索卡事件——也就是提交全是含糊其词的商业时髦术语写成的顾问报告,其实结构化的信息一个字都没有。说真的,我怀疑这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了,只是提交这种报告的顾问不觉得怎么样罢了。
注65:回头想想,这是合理的。如果你是医学研究者,图书馆里都有这些期刊,或者有数位的版本供你取用,没有理由退而求馆际合作。
注66:比较企业杂志跟劳工工会发行的刊物,会很有意思。就文学形式而言,我猜后者比前者更早。后者当然也不乏歌功颂德的文章,却还会探讨严肃的问题。我父亲是平板印刷工联合会纽约第一分会的会员,该会是印刷工的工会。我记得他们的内部杂志《碣言》(Lithopinion)让儿时的我十分骄傲,因为那时我没看过更美丽的杂志,这要归功于他们急于炫耀新的印刷技术。那本刊物里也有真正直言不讳的政治分析。
五、任务大师在做什么
任务大师可分成两个子类。第一类人的职务完全是指派工作给别人。如果这个任务大师本人认为,即使她人不在场,底下的人也完全有能力推动事务,不需要她插手,那这份工作就可说是狗屁。所以我们可以把第一类任务大师当成帮闲的对立面:任务大师是不必要的上司,帮闲是不必要的下属。
任务大师的第一种变化只是没有用处而已,第二种变化就会造成实际的危害了。第二类任务大师首要的职责就是创造狗屁任务,让其他人去执行;他们监督狗屁,甚至创造崭新的狗屁工作,不妨称他们为狗屁产生器。第二类任务大师除了任务大师的角色外,或许也有实在的职责;然而,假使他们做的事情十之八九都是创造狗屁任务给别人,那我们就可以把他们自己的工作归类为狗屁工作。
读者可以想见,从任务大师那里搜集证言格外困难。就算他们私下认为自己的工作一无是处,承认的机会也远低于从事其他类型狗屁工作的人。注67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一小批愿意自首的人。
班堪称第一类的经典例子。他是个中阶经理:
班:我的工作是狗屁工作,是中阶管理层级。我底下有十个人,不过照我的判断,就算没有我监督,他们都能胜任愉快。我唯一的功能就是交办工作,但实际把工作生出来的人自己就能做了(照我看,大部分状况下指派过来的工作都是其他做狗屁工作的经理的产物,结果我的工作变双重狗屁)。
我刚升官来接这份工作,花很多时间观望,疑惑我该做什么。说好听点,上面期待我激励员工。这份薪水我赚得有些忐忑,不过我是真的有在上班!
班算过,他至少花百分之七十五的时间排任务,然后监督下属执行。说是监督,他压根不信哪个下属的行为会因为自己在场或不在场而改变。他还说,他一直尝试不动声色地搜罗货真价实的工作来做,不过他本人的上司终究会留意到,然后要他别分心。话说回来,班寄出证言时才上任两个半月,不然他能不能这么耿直,还未可知。如果他最终屈服了,接受他在生活中的新岗位,总有一天会明白其他人的证言所谓「中阶管理工作不外乎是确保低职阶的人达成他们的『生产力数字』」,于是开始炮制诉诸形式的统计指标,而他的下属就能尝试作假了。
其实蛮常有人抱怨自己被迫监督不需要监督的人。譬如底下这位奥方索的证言,他是本地化业务的助理:
奥方索:我的工作是监督、协调一支由五位译者组成的团队。问题是这支团队完全有能力管理好自己:需要用到的工具,他们了然于胸,当然也有能力管理时间和待办事项。所以我通常扮演「事务守门员」的角色。外部要求会从 Jira(一个管理繁琐待办事项的在线工具)先到我这里,我再发给相关人等。除此之外,我负责交定期报告给我的主管,他会再把我交的报告融入上呈CEO的「更重要的」报告。
中阶管理的精髓,看来就是像这样,结合了任务大师和打勾人。
在奥方索的案例中,他确实有一项用处——但那只是因为他的译者团队在爱尔兰,而日本的中央办公室指派的工作太少,他只好不断想办法在报告中动手脚,显得团队每个人都很忙,不需要解僱任何人。
§
那就让我们接着讨论任务大师的第二类:制造狗屁工作给其他人做的人。
不妨先讨论克罗伊,她是英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教务长,专门为问题重重的校园提供「策略领导」。
先打个岔。我们这种在学院磨坊里拖磨,却还勇于自认是老师、学者的人,愈来愈怕听到「策略」这个词。管理企业的招术首先就是通过「策略任务书」(更糟的是「策略愿景文件」)在学院生活中生根。建立可量化的方法来评估绩效,迫使教师和学者耗费愈来愈多时间评估自己做的事,再为自己找理由,当真做事的时间却愈来愈少,所以听到这个词就让我们油然升起一股明确的恐惧。但凡反覆使用「质量」、「卓越」、「领导」或「利害关系人」的文件,我们同样提防。这就不能怪我一听到克罗伊的职责是「策略领导」,马上怀疑她的工作是狗屁工作,不仅如此,这份工作恐怕还积极地把烂事安插到其他人的生活中。
根据克罗伊的证言,我料得一点都没错——但理由姑且跟我一开始想象的不尽相同。
克罗伊:大学里面非常务的事务长、佐校长(Pro-Vice Chancellor)和其他「策略」职位都是狗屁工作,同理,我的教务长岗位也是狗屁工作。大学里真正有权力和责任的岗位都离不开钱在组织里的流向。常务佐校长或事务长(换句话说,她或他管预算)可以用钱当棍子(或胡萝卜),劝诱、强迫、怂恿、霸凌学系,或跟系上斡旋,以达成他们能够、应该或也许想要做的事。策略事务长和其他类似岗位没有胡萝卜也没有棍子,非常务就是这样,不管钱,只有(以前有人这样描述给我听)「说服与影响的权力」。
既然我在领导班子里没有位子,也不是茶会邀请的对象,那整体策略、绩效量表、审计等,也都不关我的事。我没有预算,校舍、时间表或其他任何运营事务都不归我管。我只能发想新策略,但其实只是大家已经同意的大学策略的老调重弹。
于是,她首要的职务就是发想一份又一份〈策略愿景书〉。英国的学术生活重心已日渐变成跟数字周旋和打勾,其根据就在按时出炉的愿景书里。注68但克罗伊没有实权,她所有的作为只是在搬演一齣皮影戏,毫无意义。今日大学高阶管理人员都会收到的荣誉勋章,她的确也拿到了:自成一个微型帝国的行政班底。
克罗伊:配给我相当于百分之七十五全职的个人助理,一个相当于百分之七十五全职的「特殊项目与政策支援官」,一个全职的博士后研究学人,外加一份二万英镑的「开销」零用金。也就是说,很大一笔(公共)钱财就这么拿来支持狗屁工作。项目与政策支援官是要在项目和政策上协助我;个人助理聪明伶俐,但难免沦为杰出的旅行专员和行程祕书。研究学人只是浪费时间和金钱,因为我是独来独往的学者,实在不需要助理。
所以,我花了两年生命,制造工作给我自己和其他人。
说实在,克罗伊算得上是十分宽宏大度的主管。她明知策略会被束之高阁,还是花自己的时间构思。构思期间,她的特殊项目官「忙不迭地制作情境时间表」,搜集有用的统计数据,个人助理管理她的行程,研究学人则把时间用在她自己的个人研究工作上。这样的安排还能有什么不妥,好歹每个人都没有给别人找麻烦,说不定研究学人还独力为人类知识作出重要贡献呢。照克罗伊的说法,是她顿悟到,如果她被授予实权,恐怕真的会造成危害,这时她才真正为全盘的安排苦恼了起来。事情是这样的,当了两年教务长后,她还是没有长智慧,接了一个短期职缺,担任她旧学系的系主任,这下她有办法从另一面看事情——直到六个月后,她又惧又厌地辞职:
克罗伊:我暂代系主任的短暂时间,足以让我铭记这份职务有百分之九十是狗屁工作,不能再少了。系主任要填写系务长递来的表格,让她去写她的策略文件,这些文件再上缴指挥链。为了稽核并监督研究教学活动,我要产出洋洋洒洒的文书。为叙明系上为什么需要已足额的钱和职员,我要产出一份又一份计划,再一份五年计划。该死的年度考核一执行完,扔进抽屉就不会再看一眼了。而且,为了完成这些任务,身为系主任,你会请同仁帮忙。狗屁工作不断增长。
你问我的想法?在复杂组织里,将管理主义的意识形态付诸实行,才产生了狗屁工作,跟资本主义本身无关。注69管理主义落地生根,随之而来的是一整批学院职员,他们的工作就只是维持管理主义的碟子转个不停——策略、绩效目标、稽核、检讨、考核、更新策略,族繁不及备载——这些事情跟教学和教育这两道维系大学存续的血脉彻底脱节。
对于这个主题,克罗伊的的最后一段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克罗伊还好,职员已经配给了她,之后她才想办法让职员有事情忙。曾在公私部门连续担任任务大师工作的塔尼雅,提供了另一套解释,让我们得以明白崭新的狗屁职位是怎么诞生的。最后这则证言明白涵括了本章铺陈的分类原则,因此独一无二。研究接近尾声时,我在 Twitter 上说明那时才粗具雏型的五分法,藉此引发评语、增补或回应。塔尼雅认为我的术语切中她的经验:
塔尼雅:照你的狗屁工作分类法,我大概是任务大师。我曾是某祕书室的两个副主任之一。祕书室处理两个局的人事、预算、补助、合约和差旅,总资源约六十亿,一千人。
担任经理人(或说协助填补业务漏洞的补漏人)的某些时候,你会了解得僱用一个新人,才能满足组织的某项需求。我试图填上的多半是我身为打勾人或补漏人的需求,或其他经理的需求,有时是僱人做非狗屁工作,或是僱用定额的打手和帮闲。
我之所以需要补漏人,通常是因为我得为运作起来漏洞百出的方案管理系统(既有自动的也有人力的工作流程)善后。有些状况下,漏洞百出的是打勾人,甚至是做非狗屁工作的下属。这种下属从历来的前主管那里得到二十五年的杰出绩效评分,他的职位是终身聘。
最后这句话很重要。如果下属年资深厚,长期保持良好的绩效考核纪录,即使不济事,还是很难排除他,即便在企业界也一样。以政府科层组织的状况来说,处理这种人最简单的方式通常是「向上踢」,帮他们升到更高的职位,让他们成为别人的麻烦。不过塔尼雅已经在所属阶序的顶层,再怎么把不济事的人往上踢,仍旧会是她的麻烦。她只有两个选择。她可以把不济事的人调去某个狗屁职位,职务无关紧要,或者,假使当下没有这类职位可调,只好把人留在原处,另外僱人实际做他的工作。若采后一种作法,问题又来了:不济事那人已经卡着位子,你不能招募别人来做他的工作。你只好杜撰一份新工作,尽管你其实是要僱人做别的事情,明知职务描述根本是狗屁,还是要写得煞有介事。接下来,虽然你压根没要他或她去做,还是要假装新人跟你杜撰的工作是天作之合。上述的每一步都是一大堆作业。
塔尼雅:工作分类和职位描述都井井有条的组织里,一定要先把职务建档、归类完成,才能招聘人(自成一整个狗屁工作和穷耗瞎忙的宇宙,类似撰写赞助申请书或投标书的人所处的世界)。
那么,要创造一份狗屁工作,通常包含创造一整套狗屁叙事,细述该职位的目的和功能,还有胜任这份工作所需的资格,同时要遵循人事处和敝机关人事同仁制定的格式和专属的公文套语。
完成后,还要准备一份征人启事,格式相仿。申请人递交的履历,必须涵括启事中所有要旨,用字遣词也要若合符节,这样敝机关用的招聘软件才认得出申请人的资格文件。此人受聘后,还要再一份文件详述其职责,这将是年度考评的依据。
我亲自重写候选者的履历,确保履历能唬过招聘软件,准许我面试并录用候选人。如果履历没通过计算机那关,我就没办法选聘他们了。
容我将塔尼雅的证言改写为寓言版。请再次想象自己是封建领主。你找了一个园丁。园丁勤恳工作二十年后,养成严重的酗酒问题。蒲公英到处发芽,莎草即将枯萎,而你三不五时就发现园丁蜷着身子,倒在花圃边。然而,园丁人脉甚好,开除他会得罪你觉得不宜得罪的人。所以你找来一个新仆人,表面上要他擦亮门把或做些没什么意义的活儿,暗地里你确保找来的擦亮门把员其实是经验老到的园丁。到此为止还好。麻烦来了,你不可以径自招来新仆人,为他起个派头的称号(「玄关大管家」),再告诉他,他真正的工作是在园丁醉倒的时候接手。在职场上,你不可以这么做。你必须想出天花乱坠的内容,描述擦亮门把员着实会去做的事情,指导你的新园丁怎么装成王国境内首屈一指的擦亮门把员,再按他的职务描述进行绩效检讨,逐项打勾。
而且,如果园丁清醒过来,不愿来路不明的年轻小伙子打搅他的大事——那你手上就有个全职的擦亮门把员了。
根据塔尼雅的证言,以上只是任务大师不得不创造狗屁工作的诸多原因之一。
注67:举例来说,最近的调查结果,有百分之八十的员工觉得他们的主管毫无用处,不需要主管,他们也能把工作做得一样好。该调查不象是有纪录多少经理人同意,无论如何还是会假定数字低很多吧。(“Managers Can be Worse than Useless, Survey Finds,” Central Valley Business Times, December 5, 2017, http://www.centralvalleybusinesstimes.com/stories/001/?ID=33748, accessed December 18, 2017.)
注68:我们会看到,这对美国或其他任何地方来说都是一样。
注69:此处克罗伊似乎在回应我原本专文的一个版本的标题。哪个版本刊登在evonomics.com,标题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创造无谓的工作」。这个标题不是我想的。原则上,我会避免将能动性归在抽象事物上。
论复杂的多重型态狗屁工作
这五大类并未包含所有狗屁工作,人们肯定还能提出新类型。我听过一个类别,很想加进来,是「想象朋友」。表面上,「想象朋友」是受僱来让人情淡薄的职场多些人味,可惜实情多半是强迫人捱过冗长的装假游戏。稍后我们还会听闻强迫的「创意」和「专注」研讨会,还有强制参加的慈善活动。有些工作者整个职业生涯都离不开扮装,不扮装就设计天真的游戏,试图在办公室环境中建立人与人的交情,其实办公室里的所有人大概都觉得被放生比较开心。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工作当作某种打勾人,但视为自成一格的现象同样有道理。
从前文的例子就能看出来,有时一份工作毋庸置疑是狗屁工作,却很难判定它属于五大类中的哪一类。乍看之下,难以归类的狗屁工作往往包含许多元素。打勾人或许也是帮闲,要是组织的内规改变,说不定下场就只是个帮闲;帮闲或许兼任补漏人,要是问题大条了,老板又认定重新指派闲闲没事的手下收拾善后比修复问题来得轻松,帮闲或许就变成全职的补漏人。
想想非常务教务长克罗伊。上头为了多半的象征性的原因设立她的职位,就某方面来说她也是个帮闲;不过对她的下属来说,她又是任务大师了。她和下属没多少事好做,于是她投入一些时间寻找可以姑且封补的漏洞,最后才明白,即使她被赋予某种权力,做的事情也不外乎是打勾勾的工夫罢了。
我接到一个男人的证言,他在一家电话销售公司工作,这家公司跟一家信息科技大厂有签约(就说是苹果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苹果,他没告诉我是哪一家)。他的工作是打电话给公司,试图说服他们跟某位苹果的销售代表敲个时间见面。问题是,他们会打过去的公司,全都已经有一位持续配合的苹果销售代表了,常常是在同一间办公室。还没完呢,他们全都心知肚明。
吉姆:潜在顾客的总部已经有一位我们的科技巨擘顾客的销售代表了,再跟同一家科技巨擘的销售代表开会,到底有什么价值?我时常拿这个问题去问经理,有些经理跟我一样毫无头绪,不过绩效比较好的经理耐着性子说明给我听:我搞错重点了,约开会的电话是一种礼尚往来的游戏。
潜在顾客不是认为开会可能有助于解决某项业务问题才开的会,他们只是怕不接受会显得不礼貌。
这真的无谓到无以复加了,但确切来说,你会怎么归类这个案例?吉姆身为电话销售员,当然符合打手的界定,不过他这个打手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操弄人去打勾勾。
又如客诉代表这一类工作,也掺杂了多重形态,可以当他们是帮闲和补漏人的结合,却自有某些特征,别无分号。客诉代表这样的下游人员,受僱来承接时常是其来有自的客诉,但上面指派他们这个角色,正是因为他们毫无处理客诉的权能。
不消说,客诉代表在所有科层组织里都是司空见惯的岗位。那个「工作是为没来的事实道歉的男人」就堪称一种客诉代表,只是照这个思路,他的职位还真是非比寻常地好混,毕竟他真的只需要跟大学教授和行政人员交谈,这些对象不大可能会咆哮、拍桌,喜怒不会形之于色。在其他脉络下,客诉代表可能会涉险,这不是开玩笑的。二○○八年我刚到英国,印象深刻的头几件事,一个就是公共场合四处可见到告示,提醒公民不要对低阶政府官员动粗(我以为这应该是心照不宣的事情,但显然不是,因此印象深刻)。
有时客诉代表也很明白他们的用途,纳萨纽就是如此。纳萨钮报名了加拿大一所学院的半工半读方案,被派去注册组办公室,打电话通知对方某些表格填得不正确,必须重填。(「所有第一线工作人员都是学生,一般人遇到学生,再生气也有个限度。要是有人要发脾气了,你第一句台词就是:『大哥抱歉,我知道这根本是狗屁。我也是学生。』」)其他客诉代表更显得无邪,几乎让人动容:
提姆:夏天时我在一所学院的宿舍工作,这份工作我已经做三年了,但做到现在,我还是没完全搞懂职务究竟是什么。
占据柜台的空间是我的第一要务,耗费约七成的时间。一边占据柜台,我可以自由「投入我自己的计划」,我理解成打混,用小屋里找到的橡皮筋做橡皮筋球。要是没忙着做橡皮筋球,我或许在检查办公室的电子邮件信箱(没人教过我要怎么处理这些邮件,我当然也没有行政权力,所以只能把信件转给我老板),把投在门边的包裹搬去收发室,接电话(一样,我什么都不知道,打进来的人很少从我这得到满意的答案),在抽屉里发现二○○五年的番茄酱包,打给事务组,报告某位住宿生扔了三把叉子进厨余处理机,这会儿腐烂的食物从槽里喷出来了。
此外,人们时常为了明显不能归咎到我身上的事情,冲着我大吼大叫。譬如住宿生把三把叉子扔进厨余处理机的事实,附近在进行装修工程的事实,或他们迟缴租金的事实,而老板禁止我收一千四百元的现金,自己周末又不上班。又或者是没有方便的电视能看《钻石求千金》(The Bachelor)的事实。我猜冲着我大吼大叫有某种宣泄的效果,毕竟我才十九岁,还是个窝囊废。
负责上述职务,我拿十四元注70的时薪。
表面上,提姆好像只是个帮闲,如同荷兰出版社不必要的接待员,只是因为没人坐在那里实在不体面,才坐在那里。其实,提姆让愤怒的学生有对象出气,他正是在这一点上真正为僱主提供了服务,否则为什么都三年了还把提姆蒙在鼓里?正因为这是一种货真价实的服务,我才迟迟不把客诉代表列为狗屁工作的一个类别。提姆跟那个工作是为木匠没到的事实而道歉的男人不同,他不是在弥补某个结构性的瑕疵。他之所以占着柜台,是因为当一大票青少年聚在一起,总会有几个为鸡毛蒜皮的事情闹脾气,提姆的僱主可不要他们把怒气出在自己身上。换句话说,提姆的工作是屎缺,却不尽然是狗屁工作。
注70:币值不明,若为加币,约合新台币三百二十元。若为美元,则约为新台币四百二十元。
顺便讲一下二阶狗屁工作
最后一种模稜两可的类别所涵盖的工作,本身绝对不是无谓的,只是为了支援某家无谓的公司而执行其业务才沦于无谓。清洁工、保全、维修工人和其他支援狗屁公司的职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就说阿寇的办公室吧,该处提供德国士兵把计算机搬过走廊几步路所需的文件,又如诺里的公司,吹捧一套无效的算法,或是上百家造假的电话营销或合规公司中的任何一家。这些办公室统统需要人替植栽浇水,要人清理大小便斗,要人防治害虫。诚然此处讨论的公司多在大型商务大楼里办公,承租的企业林林总总,任何一个清洁工、电工或喷驱虫药的人员,都不大可能只为那些自认身陷无用职业的人提供服务。然而,真要算清楚终究是支援了狗屁工作的清洁工或电工的总比例,数字恐怕很高(其实如果 YouGov 的普查准确,我会估计是百分之三十七注71)。
如果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工作是狗屁工作,剩下百分之六十三当中还有百分之三十七在支援狗屁工作,那么全部劳动中,可归入最宽松定义下废冗部门的,就略微过半了。注72再把有用职业的废冗化(办公室作业至少百分之五十,其他种类的工作可想而知比例较低),以及根本只是因为人人都太辛勤工作才存在的各种专业(只提两个:洗狗员、大夜班的披萨外送员)并入计算,何尝不能把真实的一周工时降到十五小时——甚至十二小时——谁都不会察觉有异。
注71:必须如此假定,除非有什么理由相信,无谓的职业会比有用的职业需要较多抑或较少的支援工作。
注72:这个数据显然不精确。一方面,很大比例的清洁工、电工、建筑工人等,是为私人个体工作,跟公司无瓜葛。另方面,我有算进自称他们不确定工作是狗屁或非狗屁工作的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十这个数字(实为百分之五○.三)奠基于这两个因素差不多会互相抵销的假设。
最后提点,简短回顾一个问题:有可能做着狗屁工作而不自知吗?
狗屁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主观判断的问题、又有多大程度上客观实在?二阶狗屁工作的概念再次带出这个争议,而我相信狗屁工作是非常实在的——尽管我说我们只能仰赖工作者自身的判断,但意思是我们身为观察者,只能藉由工作者的判断了解狗屁工作。我也要提醒读者:特定工作者的业务内容到底有没有做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这种事实问题,我相信留待该工作者回答是正确的。不过,要是涉及比较细致的争议,即此处讨论的工作做的事有没有价值,我就认为留待该产业工作者的总体意见才是最妥当的。不然,我们恐怕会沦于颇为可笑的立场,譬如去计较同一间办公室里,执行相同任务的三十位法务助理,有二十九位在做狗屁工作(因为他们自认如此),唯有一位坚定的信徒不然(因为他不能苟同)。
人们对自己在做的事情,可能会有错误的认知。我们无需否认这样的可能性,除非你主张个体感知之外绝无实在,但这个立场在哲学上问题重重。正好,我在意的大多是主观要素,所以对本书宗旨而言,人们可能会有错误的认知不见得是问题。我的首要目标倒不是说明一套社会效益或社会价值的理论。反之,我们当中有这么多人,私底下相信自己的工作缺乏社会效益或社会价值,却还是为这份工作而劳动,去理解这个事实的心理、社会和政治效应,才是我的目标。
我也假定人们不会时常是错的。所以,若有人真的想琢磨出经济中哪些部门是实在的,哪些是废冗的,最好的作法还是检视哪些部门占多数的工作者认为自己的工作无谓,哪些部门则不然。更进一步就要抽丝剥茧,尝试厘清工作者心照不宣的社会价值理论,因为是这样的理论引领他得出他对工作的看法。如果有人说「我的工作完全不知道在干嘛」,此人没说出口但已经套用的判断准则有哪些?有些人,譬如特效师汤姆,彻头彻尾想过这些事情,转眼就能告诉你。其他个案里的工作者没有能力铺陈一套理论,但你就是知道势必有一套理论在,而工作者没有完全意识到。所以,你必须审视人们使用的语言,观察他们对自身工作不假思索的反应,从中捻出理论来。
这对我来说不成问题。我是个人类学者,人类学者接受的训练,就是剔出人们的日常行动和反应背后隐含的理论。接下来的问题是,人们的理论不见得都一样。举例来说,我做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很多从事银行业的人私下都深信银行业务有百分之九十九是狗屁工作,怎样都不会造福人类。我只能假定其他从事该产业的人不同意这样的评估。这当中有任何模式吗?跟年资深浅有关吗?高层会不会比较相信银行业务对社会有益处?还是他们私底下大都同意自己的工作没有社会价值,只是毫不在意?或许他们知道自己的业务不能造福民众,还会沾沾自喜,自作多情地把自己想成是海盗或金光党?这是不可能论断的(然而前一章结尾,萨克斯的证言至少说明了,金融界顶层有许多人只是觉得,能拿得到手的,自己都有资格拿到手)。
有些行业是这样:业外人人都习惯拿来当成狗屁工作的精选案例,业内人士却似乎不会那样看待自己的工作。遇到这种行业,我研究狗屁工作的方式才真的碰上了问题。一样,这方面没有人做过详尽的比较调查工作,但我的资料中有某些模式确实引起我的兴趣:回覆我的职业当中,只有一小撮律师(可是有为数众多的法务助理)、两个公关专员,说客则是一个都没有。根据这样的模式,我们是不是要推论这些行业多半是不狗屁的职业?不尽然。这些行业的沉默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举例来说,或许这些人用 Twitter 的比较少,又或许做这行的更习惯说谎。
容我再补充一点:有一群人不但否认他们的工作无谓,更痛斥「我们的经济中充斥狗屁工作」这样的想法。这些人不意外是企业主,以及负责招聘和解僱的人(就此而言,塔尼雅似乎是个例外)。其实,这几年来,我定期会从义愤填膺的实业家和行政主管那里接到不请自来的讯息,指出我的整个前提都是错的。他们坚称,没有人会花公司的钱去请不需要的员工。这类讯息鲜少提出够细腻的主张,多半只是一些常见的循环论证:在市场经济中,本章描述的事情统统不会真的发生,所以也真的不曾发生,可见自认工作一无是处的人,一定全都被拐了,不然就是敝帚自珍,或者就只是不明白他们真正的功能,唯独上面的人才看得一清二楚。
你难免会想从上述回应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有一类人是打从心底不明白自己的工作是狗屁工作。当然,CEO的作为未必是狗屁,他们的行动确实造成世界的不同,更好或更坏则见仁见智,只是他们对自己制造的所有狗屁事务统统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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