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大卫·格雷伯
（反）全球化运动与新新左派
文／大卫·格雷伯
2002年
译／王志宏
我们很难设想还会有另外一个这样的时代，在知识分子和行动者之间，在革命理论家和革命实践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个巨大的鸿沟。多年以来，学院派已经习惯了发表一些听起来煞有介事、立场鲜明的文章，而那些文章所针对的伟大的社会运动实际上纯属子虚乌有。如今，他们如坠云雾，东西莫辨，甚至情况更糟，低三下四，遭人鄙夷，因为真正的社会运动正如风起云涌，席卷全球。在这个一直被称为“反全球化”运动——这个名字来得蹊跷——的事态中，这尤其是一件丑闻，这项反全球化运动千方百计，想要在仅仅两三年内彻底改变寰宇之内几百万年以来的各种历史可能性的意义。在美国，要想找到一个专业的学院派学者，他的学识超人一筹，毋庸拾诸如《纽约时报》之类的公开叫嚣一种敌对态度者的大本营的牙慧，这不啻难于上青天；其次，其中绝大部分著述——甚至包括现在还在坊间书肆的那些——没有击中要害——或者至少可以说，最重要的是，没有弄清楚运动参与者到底在想什么。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兼这项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尤其是，这项运动中最后一次比较激进的直接行动的参与者——我至少可以澄清某些屡见不鲜而又至关重要的误解，尽管我忍不住要怀疑这些信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人欢迎。我怀疑，这种犹疑不决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学院派的利益——尽管这样做我老大不愿意——长期以来，学院派幻想自己既是某种激进主义者，其实又是关怀扩大个人自由和追求社会公正的自由主义者，只不过他们不釆取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制度——譬如资本和国家——形成严重挑战的方式。事实上，即使他们当中很多人愿意看到革命性的变革，但是一想到必须接受激进政治的创造性能量绝大部分来自无政府主义这个事实——对于这个传统，他们一直把它当作愚蠢的笑料置之不理——以及一想到认真考虑这项运动必然也意味着认真和满怀崇敬地投身于其中这个事实，他们并不完全是欢欣鼓舞的。
写作本文时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就意味着，接下来许多事情有被简化的嫌疑：譬如，我不想进入到激进的直接行动小组和更具改良主义色彩（并且依照等级严密组织起来）的非政府组织（NGOs）之间的复杂的配合之中，尽管这是过去很多运动取得胜利的法宝。直接行动这种观念——它拒斥抵抗的政治（这种政治会诉诸掌权者调整他们自己的行为），而钟情于竭力从肉体上对抗权力，这种方式自身为它自己的存在预见了一种替代的选择——直接来源于自由主义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计算有多少参与到这种或者那种运动中的人心甘情愿地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他们是在何种意义上、在什么语境当中这样自称，似乎有些偏离了主题[1]。无政府主义是这次运动的心脏，是它的灵魂；与它有关的那些新颖的东西和充满希望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从这里脱颖而出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主要是那些专业知识分子，他们确确实实感觉到了存在着这样一些信赖的东西和充满希望的东西。开门见山，我要想方设法澄清我认为与这场运动有关的三个最为常见的误解——我们假定它是和某种可以名之为“全球化”的事物相对立的事物，我们假定它是“暴力”，我们假定它缺乏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是什么，然后，建议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借助于所有这些东西，思考并重新想像我们自己的思想实践。
我们不是一种反全球化运动
“反全球化”运动这个词是美国媒体生造的，从事具体事务的人对此颇不以为然。但是，在美国，语言一直是一个问题。如果说这场运动还在反对什么，那么它所反对的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可以定义为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也许把它定义为市场斯大林主义更好些），它主张人类历史发展只有一种可能的方向，而这个方向的秘密把持在经济学家和大公司广告代理人这些精英阶层手中，现在他们一定——通过一些并不通过选举而产生的条约性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分割了一度为制度所独占的那些权力，这些制度负有条块分割了的民主责任感。在阿根廷、爱沙尼亚、中国台湾等地，简简单单地说上一句“我们发起一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运动”这样的话是很可能的。但是在美国，法人媒体也许是这个星球上政治上最为铁板一块的；在这里，新自由主义被公认为是现实的根本基础。结果，这个词本身反而没有用武之地了。这些问题只能借助诸如“自由贸易”或者“自由市场”这样的词来讨论。所以，美国的行动主义者发现他们自己左右为难：如果有人在某个小册子或者宣传单上提议使用“n”这个字母，警钟立刻就敲响了；如果有人只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产生影响，那么他就是排他主义的。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规范替代性用语的企图——我们掀起“全球性的正义运动”，我们的运动“反对大公司的全球化”。没有一个能让人听起来四体通泰，没有一个听起来怡人心神，结果，我们在会议上听见发言者频频交替使用诸如“全球化运动”和“反全球化运动”这样的表述也就不以为怪了。
但是，“全球化运动”这个词实在是顺理成章，恰到好处。如果我们用全球化来指称边界的抹杀以及人民、财产和观念的自由流动，那么，极为明显的是，不仅运动本身是全球化的产物，而且与之相关的大部分团体——尤其是其中最为激进的那些团体[2]——实际上总的说来要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者更是全球化的支持者。
运动的真正起源在于一个叫做“人民全球行动”（PGA）的国际网络当中。这样一个“洲际抵制网络”的观点首次披露于世，是在1996年在恰巴斯（Chiapas）召开的首届萨帕塔代表会议上[3]；次年，在西班牙创造出了一个正式的结构。从一开始起，PGA就不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西班牙、大不列颠和德意志的激进工会组织，还包括印度甘地主义的一个社会主义农民联盟、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的钓鱼者协会、阿根廷的教师协会，还有新西兰毛利人和厄瓜多尔的Kuna等土著团体，巴西“无地的农民运动”（MST），一个由南美和中美洲的逃亡奴隶建立起来的社区形成的网络，以及其他一些成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北美是为数极少的存在广泛代表的地方（除了加拿大的邮政工人工会，它充当了PGA的主要交流枢纽，现在它的职能部分地为因特网所取代，还有一个叫做CLAC、以蒙特利尔为基地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正是PGA首次提出诸如1月18日和11月30日这样的全球行动日——正是在11月30日，首次呼吁直接反对1999年在西雅图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同样，国际主义也反映在运动的各项要求中。举一个特别有戏剧性的例子。这里我们只需来看看意大利的团体“够了！”（Ya Basta！）[4]施政纲领的三条原则：一个有着普遍的保障的“基本收入”，一项使得全球公民穿越国界自由流动得到保障的原则，以及自由使用新技术的原则——在实践当中，这一条款意味着对于专利权的极端限制（这些限制自身是保护主义的一种阴险的形式）。行动主义者又越来越想方设法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观点非常狭隘地限制在商品的自由流动范围之内，而实际上，它只是增加了对人民、信息和观念流动的阻碍。例如，美国边界警卫队的规模自从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已经几乎增加到3倍，可是这一点也不让人奇怪：如果有可能把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有效地管制起来，把他们圈禁在贫瘠的飞地上，那里任何现存的社会保障都可以一点一滴地去掉，那么，刺激Nike和Gap迁移到那里进行生产的动力就荡然无存了。假设人民可以自由迁移，那么整个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就得破产。在人们谈论当代世界“主权”在衰落时，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应当牢记在心。上个世纪前后国家形式的最大功绩是，获得了建立一个严密警察化了而又遍布世界的形式划一的网状结构，阻止和控制人民的自由运动；最近发生的情况，甚至像索马里和阿富汗这样的实体的突然解体，也没有改变这一切，因为国家体系的终极意义不在于由任何一个人控制领土（依照定义，这永远不可能是绝对的），而在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要以真正全球化的名义竭力反抗的，正是这样的国际控制体系。
在我们面临的政府压迫逐步升级之时，这些关系——和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政府高压政治的机制之间存在的国界联系——在我们的分析中占有越来越突出的地位。在布拉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和后来的尼斯欧盟会议上，边界成了欧洲的主要问题；在北美，在魁北克市举办的FATT峰会上，以前被认为是根本不存在的（至少在白人看来如此）一些不可见的界限，一夜之间转变成了坚实的堡垒，它们反对自许的全球公民要求获得他们自己制度规则的权利。长达3公里的“墙”在魁北克市中心建立起来，保护政府首脑酣然宴饮，免受外面大众集会的影响。从人道的观点看，这墙成了新自由主义真正意味的最好写照；“黑团”组织的观众，拿着钢丝钳和钩子，加入其中的有钢铁厂的工人和莫霍克族（Mohawk）[5]的战士，他们合力把墙推倒，于是，他们——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变成了运动史上独一无二的最强有力的运动[6]。
但是，这里有一个陷阱：这次运动之所以声势浩大，是因为加拿大的市民获悉了这件事情。在美国，没有什么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法人媒体对于信息和观念的封锁和把持依旧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最大障碍。明显的解决方式就是，创造我们自己的媒体，而且要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在去年前后，独立的媒体中心建立起了世界范围的网络，它们遵照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在世界范围内至少40个国家运转，由因特网来连接。虽然它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日内瓦，IMC的主页http://www.indymedia.org比CNN的主页有更多的点击率），但是，对于那些控制着电视节目的人来说，这个挑战仍旧软弱无力。例如，在热那亚行动的那些日子，有5万多人游行呼吁要求解除进出欧洲的障碍——这件事国际媒体完全没有任何报道，这些媒体却在第二天以大幅标题报道乔治·布什和托尼·布莱尔的讲话，他们谴责要求建立“欧洲堡垒”的“抗议者”。
无论如何，这一事件和以前的国际主义之间的对照实在十分强烈。以前通常是把西方的组织模式输出到世界其他各地；而在这件事上，流动的方向恰好相反。许多——也许是绝大多数——的运动签名技巧（达到一致的过程、记者招待会、因此而产生的大规模市民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却首先在全球的南部发达兴旺起来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极好地证明了这是件最为激进的事情。
“暴力的抗议者”与世界和平
在法人媒体中，“暴力”这个词被援引作一种咒语——这种做法固定不变，屡见不鲜，几成公式——无论发生了什么大的运动：“暴力抗议者"、“暴力抗议"、“暴力冲突"、“警察袭击暴力抗议者的总部”。对于发生的运动（行为主义者握紧拳头挤在角落里，一些人扔油漆，有人砸窗户，警察拿起棍棒抽打他们，把他们的头摁住猛烈地往墙上撞击）所作的这个简单而平白的英语描述，也许表达的意思是，唯一真正使用暴力的一方是警察，在这个意义上，援引这些表述才具有典型意义。其次，美国媒体坚持不懈地援引这个词——尽管事实上，在直接的军事行动日渐频繁的两年之后，要找出一个跟任何人相关的简单的例子，说美国的行为主义者曾经对他造成过肉体的伤害，这仍然是不可能的。我要说的是，真正干扰权力的东西也许不是什么运动中的暴力，而是运动相对说来缺乏暴力；政府只不过不知道怎样对付一场公开的革命运动，革命运动拒绝沦落为那种司空见惯的全副武装的抵制的类型。
破坏现存范式的努力通常都是自觉的。一旦看起来唯一可以替代悲叹无为的要么是甘地式的非暴力不合作，要么是直接的起义，那么，像直接行动网络（Direct Action Network）、“收复街道”组织（Reclaim the Streets）、“黑团”组织（Black Blocs）和“白罩衫”组织（Tutti Bianci）这样的团体都各自以它们百己的方式，设法在上述两者选择之间规划一个全新的领域。它们试图通过把可以称之为“街头戏剧”、“节日”和只能被称作“非暴力福利”的东西（就是说，是在“黑团”使用的意义上的非暴力，因为它已经戒绝了任何对于人类身体的直接伤害）组合在一起，由此发明了许多人所说的一种公民不服从的“新语言”。例如，“够了”组织之所以闻名遐迩，就是因为它的“白罩衫”组织或者白色工装裤的策略，男男女女都穿着精心制作的，从泡沫盔甲到车轮内胎，到鸭子形状的橡皮漂浮器、头盔和防化学品的白跳伞服。这些奇形怪状的假军人勇往直前，越过警察的障碍物，但是他们相互之间保护严密，以免受到伤害或遭到逮捕，那些滑稽的齿轮仿佛把人还原为了卡通人物——丑陋不堪，粗俗，愚蠢，牢不可破（当化妆的人群用气球和水枪攻击警察，或者像“粉红色集团”那样穿着恰似仙女，用羽毛掸子向警察挑衅时，只会增强这种影响）。
在美国政党集会上，支持布什（或者戈尔）的亿万富翁穿着帽沿翘得老高的晚礼服和晚会服装，试图把一大摞假钱塞进便衣警察的口袋，感谢他们压制了不同意见。没有任何人会受到哪怕一丁点儿伤害，但是，这使很多人怀疑他们给警察作了反感疗法，让他们用脚踢每一个穿三节衣服的人，更不必说穿晚礼服的了。对于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小丑集团来说，这也是不真实的。他们骑着高大的自行车，拖着彩虹一样的辫子，拿着发出刺耳声音的球棍，彼此互相攻击（或者那些亿万富翁），弄得便衣警察莫名其妙。他们唱着最美丽的歌谣：“民主？哈哈哈！”“团结的比萨永远也不可能被击败！”“嗨哟嗨哟——哈哈嘿嘿！”还有这样的歌声：“呼吁！反应！呼吁！反应！”以及——这是所有人都最喜欢的——“三个世界大合唱！三个世界大合唱！”
在魁北克市召开FTAA会议时，一个巨大的中世纪的石弩把一个柔软的玩具和五彩碎纸吊起来。人们研究古老的战争技术，把它用于非暴力但接近军事形式的对峙中；在魁北克市有很多手持轻盾武装的士兵和装甲兵，有人研究罗马风格的防御城墙“海龟”以及相类似的编队。阻断交通成了一种艺术形式：如果你在十字路口用五彩斑斓的纱线建造巨大的线网，想要跨越过去简直不大可能；骑着摩托的警察就像苍蝇一样陷入其中。还有“解放木偶”（Liberation Puppets），它们的手臂完全自由展开的时候，能够堵塞四车道的高速公路；蛇舞和自行车胡乱堆积也是交通阻塞的一种形式。去年五一节伦敦的反叛者计划独裁木牌行动——在五一节为无家可归者建立房屋，在Guerrilla Gardening牛津街上举行世纪大甩卖——尽管有警察的强烈干预和滂沱大雨，也只是部分被中断。但是一切军事行动中最有军事意味的——像地球解放前线这样的生态破坏者——也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做对人（同样的理由，对动物）有损害的事情。正是这种传统范畴的胡乱拼凑驱动了秩序的力量，使得它们急于把事件拉回熟悉的管制区域（纯粹暴力），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就如在日内瓦那样，鼓励法西斯流氓发起骚乱，以此作为使用骇人听闻的力量反对其他任何人的借口。
我们可以把这些形式的起源追溯到不同的方向上。我们可以从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的特技表演和流动剧团或意大利的“大都市的印第安人”开始。或者，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德国或者意大利的蹬水战争，甚至70年代和80年代农民抵制东京机场扩建。后者也许标志着这一时期的重要关头，在此，某些工业化大国（有趣的是，所有这些政府都是以前的轴心国）已经变得完全非军事化了，那些手无寸铁的反叛者有可能不仅能夺取或者防卫与他们对抗的地区，而且有可能加入到他们在其中就可以赢得胜利的壕堑战中——出于偶然的原因，这些东西在美国几乎是不可想像的，在美国，公民是准许携带枪支的。但是在我看来，和在萨帕塔以及其他运动中一样，真正的关节点在全球南方。萨帕塔国民解放军（EZLN）在很多方面都代表了人民的一种努力（人民总是被剥夺了通过非暴力不服从来夺取它的权力）——实质上，揭露新自由主义的外强中干以及它的假民主，向“市民社会”让渡权利。正如它的司令官所云，军队渴望再也没有军队了。它也和我们能够想像的暴力最小的“军队”有关（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至少在过去的5年中，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打过枪）。EZLN就是这样的军队，它组织“入侵”墨西哥的军事基地，在那里，成百上千的反叛者毫无装备地蜂拥而入，大声嚎叫，并试图羞辱当地驻军。同样，在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发起的大规模行动获得了巨大的道德权威，他们没有使用暴力就重新占领了没有使用过的土地。在另一种情况下，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同样的人群在20年后尝试同样的事情，他们肯定会饮弹而死。
无论你如何选择追溯它们的起源，这些新的策略和一般的无政府主义者渴望的运动完全相符，与其说它是攫夺政府权力，不如说是揭露规则的机制并且使它去合法化，去掉它的面具伪装，同时又从它那里赢得更大的自治空间。但是，这样重大的事情，只有在普遍和平的气氛中，才是可能的。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些是那时斗争的最后赌注——那一时刻决定了21世纪总体的方向。
现在难得有人记得（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提醒我们的那样），在19世纪末期无政府主义曾经是革命左派的中心；在这个时间段里，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政党很快堕落为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7]。这种状况只有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还有俄国革命的来临，才得到实际的改变。有人反反复复教导我们，正是俄国革命的成功才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的衰落，而且一夜之间在世界各地把共产主义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完全可以换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在19世纪末期，大多数人对于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是过时的历史这个论断深信不疑；殖民活动持续不断，但是，发生在英国或者法国本土的英法战争已经不可想像了，就像今天的状况一样。到1900年底为止，甚至使用护照这样的东西也被当作是过时的野蛮人的作风。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20世纪（它开始于1914年而结束于1991年的某个时刻）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野蛮的世纪。这个世纪要么是战争频仍，要么是积极备战。于是毫不令人奇怪的是：衡量政治有效性的最终标准变成了发明和维持巨大的机械化的杀人机器的能力，而无政府主义很快变得不合时宜了。毕竟，依照定义，这是无政府主义从来都不擅长的一件事情。同样不令人奇怪的是，相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政党（已经依照一个领导结构组织起来的政党，对它们而言，组织生产大规模机械化杀伤性武器通常被证明为它们特别擅长的唯一一件事情）似乎特别实际和现实。冷战结束和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战争再一次成为不可思议之事，还有无政府主义重新回归到19世纪末期它曾经大受拥护的地位，并以一种国际运动的形式成为革命左派的核心。这三者之间难道真的只是偶然的巧合？
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当前“反恐怖主义”总动员的最终利害所在就一目了然了。从短期来看，事情看起来的确让人触目惊心。政府一度绝望而茫然地想方设法，力图说服公众相信甚至在“9·11”之前我们就是恐怖主义者，现在他们感觉到受到全权委任。毫无疑问，大多数人将遭到可怕的镇压。但是，从长期观点来看，返回到20世纪的暴力水平是不可能的。“9·11”袭击明显是一件意外获得成功的侥幸之事（在历史上，疯狂而又具有野心的恐怖主义计划第一次真正发生作用）；核武器的扩散让人们不再怀疑，出于实际的目的，全球越来越多的地区将会成为常规战争的禁区。如果战争可以使国家健康，那么无政府主义风格的组织形式的前景只会更好。
意识形态、共识和直接民主
我记不起来我在进步刊物上读到过多少文章，宣称全球化运动虽然在策略上不乏精彩闪光之处，但是缺乏中心的议题或者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看起来，这些抱怨似乎和法人媒体中左派无休无止的主张如出一辙，这些主张认为，这场运动是由沉默的羔羊发动的，他们把一大摞互不相干的理由（解放Mumia、转嫁债务、拯救原始森林）杂凑在一起。有的主张——在很多你也许认为渊博深邃的学院派社会理论家的著作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奇谈怪论——指出，这场运动被反对所有形式的组织和机构的立场所困扰，而这种反对立场植根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当中。在西雅图会议两年之后我不得不写这篇文章，这真是一件让人灰心丧气的事情，但是显然总该有人去做这件事的：尤其在北美，这是一场重新发明民主的运动。它并不反对组织，它将要创立新形式的组织。意识形态当中并不缺少这一点。这些新形式的组织就是它的意识形态。它创立和运作前所未见的网络，而不是关注像政府、政党和公司这样等而下之的结构，这些网络建立在非中心化的、非等级化的、达成共识的民主的原则基础之上。最后，它还渴望进一步的超越，因为它渴望重新规划所有的日常生活。但是，和许多其他形式的激进主义不同，它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政治领域——这主要是因为那是一个各种力量（它们把所有的猛烈炮火都放在了经济领域）几乎已经放弃了的领域。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北美的行动主义者已经把大量的创造性能量投入到重新发明它们团体自身的内部进程当中，以期创造出朝气蓬勃的行使直接民主功能的模式——正如我提到过的，尤其是从西方传统外部寻求典范，这些典范总是要依赖于某种寻求共识的过程，而不是依赖于多数人的投票。结果，组织的形式和工具的越来越丰富多彩——亲和团体、记者招待会、简易工具、强行越狱、玻璃鱼缸、交通阻塞、激动的观众等等——所有这些都以创造各种民主过程为指归，这个过程允许那些具有首倡精神的人从下层脱颖而出，获得效果最大的团结而不会压抑不同的声音，创造领导的权威地位，也不会强迫任何人做他们作为自由人极力反对的事情。这的确是一件走向进步的事业，在那些对这样的事情没有什么经验的人当中创造出一种民主文化，必然是一件艰辛坎坷、道路曲折的事情，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挫折和不幸的意外，但是——正如任何在大街上面对我们的警官可以证明的那样——这种形式的直接民主的效率会令人咋舌。而且，我们很难发现有人在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样的行动当中时，他对于人的各种可能性的感觉最后不会发生深刻的转变。仅仅说“另外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是一回事情，而体验一个世界则是另外一回事情，无论这种体验的时间多么短暂。
但是，在这里我主要想强调一下这种组织模式所必需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也许，开始思考像直接行动组织（DAN，或者更为明确地说，同一个事物的无政府主义版本，譬如反资本主义集会、全球行动网络、全球正义总动员，从芝加哥到菲律宾，这些组织都已经开始取得成果）这样的团体的最好方式是，把它们当作和长期控制革命左派的某种派系的马克思主义团体直接对立的反对派[8]。马克思主义派系的团体把它的重点放在建立一个完整而正确的理论分析上，要求意识形态的整齐划一，在目前，倾向于把平均主义的未来和极端权威主义的组织形式相提并论；但是这些团体公开寻求多样性。争论总是集中在行动的特定过程上；没有人甚至愿意彻底颠覆其他人的观点，使其俯就他们自己的观点，这一点被视为理所当然[9]。这些团体的宗旨也许可以这样表达：“如果现在你愿意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那样行动，那么，你的长远的观点恰恰就是你自己的事业（似乎这只是可感觉的，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这些原则事实上能够把我们带到多远，或者一个以它们为基础的复杂的社会终结时到底像什么样子）。”它们的意识形态内在于作为它们的实践基础的反权威主义的原则，它们更为清晰的一个原则是，事情本该如此。
这就是共识起作用的方式。基本的观念不是投票，而是我们尽己所能提出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观点——或者，至少这些建议让每个人觉得不特别反感。有许多不同种类的过程，有些会比另外一些更加正式，但是基本的类型是这样的：某个人陈述一个建议，然后协调者（这个人使会议得以进行）开始要求澄清问题，是否谁有什么“关注的问题”。在这时，常常有人针对原来的建议提出一些“善意的补充”，或者改变它，保证关注的问题得到讨论。如果受到广泛质疑，则此建议也许可以制成表格或者和其他的建议混合起来——妥协和创造性的综合无论怎么样都得到鼓励——直到我们最终达到要求共识的那一点。其时，协调者会询问是否有人希望“靠边站”或者“阻挠它”。“靠边站”就等于说：“我自己不愿意参加这次行动，但是我不会阻挠任何别的人参加。”（那些也这样做的人有机会可以向团体解释他们的结论）但是，“阻挠”它要严重得多。阻挠者事实上是在说：“我们觉得这个建议违反了团体的基本原则或者目标。”它的功能就像是投反对票；任何一个人都能够通过阻挠来扼杀一个建议——尽管大部分团体有办法来质询阻挠是否真正合乎原则。
显然，达成共识的过程最好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运作，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技巧（谨慎使用议事日程、掌握时间等）来保证会议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尽管所有这些都不会像想像的那般笨拙，它实在笨拙之极，结果，过程本身鼓励了决策的极端分散化。其中很多是在亲和团体的层面上发生的——小型集团，也就是说，4人到12个人的集团，它们彼此相互熟悉、相互信任，在这样的团体中，这个过程就很少是正式的，而更多的是“有机的”。在西雅图、魁北克等城市，在这样的大型行动之前，总是会有“记者招待会”，这时每一个亲和团体都会选择一个“发言人”，赋予他权力，让他代表他们讲话并且参与达成共识的实际过程（理论上，在他们交头接耳、面面相觑、决定给他什么建议的时候，每个团体都被组织在一个巨大的圈子里，就好像车轮的辐条，辐条在中心）。在作出重大决定之前，通常有一些紧急会议，在会议上，每个亲和团体都要就他们的代言人釆取什么立场达成共识。突发事件也许意味着可以召开一系列小型会议，把中心放在就某个特定的议题作出决定或者产生建议上，然后在他们再次聚集的时候，把这些建议提交讨论征求所有团体同意（不像它听起来那般笨拙）。协调者有备而来，带着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工具”来帮助解决问题或者推动事情发展，如果他们看起来陷入了困境：我们可以请求召开头脑风暴会议，在那时人们只允许提出观点而不许对别人的观点横加批评，或者我们可以请求无拘无束地测验投票，人们通过举手表决来看看每一个人对这个建议感觉如何（获得“归属感”），而不是作一个正式的决定。毫无隐秘的场所只有在观点有严重分歧的时候才适用：各执一词的两名代表——一男一女——坐在中间，所有人围绕在他们身边，缄默不语，四个人在回过头来找到某种解决方案或者综合之前，力图澄清分歧之所在。这时，常常会有许多“风吹两边倒的观望者”在监察是否有人困惑不解，或者置身事外，或者注意是否有人烦躁不安或者无精打采。工具和技术的供应随着实践有扩大的趋势。
事实上，这里的确有一些鲜活的东西出现，有一些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例如，我们来看看共识后面的那些原则。其中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我们总是把别人的论证看作是很有理由的、合乎原则的，无论我们如何看待那个作岀这个论证的人。和多数人投票所鼓励的那种方式相比，这种办法创造出了某种极为不同的争论和论证的风格，在这种风格当中，动机都被导向妥协和创造性的综合，而不是极端化、变形，或把无关紧要的差异之点当作无法逾越的哲学上的敌对。我几乎不需要指出我们习以为常的学术话语模式和后者多么相似——也许，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宗派性的推理导致了无穷无尽的分崩离析，而至今为止，“新新左派”（人们经常这样称呼他们）已经在力求避免这样的结果。在我看来，行动主义者在很多方面都是超前于理论家的。对我们来说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创造出和新出现的民主实践形式更为和谐一致的思想实践形式，而不是使我们的思想实践和那种令人生厌的宗派逻辑相一致。这些团体最终已开始摒弃这种逻辑。
某些最终的趋向
我想以一些关于专业知识分子可能对这一运动有所助益的想法来作结语。如果我们不能在建构某种新的先驱者（即使是葛兰西主义）的过程发挥某种作用，那么，作为理论家，我们能做什么？
固然不存在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但我还是想提出一种可能的趋向——我把这种趋向设想为一种馈赠经济的思想上的等价物。在我看来，我们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从大街上组织和釆取行动的人们的倡议中梳理出它们可能的道德和政治含义，然后将其塑造为回赠给他们的更为具体的理念或洞见——作为一种馈赠。此处所谓的“馈赠”，特指“从作者的人格中完全分离出来的形式”。这的确会包含一种相当大的变化，而且更多地被认为是学术上的激进思想，因为它意味着有意识地反对那种有意而为的、不可思议的、神秘的高级理论所宣称的东西。甚至能真正接受规定年限的研究生教育的读者也不能完全摆脱那种（可能成为）伟大思想家的超凡魅力，因为他们从来都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思想家。让我给出我所认为的这样一些思想演练可能釆取的一种形式的一些例子。
（1）与直接行动密切关联的组织倾向于一方面完全拒绝与他们认为本质上不民主（“恶”）的机构对话，另一方面又赞同慷慨的内部民主标准，因为他们认为给每个人怀疑诚实和好意的权利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显然，这些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此处暗指一种特定机构的道德，其含义对于详细的说明是有帮助的（同等地，当这些机构陷入危机，当它们不得不面对那些压迫性的结构——如种族主义、性别主义——这些东西同样多地埋藏在个体性情和正式的机构的设置中）。
（2）直接行动以及围绕着它的组织的形式本质上是关于通过行动的非异化形式的创造的尝试。这一事实引发了关于我们用“异化”一词真正所指的是什么的种种有趣的问题及其对革命的实践而言的更宽泛的含义。例如：即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几乎不存在支持革命政治的拥护者，但有一个最可能同情它的团体，包括了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和别的从事某种非异化劳动形式的人们。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在首先想像然后再实现（个体地或集体地）这种具体的实践与设想社会替代选择的能力——尤其是以不太异化的创造力为前提的社会自身的可能性——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关联。人们甚至可能认为，革命联盟总是倾向于依赖社会中最未被异化者与最受压迫者之间的联盟。于是人们可以说，当这两类人出现最广泛的重叠时，真正的革命就会发生。这至少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似乎总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或者说，新的被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而不是那些习惯于工资劳动的人们真正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最后，我怀疑这也有助于解释在新的运动中，当地人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这些人似乎正好是那种世界上最少被异化而同时又是最受压迫的人民。既然新的、全球性的通讯技术已经可以将他们涵盖进革命的同盟之中，那么不可避免地他们将在运动中发挥深远而激动人心的作用。
（3）是否可能再想像始于（特别是来自直接民主实践的形式）非异化的经验的观点的那种人权概念？倘若没有别的原因，将权利视为来自这类实践形式（并且作为一种话语，当已经内在于一定的行动形式的原则变得清晰可辨时，这一关于“权利”的明晰的观点也就出现了）的做法，将克服有关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的和解的旧问题，这些问题似乎从来都没有完全被解决[10]。如果某人从一种包括了其共同体事务中的完全的政治参与的权利的基本人权的假设出发——或者那样达到创造性的自我表达的自由或性的表达的自由——很明显，这类权利不能在缺乏一定的底线生活安全的情况下得到运用。这是因为：如果对无家可归和处决队（death squads）的惧怕使得一个人无能为力，那么他也无法富有意义地参与到其共同体的民主生活中去；或者，如果她不得不靠出卖身体谋生，那么她也无法参加自由性爱的表达。大多数那些通常被视为基本权利的东西，积极的和消极的，就会被看作是已经被那些更重要的东西所承担。他甚至会把它们看作是低级权利（infra-rights）一类的东西。直接行动的团体或者直接民主共同体的团体，会被再想像为这样的主要去针对那些压迫的形式，这些压迫阻止了那些已内化在他们组织之中的原则和完成形式得以充分实现：即它们和世界的政治接触。
如我所言，这仅仅是一些建议（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我现在的思想计划的）。还有其他的学者群体——法国的Raisons d'Agir，大不列颠的“新议题”运动（Shifting Ground）以及意大利的大量团体——他们为同样的问题而努力，并且找到了不同的抑或互补的答案。在这一点上，关键的问题就是开始发问。就像我说过的，我们中间无人能真正知道：这些新的、广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实际上能带我们走多远，或者有什么样的新的全球性的综合体会岀现。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去发现。
[1] 有许多人把无政府主义的反宗派主义和无约束性的原则看得特别严重，因此之故，他们不愿意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
[2] 很明显，无政府主义和任何形式的国家疆界的存在都相互龃龉。但是，一般说来，和那些含糊其辞的全球化国际论坛相比，定位于直接行动的集团对这个方面的理解高出甚远。
[3] “没有一个有组织的结构；它并没有一个核心领导和决策制定者；它没有最好的领导权或者等级制度。我们是网络性结构，我们所有人都抵制。”萨帕塔的La Realidad第二次宣言，由副司令Marcos在1996年8月3日召开的首届人性的相遇暨反对新自由主义大会闭幕式上宣读。
[4] 这在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书末尾也出现了。实际上，它们的历史代表了对于思想和社会运动之间来回往返的观念迁移所进行的有趣的个案研究。它们当中绝大多数出自20世纪70年代自治的经验，是从像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弗兰科·贝纳迪（Franco Berardi）和奈格里他本人的著述中采集而来的。但是我认为，记住这些观点不尽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它们不像学院学者（出于精英主义者的本能，他们总是尽可能喜欢给其他学院学者更多信赖）总是喜欢暗示的那样，是很重要的。
[5] 莫霍克族系指操易洛魁语的北美印第安部落。——译者
[6] 当然，帮忙把这些东西扯烂，也是这个作者一生当中最为惊心动魄的经验之一。
[7] “在1905年至1914年，马克思主义左派在大多数国家都处于革命的边缘，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成员都已经认同那些事实上已经是非革命派的社会民主党，但是革命左派中的中坚是无政府—辛迪加主义者，至少和这种无政府—辛迪加主义的情绪和观点更为接近，而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参看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载《革命者：当代论文集》（纽约：万神殿丛书，1973），第 61页。
[8] 不清楚的是，传统的宗派性的无政府主义集团在北美是否依然存在（虽然存在着许多知识分子立场的集团，例如原始主义和生态主义，他们并不必然失去典型的宗派性集团所具有的共同谴责的习惯，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人由于意识形态的理由而被清除出实际的组织）。我们仍然可以在我称之为大写的A的无政府主义集团（例如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的东北联盟，它的成员必须接受192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 的特定条款，有一些集中性质的特征）和小写的a的无政府主义者。当下看来，后者历史的动态过程的真正处所，虽然很多人和NEFAC这样的团体做过实验，在一些在大型行动时逐渐走向衰落的松散的联盟里面加入了一定程度的结构，以这种方式努力保证它不会堕落为群氓主义。
[9] 普遍同意遭到很多误解。它和一致同意不一样，因为它肯定多样性。那些反对建议的人有自由要么“靠边站"这就意味着他们认为这个主意不好，不想自己牵涉到其中，要么“阻挠它"——投反对票，尽管阻挠必须基于集团建立时的基本原则或者尤其是存在的理由。同样，普遍同意是自相矛盾的，它证明作决定的形式最适合于彻底的去中心化，只是因为在大型集团中寻求普遍同意常常过于费时费力，所以要有一个很强的动机来使作决定在最低程度上得以可能。
[10] 我断定很多读者都很熟悉这里的基本问题。C. B.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首次注意到资产阶级的人权观念根本上是否定的，因为他们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每个人都拥有他自己的人格和财产，拒绝任何别人来侵犯它；把这些东西扩充开来的努力就显得是人为的。参见C. B. 麦克弗森：《财产所有的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1962）。
感谢 闲汉 收集、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