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我们德国社会党同志们忽略了德累斯顿决议中的主要缺点，这就是说，这个决议力求采用目前强加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身上的那种行动原则，更确切地说，那种放弃行动的原则。我还说过，无产阶级能够用来影响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两个工具，目前还没有为他们所掌握。首先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不错，德国无产阶级作出了动人的自我牺牲的模范榜样。但是，他们没有历史的革命传统。普选权不是他们在巷战中争取到的，而是由上面赐给的。如果说，要从亲自争得普选权的人们手中夺走选举权，是难以想像的话（因为他们很容易把普选权再夺回来），那么，相反地，要从上面取消那些由上面所赐给的东西，却是可以理解的。要是不相信，就请看看你们的红色王国，你们的“社会主义王国”——萨克森——是怎样不作反抗而同意取消了普选权的……。
当倍倍尔在议会里由于克虏伯事件发表了反对德国皇帝的义正词严的胆略惊人的演说的时候（我们已把这篇讲演翻译出来并且普遍散发），你们却不得不同时在你们党的机关报上，在那些每天谩骂我是无产阶级的大败类，是“den grossen Verderber”[1]的杂志上，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们对于德国工厂主强迫他们在给贵国皇帝的无聊贺信上签字一事——这不啻是要他们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不要加以拒绝。现在你们还继续这样在德国无产阶级中间麻痹、愚弄、削弱这支缺少革命传统的、在历史上十分软弱的力量。
你们正因为自己没有这种革命传统，所以才不满意其他国家的人民具有这种革命传统。你们只会作侮辱性的批评，你们的理论家只懂得蔑视我们的比利时同志们，因为他们为了争得普选权而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头（热烈鼓掌）。
但是，由于你们没有掌握传播革命影响的手段，由于你们没有掌握无产阶级革命传统所给予的力量，你们也就不会掌握议会的力量——这一点你们自己也很清楚。即使今后你们在议会中占了多数，你们的国家也将是一个社会主义力量虽占多数但不能当家作主的唯一国家。因为你们的议会只是半个议会；如果议会没有实权，如果它的决议仅仅是一些可以被帝国政权机关任意勾销的意见，那是一个不成其为议会的议会。那时，你们就会知道并深深地感到自己处境困难。你们就会去寻找出路。我确信你们会找到出路的。命运的道路是阻挡不了的。何况你们既然是德国的无产阶级，你们也就是德国的命运，就是德国的救星！谁也阻挡不了你们的道路。但你们目前在实践中还不知道应当选择哪一条道路，还不知道你们将成为革命者还是议会主义者，还不知道如何在本国建立民主制度。
大家都期待着你们，全人类都期待着你们在这次取得300万张选票的胜利后召开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制定出某种政策。你们在你们报纸上大喊大叫：“帝国是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Unser das Reich! Unser die Welt!”不！帝国还不是你们的，因为你们甚至还不敢保证你们能否在本国首都很好地接待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掌声）
但是，你们不知道你们将选择哪一条道路。在这个巨大胜利后的第二天，人们在期待你们会提出什么口号、行动纲领、策略路线。你们一再研究，反复探索，你们一直在等待事变，但却依旧没有成熟见解。你们躲在不可调和论和理论公式的幌子后面，在本国无产阶级面前掩饰自己在行动上的无能为力。像那样的理论公式，你们的好同志考茨基这一辈子会源源不绝地供给你们的。（掌声和笑声）
这次国际代表大会通过了德累斯顿的决议，这说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要一切国家，要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要它的一切领域都陷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种暂时的、但却是危险的无能为力状态，陷入这种暂时的、但又不可自拔的瘫痪状态……
噢！我清楚地知道共和制在本质上并不包含社会公正这个内容。我但愿倍倍尔与我在这一点上不致有所误会。我不会相信政治上的形式主义，以致于达到迷信的地步。我不会武断地说，共和制，仅仅因为是共和制这一点，就足以构成进步的原则；如果民主制——即使是共和民主制——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行动来督促它、推动它的话，它就会停滞不前。因此，民主制不足以说明是一种进步；不要共和制，也会出现经济的和社会的进步。我想说的是，今天在欧洲许多国家里，在德国，在比利时，在意大利，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并没有提出以共和政体代替君主政体作为自己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他们认为最好是采用那些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活动而奠定的民主宪政基础——哪怕是在保留君主政体的条件下——所能提供的活动方式。我要着重说明的就是这一点。可是要知道，如果共和制直到目前还不是一切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那么它在法国却是如此。共和制就其渊源来看，由于过去的一系列革命事件——例如，1791年马尔斯校场上的请愿，1792年人民攻进推勒里王宫，1793年1月协和广场上路易十六被斩，1830年、1848年、1871年的革命事件——它是革命运动的结果，而革命运动创建了现代的法兰西。正是无产阶级一直在努力使这种不自觉的革命民主运动具有共和制的最高形式，成为共和制的逻辑顶点，他们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共和制上面，把共和制看作是自己希望的象征。正因为如此，在法国，共和制从历史上就是进步和自由的化身，但它在别的国家里当然并不全是这样的。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在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拥护共和制与共和自由的时候，才能够始终忠于本阶级、忠实于自己的深远传统，忠实于巴贝夫、邦纳罗蒂、布朗基。
此外，我还要谈一点，倍倍尔同志。你说，共和制在别的国家里并不同样都是直接必要的。要知道，共和是民主的逻辑顶点。如果说，在法国，民主在其逻辑的共和形式中受到压抑，那么，民主在欧洲的其他国家里却得到一次失败的教训。因此，像你昨天那样盘算共和制——即使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制——的利弊的做法，是欠妥的。那种社会性的君主政体，不是出于对于人民的爱护，而是从利己主义出发，的确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驾凌于各个阶级之上，它为了自卫，为了预防资产阶级的可能袭击，会作出某些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改革，这种小恩小惠实际上也可能产生某些结果，但与自由的无产阶级依靠自己意志而直接取得的辉煌战果是无法比拟的。
现在，在欧洲，我们正处于这样的时刻，即不仅无产阶级要求社会主义，而且几乎各国人民都在从事活动，要求民主了，甚至在你们的正在开始争取普选权的德意志各邦国、在意大利、在奥匈帝国，人民也都在从事活动，要求民主了。要知道，如果告诉那些渴望政治自由的人们，告诉像我们的好朋友普列汉诺夫那样的俄国革命家们（他们也不能保证工人运动中不渗入各种痛恨专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分子和自由主义分子），说共和制并不具有无产阶级所期望的那样多的好处，理由是——按照你们的说法——在这种民主制胜利后，掌握了解放运动控制权的资产阶级将会用他们的贪得无厌利己主义去代替君主的合乎理性的利己主义，那是不恰当的。因此，我认为，当我们阻止教权主义和军国主义去破坏法国的作为民主制的逻辑目的的共和制的时候，我们不仅为法国的民主制作出贡献，而且为全欧洲的民主制作出贡献……
我本不想谈那些当前局势没有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但我听到考茨基同志再一次说他认为社会党人在国家危急时可以参加中央政府，说他会同意共产主义者布朗基参加当时以击退敌人侵略为任务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于是我给自己提一个问题：入阁主义当它与民族主义纠结一起的时候，是否成其为正统观点呢？对于无产者来说，为了协同保卫由资产阶级统治管理、特别是由它剥削的祖国而放弃阶级斗争，是否合乎情理呢？我又问自己说：对于无产者来说，政治自由、思想自由以及组织无产阶级的可能性等，难道还没有现今的祖国来得重要吗？我觉得，在一定的条件下，我还是不能完全同意我们这位同志的民族主义的入阁主义的。
（拉波波特：《让·饶靳斯》，哥美耳，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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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语，意同“大败类”。——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