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波依斯 -> 约翰·布朗（1909）
第五章 被诅咒者的幻想
约翰·布朗出生的时候，海地的风暴[1]正蔓延到美洲各国。诚然，在后来的那些日子里，南部的男人和女人，其中也有诚实的人，曾经力图给黑人奴隶制度涂抹上鲜艳而迷人的色彩。他们说，在古老而又美好的种植园贵族社会中，有孩子般的热忱，有忠诚的服务精神，而且轻松愉快，没有责任。但是，不管怎么说，美国奴隶制度都是十九世纪文明中最丑恶、最肮脏的污点，这一可怕的事实现在依然凝结在法律和确凿的记录里。作为野蛮行为和人类苦难的渊薮〔sǒu〕[2]，女人卖淫和男人淫逸的场所；作为婚姻的嘲笑和家庭生活的败坏；作为理性的丧失，精神的死亡：奴隶制的罪恶当时是无以复加了。它夺走了几百万又几百万的人——有人性的人和可爱的、快乐的、爱好自由的太阳的儿女，不惜用野蛮手段把他们投入一个死板的模子：低声下气，奴颜婢膝，狗一般的忠诚，肉体和灵魂的屈服，没有出息的动物的躯壳——做奴隶的只许向这个目标奋斗。所有的人都被压到这个模子里去，在那些不适合这个模子的人当中，怒形于色的人遭到威胁，无所谓的人遭到虐待，起来反抗的人被杀死。行动、求知、恋爱、立志，这些事情黑奴都没有份儿。一个白人孩子就可以在公路上把黑人拦住，使他躲到窝里去。任何黑奴在法律上都不许读书识字。恋爱怎么样？如果一个黑奴爱上了一个姑娘，那么从波托马克河到格兰德河，任何一个白人都可以拿她来发泄兽欲。只要一个黑人娶了妻子，凡是当地的主人都可以把她从他手里抢走。
奴隶带着镣铐干活
奴隶一旦生了儿女，从俄亥俄河以南就没有一项法律能够阻止他们最后被卖给任何一个有钱的恶人。一个奴隶有什么志向，就可疑，就危险，就性命难保。对他来说，没有美好的未来，没有强大的动力，没有象样的报酬。迫使奴隶奴颜婢膝，奴隶主付出什么代价呢？专制、蛮横和无法无天的行为支配着南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至今还支配着南部。
奴隶惨遭奴隶主毒打
阔人只了解穷人的一切缺点，奴隶主是用熟视无睹的眼去看奴隶制度的恐怖的。诚然，这里那里确实闪过光芒，露出希望——有过崇高的牺牲、热心的帮助以及果敢的释放。但这一切都是局部的、偶然的和例外的情况。强迫人们屈从于成千的暴君，屈从于他们的无聊愿望和反复无常，这种冷酷无情、横行霸道，从佛罗里达到密苏里，从密西西比河到大海，都占着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之下，可怜的人只好痛苦地挣扎着。他们发狂似地企图报仇雪恨，怒火烧遍了奴隶制度的血淋淋的道路。在牙买加岛，他们推翻了政府，占领了整个国土，直到英国屈膝求和为止，在丹麦所属的岛屿，他们掀起了打倒统治者的风暴；在海地，他们把奴隶主赶到海里去了，在南卡罗来纳州，他们曾经两度挺身而起，象澎湃的浪涛似的，冲击着惊慌失措的白人，不幸他们被出卖了。各地的这类暴动，预示着一致行动和有组织的发展的可能性。当然，成功的暴动是很少的、偶然的。但是，海地的光辉照亮了黑夜，使世人记得奴隶们也是人。
拍卖奴隶
许多的奴隶和其他的人，参加了独立革命的军队，他们有三千人为其主人的自由而战斗。战争结束后，他们的英勇奋斗、海地的起义以及争取人权的新的热情，掀起了解放奴隶的浪潮。在革命期间，这种浪潮就在佛蒙特开始了，它席卷了新英格兰和宾夕法尼亚，最后于十九世纪初叶在纽约和新泽西结束了。解放北部的奴隶引起了新纠纷，因为南部经过了一段犹豫以后，采取了相反的路线，加强了压力。种植园被隔离开了，大道上有人把守，坚持反抗的人遭到毒打，那些反抗的首领被处以私刑。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可怕的选择过程，把萎靡的、无知的、狡猾的和唯唯诺诺的挑了出来，把倔强自尊的、复仇心重的以及敢作敢为的处以一死。古老的非洲战士的精神因暴力和绝望而消逝了。
因此，南部广大的黑人奴隶被吓住了，可是他们并没有被征服。尽管他们散布在辽阔的地区里，被隔离开，在言论和宗教方面受到监视，自由的火焰在他们的心里燃烧着。在路易斯安那和田纳西，两度在弗吉尼亚，他们喊出了午夜反抗的呼声。在一次起义中杀死了五十个弗吉尼亚人，把整个州困住了几个星期，这发生在布朗所热爱的和关注的那个阿利根尼山区。在海洋轮船上，他们起来反抗。他们逃向佛罗里达，象猛兽似的转过来反抗追踪者，直到全部军队把他们打退，并在大沼泽地里致他们于死地为止。他们心中出现普遍的不安情绪，只有奴隶主们时刻保持警惕才把这种不安情绪压制下去。然而，对那头被束缚住的巨兽的恐惧，却始终存在——这种不可名状的、使人心神不宁的畏惧从来没有离开过南部，而且从来没有停止过，但这也不断促使奴隶主举起毒手，任意行凶。
〔奴隶对付奴隶主暴行的一个办法，〕就是逃亡他乡。
沼泽和河流，阿利根尼山脉的森林和峰峦，沿着“黑人大路”[3]连绵不绝。逃亡者越来越大的洪流，涌向那里。他们自己现身说法，使北部和世界上的人都看清奴隶制度的实质。他们联合了北部的自由黑人，和他们一起组成了巨大的黑人团体，为美国黑人的自由展开工作，进行战斗。
这样，当约翰·布朗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看到在他周围那些关于人权和自由的莫名其妙的偏向和矛盾。他不时看到这些偏向和矛盾在北部引起了自由黑人的一致行动，特別是在他们能够彼此接触并有机会维护名义上的自由的那些城市里更是如此。在十八世纪刚结束的时候，首先在费城，接着在纽约，他们一批一批从白人教堂里退出来，避免难堪的歧视。他们建立自己的教堂，到如今还拥有数百万教友。
1800年，约翰·布朗出生的那一年，加布里埃尔策划了惊人的弗吉尼亚起义。约翰·布朗结婚后的一年〔即1822年〕，在黑人最周密地策划的一次起义把南部吓得惴惴不安以后，起义组织者南卡罗来纳人丹马克·维西就气昂昂地走上了断头台。约翰·布朗那时候还年轻，对这一切懂得很少。在后来的年代里，约翰·布朗才知道加布里埃尔、维西和特纳[4]，谈到他们的事迹，学习他们的计划。但在那个时候，他经营着制革厂，娶了妻子，同社会隔得太远了。也许，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听到了某些演说，赞扬1808年制止奴隶贸易法令[5]。这是结束奴隶制度的开端。也许不是这样，因为这项法令在1820年重新实施以前，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然而，自始至终，约翰·布朗的敏锐的眼光都在搜索着人生的道路，他那副好心肠对各地有什么胡作非为都很敏感。当然，很可能，那第一批得到他的帮助和同情、把他的思想引导到他后来的终身事业上的黑人，就是那些从南部逃来的奴隶。
逃亡奴隶武装自卫（弗吉尼亚州劳登县，1855年）
给奴隶们开放的道路有三条：屈服、斗争或是逃跑。单独进行斗争意味着死亡，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意味着密谋和起义——这是一件难事，然而一再有人尝试。最容易的就是逃跑，因为地广人稀，而奴隶又多得很。起初，他们逃到沼泽地和山里去，活活饿死了。后来，他们跑到印第安人那里去，在佛罗里达建立了一个国家。为了推翻这个国家，美国在多次袭击奴隶的所谓塞米诺“战争”[6]中，花费了二千多万美元。后来，1812年战争使用了许多黑人水兵去为自由贸易而战，黑人从而知道了北部和加拿大是避难的场所，这以后他们就渐渐逃往北部。约翰·布朗在哈得逊做鞣革匠的时候，就开始帮助这些气喘吁吁〔xū〕的夜奔的黑人难民。他的大儿子说：
“当我四、五岁的时候，大概不迟于1825年，一天夜里有个逃亡的奴隶和他的妻子来到我父亲门前——有些城里人知道约翰·布朗同情这种过路人，这也许就是他们送来的，但是那时这种过路人并不多。我第一次看见的黑种人就是他们；当那个女人把我抱起来放在膝上吻我的时候，我就尽快跑开，还擦了擦脸，‘把黑色去掉’；因为我以为她把我‘抹黑了’，就象妈妈的水壶似的。妈妈给这些可怜人吃了点晚饭，可是他们心神不安，以为有人追他们。这时，父亲听见，半英里以外，在一条大道上，有马匹过桥的得得声，于是，他就带着客人走出后门，到小溪旁边的沼泽地里去躲藏，还给他们武器自卫，但自己却回到家里等待分晓。原来是一场虚惊；骑马的人是附近的居民，前往哈得逊镇。后来，父亲到漆黑的林子里去——因为那时正是夜里——，寻找这两个逃亡者，遇到一些困难。最后，逃亡者因害怕被逮住而心里噗噗直跳的声音，引导我父亲找到了他们的所在地。他重新把他们带到家来，让他们躲避了一会儿，然后就送他们上路。”（小约翰·布朗的叙述，载桑博恩所著书第35页）
在这些日子里，奴隶制度问题越来越闹得满城风雨。杜桑给予美国的那个路易斯安那[7]，逐渐充满了移居者，后来路易斯安那分成几部分，承认它们的州的资格这一问题，就摆在国家的面前，并导致密苏里妥协案[8]。在约翰·布朗的周围，人们对这一措施争论得很激烈，这必然会加深他对奴隶制度的憎恶，使他越来越关心黑人。
就在死神第一次来到他家、把他一个四岁的孩子抢走的那一年，在他那位热情的年轻妻子因产后热而死、跟她的婴孩一同被埋掉的那些忧伤的日子以前不久，在弗吉尼亚爆发了纳特·特纳暴动，海地事件以来最成功和流血最多的奴隶起义。
他们〔起义者〕得到的不是自由而是死亡。但是，他们在蒂斯摩沼泽地的边缘上杀死了五十个白人，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使那个地方处在恐怖之中，并且掀起了狂澜，引起了反响。正当英国把白山还给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的时候，在南部，黑人教堂和自由黑人学校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北部，有两种运动。一种是坚决的反奴隶制运动，一种是背道而驰的运动，剥夺黑人的权利，烧毁他们的教堂和学校，抢走他们的亲友。黑人们急忙凑在一起，进行商议和防御，〔1830年〕他们在费城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地讨论了迁往加拿大的问题和学校的问题。可是，北部和南部一样，特别害怕黑人的学校。在约翰·布朗的家乡康涅狄格州，一个白人妇女打算教黑人念书，因而遭到了可耻的迫害。这一切都引起了约翰·布朗对奴隶制度的反感，并使这种反感更加明确，更加有目的。在普鲁登斯．克兰多尔开办的学校[9]遭到焚烧的那一年，也就是他续弦后的一年，11月里，他给他弟弟〔弗雷德里克·布朗〕写信说：
“自从你离开我以来，我一直在想办法，希望用实际行动帮助我那些套着枷锁的可怜的同胞；我详尽试探了我妻子和三个男孩的心情，我们同意至少弄到一个黑人孩子或者少年，象抚养我们自己的孩子那样把他抚养成人，也就是说，让他受到良好的英国式教育，尽我们所能让他学习世界的历史，学习生意，学习一般的科目，而且，最重要的是，设法教导他敬畏上帝。我们想出三种方法去弄黑人：第一，设法让某个信基督教的蓄奴者放一个给我们。第二，如果没有人愿意给我们一个奴隶，那就设法弄到一个自由的黑人。第三，如果那件事情办不成，那么我们都同意省．吃俭用一些，花钱买一个。我们现在正在采取措施，要实现这件事，我们满怀信心地期望着上帝即将把他们全部从枷锁室甩带领出来。
“我不妨提一下，第一次谈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杰森已经睡下了。可是他一听说这件事，他的温暖的心就燃烧起来，并且爬起来参加讨论这件极其重大的事情。几年来，我一直设法在这里给黑人开办一个学校，根据许多理由，我认为这里是最合适的地点。这里的孩子们可能不跟同族中为非作歹的人来往，也不跟任何一种公开为非作歹的人来往。这样的事情不会有强大的势力反对；如果有的话，那么我相信将来可以影响这个移民地，使当地的几乎所有的势力都支持这样一个学校。请写信告诉我愿意不愿意参加我的活动，并请设法从哈得逊一带推动一些第一流废奴主义者同你一起工作。我衷心地相信，在上帝的保佑之下，光凭我们共同的努力，不久就能够实现这一切。”（1834年约翰·布朗给其弟的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40—41页）
这个计划落了空，只是约翰·布朗愈来愈兴致勃勃了。他现在有二万美元财产，成了有势力的人，他越来越想采取明确的行动来帮助黑人。他们不断召开代表大会，逃亡者的洪流也正在扩大。然而，当时的问题不仅是奴隶制度的问题。自由黑人的处境也特别可怜。不管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奴隶，他很容易被抓住，卖给南部；在各行各业里，他都受到歧视和鄙视。这种事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本来已经糟得很了，但对一个象约翰·布朗这样正直的、信教的人来说，这种事发生在上帝的教堂里，简直就不可容忍了。
他的儿子叙述了这件事情的细节。
“大概是1837年，母亲、杰森、欧文和我，参加了富兰克林的公理会[10]，负责牧师是伯里特先生。不久以后，其他教会的人，包括卫理公会②教徒和圣公会③教徒在内，参加了我们教会所办的活动，准备在一个来自克利夫兰、名叫埃弗里的福音传道师的特约主持之下，开一个长时间的会。公理会教徒的会所房子最大，被选为开会地点。请柬分发给了附近各镇的教会人士，不久会所里就挤满了人，到会的人一般都是在邀请之下坐了教堂有靠背的长凳。那时在富兰克林有一批自由黑人，还有几个逃亡的奴隶。这些人发生了兴趣，前来赴会，但他们是自己找的座位，那里靠近堂门，装着火炉——不是望见牧师或是唱经班的好地方。父亲注意到了这一点，下次会（那是在晚上）开了一些时候，他就站起来，请大家注意到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在安排黑人听众的座位上，已经造成了种族歧视。他又说，他不相信上帝‘偏待人’④。接着他就请那些黑人来坐他的长凳。黑人接受了，我们一家人就坐了他们空出来的位置。这等于一颗炸弹。第二天，父亲只见执事们登门拜访，来劝告他，向他‘做工作’。但在那个长时间的会的其余时间里，黑人们继续坐在我们的长凳上，我们一家就坐在火炉周围的座位上。不久以后，我们就搬到哈得逊去，虽然住在三英里地以外，还是经常到镇中心的公理会教堂去。过了大约一年，我们接到了善良的执事威廉斯的来信，说我们同富兰克林教堂脱离关系了，根据是教堂在我们离开后制定了一条规则，‘任何教友缺席一年而未向该教堂报到者，概以断绝关系论’。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规则。父亲一边看信，一边气得脸都自了。这是我第一次尝到拥护奴隶制的魔力，这种魔力已经钻到教堂里去了，为了这件事，我流了几滴不必要的眼泪，而本来我倒是应当庆幸我的解放的。从那一天起，我的神学枷锁就被大大地打破了。”（小约翰·布朗的叙述，载桑博恩所著书第52—53页）
1837年和1838年是迫害废奴运动的年代。洛夫乔伊在伊利诺斯被谋杀了，在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暴徒们猖獗一时。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厅被烧掉了；在波士顿，马尔博罗教堂遭到了劫掠，约翰·布朗本人似乎就在那里击退过暴徒。
废奴主义报刊发行人洛夫乔伊在伊利诺斯州阿尔顿的报馆被蓄奴派暴徒捣毁（1837年11月7日）
在这个时候，不管约翰·布朗本来打算做些什么，他却因为当时的经济恐慌而遭到挫折，那次恐慌卷走了他的财富，使他破了产。然而，他必须有所作为——他至少必须保证他和他的家庭要永远反对奴隶制度。他不知道——他不能确定——应当怎么办，但他总算下了决心，而他要教育青年的那个旧念头也依然占着上风。
这个伟大的诺言是在1839年许下的，那时候有一个名叫费耶特的黑人牧师来拜访布朗，提到了他遭受迫害和欺凌的身世。约翰·布朗严肃地站了起来。当时他是个将近四十岁的人了，高大，黝黑，胡子刮得很干净。身旁坐着他的年轻的妻子，年二十二岁，还有他的十八岁、十六岁和十五岁三个大儿子。其他六个孩子睡在这位黑人牧师背后的那间屋子里。约翰·布朗对他们说，他打算积极对奴隶制度作战，还要他的家人遵守庄严的秘密的约定，为解放事业而努力[11]。
这标志着约翰·布朗一生的转折点：在儿童时代，他就厌．恶奴隶制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奴隶制度的憎恶就越来越深；但在忙于挣钱糊口的生活中，这必然只能占去一小部分的时间。然而，渐渐地他看到周围巨大的斗争正在风起云涌；十九世纪最伟大的道义战争[12]已开始短兵相接，这些消息唤醒了他，鼓舞了他，而当斗争触及他的亲朋友好和志同道合者时，就更加使他激动。他看到他的朋友受到伤害和欺骗，到了最后，他渐渐地而后是突然地领悟到，他必须向这个穷凶极恶的奴隶制度作斗争。他现在并没有策划具体的战争——他那时还是一个不抵抗主义者，憎恨战争，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哈普渡这一幕。他也还要维持生计，照顾家庭。反奴隶制度还不是他生活的唯一目的，但当他进行日常事务的时候，他就下定决心，抓住每个机会，对奴隶制狠揍一拳。
1839年，没有几个美国人认识到：美国重要的中心问题就是奴隶制度；而这少数人里面，知道应当向奴隶制度作斗争并且愿意为之而斗争的就更寥寥无几了。在这极少数的人里面，有两个人几乎是屹然独立，准备把信念付诸行动。那就是威廉·劳埃德·加里逊和约翰·布朗。
这两个人彼此并不认识——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他们几乎没有听见过彼此的名字。他们从来没有成为朋友或是同情者。约翰·布朗在波士顿的时候，从来没有去过《解放者报》[13]社，在后来的年月里，他常常流露出一些话，好象是藐视不抵抗主义者；而加里逊也严厉批评袭击哈普渡的领导者。他们的共同之处，只在于他们对奴隶制度极端憎恨，而在精神上，他们却以奇怪的方式互相冲突，加里逊最初愿意用一切方法或任何方法向奴隶制度作斗争，后来过渡到不抵抗主义，而对奴隶主唯恐避之不及，约翰·布朗却从不抵抗出发，过渡到积极作战的革命的道路。
伟大的斗争急不可待，这在黑人中间表现得最为明显。有组织的起义在南部停止了，这不是因为奴隶制度更加紧推行，而是因为逃往北部的那个巨大的安全活门开得越来越大了，各种方法逐渐配合起来，形成了那个以“地下铁道”[14]闻名的神秘组织。奴隶们和自由居民发动了这项工作，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冒着危险，历尽艰难。但是，渐渐地，他们越来越多地得到了人们的协助，例如象约翰·布朗这样的人和虽不这样激进却同样热情的人的协助。自由黑人在北部各地开始有了经济地位，他们在城市里当仆人，在俄亥俄州当农民，甚至在费城和纽约的大服务行业里当“办事人”。
大多数的学校仍然不招收黑人。他们作出了不屈不挠的努力进行反抗，并在各地办了数十所他们自己的学校。后来成立了奥伯林学院，辛辛那提某些热心的学生，讨厌雷恩学院的种族歧视，就转学到奥伯林学院，并把黑人问题带到那里去。这个问题得到公平解决，黑人可以入校了。
约翰·布朗的父亲被任命为奥伯林学院校董，这使约翰·布朗对于人生及其意义有新的看法，——这种生活既能追求伟大的道德理想，又能在勤勤恳恳的劳动中使家庭过好日子。如前所述，布朗提议要去测量奥伯林学院在弗吉尼亚的土地，替自己找一大片田地，将来在那里安家落户。那个地方很险要，约翰·布朗是知道的：在一个蓄奴州的不蓄奴的地区里，又靠近河流，又离开群山的山麓小丘不远，而在山那边又是“黑人大路”，在这样一个地方形成了“地下铁道”的一条干线，一个发动黑人的试验场所。但他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以及最后的破产打乱了一切计划，使他不能购买那一千英亩已经商妥了的土地。
在相继而来的年代里，从1842年到1846年，约翰·布朗灰心丧气，但这个严肃的、克已的清教徒，从来没有彻底流露出来。然而，财产的损失和好梦的破灭，破产和坐牢，五个孩子的夭折，同时，在他周围，教会对奴隶制度、对反废奴运动的暴徒的斗争正在开展，凡此种种都使他变得更加严肃，更加沉默。他准备着。
他反省自己犯了错误，他把给“万恶的渊薮——奴隶制度”以致命的打击的伟大任务当做旁枝末叶，当做次要的东西，但这必须是他的首要的和唯一的职责。这样，他对自己和奴隶制度的关系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了，因此，他那攻击奴隶制度的计划，也就更清楚更明确，他花了很多时间讨论这件事情。在斯普林菲尔德的时候，“他和大儿子常常在账房里讨论奴隶制度，一谈起码一个钟头，他常常说，奴隶杀死奴隶主和逃跑，是对的，他还认为，奴隶主犯下了滔天大罪”。（见雷德帕斯所著书第53—54页）
他研究了黑人的人口调查表和分布情况，绘制了奴隶逃亡路线的地图，标出道路、庄园和供应地点。他了解了丹马克·维西、纳特·特纳的事迹，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和田纳西三州的坎伯兰河地区的起义；他知道了在宾夕法尼亚州境内对捕奴者的有组织的斗争以及海地和牙买加的历史。
他很快就看到，这需要有比学校和道义的劝说更激进的东西；消除这样根深蒂固的痼疾要求、“行动起来！行动起来！”他很欢迎他那向往已久的牧畜的新职业，因为这使他有空闲的时间去解决他的伟大的道义问题。他设法结识了加内特、洛关、格洛斯特和麦丘恩·史密斯等黑人领袖。随着他的牧羊事业的扩大，他到处去旅行，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看到了哈普渡——在这个雄壮的隘〔ài〕口上，波托马克河和申南多亚河，把崇山峻岭抛在一旁，滚滚而釆，在这里奇异地汇合在一起。
因此，斯普林菲尔德的羊毛生意，几乎象一种必须躲避的诱惑，．分了他的心。1845年前后，有一阵子，他又看到了财富的诱惑，并且梦想着财富对他的终身大业会有多么大的好处。但只是一阵子罢了，因为，当他认识到他所必须拿出的代价——时间、滑头手段和琐碎的事务工作，他就厌恶地扭转了头。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研究了起义的历史，了解废奴主义的运动。早在1846年，他的哈普渡计划就在他的脑子里开始有点眉目了。
只有一件事情使他愿意在斯普林菲尔德逗留下去，那就是他在那里遇到的黑人。他一生中只是在各地遇见了个别的黑人，但现在却遇见了一批黑人。这批人并不属于当时主要的黑人团体——那些主要的团体是在费城和纽约，在辛辛那提和波士顿，还有在加拿大。它们大都独立进行工作，彼此之间很少有联系，但却为奴隶解放和彻底的自由而意气风发地、卓有成效地做着工作。斯普林菲尔德的那一批人是一个小团体，没有明确的领导，因此也就同被奴役的种族的广大群众更加接近。布朗在住宅里、教堂里和大街上同他们接触，他还雇他们来替他办事。他以完全平等的身分去接近他们——他们在一起平起平坐。他既不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去低就他们，也不和他们最卑微的人一起寻欢作乐，其结果正如雷德帕斯所说的，“布朗上尉对黑人种族的能力的估价，比大多数白人的估价高。我常常听到他议论这个问题，还举了一些例子说明他们能够照料自己。他认为，为了教育黑人进行自治，或许有必要强制割断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联系。但这点他只是作为建议提出来的。”（见雷德帕斯所著书第59—60页）
尽管他高度赞赏黑人的品质和能力，他并没有因此而看不见他们的缺点。他发现他们为人的脆弱却由于奴隶制度和社会等级而加深了。他怀着他们有能力克服缺点这一坚定的信念，批评他们，鼓舞他们。他站在黑人的立场上写的《论萨姆波的错误》这篇启发教育性的文章到今天还值得黑人和白人认真阅读，有一部分他借萨姆波之口说；
“我一生中还有一个小毛病，我总希望用这样的方法来讨好白人，那就是服服帖帖地忍受任何一种侮辱、蔑视和虐待，而不是根据原则，勇敢地抵抗他们的蛮横的侵犯。……但是，我发现，尽管我卑躬屈膝，我得到的报酬差不多跟南部奴隶统治者赏给北部那些懦弱的政客的报酬相同，原来他们受了贿，受了威吓，受了愚弄，受了欺骗，这正是辉格党人和民主党人所喜欢的，如果允许他们去给南方人吮痛舐痔，他们就觉得非常荣幸了。”（引自《萨姆波的错误》，载《公羊角》，并转载于桑博恩所著书第130页）
没有人比约翰·布朗更清楚，奴隶制度如何助长了这些过失：要知道有多少奴隶能够读书识字呢，什么时候有人教过他们如何使用钱财，或者教过他们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呢？这篇优秀的文章，在写法上和措词上不是大加谴责，而是满怀信心，就好象出自一个认识了自己过失而又不愿意重复别人过失的人的手笔。
约翰·布朗不仅提出批评，而且也领导这些黑人。早在1846年，他就把最后计划透露了一些给托马斯·托马斯，他的黑人看门人和朋友。有一次，他和托马斯·托马斯一起照像，两人友好地拥抱在一起，拿着牌子，上面写着“S.P.W.”[15]——奴隶走向自由的“地下通道”。
“明天早上我什么时候来？”有一天早晨托马斯问道。
“我们七点钟开始工作”，约翰·布朗回答说，“但是我希望你早点儿来，我想和你谈一谈。”接着，布朗透露了一个计划，准备让大批大批的奴隶逃走，从而加强“地下铁道”的工作，并使它井井有条。这就是他的哈普渡计划的雏形，这个计划很快就变得很完备了，所以在1847年透露给道格拉斯的时候，已表现出经过深思熟虑和筹谋了。
第一个全国性的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38年由马里兰州逃到北部，〕1844年在新贝德福德发表了著名的演说。道格拉斯出版了自传以后，为了安全起见，就到英国去，但在1847年回来，赎得了人身自由，并准备创办他的《北极星报》。道格拉斯刚一上岸，纽约的黑人运动领导人就向他谈起东部的那颗新星，低声说到斯普林菲尔德有一位意志坚决的怪人，他飘然奔走于各地的黑人团体之间，献身于反抗奴隶制度的持久战。他们两人都极想彼此见面：布朗极想结识他所立志要解放的黑种人的领袖；道格拉斯极想认识奴隶制度的这位劲敌。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是在斯普林菲尔德进行的，当时的情况道格拉斯自己的话说得最好；
“大概是当我在罗切斯特开办我的事业〔指他的报纸〕的时候，我碰巧在一个人的家里待了一夜和一天，那个人的性格和谈吐，他的生活的目的和目标，在我的脑子里和心头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大名早已有几个杰出的黑人向我提起了，其中有亨利·海兰·加内特牧师和季·伍·洛关。谈到他的时候，他们都放低了声音，他们对他的描述，使我极想看见他，了解他。很幸运，他邀请我到他家里去看他。在我现在所提到的这段时间里，他在一个人口众多、市面繁荣的城市里是一个体面的商人。我们第一次会见就是在他的铺子里。这个铺子是一座砖砌的坚固建筑，座落在一条热闹繁华的大街上。我瞧瞧内部的陈设，瞧瞧外面高大的墙壁，就产生了一个印象，以为产主一定是个大富翁。他对我的款待简直使我太满意了。这一家大大小小，见到我似乎都很高兴，不大工夫，就使我感觉到很自在。不过这所房屋的外貌和座落地点却使我感到失望。看到了那个豪华的铺子以后，我料想必定会有一所地点适宜的漂亮住宅，但经实际的观察，这个结论完全被推翻了。实际上，这所房子既不宽敞，也不讲究，它的地点也不理想。这是一所盖在背街那一面的木头小房子，四围的邻居主要是些劳动者和机械工人，当然，这房子也还相当体面，但谁也想不到会是一个发财、走运的商人的住宅。
“房子的外貌已经很简陋，但是里面的陈设还要简陋。描写屋里缺少什么东西要比描写屋里有些什么东西还费时间。这种简陋的程度差不多已到贫困的地步。我的第一顿饭是在吃茶的名义下吃的，尽管吃的东西和这个名称的一般意义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这顿饭有牛肉汤、洋白菜和土豆。对于一个耕了一天地的农民，或对于一个大冷天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强行军，走了一次十几英里路的人来说，这顿饭确实是够好吃的。饭桌没有油漆，没有镶饰，没有喷漆，也没有台布，显然是用松木简简单单造成的。那里也看不见有佣人。母亲和儿女们亲自端饭盛菜，做得井井有条。很明显，他们已经这样做惯了，因而一点也不觉得亲自动手有什么不体面或有失身分。有人说，房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主人的性格，这所房子确实是这样。它里面没有虚饰，没有假象，没有弄虚作假。一切都显得实事求是，目的明确，持家勤俭。我同这所房子的主人相处不久，就发现他是名副其实的主人，假如我和他长远相处的话，他也很可能成为我的主人。他的妻子信任他，他的孩子们尊敬他。他说话的时候，大家都留心听。他的辩论——有几点我曾冒昧加以反对——似乎能够使众人信服；他的呼吁能够感动众人，他的意志能够打动众人。
“他身体消瘦而结实，肌肉发达，是新英格兰人的典型，是为动乱时代而塑造的，适宜于和最残酷的苦难作斗争。他身上穿着朴素的美国呢绒衣服，脚上穿着牛皮靴子，系着一条用同样结实的材料做成的领带，身高几达六英尺，体重不到一百五十磅，年约五十，身材有如山上的松树，笔直而匀称。他的仪表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的脑袋并不大，但五官端正、神采奕奕。他的头发又粗又硬，略带灰白，剪得很短，低低地长在前额上。他的脸刮得很干净，嘴巴方而有力，下巴宽大而突出。他的眼睛呈蓝灰色，说话时目光炯炯有神。在大街上，他迈着骏马般的步子，沉浸在深思里，既不惹人注目，也不躲避别人的目光。这就是我听到别人窃窃私议的那个人；这就是他这户人家的气魄，这就是他居住的房子；这就是约翰·布朗上尉，他已名垂青史，成为名闻美国的最杰出的人物和最伟大的英雄之一了。
“上面谈的那顿丰盛的饭吃完以后，布朗上尉小心谨慎地话归正题，要我注意，因为他似乎害怕他的意见会遭到反对。
他声色俱厉地痛斥奴隶制度，认为奴隶主已经剥夺了奴隶们生存的权利，奴隶们有权采取任何方式来争取他们的自由；他不相信道义上的劝说能够解放奴隶，也不相信政治上的行动能够废除奴隶制度。他说，好久以来，他就有个计划，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他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就是为了向我提出这个计划。他说，有一个时期，他一直在物色一些可靠的黑人，以便把秘密计划安全地透露给他们。有的时候，他几乎放弃了物色这种人物的希望。但现在他受到了鼓舞，因为他看到这样的领袖人物正在从四面八方涌现出来。他一直注意我在国内外的行踪，他希望同我合作。当时在他脑海里的那个计划颇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这个计划并不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要奴隶普遍起义，或是要对奴隶主进行大屠杀。他认为，暴动只能使这个目的遭受失败。但是他的计划的确打算建立一支武装力量，在南部的中心地带进行活动。他并不反对流血，他认为，拿起武器这一行动对于黑人来说是很有益的，因为这会使他们有大丈夫的感觉。他说，谁不愿意为自由而斗争，谁就不可能有自尊心，也不可能受到尊敬。他给我看一张美国地图，向我指出从纽约州边境起一直延伸到南部几个州的连绵不断的阿利根尼山脉。
“‘这条山脉’，他说，‘就是我这个计划的基础。这些山有许多天险，一将把关，万夫莫当；有许多良好的藏身之地，大批勇士能够在那里隐蔽起来，长期阻挠和躲开敌人的追逐。我很熟悉这条山脉，能够把一队人马带进山去，把他们藏在那里，任凭弗吉尼亚的地方当局用尽全力也不能把他们赶出来。我们所追求的真正目标，首先就是要破坏奴隶财产的货币价值。为此，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使这些财产不牢靠。所以，我的计划就是先带领二十五名左右精锐士兵，先从小规模做起，供给他们武器和弹药）把他们分成五人一小队，部署在一条二十五英里长的阵线上。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和最有头脑的人，应当抓住时机，不时走到下面的田地里去，劝导黑奴参加他们的队伍，还要物色那些最不安于现状的和最勇猛的人。’
“他看到，在这一部分工作中，应当非常小心谨慎，以防止变节行为和泄露秘密。只有最忠诚的人和最有本领的人，才能派去执行这件危险的任务。在小心谨慎和兢兢业业的情况下，他想，他很快就能集结一支有百名勇士的队伍，他打算训练他们乐于过自由而冒险的生活。当他们受到了良好的训练，并且人人都找到最适当的位置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开始认真工作。他们可以使一大批一大批奴隶逃出来，把勇敢的和身强力壮的留在山里，而通过‘地下铁道’把身体軟弱的和胆子小的送到北部去。随着人数的增加，他的活动范围就会扩大，而不至于局限在一个地方上。
“当我问他准备怎样支援这些人的时候，他着重地说，他要依靠敌人来维持他们。奴隶制度就是一种战争状态，奴隶有权利获得他们为争取自由所必需的一切。‘但是’，我说，‘假定你只能使几个奴隶逃跑，从而使弗吉尼亚的奴隶主感到他们更往南去的奴隶不牢靠，那该怎么办。’‘那’，他说，‘就是我首先要做的事情，然后我要再接再厉。如果我们能够把奴隶制度从一个县里扫荡出去，那就是个大收获，那就会削弱整个州的奴隶制度。’‘但他们会用警犬把你们从山里追逐出来。’‘他们可能会那样做’，他说，‘但情况可能是，我们将把他们揍一顿，而当我们把他们一小队人揍了一顿以后，他们再要追赶，就得小心点了。’‘但是你们可能被包围，因而失去必需品或生活资料的供应。’他认为这点是做不到的，因此敌人截断不了他们的出路，但是万一发生最坏的情况，他也只好牺牲自己，他能为奴隶的事业献出生命，是最有价值不过的了。我提出我们也许能够使奴隶主回心转意，他听了非常激动，说这是绝不可能的。他知道他们那种骄横的心理，除非他们感觉到大棍子快要打在头上，否则劝说永远也不能使他们放弃奴隶。
“他说，我也许已经注意到他那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又说他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为了积蓄些钱来实现他的目的。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并没有夸张其词，因为他认为他已经拖延得太久了，因而也就没有夸张自己的热情或自我克制的余地了。如果某些人这样显示他们的不屈不挠的美德，我就要斥之为造作、虚假和伪善了。但是在约翰·布朗身上，我却觉得它象钢铁或花岗石一样真实。自从我于1847年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和约翰·布朗同度那天晚上以后，尽管我继续写文章和发表演说来抨击奴隶制度，我开始对和平废奴的办法不大指望了。这个人给了我强烈的印象，我的发言越来越带有他的色彩。”（道格拉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及其时代》1892年版第8章下第337—342页）
道格拉斯在思想感情上虽然受到约翰·布朗和他的计划的极其深刻的影响，但是他在理智上甚至到了最后也从来没有被说服过。
如果约翰·布朗要实现他现在业已酝酿成熟的计划，他就必须先找到能够帮助他的人。关于这一点，计划似乎经过深思熟虑，有过发展，特别是因为他同道格拉斯以及黑人领袖们商量过了。在约翰·布朗看来，“地下铁道”正在把他所需要的人物带到北部来。这支队伍由于经济需要和自卫的双重原因，流落到城市里去，但在那里是不能进行适当的训练的。因此，布朗听到格里特·史密斯1846年8月1日的建议时，就非常感到兴趣。纽约废奴主义团体的这个有钱的领导人，利用庆祝英国释放奴隶十二周年的时机，用优厚的条件把他在阿德朗达克山区的那十万英亩土地出让给自由的黑人。约翰·布朗在这里看到了两种可能性：一则，当他明确地转向他现在生活中的唯一目标时，可以庇护他的家庭；一则，可以训练人来帮助他。1848年4月1日，他到纽约州彼得博罗去找格里特·史密斯，曾经说：“我总算是一个开拓者。我是在俄亥俄州的树林里、在粗犷的印第安人中间成长起来的，你的移民队认为非常难堪的气候和生活方式，我却很习惯。我自己要占用你的一块田地，把地整理好，种上庄稼，让我的黑人邻居看看应当怎么干活儿。如果我有机会，就给他们工作，多方面照顾他们，就好象他们的父亲似的。”（桑博恩所著书第97页）
他的建议被欣然接受了，第二年他就把家眷送到那里。那里是个荒凉寂静的地方。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生有一次写道：“那个山峡恍如世外，北厄尔巴的五、六座房屋就在山峡的那一边，有一条更荒凉的小山道攀到北厄尔巴的背后。……房子座落在高高的山腰上，北边和西边都有森林，——阿德朗达克山脉的嵯峨的峰峦就在东边，在南边是一条通向韦斯特波特的细长的道路。”（雷德帕斯所著书第61页）
对他的家庭说来，约翰·布朗的话常常不仅仅是法律，而且也是愿望。女儿露丝写道：“父亲决定去北厄尔巴以后，就开始多方面厉行节约。有一天，他把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叫到跟前，说道：‘我打算和你们稍稍计划一下，我希望你们都表示意见。我有一点多余的钱，我们应当用来布置客厅呢，还是买衣服给那些来年在北厄尔巴可能还需要帮助的黑人？’我们都说：‘把钱储起来吧。’”（露丝·布朗的叙述，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00页）
就连对热心肠的人来说，那里也不是天堂。雷德帕斯说：“那里种玉蜀黍太冷了。在风调雨顺的季节里，他们也很难得到几个玉米来烤着吃。那里每年几乎有六个月要把牲口保护起来过冬。我11月1曰在那里，地上白雪皑皑，冬天显然是到来了——而且一直要延续到来年5月中旬。除了有时卖一点羊毛以外，他们那块田地出产的东西，从来没有拿出来卖过。他们说，要是能够种得够自己吃的，能够纺自己的羊毛来做衣服，那就很好了。”（雷德帕斯所著书第62页）
与此同时，反奴隶制度斗争的那些东零西散的漩涡，正在卷成一股洪流，约翰·布朗越来越成为一心一意的人了。他不耐烦地把他那紧急的羊毛生意放下不管。他没有注意他那危机重重的伦敦冒险事业，而是急急忙忙地穿过欧洲，完成军事视察的任务。他回到美国的时候，恰好听到了一切有关逃亡奴隶法[16]的热烈讨论，并且看到了这项法案最后的通过。1850年11月，他从斯普林菲尔德写信给妻子说：“现在看来，逃亡奴隶法势将成为一种手段，会比咱们历年来所发表的演说造成更多的废奴主义者。”（1850年致妻子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06—107页）
他在斯普林菲尔德的集会促成了“基列入同盟”[17]的产生，这是他走向黑人武装组织的第一步。四十四个黑人签署了下列的协议书：
“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我们愿永远忠实于我们所爱的国家的国旗，永远在国旗的引导下行动。我们组成‘美国基列入同盟’的一个支部，特将名字签署于此。我们将立即自己备办适当的器械，并将帮助那些没有器械的人，只要他们愿意来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邀请每一个热心完成我们的事业的黑人，不分男女老少。同盟中年老的、体弱的和年幼的成员的任务是，万一我们有人遭到袭击，就立即通知所有的成员。我们同意，除了临时会计员和秘书以外，暂不设军官，且待身强力壮的成员在勇气和才能方面经过一些考验后，我们得从功勋最大的人员中遴选军官。在遴选军官时，除了各人的智慧和勇猛、效率以及品行优良以外，其他任何方面均不得影响我们。”（指示信、协议书和决议，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24—127页）
在这份协议书外，约翰·布朗还加了勉励和劝导的话。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象个人的勇气那样讨美国人喜欢”，他写道。“看看辛克斯在‘艾米斯塔德号’船[18]上的那个值得永远怀念的事件吧。一个勇敢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成功的人，由于认真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受到杀人案的审讯，往往比我们三百多万顺从的黑人长期所受的虐待和苦难更能引起全国的同情。……黑人在白人中间可靠的朋友的数目，比他们所想象的要多十倍，只要黑人……努力争取他们最宝贵的权利，那么他们将得到的朋友就会比现在还要多十倍。想一想，最近二十年来，为了你们的利益，有些人花了多少钱啊！想一想，为了你们的缘故，有多少人遭受暴徒的袭击和坐了牢啊！你们有人看过盖着烙印的手吗？你们还记得洛夫乔伊和托里的名字吗？”（指示信、协议书和决议，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24—127页）
然后，他对逃亡奴隶有被逮捕并递解出境的危险时应采取的行动，提出了明确的意见：
“如果你们有一个成员被捕，你们必须尽快集中起来，以便压倒那些正在积极反对你们的敌人。身强力壮的人到现场不要不带武器，也不要把武器露出来，这一点要在事先交代清楚。你们的计划只能让你们自己知道，而且必须有这样的谅解，即一切叛徒无论在那里被捉或是证明有罪，都必须处死。‘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旧约》士师记第7章第8节，．又申命记第．20章第8节）。让一切胆怯的人都有机会离开，而以不告密作为条件。一旦作好准备，就不得拖延；否则，就会失去一切决心。让第一次打击作为全体参战的信号；一旦参战，不要半途而废，而要把你们的敌人杀得一干二净，——一定不要去打搅其他的人。只要不声不响地进行工作，那么在人群还没因骚嚷而集结起来以前，你们就能够把事情办好，并且将会占那些出来抵抗你们的人的上风，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准备，既没有装备，也没有成熟的计划；他们所有的只是一片混乱和恐怖。
“要坚决、果断和冷静；干完一次营救以后，如果你们受到追击，那么就带着你们的妻子，到你们最显赫的和最有势力的白人朋友家里去。这样必然会使他们受到怀疑，以为和你们有联系，将使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跟你们采取一致行动，不管在其他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愿意遵循他们的诺言。
“有些人一定会对自己选择的道路坚持下去，其他的人也许会畏缩。这就等于考验他们自己所说的话。你们在进行审判的法庭上，如果想不出更好的方法来制造暂时的惊恐，那就不妨点燃纸包里的火药，借以造成一场风波，而且这也许可能使你们的一个敌人或更多的敌人受到伤害。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俘虏的必须马上领会，并采取行动；他的朋友们也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冲散法庭。不妨试拿套索套在捕奴者头上，也许会取得良好的效果。要紧紧握着你们的武器，无论别人怎么劝说，都不要丢下武器，离开武器，或是让别人把武器远远拿开。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彼此支持，还要支持你们的朋友。如果迫不得已，那就宁可被处绞刑，千万不向外吐露秘密。绝不招认。团结就是力量。没有深思熟虑的安排，就不可能做出任何效果良好的事情来，不管怎样严格要求都不过分。……采用所建议的方法可以有效地达到所期望的目的，也就是说，享有我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指示信、协议书和决议，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24—127页）
约翰·布朗像（大约1846年）
有证据说明这个同盟做了卓有成效的营救工作，就同其他的黑人团体在波士顿、费城、奥尔巴尼、纽约等地所做的一样。在这件工作上，黑人不能单独行动，这会意味着纯粹是种族路线的民众暴力行为。但是，假定有少数坚决的白人参加进去，他们就可以首当其冲，而且确实做到了首当其冲。
约翰·布朗本人对这样的营救工作是很积极的。他在锡拉古斯协助“杰里”的释放，在1851年从斯普林菲尔德写信说：“自从朗格从纽约被抓回去当奴隶以后，我紧紧抓住我同这里的黑人在一起的闲暇时间，来指导他们如何行动，并尽我的能力给他们以一切鼓励。”（桑博恩所著书第132页）
“1851年1月，逃亡奴隶法通过后不久，他正在斯普林菲尔德，他在男隁的黑人朋友（他们原是逃亡者）中间奔走，鼓动他们反抗这个法律，不管哪个当局要来实施。他告诉他们，不分男女都要用手枪武袭自己，而不能活活被捉走。当他来到北厄尔巴的时候，他向我们谈到了逃亡奴隶法，要我们反抗任何要从本镇上带走逃亡者的企图，而不要顾虑罚金或是坐牢。”（露丝·布朗的叙述，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31—132页）
[1] 指海地革命。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海地在黑人领袖杜桑·卢维杜尔领导下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奴隶革命，也是拉丁美洲史上的第一次人民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法国殖民主义对海地的统治，并于1804年建立了独立的海地共和国。海地革命的胜利，促进了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的发展。
[2] 渊薮——人或事物集聚的地方。
[3] 指美国内战前废奴主义者帮助黑人奴隶从南部逃到北部和加拿大的秘密路线。
[4] 纳特·特纳——1831年黑人奴隶起义领袖，参阅《人物简介》。
[5] 指1807年3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1808年1月1日生效的禁止从非洲或其他国家向美国输入奴隶的法律。这项法律规定了一系列制止奴隶买卖的措施，其中包括没收运送奴隶的船只及其所有货物。但实际上法律常常遭到破坏，私贩奴隶的现象有增无已。
[6] 指美国扩张主义者为了征服佛罗里达的塞米诺族印第安人和镇压逃亡到那里的黑人奴隶，先后在1817—1818年、1835—1842年进行的两次战争。
[7] 法国拿破仑政府受到杜桑·卢维杜尔领导的海地革命的冲击和压力，又在对外侵略中惨遭失败，不得不在1803年把北美殖民地路易斯安那这块面积约二百一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廉价卖给扩张中的美国，所以作者有这种说法。
[8] 指美国奴隶制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在国会中层开激烈斗争之后，于1820年达成的协议，这是北部资产阶级向南部奴隶主妥协退让的产物。根据妥协案，上述路易斯安那“购地”的一部分——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另从美国东北部划出缅因州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路易斯安那“购地”的其余地区以北纬36度30分为界线，线以南允许奴隶制存在，线以北禁止奴隶制。
[9] 普鲁登斯·克兰多尔（Prudence，Crandall）是美国废奴主义女教师，她在康涅狄格州坎特伯雷开办的学校，由于招收了黑人女生而遭焚毁。
[10] ②③ 公理会、卫理公会、圣公会都是基督教新教的主要教派。公理会是十六世纪英国人勃朗所创，主张每一教堂独立自主，由教徒公众管理，所以称公理会。公理会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属于反对封建制度的清教徒中的激进派，在十七世纪传到北美。
④ 见《新约》使徒行传第10章第34节。
[11] 据小约翰·布朗的回忆（1885年2月16日和1890年12月12日致桑博恩的信），约翰·布朗在这次率领家人宣誓时表示决心要“用暴力和武器”同奴隶制作战到底。
[12] 指反奴隶制斗争。
[13] 1831年威廉·劳埃德·加里逊在波士顿创办的废奴主义报刊。
[14] 废奴主义者帮助南部黑人奴隶远往北部或加拿大的秘密组织，由车站（供逃奴食宿和隐蔽处）、乘务员（向导）和乘客（逃亡奴隶群）等构成，在三十至五十年代帮助几万名奴隶获得了自由。
[15] Subterranean Pass Way（地下通道）的缩写。
[16] 1850年9月18日由美国国会通过。根据这项法律，在各州任命了追捕奴隶的特派官员，北部各州当局和居民必须给予特派官员以一切协助，违犯法律则处以巨额罚款和徒刑。这项反动法律激起了黑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最后于1864年被废除。
[17] 1851车1月15日约翰·布朗组织的黑人反抗逃亡奴隶法的武装团体。基列是《圣经》中的古巴勒斯坦地名。基列人指当地的同敌人作战无所畏惧的人。（参阅《旧约》士师记第7章第3节。）约翰·布朗借用这个名称，指参加这个组织的人是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人。
[18] 1839年春天，西班牙捕奴者在非洲捕了五十四名黑人，用“艾米斯塔德号”船运往西印度群岛。在航海途中，黑人在季克斯领导下起来反抗，杀死了船长等人，本想返回非洲，但是领航的美国人把船开到美国去了。黑人在美国受审讯时，法院在舆论的压力下宣告他们无罪。这些黑人在1841年被送回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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