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波依斯 -> 约翰·布朗（1909）
第八章 伟大的计划
1856年秋天，即上章叙述的进袭密苏里解放奴隶的两年半以前，约翰·布朗安然无损地离开了堪萨斯，对于自己的神圣使命抱着一种坚定的信念。他脑子里有一个确已成熟的计划，要向美国奴隶制度展开攻击，动摇奴隶制度的根基。自从1828年他打算在哈得逊开办一个黑人学校起，直到1859年最后决定在哈普渡采取行动为止，这个计划一直在酝酿、在修改。最初，他想在北部教育黑人，让他们发动奴隶群众起来斗争。接着，他迈进了一步，决定在一个边界州[1]住下来，公开地或秘密地教育奴隶，并把他们当作密使派遣出去。当他渐渐熟悉“地下铁道”的大事业和广泛的组织时，他起了这样一个念头，要在南部难于通行的地区，为逃亡的奴隶设置中心联络站，因此，他开始研究南部的地理。他注意到河流、沼泽和山脉，特别留意阿利根尼山脉的难以攀登的山峰，这个山脉从他的老家宾夕法尼亚起，延伸到弗吉尼亚、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沼泽地带。他在堪萨斯的体验，曾一度使他考虑一条沿着红河和阿肯色河的沼泽通往路易斯安那的西南路线，但是这个念头一闪就过去了。很快地，他又想起阿利根尼山脉的大支脉来了。
他一面思量，一面工作，而他那个伟大的计划也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确地展现在他的面前，最后就成为1858年卡基告诉欣顿的那样：
“弗吉尼亚的山脉被称为避难所，同时也是一处非常适宜进行游击战的地区。在我们的交谈中，提到了要攻下哈普渡，而不是要占领它，以便夺取军火库。这支队伍中的白人准备担任各个游击队的军官。游击队在约翰·布朗的统一领导下，将由居住加拿大的逃亡者和参加起义的弗吉尼亚的奴隶组成。当时曾经提到在这一年时另一个时间发动战争，而不是在后来决定的那一个时间。估计第一次行动，只会给奴隶主们造成这样的印象，认为这不过是一次奴隶的大批逃亡，或者大不了是一次地方性的暴动。种植园主将会追逐他们占有的奴隶，并且会被击败。然后出动民团，但是也同样会被击败。运动的规模不打算搞得很大，但需要逐渐增加分量，一开始就应该以它所显示的庞大组织和所积聚的力量，使蓄奴州的奴隶主们感到恐怖。第一次进袭以后，他们估计在自愿参加的自由黑人和加拿大黑人的支援下，将会鼓起奴隶们的信心，引导他们团结起来。当时并未提到要聚集大批奴隶，将他们输送到加拿大去。相反地，卡基在回答我的询问时，清楚地指出，他们的计划是在弗吉尼亚山区进行战斗，以后再扩展到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如果可能，也向南卡罗来纳的沼泽地带扩展。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帮助一个或一千个奴隶逃出来，而是要在奴隶们生长和被奴役的州里解放他们。后来约翰·布朗对我说。‘南部的山脉和沼泽，是一个奴隶避难所和一条抗御迫害者的防线。，卡基谈到，他们已经标出一连串的县，这些县一直延伸到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等州。他在这一带的大部分地区都奔走过，根据他个人的了解，并依靠从这些州逃出来的加拿大黑人的帮助，他们拟订了一个全面的攻击计划。
“他所提到的都是那些蓄奴最多的县，因此，也就是展开斗争最适宜的地方。他们把对哈普渡的袭击安排在春季，那正是种植园主们忙碌而且最需要奴隶的时候。军火库里的武器，连同那些参加行动的奴隶，都要送到山里去。他们准备割断电线，破坏周围的铁路。除了原有的一些队伍以外，应该尽快把别的部队也建立起来，并在山区建立一条连绵不断的警戒线。他们准备从压迫者的庄园里夺取粮食来维持。他们预期能迅速而经常地补充兵力，首先是依靠加拿大那些迫切盼望和祈求早日解放的人们，其次是依靠奴隶们自己。他们的目的是要使通往自由州的道口能控制多久就控制多久，以便在适当的时机撤退。不过卡基预期向南撤而不向相反的方向撤。奴隶们准备用长矛、大镰刀乙火枪、鸟枪以及其他简单的防御器械武装起来；那些军官，不分黑人白人，以及一些既可靠而又有才能的战士，一律使用夏普牌来福枪和左轮手枪。他们指望在粮草以及武器、马匹、弹药等方面获得足够的供应。卡基说，吸引他参加这个计划的原因之一是，他深信争取自由的武装斗争，不久就会在奴隶中间爆发，而这种斗争，很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的斗争更迅速地消灭奴隶制度。根据在南部的观察，他知道这个制度的致命弱点就是害怕奴隶起义。他相信这样一次袭击很快就会实现，所以必须进行部署，使它收到更大的效果。”（欣顿语，见雷德帕斯所著书第203—205页）
这个地区的情况，那是通过个人的考察获得的。卡基和布朗的其他一些助手曾在外面四处奔跑。这位老人自己也到过弗吉尼亚的西部、北部和南部，他的黑人朋友们特别熟悉这些地方和路线。布朗的一个部下写道：
“我想会见雷诺兹先生（一个黑人，不过肤色极浅）的目的，和一个军事组织有关。据我了解，这个组织就设立在黑人中间。雷诺兹先生肯定地对我说，这是事实，又说这个组织的机构已经分布到大部分或几乎所有的蓄奴州来了。我想，他自己一定到过许多蓄奴州，进行过一些组织工作。他让我参考许多登载在南部报纸上的材料，这些材料报道这个或那个受主人宠幸的奴隶被杀或突然死去的情况。他认为这些都是必须对付的最危险的因素，因而非加注意不可。他还声称，他们只等布朗或别的什么人来带他们成功地迈开第一步，．到时他们的队伍就会采取行动。只有黑人才被允许参加这个团体。同时，为了多少能证明他的言论，他把我带到他们举行会议并当作军械库使用的房间里去。他让我看了一些数目相当可观的武器。”（欣顿：《乔治．吉尔的回忆》第732—733页）
谈到这个团体，欣顿又说道：
“看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人们自然会明白，那里有一个组织在帮助逃亡者和抗击他们的主人。从纽约州的锡拉古斯到密执安州的底特律，沿着边境一带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这种组织。由于只有黑人才能以直属的正式会员身分参加这个‘自由同盟，，因此要调查这个同盟的工作，要了解它的组织发展到多远，那是十分困难的。白人所能看到或接触到奴隶生活的最有意思的方面，就是他们之间的通讯范围的广阔和传递的迅速。他们来往的路线似乎主要有四条。其中一条是波托马克河南面的海岸线，这里，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近郊直到佛罗里达北部边境，处处是连绵不断的沼泽。雄伟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它毗连的山峦，早已是一条崎岖、荒凉但却是相当安全的通向自由之路。这条路多少年来也一直被利用着。约翰·布朗始终是‘地下铁道’的一个积极分子，毫无疑问，他是掌握这一情况的，这对于布朗上尉决定在这一带开始行动，是大有关系的，，且不说这一带地方从战略上考虑也必须立即加以利用。哈里埃特·塔布曼就是经常利用这条路线的一个人。约翰·布朗在1858年3—4月间，在圣凯瑟琳斯第一次遇见了她。”（载欣顿所著书第171—172页）
约翰·布朗从他在堪萨斯斗争中和与黑人的广泛交往中，锻炼了他的领导能力。黑人的组织形式在加拿大查达姆召开的一次大会[2]上发展到了顶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为这项事业筹措款项，就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他从事各种工作和商业冒险的目的了。但依靠个人财产来维持伟大事业的幻想破灭了，因为为追求这个理想而工作的压力超过了为筹集资金而工作的压力。当他得知锡拉古斯的一些有钱人准备承担这项事业的参加者的费用时，他对于个人生活需要就没有作更多的考虑了。他完全献身于这项事业，登门拜访，向他们募款。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约翰·布朗本人和两个小儿子专心致力于自由州的事业，遭受过火灾和抢劫。他和伙伴们除了共同收到过四十美元现钞、两袋面粉、三十五磅咸肉、三十五磅糖和二十磅大米以外．这个时期是靠自己掏钱过活的。
最后，他不得不更直接向慈善团体呼吁。他特別受到支援堪萨斯委员会[3]的支持。这些委员会在1854年间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区建立起来，但是几乎全都在1855年并入伊莱·赛尔组织的新英格兰移民协进会。支援堪萨斯全国委员会是在劳伦斯被洗劫后组成的，从拟订的计划看，它所具有的战斗性质比救济性质更强。约翰·布朗同赛尔的协进会有些联系，但特别把希望寄托在支援堪萨斯全国委员会上面。莱恩为了成立这个委员会，曾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格里特·史密斯也捐助了好几千块钱。
1856年10月，约翰·布朗秘密离开了堪萨斯，匆匆赶到设在芝加哥的支援堪萨斯全国委员会的总部，建议他们为他装备一个连队。芝加哥委员会把这个建议提交给1857年1月在纽约举行的全体委员大会。约翰·布朗立即动身到东部去。他穿着委员会送给他的新装，带着堪萨斯和俄亥俄两个州长写的介绍信。格里特·史密斯欢迎他说：“约翰·布朗上尉，你用不着把蔡斯州长和罗宾森州长的介绍信拿出来，用不着告诉我你是谁和干什么的，多少年来我就晓得你了，并且一直对你非常崇敬。我知道你英勇无畏，富有自我牺牲的博爱精神和献身自由事业的热诚，这些我很早就知道了。愿老天保佑你长寿和健康，让你那崇高的目的胜利实现吧！”
但是他在俄亥俄的异母弟弟写道：
“自从堪萨斯准州的移民区出了事以后，我觉察到约翰大哥的心情有了显著的变化。在此之前，他把全部精力用在活计上头。但是出了事以后，他就放弃了所有的活计，完全被奴隶制度这个问题吸引住了。父亲给他遗留的财产，一直由我照料；他从未为自己的家庭拿过一块钱，可是为了他所谓的事业却从这里提取了一部分来作开支。他回堪萨斯以后，曾经来看过我，当时我敦促他回家来从事个人的事业，因为我怕他的行动会毁了他和毁了他的孩子。……他说我没有对他表示同情因而感到很遗憾；又说，他知道他已经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所以，纵然这会毁了他和他的家庭，他还是要继续干到底。”
马萨诸塞州反对奴隶制度的领导人乔治·斯特恩斯先生的夫人写道：
“在这个时候，斯特恩斯先生写信给约翰·布朗说，如果他愿意到波士顿来和一些自由人士会晤，他愿意负担他的费用。他们从前没有见过面，但是‘奥萨瓦汤米的布朗’却在1856年这个令人忧虑的夏季里，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了。凡是见过布朗上尉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感到他有一种精神上的魅力。爱默森称他为‘最理想的人，因为他要把他的理想全部实现’。他一点儿也没有利己的目的和狭隘的成见，这一点引起了斯特恩斯先生的自我牺牲的共鸣。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说明他是以谦虚的态度估计自己进行的工作的。斯特恩斯经过一再努力，想约请一些朋友到他家里来和布朗上尉见面，结果发现只有星期天才对大家都方便，但是他拿不定这是否会违反布朗的宗教戒规，因此约请他时先表示了一番歉意。布朗回答得非常干脆，这也说明布朗的特色：‘斯特恩斯先生，我要从濠沟里把一只小羔羊救出来，做这样的事情在安息日或在别的任何日子都一样合适。’
“描写一下在第一次会晤中他给予作者的印象，似乎不是多余的。当我走进客厅时，他已坐在火光熊熊的炉子旁边。他站起来和我招呼，带着那么一种笔挺的威武的姿态，彬彬有礼和庄重而真挚地向我走过来，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一个老英雄突然在我面前出现。他的话立即加强我这个联想：‘诸位先生，让整整一代的男人、女人、小孩子都毁灭，也比这个罪恶的奴隶制度多存在一天好。’这些话象枪弹一样发射出来，这种刚强有力的声调和姿态，竟使我们那个不到三岁的小卡尔，在长大成人以后还能回想起来。布朗上尉穿着深棕色的衣服，料子相当粗糙，但是合身的剪裁和整洁使他具有一种优雅非凡的气派。晚饭时，可口的菜他一概不吃，甚至连黄油都不肯尝一尝，他说，珍馐美味他吃不惯。
“斯特恩斯先生邀请约翰·布朗同‘自由之友’商谈，他们看到布朗那样精明、正直和热情，大家都获得一个深刻的印象。”（玛丽·依·斯特恩斯夫人的回忆，载欣顿所著书第719—727页）
桑博恩说道；
“他带着一封住在斯普林菲尔德城的乔治·沃克的介绍信到我这里来。乔治·沃克和我都是支援堪萨斯委员会的委员，为保卫这个准州的自由而奋斗，而在此之前，即在1856年夏，布朗曾经是那儿的一个战士。他主张在堪萨斯进行战斗；他认为，这是促使该地区从那该死的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唯一可靠的办法。他现在的任务是在这地方招兵买马，发动战争，成立和装备一支拥有一百人的武器精良的队伍，以抵抗对堪萨斯的攻击，或者，在必要的时候把战火点燃到密苏里州去。除了这个目的，他还打算用这些战斗人员来袭击弗吉尼亚或其他的蓄奴州，不过这个打算还没有泄露过。我们州支援堪萨斯委员会——我是这个委员会的秘书——有一批武器，布朗希望能让这个连队要来使用，我们表决通过了他的要求。这些武器原来交由芝加哥的全国委员会保管，因此还需要在全国委员会里采取和我们相同的表决手续。为此，我代表全国委员会委员豪韦博士和塞缪尔·卡伯特博士两人前往纽约，参加在阿斯特大厦举行的全国委员会的会议。我在那儿碰到布朗，帮助他在会上获得一笔五千美元的拨款来支援他在堪萨斯的工作，不过，他实际上只收到五百美元。委员会还表决，将所保管的马萨诸塞州委员会购买的二百支来福枪交还该会，因为我们很清楚，必须把这些枪支转交给约翰·布朗，于是我们就这样做了。接着在9月间，布朗在衣阿华的塔波见到这些枪支并拿到手了。两年以后，他就是靠这些来福枪的一部分进入弗吉尼亚的。”（桑博恩：《约翰·布朗和他的朋友们）第8页）
布朗立即出发，亲自筹措款项。他热心地工作了三个月。就在德雷德·司各脱案的判决公布之前，他在马萨诸塞州立法议会发表演说，他的朋友们希望从那儿得到一笔资助堪萨斯的经费。这个希望落空了，于是布朗启程到新英格兰去。他在故乡发表演说，并在附近地方签订一项合同，获得了一千支矛枪。他指着猎刀对一个堪萨斯人说：“象这样一把刀，装上一根结实的杆子或把柄，就可成为一件价廉物美的武器。我．们在堪萨斯的朋友，既没有武器，也没有钱去购买武器。如果我能把这些武器交到他们手里，那对他们是很有用的。一个刚强的妇女拿着这样一支矛枪，就可以守卫她那小屋的家门，免受人或野兽的侵袭。”（载桑博恩所著书第375—376页）
他在哈特福德演讲时说到：
“有人告诉我，某某城市的报纸听说我在堪萨斯被杀、被剥了头皮，就为我加了黑框以示悼念，但是我到达那儿之前；却不晓得有这样一回事。这对我来说真是好极了。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受到了冷遇，这是我在别的地方体验不到的。如果我的朋友们在我活着的时候助我一把，那么，在我去世以后，我一定不让他们在我身上花钱。我并不要求报偿，但是对于别人给我的帮助，我是会衷心感谢的。”（约翰·布朗的演说，载桑博恩所著书第379页）
布坎南就职那一天，即德雷德·司各脱案的判决宣布的前两天，约翰·布朗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类似呼吁书的文章。有一次他写道。“有人告诉我说，山姆大叔[4]的一条猎狗在追踪着我，我必须躲藏几天，让我的足迹的气味淡下去。我并不想被抓着，我希望双手握着武器，而不是带着手铐回去。”（1857年给伊莱·塞尔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382页）
坦内宣布对德雷德·司各脱案的判决后不久，人们在伍斯特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筹备一个欢迎会，韦兰德博士就是在伍斯特遇见布朗的，他说；“我曾到后来成为这个区所选出的国会议员伊莱·塞尔的家里去拜访，请他参加这次欢迎会。当时我在他家里见到一个陌生人，经过介绍，我认识了奥萨瓦汤米的约翰·布朗。当时，人们怎么也想象不到在三年不到的时间里，这个平凡的乡下佬的名字竟然传遍了美洲和欧洲！布朗先生答应参加这个欢迎会，在听众的一再要求下，作了简短的讲话。这是一个有趣的事实：有很多人能够实干一件工作，但对人谈到这件工作时，却不知所云。约翰·布朗在行动方面是一团烈火，但是拙于语言。”（韦兰德博士的回忆，载桑博恩所著书第381页）
3月下旬，布朗陪同桑博恩和康威到住在宾夕法尼亚的前州长〔堪萨斯准州第一任州长〕安·里德的家里，想劝他回堪萨斯去，但是他拒绝了。4月1日布朗回到马萨诸塞州，约有一个星期或更长的时间，他一直在躲避合众国政府官员的耳目，他当时可能在斯普林菲尔德和他那些黑人朋友在一起。也是在4月间，他实行他的计划的另一个措施，那就是让他的队员进行军事训练。根据里尔夫的后来的口供，布朗曾说过，“二、三十年来，这种一心一意要解放奴隶的想法象一股激情似地支配着他。他到英国去了一次，漫游了欧洲大陆，参观了所有的筑垒工事，对当时所能看到的土垒特别注意，准备将观察所得的东西，加上他自己的改进和创造，使用到美国的一场山地战争中去。他谈到，有关起义战争的书籍凡是能弄到手的，他都阅读过，例如罗马战争，当西班牙还是罗马的一个省的时期，西班牙的首领们就曾经成功地进行过反抗。他们把一万人一分再分，分成一个个连，同时分头活动，常年累月地和力量强大的整个罗马帝国相抗衡。此外，他对于在契尔卡西亚的首领沙米尔[5]的领导下胜利地抗击俄国人的战争非常熟悉；他研究了有关杜桑·卢维杜尔的战争的资料；对于在海地和海地附近岛屿进行的战争也十分熟悉。”（第36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参议院委员会报告第278号；理查德·里尔夫的证词第96页）
但是，除了他自己的知识以外，他还需要听取专家的意见，后来碰到一个从前在加里波第手下当中尉的休·福贝斯。当时就雇来训练他的部下。福贝斯是一个性情暴躁、挥霍无度的英国人，他曾经在意大利打过仗，最后到达纽约时手里一个钱也没有了。他以为布朗就是有钱有势的利益集团的代理人，而整个北部都在准备推翻奴隶制。他建议翻译并出版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手册，布朗给了他六百美元去办这件事。他就这样参与了领导，准备一起出发到西部去招募和训练一支队伍。约翰·布朗付出了这笔巨款以后，手头的钱便所余无几了。最后，由于一切努力都无结果，他便离开新英格兰。
他动身前往堪萨斯。自从离开那个准州以来，他一直在为部下的装备想办法，换句话说，也就是为了筹措经费来武装和彻底装备他那些杂处在堪萨斯老百姓中间的正规的突击队员。现在他怀着深深的忧伤离开东部这些州；花光了那一点点钱以后，听任自己的家人和手下的勇士忍受饥寒、赤身露体，有的人生着病，负了伤，带着镣铐在狱中受极度的虐待，有的人还死去了；在疾病流行、最不卫生、最不舒适的地方，接连好几个月躺在地上，有些时候还同生病的、受伤的在一起，缺乏遮风躲雨的地方，只有印第安人给予一点接济。
“我缺少马匹、行李车、帐篷、挽具、马鞍、辔头、手枪套、踢马刺和皮带；也缺少露营的设备，如炊具和餐具、毯子、背包、掘壕沟的工具、斧子、铲子、鹤嘴锄、铁撬；缺乏弹药的供应；没有足够的钱来偿付旅费和运费；至于我的家庭，连日常必需品都不容易得到。”（见欣顿所著书第614—615页）
福贝斯滞留在纽约，直到8月才来衣阿华，这也使布朗感到失望。布朗虽然又病倒了，但是仍然在堪萨斯的友人中间开展工作。他在6月间写道；“我希望有五、六个人悄悄地来衣阿华州的塔波和我会晤……我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想和你们一些人商量。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向别人提及。”（1857年给奥古斯塔斯·沃特尔斯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393页）
8月初，布朗到达塔波，他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接收拨给他的那批武器。因为以前在边远的东部地区武装移民没有成功，马萨诸塞州支援堪萨斯委员会曾经把二百支夏普牌来福枪送到衣阿华的塔波。这些枪支藏在一位牧师家的马房里，直到约翰·布朗来把它们取走。休·福贝斯终于在8月9日带着他的《爱国义勇军手册》一书的手稿来了。布朗写信给家里说，他和他的儿子欧文已经“开始上课”。
但是，不久就出现了意见分歧。福贝斯要求在已付的六百美元外，每月再支付一百美元，但是布朗虽然认为，他已经预支了半年薪金。同时许多事情也不象福贝斯所想象的那样有多大意义。没有钱，拥护的人不多，而且也看不出有多大荣誉。福贝斯认为自己上了当，他看不起布朗的能力，提出要让他来全权指挥，他打算发动奴隶袭击密苏里或其他州。布朗坚定不移，于是这个外国战术家突然在11月初溜到东部去了。这件事打乱了布朗的计划。他原来打算设立两三个军事学校，一个在衣阿华，一个在俄亥俄北部，另一个在加拿大。福贝斯这一次开小差使他决定放弃衣阿华的学校，赶往俄亥俄去。他于是匆匆奔向堪萨斯，在1857年11月5日到达劳伦斯附近的地方。
〔不久，〕布朗吸收了他在布莱克—杰克战斗时认识的约翰·埃·库克，他从前那个堪萨斯连队的队员卢克·弗·帕森和新闻记者理查德·里尔夫。在托皮卡，又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自由州战士阿隆·德·史蒂文斯、一个衣阿华州人查尔斯·伍·莫菲特和后来成为他的左右手的约翰·亨利·卡基前来参加。他和这六个人回到塔波，在那里他又找到过去的两个老部下——威廉·赫·利曼和查尔斯·普鲁默·提德，一个逃亡出来的聪明黑人理查德·理查逊；还有布朗的儿子欧文。他们一行十一人，在11月底匆匆出发，前往俄亥俄州的阿什塔布拉的一个军事学校去。“再见吧”，约翰·布朗说道，“你们等我的消息好啦。我们说‘流血的堪萨斯’那样的话说得太多了。我要用鲜血染红别的地方给大家看看。”（里奇曼；《约翰·布朗在教友会会友中》第20—21页）
于是，这一行人出发了，在二百五十多英里的寂寞旅程中匆匆赶路。他们穿过衣阿华的辽阔的荒野，一直来到离密苏里约五十英里的斯普林代尔的一处村落。这是一个在感情上强烈反对奴隶制的小居民点。布朗原来计划在这里把牲口和大车卖掉以后，立即搭火车继续东行。这一年的经济恐慌从8月底开始，到12月正是紧张时候，他发现手头已经没有经费，而东部也没有款子汇来。因此他只好决定独自前往东部而让部下留在斯普林代尔过冬。教友会会友愉快地接待了他们，他们就驻在离村子三英里地的一所农舍里，每周只付膳宿费一美元。冬天在愉快而又繁忙的气氛中过去了。
史蒂文斯充任军事教员。大家在早晨5点钟就起床，10点以前是吃早饭和学习的时间，10到12点军事训练。下午进行体育锻炼和打靶。每周有五个晚上，不是在家里就是在附近的学校里，举行模拟的州立法议会会议。有时候，里尔夫和其他几个人倾听村人们讲话，来拜访的人是很多的。约翰·布朗到东部去之前，曾对他的房东和另外两个斯普林代尔的居民谈过他的一部分计划。
“春天快到的时候，约翰·布朗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到我家里来”，房东说道。“他跟我说，想和我单独谈话。我们走进了客厅。他开始把将来的计划告诉我。当时他还没有作出袭击哈普渡的军火库的决定，只是准备率领大约五十到一百人进驻哈普渡附近的山区，等到他能聚集一定数目的奴隶以后，再使用所需的交通工具，把黑人和他们的家属送往加拿大。一等这场惊动过去，很快就在南部的另一个州再次进行袭击。只要有机会，就不断袭击，直至消灭奴隶制为止。我尽力说服他，让他明白这样做很可能会使所有的人都受到杀害。他说，就他个人来说，他愿意为奴隶们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谈话中，他一再告诉我，他相信自己就是上帝手中用来摧毁奴隶制的一个工具。我告诉他；‘你和你的一小伙人是对付不了整个南部的。’他的回答是：‘我告诉你，博士，这将是结束奴隶制的开始。’他还告诉我，他手下只有卡基和史蒂文斯两人知道他的意图”（载里奇曼所著书第28—29页）
房东有好几次和布朗讨论他的计划，一直坐到深夜。邻近有些人被动员来参加这个队伍，其中有柯波克两兄弟，和一个叫乔治·吉尔的加拿大人。斯图尔德·泰勒也参加到这一行列。不过，欣顿一直认为战场在堪萨斯。他说道：
“他们并不想为自己的军事训练保守秘密，正象吉尔所证实的和库克在后来的‘供词’中所提到的那样，邻近的居民都知道这些满腔热情的青年人组成的队伍是准备干一番不平凡的事业的。人们猜想目的地必然是堪萨斯。但是当这些人继续移动时，大家又认为他们的目的地是蓄奴州的某个地方了。那些日子充满动荡的气氛。当时很难确定，这支队伍中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知道约翰·布朗准备进袭弗吉尼亚的计划。所有的证词都说明，很可能在1859年他们在马里兰集结之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明确的宣告要把哈普渡当作攻击的目标。只要一有机会，布朗就对人解释他反击奴隶制的道理，只有对在少年时期就发誓献身这项事业的欧文及对卡基是例外。1858年7月间，卡基在奥萨瓦汤米告诉我说，他于1857年在托皮卡和布朗第二次谈话以后，就获得了布朗的完全信任。在布朗的部下当中，未来行动的详细情节，毫无疑问是只有在他们获得信任以后，才能过问的。我自己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当约翰·布朗扩充他那个小队伍的人员时，我不在劳伦斯。我回来以前，他已经到衣阿华去了。我遇见里尔夫时，他正准备离开，我们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他肯定地跟我说，他的目的就是要组织一个战斗核心来反对莱康普顿宪法的实施，因为当时估计到，准州议会可能会迫使我们接受这个宪法。通过这个核心，就可以利用动荡的机会，在密苏里、阿肯色、印第安准州，可能还有在路易斯安那组织反对奴隶制的运动。由于卡基的请求（我和他保持近两年的不经常但是非常重要的联系），我开始对我国西南部的情况、道路和地形进行系统的调查，在考察铁路干线的借口下，访问了印第安准州的大部分地区，访问了密苏里西南部、阿肯色西部和得克萨斯北部的一些地区。”（载欣顿所著书第156—157页）
约翰·布朗让他的部下留在斯普林代尔，自己在〔1858年〕1月间动身到东部去，2月间到达罗切斯特城道格拉斯的家里。道格拉斯说道：
“他希望和我在一起待几个星期，但又说‘我不想住下来，除非你答应让我付膳宿费’。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而不是在开玩笑，同时我也希望他住在我家里，于是我每周收他三块钱。他在这里的时候，总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写信上。他常常写信给波士顿的乔治·斯特恩斯，彼得博罗的格里特·史密斯以及别的许多人，同时也收到许多回信。他如果不写信，就草拟并修改那份宪法[6]，并准备通过那些愿意跟他上山的人来加以实施。他曾经说过，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局面，应有一个正规地组织起来的政府，每一个追随者，都要宣誓对这个政府表示忠诚和支持。……他把全部时间和思想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这是他早晨的第一件工作，也是他晚上的最后一件工作。老实说，我开始对这些事感到不耐烦了。他有时甚至说，只要能率领几个意志坚强的人，他就能攻下哈普渡，并利用当地政府的军械来武装自己。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宣布过要这样做。
“然而，他认为这件事他是可以做到的。我对他这些话不大在意，虽然我从不怀疑他嘴里说的就是他的心里话。他到我这儿不久，就向我要了两块光滑的木板，用一个两脚规在上面画图，说明他准备在山上执行的防御计划。这些堡垒拟用秘密通道一个个连接起来。这样，如果一个被占领了，另一个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反攻，那就可以在敌人正自以为取得胜利的一刹那，给予致命的打击。对于这些图画，我还不如我的孩子们那样感兴趣，然而它们到底说明这个老人对于目的和措施同样重视，他对于他正要进行的工作是考虑得非常周到的。”（道格拉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及其时代》第385—386页）
由于他对形形色色的废奴主义者的真诚有所怀疑，他从罗切斯特接连写信去向他的朋友们打听。
但是，最后只有桑博恩一个人去看布朗，他是这样叙述会见的经过的：
“吃完晚饭，在客厅里和客人们周旋了片刻以后，我和史密斯先生、约翰·布朗以及我的同班同学莫顿，一起到三楼莫顿先生的屋子里去。在这个漫长的冬夜里，布朗准备进攻弗吉尼亚的整个草图稿就摊放在我们这个小小的会议席上，在场的人都感到惊讶，甚至吓了一跳。布朗拿出他为起义者和他们拟去占领的地区要建立的政府所草拟的宪法，宣读和解释各项条文，指明他的人员准备采取的行动，并且提出在5月中发动攻击。他只要求八百美元来开始他那冒风险的事业，如果能得到一千块钱，他就会感到很富裕了。由于朋友们提出问题并表示反对，他向大家详细地说明作战组织和修筑工事的做法；说明在情况允许下如何在南部扎下根来，而必要时又如何向北部撤退；最后，他还说明这次袭击可能受到国内普遍欢迎的理论根据。他希望朋友们耐心听他的陈述，直率地对他的计划提出意见，如果赞同的话，就尽力捐助、尽力支持。我们一直听他谈到半夜，提出了反对意见，并指出困难，但是什么也动摇不了这个老清教徒的意志。
“会议在2月23日继续举行，正象往常那样，布朗上尉一有时间，就要对持有不同意见的朋友们进行说服。无论如何，大家都清楚，要么就支援他，要么就让他单枪匹马冲向他决定要进攻的堡垒去。不给他捐助，只能迁延时日，而不能阻止他；除非把他出卖给敌人，要阻止他是办不到的。我在2月25日回到波士顿，当天就把情况转告西奥多·帕克和温特沃思·希金生。在帕克的建议下，决定邀请布朗——他那时已经到纽约的布鲁克林去了——秘密前来波士顿。布朗果然在3月4日到波士顿来了，在汉诺威大街美洲旅社开了一个房间，他在这儿住了四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屋子里。帕克先生对这个计划大感兴趣，但是对它的成功却没有多大信心。他希望能加以试行，认为即便失败，也必然有些好处。布朗在美洲旅社一直住到8月8日，星期一，才动身到费城去。”
把筹款的事情交给桑博恩和史密斯去办以后，布朗便把精力转到他那些黑人朋友身上去。
接着他写了两封动人的信：一封写给大女儿，另一封写给他那忠实的朋友桑博恩。
在给露丝·布朗的信中，他写道；“我无法描写我多么想看看你妈妈和你们几个孩子的心情。我实在想看看我的大宝宝露丝的小宝宝，看看这群小羔羊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但是，对于我那些悲痛、绝望的可怜的孩子，我还看得见他们‘脸上的泪痕’，听得到他们的呜咽，他们的哭声可能阻止我去享受我渴望着的幸福。但是，勇敢，勇敢，再勇敢！——我也许还能看到我一生中的伟大工作能够胜利完成。到时候，我就有可能回到家里来，‘在傍晚时得到休息’。”（1858年给家里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440—441页）
在给他的朋友桑博恩的信中，他写道：“我相信，你到这儿来看到我经营的这片辽阔的土地，看到由于耕耘得法，不仅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一代，就是全世界，就是下一代也会得到的大丰收，这时候，你便会感觉到这里面也有自己的一份。你的忠告、你的榜样、你的鼓励，以及你那长期和经过实际锻炼的积极活动的能力，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了多么难以估量的好处！而且使我们的事业免受了多少损失！在我这将近六十年的一生中，我只有这么一个机会了。即便我能再多活十倍的时间，我也不可能再得到同样的机会。
“我预计要经受艰苦的考验，但也期望这一次伟大的征服能够成功，我早年对死有一股坚定而强烈的愿望，但是自从我看到自己有希望成为这个大丰收的一个‘收割者’以后，我不但十分愿意活下去，并且已经很好地在享受生活。至于现在，我真想多活它几年呵。”（1858年给富·本·桑博恩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444—445页）
[1] 边界州是指靠近北部自由州的一些蓄奴州，包括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肯塔基和密苏里等五个州。更广泛一点，还包括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和阿肯色州。
[2] 指1858年5月8—10日在加拿大肯特县县城查达姆秘密召开的废奴主义者大会。
[3] 1854—1856年期间在美国东北部和西北部许多州（马萨诸塞、纽约、宾夕法尼亚、俄亥俄、伊利诺斯等），先后成立堪萨斯移民协进会。协进会的任务是：制止奴隶制向美国西部领地扩展，并协助自由人民移居堪萨斯，给他们运送武器、物资。1856年7月在布法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支援堪萨斯全国委员会。
[4] 美国政府的绰号。
[5] 契尔卡西亚在高加索西北，1829年为沙皇俄国所兼并。沙米尔（Schamyl，1779—1871）是高加索各部落的领袖，1830—1859年领导当地人民开展游击战，反对沙皇反动政府的侵略扩张和奴役。
[6] 指《临时宪法》，布朗为未来的革命政府所起草的纲领性文件，1858年5月为查达姆会议所通过。详见本书第九章第141—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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