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黑色火焰》第一部：孟沙的考验（1957）
第十章 萨巴斯兴·道意耳的梦想
年轻的萨巴斯兴·道意耳长得相当俊秀。他是一个金发深色脸的黑白混血儿，世上最俊俏的人往往就出在这个类型的混血儿里。他体态端正，气概轩昂，嗓音宏亮，讲话抑扬分明，宛似音乐。他为人绝顶聪明，当年曾在克拉克大学受过博学多才的克罗格曼老博士的教诲。克拉克大学是亚特兰大南郊的一所监理会主办的黑人学校。就在那儿，道意耳建立了他要在道德上做个完人的理想。
道意耳后来又进了威斯莱大学俄亥俄分院，同学里有福兰克州长的儿子和一些西部青年，他们都把他当作朋友，平等看待。在那里他对生活有了自己的看法，立下壮志，要舍己为人，肩担重任。一八九〇年他二十三岁，到佐治亚的农村里当了个教师；一八九二年又在怀恩斯勃罗当了监理会的牧师。这个小镇，就离汤姆·华德生的家乡汤姆森不远。
道意耳对黑人问题不光是研究而已，他简直就同黑人问题溶为一体，血肉相连。黑人问题占据了他的全部生活，占据了他的全部思想。他对近代史很有些研究，也很注意时事。他特别研究过经济学和社会改良理论。他了解欧文的消费合作社和傅立叶的公社。他看过《原富》和《共产党宣言》，也涉猎过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著作。他看过《进步与贫困》一书。他虽不是个渊博的学者，但是看书很用脑筋，也很肯思考。他看书、思考，都是为了要解决一个问题，即美国的黑人怎样才能在本国、在世界，堂堂皇皇的做个人。
对好多问题，他觉得还茫无头緖，自知还需要多读点书、积些经验。可是有一件事，他敢说自己已摸到了底，那就是：美国的黑人只有取得了选举权，才有生路。只有打下了这块基石，才谈得上进一步的建设。他信奉的，是以现实生活与工作为基础的一套模模糊糊的哲学。对教义他不大相信，对奇迹他表示怀疑，对神学上的美妙词句他一笑置之。他喜欢诚实，痛恨虚伪；他滴酒不饮，对妇女十分尊重。他讲道从来不讲抽象的理论，而是教导人们行为要端正，做人要勇敢，要追求真理。有个听过他讲道的年轻人，写了这样几句：
“他的学问、他的口才、他的胆气，深深的打动了我这个后生小子。他的讲道很富于感情，但又不致落入有些牧师的俗套，利用听众的感情来获取他们的支持。
“在牧师中唯有他敢于谴责种族歧视。其实他也知道，他的言论完全可能被当时很占优势的所谓‘汤姆大叔式‘黑人领袖用来对他进行攻击。他不但敢于谴责歧视黑人的制度，还敢于对当权各党的当权资格提出质难。”
道意耳一直很起劲地注意着汤姆·华德生的活动。他是在佐治亚中部上的小学，到十五岁上又进了亚特兰大南郊的克拉克大学，早在那时，他就已经在注意华德生的动静了。
汤姆·华德生是个瘦骨伶仃的穷苦白人，家乡在佐治亚南部，母亲是奥古斯塔的纱厂女工，父亲是个小农。亚历山大司·蒂芬斯和那个大名鼎鼎的通布斯，就住在他家附近。华德生年轻的时候对他们十分仰慕，一直到后来，还是颇受他们的影响。
他进佐治亚大学的时候，正当学校处在战时的困难时期，他半工半读的略念了几年书，就去“研究”法律。他变成了一个浮华的演说家，不过他的心多少年来一直还是正直而真诚的。他意识到农民和雇工对大资本、大工业非常不满，因此在一八八〇年他当选为佐治亚的州议员以后，就展开了一场斗争。
他的对手可不是好惹的。本州的大权紧紧抓在三巨头的手里，这三个政客都具有无比厉害的手腕和势力。在州议会里，大财主公然操纵着一切，华德生对此简直毫无办法。大公司控制了全州。企业合并也更多了。铁路运价对大城市十分优待，而对农村却订得极高。土地要上税，股票倒可以免捐。佃户可以指着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把连个影子都没有的收成抵押给商人。华德生又抨击了囚犯租赁制度，也毫无效果。他幻想破灭了，心灰意冷，终于卸去了州议员的职务。
这以后的十年，正是格兰迪所说的“新南方”蓬勃兴起的时期。资本势力被请到南方，成了南方的主宰。南方的前途给吹嘘得天花乱坠，连华德生也一时受了迷惑。可是过不多久，他对“新南方”的一颗热心就冷了下来。他没有忘记他自己也做过庄稼汉，他的兄弟至今还是个贫苦无告的佃农。于是他就起来说话了。
“有这样一个佃农——他是白人还是黑人，我不知道，也不去管它，不过他的情况我知道。他租了块地，讲明使用一头骤子算二十五块，地租是一千磅棉花，还要缴两包棉花抵偿口粮。等到他还掉了骡子的租金，付清了店里的赊账，还有肥料的费用，剩下的钱连瓶老酒都买不到，剩下的棉花给他老婆塞耳朵还不够。”
接着他就大声疾呼：“我向你们呼吁——向你们这些在二十五年前放下了枪的人们呼吁。一场搏斗已经摆在你们的面前——虽然不像当年那么惨酷，可也一样激烈。你们的对手不是要来解放你们的奴隶，而是要来把你们当作奴隶。”
金钱和资本的势力照旧控制着佐治亚的州议会；对企业合并的现象，对铁路公司优待大城市歧视小站的作法，特别是对盛行的收成抵押扣押制度，始终没有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征税制度也都原封未动。
那时弗雷依堡女士还刚进亚特兰大大学任教，她对汤姆·华德生和亨利·格兰迪这两个人实在摸不透。社会上对他们俩的一般评价，她认为还不能说明问题。北方把华德生看作一个疯狂的社会主义者，南方则认为他是个十分有用，却又必须加以指引的群众领袖。北方把格兰迪看成是胜利的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南方则以为他是个才华出众的报纸编辑兼演说家。这些看法虽然并不矛盾，可是都不够全面，也不能互补不足。
弗雷依堡女士很想知道这两个人给黑人的印象如何。有一次她听到了道意耳的演讲，又听说道意耳就在离城不远的乡下教书，于是就请他改天到学校里去，开个讨论会，大家谈谈。道意耳每次上城，总是住在他最敬爱的老师克罗格曼博士的家里，因此弗雷依堡女士把克罗格曼博士也邀请在内。克罗格曼博士本是亚特兰大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所以就欣然答应了。弗雷依堡女士准备了丰盛的点心，请教务长和几个大学部学生一起参加。她让曼努埃尔·孟沙也参加了，因为孟沙虽然还只有中学程度，可是见解很高，特别是对道意耳一向很感兴趣。孟沙提出最好把佐治亚大学的教务长鲍尔温老博士也一起请来，这倒使弗雷依堡女士一愕。同校长商量过以后，她终于也邀请鲍尔温博士“午饭以后”来校叙叙。老博士也答应了。
克罗格曼博士是有话藏不住的。他一开头就说：“你别忘了，弗雷依堡女士，华德生和格兰迪两个人都是南方的演说家。在南方，因为有些特殊的原因（这一点我今天不打算细谈了），演说家可以说是诗人的一个变种。他们总是抓住一些事实，极力把现实生活渲染得好像很称心，甚至很美好。高亢的嗓子、强烈的表情、汹汹的手势、炯炯的眼神，这就是他们的全部法宝。他们不同于古希腊的演说家，因为他们让感情压倒了理智。他们也不同于平常的诗人，因为他们是有目的的。诗人是为美而求美、为真而求真，而演说家，特别是南方的演说家，却总有一个具体的政治目的或社会目的。他们要使大家相信他们对现实的看法，从而听他们的指挥行事。尽管他们所依据的事实也许是不全面的，甚或是被歪曲的，然而他们对自己的那张万应灵方却相信得不得了。当年不是有过许许多多拥护奴隶制度的演说，把奴隶说得那么幸福，把主子说得那么慈悲吗？”
道意耳也补充说：“格兰迪根本不了解黑人。他虽然同黑人在一起长大，眼里却从来没有黑人，不了解黑人也是人。在他看来那不过是些木头人儿——是做工的，是当差的，是黑种。他赞美‘黑保姆’，其实也完全是出于凭空的想象。而尤其糟糕的是，他连大部分白人都不了解。不是把他们理想化了，就是压根儿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譬如说吧，他有一次看见在一伙黑人囚犯中间，居然拴着个白人姑娘。他气愤填膺，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文章向公众申诉，很快就使那个姑娘放了出来。他为这个‘可怜又可爱的姑娘‘痛哭流涕，州里的白人也都伴着他落泪。
“其实，格兰迪真要是了解南方的话，他就应当明白：白人妇女要不是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是决不会被逮捕的，更不用说坐牢了。而黑人则不分男女，不问老少，让人抓住一点点由头就有坐牢的罪名。这个‘可怜的白人姑娘’品德败坏，她获释以后出了一阵风头，就被人忘了，过不多久又重新堕入了深渊，上街当了妓女——除了这个行业，她也不会干别的营生。
“格兰迪又是气愤又是灰心。他向上天痛诉世人的忘恩负义。至于囚犯队里那些没人理会的无辜黑人，他却没有看见，或者根本不屑一看。同样，尽管格兰迪大吹南方出现了繁荣幸福的新气象，实际上南方却是一片贫困、愚昧、杀人行凶、疾病流行的世界。”
克罗格曼博士又补充说：“对于这些丑恶的现象，华德生就比格兰迪看得清楚、深透。他懂得什么叫穷，知道在农场上做苦工是什么滋味。他过去也一天到晚冒着烈日，在农场上干过。他后来固然也吹过牛，说他祖父是个财主，手下奴隶成群，可是他们一家其实都是佃农、雇农，穷得连顿饱饭都吃不上。
“另一方面，华德生在他长久而艰苦的求知的过程中，也了解了人们打算用什么方法去消除贫困和无知。因此他极力赞成赋税要均等，财政管理要公正，农村要建立邮递制度，消费者要成立合作社。可是他不懂得‘知’与‘行’可并不是一回事。他没有经验，不知道‘民主办事’是缓慢而艰难的。仗着宏亮的嗓子、精警的言论、激烈的手势，使欢呼喝采的群众完全明白了真情实况，他以为这场仗就算打赢了。至于接下来改革工作不能迅速进行，他认为那是要一些蠢货和坏蛋负责的。华德生一怒之下，就此隐居不出，心里气得不得了。”
道意耳说：“在这两个人看来，黑人问题是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格兰迪不是干脆不理，就是硬说没那事儿。华德生却知道黑人问题是个问题，永远是个问题。他受了上代的影响，对黑人虽然谈不上憎恨，至少也很看不起。不过他十分了解贫困和无知给白人世界带来了多么大的苦难，因此就有勇气认真的想一想：黑人所受的苦难是不是还要更多些？这是不是又会反过来使破落的白人越发增加？我打算去跟他谈谈，看看能不能劝他去着手解决黑人问题。”
“有一件事不能忘记，”克罗格曼博士说，“华德生身体不好。他小时候挨过饿，把胃饿坏了。他还有个偏头痛的毛病。他的神经容易紧张；他老是剑拔弩张，夸大其词，最近又躲起来休养，也正就是这个缘故。”
“这么说你还认识他？”弗雷依堡女士问。
“不认识。在南方，黑人除非是当仆人的，否则就不大可能跟白人认识。不过我见过华德生，看到过有关他为人的记载。他身体不好。我看他迟早要发神经病。”
午饭还没有完，鲍尔温老博士来了。他在旁边坐了下来，一字不漏的细听。他自己几乎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不过有时也提出一些问题，或者请发言的人再说得详细点儿。总之，这个南方白人觉得自己跟人接触、交谈了一辈子，还没有一次得到过这么大的启发。他坐在那儿，心上一直在想：“假如南方所有的白人黑人，都能经常这样碰碰头、谈谈心，那还有什么种族问题，还有什么人类问题不能解决呢？”
那时在佐治亚，话已经说得愈来愈明白，大家都认为应该成立一个工人政党同资本家对抗；有人还就建立第三党的必要性举行了公开的讨论。农民联盟在南方到处蓬勃发展。在南方几个州，有四十多名众议员和好几名参议员是采纳了农民联盟的纲领而当选的。一八九〇年，在佛罗里达举行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公开提出了建立第三党，即人民党的问题。
汤姆·华德生也加入了农民联盟。他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的，一八八八年帮着克利夫兰竞选，后来觉得还是财政问题最为重要，于是就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国会议员，不过他采用的完全是农民联盟的纲领。
农民联盟原是得克萨斯州的牧民在一八七九年组织起来的。十年以后，又融合了其他各州的组织，成立全国农民联盟，成员以白人为限。农民联盟在一八八七年也传播到了佐治亚，佐治亚纷纷成立合作社。第二年麻袋业托辣斯在圣路易成立时，在汤姆·华德生的家乡汤姆森就有八百个农民举行集会，起来抵制。
一八八九年，这个全国农民联盟，同北方一些兼收黑人的农民联盟地方组织，在圣路易举行了会谈。那年，虽然离第十选区的预选日期还有近两年的时间，汤姆·华德生却已经同家道豪富的巴奈斯少校展开了竞选众议员的角逐。
由于格兰迪在这一年去世，因此到一八九〇年竞选运动正式开场的时候，道意耳就打定主意，要设法去跟汤姆·华德生亲自谈谈。如果说一个有自尊心的黑人要见地主贵族是个难题的话，那么，一个受过教育的黑人要去见个雄心勃勃的穷苦白人，也同样要碰运气。不过道意耳的运气不坏，那天华德生正巧在屋外前院里坐着，所以走前门还是走后门的问题就不用操心了。道意耳又故意没戴帽子，这样脱帽的问题也避过了。他就直截了当的走进了院子，说道：
“华德生先生，我可以跟你谈谈吗？”
华德生坐在一张旧摇椅里，四面摆满了书，手里捧着一大本在看。他慢慢的抬起头来，先看到了蒙着一层尘土的乌光光的皮靴，然后是非常合身的裤子，背心，上衣，还有领带。他只当来了个有钱的选民，就要站起来迎接，可是往上看去，却是金黄色的脸膛、鬃曲的头发。他连忙打住，端坐不动，铁板着脸，不客气的问道：“什么事？”
“华德生先生，我有几张选票想卖给你。”
“我可没钱买‘黑鬼’的选票，”
“可我的价钱非常便宜。这桩买卖要是做成了，你的好处不会比我们少，说不定比我们还多得多呢。”
“那你们想要得到些什么好处呢？”
“我们要学校，要住宅，要适当的工资，要分配土地，还要取消囚犯租赁制度。”
华德生睁大了眼，猛的站起身来。“好家伙，胃口倒不小！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内地人。我姓道意耳，从小就注意你的政治活动了，”华德生朝四外看了看，说声“跟我来”，就带着道意耳往后院走去。绕过后院，来到了花园里；外边即使有过路的行人，也不会注意到这里。华德生往木柴堆上一坐，指了指一张破椅子，说道：“坐吧。道意耳，你年纪轻轻，不了解佐治亚的情况。”
“我在佐治亚生长，又在佐治亚念书，祖上累代都是如此。我目前在内地教书，以后想到怀恩斯勃罗去当牧师。佐治亚大部分地区都有我的足迹。”
“不过我看你准得碰钉子。你的主意虽然不错，可‘黑鬼’是不会跟着你走的。他们没有脑子。我是了解他们的。我只要肯出一块钱一票，要向‘黑鬼’买个千把张选票还不容易。”
”是很容易，因为超过一块也没有人肯给，他们靠正当劳动要挣一块钱，就得费好大的力气。你就出多些吧，我们不要钱，要的是权利。“
他们一连谈了几个钟头。华德生谈到了奥古斯塔的黑人选民怎样使他灰心失望；可是听说农民联盟在佐治亚的其他地区、以至在整个南方都有很大发展，他又觉得十分惊异。
道意耳极力想使华德生看到，农民联盟所以会取得节节胜利，在极大程度上是靠了黑人的支持。他指出：早在一八七五年，弗吉尼亚就有个烟草业工会的黑人领袖到克利夫兰去参加过绿背纸帀工人党的代表大会；三年以后，在得克萨斯的全州绿背纸币俱乐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四十名代表中就有十名是黑人；同年又举行了一次绿背纸工人党代表会议，在派出代表的四百八十二个俱乐部中，有七十个俱乐部是黑人的。
“可北方农民联盟是不是吸收黑人参加呢？”华德生问。
“吸收啊，”道意耳答道，“当然话也要说回来，在北方黑人农民比较少。不过南方农民联盟对组织黑人农民的工作也早就很注意；一八八六年，在得克萨斯的休斯顿市成立了全国有色农民联盟。书记是个浸礼会的白人牧师，不过其他办事人员都是黑人。”
“有色农民联盟现在有多少会员？”华德生又问。听说会员人数有将近一百二十五万，南方有五个城市已经办起了合作社，他感到非常吃惊。他还听说，在奥加拉会议上，有色农民联盟的两个黑人代表还被选为南方联盟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南方联盟的机关刊物上，每星期总有一栏地位报道有色农民联盟的消息。
在一八九〇年的选举中农民联盟获得大胜，华德生也随着被选进了国会。全州十个选区有六个是农民联盟的天下，农民联盟控制了州里的代表大会，推举了州长，选出了州议会四分之三的议员。可是，一只苍蝇坏了一缸香油。那年按例要选举一名参议员去接替那个声名狼籍的乔·勃朗。戈登想重新再进参议院，格兰迪生前也大力推荐，连华德生最后也支持了他，为的是不让卡尔洪的孙子，那个铁路公司的法律顾问，补上这份空缺。
那年在奥加拉会议上，农民联盟毅然决定同民主党脱离关系，准备筹组第三党。第二年，在辛辛那提的一次会议上，第三党正式成立了。农民联盟和人民主义运动在南方和西部无往而不胜。看来在一八九二年的大选中大有取得全国胜利的希望。
有色农民联盟办起了中小学校。不过，道意耳也坦白承认：在白人和黑人之间也出现了一些分歧。譬如说吧，有色农民联盟支持联邦政府监督选举，而白人的南方联盟则表示反对。不过南方联盟还是赞成给黑人以选举权。一八九一年，有色农民联盟要发动摘棉工人举行罢工，而南方联盟则代表许多雇工农户的利益，自然要加以反对。结果罢工就没有举行。
白人的南方联盟和有色农民联盟在奥加拉会谈期间，曾派代表团相互问候；一八九一年在路易斯安那通过的召集第三党会议宣言，也是对黑人组织和白人组织共同发出的；各地地方组织，更是相处得亲如兄弟。
一八九一年五月，举行了第三党代表大会，南方联盟、有色农民联盟和其他联盟组织，同劳工骑士团等团体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种族隔离遭到了彻底的粉碎，当南军和北军的老兵伸出手来紧紧握住时，旁边还站着一个黑人代表。
在国会中，华德生脱离了民主党，公开的同人民主义者和圣路易会议的领袖站在一边。道意耳向华德生指出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已有所增进，他特别着重指出黑人的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都已有了提高。他表示愿意为华德生的斗争出一份力。华德生的心动了。他从来也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黑人，论才学这黑人并不比他逊色，说不定还比他高明，论理想实质上也跟他不谋而合。他们彼此都很有意结纳，因而道意耳就全力投入了竞选运动。
不过他的帮助一般只限于出些主意，难得出面去作演讲。在一八九〇年的选举中，华德生虽然采纳了道意耳的意见，发言已愈来愈果敢、解明，可是他以为公开争取黑人选票还没有到时候。那年的选举结果，华德生大获全胜，不但在本选区获得胜利，在州里也占了优势。于是道意耳又劝他以后要公开的出来争取黑人的选票，要同全国工人选民站在一条线上。
道意耳知道，在外国，工人快要掌握大权了。这个想法，在欧洲思想家的脑子里早已孵育了很久。为此曾提出过好些精心筹划的方案，有时虽不免流于空想，然而多半很切合实际。为此还闹过了革命。工人必须摆脱贫困的煎熬，必须独立自主、起来自卫的思潮，向四面八方传播。反映在美国，就是绿背纸币运动的兴起、人民党的茁长，特别是如今农民联盟在一个州里竞选得胜，把汤姆·华德生送进了国会以后，人民党的声势格外壮大了。这种形势，加上了华德生在国会中的活动，使工人领导和反动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公开化了。道意耳劝华德生要爽爽快快争取黑人的选票。假如南方其他各州也跟着他走（事实上也一定会跟着他走），这场胜利就非同小可了。黑人就可以成为工人运动的一员，在政治舞台上取得无可辩驳的地位。
华德生在一八九一年表示了态度：“人民党现在向白人和黑人声明：‘人家所以把你们分为两半，是为了把你们的劳动所得分别骗走。人家所以挑起你们之间的仇恨，是因为你们都受其奴役的那个经济独裁制度，就是靠这种仇恨而建立起来的。人家所以欺骗你们、蒙蔽你们，正是为了不让你们看清：这种种族仇恨实际维护的是一个害得你们都一贫如洗的经济制度！’”
当然，道意耳和华德生也看到了面前摆着的困难。黑人选民大半工资微薄，有的简直跟乞儿差不多，因此有些选票可能被人收买。有的黑人可能被反动分子赶到投票处，包办代选。有的黑人可能受到威逼，吓得不敢去投票。这种种都是在所难免的。不过道意耳表示，只要相信公理、拿出勇气、广泛宣传、大力呼吁，这些漏洞大部分可以弥补过去。
华德生不仅担心一般穷苦黑人会出卖选票，他更害怕敌人会使用暴力和欺诈手段来压制选举。可是决策已定，华德生如今是南方第三党运动的领导人了。他的盟友道意耳，则想促使白人工人同黑人工人团结起来对付大企业主，想为黑人工人争得选举权和参政权，想设法保障黑人工人，制止私刑和苦役。
在这个问题上对方也觉得十分棘手。因为，南方如不建立起法律和秩序，对大企业本身也很不利。南方白人再要靠暴力和欺诈来取得选举的胜利，是没指望了。可是他们目前又遇上了危机。如不用合法手段剥夺黑人的选举权，一旦白人选民和黑人选民联合起来，大企业就会给打垮。这真是个严重的威胁。
连那些极端顽固的前叛乱分子，如今也大不恭敬，攻击起北方来了：“咱们这座大饭店又请来一帮‘带手提包儿的’了，这就是到南方来追求利润的北方商人。”
华德生狠劲十足的，把白人农民着手组织起来；他告诉他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在八十年代许下的虚伪骗人的谎言，其结果只有使劳动人民更进一步沦于大公司的奴役之下。道意耳也同有色农民联盟建立了合作关系。他和华德生都一致抨击私刑，还谴责三K党，要求废除新型的奴隶买卖——囚犯租赁制度。
在道意耳的领导下，黑人在第三党的建党工作中干得十分出色。道意耳提出黑人应当有读书的权利，他还赞扬了当时正在抗击罗得斯、抗击侵入非洲的英国势力的那个黑人国王洛本戈拉。州议会里的几位黑人议员揭露了伯明翰地区一些新开煤矿里残酷剥削黑人的现象。白种工人也表示要坚决保卫黑人的权利。
道意耳冒着生命的危险，参加了在一八九一年年底开场的一八九二年竞选运动。他自愿为华德生效力；为了帮助竞选，他不顾主教的训戒，差不多有三个月之久没有过问教堂的工作。他为华德生先后作了六十三次演说。虽然有十五个黑人遭到了杀害，可是信仰华德生的人愈来愈多了。
道意耳说：“受了多少年压迫的穷苦蒙昧的黑人男女，如今都有个心愿，觉得就是能碰一下华德生先生的手都是好的。”
然而还是多亏有道意耳的手在下面支着，华德生的手才举得那么坚定。有人企图杀害道意耳，因而道意耳演讲的时候旁边往往有人带着手枪，上了子弹。有一次华德生还在自己的农场上筑起了防栅，召集了两千个白人农民，来保护道意耳，不让暴徒把他杀害。农民们坐车的，骑马的，纷纷赶来，有的跑了一夜才到。村子里挤满了人，街道上也排满了人，大家高举着武器，在郡长的陪送下，列队前往法院。华德生对大家说了这样几句话：
“在我们这个自由国家里，我们坚决主张：不管白人黑人，无论地位如何低下，谁要宣扬我们的主义就尽可以自由宣扬，要是有人敢动他一根毫毛，我们全人民党的人都要跟他拼命。”
就在华德生的这个郡里，住着一户姓史克洛格斯的穷苦白人佃农。他们家原是个道道地地的苏格兰―爱尔兰古老家族，在十八世纪初卖身当了仆人，飘洋过海来到了这里。他们家出过一个山姆·史克洛格斯，在一八七六年的竞选运动中被人杀死在查尔斯顿。那时他已当上了一帮白种工人的领袖，他们本打算在选举中同种植园主结成同盟，帮着对付黑人的选票。结果，种植园主却不需要他们帮忙——至少还不承认需要他们帮忙。就在黑人领袖汤姆·孟沙被私刑处死的当夜，史克洛格斯也在黑人住区里不明不白的遭了暗算。他的妻子留在佐治亚，种地糊口。到一八九一年，大儿子艾伯·史克洛格斯已经十八岁，家里一大堆人的生活，主要就靠他来维持了。
山姆·史克洛格斯死后，他的一个哥哥就离开了佐治亚南部，搬到亚特兰大居住。这人的儿子杰姆，也正就是小孟沙上学时受他欺侮、后来报了仇的那个家伙。杰姆的儿子生于一八九〇年，这个人物将来在书中也要提到。目前就单说艾伯。.
艾伯·史克洛格斯跟上了三K党，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他阻挠黑人投票，又一贯抢劫黑人。在抢劫中他碰到了一件事，从此对地主贵族和资本贵族也更痛恨了。事情发生在一次夜袭中，他正在一户黑人人家趁火打劫，有个很有地位的白人拦住了他：
“嗨，放下放下，你抢这些个人的东西干什么？”
史克洛格斯吃惊地瞪着他，说：“可他们是‘黑鬼’呀！"
“是什么人这不关紧要。把东西放下，快滚出去，”
从这时候起史克洛格斯明白了：有些白人还同蓄奴时代一样，跟黑人一鼻孔出气。这其叫他想不通。他家离华德生的乡里汤姆森不过，因此没过多久，他就让华德生给吸引住了。在他看来华德生跟他是同病相怜，于是他就经常去参加农民联盟的集会，尤其是麻袋业托辣斯在圣路易成立、装袋价格上涨以后，他参加得更起劲了。有人提议采取抵制行动，他也热烈拥护。
为了想找个工作，有一次他跑到了南卡罗来纳州；在那里他参加了一次政治集会，主持会议的是个高大、独眼的中年人。会上有人主张吸收黑人参加农民联盟，说是黑人工资再低也不能不干，否则就得挨饿，如果黑人雇工和白人雇工能联合一致，那……他话没有说完，那主持会议的本·梯尔曼顿时变了个狰狞的妖魔，差点儿一把招住了说话人的咽喉。
“我们跟‘黑鬼’联合个屁！”他高声叫道。“我们根本不承认他们是人。他们只配在农庄上干活，我们就叫他们在农庄上干活！他们配挣多少，我们就让他们挣多少！他们要是胆敢对我们的女人偷看一眼，我们就宰了他们！用私刑对付他们！是的，我们是要团结，可我们要的是白人间的团结，不是跟黑人的团结。白人和黑人之间没有什么团结可言。我们一定要把黑人的公权剥夺，我们一定要迫使他们安份守己。黑人是白人的奴仆，这可是《圣经》上说的！”
这还不过是梯尔曼的激烈言论的一小部分，这些激烈的言论给了史克洛格斯很深的印象。史克洛格斯同梯尔曼会过一次以后，他的人生观渐渐起了变化。他跟这位鲁莽的内地领袖谈了话，梯尔曼告戒了他一番。史克洛格斯告诉梯尔曼，说他家乡的那些穷苦白人朋友和同事，使他感到失望极了。
梯尔曼气汹汹的说：“你们这些笨蛋，错就错在要打倒贵族阶级。你们不应该打倒贵族阶级，你们应该取而代之。不过你要知道，掌大权，当贵族，也不是谁都能够的，不是谁都有资格的，够资格的只是少数。你和我，咱们可以钻进这个圈子里去；至于别人，那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有些白人是永远也出不了头的。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决不能让‘黑鬼’爬起来；我们一定要叫‘黑鬼’永远踩在一切白人的脚下。”
史克洛格斯提起了华德生，梯尔曼冷笑一声：“华德生是脾气大、胆量小。他挨了揍，就逃到家里，关起门来搞理论、写诗歌了。那怎么打得了胜仗呢？要胜利，就得去搏斗，再接再厉的搏斗，而且一定要明确自己斗争的目的。我的目的就是要打败这帮贵族，可我不打算把他们赶跑。我只要在他们旁边占个座儿。我要当选为这个州的州长。”
史克洛格斯差点儿笑了出来，可是他没有敢笑，因为梯尔曼的那只独眼正炯炯地盯着他。“记住，”梯尔曼训戒他说，“我们有些人将来可以爬到顶上，可我们千万不能把顶推倒。我们要留着自己用！”
谈到组织农民联盟，梯尔曼的态度很冷淡。他说这是北方的玩意儿，因此十分可疑。
一八九〇年华德生当选为众议员以后，史克洛格斯参加了一次群众大会，庆祝华德生和白人小农的胜利。在人群里他看到了梯尔曼，倒吃了一惊，因为梯尔曼那时已当选为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尚未上任，到会的人显然多半都不认识他。史克洛格斯起初也不知道，他不小心把这个高大粗鲁的独眼庄稼汉撞了一下，双方横眉怒目，正要动武，梯尔曼却认了出来，他嘻嘻一笑，伸出手去，同时暗喑警告对方，不要把他的真名实姓说破。
嘱咐完毕，这才像狼嗥般的嚷道：“你们在庆祝些什么玩意儿？”
“庆祝华德生和人民的胜利啦，”史克洛格斯恶狠狠的回答——他想起梯尔曼也有田地，对华德生是不大赞成的。
“你是说华德生和他的那帮‘黑鬼’？”
“有地的老爷可以收买‘黑鬼’的选票，为什么他就不可以收买呢？”
“放屁！这哪儿是收买‘黑鬼’的选票——这简直是把咱们都出卖给了黑小子。居然跟黑人讲平等！这样闹下去，你等着瞧吧，头一桩就是你的妹子难免要嫁个‘黑鬼’。”
史克洛格斯听到“咱们”两字心里一动，这样可怕的前景也确实使他吓了一跳。他忿忿的说：“哪会有这样的事。”
“你瞧，”梯尔曼说着指了指讲台，讲台上有个年轻黑人正要对群众发言。史克洛格斯惊得呆了，他赶紧转过脸去。
“这个‘黑鬼’只要留在本地，我非宰了他不可，”他咕咕囊囊说。
梯尔曼露出了微笑。“你叫什么名字？史克洛格斯？啊，对对。哎，史克洛格斯，你听我说。我跟你一样都是穷苦白人。不久我就要用‘合法’的手段，把‘黑鬼’的选举权干脆剥夺。密西西比州一带头，南方各州都会跟着走。以后我还要进参议院，要设法使我们的国家今后永远归南方白人掌管。我们已经使最高法院承认了‘黑鬼’是没有半丝儿权利的！不要三心两意！去招集伙伴，把那个‘黑鬼‘道意耳宰了！”
史克洛格斯对他直瞪，半晌才喘吁吁的说：“我不信。”可是就打从这时候起，史克洛格斯渐渐从华德生和人民主义一边倒向了梯尔曼那一边。特别是看到了华德生的黑人伙伴道意耳，他觉得这种怪现象实在叫人气愤。如果说史克洛格斯见一切黑人都恨，那么他尤其痛恨受过教育的黑人，因为他对他们怀着恐惧。这种黑人一心想当白人，讲话也同白人一般无二。一旦有了机会，他们真会挤入白人的行列，骑在穷苦白人的头上，还要娶他们的姊妹。那怎么得了！这个道意耳，非宰了他不可！
一八九一年十月末，有帮暴徒想要杀害道意耳，带头的正就是史克洛格斯。那真是个难忘的夜晚：明月正圆，玉兰飘香，缓缓的凝滞的河水像血一般的流向大海。在密密层层的人群中央，讲台上高高的站着那个魁梧英俊的混血黑人，数不清的白人和黑人带着枪，在台下凝神屏息的听他精辟的演讲。他的旁边，站着矮小枯瘦、火红头发的汤姆·华德生。
史克洛格斯带领上千名武装暴徒，借着树影悄悄的隐蔽在一片苔藓遍生的林子里。突然，哗啦啦响起了一片叛乱分子的口号，暴徒们连咒带骂，挥舞着枪，从林子里冲了出来。可是也一样突然，这边的听众立刻还以一阵呐喊，枪光闪闪，扳枪机的声音响成一片。暴徒们才撒开了大步，又慌忙把马扣住。四下里顿时是一派死般的寂静——血肉横飞前一瞬间的可怕的寂静。只听见一只夜莺在哪儿歌唱。
史克洛格斯吓呆了。真没想到这帮人居然情愿为个“黑鬼”而动武，还不惜杀人呢。慢慢的，慢慢的，他收住了步子，放下了枪，对徒众们望了一眼，就往后退去。那帮暴徒也不吭一声，一齐兜转马头，没命的逃回家去，转眼就不见了。
那天夜里史克洛格斯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幻象，他仿佛看见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都团结一致，黑人同白人都一律平等。不，决不能有这号事。他宁可饿死也不能容许有这号事。他宁可屈服于大地主或北方佬，也不能让黑人同自己平起平坐。为了道意耳，群众一连戒备了两夜。这样的事可是南方从来也不曾有过的。这是一场革命。亚伯拉罕·林肯开创的事业，在这里达到了顶巅。
北方也好南方也好，工人都压制不住了，要起来闹革命了。其激烈的程度，已足以把种族仇恨这种极端强烈的感情都抛在脑后。无论在俱乐部还是在家庭里，无论在教会里还是在帮会里（南方的帮会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已经由讲究虚仪繁礼的秘密组织一变而为白人宣传和行动的中心），人们都在纷纷议论。
南方的大人先生们表示：为了阻止第三党成立，必须分裂工人运动。要分裂工人运动，显然必须利用“上帝所赋、天经地义的种族差别”，使工人阶级无法团结一致。种族差别应当定之于法律，严加执行。科学界起来说了：有了种族差别可以培养出最优秀的人种，所以这种差别还不失为正当。宗教界也出来声明：种族差别不能算作仇视也不能算作压制，这是承认历史决定于“神意”。
早在一八九〇年，人民主义就已风靡整个南方。在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人民主义者候选人的得票都超过半数。但是只有在佐治亚，人民主义者才真正当了权。其余各州，在敌人的舞弊、迫害、欺诈之下，候选人都落了选。可是如今又出现了山雨欲来的局面，南方振了振精神，准备迎接新的选举。西部也在密切注视。
佐治亚的反动分子和仇恨黑人的势力马上纠合起来。一八九二年度的选举，在一八九一年就展开了竞选，华德生的选区给悄悄的改划了一下，划掉了一个黑人居民占多数的区域。远在纽约的大公司，也给这里的反动分子捐来了大批竞选基金。对选民有威逼的，有恐吓的，有殴打的，至少有十五个黑人被当场打死。在投票站上，公开收买，暗偷明抢，无奇不有。华德生说：“我没有给打死，这才叫怪呢。”该州州长也认为华德生按说是早就没命了。报纸上叫嚷：“华德生发了疯了！”“南方要陷入无政府状态了，要闹共产了！”
就这样，佐治亚州一八九二年的选举就变成了一场充满恐怖、欺诈、舞弊和诡计的滑稽戏。在奥古斯塔，联邦政府派下了监察员，由司法官率领，来监督选举，然而也无法防止一人投几票啦，贿选啦，混假票啦，以小孩充大人啦，恐吓选民啦等等现象。有人还把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雇农和佃农一车车的运来，送到城里去投票，投了票给酒喝，还给钱。因而奥古斯塔点出的总票数，超过了选民人数一倍。
华德生和道意耳的竞选活动遍及三十七郡，听过他们演讲的人达数十万之多。华德生办的《人民党报》销数也仅次于《亚特兰大宪法报》。然而官方宣布的开票结果，华德生却失败了。当下有个代表团足足跑了三十五里路，从奥古斯塔直跑到华德生家里；他们为他筹募了一笔款子，让他好告到众议院去。华德生表示他一定要把第三党的斗争坚持下去。“我有决心：活着一天就要斗争一天！”
可是，他告上去的状子却直拖到国会第二次会议上才受到审理，而且到时候又碰上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他这个告状人竟不准申述自己的意见。最后众院提出的审查报告，完全掩盖了事实，说主持选举的委员会委员“均系佐治亚第一流人士，代表各行各业，其人格亦至为高尚，无可非议”云云。
一八九三年，爆发了经济恐慌。银行倒闭了，钱都不知到哪儿去了，工厂关门了，失业大军也愈来愈大了。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南方饥饿和贫穷的现象比一八七三年还要普遍。不过这一回在白宫里的却是个民主党人。下一年，被人们称为“美国史上的可怕一年”。经济萧条持续不退，到处是罢工，残酷的镇压，困苦的生活。柯克西带领“失业大军”向华盛顿进发。《回顾》与《富豪对国家》两书传诵一时。总统派了军队去镇压芝加哥的罢工，还拘禁了尤金·德布斯。
当时革命情绪十分高涨，敌人只能拿出最严酷的反革命手段，否则就无法阻止人民党在一八九四年秋季取得全国胜利。这一年人民党人得票又占了上风。在佐治亚州得票猛增一倍，就全国而言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南方的南部各州都是人民党人的天下。然而他们还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还是因为敌人采用欺诈和暴力的手段，破坏了仅有的那点儿民主制度，结果得票较少的候选人反而都当选了。
华德生参加了佐治亚州第十选区的竞选。可是这一年来了个新的“选举法”。华德生在九个郡里占得上风，他的对手只取得两个郡的胜利。但是这两个郡里有个奥古斯塔城。奥古斯塔城总共只有一万一千选民，然而那里华德生的对手布腊克却比华德生多得了一万四千票。布腊克宣告当选。一时舆论大哗，过了三个月，布腊克只好辞职，于是就决定举行一次特别选举。特别选举在一八九五年进行，布腊克这次提出了赞成“银币自由铸造”的纲领，加以又有那极不合理的预选登记法的庇护，因而又重新当选。
华德生已是第三次落选了。可是他大声说道：“泄气啦？呸！我这就投入一八九六年的战斗！”华德生认为在佐治亚斗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就打算进行全国性的竞选。人民党提出的纲领是：铁路及其他公用事业一律收归国有；征收所得税；联邦政府不得镇压罢工；对夏威夷及委内瑞拉不作帝国主义的扩张；发行不受黄金垄断集团支配的低值货币。
西部破落城镇里的白银大王，收买了民主党的上层领导，又极力鼓吹“银帀自由铸造”政策，想以此堵住人民党的“社会主义”。他们提名布利安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布利安是个政治演说家，专在“银币自由铸造”问题上纵横谈论，对人民党人的其他主张却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副总统候选人则是缅因州的一个铁路公司大富翁。共和党方面，在马克·汉纳的促成下，推出了一个貌不惊人、唯命是从的政客来当总统候选人，还拿出大量的钱来搞了一个宣传运动，向有家产、有享受、有地位的人们敲起了警钟。
人民党集会最晚，民主党就向他们建议，要他们接受布利安为总统候选人，并且用狡猾的手段引他们上了钩。人民党的各路队伍为了商定竞选大计，推选了一千四百名代表在圣路易聚会。华德生故作忸怩，他非但没有参加会议，而且根本避不过问。尽管如此，这群龙无首的一千多名代表还是先一致提名他为副总统候选人，然后才表示，若是民主党接受这华德生的人选和人民党的“社会主义”纲领，那他们就可以同意以布利安为总统候选人。这后一个条件，民主党可是不敢接受的，因此就把人民党两百万张选票的十分之九给丢了。
等到华德生发觉自己不到会乃是失策，要加以补救，要重新争取西部的支持，已经来不及了。他重新提出要把铁路和其他公共事业收归国有，要抑制托辣斯，要建立一套全新的货帀信贷制度，最后又想起了道意耳的话：“要消灭选举中的舞弊现象，要给黑人以政治权利。”他还说“目前人民群众中的不安心理，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问题决不是“银币自由铸造”这样简单的办法所能解决的。
然而南方和西部是合不来的。双方具有原则的分歧，积不相容。这些分歧起源于黑奴制度。后来奴隶制度虽然部分废除了，可是南方仍然保留着低工资以至无工资的奴隶劳动。没有知识谈不上民主，而在南方，黑人也罢白人也罢，学校既少，又极简陋。战后，由“白人至上”思想造成的无法无天的局面，更成了南方的通病。
相反，在西部，却以社会地位基本平等并有良好学校的有地农民为基础，发展了一种“民主”政治。日益垄断化的大工业势力，纠集了一切力量，向南方和西部扑来。在南方，有人想促使工人和小农联合起来抵抗这股势力。可是种族界线使工人内部开了分裂，小农又都在大种植园主的掌握之中，因此事实上并无真正的团结可言。在西部，农民联合起来击败了银行和铁路公司，但是采矿公司许下的“低值货币”的诺言，却使他们动了心。
华德生打败了，布利安打败了，“社会主义”流产了，得意扬扬的私人企业垄断组织夺得了选举的胜利，挑起了美西战争，从此走上了殖民帝国主义的道路。这样，革命就失败了。汤姆·华德生也差点儿发了疯。一八九六年选举过后，华德生说道：
“在政治上我完蛋了。在经济上我也落得一无所有。我的神志已完全到了要发狂的地步。我的神经差那么一丁点儿就要错乱。”
他隐居不出，写写歪诗，想想心事，一过就是十年。直到亚特兰大发生了暴动，旧金山遭受了猛烈的地震，化为一片火海，他才又发了疯似的，出来狂吼了。
萨巴斯兴·道意耳在一八九二年选举过后就杳无声息了。他已经播下了种子。他已经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连一生的事业都豁了出去。他同共和党分裂、同民主党和穷苦白人联合的方针，受到了自己同胞的怀疑。他的教会就要举行会议，他还得向上级汇报，可是他募到的捐款——教会赖以维持的收入，实在少得可怜。主教大人板起了脸，大声说道：
“孩子，这个数目实在不像话，我们在奥古斯塔还需要盖一座新教堂呢。我本来应当把你开革。不过我看你很有讲道的才能，而且你的本意原也不坏。你听我的话：把政治丢开，多讲讲十字架上的耶稣，多募集点经费。我现在决定调你到亚拉巴马去。”
道在耳没法反抗。他家里还有妻儿。他又干不来别的工作。他只好低下了头，到西方去了。十年来，愈来愈多的教徒为他的讲道所打动，热烈的祈求上帝的恩惠，还捐献了新的教堂。后来他不幸得了结核病，失去了宏亮的嗓音。他同病魔苦苦搏斗，一再失利，这样又拖了十年，最后，心灰意懒，孤苦一身，终于死在得克萨斯——那农民联盟的诞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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