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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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耶路撒冷

　　孟沙要是聪明些的话，就应该先到他的新学校去一趟，弄清了那里的情况，再回来结婚，把新娘接过去。可是他的手头实在太紧，再说他也难保苏珊不会再有什么变卦。因此他就匆匆赶到萨凡那，急急忙忙的行过了婚礼。小两口这就搭上了去耶路撒冷的慢腾腾的区间列车，坐进了污秽不堪的黑人车厢。中午过后，火车到了。车站又小又阴暗，简直没有地方可供黑人乘客休息。孟沙只好让苏珊坐在站台的板凳上，自己赶紧去见教育局长。
　　局长倒是在办事处里，当时正有几个白人来客。他瞟见了孟沙，暗暗骂了一声。这个没脑子的“黑鬼”真干得出来！正忙着接待白人哩，他倒闯了进来，老天乖乖，瞧他还是一身整整齐齐的城里打扮哩！他要是想待在这儿，一定得让他知道点厉害！因此孟沙一进门，局长就瞪着他，直到孟沙递上信去，这才垂下眼皮瞧了瞧。对咯，这个城里来的黑人也学白人，讲究准时，因此横冲直撞。非得教他守点规矩不可！
　　“等会儿！”他只冷冷的说了一句，又回过头去跟那几个白人来客一个接一个的谈起来。一个客人来抱怨某位教师水平太差，一个客人来申诉白人中学的校舍老不修理，还有一个客人因为女儿还没有安插工作，等得不耐烦了。“这年头学校的经费大概都花在‘黑鬼'身上了，”这位女客临走还骂了一句。
　　客人都走了，局长理了理文件，心里盘算：对这位穿得既好，气度又佳，完全出乎他意料的新来的黑人教师，那几句非说不可的不愉快的话应当如何措辞？偏偏这时候又来了一个白人，好不亲热地跟局长握了手，两个人笑了一阵，就坐下来，往椅背上一靠，悠闲自得地抽起烟来，一谈就是半个钟点。孟沙还一直站着，这时就大着胆子说道：
　　“先生，我想我还是等你空点的时候再来吧？”
　　局长把脸一板，喝道：“等着！”
　　客人站起身来。“我不打搅你了，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坐，坐，急什么呢。我们约好去钓鱼的，什么时候去呀？”又是一刻钟，客人终于走了，局长转过脸来，把孟沙周身一打量。“曼努埃尔，”他说，“我有白人来客的时候，可不许你打岔！记住：这是一个南方市镇，在这里只要是黑人，不管他是干什么的，他的地位就低人一等，他就应当服从长上！”
　　说完他就望着孟沙，孟沙一声不响，也直当当的盯着他。局长终于把头低了下去。“得了吧，曼努埃尔，其实我也何尝愿意呢，可是你我不能不顺从耶路撒冷的白人舆论，要不然咱们俩的饭碗都得打碎。你站了大半天，我也不得不浪费时间瞎扯一通，为的就是刚才那位客人是本镇的一位势派人物。我很惭愧，你也很恼火。可是情形就是这样。你跟我合作，我就尽力相助。你要跟我作对，我就请你滚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你可千万要好好琢磨琢磨。”
　　孟沙一言不答。他真恨不得转身就走，搭下一班火车回去。可是那又累又慌的年轻新娘还在污秽的站台上等他呢。他们还得找个安身之所呢。他同局长谈了半个钟点，接受了指示，也明白了自己应守的“本份”。局长答应给孟沙月薪四十元，为期十月。这比前任那位女教师多了十块钱。原来她为了保住饭碗，把这十块钱送给了两个白人校务委员。如今那两位一定又要大嚷薪水过高，千方百计来找岔子了。
　　耶路撒冷是一个典型的佐治亚小镇。就是说：市镇中心是个广场，位于四条乡间土道的交汇之处。广场上有市政府（包括法院和监狱）、邮局、一家带赌场的酒吧、几家杂货铺子，还有一家药房、一家银行。法院对面是一座颇为奢华的洛可可式庞然怪物——卫理会第一教堂。西镇靠近乡下一带是黑人区，有几家店铺、赌场和教堂。在东镇，矗立着白人专用的浸祝会大教堂，还有一所新建的白人中学、一所医院。
　　从广场上还伸出三条街道通到乡下：一条街上全是白人城市贵族新建的精致住宅，另外两条街上则是低级白人的比较平常的住房，新旧不一。广场附近造了一所新的白人小学。黑人学校则设立在西郊一座破落的黑人教堂里，附近是一家制造厂和一家肥料厂。
　　要了解这个市镇，必须牢记：这里的居民经过了战争，思想情况和社会关系都给打乱了。人在不断的变化，旧有的文化传统虽也有显著的改变，可是那老的一套还给人死死的拉住不放。外人如果来观察一下，可以看出这个小镇的生活中有七件大事：首先是财产，其次是种族界限和社会地位，第三是男女问题，第四是酗酒赌博，第五是法院和警察，第六是凶杀，第七是宗教。毫无疑问，财产和收入是最首要的问题。这也是势所必然的事，因为全国都笼罩着贫穷的阴影。
　　战前，地主贵族都散居乡间，而在城里往往另有住宅，后来城市生活日益繁荣，相比之下城里的住宅就日益重要了。战后，比较穷苦的白人都集中在小村子和耶路撒冷之类的小镇上，他们在地方上可以获得同城市中类似的重要地位，有的当了介于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商人，有的当了律师和医生，还有些人当了技工和雇工，有些则成了流浪汉，或者偶尔干些犯罪的勾当。而在这一帮人的周围，则是千千万万的黑人。
　　商人做买卖手段苛刻，有的还蓄意欺诈。地主贵族或因为漫不经心，或因为无法可想，把债都赖着不还。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互相抢活儿干。新的“民主制度”开始实行了：黑人不是被强行剥夺了选举权，就是遭到恐吓，或受到雇主的“友谊”劝告，不能去投票。
　　广场上差不多从早到晚都挤满了人，有白人也有黑人，好像亲亲热热打成了一片，然而其中却有条清清楚楚的分界线：黑人都聚集在人行道边上和拴马的木桩附近，白人则以墙边和石阶为地盘。在铺子里，来了白人顾客总是尽先招待，服务周到。对待黑人顾客可就要马虎多了，但是也不能不做出些降尊俯就的亲热样子，免得自己的顾客被别家商店拉过去。当地老是有一股紧张的气氛，有时（特别是在酒气冲天的星期六）就会招来一两个巡警，抓去几个黑人。白人是难得被捕的。
　　这个镇上有白人的秘密帮会，也有枪械充足的白人民团。广场上经常可以看到马匹、骡子、狗、车辆，还有许多黑人；而有闲的白人以及大摇大摆、喧喧嚷嚷的油头小伙子，则在屋子门口一站，向不时招摇而过、装作若无其事的白人年轻姑娘做做媚眼。到星期六，乡下的黑人就大批的来到广场上，替代了一部分闲荡的白人。
　　黑人区里大部分的日子是一片宁静。疲累的仆人和雇工每天早出晚归。小孩子在尘土和泥泞中挤来拥去。这些孩子不久也要进教堂内的穷学校去读书了，可是到头来他们还得到白人种植园主的地上去干活。到星期六，黑人区就来往热阀了。在那天，不管白人还是黑人，喝点廉价的威士忌和杜松子酒是很平常的，还有赌博，以及种族界线内外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到头来总有几个黑人坐了牢，到星期一早上被租给农场主去当苦工。
　　这种种族隔离和种族压制的制度，就这样在镇上固定了下来，严格实行。给人多少工资，予人几分信任，待人亲疏如何，谁也不会违反这个规矩。外地人进来都遭到监视，受到告戒。收成和收益的分配，都按照长久以前的一套老章程。白人可以在顷刻之间纠集大批暴徒，去干私刑的勾当。闹事，杀人，都有一套规矩。平日总有一两个白人警察监视着黑人。在南方，这样的市镇有几千个，就是这些市镇维护了那一套种族关系，在政治上控制了全州，而且还是那最顽固的宗教教条势力的中心。有句俗语用在这里倒不是说笑话：“造城市者人，造乡村者上帝，造小镇者则魔鬼。”
　　这个小镇的居民所害怕的倒不一定是真正的饥饿和贫困，有些人更担忧的是失去社会地位。这中间有少数人是日子过得并不安稳的，有一些是在穷富之间极力奋斗的小康之家，也有一些是知道自己经常有倾家荡产之虞的财主。在这个小镇上，社会地位可以对财产和收入起上帮衬的作用。在有些情况下，社会地位甚至还可以多少代替财产的作用。
　　地位最高的是白人前奴隶主，其中却也有真伪之分。许多从来没有奴隶的人也都夸口自己过去有多少奴隶；有些人靠闷头干活，靠欺诈盗窃而发了迹，如今却摆起了架子，给人讲自己父祖辈“庄园”上的传奇故事，谁要是不信，谁要是说这个或那个的祖上战前不是大地主贵族，而顶多是监工，那谁就得倒霉。
　　社会地位包括两个因素，第一是肤色，第二是田地。镇上，居民大半是白人；在附近的乡下，则多数是黑人。镇上，有不少人皮肤是浅褐色的，黄色的，或差不多全白的；在乡下，混血种可就少得多了。
　　保地和占地的激烈斗争，在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中占据了最主要的地位。有些庄园，就像河对岸布雷铿立治上校的那片产业，在日益衰败了。一部分土地低价出售了，那个价钱比废除奴隶制度以后的实际价格还低了许多；一部分土地荒在那里，有的已经被那些没有机器没有肥料、尽管起早摸黑、还是落得没法糊口、没处容身的白人佃农和黑人佃农弄得地力都衰竭了。
　　有些白人靠当监工、开小店起家，后来爬了上去，这种田地就是他们买进的。他们买进以后，一个办法就是再卖给那些拼命想得到一块土地，打算自耕自种的黑人。他们给黑人放高利贷，然后伪造债据，没收了抵押的土地，有时甚至还有用武力强夺的，结果大部分黑人还是土地落空，而那些白人转手之间却赚了一大笔。还有一些铺子老板用赊帐的办法也发了财：他们在地里庄稼尚未收割或工资尚未发下之前，把货品“供应”给佃农和雇农（白人黑人都有）；等到还帐的时候，就高价索取，所以佃农雇农总是背着一身的债。
　　除了肤色和土地以外，教育也是社会地位的一个标志，所以黑人学看书写字的要求特别迫切。要完全剥夺他们读书的机会是办不到的。北方佬就要黑人读书，还寄来了经费，派来了传教士；南方的白人认为这班传教士都是卑鄙的伪君子，但是传教士在北方很有势力，所以黑人学校还是维持了下来，虽然在城市以外实在也收效不大。
　　耶路撒冷的黑人学校设在一座木头造的破落教堂里。学校里没有课桌，也没有像样的椅子，当地的白人总是找个最恭顺、最没学问的人来做这里的教师。每到仲冬，学校才上了两三个月的课，学生还刚会死背几课课文、乱涂几个字母、连算术都还没有学会，就给拉出了学校，到镇外的农场上去拔草摘棉花，或者去帮着白人太太料理家务。白人的孩子大都上了六个月的学，就学会了看书写字。继续升学的就很少了。
　　除了肤色、土地和教育以外，最能表示并保持本人社会地位的，就是家里有多少仆人。凡是自以为有些身份的白人妇女——甚至可以说凡是自命正派的白人妇女，家里至少总得有一个黑人女仆：替她做饭、洗碗碟、打扫屋子、照料孩子。有些人家是给仆人工资的，仆人干得满勤快，可是心里总不乐意，因为干这种活儿还跟当奴隶差不多。很多人一有机会就往大城市里跑。大部分白人人家出不起比较像样的工资；因而服侍得就没有那么周到。不过，黑人妇女也不大敢不当差，不然的话就很可能被当作“游民”，抓去坐牢。因此她们还是照样干活，有时摸点儿吃的，捡几件东家丢掉的破衣服穿穿，能装病尽量装病支吾，就这样过着日子。
　　至于男的黑人雇工，以及他们的家属，则多半是附近农场上的雇农，工资是徒有其名，劳动条件还不脱奴隶制度时代的老一套。黑人雇工跟白人雇工争得很厉害，白人雇工要的工钱大，有时即使活儿干得差些，也能挣到较大的工资。这样就经常造成竞争状态，黑人工资低，结果把白人的工资也拉了下来。因此而得到好处的还是雇主。做仆人是没有白人竞争的，可是工资也低得到了头了。
　　在耶路撒冷，仅次于财产和社会地位的第三件大事是男女问题：在男女问题上思索、盘算、梦想。不是说这个镇上的男女关系比北方和西部的其他市镇来得随便；而是这里的人对这个问题想得、谈得比别处都多得多。最重要的是，在思索、谈论和空想的过程中，还出现了男女关系上的种族竞争问题。凡是有点资格的白人，一般除了娶个白人妻子以外，至少还要有一个黑人妇女做外室。黑人可以娶个黑人妻子，但有时却不得不让自己的妻子同时兼做白人的外室。反过来，黑人可千万别想碰一下白人妇女，就是不留神碰一下都不行。黑人要是真跟白人妇女发生了关系，那就会招来暴动和凶杀，哪怕那个女的是个有名的娼妓。这个原则，在实际运用时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正因其变化莫测，所以小镇的生活永远带着一股紧张不安的气氛。
　　在这里，人们把男女关系看作一种特殊的享受，看作是苦闷万分的小镇生活的一种解脱。在这里，人们心目中的生活就是男女关系，男人的梦想就是占有女人。酒吧和客厅里的谈话中心就是男女问题。
　　特别是黑人妇女处境最为困难。长得漂亮窈窕的，一定要早些结婚，即便如此，做丈夫的还得费很大的劲保护她们，以防白人。假如不结婚，她们就会成为白人黑人竞相追逐的好目标。假如去当仆人，那就十之八九会变成白人的姨太太。有少数黑人妇女还被人公开的养在镇上，作为外室，谁都知道她们的主子是哪个白人。有时黑人妇女拼命抗拒白人的追求，甚至弄到打死打伤的地步。也有一些黑人妇女故意当着白人妇女的面，向白人男子卖弄风情，那些白人妇女只能暗暗切齿而无可奈何，她们心里当然是恨得够厉害的。
　　至于白人妇女，则无论在肉体上、精神上，都受到穷凶极恶的防卫；私通当然是绝对禁止，就是些微的嫌疑、牵连，也决不容许。她们必须装得十分“纯洁”，好像绝对天真无邪的样子。所以她们格外喜欢私下闲谈、独自空想。因为，她们谈的、想的、内心向往的，都是一个问题：男女问题。不是说她们遇到强横的白人汉子如何害怕，就是说她们撞上黑人狂徒怎样没命的逃走。她们老是觉得白人汉子在向她们进攻；有时遇到冒失的黑人汉子胆敢盯她们一眼，她们就觉得像是受了侮辱。
　　在黑人青年说来，他们除了对自己同族的黑皮肤姑娘有自然的爱慕以外，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女人，象牙色的四肢，飘着香水味儿的身躯，对他们也很有诱惑力。这种女人他们是得不到的，除非强逼。在白人眼里这种强奸是天下最罪大恶极的行为。有时也有白人妇女自愿找了个黑人做情夫，万一事情露了底，或者引起了疑心，她只要喊一声“强奸”，那个黑人就会马上给私刑处死，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
　　在这样畸形反常的局面下，人们必然沉湎于各种嗜好，纵欲无度；在耶路撒冷，这就表现在酗酒、赌博和殴斗上。不信的话，只要在星期六晚上到广场上去看看。那天有的领到了微薄的工资，有的借到了钱，而酒是那么便宜。广场上空气紧张到极点，一言不合就动起武来。一般都是同族之间的纠纷，但有时也发生在白人和黑人之间。要是那样的话，就会引起暴动，以至凶杀。
　　当地的法院也有其奇怪的困难。犯罪案件他们管不了，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居民的社会地位，是要让白人，哪怕是穷苦白人，能在地方上居于上风地位，决不能让黑人提出异议，或加以侵犯。所以，黑人就因为是黑人而横遭逮捕，白人则因为是白人而可以为所欲为。当地经济的发展，需要大批犯人去做苦工，这就必须尽量抓人，即时判刑。囚犯的队伍所以那么长，就是因为上司来了命令，需要多少多少黑人去做苦工的缘故。
　　可是白人犯了罪，要惩办就简直不可能——杀人大罪都办不了，更不必说小偷小窃了。假如按情判罪，必然要下白人的面子，损害白人的优越地位。所以法官坐堂都是束手束脚，只有那些心硬如铁、动不动就的黑人四十年徒刑、无期徒刑以至死刑的法官，官运最为亨通。
　　正因为如此，所以凶杀就成了这个镇上的一大特色。结果一条人命在这儿真算不了什么。这部分是由于本地曾多年深受战争和武力的影响，部分是由于有地位差异和深仇宿恨。也有一小部分原因是因为需要犯人去充苦役，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里的人对杀人满不在乎。人人身上都带着枪，如果有人被杀，只要问一问：凶手是白人还是黑人？假如是白人，十之八九会不了了之，哪怕被杀的也是个白人。倘使凶手是黑人，那就不是挨绞，就是监禁终身。只有原被告都是黑人的时候，那才稍微像个有公道的样子；在这种情况下白人法官超然事外，有时倒可以公平判决。
　　最后，必然还有宗教影响着这一切。大家都拼命想逃避眼前的这种生活，几乎人人心里都有有罪的感觉。白人知道自己的罪孽是杀人，是压榨雇工，是强迫妇女满足自己的兽欲，是相互哄骗、盗窃、诽谤。黑人也觉得自己有罪，他们明白自己偷过东西，说过谎，因为工钱小而躲过懒。因此大家都希望得到“拯救”，希望“用基督的血来洗清自己的罪孽”。他们希望神能够保证他们过去或目前所犯的罪恶可以不受惩罚。人人都知道“罪恶”，有的用如痴若狂的忏悔，有的用巧妙的诡辩，把自己的良心麻醉了。
　　宗教之流行也一如犯罪。各人都有其所属的教会。黑人有四个教堂，号呼唱诗之声，星期天日夜不断，平日还至少要闹一个晚上。白人有三座教堂，礼拜的方式各有不同：卫理会第一教堂牧师史璜恩博士的讲道属于正统派，但是带些热情的福音派新教的味道；浸礼会第一教堂讲起来比较热烈，嘴上挺甜；而浸礼会顽固派则完全是一派如醉如迷的号叫，往往嚷得比黑人还响，论好听那可就差远了。
　　这个镇上最主要的出产是流言。任何人，任何事情，都免不了受人议论，或窃窃私语，或大声宣扬：猜测啦，恶意中伤啦，造谣诬蔑啦，讲下流事儿啦。说人闲话的风气，宛如一个化脓的大疮，毒化了镇上的空气，吓坏了所有的居民。这只魔爪揪住了那班规矩正派的诚实白人，破坏了他们单纯的生活——他们只希望老老实实，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打扮、做饭、吃饭、洗衣、熨衣，或者带上一两个黑佣人把家里收拾收拾，然后上教堂去参拜上帝。
　　可是现在他们害怕了，特别是害怕黑人。特别还有一段他们所不敢忘记的往事，像个黑色的幽灵缠住了他们——为什么不敢忘记，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来。可是黑人问题总像一只黑色的巨掌张开在那儿。他们老是感到有这么只大手，他们一直妄想避开这只大手，但是他们始终避不开，也始终没有胆量避开。
　　黑人也感到害怕——无论是竭力想讨好主子的低贱的奴仆，还是迫于饥饿、拳头和镣铐的威胁的愤恨的农奴，还是远远望见了子孙后代的一线自由曙光的苦苦干活的雇工。他们都害怕白人，怕凶恶的白人也怕善良的白人——比之害怕上帝，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白人和黑人的面前，各自蒙着一方面纱，把生活的真实面貌歪曲了。蒙住白人的，是自命不凡，是竭力要装得高人一等的心理，是与生俱来的特权，这一切就表现于昂首阔步，高声谈笑，大模大样。在独自一人，或者跟老朋友相处的时候，看不到这副架子，可是只要面前一有黑人（哪怕是冷清清的给撇在个角落里），这副架子马上就端得高高的。白人老是觉得黑人在冷眼瞧他，因此就老是摆着这副架子。
　　黑人也确是蒙着一方面纱，在冷眼瞧着他们。或是存心看好玩儿，或是假装卑恭无耻。快活的笑声，骨子里却是冷笑鄙夷，“暗藏机关”；也或许是辛辣的讥诮嘲弄。欢乐无虑的大笑，隐含着切齿的痛恨；满面春风的背后，却是伤心绝望。
　　一八九八年夏天，由当地白人选出的那位耶路撒冷镇的教育局长，正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他真想找个好些的差事，跳出这个倒霉的小镇。能否如愿，一要看他在地方上的官声，二要看他的上司，州里的教育厅长。厅长当时正逼着他要改进黑人学校，原来的黑人学校简直是胡闹。学校设在一座破旧的浸礼会教堂里，上学期的那位教师是个年老体衰的妇女，由于长期吃不饱饭，在学期结束的时候偏偏就死了。
　　局长的心其实倒是不坏的，不过他知道，他真正的上司，他衣食的来源，是当地的白人选民。他也知道，他要高升，要脱离这个死气沉沉的小镇，必须州教育厅里的官员大力成全。不知道什么缘故，州里目前正在催逼下级，要改进黑人小学。
　　他不信这纯粹是出乎善心。多半又是“生意经”，同他们最近对北方的频送秋波怕不是没有关系的。不管是什么吧，为什么他们要跟他过不去呢？他的困难，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要维持那几所可怜的白人学校，经费还差着一大截呢。他哪儿来钱给黑人学校造校舍、添设备？三百个学生至少要三个教师，还要加上这笔薪水？
　　他在亚特兰大同鲍尔温博士夫妇儿子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苦恼对老博士说了。老博士也想不出什么切实的办法，后来小鲍尔温推荐了孟沙，博士太太吃了一惊，而局长却十分高兴。他总算找到了一个受过良好教青的黑人，不但有高尚的白人作保，而且在薪水问题上也不会斤斤计较。这一下，厅长该给他记上个大功了。但愿这个孟沙是个明白人，能够理解他这个白人局长面前的困难也决不少于黑人教师。假如这个黑人明白道理，肯于合作，他们也许可以干出点成绩来——即使不是很大，他们俩要跳出这个鬼地方该是不成问题的了。
　　孟沙不能不要求预支半个月的薪水，随后就去找住处。他们在一户黑人人家先借住了两个星期，虽然人家竭诚招待，总是诸多不便。后来房子终于找到了，但是很简陋。外表灰溜溜的，里面有两间屋，还有一个光秃秃的院子，半堵围墙。屋顶漏雨，窗子不是闭不拢，就是缺了玻璃。给水龙头装在后院里，离屋外的老式茅厕不远。浴缸、壁橱，当然都谈不上。
　　这样，孟沙就在耶路撒冷这个小镇上开始了他忙碌的生活。早先没有了解的一些地理情况，不久也都摸清了。原来这里离汤姆·华德生的家乡汤姆森不远。他对华德生的沉默早就感到很诧异，时常向人打听道意耳的下落。那时种族等级制度和剥夺黑人公权的活动，正在南方迅速蔓延；孟沙听说耶路撒冷是史克洛格斯一家的故乡，也就领悟了此中的一部分原因。史克洛格斯家是梯尔曼的拥护者。他听母亲讲起过他们，母亲知道有个山姆·史克洛格斯，知道他一八七六年在南卡罗来纳时打算扮演怎样一个角色。这人后来给人杀了，他的妻子儿女还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乡下。这家人的其余各支都住在亚特兰大。艾伯·史克洛格斯今年二十六岁，他曾一度积极参与农民联盟的活动。后来美西战争爆发，就当了志愿兵，目前正在古巴。

　　艾伯·史克洛格斯出生在耶路撒冷，因此是在顽固的种族主义思想影响下长大的。他对黑人怀着狠毒、盲目的仇恨。要是他探究一下仇恨的根源，那就要追溯到他童年的一件小事。但是他却从来不去追究。他不知道自己的仇恨有其根源、有其缘由。他就觉得心里有股仇恨。
　　不过，这一件小事，年轻的史克洛格斯倒一直记在心上。他当时虽然只有六岁，但是留下的印象却终身难忘。对他的一生，更起了决定的作用。他们家人口很多，孩子就有十个，还死掉了不少。母亲经常吃不上饱饭，弄得又瘦又丑；父亲是个酒鬼，在艾伯五岁那年就死了。有一天，家里实在没有东西吃了，偏巧邻居的黑人正好在那里宰猪——一头精心喂养的大肥猪，打算宰了它来供养一家大小，饱餐几顿，快活一下。
　　这户黑人人家的男人原先买了一块地，却被人用赤裸裸的欺骗手段抢走了，他没有办法，只好照付租金，为了把一家的生活对付过去，着实费了些苦心。可是今年秋天看来光景还不错。猪养肥了，蔬菜瓜果也贮藏了不少。男的找到了一个搬运工的差事，女的经常在广场上一家白人公馆里干活。孩子到上学的时候都去上学。但是这会儿他们都簇拥在四周，庆祝杀猪大典。爸爸上班去了，妈妈和孩子留下来收拾。
　　到黄昏时候，史克洛格斯太太来到了这家黑人的院子里。她虽然急得心乱如麻，却还是不断提醒自己，别忘了自己是个白人。她们遵守种族间的习惯礼法：那个目光严厉的黑女人叫她“史克洛格斯太太”，她叫那黑女人“南昔”。史克洛格斯太太问南昔可不可以卖给她一点“肉”？她出去晚了，铺子已经关门了。钱，当然“很快”就可以付给她。
　　南音表示抱歉，非常抱歉“肉实在没有多余了”。她有六个孩子，所以一丁点儿也不多。史克洛格斯太太侧着身子慢慢挨到桌子边，南昔正起那里切肉，就赶紧把肉挪过点儿，叫她抢不着。可是那儿还留着一些肚肠内脏，一条猪尾，南昔还没有来得及去搬，史克洛格斯太太那只枯瘦的手早已扑了上去。“就这点儿，你要多少钱？”南昔一脸怨毒的神气，直盯着她。南昔知道，要不打上一架，她别想叫史克洛格斯太太放下这堆猪肠。万一动起手来，他们夫妻俩准有一个得去坐牢。在法庭上她是斗不过史克洛格斯太太的。因此史克洛格斯太太就捧起猪尾和两把带粪的猪肠，立刻拔腿跑了。
　　刚一出门，篱笆背后的黑孩子就哄的爆发了一阵嘲笑和挖苦：“白鬼子偷猪肚肠哩。”躲在妈妈裙子底下的小史克洛格斯，听见这句话感到彻心的痛苦。从那天起，他对黑人就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他要杀黑人。他要用尽一切手段折磨黑人。他那可怜的老母亲不过是为自己和挨饿的孩子找点东西吃，而黑人居然嘲笑她，挖苦她！小史克洛格斯在耶路撒冷的第六个年头，就是以这样一出悲剧开始的。
　　在十四岁那年，史克洛格斯辍学了。他读书、写字、算术，都学得相当不错。对其余学科就不感兴趣了。文法他怎么也学不好。“代数”是怎么回事他也弄不明白。外国人的事，特别是过去的事，他也不大在乎。而且，他觉得自己应该到镇上去找个活儿干，帮着妈妈维持一家的生活。最初他进肥料厂做工，可是嫌那里的活儿太累、太乏味，而且工资也比黑人大得有限。他又到农场上去当监工，管理黑人和白人佃户，可是那里的商人和佃户都要欺他。他也干过些别的活儿，有时没活儿干，就在广场上闲混。
　　他加入了三K党。蒙着面罩，套件长袍，骑匹快马，那真是有趣。而且他还可以经常在打劫黑人人家的时候抢些财物，贴补贴补家用。后来他心里渐渐滋长了一种要猎捕活人的疯狂欲望。他打过松鼠、野兔，也打过一些较大的野兽，可是他觉得什么也比不上猎捕活人。他第一次猎捕活人是这样开始的：有人发现一个黑人跟个白人姑娘在一起睡觉。那个女的是个娼妓，这是大家知道的。可是“强奸”的喊声煽起了镇内外白人居民最狂烈的怒火。暴徒连夜出动，史克洛格斯就是首先抓住那个惊惶失措的小伙子、把他的脑袋用斧头一劈为二的白人之一。后来他们割下了他的生殖器，把他的尸体点火焚烧，灌饱了烈酒，醉疯疯的围着尸体跳舞。
　　那天夜里史克洛格斯回到家里，倒在床上不住的战栗。他想起自己干下的事，害怕极了。小伙子的面容老是出现在他面前，怎么也赶不开。第二天晚上他就赶到教堂去，这样一连去了七天。到星期日，有个巡回教士经过这里，“拯救”了他。他渐渐使自己相信了，他是在执行遏止乃至消灭黑人罪犯的天授的使命。他对黑人的态度也从此改变了。他过去讨厌黑人，现在却鄙夷黑人，因为他觉得黑人实在算不上人。这种想法，他在学校里就懂得了一些，但更多是从报纸上看到的。他还看过几本恐怖的书。他觉得问题很明白了：他的责任就是要不让这帮坏坯子同别人一样生活。

　　可是孟沙的奋斗目标却正是要同别人一样生活，同上等人一样生活。不过，他在耶路撒冷的开端可并不顺利——事实上他的一生就是一开始便挫折重重。由于缺少必要的设备，他不能按自己的希望进行教学。但是反过来说，他在这里却可以做些最根本的工作。布格·华盛顿批评黑人青年离开了需要他们的农村、大批涌入城市，给他的印象很深。也许就在这儿耶路撒冷，他可以着手为真正的生活打下一个基础。也许他同三个约翰之间的小小关系——也就是他同建设新南方的北方强大势力的联系——以后可以巩固些、更现实些。
　　孟沙和苏珊的结合，无论从生活上看还是从精神上看，恐怕都只能说平平而已。天作之合当然谈不上，说是一对怨偶也不符合事实？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十七年，先后生下了四个孩子，从来没有想到过离异。然而这件婚姻却并不理想，而且从一开头就不断的遇到风浪和障碍。首先是，双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对结婚都还没有思想准备。双方尽管都生活在男女关系放荡、家庭观念淡薄的时代和环境里，但是无论身心都还没有受到一点沾染。
　　苏珊的父亲生前工作十分勤劳，对女儿并不注意。母亲为了帮着养活家里的一大堆人，干活也很辛苦。他们住的地方环境很不好。但是母亲非常严格。苏珊是最小的孩子，她从小就懂得了，男女关系以及生殖器等等都是罪恶的。姑娘家连想都不能想一想。苏珊很听话，所以几乎从来不想。她看到些情况，或者听人谈起强奸啦，私生子啦，下流的嗜好啦，都不大懂。她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结婚以后，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罪恶、下流的事情就又变成是正当的了，至少是可以允许的了。她不是个容易动情的姑娘，所以她的好奇心也只到此为止。
　　孟沙看见周围的男女关系，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却很少实际的体验。他在这方面仅有的一些经验都是失败的、不完全的，因而他始终没有堕入放荡不检的歧途，他倒是急于要早婚。就这样，新婚的生活起初使苏珊惊惶万状，可是后来她就含羞顺从了，而且还觉得乐滋滋的。而孟沙则一开头心花怒放，兴奋万分，可是接着就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失望，仿佛他打开了天堂的大门，一看那里却并没有天堂——至少他是没有找到。
　　这一切其实都是很自然的，其原因就在于小两口还不得不在艰难的环境下辛辛苦苦谋个生活。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余裕去设法顺应新的环境。假如他们的道路平坦些，付出的劳动能早些得到收获，则结果也许会截然不同。可是现在双方却弄得各挑各的担子，既不能彼此分担，又不能相互谅解。
　　孟沙完全不了解要管个家很不简单，特别在苏珊格外觉得困难。苏珊的娘家一切都很简朴，她又是最小的女儿，一向只是充充帮手，从来没有独当一面。在学校里念了四年书，用惯了冷热水龙头、抽水马桶，还有自动垃圾箱。就是在娘家的最后一年，也自有哥哥姐姐当差打杂，干最粗重的活。她憧憬已久的理想家庭，即使没有琼斯医生所炫耀的那种阔绰排场，至少也要有个安恬舒适的环境，有个伴侣可以谈谈心，有事就可以请他帮帮忙、出出主意。上街买东西，她完全是外行；做出的饭菜，翻来换去总是那老一套，跳不出秋葵、米饭和红辣椒，还有在学校里烹饪“学”课上没有学到家的那几样菜肴。
　　孟沙所习惯的，却一向是伸手就有的家庭生活。当然他的要求是不多的，后来虽然一天天多起来，他也自有愈来愈多的办法去应付这些需要，而且母亲总是竭诚合作，十分体贴。因此，他的饭总是准时开出，摆上来的总是他心爱的饭菜，因为这些能菜他已经吃惯了。他要个地方做作业的时候，“客堂”马上就变成了他清静的书房。家里的一切安排首先就要顾到他的工作和学习。搬进学生宿舍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但是即使在宿舍里，同室的同学只要能让，也总是先让他做他的工作。吃饭、洗澡、玩乐，都各有各的地方。
　　不但如此，现在孟沙的面前还摆着一个无比沉重的任务。在南方农村的黑人小学里教书是不简单的。教师不受欢迎，更得不到鼓励；地方上不过是勉强容纳了他。他要应付四方面的人：黑人家长、镇上的白人居民、白人校务委员和教育局长、校内的黑人学生。学生的水平都低得可怜——多半只有一二年级程度。他们上过乡下的村学，有的因为不能不下地干活，有的因为父母无力管教或疏于管教，所以简直没有学到什么。现在到镇上来上学，也是有一天没一天的。就是高年级学生，看书写字也多半很勉强。
　　学校里简直没有什么设备——没有课桌，没有板凳，只有一块白灰灰的黑板，没有地图，连课本都很少。上面不给，孟沙只好千方百计去募集。上面不给的原因，是因为白人根本不希望有黑人学校。黑人学校得了点什么，白人的眼睛就红了。那不仅是他们直接的损失，更严重的是间接的损失，因为黑人小伙子小姑娘读了书就不肯再当仆人、雇工，就要索取更多的工资，往往会变得“狂妄无礼”，源源不绝的流入大城市。街道上和家庭里还常常发生纠纷，事情本身虽然微不足道，然而后果可能极为严重。孟沙为了替黑人排解纠纷，也花费了不少时间。
　　局长难得来找孟沙，也不要孟沙上他的办事处去。孟沙有什么要求，回答总是“不行”。倒不是局长不想办黑人学校，而是他要保住饭碗的话，花在白人学校上的钱要愈多愈好，花在黑人学校上的钱则愈少愈妙。不然的话，到下次选举，黑人投不上票，他的位置就难保了。
　　孟沙迫于无奈，只好马上着手钻研在南方农村求取生存的处世哲学。他虽然心里很不喜欢，却也没有办法。不随俗就得滚蛋。他可是没有地方可滚了。他对待上司，尤其是那个白人局长，就处处小心。局长有什么意见，孟沙无论如何要表示同意，过后却可以提出一些修正，表示一下不同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使他惊奇的是，他的建议倒也往往能被采纳实行，特别是不必花钱、或者能少花钱的。有时，也准许他自己去办理。他渐渐明白了，原来局长自己身上也锁着叮叮当当令人心惊的锁链。
　　当地也有一些居住时间较久，同白人攀上点关系，因而拥有一定权势的黑人；孟沙同他们相处得却不怎么和睦，因为他觉得对他们不必口是心非。他想怎么说，就爽爽快快的怎么说，有时还提出批评；而他们对他说的，却不是他们由衷的话，他们知道要保住自己的职位和势力，就不能不另外拿些话来对付一番。
　　就在孟沙这样力求适应于周围环境和当地人情的时候，又来了一场大地震：他添了个娃娃了。孟沙固然也一直想将来要有个孩子，可是结婚才短短十个月孩子就出世，这未免叫人吃惊。然而更可惊、影响更剧烈的，却是他家庭中引起的变化。
　　孟沙事后回顾起来，看出一八九九年道格拉斯·孟沙的诞生是个转折，他的家庭从此就变了样了。他不再是一家的中心了。他妻子身体衰弱了，面容憔悴了，尤其到一九〇一年又添了勒弗尔斯以后，情形格外显着。
　　孟沙没有想到在这方面可以设法采取措施；事实上，他即使知道有什么办法，恐怕也不会使用。他觉得孩子是人世间的自然现象。可是孩子的诞生确实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差点儿拆散了孟沙的家。当然这句话他们俩谁也不会出口，那劳累过度的年轻妈妈是决不会说的，就是孟沙也不作一声。可是现在孟沙辛苦了一天，回来看见的已经不是一个清静整洁的小家庭了，他再也不能跟个漂亮姑娘谈谈情话，一同幻想美好的未来了。如今看到的只是一所又挤又窄的小屋、一方可怜的庭院，还有个哭闹不休的小娃娃，小娃娃又是样样儿科病都有一份——其实也难怪，这里水源受到污染，蚊蝇虫蚤那么猖獗。饭从来不能准时开出，还要孟沙帮着做家务事。学校里一大堆棘手事儿不算，还要操心许多最头痛的问题：照料妻儿，买菜生火，张罗衣着，应酬邻居；更何况茫茫的前途，时常使他忧心忡忡。
　　后来艾伯·史克洛格斯回到了耶路撒冷，孟沙更深切的感到前途可虑了。史克洛格斯打过了美西战争退伍回来，他对黑人更反感了，他对北方人更恨了。他发现黑人学校花的是“完全属于白人”的钱，当教师的居然是个衣冠楚楚、上过大学的黑人，他气得七窍生烟。
　　孟沙得到这个深切的感受，是在一八九八年一个十一月的早晨。那时棉田里的活儿已经结束，学生差不多都到齐了。摇摇晃晃的板凳上坐得满满的，教室里是一派压低了小嗓子的嗡嗡的说话声，还夹着几个大孩子的低沉的嗓音。
　　突然校门打开了，门口赫然站着艾伯·史克洛格斯。他刚从广场上来，他的伙伴今天在那里为他接风。有个伙伴谈起，当天早上他家的黑人厨子讲了一桩从黑人学校里听来的新闻。据说那个新来的教师孟沙谈到美西战争和泰迪·罗斯福的时候，告诉学生说：去年七月罗斯福和他的“剽骑队”是完全亏了黑人士兵的救援，才没有在埃尔·卡奈全军覆没；还说这个消息已经由一个南方籍的白人军官证实了。
　　“完全是放屁！”史克洛格斯气得大吼。事实上他对这件事一点也不了解，可“黑鬼”打得了什么仗呢！“这谁不知道！”当下他就提议大家一齐到黑人学校里去，要孟沙当场更正。
　　史克洛格斯当时只是喝得半醉，所以经大家几句话一劝，也就暂时搁起了这个打算。可是他偏又灌下了一杯威士忌，在回家的路上远远看见了黑人学校，心里又一阵火冒，于是就独自一人直奔学校而去。他一路推开闲逛的黑人，在黑人区里直闯。他从后门进了学校，跑到孟沙的旁边，就嚷起来：
　　“听说你们这里的‘黑鬼’教师在对你们胡说八道，谈到古巴的什么黑人军队。那儿根本没有什么‘黑鬼’救过罗斯福，你们可要少胡说。听见没有？”
　　他猛的扭过身来，直瞪着孟沙。孟沙刚站起身来，又慢慢坐了下去。他看见百来个黑孩子的眼睛都盯在他身上。他知道他们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是老师。他什么都知道。他一定可以告诉大家：黑人受到白人的当面侮辱该怎么办。好吧，现在就请他说说吧！请他拿出点行动来吧！可是他拿不出什么行动来。他就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声不响。他有什么办法呢？他没有武器。把史克洛格斯一拳打倒？他担心自己没有这么大的力气，而且他也不会打架。他自幼儿从来没有打过人，更不用说打白人了。假如他能打，真要打上一架呢？他不到天黑就会给私刑处死，他的同胞就会无家可归，他的妻儿就会无依无靠，他的学校就会化为灰烬。
　　没想到他落到了这个结局！他好容易才挣上了一口饭吃。他也看不到有什么出头的希望。他兢兢业业有谁知道？还有谁会知道？他还有什么前途？美国的黑人还有什么前途？世界的大门对他是闭得紧紧的。什么样卑鄙、下流、无知的白人无赖都可以来公然侮辱镇上最有名望的黑人，然后扬长而去。在这样的世界上，一个黑人能熬上多久呢？
　　只听见缓缓的钟声滴答。不声不响的孩子，忽然起了一阵骚动。史克洛格斯犹豫了。他要不要把这个黑丑怪揍上几拳？揍了，这帮气鼓鼓的黑小子会拿他怎么样呢？正在迟疑，忽然听见外边有个脚步声。大家听见也都一惊。石子小路上有人走来了。一会儿，在史克洛格斯对面的门口，出现了教育局长的身影。
　　孟沙站起身来。局长在门口停了一下，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知道一场危机近在眼前，可是他只装不知道。
　　“你好，史克洛格斯先生，”他说。“我一直在等着给你接风呢。”
　　史克洛格斯挺了挺身子，跟局长握了手。他支支吾吾说：“我是在……给这班黑小子……教训几句。”他尴尬地咕囔了这么一句，就踉踉跄跄的走了。
　　局长转过头来对孟沙说：“下课吧。时间是还早着点儿，可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下课了，”孟沙呆呆的说道。
　　孩子们悄悄的涌出了教室，一到操场，立刻就起了哄。史克洛格斯听见，回头一瞧。那个混蛋教育局长，放出这么一大帮“黑鬼”追他来了。他加快了脚步，一到转角，远远望见了广场，就拔脚飞奔。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阵急雨般的石子落在他的身上，一颗石子打掉了他的阔边军帽，打得他鬓角上直流鲜血。他没命的逃跑了。
　　局长没有理会这些。他瞅着孟沙的脸，看见那深褐色的脸膛已是死灰般的苍白。他也没有多问，就赶紧说：“孟沙，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亚特兰大市教育局要你去。我已经答应让你去了。我想你一定也很愿意吧。薪水，要比这里大一倍。”
　　他顿了一下，也不等孟沙回答，就转身匆匆的走了。他伸手去摸烟盒，可是手哆嗦得厉害，连火柴也擦不着。他转身的时候望了孟沙一眼，只见孟沙站在那儿木然不动，脸上挂下了两道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