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新人道主义：马克思早期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纳耶夫斯卡娅 ->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 一、辩证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或者，什么样的劳动？
· 二、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
· 三、俄国人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滥用

　　1843年，青年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社会决裂了。马克思的眼界一开始就是总体自由的眼界。他所关怀的是人类的自由，而所他瞩目的则是现代社会中与人类自由相对立的两个特征：不可避免的苦难和生命的浪费。十九世界末，伟大的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是时代的标志。但是这些革命带来的是一种新形式的阶级统治，工业革命早已为这种阶级统治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写给他的青年黑格尔派朋友阿诺尔德·卢格的信（他和卢格准备创办一份新的杂志[27]）中说，我们不必害怕“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一旦认识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416—418页]

　　马克思的目标是帮助时代完成自我实现。即使在他与资产阶级社会决裂之前，在他还是个年轻人，刚刚走出大学校门，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客观世界和物质利益问题的时候，就立即与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发生了冲突。他写道，“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实现自由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力而已。”他曾为新闻自由和报社的权利而斗争，为的是使报纸可以讨论公众感兴趣的一切问题。重要的是，一切问题，包括物质的、宗教的、政治的、哲学的，一旦成了“新闻问题，就变成了时代的问题。”

一、辩证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或者，什么样的劳动？

　　马克思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与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的斗争（这是他走出校门之后第一次遇到既得利益问题）中，马克思转向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按照马克思后来的描述，通过这些研究，他得出了新的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8]

　　由于有了这种新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进入了新的世界舞台。这里没有任何机械论的东西，只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观点：社会存在决定意识。但社会存在不是一堵墙，它不会妨碍人对新社会的意识与观察。马克思本人就很快转向了活生生的工人运动。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那些批判现存半封建普鲁士国家的斗士，在真正面对1844年8月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时，却停止不前甚至向后倒退了。马克思写道：“德国穷人的智慧，与德国智慧的贫困成反比。西里西亚起义带有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阶级意识，它在法国和英国的起义结束的地方开始。”[29]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一个骚动的年代。1844年，无产阶级的冲动切切实实地在欧洲大地上萌生出来。不久之后，这些冲动在席卷整个欧洲的1848年革命中达到了顶峰。正是在这一年，马克思写下了《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部手稿里，马克思辩证地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即什么样的劳动的问题。这个问题如今在全世界被人们争论不休。在美国，自动化使得这个问题变得异常紧迫。1844年，马克思把这个自身等同的问题变成了一个中枢点，在理论上回应工人们反抗专制的工厂劳动方式的斗争。

　　马克思在还是青年黑格尔派时，就把黑格尔的革命的思想方法与反动的结论明确区别开来。革命的思想方法分析了由内在矛盾推动的客观发展，而反动的结论则使黑格尔哲学被专制的普鲁士当局当作官方的国家哲学。在骚动的四十年代，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社会决裂后，看到了阶级斗争的全部意义：无产阶级的起义是近代历史的动机力量。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第一次使辩证哲学摆脱其神秘的外壳。

　　黑格尔把客观的历史看作是世界精神的连续发展，而马克思则在生产过程中指出了客观的运动。这时，马克思在无产阶级的自身活动中，看到了内在必然的自我运动，而这正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这种自身活动是内在必然的，因为它是有机体的自身发展方式。因此，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是从生产中无产阶级的活动出发的。他把劳动与生产区别开来，从而与财产区别开来，并在劳动本身中寻找矛盾。劳动正是通过这种矛盾得到发展，并将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从本质上说，关于斯密和李嘉图，马克思所要说的是：你们的发现实际上是一种回声。你们运用私有财产做的正是商人使用贵金属做的同样的事。你们把它当作人之外的东西来处理。你们以为，发现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任务就完成了。但事实上，这仅仅是开始。理论要有意义，就必须直接地研究人，研究劳动者。生产不是人与机器的关系，而是人与人通过机器工具中介的关系。物与物的交换，商品的交换，反映了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但同时也模糊了这种关系。你们的错误在于，当你们为劳动大唱赞歌时，却忽视了劳动者，而劳动是劳动者的机能。当然，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正是工人，由于遭受到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力量的压迫，才不断地发展了私有财产中的各种矛盾。私有财产也是劳动，但它是一种异化了的力量，因此正是把劳动从劳动者身上抽象出来的劳动过程，把机器变成了积累起来压在活工人身上的死重物。

　　劳动是人的先于一切的机能。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是在机器上劳动的人的非常特殊的机能，而人则变成了机器的单纯附属物。因此，人的劳动不再是他的自身活动。在原始共产主义时期，劳动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在这个时期，人通过掌握自然，发展了各种本质能力和才智。而在工厂中，劳动是异化了的劳动。私有财产的产生不是因为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离异。私有财产只是这一事实的结果：人的活动成了一种异化的活动。这与机器本身一样，也是工业革命的产物。

　　劳动分工是一切阶级社会的共同特征。当劳动分工达到高度发达的程度时，所有的科学、所有的智慧、所有的技巧都进入了机器，而人的劳动则变成了简单、单调、极其乏味的活动。这时，劳动除了生产它的对立物资本之外什么都不能生产。所有的具体劳动都被还原为一种抽象的、凝固的物。死的、积累起来的、物化了的劳动，现在反过来压迫活的劳动者。这种死劳动对活劳动的主宰，是一种阶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区分，以及各种等级之间的区分，现在变成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在劳动本身之中充分展开的矛盾。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比起封建社会中等级之间的关系，更加具有对抗性。这种生产方式既不是一种自然秩序，也不是你们所预见的永恒秩序。它和其他一切社会秩序一样，也是历史的、暂时的。

　　当劳动的所有魅力都消失殆尽的时候，劳动变成了“简单劳动”，但它决不是一种轻松的活动。恰恰相反，劳役的重负和折磨与日俱增。例如，工作时间的延长、工作速度的加快以及监狱般的纪律等等。工厂已经把劳动者变成了产业军队，将其置于各级官长的等级制度之下。这就是为什么技术革命并没有像你们预言的那样带来和谐的发展，而是一面带来了资本的积累，另一面带来了苦难的积累。劳动与资本是绝对对立的，以至于阶级斗争发展成了一种真正的内战。要想在理论中看到生活的真理，只须把雇佣劳动者本身包括在对资本主义财富的生产的研究之中。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马克思使用“异化”这个术语仅仅是个哲学语言的问题，在写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之后，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术语。但我们必须指出，马克思从根本上就是一个辩证法家。[30]在“黑格尔辩证法批判”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批判黑格尔仅仅关心观念和思想，批判他仅仅在思想的范畴之内解决一切矛盾，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矛盾仍然存在，并且使社会陷于苦难。但马克思接受了辩证的方法，实践了它，发展了它。在黑格尔的所谓“否定性的辩证法”中，异化是一个基本的概念。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是“运动和创造的原则”。马克抨击黑格尔，不是因为他通过矛盾来了解发展，而是因为他把这个发展过程看成是并且说成是“绝对知识”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否定性）所要实现的新社会的问题。在同一时期的另一篇著作中，马克思将这一点表述得更清楚：“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也就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可是，对于坏的感性来说，对于现实的人来说，这当然丝毫不妨碍这些界限仍然继续存在。”[31]

　　马克思吸收并改造了“否定之否定”的原则，或曰对现实矛盾（即对立的阶级力量）的革命克服的原则。不仅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是这样，即使在《资本论》中也是如此。这种思想贯穿了他作为思想家、组织家、作家和革命家的一生。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扬弃的限度”，因为，它局限在“思想的范围之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强调的是“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马克思得出结论：“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环节……即对对象化运动的扬弃。这是真知灼见……”[32]

　　事实上，黑格尔把发展看作对象化运动的扬弃的观点是非常深刻的。马克思把这一点与共产主义观念直接联系起来：“共产主义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随后他又把第二个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包括在对象化运动之中。马克思在“粗陋的共产主义”（甚至“积极的共产主义”）与他自己的人道主义哲学之间作出了极其明确的区别。这个划分成了作为解放原则的马克思主义与所有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招牌的人之间的分水岭。在思想和实践两方面，这些人所追求的都是与马克思的立场完全不同的过程。

　　马克思说：“只有通过扬弃这种中介［即扬弃私有财产］，——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自身出发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一句话，在废除了私有财产之后，还需要另一个超越，才能真正实现一个新的人类社会。它不仅是一种不同的“经济制度”，而且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自由的个人发展着他们的全部先天的和后天的才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人类史前时期进入真正的历史的第一步，是“从必然走向自由”的第一步。

　　毫无疑问，成熟的马克思（在此后的三十九年中，他们以自己的著作和活动表述自己的观点）是从他早期著作中地道的黑格尔语言起步的。在这些早期著作中，他用黑格尔的术语“思维存在的统一”，来描述人的真正潜能的发展。然而，尽管马克思用的是黑格尔的术语，但他绝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即他决不认为社会中的矛盾可以在思想中解决。他写道：“哲学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哲学仅把它们当作理论问题来把握。”而且，在这些早期著作中，马克思毫不含糊地指出，只有群众的革命活动才能消除劳动的异化，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然而，问题在于，对于马克思来说，和对于今天的我们一样，如果没有一种哲学，没有一种整体观念（马克思起初称这种观念为“人道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就不能满足无产阶级的多重要求。人将不再被异化，不再被分解。必须通过在活的工人身上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重新统一起来，使人重新变成完整的人。这样，工人的自身活动才第一次发展出他的全部人类潜能：“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31页］

二、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

　　马克思不仅把头足倒立的黑格尔颠倒过来，而且对“极其幼稚的、未经深思熟虑的共产主义”进行了批判，对“完全否定人的个性”的共产主义进行了批判。马克思不知道我们今天的集权共产主义，但是在批判他那个时代的空想共产主义时，也对他们关于私有财产问题的观点加以批评。马克思说，尽管这些共产主义者不承认，但他们的观点“不过是对私有财产的一种逻辑表述。”[33]这就是说，在私有财产的拥护者与反对私有财产但希望保留现存劳动方式的人之间，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差别。马克思说，毫无疑问，工人创造的产品与他本身相异化了，就成了别人的私有财产，变成了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毫无疑问，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就变得越贫穷。

　　异化劳动是最堕落的东西，是一切矛盾的根源。如果不克服异化劳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可能克服的。“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这是资本主义中一切邪恶事物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93页］

　　马克思写道：“政治经济学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普鲁东从这个矛盾中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然而我们看到，这个表面的矛盾是异化劳动与其自身的矛盾，政治经济学不过是表述了这个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甚至普鲁东提出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与其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与劳动的关系。这时社会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00—101页］

　　马克思同样反对任何认为可以通过分配领域的变革，而不是通过生产领域的改组，来消除资本主义弊病的看法。所以，他实际上已经揭示出，共产主义者不过是私有财产拥护者的另一面而已。我们的前辈不可能像我们这样理解早期马克思。因为，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忍受着名曰共产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型的彻底的资本主义，或者说，忍受着一党制国家集权主义。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曾警告说：“我们应当特别地避免建立起一个与个人对立的作为抽象的社会。个人是社会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22页］

　　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把他与他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区别开来。这一分析远远超出了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他的分析深入到了现实的人类关系。他写道：“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28页］

　　生产不再受到粗糙工具的限制，粗糙工具也不再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限制人的活动，尽管在这些社会中粗糙工具是人的财产。人一旦占有现代化生产机器，就会为人本身的发展提供无限广阔的前景。这种占有必须建立在高度的物质基础之上，使群众的智慧可以与他们的体力结合起来，从而为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提供基础。因此，对生产工具总体的占有，“不过是与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能力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工具总体的发展就是个人本身的总体能力的发展。”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之所在。人的能力的发展意味着在无比广大的历史尺度上重新建立其自身活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下的劳动深恶痛绝，以致于他一开始不是倡导“解放”劳动，而是“废除”劳动。这就是为什么他起初用“自身活动”而不是“劳动”这个术语来表述人的机能。到了工人阶级在起义中表现出他们可以通过异化劳动得到解放时，马克思才把“废除劳动”改为“解放劳动”。在马克思的一生中，指引他前进的始终是“对普遍性的渴求”，是人对成为完整的人的渴求。不管语言上有什么变化，问题的实质始终没有改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劳动局限于体力的操演。而在新的社会里，劳动与它在资本主义下采取的形式不再有任何共同之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将被消除，取而代之的将是“劳动者本身的自由个性”。[34]

　　马克思写道：“当人们谈论私有财产的时候，他们以为处理的仅仅是人之外的东西；当人们谈论劳动的时候，就不得不直接处理人的问题。对问题的新提法本身就已经包含着对它的解决。”但是，只有用马克思称为“人道主义”的新世界观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用资产阶级经济学解决它，也不是由空想共产主义把“正义”问题引入经济学问题，这种提法才包含着对它的解决。马克思的观点是，把财产形式与生产关系（即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分开是不可能的，对马克思来说，消灭私有财产是消灭异化劳动的手段，它本身并不是目的。马克思并没有把两者分开。他不厌其烦强调，最重要的不是财产的形式，而是生产方式。他说，每一种生产方式都创造了一种相应的财产形式。马克思质问普鲁东：“但是要想了解私有财产的根源的秘密，不是要放弃经济科学的所有主张吗？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上，私有财产都有不同的发展，并且是在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的。因此，对资产阶级财产作出定义，也就是对全部社会生产关系作出解释。”[35]

　　正如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指出的那样，只要存在着“凌驾个人之上的权力，私有财产就必定存在”。[36]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就是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坚定不移地认为，使“社会”成为所有者而保留异化劳动不变，是在创造“抽象的资本家”。在这方面，我们这代人可以比其他时代的人看得更清楚，因为正如波尔和密茵斯在谈论股票和债券时非常恰当地描述的那样，私有财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发展得如此多样化，以至于一个人的财产只是“一堆期望”。[37]而事情的本质就在于，这是一种权力，一种支配他人劳动或者参与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

　　在充分地展开他的经济理论之前三十年，马克思就隐约地看到，资本的增殖将会导致资本集中在“唯一的一个资本家手上”。马克思坚持认为，只有当“自由地联合起来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社会”变成了社会化生产资料的主人时，废除私有财产才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秩序。

三、俄国人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滥用

　　1955年，俄国的主导哲学杂志突然刊载了一篇题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唯物辩证法的创立》的长文，署名V.A.卡尔普欣。[38]卡尔普欣先生的做法与日丹诺夫在1947年的做法如出一辙，他闯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领域，宣称要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分开。他表面看似乎是在陈述极其简单的东西，实质上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歪曲。他厉言正色地写道，“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否定的问题服从于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即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的规律。马克思坚决反对黑格尔的神秘主义，反对他的第一次否定和第二次否定的模式，反对黑格尔从某种否定性出发得出对立面斗争的结论，据黑格尔断言这种否定性是内在地附在事物之中的。”[39]

　　马克思看到，黑格尔辩证法“积极环节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作为运动的原则和创造的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而抱着歪曲的历史观的卡尔普欣，却把这个原则称为“某种据说内在于事物之中的否定性”。

　　马克思把否定之否定（即黑格尔式的扬弃），看作是一种客观的运动，而卡尔普欣却把它变成了“神秘的”，并使之服从于对立面的斗争。马克思提到过“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即不同于唯物主义，又不同于唯心主义，同时又是把二者结合的真理”，而卡尔普欣却试图把马克思变成一个庸俗唯物主义者，变成一个关心“实际问题”的实际的人。然后，卡尔普欣冠冕堂皇地总结说，“马克思是第一个超越了哲学局限性的哲学家，他从无产阶级的实际生活和实际需要出发分析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使之成为认识现实世界并对其进行革命改造的真正科学的方法。”

　　这个俄国人攻击马克思主义，背后的动因是俄国的现实世界。令他感到忧虑的其实并不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辩证方法和人道主义，在理论上威胁到了他们的存在，就像工人阶级在生活中威胁着他们的存在一样。俄国的危机越是深刻，就越是需要靠某种意识形态把工人维持在工作岗位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期，斯大林的理论家们拼命糟蹋《资本论》[40]；听命于赫鲁晓夫的理论家们又把黑手伸向了马克思早期的著作。每当新的危机出现，马克思的亡灵就被再次召唤回来。俄国人不断地花费难以置信的时间和精力，苦心孤诣地把马克思囚禁在私有财产和国家财产概念的樊笼之中。但这是不会成功的。托洛茨基曾经绝妙地指出，即使是“机关枪的经验主义”，也不能征服早期马克思的辩证法和他对社会的远见卓识。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矛盾问题，就是解决人的问题。这个观点在所谓的“先锋队政党”内部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遭到更强烈的反对，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奇异的反映。他们个个都是计划者，他们要想保持自己的权力，就必须摧毁马克思的人道主义。

　　当今最紧迫的问题是，后来发生了什么？而这个问题是俄国人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的问题。通过革命获得的政权，是否会落入新的官僚阶级手里，而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虽然马克思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他准确地预见到，仅仅废除私有财产就会导致这样一种状况。

　　作为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把劳动与自由当作活动来理解，这种观念与经济学家的功利主义观念完全不同。经济学家充其量把自由看作是对饥饿和“文化”需求的满足。他们把自由时间仅仅看作是“享乐”。这些人中也包括当今的科学，他们可以看到原子的分裂，却看不到人的整体。马克思把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的自由时间，看作是自由地发展个人力量的时间，发展先天的和后天的才智的时间。

　　马克思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乌托邦。它也不是来世。在资本主义日薄西山的时刻，要想使全民化的生产资料服务于任何一种比私人占有生产资料更好的目的，这是一条必经之路。这一点在我们的时代比在其他任何时代都更容易理解，而且，这一观念正是悬在俄国理论家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宝剑。

　　古典政治经济学试图让工业无产阶级的眼睛盯在“摆脱自身的封建污点”上，而不是盯在整体自由上。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批判。他写道：“对他们来说，历史是存在的，但历史不再继续。”对俄国集权主义者来说，俄国革命在1917年就完成了，历史也停止于一党制国家的胜利凯旋。

　　用更广阔的眼光来看，马克思早期著作中表述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生命的后三十年，他不断地坚持和发展了这些观点。当然，马克思主义变得更加丰富了，就是说，随着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马克思的理论越来越具体。当马克思完成了他的经济学理论时，马克思主义就变成意识形态。他一刻也没有把自己的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分开，也没有把它们与他的哲学分开。早期人道主义中的任何东西，他都从来没有放弃过，尽管他曾在另一阶段上把它们称为共产主义。这是他的《共产党宣言》的真正精髓。这篇著作第一次公开打出了一面旗帜，不仅是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新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上写着：“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每一个人的自由发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中间所包含的“个人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从一开始就警告说：“我们必须避免建立一个与个人相对立的作为抽象的‘社会’。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22—123页］他始终对“无产阶级的自发组织”十分关注，并始终与这些组织站在一起。而这又不妨碍他发展自己的理论。恰恰相反，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在《资本论》结构的展开中，无产阶级如何帮助他冲破了资产阶级理论概念的局限。关于马克思自身的发展过程，需要强调一点，即通过马克思我们接触到了知识分子的一个新的方面一种新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理智的、政治的、社会的活动变成了现实的社会力量的表现。

　　黑格尔把危机时期称为历史的分娩期。在每一个这样的危机时期，都有一些知识分子“走向人民”，从英国的乌托邦主义者，到俄国的民粹派都是如此。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领导者与群众相互脱离的问题始终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运动发展的紧要关头，他们往往落在群众的后面，并且往往成为群众的进步运动的真正绊脚石。只有马克思不是这样。他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在1848年革命的前夜，这决不是偶然的。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的理论观念是对工人阶级的本能斗争的概括。工人阶级本能地为未来新的社会秩序而斗争，为真正的人的社会而斗争。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从经济过程的辩证法中产生的，而这种经济过程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产生着马克思所说的对于未来社会秩序的“新热情和新力量”。当然，在新社会到来之前，谁也无法预见它的具体形式，但是马克思的远见预见了新社会。他没有“落伍”，不是因为他的个人天才，而是因为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辩证方法。对于那些把自己与作为一种“政治趋向”的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人性向度，使他们在创造新社会的过程中，变得与无产阶级一样，昂首挺胸，顶天立地。

　　马克思的社会预见，即他对于未来的预见，并没有改变。黑格尔把这种预见叫做绝对，而马克思开始把它叫做“真正的人道主义”，后来又叫做“共产主义”。但不管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必经之路都是“否定之否定”，亦即摧毁曾经摧毁了前一个社会制度的现存社会制度。这就是使俄国统治阶级为之战栗的东西。他们当然会为之战栗，因为他们对这个运动的了解，决不仅限于“否定之否定”这个名词，他们了解反抗他们的革命现实。劳动人民反抗工厂里过重的共产主义负担的斗争，击破了知识分子的冥顽与固执。俄国的理论家们，剥去对立面的斗争的阶级斗争内容，把它转变为“新”与“旧”之间的斗争，然后突然决定“接受”对立面的斗争。然而，生活是比辩证法理论更为严厉的监查官。历史拒绝在俄国理论家们为它划定的转折点上转折。“新的辩证规律”什么结果也没得到。他们转而反对黑格尔的神秘的绝对和“否定之否定”。然而，反叛的潜流是无情的，它不会延缓对他们的惩罚。

[27] 即1844年的《德法年鉴》，只出版了1期。转引自弗•梅林的《马克思传》。

[28]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29] 转引自弗•梅林的《马克思传》。

[30] 这方面，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是一部开拓性的深刻著作。应当承认，我从这部著作获益匪浅。

[31]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45页。

[32] 本章以下部分中的引文，除特别注明外，均引自《马克思早期著作》附录A（Marx’s Early Works, Appendix A）中马克思的论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45—181页。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对本书中大多数重要引文都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出处。个别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中查不到的文字，则保留原著的英文出处。某些地方的译文有出入，请读者注意。——中译者]

[33] 马克思不知道今天的存在主义。但是，只要我们把“存在”一词换作“直观”一词，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存在主义者是多么的“渴望内容”：“这种以此怪异的方式活动着的观念，总体上讲不过是一种抽象。抽象的思想家，通过经验变得聪明起来，受到超越真理的启发，在许多错误的、抽象的条件下决定放弃自身。……受一种神秘的感觉驱策，哲学家们从抽象的思维转向了直观，这种神秘的感觉就是无聊感，是渴望内容的感觉。”马克思摧毁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空洞幻想。当代知识分子始终把人格问题与生产方式分割开来，好像观看、触摸、聆听、述说、感情等等，存在于生产着的人之外。马克思则把人的感官的发展当作世界历史的发展来分析。当代知识分子把他们呕吐的感觉与对客观世界的感觉等同起来。马克思则指出，当“新激情与新力量”（即无产阶级）结束了作为人类史前史的阶级社会，并由此为真正的人的生活创造了条件时，主体与客体就会合而为一。（请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与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加以对照）

[3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35] 马克思1865年1月24日给施韦泽的信。

[36] 见《德意志意识形态》。

[37] 见他们的《私有财产和现代企业》。

[38] 《哲学问题》1955年，第3期。只有俄文版。

[39] 着重号是作者加的。

[40] 见本书第五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