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 -> 从阶级退却：论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
第一章 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种被描述为“真正的”的社会主义的学术流派给予了强有力的驳斥。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某些幻想信以为真……，所谈的是‘最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一定阶级和一定时代的需要……他们就离开实在的历史基础而转到思想的基础上去……它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的热情，而是宣扬对人类的普遍的爱了。”[1]“如果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哲学家们认为所有现实的分裂都是由概念的分裂引起的，那么不知为什么他们一般还谈论社会。既然他们充满了关于概念能够创造世界和毁灭世界这一哲学信念，他们当然也就会认为某一个人能够通过消灭某种概念而消灭生活的分裂。”[2]在《共产党宣言》中，真正的社会主义被概括为：既然社会主义“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3]）就以为……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是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4]
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好像目睹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复苏。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以下使用缩略语NTS代指“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和“阶级还原主义”，实质上是将阶级与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方案中剥离出去。这一思潮最明确的特征是使意识形态与政治脱离任何社会基础，特别是任何的阶级基础。与此相反，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经济条件自然导致政治力量的产生，为其阶级形势所迫，无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而NTS则认为，因为经济与政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在社会主义斗争中，工人阶级可能并不具优先性地位。相反，社会主义运动可以由相对的抑或是绝对的、独立于经济意义上的阶级状况来促成，不是由赤裸裸的阶级物质利益，而是由对“普遍人类之善”与社会主义秩序合理性的理性要求来加以推动。这些理论策略有效地将工人阶级排除于社会主义方案的核心之外，用意识形态或“话语”的分裂取代了阶级之间的对立。
NTS包括各种各样的政治立场，并以不同的理论风格中被表达出来。它的阐释者包括著名的政治与经济理论家、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分析家以及历史学家，这些人可以说是趣味广泛且风格各异，比如，包括E．拉克劳，巴里·汉迪思，保罗·赫斯，以及G．S．琼斯。在英语国家中，NTS的一个主要的理论阵地是《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这是英国的“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刊物。NTS在理论与政治上与大陆及英国“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已经建立起了从共产主义者到工人党党员及其支持者的广泛的社会主义联合阵线，并在大西洋两岸都找到了其阐释者和代言人。
在某种程度上，NTS可以被当作是所谓的“新修正主义”[5]，但也必须对此明确加以区分，希望能弄清的是，被“新修正主义者”用来支撑自己政治观点的精致的理论公式——尽管他们也声明那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代表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根本背离，实质是对其本质前提的抛弃。总而言之，“新修正主义”代表的是一种拥有共同政治原则的思潮。这些原则拒斥了阶级政治的首要性，寄希望于由“新社会运动”来进行的“民主斗争”。对于NTS来说，这些政治原则需要对社会现实，至少是使其得以解释的理论构建彻底地做一个重新评估。同样可能真实的是，那些支持了这种理论反思的人，一般都属于新修正主义者的“极右翼”，他们对于自己的理论界定，对其“同志”来说则是过于极端化的。这或许是意味着，右倾的幅度与理论的精致性、复杂性（更不要说其虚伪性与模糊性了）程度是直接相关。无论如何，当前研究的主要对象将会是这一思潮流的某个部分，这不仅有助于理论的重建，而且将可以从政治正义的角度来对这一思潮加以准确界定。
不管这一运动是多么复杂，不管其全部成员事实上并不都能认同于相同的原则，但我们仍然可能在一些重要观点上做最大程度的概括，以表明这种思想倾向的基本逻辑：
（1） 工人阶级没有像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发动一场革命的运动。也就是说，它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必然产生一个相应的政治力量；
（2）这在总体上反映了经济与政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阶级与政治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偶然的。换句话说，意识形态与政治是（相对地？绝对地？）独立于经济的（阶级）关系之外的，不存在建基于诸如“经济”的阶级利益之上并能被转译成政治话语的东西；
（3）这些问题尤其是表明了这样一点，即，在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之间并无必然的或特定的联系，而且，工人阶级在实质上对社会主义并没有“兴趣”；
（4）因此，社会主义运动的形成在原则上是不依赖于阶级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建成可以多多少少独立于经济的（阶级的）条件，这尤其意味着以下的两种情况：
（5）一种政治性力量能够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层面”上得以组织和建立，由能够联结在一起的、并由纯粹意识形态或政治的手段加以推动的形形色色的“人民”因素建成，而不必考虑他们之间的阶级联系与对立；
（6）确当的社会主义目标一定是超越阶级的全人类的目标，而不再是狭隘的、根据阶级利益而界定的物质目标。我们可以在独立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层面”上，把这些目标向不同类型的人们加以述说，而不管他们物质阶级境况如何；
（7）社会主义斗争可以被看作是多元的“民主”斗争，它把不同形式的对于不平等和压迫的反抗联合在一起。事实上，甚至可以这样说，用“激进民主”的说法来置换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也是可以的。社会主义多多少少可被说成是自由民主的自然延伸；或者，无论如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尽管民主是以限定的形式存在的，但它还是体现了“非决定性”的原则，能够被拓展为社会主义民主。（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NTS首先便是以此种形式存在，并在像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等人那里得到了精致的发展。）
社会主义计划不再重要，这不仅代表了社会主义目标的重新界定（这一目标不再能与阶级的消亡相一致），而且是拒绝了对关于社会和历史进程的唯物主义分析。很明显，整个这一论断的逻辑要求把物质生产降低为至多不过是社会生活构成中的次要性因素。由于社会主义方案与任何特定的阶级相脱离，它在“人民同盟”这一社会集团中被重新定位，其角色认同、凝聚的原则、目标以及集体行动的能力，并不取决于任何特定的社会关系和利益，而是由它们自身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构成的。因此，NTS作了这样的假定，即存在着并非是基于特定的物质生活状况的历史性力量，存在着这样的集团组织，它所声称的具有战略地位和集体行动的能力，在物质生活的社会组织中没有根基。更确切地说，战略性力量与集体行动能力的拥有，并不被认为是确定社会改造的动力因素的本质标准。
极端一点而言，使意识形态与政治“独立化”的理论倾向，是与那种把语言和“话语”建构当作社会生活的支配性原则的做法联系在一起的，与之相关，某些“后马克思主义”流派与后结构主义的合拢，最终使意识形态与观念同任何社会与历史基础相分离。这种把社会现实分解成语言，迂回反复以致最后的虚无主义的做法的不足之处，已经遭到了佩里·安德森的深刻揭露与批判[6]。在我们看来，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思路是如何被运用于这样一种政治策略中去，这种策略认为，社会和政治力量是由话语本身构成的，在社会关系中几乎没有基础。
因此，NTS方案的实现似乎要寄希望于一个宽泛而松散的联合体，在联合体的内部，除了大都是来自于一种起源模糊的独立意识形态之外，彼此之间就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看上去一致认可下列的观点：即，社会主义的天然构成者是那些所谓“公平正直”的人，这些人的共同之处不在于赤裸裸的物质利益层面之上，而在于他们对理性与言说的敏感性。尤为特殊的是，知识分子试图去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情况下，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是相当显著的，但是，即使在不够显著的情况下，也可以这样认为，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必定要在其社会主义方案中，赋予知识分子以决定性的角色，因为这一方案要依赖于知识分子去完成，而且，这一任务是相当重的，不会比通过意识形态和话语的方式去建构社会动因更轻松。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从他们的知识分子领袖——话语的载体——那里所得到的东西外，由尚未成熟的大众构成的“人民”主体仍然不具有集体化的特征和组织起来的能力。
在这里，我们补充一条最终原则：
（8）比较而言，某些类型的人对于普遍的、理性的社会主义话语更为敏感，更能够认同于一般性的人类目标，更加明显地排斥狭隘的、物质的——或者常被边沁[7]称为是“邪恶的”——利益；这些人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天然选民。（在这个问题上，注意到以理性、人道主义目标为一方，以物质利益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敌对——是极为重要的。）
至少，所有的NTS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斗争中并没有优先性地位，在这一点上，它的阶级状况不比其它（阶级）更自然而然地或是更方便地导致社会主义政治的产生。然而，有些人甚至会走得更远，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或者是“传统的”工人阶级——比起其它社会群体更不太可能形成社会主义政治。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不仅不具必然性，而且，其本质特征却是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经济主义的”。
然而，在这个论断中或许有一个矛盾。尽管根本原则是政治与意识形态相对于阶级的独立性，但现在看上去至少就工人阶级而言，经济—阶级状况确实是决定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只不过不是以马克思所期望的那种方式而已。这一判断如果能够成立，就必须依赖于这样的一种观念，即，经济状况本身决定了其它现象能够独立于它们的程度，或者去响应一个著名的阿尔都塞式的公式——经济在最终意义上具有决定性，只有在此种意义上，经济才是决定性或支配性的；而且，有些经济状况决定了经济本身将是占支配地位的，而其它的经济状况则决定了政治与意识形态将是相对独立的或是占支配地位的。用传统的术语来表达，这个判断就是这样的，即，某些阶级条件决定了民众将与物质必需联结在一起，而其他条件则允许更大的知识与道德的自由，换句话说，更能够拥有“正确的思想”，因而能够更敏感于社会主义话语。
因此，人们更乐于去选择社会主义的政治，他们越是独立于阶级的物质状况，就越是具有去响应理性的、普遍性目标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工人阶级之所以并非最适合于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的选民，不是简单地因为物质利益倾向于产生一种“经济主义”或者“改良主义”的政治，而毋宁因为他们在根本上就是为物质利益所驱动的。因此，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在一个经典的保守原则基础上被重构了，这种保守性原则可以上溯整个漫长的政治思想史，直至柏拉图式的反民主的哲学。但更多的关于柏拉图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描述将在后面展开。
这就是所谓的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其中的大部分谈不上“新”。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不过是旧调重弹，是老掉牙的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骗人方案。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只需被“拓展”便可延伸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或者是那种关于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种生活的更高理想，且这种理想能够吸引所有的“公平正直”的人们（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样的阶级）的想法将会得到比如说诸如M．拉姆塞和J．S．穆勒[8]的认同 。NTS的新颖之处在于，其阐释者坚持认为，他们要么与马克思主义，要么与其后继（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密切相关。即使那些（如E．拉克劳、C．墨菲）已经远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且已游移至NTS思潮的右翼极端的人，仍然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是他们主要的构成性传统之一，只不过“不同程度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位和有效范围……”[9]这些声明指出了这一思潮最具有特色的一些方面，特别是它复杂的、虚伪的、捉摸不定的理论歪曲，与直白无饰的、不求精致理论包装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成了强烈对比。
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种思潮是如何形成的，它现在何以得以凸显，又何以能在英语国家找到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生长点。当然，从广义上说，在过去的10年左右，它是对“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思想大潮，毫无疑问地受到了世界各地社会主义追求的挫折与失败的影响。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正如拉尔夫·密里本德[10]在他关于“新修正主义”的评论中所指出的，这种现象“已经在其它国家以更糟的和更具破坏性的形式呈现出来，特别是在法国，已经产生的甚至不是一种‘新的修正主义’，而是大踏步地退回到了反共的歇斯底里与蒙昧主义。”[11]。英国的NTS当然没有考虑得这么深刻；从这种观点看来，它拒绝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完全背离——不管这种拒绝将会如何地误导——的做法可能被解释成一种肯定性的声明，以表达其对于某种社会主义价值的永久性承诺。然而，确实存在着一个对于社会主义根本立场的抛弃，这当然是需要加以解释的。
NTS思潮形成发展的时期大约是在1976—1985年，尽管它直接的理论先导——归根到底是来自阿尔都塞——可以回溯至这样的一个理论—政治框架，对于这一框架来说，1968年是一个关键时刻。如同我们在探究理论背景时将会看到的一样，存在这样的一个典型的理论演变的轨程，即，从在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主义中引入的毛主义——这是受阿尔都塞的理论启发的——到欧洲共产主义，而且是直指其“右”。从阿尔都塞到普兰查斯到拉克劳的这一条线，多多少少地勾画出了NTS的理论与政治演变过程，在其中，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标志性的分界点。在英国，汉迪思和赫斯严格遵循了这一演变的轨程，对他们来说，1975－1976代表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短短的两年内，当他们完成了从毛主义式的阿尔都塞主义的最后遗迹，到后阿尔都塞主义右翼劳工主义的开端这样的一个行程，其他人已经在多少不同的政治环境中走过了同样的旅程，比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仍然停留在英国共产主义限定的范围之内。当前英国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即是这种倾向的明证。
在二十世纪70年代的中期，究竟发生了哪些能够解释这些演进的事情呢？我们需解释的不只是那种令人失望的大气候或者是左翼神经的麻木，而是这种以特定的形式，在英语国家特别是英国这一特定的地方，从社会主义战场撤离的原因。关于“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因，或许已经说得够多了，在此问题上，密里本德曾经简要概括如下：
“现实社会主义”的经历，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毛主义幻想的破灭，柬埔寨以及越南胜利的酸楚余殃，欧洲共产主义希望的萎缩，这一切使得“新社会运动”在其出现之时，便天生地带有了对于传统的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党的局限性的不满，带有一种在滋长着的对于工人阶级成为剧烈社会改造的主要因素的不信任，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特别是在英国，对于许多人来说在思想上都有着“撒切尔主义”的创痕，尤具创伤性的是其赢得选举的能力。[12]
最后一条提及了一个对于NTS的解释或许是最为直接的或特别相关的因素。与NTS的发展有着最为明显的历史性关联的，是“新右派”（特别在英国和美国）的演变。一般而言，说NTS是对“新右派”成长的一个“响应”，这也许是正确的；但就其本身而言，事情并没有得到多大的进展。我们仍然需要知道的是，这种特殊响应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既然“撒切尔主义”的特征在于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出发来审查世界，既然撒切尔政府初衷是调节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力量平衡——在他们眼里，这一点已经过多地染上了有利劳工的色彩——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者的回应就是要否认阶级政治的核心性，将阶级政治问题理论化，而不是直面撒切尔主义本身，而他们在政治上的回应，就是在阶级斗争中站到了由撒切尔政府资助的另一边？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如此地沉迷于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伪装”——其所谓“权威主义的民粹主义”，而不是关注于它在反对劳工的阶级斗争中的具体做法？
因为这两种倾向实际上是同时并存的，或许最好是不把NTS简单地当作对于“新右派”的回应，而是当作对于导致“新右派”产生的同一起因的一种回应。几乎不用怀疑的是，英国“新右派”形成与发展的直接冲动，来自20世纪70年代劳工好战性因素的爆发，接下来的是1968—1969年这一段时期内欧洲的激进主义，特别是在1972和1974年矿工罢工，以及希思政府的失败。撒切尔以非常明确的“永不再来”面目而出现，并且伴随着一个明确的决心，就是要打赢反对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阶级战争。1978—1979年“失望的冬天”火上浇油。NTS的演变正与这些好战性事件相吻合，并在工人阶级斗争史上的又一戏剧性时刻即1984—1985年的矿工罢工中达至成熟。而且，工人阶级好战性的每一个里程碑，都伴随着NTS理论的深入发展。
因此，有理由认为，NTS的演进——自始至终是与工人阶级好战性相关联的，而且将会在连续性的爆发之间得以加剧——与西方特别是英国最近以来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有着某些联系的。然而，很难让那些历史的见证人去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NTS以及它对于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变迁的因素这一观点的抛弃，所代表的将仅仅是在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平息时期社会主义者一方的失望。
每当欧洲国家的工人展示出新的好战性时，NTS就准备在理论上把工人阶级从社会主义方案中排除出去，特别是在英国，每当好战的工人登上了政治舞台，这种理论就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应该怎样去解释这其中所包含的讽刺意味呢？对于这个明显的悖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工人阶级革命潜力问题上，一种新的悲观主义正是由于好战性的这样一种显现而产生，因为这种好战性在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战役中无法得以勃发。与此同时，“新社会运动”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由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所没有充分谈及的一些问题上。然而，还有其它可能性因素是不可忽略不计的，比如学术时尚的诱惑，“话语”成为80年代的风格，或者可能的是，甚至有些挑剔的中产阶级也对工人阶级——谈不上害怕——不感兴趣，以及对削减服务所致的不适的愤然拒绝。他们在理论层面上急切盼望着的“好战性”，在实践中却总是迟迟不来。
无论如何，如果说NTS的具体历史性起因还必然是一个有待思考的问题的话，那么它的理论起源还是有案可查的。因此，我们可以对其理论先驱做些考察。
[1] 《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纽约1976年版，第455—457页。
[2] 同上书，第467页。
[3] 译者补。
[4] 《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5] 参见拉尔夫·密里本德：《英国的新修正主义》，载《新左派评论》第150期，1985年3—4月号。还可以见本·范等的《阶级政治：对批评者的一个回应》，伦敦1985年版。在那里，修正主义被称为“更新的左派”。后者包括了一些著名人物，这些人物没有全部进入我们的考察中，尽管他们与NTS有着某些重要的联系。可能最为明显的是忽略了斯图亚特·霍尔，根据他本人的描述，他是较大地受了英国学者E．拉克劳及其“话语”政治的影响。霍尔的理论相当模糊，很难弄清楚他的立场。但必须指出的是，他并没有公开否认阶级政治的核心性，甚或是工人阶级利益与社会主义政治的作用之间的联系，顶多就是多多少少较为实际地强调了纯粹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的代价与不足（他最近已不同意于拉克劳的文章：《权威式的民粹主义：一个答复》，载《新左派评论》第151期，1985年5－6月号，第122页）。E．霍布斯鲍姆是一个相当不同的个案，在促成一个实质上是无限制的跨阶级的联合阵线以打败撒切尔方面，他跟当前任何其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得一样地远。他对“新社会运动”几乎既没有同情也没有兴趣，而且他的政治路线更多地是循着旧式“共产主义人民阵线”策略的传统。不仅如此，从来没有任何迹象公开表明他已经脱离了他自己一直以来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统。
[6] 佩里·安德森：《历史唯物主义探讨》，伦敦1983年，第40—55页。
[7] 边沁(1748—1832)，英国作家、改革者和哲学家。系统地分析法律和立法，建立功利主义学说。—译者注。
[8] 约翰·斯图尔特· 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及经济学家，尤以其对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阐释而闻名。其著作甚多，有《逻辑体系》（1843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和《妇女的从属地位》（1869年）。－译者注。
[9] E．拉克劳与C．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伦敦1985年版，第4页。
[10] 拉尔夫·密里本德，生于1924年，自1949年起历任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高级讲师、利兹大学和美国布兰代斯大学政治学教授，1994年逝世。1964年以来一直是英国《社会主义纪事》的主编之一，在西方政治学界有一定影响。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问题，他以国家为什么是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这个问题为研究重点，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工具主义国家理论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工具主义的分析。其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已有中译本）、《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已有中译本）、《马克思与国家》、《国家政权与阶级利益》。密里本德的工具主义国家学说对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阐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作用和运行机理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译者注。
[11] 拉尔夫·密里本德：《英国的新修正主义》，见E．拉克劳与C．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伦敦1985年版，第6页。
[12] 拉尔夫·密里本德：《英国的新修正主义》，见E．拉克劳与C．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伦敦1985年版，第6—7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