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 -> 从阶级退却：论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
第五章 历史与政治的随机性
一
既然拉克劳通过确立意识形态与政治的独立性从而完成了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重要割裂，在他前面的其他人已经探讨了NTS的不同主题，那么，他和墨菲在近期的著作中不过是把这些主题概括起来，即政治从阶级中分离；经济与政治之间非相关性的建立；把社会分解成话语；用一个“随机构建”而成的多元主体取代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斗争从属于多元化的“民主”斗争，在这种斗争中，“民主”是非决定性的、抽象的、松散界定的，以致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和对立完全概念化了。
可以说，在所有这些主题的背后都暗含着一个总的原则：何谓历史与政治的随机性。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墨菲与拉克劳那里，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关于工人阶级是革命主力军的构思的拒绝，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最终的分析，这个分析是对于一种离奇的非历史的世界观的分析，根据这种世界观，如果去除了简单的、机械的、原始的决定论之后，能保存下来的就只有绝对的随机性。在实践中，它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即历史纯粹是偶发的——或者就是没有历史，也没有决定性的历史条件、关系与过程。
这一原则早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之前就已牢牢确立。事实上，绝对的决定主义与绝对的偶发性之间这种错误的二元对立，以及历史作为一种不可还原的偶发性的特征，在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那里一直就是模糊不清的。“阿尔都塞主义”的批评者们经常攻击他的“主体”对于结构的屈从，以及把人的因素从历史中排除出去；然而，尽管这一指控毫无疑问是站得住脚的，但它却可能模糊了这样的事实，即在阿尔都塞的历史观中，“结构”本身就有一个值得怀疑的特质。根本不清楚的是——在“后阿尔都塞主义那里更不清楚——结构到底有没有经验性地位，或者是否拥有任何关于构建历史事实的意味。结构界，确定的结构性关系界，属于一个独立的理论王国，与此同时，经验界，历史认知的对象，是充满偶发性和随意性的。
被阿尔都塞主义概念化了的“生产方式”与“社会构形”的二元性证明了这一点。“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有着确定性关系的结构在经验界并不存在。在经验界中确实存在着的“社会构形”那里，结构性关系被“同时发生的事态”和“并存”——这样一个随意性的“多元决定”的因素（“多元决定”这一可能会有用的概念越来越成为对于绝对偶发性的一种掩盖）之结构——所代替。在社会构形的历史领域，没有关系需要被解释，只有待描述的“并存”——尽管可以用一种严格的、确定的理论目光，通过对于不断增长的各种各样事物的区分，来对这种描述加以审视。既然不能反映任何实际存在的历史与社会进程之逻辑，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决定因素也就不能拥有解释性的地位，因此，可以说，结构主义的矛盾在于它既要在历史中排除主体，而且还要尽力把结构也一起排除出去。
这最后一步已经由后阿尔都塞主义者迈出了，而且这也使得佩里·安德森所谓的“历史的随机性”得以完成。随着语言成为所有人类秩序的模式与原则，“那种有着确定性原因的观念正在被严重地削弱着”[1]。结果便是绝对决定主义与绝对偶发性的矛盾统一。一方面，社会领域贯穿着一种绝对的决定结构，这一结构在所有经验性告白（如同每一种言说都在某种意义上依据一种不变的语言结构再生着）中不断地再生着自我；另一方面，这种结构以其不可还原的、不可预测的和任意的方式——这些方式是完全偶发性的和不可解释的（正如每一种言说活动都是一种独特的、不可预测的语言可能性的合成体）——再生着自我。结构被当作是事件发生的原因（正如语言是每一特定的言说活动的“原因”），这有效地表明，它们根本不从属于任何具体的因果关系；而且历史变成了“不可还原的偶发性的领域”或者是“法宝的偶然性”[2]。最后，当语言完全从社会事实中分离出来以后，结构主义自身的根本矛盾出现了：即由于结构在主体之后消失了，留下来的是“绝对的机会”，因此，结论是一种完全的主观主义，但却是一种“没有主体的主观主义”[3]。
或许拉克劳与墨菲并没有经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整个过程，但他们的基本政治前提的确是体现了后结构主义的精神，即社会事实上是由独立的话语构成的，而且，所有的社会角色认同都是可对话可协商的。基于这样的事实，主体与结构的后结构主义式的分离，并没有为政治计划的形成打下良好的基础。没有内在于历史的主体，没有人的目的与动力，没有内在的秩序与方向，没有进程的逻辑，没有社会认同或者结构性约束，那么，政治行动的动力、目标与形式将会是怎样的呢？佩里·安德森已经注意到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惊人的政治他治”以及“不安定性”，在当前政治潮流面前它们完全是见风使舵；而且，除了明显地对于流行的政治潮流的屈从之外，真的就没有具体的“政治意蕴”会包含于它们无主体的非结构性领域之内——这个领域已经被人的目的或是历史进程与社会关系的逻辑弄得不成样子。但是在拉克劳与墨菲那里——以及他们的一些NTS同志那里，我们可以发现，具体的政治计划当中已经包含有一些非常接近于后结构主义的主观主义因素。
从阿尔都塞的结构决定主义过渡到关于社会进程和政治的随机性和偶发性，这一点可以在保罗·赫斯与巴里·汉迪思的理论演变那里得到最为生动的证明。而且在关于这一理论轨迹的政治意蕴的表述上，我们可以说，没有别的什么地方比这里更为大胆与公开。这两点也好，其中的任意一点也好，都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因为它们都把阿尔都塞式地关注于独立性理论以及对于“历史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玷污荒唐地引向极端。他们现在同样因所谓的形而上的经验主义而引人注意，这就把所有的因果关系与决定性解构成为不可还原的具体性。从严格确定的生产方式转变到社会构形的纯粹偶然性；从结构转变到随机发生的事态。
尽管他们最近关于社会进程的想法能够与后结构主义的纯粹随机性区分开来，也可以认为他们是极端化的因果多元主义，而不是对于任何因果关系的彻底拒绝，但他们还是在努力摆脱任何对于他们观点的这种多元化解释：
我们要搞清的是，我们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批评，并不是在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争论这一领域，这种争论是一种在立场上相对立的，但在理论上却是对等的竞争，两者都是因果关系的一般学说。我们要提出挑战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在经济上一元论的因果关系，而是所有这些因果关系的一般类型与他们符合于某些因果关系的要求（正如他们又不符合于其他类型一样）之间的那种相关性。[4]
这似乎是从原则上拒绝了因果关系；但尽管是这样一个含糊的“不承诺”，却也仍然是对于因果多元主义的一个打击，这里的本质之点在于，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拒绝——如同拉克劳与墨菲一样——是基于一种原始的二元论之上的，这种二元论要求我们在下述两个方面作出选择：一方是简单的、机械的和绝对的决定性，另一方是绝对的非决定性。在实践中，就把社会进程与历史留在了纯粹偶然性与随机性的王国之中了。
如果说这似乎是背离了他们早先的教条式的结构主义，那么必须强调的是，汉迪思与赫斯这种明显的“向右转“，不过是后结构主义者的一种掷硬币式的行为而已。再者，他们的经验主义本身完全是理论化的。对于特殊性的坚持，以及他们的历史与社会进程之概念中微弱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决定性，并不为经验性调查或者是历史事实所支持。他们的观点是一种先验性的理论构建。事实上，NTS的整个体系就是以其缺乏历史性事实而著称，（而且，在G.S.琼斯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例外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和汉迪思、拉克劳以及墨菲在理论上建构起来的“非相关性”原则与历史事实是相冲突的。）
没有必要去详细回顾汉迪思和赫斯的漫长的心路历程，既然这一工作已经由G.伊里奥特在其《保罗·赫斯的艰难历程》[5]一文中得到了精致的完成。值得注意的是从他们的第一本书《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该书出版于1975年，其目的是“严格地”构建起来未被历史性原因所玷污的关于不同生产方式的理论认知——中的抽象的理论化，到他们下一部重要作品——与安东尼·卡特勒和阿瑟·侯塞因合著——《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今日资本主义》——在该书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念被放弃了，其结构性的决定因素将要为“国有经济”和特定的“时局”的不可还原的具体性与偶然性所代替——中的抽象的经验主义这一过渡的重要性。
应该说，这两个极端间的理论差距并不如看上去那么大。在双方那里，历史事实实际上被归之于偶然性与不可还原的特殊性的范畴，而且，政治与意识形态不能被认为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当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今日资本主义》中完全消失时，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了一种同样的效果，即通过坚持认为任何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存在状况”本身并不是由那种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换句话说，他们是独立的（相对的？）。然而，这种硬币的投掷并非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政治性转换。
在早期著作中，这些理论原则打算确保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的主要决定性因素之重要性，或者，无论如何，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阶级斗争加以理解。这一点至少对于赫斯的政治经历来讲是真实的，汉迪思与赫斯仍然以一种明显的毛主义的方式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概念化。我们已经注意到，毛主义计划的极端唯意志论，拒绝“经济主义”，把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当作多多少少是独立于物质条件的。所有这些特征在其原初形式上都是由中国“落后的”物质条件及不发达的工人阶级这一特定的环境造成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原则被移植到西方，并在各种各样的阿尔都塞式的观念中得到了反映。在汉迪思与赫斯那里，他们坚持认为，在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中，阶级斗争本质上是一种独立的力量。阶级斗争不被认为是将要变革的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未发动起来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外在于而且高于生产方式，并且通过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中剥夺他们“生存状况”中的旧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他们坚决主张把历史从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决定因素中剥离出去，目的是不去“否定阶级斗争的有效性，以及阶级斗争得以发生的具体条件的特性”[6]。
在他们后来的作品中，目的正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把历史偶然性从生产方式中剥离出去，导致的逻辑结论是生产方式的——由此，任何关于因果关系的观念——实质性消失，意图很明确，是要去“否定”阶级斗争的有效性及其在历史中的实质角色。这一目标是通过一个非常类似于拉克劳与墨菲的计划来实现的。同时，在这里，这一判断包括含有这样的主张，既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中，没有任何东西决定了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发展；而且，也是在这里，并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其中的工人阶级的状况，如果他们不是自动地生成一种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力量，尽管他们创造出了使这种力量成为可能的条件。再者，争论在于，是否存在外在于，而且是优先于意识形态的构建的类似于工人阶级利益的东西。在《马克思〈资本论〉与今日资本主义》一书中所构建起来的整个复杂的理论体系，首先是用来实现对于一个核心原则的支撑，这一原则在保罗·赫斯的文章《经济阶级与政治》——稍稍先于该书而出现——中得以勾画：
……那种关于相对独立性的观念是站不住脚的。一旦一定程度的独立行动与作为经济因素的阶级的代议形式与政治力量相一致时，出现在政治中的（或者他们所代表的）力量与经济阶级之间就不存在必然联系。这不仅仅是一个差异的问题，而是一个必然的非相关性问题（政治意味着多多少少更为确切地“代表”着阶级）。除了列宁，任何人都不能进行“追溯式阅读”——让政治力量与他们打算代表的东西进行比较。那也就是把被代表者——作为独立存在的标准——当作是外在于其代议形式的，阶级没有既得的“利益”，明显地独立于特定的党派、意识形态，等等，而且与这样一些可界定的党派、意识形态相对立。代议形式所“代表”的东西，存在于代议的过程之外。[7]
几乎以同样的方式，拉克劳与墨菲已经构建了一个精致的理论支撑，用同样的手段确立了社会存在的非决定性，其目的是为了支持一个十分相近的原则，这一原则已经成为几年来他们工作的标志性特征。比如说，在墨菲早期的著作中：
我们如何能够坚持这样一种主张，即经济因素能够拥有在经济层面上界定的利益，这种利益能够被它在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派生物所代表？事实上，既然利益是通过意识形态与政治来界定的，其结果必然表明，利益能够在他们得以生成和表达的话语产生之前便已存在。这是自相矛盾的……一旦我们放弃了还原主义者的论点，即变动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形式要归之于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再有任何根据去强调工人阶级利益的必然的社会主义特征，或者是去确定一种将为工人的斗争所优先采用的形式。[8]
结论是，在两种情形之中，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不能建基于任何阶级的物质利益，而必须是由来自“非确定性的”社会角色认同的独立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手段随机构建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作为一种“经济因素”，在其本质上并不具有任何优先性地位。这样一来，汉迪思与赫斯又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不存在使这种（经济的）因素倾向于政治层面上的同一性与统一性的必然过程。随之而来，支撑社会主义政治的基础只能由社会主义者政治行动的结果所构成……我们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组织方面强调社会主义政治的独立性，这一点是由考茨基与列宁得出的，但我们试图在理论语境中强调的东西却是非常不同于他们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不存在由阶级利益与经历所划定的“社会主义”事件或斗争区域。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政治支撑的基础是使其能得以构建的所有事件和斗争。这些事件是多样的，而且总是特定于具体的民族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条件……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们共同生活在这样的一种幻想中，即作为资本主义体系自身的后果，“工人阶级”最终一定会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9]
资本主义不包含这样一种内在的倾向，即“由经济所决定的阶级政治的极端化”[10]，因此，“革命的”、在工人阶级利益引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治是“站不住脚的”。相反，社会主义政治的目标应当是建立人民同盟。
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特别是工党的政治，要求两个基本的“重新定向”：“首先是与关注于政治组织内部斗争的要求达成妥协，而不是去呼唤一种想象中的作为政治主体的工人阶级……其次是与作为政治斗争的中介和形式的民主达成妥协。我们指出这一点，不仅是在狭义上允许议会形式继续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且是在广义上去承认人民民主形式在为社会主义斗争生成民众基础和斗争手段问题上所起的作用。”[11]
因此，毛主义到右翼劳工主义：
工党已经是一种有效的政府性党派。在1965—1979年的大崩溃期间，它能够在当时的议会和经济体制内提供有效的和稳妥的策略决断，因此，也能够得到内政部门与地方政府主要行政人员以及大的公有或私人公司管理层……的尊敬。这与后麦克米伦时代托利党的经历形成鲜明的对照。内务人员、地方政府官员以及商人普遍地憎恨和批评托利党在决策方面的变化无常与不可预料。能够使得一个系统“运转”的条件包括竞选的成功以及一个有意义的、并能为人所接受的改革。[12]
因此，从“现实主义”的观点出发，为了吸引内务人员和公司管理层，左派必须明确放弃“劳工主义”。令人很难相信的是，赫斯竟然会严肃地对待那种倾向于把工人党当作“天然的”政府党派的荒唐主张，竟然也会天真地相信，经过一些随机的构建之后，甚至是银行家也能把取消阶级剥削当作自己选择的目标，并成为社会主义的先锋。
在这里，我们对这种具有特色的“民主”与“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承认阶级剥削的终结——的非决定性的认识根据的是NTS对其所做的理解。而且，在这里，还有一种认识上特有的“滑坡”，他们从一种自明的主张，即意识形态和组织必须在”经济因素“当中构建有效的政治力量，“滑落”到这样一种主张，即在资本主义逻辑和工人阶级状况中——实际上，在社会主义目标的本质中——将无法证明的是，工人阶级这样一种社会力量，它的利益与斗争会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形成提供必要的“质料”。与通常一样，假定一种社会主义力量的构建不单纯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假定政治组织的存在是必要的，那么就不存在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利益和社会能力。如同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因素一样，政治是随机的和偶发的。不仅没有绝对决定性因素，也没有确定的条件、可能性、关系、限制与压力。
二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回到几种关于“滑坡“和巨大的概念化跳跃中去，即继续尝试去把政治从阶级中、把社会主义政治从工人阶级的利益与斗争中剥离出来。而且还要谈到有关历史与政治的随机性的理论支撑问题。在NTS关于历史的构思中，令人惊奇地将理想主义与技术主义结合起来。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拉克劳与墨菲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和“还原主义”予以攻击，首先，他们赋予马克思一个关于“经济”的定义，在这个定义中，社会关系被排除了，留下来的是一些抽象的“物质的”亚阶层，由此，“经济”实际上与技术是相一致的，而且，“经济的法则”与生产力的中性的、自然的发展是相一致的。他们对于这种技术决定主义的回应是打算表明，如同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从未听说过的一样，生产的范畴并不取决于一个中性的技术要求，而是由统治或反抗的社会关系强加的。
除了对于马克思的完全误读以外，这一论断的震撼之外在于，其所主张的对技术决定主义的攻击正是基于关于经济的技术主义定义。马克思一开始就把经济定义为一种不可还原的社会现象，与其不同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的这些批评，把“经济”范畴当作从根本上是反社会的。这或许是一个奇怪的论断，尽管拉克劳与墨菲坚持认为他们的目标是“去表明经济的空间与政治的空间一样，都是自我构建的”，[13]都与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然而他们的论断所依据的不是把生产中的支配关系当作“经济”的构成性原则，而把它们当作是从一个独立的、外在的地方引入“经济”的。只有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他们才能够把生产关系的社会特质当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致命挑战，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之重要基础。只有通过人为地把社会从“经济的”和“物质的”当中剥离出来——这与马克思本人的唯物主义和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相对立的，他们对于“本质主义的最后再质疑”的攻击，以及对马克思主义者把政治归之于阶级的物质关系的攻击才能站得住脚。这种“社会性”与“经济性”或物质性的分离所具有的深远影响是，在历史中清除了任何特定的决定性或者因果关系，剩下的只是“话语”逻辑的偶然性。由此而来的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混合。
那么，一种特定的颠倒了的技术主义，或许会有助于解释那种我们在开始讨论《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时就已经考虑过但尚不能说清楚的论断。拉克劳与墨菲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的统治与反抗关系，使得整个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无产阶级的观点失效了。当时这似乎是一个荒唐的主张，因为正是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事实，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令人极为信服。也许是因为他们本身从这个原始的技术主义的关于经济的看法——他们（与其他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一起）错误地将其归于马克思名下——出发，这样一来，支配与反抗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是不同于“经济关系”的别的什么东西，因此也就必须从“外部”引入它。据此，意识形态与政治是完全独立的，而且“经济”不可能是政治斗争的根源。
在汉迪思与赫斯那里，可以看到一种类似的技术主义倾向。而且，“历史”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那里被认为是中性的、独立的生产力的发展，其中加入了一系列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形式的必要修正。[14]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这里被理解成生产性技术——“决定了产品占有和分配的形式，即生产关系”，而且这些东西最终在意识形态与政治这些上层建筑的形式那里得到了表述。同样，基于此，马克思主义革命计划最终取决于把生产技术的发展假定为贯穿于历史中的技术要求和政治的最终决定因素。而他们的回答不是从把生产当作内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观点出发，去取代这种反社会的、技术主义的物质基础概念，而只是认为，在技术发展的逻辑中不存在必然产生一种特定的政治后果的东西——这种主张虽然就其自身而言没什么问题，但却已经有了实质的不同。
因此，矛盾的是——或者也并不是很矛盾——抽象唯心主义的条件与NTS对历史和政治特征的确认一样，都是以赤裸裸的技术主义来定义“经济”。有待论证的是，通过把马克思理解为技术决定主义，然后把他关于“经济”范畴的构思据为已有，他们就能够使意识形态与政治得以独立，能够把历史从任何物质决定因素中剥离出来。
这与我们以前在一些“后阿尔都塞主义者”那里已经看到的一种现象不无关系，即把剥削从生产方式与阶级中抽出来，并把劳动的技术过程当作主要的决定因素。这种特有的把剥削从经济范畴中排除出去的做法——比如说，倾向于把资本主义定义为技术劳动过程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不是定义为剥削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拉克劳与墨菲那里是看得见的，他们强调的是“工业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而且这也影响了他们对于阶级及其历史角色的认知。这一点代表了拉克劳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在他的早期作品中——特别是在他与贡德·弗兰克的争论中，他坚持认为，生产方式的本质在于“生产的范畴”，而不在于“商品交换的范畴”他似乎主要是关注于剩余占有的关系。既然如此，“生产的范畴”看上去越来越与劳动过程的技术相一致。这样一来，既模糊了为“生产中的关系”而进行的斗争与为“生产关系”而斗争之间的联系，也模糊了不同类型的工人，比如，拉克劳与墨菲在他们关于工人阶级历史的描述中热衷于区分开来的“旧的”和“新的”工人之间的联系。
比如，他们批评E.P.汤普森[15]把不同的社会群体勉强凑合在单一的“工人阶级中，而没有对新旧工人之间在目标与活动方式上的复杂差异有足够认识”[16]。但事实上，汤普森认为，工人阶级在“自我生成”时期的特别之外在于，不同类型的工人以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意识不同程度地结合起来。汤普森的分析因其能够解释这种不规则发展而著称。他要说明的是，尽管在“前工业的”与“工业的”劳动形式之间存在着表面上的差异，但这些不同的工人受同样的资本主义剥削之逻辑以及后来愈益加剧的剥削的支配，这成为那一时期的标志性特征，并在屈从于资本的工人阶级中间形成共同的阶级利益与共同体验。他之所以能解释和说明这些共同利益和目标的形成，原因在于他不是从一种资产阶级技术主义出发，而是从关注生产关系和剥削的马克思主义出发。
没有哪一种关注于劳动技术过程的分析——除了作为阶级构成性原则的剥削关系外——能够解释19世纪早期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实际上，它根本不可能解释劳工运动的存在，这是因为由阶级关系和剥削关系所构建的共同基础已经被否定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解释互不相干的工人之间的联合斗争，甚至是在他们局部斗争中的相似性。当斗争真的到来时，这种工人间的区别——这一点对于拉克劳、墨菲以及汉迪思、赫斯来说是很关键的——比起他们的许多联合斗争来说真的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吗？
有争议的是，这种对于“经济范畴”的概念化——它把剥削关系从其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中移置出去，决定了（或与其相关）经济与政治层面之间的理论缝隙。这种构思模式妨碍了我们对于工人阶级斗争及其在政治上产生的共鸣的确当评价。由此看来，当代无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斗争，比早期的激进斗争看上去更远离于社会主义之反资本主义目标，尽管存在这样的事实——或者，在拉克劳与墨菲看来，确实是因为这一点——即从表面上看，后者通常在其组织形式上、在他们对于现存状况产生根源的理解上以及他们的目标上都是落后的，而前者则直接瞄准了资本主义这一目标，尽管他们的目标是有限的、“纯经济的”。从这一观点出发，就无法理解工人阶级矛盾的物质利益何以能引发如此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斗争。
那么，对于拉克劳与墨菲或者汉迪思和赫斯来说，很清楚，在经济与政治斗争之间或者在“生产中的关系”与“生产关系”之间，强行加入一个严格的非连续性——这种非连续性比起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记录中已有的非连续性的更为绝对——何以是可能的。同样清楚的是，他们为什么如此无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被剥削阶级）的物质利益，无视社会主义关于阶级的取消与无产阶级的生产管理的确立这一目标之间不言自明的关联。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政治与经济层面之间、工人阶级利益与社会主义政治之间这些不可还原的分离，与历史的或者当代的资本主义现实却几乎没有什么关联。它们不过是一种只在“定义”中存在的先在的理论构建。
注释
[1] 佩里·安德森：《历史唯物主义之途》，伦敦1987年，第48页。
[2] 同上书，第51页。
[3] 同上书，第54页。
[4] 安东尼·卡特勒、巴里·汉迪思与A.胡仙：《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今日资本主义》（缩略为MCCT），第一卷，第128页。原文是意大利文。
[5] G.伊里奥特：《保罗·赫斯的漫长旅程》，载《新左派评论》1981年。
[6] 巴里·汉迪思与保罗·赫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伦敦于1975年，第279页。
[7] 保罗·赫斯：《经济阶级与政治》，见阿兰·亨特主编：《阶级与阶级结构》，伦敦1977年版，第130—131页。
[8] C.墨菲：《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结构》，载《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2期，1983年秋季号，第21页。
[9] MCCT，第二卷，第258—259页。原文是意大利文。
[10] 同上书，第240页。
[11] 同上书，第290—291页。
[12] 保罗·赫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性书写》，伦敦1985年版，第152页。
[13] 拉克劳与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通往激进民主政治之路》，伦敦1985年版，第76—77页。
[14] MCCT，第一卷，第135页。
[15] E.P.汤普森，1924年生，“老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于1924年参加英国共产党，1956年因拒绝斯大林主义而退党，曾任《新左派评论》编委，1963年被免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对经验的争议开放的，它必须论述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人。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是一级可以通过经验的历史研究加以验证和修改的关于历史的命题。阶级、压迫、意识形态等概念之作为历史的范畴，只有在涉及过去的真实事件时才有意义。这些概念并不是预知的历史进程中的抽象成分。汤普森确信他的这种理解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应拒绝经验的讲座，历史唯物主义离不开任何知识领域都同样应用的注重经验的真理条件，也不应否定人在历史上作为主体的作用，否则会产生有害的结果。他以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解支研究历史，设法阐明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在历史上的表现。1963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部著作就是他这种研究的一个成果。在这部著作中，他把工人及其文化描述为本身值得研究的自主历史主体。他断定阶级产生于客观条件与主观斗争的结合点，而不可能从“生产方式”之类的纯经济范畴中推论出来。英国工人阶级产生于宗教、政治和社会方面英国所特有的大众文化传统。这些传统是大众对经济和工业变革所造成的被剥夺经验作出反应的基础。促使阶级形成的是被剥削的经验，而不是经济变革的客观形势。他的结论是：工人阶级“自我创造和被创造是一回事”；阶级意识产生于阶级对历史趋势和现实斗争的主观感受。这样汤普森通过自己的研究得出了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所不同的结论。——译者注
[16] 同上书，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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