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加〕艾伦·梅克辛斯·伍德 -> 《资本主义的起源》（1999）

导论

　　20世纪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所发生的苏东剧变似乎印证了人们长期以来坚信不疑的一个论题，即资本主义是人性的自然条件，它与自然法则及人类的基本偏好相契合，任何对该自然法则及偏好的偏离最终都不会有好下场。
　　当然，如今也有很多人对紧随苏东剧变而来的资本主义势力的膨胀心存质疑。当我撰写本书第一版的导论时，整个世界尚处于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眩晕中。现如今，每日新闻的财经版正以高度紧张的姿态关注着美国经济衰退的各类信号，同时也重新发现他们之前所确信不疑的旧资本主义循环体系已是明日黄花。在世界各地，一系列戏剧化的、自称“反资本主义”的游行示威充斥着处于上述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时间段。同时，尽管许多参与者似乎倾向于将“全球化”或“新自由主义”的罪恶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区别对待，但他们却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人们的需求与对利润的要求之间存在的冲突，一如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与急剧恶化的生态环境所楬橥的那样。
　　在过去，资本主义总能从其周期性危机中抽身而出，但总会为新一轮更恶劣的危机奠定一个基础。不管使用何种手段来限制或纠正危机带来的损失，都会使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受生病和医治的双重痛苦。
　　资本主义制度中日益透明的缺陷和矛盾最终会使那些甚至对其抱有好感的支持者确信需要为其寻找一个替代品。然而，同样确信资本主义体制没有替代品且不可能被替代的人亦不在少数，这种确信尤其深深植根于西方文化中。这一笃定不移的确信不仅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毫无遮掩的表达所支撑，而且也被我们对历史无可争议的信念支撑着——这历史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还包括整个人类的历史。似乎资本主义总是历史运动的终点，更有甚者，历史运动本身从最原初的时刻便是被资本主义的“运动法则”所驱动的。

　　避开正题

　　资本主义是具有如下特征的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构成生活中最基本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是为了以获利为目的的交换而生产，甚至人类的劳动力都成为市场中的一种商品，且所有的经济主体都依赖于市场。这对工人来说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们需要出卖劳动力以换取工资。同样，对资本家来说这也是正确无误的，因为他们需要依赖市场以购买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投入并出卖产出以获取利润。资本主义与其他社会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生产者必须依赖市场才能获得生产工具（例如，他们不像农民那样以直接而非市场的方式占有土地），而挪用资产者不能依赖“经济以外的”直接强制力量——例如使封建领主得以从农民手中榨取剩余劳动力的军事、政治、司法等力量——只能以纯“经济的”市场机制来进行资产挪用。这一独特的市场依赖性制度意味着竞争与利润最大化成为生活的基本法则。由于有了这些法则，资本主义便成了唯一一种以技术手段来推动劳动生产率改进的制度。一言以蔽之，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系统：社会中绝大部分工作都由无财产的工人完成，他们也必须出卖劳动力以换取工资，从而能够获得生活及劳动本身所需。在供应社会需求的这一过程中，工人同时也在为那些购买他们劳动力的人创造着利润。事实上，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和资本利润的生产。换言之，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目标即是资本的生产和自我扩充。
　　这一特殊的供应人类物质需求的方式——它不同于以往所有的组织物质生活和社会再生产的方式——并非一直就存在，它仅仅是人类在地球上存在时间极短的一部分。即便是那些最坚定地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根源于人性并且是长时间人类行为的自然延续的人，也不会宣称该制度在近代早期以前就真实地存在过，更不会说它仅仅在西欧存在过。人们可能在更早的历史时期中见过资本主义制度的部分元素，也可能在中世纪时期就发现了它的萌芽（这个萌芽是对衰败中的封建主义的威胁，但却仍受到封建制度的各项限制〉，也可能会说它是随着贸易扩大或新航路开辟而逐渐产生，比如，说它是随着哥伦布在15世纪末的探险航行而产生的。有些人会将上述这些元素称为“原始资本主义”（proto-capitalism），但极少有人会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会早于16世纪或17世纪而出现，而有人甚至会将这一起始时间点放置于18世纪甚至19世纪，因为此时资本主义制度已发展成工业化形式。
　　然而，矛盾的是，从历史视角对资本主义制度起源及发展的解读惯常地将其视为一种常在趋势的自然现实化过程。自历史学家们最早开始解释资本主义如何出现时起，几乎所有解释都以那些需要被解释的事物作为逻辑假设的起点。因此，几乎无一例外，所有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都变成了循环解读，即它们以假设资本主义在逻辑上的先行存在来论证其产生过程。具体而言，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独特的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驱动力，它们假设在世界上存在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普世理性。为了解释资本主义以技术手段来推动劳动生产率改进的驱动力，它们同样假设在劳动生产率中存在一种持续不断的、几乎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技术进步过程。
　　这些逃避正题的解释植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启蒙运动时期的“进步”概念。二者共同给出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解释，即认为资本主义的出现及其发展成熟在人类理性的最早展现中便已被预示，在始于智人首次挥动工具的技术进步中便已显露征兆，在人类自无记忆时期便开始从事的交换活动中便已被预示。可以确定的是，抵达“商业社会”或资本主义这一最终目的地的历史旅途既漫长又艰辛，而且一路上充满了障碍。尽管如此，这一进步过程却仍是自然发生且不可避免的。鉴于此，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仅仅解释上述前进过程中的障碍物是如何被移除的即可——当然，移除的过程有时是渐进的，有时则需要革命的暴力予以突然解决。
　　在大多数对资本主义及其起源的解释中，我们往往找不到对起源的论述。似乎资本主义就在某处一直存在着，而它所需要的仅仅是从束缚它的各种限制（例如封建主义的藩篱）中被解放出来，从而得以发展并成熟。通常来说，这些藩篱是政治性的，如封建领主无所不在的权力或是专制国家的种种限制。有时，这些藩篱则具有文化性或意识形态性，如一些错误的宗教。种种这些强制性因素限制了“经济”主体的自由运行，即经济理性的自由表达。在这一表述中，“经济”一词的含义被定义为交换或市场。同样在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假设，即“资本主义的种子包含在最原始的交换行为中及任何形式的贸易或市场行为中”。而这个假设通常又与另一个假定相关，即“历史几乎就是一个技术发展的自然过程”。不管以何路径来理解，资本主义都或多或少会在市场扩大与技术发展达到适合水准的时间和地方自然而然地出现，并使得充足的财富得以积累以至在将来可以为获利而再次投资。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与此基本相似，但有一点不同，即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有助于打破上述藩篱。
　　上述这些解释带来的效果便是强调非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延续性”，且否认或掩盖资本主义的“特异性”。交换活动几乎一直存在着，而资本主义市场则与之没有本质区别。在这种论调下，由于资本主义独特且仅有的那种对生产力革命的经常性需求仅仅是普遍且穿越历史时空的那种近乎自然趋势的延伸与积累，故而工业化也就被理解为人类最基本偏好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于是，资本主义的谱系便从最早的巴比伦商人，经中世纪的市民延续至近代早期的资产阶级，并最终到达工业资本家。^[1]
　　某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上述历史过程的解释也运用了相似的逻辑，不过在他们最近的一些解释中，历史叙述的重心从城镇转移到了乡村，且商人被农村中的商品生产者所取代，而后者即那些伺机变为羽翼丰满的资本家的中小农场主。在这种描述下，从封建主义桎梏下释放出来的小商品生产几乎都自然而然地成长为资本主义，而小商品生产者在机会允许的情境下亦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这种对历史过程的传统解释，其核心便是一些或明或暗的对人性以及对特定机会情境下人类行为模式的假设。于是，人们总能给自己找到机会通过交换活动来使利润最大化，并且为了实现上述自然偏好，人类也总能找到改进组织与工作工具的方法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是机会，抑或是必要性？

　　在经典的解释模型中，资本主义是一种在时间和地点允许时被抓住的机会。这一“机会论”对有关资本主义制度的传统理解至关重要，而现今我们甚至在日常用语中还在频繁使用这些理解。“市场”——这一常被使用且居于资本主义核心的概念——便是一例。词典中对“市场”的解释几乎无一例外地意味着“机会”：作为切实存在的场域，市场就是买卖机会存在之所；作为抽象概念，市场便是销售的可能性。产品“寻找市场”，当人们对服务或商品有需求时，我们也说它们有市场，即它们能被也将被出售。市场是向所有想出售东西的人开放的。在《简明牛津词典》中，“市场”被定义为“有关买卖的条件和机会”，于是，我们可以说，市场意味着等待出售和做出选择。
　　那么，什么是市场力量呢？如果有的话，力量难道不意味着强制吗？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市场却暗示着自由而非强迫。与此同时，保证这种自由的恰是某些确保“理性经济”得以运转的特定机制。在“理性经济”中，供给恰好符合需求，待售商品与服务被展出以便人们自由挑选。上述特定机制便是客观的市场力量。如果非要说市场力量具有强制性，那么它也只是在下述意义上存在，即这种力量强迫经济主体采取“理性”行为以最大化其选择与机会。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即终极的“市场社会”）是机会与选择的最优条件。待售的商品与服务越多，自由出售它们并从中获利的人就越多，进而，能更自由地做出选择并购买它们的人也就越多。
　　那么，这个概念有什么问题呢？社会主义者可能会说，被忽略的一个重要成分是劳动力的商品化以及阶级剥削。所有的推论截止到目前都很通顺。然而，即便是在社会主义者对市场的解释中，仍有一个问题并非总能厘清，即资本主义市场与众不同的显性特征并非机会或选择，恰恰相反，其特征是强制。资本主义的物质生活与社会再生产无一例外地经由市场来调整，以至于无论如何所有个体都必须进入市场关系以获取生活手段。这种独特的市场依赖性体制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的准则——竞争、积累、利润最大化与提髙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性——不仅规范着所有的经济交易，也在总体上规范着社会关系。由于人类之间的关系被商品交换的过程所调整，故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客观上即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便是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商品拜物教”。
　　有些读者可能会在此反对说，上述内容是每一个社会主义者〈至少是马克思主义者〉都熟悉的内容。然而，在后文中我们将会发现，资本主义的特异性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资本主义历史中都缺失了，正如后者把资本主义市场作为必要性而非机会来运行那样。当前资本主义（pre-capitalist)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被视为已然存在的社会形式之近乎自然的延伸或成熟过程时，作为一种特殊社会形式的资本主义市场便消失了，上述过程至多是量变而非质变。

　　本书全面阐述了资本主义的起源以及由此引发的历史与理论方面的争论。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回溯了最重要的历史解释以及围绕这些解释的讨论，其重中之重在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通俗模式——所谓“商业化模式”——以及对这一模式的主要挑战。第二、三部分则呈现了另一种历史解释。由于这个解释是基于第一部分中的讨论，尤其是基于那些与普遍流行的传统观点不同的历史解释，故而我希望能避免标准化的“避开正题”式的解释所具有的最常见缺陷。本书作为修订扩充版增加了一些全新章节，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在第一版中仅仅是点到为止，而在本版中则经过了充分讨论，包括非资本主义的商业活动、资本主义式帝国主义的起源，以及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本书标题之下我还增加了一个副标题，我希望它传递的信息不仅在于新的增订扩充版比旧版长，更在于我釆用了一个“长远”视角来观察资本主义以及它所带来的后果。采取这一举措的首要目的是挑战资本主义的自然化论点，强调资本主义是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社会形式，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与更早社会形式的断裂。同时，这样做也包含着一定的政治目的。资本主义的自然化论点既否认其特异性，也否认催化其诞生的漫长痛苦的历史进程，故而这一论点局限了我们对过往的理解。与此同时，它也限定了我们对未来的希望与期待。这是因为如果资本主义就是历史自然发展的顶点，那么超越它便是不可想象的。资本主义的起源这一问题看上去似乎晦涩难解，但它直接触及了深植于我们文化中的那些假设的核心。这些假设包含着广泛且危险的幻想，即对所谓“自由”市场及其对人性之利好的幻想，以及对市场与民主、社会正义、生态可持续性之间兼容性的幻想。如果我们想要寻找资本主义在未来的替代道路，那么我们就需要先思考有关其历史的替代理论。

^[1] 在我的另一部专著The Pristine Culture of Capitalism: A Historical Essay on Old Regimes and Modern States （ London: Verso, 1991）中，我将此种历史模式称为“资产阶级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