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早已不再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即将到来。随着“商业周期”连续被周期性的危机打断，我们逐渐习惯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灵活性以及该制度在寻求新的扩张渠道方面的能力。然而，我们目前可能面临一些左翼迄今尚未能认真对待的新问题。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长期的、甚至被主流经济学家称为“结构性的”危机，可能并不表示资本主义的最终衰败。但是这种危机可以表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如果不降低其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就会在不远的将来耗尽其生命力，更不用说那些作为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债务承担者而继续受到它们剥削的欠发达国家。尽管对于资本主义当前的发展状况不乏悲观情绪，且这些悲观情绪并不仅仅来自左翼，但这一推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待于进一步被人们所接受。

我首先概略地描述一下背景。在此没有必要过多地谈论资本主义衰败的具体情况，这早已成为了每一个西方国家新闻媒体的日常话题。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已经陷入了深入而持续的衰退之中，而苏东共产主义的解体暴露了资本主义内部曾一度被冷战掩盖的矛盾与分歧。强大的欧洲经济正在经历着对于它们来说是新形式的长期结构性失业，德国的统一明显加剧了早在欧洲经济最成功之时就已经暴露出来的缺点。日本经济已经开始承受病痛，而其经济“奇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免疫的（不用说在生活和工作上经常承受的繁重的压力）。同时，我们确信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衰退已经最终被扭转过来。但是经济学家在解读经济“指示器”时比平常有了更大的选择性，为了解释经济中的“转向”，他们否认了下述事实，即大量失业或不充分就业、贫穷、无家可归、种族主义以及暴力犯罪似乎已成为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固有特点。美国稍低的失业率是用低工资工作岗位以及贫穷劳动者的大量增多换来的。西方世界日益增强的生态意识并没有能够阻止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结构性环境恶化。与此同时，传统的政治构成——右翼和左翼——正在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危机，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在意大利已经达到了事实上崩溃的程度。

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已不再陌生的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经济问题中，迄今为止最明显的标志是结构性的长期失业以及工作方式向雇用临时工以及短期合同工的转变。它们违抗了其他所有经济指示器的波动，甚至违背了增长和就业之间相互关联的最基本的经济常规¹。但是，如果这不是新闻，欧洲和北美在讨论这些问题时的流行术语表明，有人可能忘记了这一点。

市场、“灵活性”和“社会”

在经济争论中（如果可以称之为争论的话）最新的代名词就是“灵活性”：我们知道，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为了与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必须放松对劳动市场的管制，削弱社会“安全网”并且可能会加强对环境污染的限制，允许将工作条件和环境降低到欠发达的竞争对手的水平。似乎不仅福利、像样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甚至环境保护，都会阻碍竞争、利润率的增长。

上述观点本身并不是那么新颖，至少在极端保守主义那里是这样。但是，为了“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种降低工人生活水平的要求，除了最极端的新保守主义者没有改变以外，甚至包括反对“灵活性”的右翼和保守主义者也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可能也存在一种“灵活性”向左转的新趋向。由于意识到了长期失业的新现实，不仅西欧的保守主义者在谈论“灵活性”（其中英国不久前还反对社会部门无力的管理），甚至连欧洲的左翼政党也不再明确把它作为一个禁区。

在这一争论中，如果存在可以替代“灵活性”的其他选择，按照一些政党（特别是英国工党）的观点，这种选择就是能够把资本从低工资经济那里吸引过来的高技术劳动力的创作。依据这种观点，培训和教育是解决经济问题的主要方案。但对于这种缺乏证据的解决方法的信任似乎还没有明显的绝望。在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那种在需求之前就提供技术工人的理论逻辑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幻想。难道有理由设想一些不存在的工作会突然被创造出来去吸纳一种新的技术工人吗？难道不管是在最先进的“高技术”工业中的工作还是那些根本不需要技术的工作，大多数工作（除了典型的低价值的秘书工作）都需要精心培训吗²？

更为根本的是，有证据显示，资本可能不再向高技术劳动力而是更多地向廉价劳动力转移。事实上，有良好培训模式的德国经济目前正在遭受着失业人数增加的困境，这足以使我们对培训解决方案产生怀疑。种种迹象表明，高技术工业正在把工厂从欧洲迁移到亚洲，从熟练但“不灵活的”劳动力转向低成本的劳动力，包括养老金和健康保险，包括对长期和非社会的工作时间、昼夜不停工、恶劣的工作条件缺乏抵抗的“文化”³。

如果培训解决方案不能令人满意，左翼还能提供其他方案吗？由于右翼的观点正在向左转，甚至正在取代温和的新凯恩斯主义，为了忠实于凯恩斯的福利国家理论，使之看来好像愈加具有革命的情势，整个争论的范围可能会改变——而且，目前确实有一些更左的人，把这一领域当成自己的阵地。作为最高的（切实可行的）解放，社会主义被“社会的公民权”，即被提高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权力”所取代。

但是，如果社会的公民权并不比社会主义更加可行，如果右翼是正确的，如果福利国家不再是左翼的天堂，如果我们必须承认福利国家和劳动管理不仅与短期利益的合理性不相符合，更与长期的竞争和增长不相符合，如果西方资本主义的未来真的要依靠降低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标准，如果生产力水平与它们对提高生活条件的贡献之间的不一致性进一步扩大而不是消失，如果我们不能驳回右翼的指责，如果工人的权力、社会的公民权、民主的权力甚至众多居民像样的生活质量确实与利润之间存在矛盾等等的确是（如果过去不是而现在是）真的，并且资本主义自身最发达的形式既不再能产生利润或者“增长”，也不能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更不要说保障社会公正了，难道这不是隐含在“灵活性”讨论中的信息吗？难道我们不应当从对我们经济制度的悲观评价已经不再是左翼的禁区这一事实中汲取一些教训吗？

相反，我们似乎正在遵守一种奇怪的角色颠倒。现在，宣扬资本主义局限性的恰恰是那些资本主义的右翼理论家，而左翼则正在为相信资本主义的适应性寻找理由。在这种古怪的倒置下面可能存在另一种奇怪的变位：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揭露了被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掩饰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无情的社会逻辑，那么，那种逻辑目前正在被资产阶级压迫的金融事件，被经济学家的“灵活性”揭露出来，而许多从前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则已转而信仰“社会”市场这样一种带有人性面孔的资本主义市场。

我认为右派关于资本主义利益率的社会成本的观点总体上是正确的。“灵活性”这一术语的确记录了世界经济中重要的、使老的干涉主义矫正物失去效果的结构性变化。现在，带有人性面孔的资本主义可能需要比社会主义更多的国家干预，可能需要甚至比那些最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所设想的还要广泛的国家计划，而且这一次是在国际层面上⁴。这并不是否认左翼应当竭尽全力捍卫福利国家或环境调节，也不是否认教育是一种明确的福利，从事教育的原因与利益最大化没有任何关系。福利供给、环境保护以及教育必须继续是左翼短期和长期计划的中心。这一点只是简单地承认了资本主义是有限的。我发现，如果不出现“灵活性”倡导者认为的、而且社会市场的拥护者发誓要矫正的那种后果，就很难理解市场是怎样成为一个经济“原则”、一种动力机制和一种经济调节器的。

谈论采用某种“市场机制”作为流通和交换的手段（工具）是一回事。要求市场作为一种经济调节器、一种“合理的”经济保证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这里，我不打算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别，只是要说，市场规则确保的“合理的”经济，加之其所依赖的价格机制，是建立在一种不能削减的需求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劳动力的商品化以及决定其他经济“要素”运作的、劳动力所要服从的相同的竞争规则的基础之上⁵。这表明，除了对工人的直接影响外，在市场的调节器功能与市场的“社会化”能力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无法克服的矛盾。

我在前面尤其是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已经谈到，历史学家没有能够认识到，存在于整个有记载的历史中的市场和贸易社会，与“市场”不是一种机会而是一种需要的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之间存在着差别。其差别在于生产者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市场决定的。竞争、利益最大化以及资本积累的规则是有序出现的。例如，现代英国的佃农必须通过市场来使用土地，他们不仅服从于在市场上出售其产品的需求，而且还受控于租赁市场，在英国所有权关系的特殊条件下，市场迫使佃农只是为获得土地自身的使用权而生产。由于竞争的压力加速了所有者阶级与完全没有财产、被迫出卖自身劳动力来获取工资的劳动者阶级之间的分化进程，那些规则也因此得到了补充。把资本主义发展看作市场扩张的普遍观点，是以这些完全不同的“市场”的合并为基础的（不论那种观点采取的是旧的“商品化”模式，有着其封闭的和开放的贸易路线，还是采取更为复杂的人口统计学论据）。在我看来，不能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与不能认识到市场机会与市场需要之间的差别一样，都成了当前相信社会化市场有无穷可能性的基础。

作为经济机制的民主

如果右翼关于市场作为一种经济调节器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在我看来左翼主要的长期理论任务就是考虑另外一种控制社会生产的机制。在市场和中央集权计划之间进行的选择是没有结果的。两者都在各个方面受到资本积累规则的驱动——在一种情形下，是由系统内部竞争和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强加的，在另外一种情形下，是由工业加速发展的需求所强加的。两者都没有涉及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重新占有，两者都不是被那些剩余劳动并非真正由全体人民的利益所占有的工人的利益所激发。在两种情形下，生产都不易受到民主可说明性的影响。社会市场乃至“市场社会主义”也都没有提供一种选择，自此以后，不管是否具有人性面孔，市场规则仍然是动力机制。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由于社会市场开始看起来更理想化、更缺少可行性，甚至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思考基本的可供选择的办法目前也更加具有现实性而不是更加缺少现实性。

我在整本书中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市场既是一种政治空间也是一种经济空间，它不仅是自由和选择的领域，而且也是统治和强迫的领域。现在我想提出，民主不仅需要被重新视为一种政治范畴，而且也需要被看成是一个经济范畴。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把“经济民主”简单地作为一种更加平等的分配。我打算要把民主作为一种经济调节器、作为一种经济的驱动机制。

这里，马克思的直接生产者的自由联合（马克思的直接生产者不是只包括体力工人或那些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人⁶）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显然最有可能开始寻求一种新的经济机制的地方，恰恰处于经济的底部，处于劳动组织自身之中。但问题不仅仅是企业的内部组织，只要占有仍然是由市场决定的并且占有仍隶属于原有的规则，即使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重新占有是必要的条件，也不会是充分的。自由联合中的自由不仅意味着民主的组织，而且也意味着从“经济的”强迫中解放出来。

建立一个与目前资本主义企业的分层结构不同的直接生产者的民主组织，在某些方面很简单。在某种程度上，即使资本主义的公司也能够提供某些可供选择的结构，例如“团队观念”。事实上，团队观念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民主，因为它实际上在资本主义企业中起作用。但是，即便拥有最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团队”，这种企业也不是由在其中工作的那些人的自决的目标所支配，而是由强加于他们身上的需求来支配的，甚至不是由多数公民的需求和愿望所支配，而是由资本主义市场本身，是由竞争、生产力和利益最大化的规则强加的雇主的利益和强迫所支配的。当然，工人仍易受到解雇、工厂倒闭等市场根本原则的攻击。至少，这些新的组织模式不是被设想为民主的新形式，没有使组织对工人或者对整个共同体更加负责，而是恰恰相反，这些新的组织模式被设想为使工人更加积极响应组织的经济需求的手段。这些组织不能满足最基本的民主准则，既然“人民”——既不是工人也不是整个公民团体——在所有意义上都不是独立自主的，那么组织的基本目的也不是提高其成员享有的生活平等，更不是追求他们为自己设立的目标。

甚至连工人直接管理本身也不会避免向市场让渡权力。在美国，你只要收听围绕买断（buy-out）联合航空公司的争论，就能够理解这一问题。工人能够聚集起来捍卫其投标的最强有力的证据是他们对市场需求所作的反应并不比他们的资本家雇主少——包括必须要以倒闭和解雇原则为先决条件，因为没有这些原则，市场就不能承担其作为调节器的功能。

新近的、更加民主的企业和工人接管的方式本身就很值得称赞，它们还是其他更多事物潜在的基础。但是，即使所有的企业都这样被接管，仍然存在把它们从市场需求中分离出来的问题。目前，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中，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某些手段和制度无疑是有用的，但是经济的推动力不会从市场中产生，而是从生产者自发的联合体内部产生出来。如果经济的动力需要从民主的企业内部寻找，需要从自发工人本身的利益和目标中寻找，那么，应当寻找把那些利益和目标控制在整个经济管理以及适当存在的大的共同体中的形式。并且那意味着，首先要设计出在企业中交互作用的各种形式。

我并不想假装知道答案。但是与通常一样，首先需要明确问题。因此，我们才刚刚开始依据当前争论的状况进行判断。目前我只想强调一点：我们所要寻找的并不仅仅是新的所有制形式，还要寻找一种新的动力机制、一种新的合理性、一种新的经济逻辑；并且，如果我所想的是事实，那么最有希望的出发点存在于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重新占有的民主生产组织中。因此，需要强调的是，取代作为动力机制的市场合理性的好处，不仅会使工人，而且会使所有服从于市场需求结果的人都得到的更多，从他们对工作和休闲条件的影响——实际上正是时间组织本身——到他们关于社会生活质量、文化、环境以及普遍的“超经济”利益。

同时，当前的市场逻辑正在对那些左翼（按照它目前的组成）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毫无准备的事情产生着直接影响。那些应该使西方资本主义复兴的进展——欧洲一体化和北美自由贸易——似乎正在为资本与劳动之间新的阶级对立创造条件。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设立，显然是为了压低美国的劳动条件，使之与邻国墨西哥的劳动条件聚合。欧洲一体化正在削弱各种机制——例如赤字和货币贬值——正是通过这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在过去才能够适应工资增长并缓冲失业压力。

这些后果已经表现在欧洲大量的劳工动荡以及工会的不断政治化方面——最为显著的是在德国。同时，作为亚洲“奇迹”之一的韩国，目前第一次经历一种“现代”阶级政治，而俄罗斯和所谓的“新的民主主义国家”，也因推行市场规则而成为了阶级冲突频发的地区。当左翼政党放弃了阶级政治领域，而新的后左翼也开始去寻求“身份”时，应对这些发展的政治和智力的资源在哪里？例如，由于资本主义的调整增大了沿着错误的阶级路线的张力，并且创造了新的不安全和脆弱的劳动形式，那么用什么来填补因工人阶级政党背叛而留下的政治真空？更加极端的右翼能吗？

没有人能够否认，“新的世界秩序”赋予了左翼一种全新的任务，正像为其他人所安排的那样。但是苏东共产主义的解体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的危机，也不是唯一需要认真“反思”的划时代变革。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演变的同时，资本主义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迄今为止，资本主义所采取的主要解决方案都是相互矛盾或者违背自己利益的。“灵活的”市场通过破坏它自身的基础，提高了弹性和竞争，因为它从市场中减少了消费者，而“社会”市场，通过服从资本主义规则，为其自己赋予资本主义人性的能力设定了严格的界限。我们不得不从当前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汲取的教训是，一种人道的、“社会的”、真正民主和平等的资本主义，是比社会主义还要不切实际的乌托邦。

正如我写到的，据估计，加拿大40%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或处于没有保障的兼职状态，或处于合同雇佣之下。在美国，20%～30%的劳动力只有部分时间被雇佣或者签订有限合同，更不用说大量的、不断增长的从事低工资、专职工作的人数。关于工作方式，特别是美国工作方式的改变，参见菲利普·麦特拉（Philip Mattera）的《繁荣的丧失》（读书，美国麻萨诸塞州，1990年）。↩
关于当代经济中的教育，参见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的《教育的经济价值：教育的经济学研究》（奥德夏特，1992年）。↩
参见《金融时代》中《成本限制促使大陆移动》一文，1992年8月25日。象征性的例子是大规模集成电路，一个美国半导体制作者，首先被高技术劳动力和慷慨的税收激励吸引到欧洲，后又决定关闭其德国工厂，转移到远东。↩
例如，罗勃特·海尔布伦纳关于这些变化的评论，使凯恩斯主义（Keynesian）的解决方案不那么切实可行了。海尔布伦纳坚持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学习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精髓”，但他同时指出，现今持续的失业，不论在其起因还是牵连方面，看起来都不像凯恩斯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可以通过“广泛的投资社会化”来医治的疾病。它们之间的结构性差别之一是，“通货膨胀压力在凯恩斯时代并不十分显著（很少为人所知）”，并且可能会减弱所有大胆恢复计划有益影响的“市场的国际渗透”。它表明了经济努力的国际协调的必要性——一个远非我们力所能及的目标。参见《一个改革者的行动》，载《纽约书评》1994年3月3日，第9页。↩
我向读者谈及我的朋友、同事和以前的学生戴维·麦克纳利（David Mcnally）的著作，他在《反对市场：政治经济学、市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判》（伦敦，1933年）一书中，特别是在第六章中清楚地说明了市场作为一种值得赞美的、透明的调节器的含义。↩
理解马克思的生产阶级概念的一个好的起点是他的“集体劳动者”概念，这一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包括一个广泛变化的工人，既包括蓝领也包括白领，处于创造过程的各个点上，并且认识到资本占有的剩余劳动（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参见彼得·梅克森的《超出问题的边界》一文，载《新左派评论》第157期，第101～120页。）正是这一阶级的自我解放构成了社会主义，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废除，“生产者”的本性当然将不再由他们对资本生产的贡献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