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一位热忱的捍卫者
宋治德 译
刊于英国《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月刊，2016年2月号
Ellen Meiksins Wood (1942-2016)
编按：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以温馨的记忆，回顾刚于上月去世的艾伦·M·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的一生，还有她早年所识别出的并加以批判的「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她对「政治马克思主义」具争论的分析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艾伦·M·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于1月去世（译者按：2016年1月），享年73岁。她是上一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她对于追求理论的清晰度，兼持严格的许诺和深厚的政治热忱。这些特质，可从她介入讨论而初步为她带来广泛关注的、于1986年出版的《从阶级退却：一种新的「真正」社会主义》（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著作里，清楚地呈现出来。
在这书里，她把批评矛头指向那时初步形成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流派。她针对这样一群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在1960年代的运动高潮时期强烈地认同马克思主义，但现在向了右转，他们其中有拉克劳（Ernesto Laclau）、墨菲（Chantal Mouffe）和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就如拉克劳和墨菲斥责的所谓「阶级主义」（Classism），他们认为社会不是由社会生产和阶级对抗所形构的，而实际是由不同的、分散而多元的话语和习俗所形成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左翼对于既存社会，不要再想什么以社会主义来取代，而是应该争取一个更为民主的型式。
这并非一个纯粹的学术争论。在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对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发动攻击的背景下，这加强了工党的金诺克（Neil Kinnock）领导所要推动的路线，其最终导致布莱尔的诞生。伍德这书，发表在1984至1985年煤矿工人大罢工失败之后，清楚地驳斥了后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创造了一个兼具非化约性和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动案例。这书获得了多伊彻纪念奖（Deutscher Memorial Prize）。
《从阶级退却》有几方面，代表了伍德更为重大的成就。首先，即使她作为加拿大人和在多伦多的约克（York）大学教了多年的政治理论，伍德这书为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左翼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她花了不少的时间在伦敦，和交了很多朋友。
第二，她确定出，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的理论崩解后的其中变种，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1960年代的巴黎，阿尔都塞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哲学流派进行调和，寻求融合语言和社会、以及将主体视为社会结构的作用。为此，阿尔都塞为后马克思主义敞开了方便之门。伍德像哈曼（Chris Harman）在「国际社会主义」传统里的立场，她认为要维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内涵，拒绝阿尔都塞的理论是必不可少的。她站在伟大历史学家汤普森（Edward Thompson）的立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版本。但另一位历史学家提供了伍德重要的理论参考点，她1981年发表《在资本主义下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分离》（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under Capitalism）的文章，强调了布伦纳（Robert Brenner）作品的重要理论意义。
布伦纳对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两大广泛具争议的论题，取得了理论上的进展。首先，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欧洲初期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对于资本主义初步在欧洲占了优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关键转变的发生——如英国例子——不是在城市或国际贸易的领域（如此前的一些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倾向认为那样），而是以农业资本主义的关系在农村出现。
对布伦纳其中的一个批评，如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伊·布瓦（Guy Bois）所提出的，形容布伦纳的理论为「政治马克思主义」，其为「历史的唯意志主义的版本，将阶级斗争脱离于其他所有的客观偶发事件」（译按：作者这里引用的伊·布瓦文章，少了「客观」两字，见Brenner Debate, p.1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但是，伍德却接受了这个标签，认为它代表了与那种将历史化约为生产力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版本的决裂。
伍德指出政治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概念。首先是要小心分析在特定社会里普遍存在的财产关系的性质——粗略而言，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生产的社会关系，对于生产手段和劳动力的经济控制形式而引致不同组类的阶级关系。伍德对主流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所持的批判立场，是他们缺乏辨识出对普遍存在于社会的不同的财产关系其所相异之处。
第二，伍德强调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她认为资本主义相比其他经济体系有非常不同的逻辑。特别是，在跟随布伦纳的主张方面，她强调资本主义不能等同为市场的普遍存在。市场在许多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已经存在，但在那里没能形成生产。资本主义由以下的事实区别开来：资本家和工人只能透过在市场上的有效竞争而成功地再生产他们自已。这迫使资本主义企业不断为提升劳动生产率而投资于技术的创新，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伍德的一个结论：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地对人类历史倾向推想出一种资本主义的非常特定的结构。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不是——如她的同胞加拿大哲学家柯亨（G.A.Cohen）所言——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是特定存在于资本主义。此外，资本主义的特质是系统地将经济从政治分离出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是透过「经济之外的强制」手段——例如，封建地主对他们的农民施加的政治和司法的权力。
相反在资本主义，伍德在跟随布伦纳的主张上，称之为工人的「市场依赖」导致他们向资本出卖他们的劳动力，而因此屈从于被剥削的状态。结果，经济和政治关系能够在制度上互相分离开来（这在之前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此基础上，伍德和那些受她影响的——因她出色的智力和她作为老师的气质吸引其他人围绕她而形成的鲜明学派——认为不止是资本主义是特殊的，即使围绕它周边并没多许多类似的东西。所以，伍德否定意大利的城邦或近代初期的荷兰是资本主义的。而决定性的改变，是16和17世纪在英国出现的农业资本主义。而建基在「经济之外的强制」的旧制度，已存在了一段长时间，因此，政治马克思主义者否定1789至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而认为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要到更为晚后才普遍存在。
这是一种有力的、重新想象的历史唯物主义。当然，这里有许多的争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哈曼、巴纳吉（Jairus Banaji），则坚持商人的中心地位和世界经济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在对待国家介入经济方面，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趋向是视其为建基在「经济之外的强制」的、前资本主义式财产关系的一种持久性的象征，这观点碰上当代资本主义的国家其非常活跃的角色时，则是如坐针毡。
但这种分歧比起伍德的原创性和多产性，显得次要了。她作为一位学者，兼具分析上严谨和在历史知识方面博学的特质，这些都在她的著作中令人印象异常深刻地展现了出来。或者，我最喜欢她的著作是《农民–公民和奴隶：雅典民主的基础》（Peasant-Citizen and Slave: The Foundations of Athenian Democracy），伍德在此书里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典型古代是建基在奴役之上的诠释，她为此对雅典城邦提供了独到的社会基础的分析，并将一些大哲学家例如柏拉图称之为古代民主的阶级敌人。
在她未完成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系列研究中，其中有两卷问世了：《公民到贵族：古代到中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Citizens to Lords: A Social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from Antiquity to the Middle Ages）和《财产与自由：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Liberty & Property: A Social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from Renaissance to Enlightenment）。在政治哲学这块领域，伍德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政治哲学家，这里当然是她的主场，但一位有影响力的知识界历史学者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则占据了她这领域不少位置——尤其在她有关早期近代思想的第二卷著作里。斯金纳著名的是，他坚持理论上的文本必须置放于它们的政治对话脉络中来理解，才能产生贡献。
伍德相比斯金纳的本质唯心主义的方法，进行更为彻底的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实践，这里指的语境是由话语和「语言情境」所组成。她理解的「政治思想的社会史」，是带着更差异独特的唯物主义方式来理解语境。伍德运用了她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对财产关系的理解中所锻造出的锐利工具，以此来对主流历史学家所提出的「现代性」、「共和主义」和「启蒙运动」的粗糙臃肿的分类，进行了细致的切割和剖析。因此，她拒绝像政治学家那样的响应而视为一种无差别的「商业社会」的兴起，而坚持（例如）有专制的法国和资本主义的英国两者的不同路径。
有人有时或会批评伍德这种识辨——这建基于她的政治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兴起——过于尖狭，致将欧洲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架设成彼此之间的距离过于迢远。但人们仍然可以从她的论证之中，欣赏她对历史的深邃理解和分析的洞察力。
伍德坚持：「政治思想的社会史所提出的问题，是在政治领域之外有关社会的进程、关系、冲突和斗争，它们如何形塑政治领域自身。」这里没有其他能比英国革命突出的时期更清楚地显示出来，平等派（Levellers）的由人民民主改变的主张设下了问题的氛围，其促使了霍布斯和洛克寻求一种有利于新兴资本主义发展的回答。
她这方面的才能，在一些作品里展示出更为直接的政治运用，例如在她的文章——《公民社会的使用和滥用》（The Uses and Abuses of Civil Society），对当代自由主义的意识型态的主要概念进行了拆解，以及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于2003年出版的《资本的帝国》（Empire of Capital）。
让我以一个个人的记录作为本文的结束。艾伦与我在有关理论的课题方面，在印刷文字上已有过多次的交锋。她曾称我为「严苛的批评者」。但多年前，我们曾一起在马田·多伊彻（Martin Deutcher）（多伊彻和塔玛拉（Tamara）的儿子）的家里度过了一个晚上。马田是位严重残疾人士，终此一生都住在他父母的旧单位内，四周只有他父母留下的书籍、卷宗和照片。他邀请了艾伦和我到他家一起享用中式外卖的餐点。
我在这奇特的而略带忧伤的场景，强烈地感受到艾伦的善良、耐性、热情和人道。在我们离开到地铁站的路上，我们同意这一晚是个对我们大家所有共同之处的回忆。这就是我怎么都会记着她！
译按：本文译自英国《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月刊网页，2016年2月号之文章。原文连结：http://socialistreview.org.uk/410/marxism-loses-passionate-champion#.Vq_SA_DXW1s.twitter
伍德文选连结：http://www.versobooks.com/blogs/2446-a-selection-of-the-works-of-ellen-meiksins-w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