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艾伦·梅克辛斯·伍德 “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和滥用 （1990） 尽管退却中的左派目前的理论倾向多种多样，但他们却共享一个特别有用的概念即“市民社会”。在历经变迁之后，这一通用的概念已经成为左派中最流行的一个术语。它既包括了范围广泛的解放理想，又成为政治退却的一种辩护词。无论它在捍卫人类自由反对国家压迫抑或在为被“旧”的马克思主义左派所忽略的社会实践、机构和关系划出一个活动场所方面多么富有建设性作用，但“市民社会”现在正面临着变为资本主义的辩护词的危险。 1．市民社会思想：一个简短的历史回顾“市民社会”这个很特殊的现代概念——这一概念在18世纪首次系统地使用——是与早期的“社会”观念大不相同的东西：市民社会代表着人类关系和活动的一个独特的领域，它不同于国家和家庭，而是一种特定的经济关系网络，是市场机制活跃于其中的领域，也是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场所。这种市民社会概念出现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是现代国家思想的出现，市民社会完成概念上的分化需要有一种自主的经济的出现，这种自主的经济乃是从构成专制主义国家之特征的政治和经济的统一体中分离出来的。 当黑格尔建构他的概念上的二分法时，英国资本主义经济为他提供了市民社会的模型。“市民社会”在黑格尔那里并不专指经济组织，但现代经济却是它的基本条件。对黑格尔来说，同时保持个人自由和国家“普遍性”的可能性有赖于一个新的阶级和新的社会存在领域的出现；这就是一个独特的和自主的“经济”。正是在这个新的领域中，公和私，特殊性和普遍性在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领域中通过私人利益的相互作用得以相遇。 马克思通过否认国家的普遍性并坚持认为国家表达了市民社会及其阶级关系的特殊性而改变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间所作的区分。这一发现推动他将毕生精力用于考察市民社会的解剖模型。对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来说，国家和市民社会在概念上的分化只是一个前提条件，分析的结果则是使黑格尔的区分失去了合理性。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元论或多或少地从政治论述中消失了。 这就需要葛兰西对市民社会概念加以改造来使它重新成为社会主义理论一个中心的组织原则。这一新的阐述的目的在于说明西方立宪国家中政治权力的复杂性，以及由于阶级权力分布于整个社会及其文化实践之中而给解放斗争带来的困难。葛兰西因此用市民社会的概念标出了斗争的新领域新形式，它使反对资本主义的战斗不限于针对它的经济基础，而且也指向它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基础。 2．市民社会：一个新偶像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武器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适应。尽管求助于他的权威已经成为“新修正主义”的一种老生常谈，但这一概念目前的用法已不再具有这种明确的反资本主义的意图。它现在获得了一系列新的含义和影响，有些对左派的解放纲领具有正面影响，其他一些则很少有此作用。可以总结出两种互相矛盾的趋向：市民社会的新概念表明左派已经从自由主义那里学到不少关于国家压迫的危险的教训，但我们似乎忘记了曾经从社会主义传统中习得的关于市民社会的压迫的教训。一方面，对市民社会的倡导正在加强我们对非国家机构和关系的捍卫以对抗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们正倾向于削弱我们对资本主义强制力的抵抗。 “市民社会”概念正被用来服务于如此之多的目的以致难于单独划分出一个同它相联系的思想流派来；但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相同的命题。“市民社会”一般倾向于被等同于国家之外一种自由（至少是潜在自由）的领域，等同于自主性、志愿性协会、多样性甚至是冲突的活动空间，它们得到西方演变至今的“形式民主”的保证。这一概念也意味着将资本主义体制（或“经济”）化约为复杂多样的和异质的现代社会众多领域中的一个领域。“市民社会”概念可以以两种主要方式中的任何一种达到上述效果。它可以被用来标明多样性以反对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制；或者更常见的是，它可以将“经济”包容在一个由多样化的非国家的机构和关系组成的更大的领域之内。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形中，重点是强调社会关系和实践的多元性，资本主义经济在其中只是众多的社会关系和实践中的一种。 目前流行的主要的用法——这也是本文讨论的焦点——是以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别为出发点的。“市民社会”通过这种区分而加以界定。在这一定义中，“市民社会”涵盖了范围广泛的一系列机构和关系，从家庭、工会、志愿性协会、医院、教会到市场，资本主义企业甚至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重要的对立物简单就是国家与非国家，或曰政治与社会。 这种二分法明显地同强制和自由或自愿的行动之间的对立相对应，前者体现在国家的行动中，后者则属于市民社会的特性。市民社会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和以不同方式被国家所淹没或遮蔽，不同的政治体制可能根据非国家领域自主的程度而变化。倡导把国家和市民社会区分的人们一般认为这样做有两大好处。首先，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国家压迫的危险和认识到为国家活动建立适当的界线的必要性，其方式是在社会中组织和加强与国家相对抗的力量。换言之，它恢复了对政治权力的界线和合法性的自由主义的关切，特别是对通过社会的自由结社和自主性组织控制这种权力的关怀，而这些正是左派的理论和实践常常忽略的。其次，市民社会的概念承认并颂扬差异和多样性。这种新的多元主义促使我们去关注一系列机构和关系，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由于全神贯注于经济和阶级问题而忽略了这些机构和关系。 恢复这种概念上的二分法的刺激因素来自几个不同的方面。最强烈的刺激现在无疑来自东欧，在那里“市民社会”已经成为反对派力量反抗国家压迫的思想武库中最重要的武器。在这里问题相当清楚；国家——包括政治和经济统治机关在内——可以被明确地同国家之外的自由（或潜在的自由）活动的空间划分开。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对立，可以说完全符合团结工会和党国之间的对立。 无需多说，共产主义国家的危机也给西方左派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同其他影响汇聚在一起。这些影响包括：社会民主党及其对作为社会改良代理人的国家的无保留的信仰的局限性，以及由各种社会运动发起的解放斗争的兴起。这些社会运动不以阶级为基础，它们对常被传统社会主义左派所忽略的人类经验的一些方面反应灵敏。对来自国家的危险和人类经验的复杂性的日益敏感已经同一系列行动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内容包括从女权主义、生态与和平问题到立宪改革等各方面。这些活动中的每一项都常常利用了市民社会的概念。 没有哪个社会主义者怀疑这些新的敏感问题的价值，但是对于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这些问题的这一特殊方法人们深感忧虑。我们要为“市民社会”这一无所不包的概念付出沉重的代价。它所混淆和掩盖的东西和它所揭示的东西一样多。在东欧，它可以被用来把握一切东西，从捍卫政治权利和文化自由到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市场化甚至资本主义的重建均包括在内。“市民社会”可以用作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或掩蔽物，市场可以用其他较少含糊的东西如政治和思想自由混在一起作为一种明确的令人向往的目标来追求。 但是如果这一概念性战略的危险和将市场置于“市民社会”的自由空间之内的危险在东方斯大林主义压迫这一庞然大物面前并不明显的话，那么在西方面临的问题则完全不同，在那里资本主义实实在在存在着，同时国家压迫不是一种压倒其他社会弊病的直接和重大的恶魔。因为在这种情形中“市民社会”被用来涵盖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存在的一系列社会现实，这一用法的某些重要方面甚至更成问题。 在这里，危险在于下述事实，即资本主义的总体化逻辑和强制性权力变得看不见了。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体制被简化为众多的机构和关系中的一种，并同家庭和志愿性协会在概念上同等对待。批评马克思主义“简化论”或“经济主义”是“市民社会”论点的一种典型策略。据说马克思主义将“市民社会”简化为“生产方式”或资本主义经济；市民社会中其他机构的重要性被贬低了。这种论点是一种循环论证和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要否定资本主义总体化的逻辑，仅仅说明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的多样性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历史上和实证经验上驳倒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对其他机构和关系的决定性影响的观点。但他们只是进行抽象的哲学争论，或更常见的是从道德上说明贬低人类体验的“其他”领域的危险。 资本主义被简化为与“其他”单个的或特定的机构等量齐观的形式并消失在概念的夜幕中。将资本主义消融进缺少结构分化的社会制度和关系的多样性之中的策略不仅削弱了“市民社会”分析的和规范的力量，而且也削弱了它分析权力的界限和合法性的能力以及它在指导“新社会运动”方面的功用。目前的理论使我们无法认清特殊意义的“市民社会”乃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一种社会形式，它是一个系统的整体，所有“其他的”制度均置身其内，所有社会力量都必须在它里面找寻自己的道路，它是一个特定的，前所未有的社会权力领域。它提出了全新的有关合法性和控制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传统的国家理论和当代自由主义均未曾探讨过的。 3. 资本主义、“形式民主”和西方社会的特殊性“市民社会”倡导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一项主要指控是后者将西方的“形式民主”——保证“市民社会”自由空间的法律和政治形式——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市民社会”被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从而危及民主自由。他们声称，危险在于我们试图把孩子同脏水一起泼掉，在拒绝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将自由民主拒之门外。他们认为，我们应当承认形式民主的益处并通过将个性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与资本主义相分离来将这些原则发扬光大，依此达到否认资本主义是推广这些原则唯一的或最好的工具的目的。 我们完全可以在承认“形式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历史的和结构的联系的同时认识到公民自由的价值。对这些联系的理解既不会迫使我们贬低公民自由的价值，也不会迫使我们接受资本主义是维护个人自主性唯一的或最好的工具的想法。真正危险在于看不到这种联系或误解其特征，从而妨碍我们对资本主义和民主的了解。 形式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历史的和结构的联系可以根据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分离来阐述。然而，它取决于我们如何阐述这种分离和实现这种分离的历史过程。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将这种分离视为一个纯粹进步的过程，马克思则看到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另一面即剥削关系的发展和生产者同生产条件的分离等。新左派重复了旧自由派的观点而没有论及这一过程黑暗的一面。 匈牙利学者杰诺·斯苏兹（Jeno Szucs）最近出版的著作提供了这种历史阐释的一个范例。他认为西方民主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国家同社会在结构上的分离，这一分离过程根源在于西欧的封建主义。在封建的分裂化过程中，旧的政治从属关系让位于领主和陪臣之间的契约关系，领地上通行的是习惯法而非集权化的法律，中世纪西欧由此生了“社会”这一自主性的实体。 这一历史观无疑包含有某些真理，但它的视角却充满偏见。这里充斥着自由主义历史观的老生常谈：文明的进步乃是个人“自由”和“尊严”的提高；首先要关注的是个人或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乃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倾向于将文明的进步和民主本身与有产阶级地位提高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 对同样一系列历史事件和过程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西方和东方国家形成方式的差异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罗马的私有财产制度在东西方的分野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古罗马文明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对作为一种占有方式的私有财产权和大地产所有制的强调（在中华帝国晚期尽管存在着高度发达的私有财产制度，但大宗财富和权力仍保留在国家手中）。正是在古罗马私有财产制度遍及帝国各个角落，它依靠“地方自治”制度而非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统治，这种地方自治体制有效地组成了一个地方寡头联盟。其结果是强大的帝制国家和享有自主权的有产阶级的独特的结合，强有力的国家同时鼓励而非阻挠私有财产的自主发展。简言之，正是在罗马私有财产作为社会权力的自主的中心与国家相分离同时又得到国家的支持。权力的私有化已经在罗马的产权制度和地方自治制度中内在地存在着。当中央政权瓦解之时，私有财产自主的权力仍然存留下来。旧的政治从属关系让位于封建领主制，后者在其领地上集政治与经济权力于一身。由此看来，西方的发展可概述为权力关系和支配权从国家转向社会，国家压迫让位于社会压迫。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这种新的劳动分工也为私人占有同公共责任的逐步分离奠定了基础，这种分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以完成。资本主义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强制形式即市场，市场不只是机会、自由和选择的领域，而且也是一种强迫、必然性和社会纪律。它能使所有人类活动和关系服从它的要求。 4．“市民社会”和民主的贬值在古希腊，民主意味着平民的统治。在那里剩余提取权或经济剥削权同司法和政治权密不可分，公民身份同剥削者身份重合在一起。资本主义制度第一次使纯粹“形式”上的政治领域及形式上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成为可能。随着民众闯入政治领域，民主概念开始失去其社会意蕴而转向程序上的或形式上的标准。这样就使得统治阶级在宣布遵守民主的原则时不用担心危及其统治。自由主义的纯粹“形式”的原则现在被等同于民主本身。 “市民社会”论者坚称我们不应允许人类解放的概念受制于把“形式民主”和“资本主义”相等同的作法。然而具有讽剌意味的是这种观点由于模糊了二者的联系而起到让资本主义限制我们对民主的理解的作用。如果我们将人类解放仅仅看做是自由民主的扩大，那么我们最终会同意资本主义毕竟是它的最可靠的保证。 国家和市民社会在西方的分离自然导致新的自由和平等形式的出现，但它也带来了新的统治和强制模式。现代世界的市民社会构成一种新的社会权力形式，在这里许多曾经属于国家的强制职能被重新安置于“私人”领域。它代表着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在那里占有、剥削和统治同公共权威和社会责任相脱离。 “市民社会”赋予私有财产及其所有者对民众及其日常生活以指挥权，这种权力无须对任何人负责，对此许多古老的独裁国家都会羡慕不已。那些超出资本主义企业的直接控制结构或外在于资本的政治权力的活动和体验，则会受到专制的市场、竞争和获利的必然性等力量的支配。市场是一种强制性力量，能够使所有人类的价值、活动和关系屈从于它的命令，任何古代专制帝王都不能希望像市场一样无所不至而且精细周密地侵入臣民的私人生活（他们的选择、爱好和关系），不但在工作场所，而且达到生活的一切角落。换言之，强迫已经成为市民社会的一个构成原则。 这一历史的现实倾向于破坏目前的各种理论所要求的简单的区分，这些理论要求我们把市民社会作为自由和志愿性活动的领域来对待，尽管它还不是尽善尽美的，因为在其内部还存在着各种压迫形式。但这些压迫被作为市民社会的功能失调来对待。从原则上讲，强制属于国家而市民社会则是自由的根基之所在。按照这类观点，人类解放系由市民社会的自主性、它的扩展和充实、它从国家控制中获得解放及受到形式民主的保护等内容组成。构成市民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剥削和支配关系已从这种观点中悄然逝去。 5．新多元主义与“身份”的政治在复兴市民社会的努力中对自由主义的重新发现因而具有二重性。它旨在使社会主义者对公民自由和国家压迫的危险更为敏感的一面值得赞扬。但对市民社会的崇拜也倾向于再生产自由主义的神话，掩盖市民社会的强制和模糊国家压迫植根于市民社会中的剥削和强制关系这方面的内容。那么它对多元主义的供奉又怎样？市民社会概念在分析社会关系和“身份”的多样性方面命运如何？ 对市民社会及作为其代表的差异和多样性领域的崇拜是各种新“新左派”共同关注的事情。如果有什么东西把各种“新修正主义”——从最抽象的“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到“新社会运动”的行动主义——统一起来的话，那就是对多样性、“差异”、多元化的强调。新多元主义在三个方面超越了传统自由派的观点：(1)它的多样性概念考察到“主体性”或“身份”的心理深处，并考察到“生活方式”的整体；(2)它不再坚持认为一些普遍的、缺少分化的权利原则可以适应于各种群体和生活方式；(3)它认为当代世界的特征不是总体化的、同质的资本主义而是独特的、异质的“后现代”社会，因而要求使用新的、更加复杂的多元论原则。易言之，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多样性和差别已经融化了一切旧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旧的一致性特别是阶级的一致已被打破，建立在其他身份和反对其他形式压迫基础上的社会运动急剧增加。与此同时，这些发展也极大地扩展了个人在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选择范围。左派需要歌颂差异，承认压迫和统治形式的多元化和解放斗争形式的多样性，了解民众不同的需要和体验。 以上是对一个巨大的左派理论思潮公正的概述。这理论走向是推动我们放弃社会主义的思想或至少将它置于涵盖范围更广的“民主”的范畴之下。“民主”这一概念不像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那样优先考虑阶级而是对所有压迫一视同仁。 作为一种一般原则，上述观点有值得肯定之处。没有哪个社会主义者怀疑差异的重要性或需要被废除的压迫形式的多样性。同时民主是而且也应当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意。但是一种解放理论不只是各种一般原则和良好意图的总汇，它还应包括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性考察和有关需要克服的障碍和斗争的条件等方面内容的图画。一种解放理论应带领我们超越支持现存的统治和压迫的有局限的和神化了的意识形态范畴。市民社会的崇拜和新多元主义对后两个方面无所助益。 很难设想阶级差别可以同其他差别相提并论，也很难设想没有剥削和统治的阶级差别的存在。我可以设想一个存在性别和种族差别的民主社会，但拥有阶级差别的民主在我看来在概念上是自相矛盾的。这表明“认同”概念掩盖了阶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存在的重大差别。以平等概念而论，阶级不平等的废止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但废除性别和种族差别并不必然以废除资本主义为先决条件。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可以使所有社会关系屈从于它的要求并出于阶级剥削的利益而强化和利用种种不平等和压迫形式，尽管后者并非它创造出来的。形式上的平等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差别问题，尽管它在解决其他类型差别上有其作用。“复杂性”或“多元论”的概念因无法应付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总体性问题而陷入困境，这种总体性由阶级剥削构成但又影响着一切社会关系。如果我们承认应赋予阶级剥削以不同的历史地位，承认阶级斗争不仅会推动阶级解放也会推动其他解放斗争，则会同新多元主义的基本原则相抵触。新多元主义使我们去适应和接受资本主义而不是同它作斗争。 新旧多元主义都起着否认资本主义是一个系统的整体或否认它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存在的作用。他们在坚持资本主义社会非同构型的时候失去了对它日益增强的实现全球趋同化的权力的洞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多元主义以承认压迫形式多样性要求对自由和平等具有多重观念开始，却以使这些差别趋同化而告终。多元性代替了差别。这里甚至出现了更奇怪的事。新社会运动一个重要特征是与各种形式的权力关系相对抗。然而在作为新社会运动代言人的这些理论中我们却发现一个概念框架，这一框架如同旧多元主义一样具有使构成资本主义内核的权力关系隐而不现的效果。 最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资本主义系统化和总体化逻辑最新的否定，在某些方面乃是对它力图否定的事物的一种反映。目前对“后现代”的多样性和分裂化的关注无疑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一种反映，但是通过扭曲的意识形态透视镜的观察。它代表着终极的“商品拜物教”、代表着“消费者社会”的胜利，在这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掩盖了深层的系统的统一性和在创造多样性同时强加一种更深层的和更加全球化的同构型的刺激因素。 这些理论发展的真正问题在于它们不能批判地分析资本主义，因为它将整个问题都扫到地毯下面去了。社会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没有资本主义，我们也毋需社会主义。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分散的和不确定的民主概念，这一概念不针对任何特定的社会体制。所剩下来的不过是一种互不联系的多元压迫形式和互不联系的多重解放斗争形式。这里出现另一幅讽刺画：它所宣称的是比传统社会主义更加具有普遍性的纲领，但实际结果并非如此。取代社会主义的普遍纲领和反对阶级剥削的斗争的一体化政治的不过是一种基本上互不联系的多元化的和特殊的斗争。 资本主义由阶级剥削构成，但资本主义又不仅仅是一种阶级压迫的制度。它还是一种冷酷无情的总体化过程，这一过程影响着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可以想见的方面，同时也影响着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而不仅仅是相对富裕的资本主义北方。别的姑且不论，甚至资本的十足的权力都可放到一边，只要指出资本主义通过使生活的各个方面商品化而使所有的社会生活服从于市场的抽象要求这一点就够了。这是对我们有关自主性、自由选择和民主的自我管理的理想的无情嘲弄。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提出一种概念框架使资本主义体制隐而不见，或将它简化为众多彼此割裂的现实中的一个方面，无论在道义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无法接受的，尤其是当这种体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渗透力，更为全球化时就更是如此。 让我们尽力保有多样性、差别和多元化；但不是这种未曾分化的和缺少内部构造的多元主义。我们所需要的多元主义承认多样性和差别原则，这种多元主义同时也承认历史的真实。这种历史的真实不否认资本主义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同时可以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基本关系与伴随资本主义其他关系而来的其他类型不平等和压迫之间的差别，能够阐明它们在资本主义系统的逻辑中的不同地位，因而也能阐明它们在反对资本主义斗争中所扮演的不同的角色。社会主义纲领应通过吸收新社会运动的资源和见解而得以充实，而不应求助它们来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分裂状态进行辩解从而使自己贫瘠化。我们不应将对人类经验和社会斗争的多元性的尊重同完全消除历史因果律的作法混为一谈，对于后者来说除了多样性、差异和偶然性外什么都不存在，没有统一的结构，没有运行法则，没有资本主义因而也没有对它的否定，更没有人类解放的普遍纲领的存在。 （编译自英国《社会主义年鉴1990年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