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艾伦·梅克辛斯·伍德 对斯文兰登的回应 （1996年2月） 编者按：
引发起斯文兰登（A. Sivanandan）同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的论争的是后者在1996年七、八月合刊的《每月评论》上发表的一篇《现代性、后现代性，还是资本主义？》的文章。她在文章中批评了那种认为自七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已发生质变、现代性已为后现代性所取代的观点。 后现代主义者一直把资本主义的许多罪恶，归咎于启蒙时代（Enlightenment）的理性主义、技术中心论、一种深信单线进步与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世界观。后现代主义认为，七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变了质，那么现代性亦随之而一往不返了。我们已进入后现代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已化整为零，其中没有一个因素起主导作用，因而不可能从中概括出一个涵盖一切的统一理论。据此，自然也谈不上能够产生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解放人类的理论。 伍德则否认资本主义已然发生质变的观点。但是她主要不是直接谈论这一点，而是斧底抽薪，从根本上质疑那种把启蒙哲学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观点。她认为，启蒙哲学恰恰不具有资本主义性。恰恰相反，它本身是非资本主义的。甚至到了十八世纪的法国，作为启蒙时代的主要社会基础的城市自由民、或中间阶级（bourgeoisie）还不成其为资本家阶级（capitalist class）。法国大革命中的中间阶级的革命派，主要是专业人员、公职人员及知识分子。他们同皇朝的吵架，同争取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没有多少关系。中间阶级拿来对抗封建主义的血统论、身份论的，就是普世性（universalism），即人人平等、人权适用于一切人，公民概念等等，而这种普世性同资本主义没有必然关系。只要看看同期的英国就可以知道分别了。英国的资本主义比法国的发达，可是，英国并没有产生普世性的观念，而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思想：政治经济学，一种不是追求人性的改进的哲学，而是对生产力与利润的追求的经济学，一种致力把劳动置于资本之下以求生产效率之提高的学问。所以，伍德强调，把启蒙时代关于解放人类的普遍理论当作是资本主义思想的来源，因而要将它连同资本主义一起否定，是错误的。 伍德认为，变了质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在战后繁荣长大的那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感到，那个“常态”的资本主义已随着长期衰退而一往不返了。这个改变对他们的心理影响无疑是很大的，这就是为什么不少人变成后现代主义者。 来源：《先驱》第44期，1997年6月 全球化？我对我所写的后现代文章引起斯文兰登这样的愤怒感到抱歉。由于我极敬重他，而且我们大体上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我的文章引起这么大的歧见，肯定是我的沟通技巧极坏了。尽管如此，我仍认为缺乏沟通只是问题的一部份，斯文兰登不但忽略我的论点，更重要的是，他不明白我们当前所处的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时期。 斯文兰登反对我的似乎主要是我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单一、永恒不变的制度。其实，我的意见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在变化的制度。即是说，当我们处于这个独特的动态制度内去追纵那种无止境的变化过程时，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在所有这些变化之中，是什么介定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成。我们不但要清楚是什么改变了，而且还要清楚什么仍旧保持不变。没有改变的是资本主义独特的系统性逻辑、特定的“运动法则”或“过程逻辑”。无论资本主义以何种方式出现，这个逻辑都是它们所共有的，正是这种逻辑导致那些经常的变化。 就像某些后现代理论那样，资本主义的历史向来把焦点放在资本主义内部的不连贯性上面，同时却不重视资本主义与其他社会形式之间的不连贯性。所以，与其强调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独特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性变化，人们普遍把资本主义视作理所当然，好像那是普遍、超历史规律下的自然结果，尤其是科技发展的规律的结果。这种观点正是导致对今天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变化的某些颇显著的误解。 斯文兰登的例子正属这一类。我认为他列举的变化并不是“后现代”情况所特有的，那更像是资本主义从头起就一直发展下来的普遍而长期的过程。技术上的经常变化是由竞争、利润最大化以及资本、劳动和这二者之间的阶级关系的不断重新组合等等的压力所促成的。那么，问题是究竟这个“后现代”时期有否发生质的跳跃，资本与劳动的本质有否发生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我讨论后现代时，对于是否已经发生某种划时代的转变这个可能性是持开放态度的，但我认为人们把这种变化与“后现代”的观点联系起来很有问题，对于我的质疑，斯文兰登作了非常清晰的总结：他告诉我们，“微型计算机芯片产生环球资本家的社会”。新的技术已产生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伴随着它的是“全球生产线”和一个“国际资产阶级”以及自由流动的资本。这些资本可以“走到世界任何一处——只要那里有大量廉价和受控制的劳工”。它绕过国家，并把一个无力还击的工人阶级留在后面（假如这样的工人阶级仍然存在的话）。 其实，斯文兰登所指的划时代变化可以总结在“全球化”的说明下面。我曾在我的第一篇文章中提到，我反对的是我叫作“被滥用”的全球化概念（斯文兰登竟无视我这个疑窦）以及我喜欢把最近的历史时刻叫做资本主义的“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我的另一篇文章有更详尽的反对意见。在这有限的篇幅，我只能简略地谈谈其中几点。 让我一开头便说清楚：我认为现时一般人所理解的“全球化”概念是绕在左派颈上最沉重的思想束缚。在有关全球化的传统智慧之中，左派现正和新自由主义右派占据着相同的阵地——这是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意识形态联盟。这种传统智慧成了最完全的失败主义和放弃任何一种反对资本主义计划的借口。 在最近流行的全球化概念中，左派加入右派行列，接受了“没有另类选择”——不仅是资本主义以外没有另类选择，甚至在一个无情的“具弹性”的资本主义以外也没有另类选择。 假如全球化概念真的能多少准确地说明今天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又假如它真能正确地辨认出其加诸于政治行动的限制，那么我的反对意见不会有多少作用。我们社会主义者只好把我们的思想偏好放在一旁，狠狠地吞掉，然后接受“社会主义规划已死”这个不愉快的事实。又或者在可见的未来，充其量只能在资本主义的边缘怯懦地作些拙劣的修补。但“全球化”这个词，至少在它的传统意义上，有许多理由使我们质疑它是否真正能准确解释当前的历史时刻。事实上，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视之为意识形态上的迷误。同样，我们也有很好的理由去质疑“全球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计划在某些特定形式中必须受到阉割。其实，同“全球化”概念联系起来的某些假设是十分误导的、以至一旦使用这个词本身可能就已经牵涉到如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牵涉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究竟那些传统上归入全球化名义下的发展——即斯文兰登所谈的那些——是否已经像斯文兰登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发达和普及化呢？究竟这些发展是否已经产生了人们认为的那种结果呢？第二，“全球化”究竟是否最恰当地用来说明那些实际发生了的发展呢？又或者全球化概念背后的假设究竟有没有误导和掩盖真相的成分，使它们未能展现我们今天所处环境的变化呢？ 在第一个问题上，我只能提出几点意见。若读者有兴趣，可在“每月评论”或其他地方找到比我写得更好的文章。我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主要是参考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的，希望他很快会把新近的想法发表在《每月评论》上。 首先是几个简单的事实。相信无人会怀疑，过去二十年来，资本主义越趋向国际化，生产便越益变得国际化。但让我们用事实来说明吧：在全世界的工业产出，跨国公司的外国分公司占15%，其余85%是由单一地区的本国公司所生产的。不错，金融资本可以透过电子工具自由转移到外国，但工业资本却不是同样可以那么流动性的，而且这种流动性也不是清晰地与斯文兰登的图画吻合的。例如，1993年，美国制造业在外国的直接投资有78.9%是投资在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如加拿大、欧洲、澳洲和日本。自然它也有投资到廉价、无技术以及不受管制的第三世界劳工身上。我无意低估这种趋势的重要性，但这种选择自然是从一开始便是按着资本主义的剥削逻辑办事。可能有证据显示这种趋势最近有加速的兆头，但同时也有迹象显示它可以是前进也可以是退却的，这要视乎当时的经济情况而定。另外有一种投资甚至无法套入“全球化”的模型之中。举例，传统的模型假定那种较廉价、较少管制的劳动力市场的投资必然会直接取代本国的生产。但美国大部份以这种廉价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在该国销售而不是运回美国本土出售的，而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绝大部份是在美国本土进行的，这比例较诸过去几十年的比例是扩大了而非缩小了：本国制造业的生产比1950年增加了五倍。 尽管如此，上面的事实并没有使资本主义减少些邪恶（斯文兰登是否真的认为在全球化之前，“民族资产阶级”曾经“为了它的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呢？）；也没有使它否认新科技——像早期的技术变革一样——能产生新的剥削方法；可以肯定它也不会反驳以下的事实：近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停滞、解除管制、缩小经营规模、大量失业、贫困的增加以及大量削减福利等等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这表示我们可能要从其他地方寻找资本主义的长期结构性危机的解释，而不是从“全球化”的简单公式中获得。一般人所指的“全球化”可能是后果多于是根本的原因。 我提出这些事实与数据，并不是说我知道事情的发展方向。我只想指出，这些简单的事实很重要，它们同“全球化”想要诱导我们走的那个方向是截然相反的。我指出这些事实主要想说明，那些有关全球化的讨论是如何容易把我们所处的世界的某些基本事实掩盖起来。 “全球化”资本主义之中的阶级与国家政治上更重要的是，有关国家和阶级权力的理论假设，通常是同有关生产国际化和资本流动性的假设联系起来的。基本上，这些假设会是这样的：资本越“全球化”，国家就更少干预；而当工人阶级越变得零碎时，权力已经落到由各种超国家的组织联合组成的跨国界的资产阶级手上了。通常人们会认为，这种全球新秩序已经使社会主义规划死亡，并由一个较好的，管理上可能较人道的、“具弹性”的资本主义所取代。 让我先谈谈国际资本。 现在向全球化扩展的大公司的确比从前更多，同时也有更多像国际货币基金会（IMF）或世界银行（WB）那样的国际组织为资本利益服务，但指出这个事实跟认为现在已经存在一个联合的国际资产阶级或者任何为某种资产阶级国际服务的组织相去甚远。毕竟，假如真的有一个国际性的经济力量被全球化，那就是市场本身。如果这不是竞争的国际化又是什么呢？像所有的资本主义过程一样，这次也是和它本身的结果相矛盾的。就这方面而言，“全球化”可能意味着资本主义跨国界的整合与合作已达到新的形式，但同时也可以说数量不断增长的民族性以及地区性的资本家要被迫加入互相积极竞争的行列。那甚至意味着，当各民族的经济对外来资本更加开放时，本国的资产阶级在如何分配其国内投资的利益问题上也产生相互竞争的新形式。 如果是这样，“全球化”经济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是少些而不是多些统一性。虽然现在对有关“全球化”现象的方向和后果作出肯定的声明是言之尚早，但似乎有理由说，它远远不像是使各国资本结合起来，或者至少，它也同样正在产生解体的效果。无论如何，市场的国际化决不是明明白白地有利于资本的。就各国的资本日益暴露于国际市场力量上这一点，如果说这是力量的来源，至少也同样可以说是它的一个弱点。 那么社会主义左派应该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那可能恰恰是“全球化”观念想要把我们推向的结论的反面。这个观念想使我们得出以下一个或者两个政治结论：第一，在“全球化”的范畴内只有最特殊和最零碎的斗争才有可能（例如，“身份政治”），那自然不会根本反对资本主义而只是在它的夹缝中提出局部的反对。其次的是，唯一最有效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只能在国际平面上组织起来。同意上面任何一个结论都等于说有效的反资本主义斗争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认为这两个建议不过是准备向失败让步而已。 自然，国际主义视野对于任何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仍是极为重要的，没有社会主义规划不是由跨国界的工人阶级团结表现出来，并因此而得到巩固的。如果社会主义左派不尽最大努力去把现时由资本主义跨国组织（例如欧盟）所占据的阵地夺取过来的话，那是愚蠢不堪和毫无建设性的。但是组织和斗争的主要战场——即介入国际斗争的主要渠道——仍是本地和本国。同时，假如本地和本国的斗争要有效地与资本对抗，各种分散的反对力量就必须结成为一个统一的阶级的政治路向。 资本主义在它不断使工人阶级重新组合的过程中，经常以各种方法把这个阶级分化再分化。在这个意义上，斯文兰登所指的工人阶级零碎化就不是“全球化”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固有过程的一种延续与扩张。同样，阶级政治经常要求人们努力从众多分歧中创造统一的基础。因此，如果今天阶级零碎化的过程加剧和扩大，从分歧中创造团结的努力就更须增强和扩大。即是说，阶级组织必须比从前更协调以对抗“特殊压迫”——尤其是种族和性别压迫——同时要更投入这些反压迫的斗争。不但因为这些斗争本身重要，更因为那是建立阶级团结所必须的。因此在我看来，最近工人阶级的零碎化并不是说明我们已处身于一个全新的时代，即阶级政治已被身份政治所取代。恰恰相反，左派主要的组织力量必须比从前更投入，以建立一个立足在本地及全国平面上的统一的阶级的政治。 假如“全球化”概念结果使我们相信相反的东西，那就有足够的理由抛弃这种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最近的“全球化”经济使到本地及全国的阶级组织和斗争变得更重要而不是相反，其潜力也是更有效而不是相反。要指出一点，民族资本因面对国际市场的力量而变得脆弱，这就会成为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潜在的新的打击目标。 这就回到国家的问题上。有一种见解认为经济的国际化和国家权力之间有一种相反的关系：越全球化，民族国家的作用便越少。但这个假设没有考虑到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全球化”预先假设的那个国家，当这个国家丧失某些传统功能时，它会获得新的功能。简单些说，民族国家是一个主要导管，透过它，民族（其实是跨国的）资本介入全球市场。 如果说这个新的全球秩序是什么，可以说是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是由众多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如果这些国家能够让资本流动的话，那么这种渗透性就既是它的自然结果，也是它的条件——换言之，资本之渗透性本身是以民族国界以及国家司法制度的存在为条件的。 关于今日的“全球”经济和早期各种殖民帝国主义形式之间的对比应该补充一点：旧式的殖民地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它们并没有对帝国主义权力造成政治地缘上的障碍。跨国界的资本转移当然不仅仅是文件的转移或电子传送那么简单，而是殖民主义的强制力量的实体上的移动。换句话说，地缘政治的边界不仅是思想上的更是物质上的渗透。今天，跨国资本可能比旧式的军事帝国主义更有效地渗透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但它仍然希望透过本地资本和民族国家来完成这个任务。可能最终也要依靠一种新型的军事帝国主义的帮助——其实就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军事力量，亦即是最后剩下来的“超级霸权”——以支持市场的主宰权；但这个霸权仍要依靠许多本地的政治司法制度才能维持经济稳定性及劳动纪律这些有利可图的投资条件。从此，每一个新的跨国界的合作机会同时又会成为帝国主义之间新的敌对机会——其中民族国家始终是主要的代理人。 如果国家在全球市场中扮演如此重要的支持资本的角色，但左派却放弃把国家作为斗争场所，而且把希望寄托在两个极端之上，一是完全零碎的“身份”政治，另一个是不现实的国际主义狂想：希望不用通过本地及本国的组织和斗争便能达到真正的国际主义。其实，如果国家是一个渠道，透过它资本可以转移到“全球化”经济，那么国家同样可以是一种工具，反资本主义力量可以通过它切断资本的生命线。 那些“后现代”左派似乎无视这个现实，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毫无批判就接受了全球化概念及其背后的假设。尤其是他们把全球化的传统观念视为一种无法避免、无法逆转的自然过程，它独立于任何人类的意志或政治，不受阻挠地前来接管我们的世界。这再没有比斯文兰登的科技决定论更明显了。按照他的看法，“全球化”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新的电子科技使全球化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是必须的。 但是“全球化”肯定不是某种超历史的自然过程，假如那是指国家为了资本流动的利益和世界市场的“竞争”而减少管制和削减各种社会福利的功能。这是政策选择的产物，而不是自然规律的结果，更不是必然的历史目的——尽管这些政策不但为新自由主义所接受，更漫延到整个政治领域也接受了。 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肯定不是一个偶然或任意的选择，那肯定是对某些结构性变化的一种反应，至少部份是我所称的资本主义普遍化的一种反应。在旧式的殖民帝国主义时期，先进资本主义敌对国之间为了分赃或重新分赃非资本主义领土而展开剧烈的斗争。今天，当全世界经济已经基本上变成资本主义，甚至连一些前殖民地也成了资本主义竞争者时，游戏规则改变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也随之而改变。“全球化”不过是代表某种政策的采用以应付一个全球性制度的资本需要，在这个全球制度里，主要的经济角色都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行事，就像旧式帝国主义为了资本的利益，在一个主要是非资本主义的世界中抢夺时所代表的政策选择一样。 但是，假如“全球化”是资本对结构性变化所作的政治反应，也即是说可以有其他的选择，例如社会主义的回应。假如旧式的政治手段例如30年代的凯恩斯政策在当时“全球”经济还没发扬光大的时候已很不足，今天更不用说了。但这并不表示其他任何的政治行动都不行，那只表示政治行动不能只局限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而是必须日益把物质生活从资本主义逻辑分离出来。这才是当今左派应该思索的问题，而不是让自己在全球化的幽灵面前瘫痪下来。 最后一点我想回应斯文兰登的是：他严厉指责我对以下两个危险视而不见：“后现代文化”向社会主义价值和信念所提出的危险，以及一个与信息资本主义有机地结合的新知识分子“阶级”的威胁——他们并不是什么由战后繁荣结束后产生出来的心理突变。 我把“后现代情况”描述成是资本主义世界某个知识分子层份的一种心理状况，或者是过于轻率。但是，这种状况，同任何其他体现在社会意识中的社会存在的状况一样，不多不小，也是一种心理状况。这种心理其实是对特定的物质状况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反应。但我不认为叫它做“信息资本主义”有助于解决我们的问题。它的来源可以追索到两代的断裂：前一代人的知识及政治成长是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及二次大战时期；后一代人的知识及政治的成熟期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这些人的成长经验不是衰退、世界大战或者反法西斯斗争，而是资本主义扩张以及大学生活。 我当然很清楚看见“后现代主义”向社会主义信念及价值所提出的危险，而其中一个不算小的危险是，像斯文兰登那样有慧眼的社会主义者们，他们对“后现代主义”毫不同情，但却让自己陷于这个迷误而不能自拔。 （本文译自Monthly Review 1997年2月号） 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划时代转变 丹心 译 伍德女士想知道究竟资本主义如何透过新科技造成划时代的转变。他认为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因而仍然要从“劳动中榨取更多价值”——只是现在“那旧的大生产经济的逻辑”是能够“化整为零并伸延”到“全部的新部门”，并影响到“从前多少没有受到影响的工人”。但是，下文所描述的情况如果不是划时代的，又是什么？ 整个产业工人阶级被分解，非技术化（由于科技的发展而造成技术过时），然后在生产过程中再重新组合成两部份：高技术的核心工人以及无技术或半技术的“边缘”工人。那曾经容纳数以千计工人的工厂不再固定在某时某地，而是以全球生产线的形式扩展到世界各地。从前资本主义要依靠输入外劳，现在资本主义可以提着它的工厂走到世界任何一部份，只要那里有大量廉价及容易控制的劳动力；结果，工人阶级组织变得破碎不全，或者全数被毁灭，工人阶级运动完全丧失战斗力。 这就消除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从前不但是造成社会改良——例如工厂法、教育法以及公众健康法等——而且产生所谓资产阶级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以及普选制度。同时也产生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团结的价值与规范。 现在政府的权力不是来自选民而是来自企业集团、传媒巨头及传讯企业东主。这些人控制票源、操纵选民，而政府则按照这些跨国财团的意思办事，制订本国政策或者在国外建立有利于全球资本发展的政权。当然，伍德女士对于“跨国公司的增长”，以及“民族国家的弱点”表示怀疑。 结果，第三世界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再只是为它自己人民利益服务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变成为国际资本利益服务的国际资产阶级（伍德女士首次承认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一个真正全球现象，虽然她鄙视那已成为“套语的旧老公式”——“全球化”。） 这个信息社会由一批“知识工人”管理，他们成了权力的合作者。 我可以继续举出许多例子，但我只想指出，即使我有被指为科技决定论者的危险：在生产力上的质的变化，已带来了生产方式上的变化，而这又转过来导致社会关系的变化。如果“手摇磨坊会产生封建主的社会，而蒸气磨坊产生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那么，微型芯片就会产生环球资本家的社会。如果像伍德女仕那样，坚持我们应当着重的乃是“资本主义的逻辑，不是什么特殊的技术或劳动程序而是特定的社会财产关系”，那就是对这些技术与劳动程序怎样改变了财产关系视而不见。 无疑，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但不懂得分辨它的不同化身就会使我们呆在衰朽而无效的斗争模式里而不能自拔，而且使我们盲目不视由信息技术所带来的革命性机会。同样，这样也就是看不见“后现代主义文化”所提出来的危险；这些危险，是信息资本主义所固有，而不是战后繁荣结束后所引发的人们心理上的突变。 如果我同伍德女士的讨论中有点激动，那是因为我恐怕人们会因为在对种种后马克思主义异端学说作出过份反应之余，会走向另一极端，采取一种抽象的，学院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同那些正在为生存而对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进行抗争的人们有所沟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