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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资本主义
埃伦·梅克辛斯·伍德
2012
原载In Marx for Today, edited by Marcello Musto, 162–169 New York： Routledge,2012。中译文来自《今日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78–187页。
作者按：这一章原初是作为一篇论文提交给1997年名为“回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术会议。这篇文章基本上未做改动，但结论是新的。
一、导论
让我从一种与所有传统智慧相对立的挑战性断言开始吧。我想要做出的这种断言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历史性时刻是回到马克思思想最好的而不是最坏的、最适合的而不是最不适合的时刻。我甚至将断言，正是在这种时刻，马克思思想应该并且能够首次回到其自身——当然，不排除马克思实际生活于其中的历史时刻。
我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做出上述断言：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资本主义首次成为一种真正普遍性的体系。资本主义是普遍的，不仅就它的全球性这个意义而言，也就每个经济单位在当今世界中——甚至那些处于资本主义经济最边缘的经济单位——根据资本逻辑进行运作而言。资本主义是普遍的，还是就其逻辑——积累、商品化、利息最大化以及竞争之类的逻辑——已经实际上渗透进了人类生活和自然本身的每一个方面而言的，这样的方式早在二三十年以前甚至并不适合所谓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所以，马克思的思想比以往更加具有意义，因为马克思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有效地致力于解释资本主义的系统逻辑。
二、资本主义的普遍性
在《共产党宣言》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是一幅令人吃惊的、有预见性的画面，即资本主义蔓延至全世界，摧毁中国的万里长城。但是，当马克思写《资本论》时，他——正确地——强调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即一种非常特殊的、暂时的，以及地区性的现象。当然，马克思的意思并不是说，资本主义通过国际市场、殖民主义等形式已经不能产生全球效应。但是，这种系统本身远不是普遍的。资本主义必然会扩张，但是，它暂时是非常地区性的——但不仅局限于欧洲或者北美，至少从其成熟的工业形式上讲，还特别局限于一个地方——英国。马克思甚至迫切地向德国人解释，某一天他们也将追随英国人的脚步：这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de te fabula narratur），马克思如此警告德国人。你可能认为，这只是关于英国的一个故事，但是你是否知道，这个故事也是关于你的。
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从下列简单事实中得出资本主义的特点：它与一种资本主义系统有关，它似乎是一种自足的系统，而且与资本主义系统的内在逻辑有关。我将马上回到这个问题上。非常矛盾的是，为什么马克思分析的局限性使得其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与我们的当前状况相关，即使，或者确切地因为，资本主义是如此具有普遍性。但是，首先，我想要说一些关于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以及紧跟着的左翼反马克思主义的新形式。
我的主要观点是：在20世纪，几乎每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发展都更多地聚焦于什么不是资本主义，而非关注资本主义是什么。这对20世纪前半期而言尤为正确，但是，我想要论证，我现在正在这里讨论的趋势一直影响着马克思主义。我的意思是，就像马克思一样，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运作的前提是资本主义远不是普遍的。马克思从最成熟的例子出发并且从中抽象出资本主义的系统逻辑，但是，马克思的主要继承者是从另一头开始的。这些继承者大体上对——因为非常具体的历史和政治原因——非资本主义的状况感兴趣。
两者存在一种更基本的差异：关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或者关于这种扩张的可能界限，无论马克思可能思考什么，那都不是他主要关注的。他的主要兴趣在于这种系统的内在逻辑及其完善（totalize）自身、渗透进人们生活每一个角落的特殊能力，而不管这种逻辑自身渗透到哪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关注不太成熟的资本主义以外，一般从以下前提出发：资本主义在它成熟之前将解体，或者在它成为普遍的和完善的（total）之前必定解体；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关注如何在一个广阔的非资本主义世界航行。
让我们稍微思考下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划时代构思。例如，主要的革命理论在如下情境中被建构，即资本主义几乎不存在或者处于不发达状态，不存在发展完善的无产阶级，革命特别地不得不依赖于少量工人与大量前资本主义的农民之间的联盟。更加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的对象，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外在关系，即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
尽管古典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家们之间存在深刻的分歧，但有一个基本前提是相同的：帝国主义与世界中的资本主义区位有关，这个世界的确从来没有成为，或者说完全压倒性地成为资本家的。例如，列宁主义的基本观念即帝国主义，代表着“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个定义的基础是一种假定，即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一个阶段，其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军事对抗的主轴将剧烈化。但根据定义，竞争就是对世界即广大的非资本主义世界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竞争。资本主义越是扩张，主要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对抗就越是剧烈。同时，帝国主义势力将面临与日俱增的阻力。全部要点在于理性的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意味着在帝国主义的非资本主义受害者最后完全地被资本主义吞没之前，资本主义将终结。
这个要点被罗莎·卢森堡以最明确的方式给出。她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主要工作成果，即《资本积累》，针对马克思自己的路径给出了一种替代性选择。这意味着，她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对一个自我封闭系统的分析的一种替代。她的论点是资本主义系统需要非资本主义形态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必然意味着军事主义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争夺非资本主义文明地区的竞争武器”，从直接征服领土开始，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现已进入“最后”阶段。但是她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矛盾之一就是，“尽管资本主义竭力成为普遍性的”并且必定因此瓦解，但“资本主义内在地不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生产形式”。资本主义经济的首要模式就是吞没整个世界，但是，这个首要模式不能独自存在，因为它“需要其他经济体作为它的中介和土壤”[1]。所以在这些帝国主义理论中，资本主义根据定义假设了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环境。实际上，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生存，不仅依赖于这些非资本主义形态的存在，本质上还依赖于“额外经济”力量、军事和地缘政治强制这些前资本主义的工具，以及殖民战争和领土扩张这些传统形式。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他方面的事情也是这样进行下去的。托洛茨基关于统一的、不平衡发展的观念，以及伴随着的不断革命的观念可能暗示着，资本主义系统的普遍性将由资本主义自身的死亡来终结。葛兰西正是在不发达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呈现出一种普遍的前资本主义农民文化——非常有意识地写作的。这确实与他重视意识形态和文化、重视知识分子非常相关，因为需要有些事情来推动阶级斗争超越其物质界限，在成熟的发展完善的发达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和先进的无产阶级缺乏的状况下，甚至需要有些事情来使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可能。在不同的方式上，这同样适用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其余类推。
那么，我现在论述的是非资本主义或者前资本主义渗透进一切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的情况。现在，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不同方式发光发热。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理论似乎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普遍性的。资本主义在深度和广度上使自身完善化。资本主义遍布全球，而且它渗透到社会生活和自然的心脏与灵魂之中。顺便说一下，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消亡。这可能仅仅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新角色的诞生，即竞争逻辑不仅被强加于资本主义企业而且被强加到整个民族经济之上。借助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和民族经济在展开竞争时，会更多地使用纯粹“经济的”形式，更少地使用古老的“超经济”和军事手段。现在，甚至连帝国主义都已经具有了一种新的形式。人们喜欢称其为“全球化”，但那确实仅仅是一种符码，因为在资本主义系统中，资本主义的逻辑或多或少地普遍化了，帝国主义与其说是借助了古老的军事扩张的形式，不如说是凭靠着释放和操纵资本主义市场的毁灭性冲动实现其目的的。尽管资本主义的普遍化确实暴露了自身的基本的矛盾，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在短时间内难以灭亡。
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超越
那么，有什么样的理论可以回应这种新的现实呢?首先，你可以说，这里存在一个真实的矛盾：资本主义越是普遍，离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理论的人就会越多。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后继者当然是这样，但我想你可能会认为，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形式，比如法兰克福学派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也是如此。例如，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政治学的关注向文化和哲学的著名转向，这种转向在某些方面使人确信，资本主义的完善性效果已经渗透到生活和文化的每一个方面——而且，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文化彻底地“收编”了[2]。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存在两种应对资本主义普遍化的可能方式。一种是，如果与所有人的预期相反，资本主义最终变得普遍起来，而不是在有机会自我实现之前就解体，这成为最后的真实结局。但这只能是该体系的最终胜利。我将回到另一种回应可能，但这是一种失败主义的回应，它代表了资本主义必胜信念这枚“硬币”的另一面，且在今天普遍地占据了左派思想。
这就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降临的地方——我认为，为了理解它们，基于我在这里已经讨论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景去思考它们是有用的。如果你浏览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你将发现，后马克思主义源自以下前提：资本主义的确已经成为普遍的。实际上，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的普遍性恰恰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你可能认为这有点奇怪，但是推理进路就是这样：战后世界普遍的资本主义被自由民主和一种民主消费主义统治着，后两者开辟出整个民主的反对和斗争的新领域，这种反对和斗争比古老的阶级斗争更加多元化。含蓄的——尽管有时更加明确——结论是，这些斗争不能真正对抗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现在是如此完善，以至于实在是别无选择——资本主义世界可能就是一切可能世界之中最好的世界。所以，在资本主义的普遍性的系统中，能够且只能够在资本主义的缝隙中进行众多碎片化的特殊斗争。
后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理论（Post-post-Marxist）——或者说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已经走得更远了。现在，它已不仅仅是一个普遍性资本主义的问题了。现在，资本主义是如此具有普遍性，以至于它基本上是不可见的，就像空气之于人类，或者说水之于鱼。我们能够混迹于这种无形的中介物之中，甚至可能开辟出一丁点儿私人的、隔绝的、自由的飞地和庇护所，但是我们不能逃避——或者说不能看见——这种普遍的媒介物本身。
那么，这就是从资本主义的普遍性中得出的正确结论吗?如果我说，我相信这恰恰是错误的结论，我想这并不会使人感到诧异。我倾向于某种与一代人的历史根基有关的结论——诚然是我自己这代人——这代人创造出这些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变种。我认为，这与下列事实有紧密的关系：这些人还根植于战后长期繁荣的黄金时代之中。某段时间，20世纪60年代的理论家甚至连他们的学生，所达到的研究程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批学生的经历非同寻常，他们的观念已经被战后繁荣的设想所塑造。换句话说，他们还没有从资本主义的成长、繁荣和成功或者显著的成功中学着分离出资本主义的普遍性，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总体霸权是合理的。
但这些理论似乎已被资本主义的胜利主义所接受，由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背景，这可能也是片面的。凭靠着上述背景以及关于资本主义有限的设想，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其他的成功尺度，除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能力。似乎资本主义的限制只能被其地缘扩张的限制衡量。如果资本主义自身证明自己能够打破那些地缘限制——就像它现在明显拥有的——它就必须确实被判断为一种不可挑战的成功。
如果我们回到马克思以及马克思对一个封闭系统的资本主义的内在分析——我认为，实际上正是资本主义的完善性（totality）授权我们这么做的。我们就真正地能够开始不再将世界看成资本主义内部与资本主义外部之间的一种关系，而是看成运动着的资本主义自身内在规律的发展。这就极易将资本主义的普遍性不仅看作一个成功的尺度，还看作虚弱的源头。资本主义推动自身普遍化不仅仅是力量的显现，还是一种病态的、恶性的生长。这种普遍化会像它毁灭自然一样毁灭社会机体。正如马克思曾经说的，这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关于帝国主义的古老理论可能没有完全正确地论证“资本主义不能成为普遍的”这一论断，但是资本主义不能普遍地成功和繁荣，这一说法也确实是对的。资本主义只能将富裕与贫穷、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普遍化。
现在，资本主义不再有逃避路径。在其自身内在的逻辑之外，它也不再有安全价值与纠正机制，甚至当不再处于战争、不再卷入内部帝国主义竞赛的古老形式中时，资本主义还是要屈服于其竞争的永恒的紧张和矛盾之中。现在，资本主义已经或多或少地达到其地缘限制的边缘，终结支撑其早期成功的空间扩张，资本主义只能依赖自己，根据自身的尺度，资本主义越是成功——换句话说，资本主义越是将利润和所谓的增长最大化——它越会吞噬人类和自然实体。所以，也许对左派来说，是时候将资本主义的普遍化视为失败和新的契机了——尤其对已经过时的阶级斗争来说。
四、结论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不被下列的事情打击到，而且这打击还有甚于过去。我们发现“具有普遍性的”资本主义以自身为食并吞噬着它的人类和自然物质。企业权力的过度、以社会正义为代价的可憎利益的追求、扩大的不平等和崇尚贪婪的文化……街头正充斥着挑战这些现象的新运动。然而，现在的状况更有甚于之前，即便在左派那边，标准分析似乎表明，与世界经济的转型相比，问题与资本主义及其标准的运行原则关系甚小。当世界经济转型在20世纪90年代运行时，它已经产生了某些影响，请允许我称其为“全球化”“后现代化”“金融化”或它们的某种联合。
这里暗示的似乎是，我们正生活在一种全新的系统之中，它具有全新的动力，依靠新的金融逻辑驱动，与生产资本的古老形式完全不同。诚然，当前金融危机具有其自身的动力，它以不同的方式加速资本主义危机。此外，不可否认的是，在对银行及金融危机最该负责任的经济中，工业经济已经在衰落。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即少数最富裕的阶层以牺牲大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从全球化和许多复杂的金融工具中获利。但是，即使我们认识到新经济的特殊性，把它从驱动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的结构必要性、竞争市场中的利润最大化和不断积累的必要性中抽离出来的做法也是错误的。然而，从右派到左派，我们似乎在以下两方面被给予某种选择：一方面，根据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神话，市场总是理性的，任何不平衡要么是值得的，要么会自主调节自己；另一方面，谴责只是完全地落到了贪婪的银行家身上，这帮银行家没有任何结构性强迫或束缚，只是根据他们自己扭曲的逻辑经营。
让我们澄清一下：金融资本不能逃避生产资本的命运，金融资本还是要应对资本主义的强制和矛盾，这种独特的金融形式的存在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系统强制中的。关于今天的金融工具和投机模式，无论我们说什么，如果不回顾由资本积累的压迫所驱动的阶级矛盾的长期发展，当前危机就无法解释：从长期的战后繁荣的终结到新自由主义的接续，紧随而至的将是这样一个时期：衰退的有效需求和利润率只能通过罗伯特·布伦纳所谓的“资产价格凯恩斯主义”维系，即以股市泡沫和累积的私人债务的形式维系——“惯常泡沫”掩盖了“真实”经济的虚弱性。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小鸡回笼栖息。
必须承认，这种独特的需求管理模式，通过贪婪的银行家手中错综复杂的金融机制得到实现——毫无疑问，这得益于新的全球网络和信息技术，使金融交易得以扩散和加速——其破坏性远远大于政府的赤字支出，而且，无论这种金融模式为金融家们带来了多少好处，它最终都是自取灭亡的。但我们应该避免这样一种倾向，即绕过当前危机的结构性原因，而将其全部归咎于银行家的过度贪婪。
无论对银行家的谴责如何正当，将资本主义的危机归咎于这些或其他资本家的道德缺陷，或者归咎于某些暂时的偶然性是完全不公允的，这些原因与资本主义的正常系统性的强制无关。上述原因很容易使人忽略资本主义的现实性及其最基本的强制性。对那些将自身强加到那些最不贪婪及最具社会责任感的资本家身上的强制性，我们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无论银行家多么应该受到我们的道德责难，谴责银行家这一行为使我们的注意力从下面的事情转移开来：整个金融系统如何运转，以及系统当中的什么因素造成这种危机，使许多人失去了存款、养老金、工作和房子。
在那点上，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分析为一种系统性的总体，这对资本主义市场的结构性强制还是一种可靠的指导。同时也存在着某些别的东西：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分析为一个社会关系的系统，而不简单地理解为“经济的机制”，这就告诉我们一个资本主义在国家之外创造的独特权力结构，这种结构不仅仅在工厂之中，而且在一切依附于资本主义市场强制的生活领域之中。我敢说，与国家的调控相比，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多地被资本主义市场的需求决定，这不仅是资本主义系统的本质，且存在于当前的形势中。如此众多的人类需求和活动手段的商品化意味着，为了获得最基本的必需品和构成我们生活的时间，我们依附于市场，屈服于资本主义的强制。如果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民主社会，那么民主就不得不延展到资本主义在国家之外创造的权力的领域，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教导我们的东西不止于“经济学”，还关涉民主。
像“占领华尔街”这样的运动，并非始于国家权力的中心，而是始于象征企业资本的场所，它意味着关于资本主义会对民主构成威胁这一认识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除了别的方面，示威游行反对公司利益引发的国家腐败，这是对代议制民主的嘲弄。但是，如果资本主义系统已经在国家之外创造出新的权力形式，那么需要有更多的东西去诉说资本主义对民主权力产生的影响。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权力不重要。一个民主国家对特定社会和经济权利的维系仍然是防止资本主义毁灭的关键防卫方式。
但是，很清楚，关于民主和资本主义，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讨论。如果主张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自由民主”意图监督国家的权力，我们也必须找出将民主自由和权利——影响到国家之外的资本的权力——观念化的方法。这意味着，我们要立刻通过将尽可能多的人类生活从市场的强制中分离出来的方法去反对市场自身的权力——去商品化。但是，正如他们说的，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1] Rosa Luxemburg,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l,1963）,p.467.
[2] 对于那些对这点感兴趣的少数读者来说，我仅仅给出一个我心中轮廓化的观念。例如，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在某种意义上更关注资产阶级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两者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同一种事情，正如我在下面这篇文章表明的；“Modernity, Postmodernity, or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48（3）：July-August 1996）].所以从政治经济学到文化和哲学的著名转移可能不仅仅关于从物质到意识形态的关注点的智力转移，而且关于分工的主要轴线的内涵，即主要轴线不是资本对劳动而是非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尤其在德国模式下，这是由一群知识分子和官僚构成的资产阶级）对“群众”。同时，问题进一步被下述事实复杂化，即资产阶级社会和文化的评论家是属于那种特定的资产阶级，他们深陷于这种文化并有时共享他们对群众的蔑视。但是，撇开那种复杂性，要点在于，这种理论形式可能不仅仅是从一种不同的视角去看待资本主义，还可能拥有一双禁锢于一种不同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世界的眼睛。
感谢 希哲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