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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n Meiksins Wood (1942—2016)
艾伦·梅克辛斯·伍德（1942—2016）
﹝美国﹞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
2016年
李明 译、子建 校
作为一位出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理论家，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与癌症进行长期斗争后于（2016年）1月14日去世。正如朋友和同事维维克·奇伯（Vivek Chibber）所说：“伍德是一位多领域都相当杰出的思想家，她在古希腊和早期现代政治思想、当代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和演变等方面都有权威的著作。但更重要的是，她是新左派中为数不多的坚定认同社会主义政治的人之一。”艾伦·伍德的爱夫埃德·布罗德本特（Ed Broadbent）是前加拿大国会议员、新民主党领袖，还有她的两个兄弟彼得（Peter Meiksins）和罗伯特·梅克辛斯（Robert Meiksins）。
以下悼文节选自《逆流而上》（Against the Current）的编辑、伍德的长期合作者和密友罗伯特·布伦纳去年（2015年）11月在Verso书店为纪念艾伦的三本书重新出版而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的发言。全文将在Verso网站上发表。
艾伦父母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活动对艾伦政治思想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艾伦的母亲和父亲都来自拉脱维亚，他们是崩得（Bund，犹太社会党）的领袖人物。1940年，他们为了躲避入侵的纳粹军队，不得不逃往巴黎，然后逃离巴黎，最终逃离法国。美国的崩得组织与国际女装工会（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及其主席大卫·杜宾斯基（David Dubinsky）达成合作，为他们争取到了宝贵的美国签证和穿越欧洲从葡萄牙上船的安全通道。
人们可以从阿诺·迈尔（Arno Mayer）所写有关犹太大屠杀的著作《天为什么没有黑》（Why Did the Heavens Not Darken）中的序言了解到艾伦的父母经历了什么。这本书以引人入胜的细节描述了他的家庭为躲避纳粹而走过的悲惨旅程，最后阿诺和他的家人逃离时和艾伦父母所乘坐的正是同一条船。
艾伦一家曾一度住在纽约下东区，当时是全国犹太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的中心。艾伦的母亲为联合国救济机构工作，在欧洲各地旅行多年，帮助流离失所者。
艾伦的父亲是联合国的首席口译员，把英语和法语翻译成俄语。他说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孟什维克，是一个激进的分析家。艾伦经常对我说，她是多么尊敬和崇拜他，他对她的政治形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难怪艾伦相当年轻时，就愈加认同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组织—工会、社会主义民主、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
我第一次见到艾伦是在1978年，她和她的丈夫尼尔·伍德（Neal Wood , 1922—2003），尼尔也是一位政治理论史学家，我在他们的邀请下在多伦多约克大学政治系做演讲。从那次访问开始，艾伦就成为了我的朋友，在许多方面，她是我的知识分子友人和政治上的同志。
原来，艾伦和我曾一起上过同一所高中，即声名狼藉的比佛利山高中，虽然我们在那里几乎不认识对方。比佛利山高中是一所典型的比佛利山学院—正如你所想象的那样，由好莱坞的价值观、传统的态度、豪华的汽车和漂亮的衣服所主导（而且还有口油井）。
而且令人非常反感的是，艾伦和我都发现自己被支配这个场景的一个内部自我定义的群体疏远了，觉得自己是局外人，虽然事实就是这样。不过，我还是要说，在当时的我看来，艾伦绝不是个局外人。她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力很强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冷静、非常有魅力的女人，有着像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一样的高颧骨—即使在当时，她也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尽管我不常直接与她打交道。
政治理论史
在我见到他们的时候，艾伦和尼尔刚刚开始他们的一个核心的理论—政治项目—对政治理论从古代世界到现在的演变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描述。1978年，他们出版了关于这一主题的第一本书《阶级意识形态与古代政治理论》（Class Ideology and Ancient Political Theory）。
自那以后，他们目的是依据他们所谓的历史—社会背景理解政治思想的发展。这看起来似乎相当平凡......但前提是我们没有考虑到，当时该领域的大多数从业者—甚至可能直到今天—都将政治哲学理解为包含对有关国家、自由、正义的意义等永恒问题的思考和再思考，这是一场伟人之间跨越时间的对话。
相比之下，艾伦和尼尔试图将政治理论的事业—及其历史—理解为涉及试图处理特定的、历史上发达的社会的特定的结构和实践、独特的阶级斗争所带来的具体矛盾和难题。
这个项目从一系列对古代世界政治理论的标志性研究开始，艾伦认为，必须从她所认为的占主导地位的农民和领主的社会财产关系，而不是传统上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奴隶和主人的社会财产关系来理解。
她的惊人结论是，正是古希腊的农民在与土地贵族争夺政体控制权的斗争中，才有了真正的政治民主的第一个经典的陈述。只有从这些农民—领主阶级斗争的角度，我们才能正确理解亚里士多德，特别是柏拉图所阐述的影响持久的、反民主的哲学。
这个项目在早些年前一直进行着，艾伦和尼尔把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看作是理解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以来的英国古典政治理论的关键。只有从英国相当独特的农业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关系体系的兴起进行深入的历史分析，我们才能理解资本主义贵族、都铎国家、英国地主阶级领导的革命、平等派（Leveller）手工业激进主义的兴起，以及最后的1688年英国革命。
只有从这些社会力量和政治过程的出现所带来的政治问题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从霍布斯（Hobbes）到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再到洛克（Locke）等一系列划时代的政治理论家的贡献。
在进行她著名的对当代后现代理论化的批判时，特别是对其唯意志论和改良主义的批判时，艾伦一如既往地带着她对其社会历史背景特别是对今天资本主义如何运作的理解。艾伦的理论历史分析的最终观点是，资本主义和民主是不兼容的，民主只能作为工人自己组织的社会主义来实现。
政治与经济的分离
几乎在艾伦作为政治理论史家做出第一个贡献的同时，她也以一个社会政治理论家的身份登场，试图从根本上重塑当时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形式。
在她发表于《新左派评论》（1981年5-6月号）上的〈资本主义中经济与政治的分离〉（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 Capitalism）一文中，艾伦认为，只要马克思主义仍然受制于对经济的、实际上是技术的决定论的最终肯定，它就无法实现其作为历史性地理解社会和政治的工具的巨大潜力。
在这里，艾伦的主要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最严谨的版本，它是由G.A.科恩（G.A. Cohen）在其著名作品《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中提出来的。艾伦认为，科恩的论述的根本弱点就在于他的出发点，即生产力必然前进......并带来生产关系的兴起，而生产关系的兴起又孕育着生产力量的进一步发展。
恰恰相反，伍德的观点是，要找到一个可行的历史唯物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因果链反过来理解，把历史上发展起来的社会财产关系或生产关系看作是的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因素。
对伍德来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盖·博伊斯（Guy Bois）的方法是她试图反对的正统观念的象征。博伊斯精心设计了“政治马克思主义”（political Marxism）这个术语，以他自己的经济决定论版本的名义来批评我以及和艾伦以及有着相同观点思想家的工作。
他认为，政治马克思主义“相当于一种唯意志论的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观中，阶级斗争脱离了一切客观偶然性，毋须考虑发展规律在每种生产方式下的地位”—即资本主义中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和封建主义中租率下降的趋势（在博伊斯自己的作品中）。
艾伦的回答是接受博伊斯的挑战。她说，如果博伊斯想把我们的方法定性为“政治马克思主义”，那是他的特权。实际上，我们要做的是认识到 “经济 ”和“"政治”分别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系统性相互联系的不同方式，以及这种差异对每一类社会制度的结构和发展模式的深刻影响。
正如艾伦接着指出的，像马克思主义者早就认识到的那样，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建立在“农民占有”的基础上的，这是一套财产关系或生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直接生产者掌握着他们的全部生产资料，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土地上。
这种占有使农民家庭有可能以独立的方式进行经济上的再生产，但使农民的占有成为可能的是农民组织成政治共同体，组成政治共同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履行司法和警察的政治职能来维护成员个人的占有。
正是因为农民的占有在政治上得以维持，所以领主自身的再生产也必须同样如此。后者作为领主个人，只有占有农民的部分产品作为封建地租，才能在经济上进行再生产。但领主们也把自己组织成了政治共同体，它站在每个成员的背后，支持他们向农民索取。
艾伦认为底线是在理解像封建主义这样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时，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认同博伊斯的观点，即经济再生产的形式决定社会运作的方式。但你只有首先认识到这些“经济”形式本身就是在政治上构成的，才能做到这一点。
艾伦认为，资本主义正好相反。它的出现取决于直接生产者与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的分离，以及统治者采取超经济强制的能力—这两者都是由于以前捍卫和削弱这些竞争力量的政治共同体的失败和破坏所造成的。
结果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无论是主要的社会力量，还是资本家或工人，都不能再依靠政治共同体支持的政治强制安排。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必须在市场上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这意味着如果他们要生存，就必须以竞争性的方式销售一些产品。
资本家必须专业化，将他们的盈余进行投资，并进行创新以降低成本，从而确保利润。工人不得不把他们所拥有的一种产品，即他们的劳动能力卖给资本家，从而为资本家的剥削开辟道路。个人的经济再生产就这样发生了，而不需要再去采取政治行动，至少在第一种情况下是这样。
“政治”重新出现的地方，当然是与国家有关的，国家“只需”维护现有的财产分配，使资本家和工人的经济再生产成为可能。但是，艾伦的大部分工作是致力于具体化制度对政治的影响，在这一制度中，阶级斗争至少在第一时间或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与国家分离的经济领域中进行的，虽然剥削制度在那里仍然存在。
换句话说，“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而艾伦将用整个职业生涯来解开这个谜团。
政治方面
切莫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不管艾伦多么出色，也只是一个只关心理论和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或许更引人注目的是，她在实现一系列真正艰巨的理论研究项目的同时，却把政治运作放在她生活的中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她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工作，是该杂志编委会非常活跃的成员，同时也是《逆流而上》（Against the Current）的顾问编辑。九十年代，她成为《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编辑。与此同时，她的直接的政治干预与她理论征服一样迅速又激烈。
总之，艾伦会更愿意这样被人们记住，即一个致力于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社会主义者。
原载美国《逆流而上》（Against the Current）杂志2016年3-4月号，总18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