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卡尔斯卢厄

　　巴登的起义是在最有利的、只能进行暴动的条件下发动起来的。全体人民一致痛恨政府所进行的背信弃义、笑里藏刀、凶残狠毒的政治迫害。反动的阶级即贵族、官僚和大资产阶级是人数不多的阶级。在巴登，大资产阶级可以说才刚刚处于萌芽状态。除开这些人数不多的贵族、官吏和资产者，除开那些仰仗宫廷和外国富翁过活的卡尔斯卢厄和巴登－巴登的小铺老板，再除开海得尔堡的一些教授和卡尔斯卢厄郊区的几个村庄以外，整个这个地区都同心同德地站在运动的方面。在别的起义中都必须把军队打败，可是这里的军队却站在运动的最前列，甚至把运动进行得超过了奥芬堡会议^[81]的资产阶级领导者们的愿望，因为这里的军队受贵族军官的欺压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厉害，其次，民主党派已经对他们进行了一年的教育工作，不久前又由于实行了一种普遍兵役制而使得军队里面的叛乱者更增多了。正是军队在拉施塔特和卡尔斯卢厄把“运动”变成了起义。
　　因此，武装起义的政府在一开始执行自己职务的时候，就得到了现成的军队、充足的军械库、组织完备的国家机器、充实的国库以及几乎是万众一心的居民。其次，这时正逢莱茵河左岸普法尔茨的起义已经展开，正好给自己的左翼作了掩护；在莱茵普鲁士，起义固然是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但尚未彻底败北；在维尔腾堡、在法兰克尼亚、在黑森的两个公国和在拿骚，甚至连军队里面也都普遍地流露出昂然激奋之情，只要在这些军队里面点起星星之火，便可以使巴登的起义在整个德国南部和德国中部重演。这样就将会有不下于5—6万的正规军掌握到起义者的手里。
　　在这种条件下，应该怎么办，是十分简单十分清楚的，所以现在当起义被镇压之后，每个人都懂得了这一点，并且都肯定地说自己从一开始就谈到了这一点。那时应该即刻把起义急速扩展到黑森－达姆森塔德、法兰克福、拿骚和维尔腾堡。应该立刻从现有的正规军中征集8000—10000人（利用铁路，这件事两天以内就可以做到），把他们派到法兰克福去“捍卫国民议会”。起义所取得的一个紧接一个的胜利简直使失魂丧胆的黑森政府陷入了瘫痪的状态；它的军队显然是同情巴登人的；它也象法兰克福参议会^[82]一样不能进行任何反抗。驻守在法兰克福的库尔黑森、维尔腾堡和达姆斯塔德的军队是站在运动方面的；在那里的普鲁士人（大部分是莱茵省出生的人）发生了动摇，奥地利人则为数不多。巴登人的到来（不管是否有人企图反抗他们），必然会把起义的旗帜带到黑森的两公国的心脏和拿骚去，必然会迫使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撤退到美因兹去，必然会使德国的软弱无能的所谓国民议会在起义军民面前感到肉跳心惊。在这以后，如果在摩塞尔河、埃斐尔、维尔腾堡和法兰克福起义还是没有马上爆发，那还可以有很多其他方法把起义扩展到这些省份里去。
　　其次，应该把起义的力量集中起来，为起义提供必要的资金，通过立即废除全部封建义务来使绝大多数的农业居民愿意参加起义。设立一个总的军事和财政的集中管理机构，使这个机构有权发行纸币［注：巴登议会很早以前就批准发行200万纸币，但是连一个钱也还没有用掉。——恩格斯原注］，并首先在巴登和普法尔茨发行，有权在巴登以及起义军所占领的一切地区废除全部封建义务。所有这一切，都足以使起义更加百倍地强大起来。
　　但是，这一切应该在最初的时刻就火速地全都做到，唯有快才能保证胜利。在巴登委员会成立一个星期以后就太晚了。莱茵的起义已经被镇压下去了，维尔腾堡和黑森没有起来战斗；军队本来情绪昂扬，对起义很有利，但这时已经是靠不住了，他们终于重新完全服从于自己的反动军官的势力。起义已丧失了全德的性质，而变为纯巴登的或巴登－普法尔茨的地方性的起义。
　　我在斗争结束以后才知道，前巴登军少尉弗·济格尔（他在起义期间，起初是“上校”，继而又是“总司令”，他博得了一点是好是坏有些难讲的小小声誉）从一开始便向巴登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转入进攻的计划。这个计划的长处在于它包含着这样一种正确的思想，即在一切条件下都必须进攻；但从其他方面来讲，这个计划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最冒险的计划。济格尔想率领一个巴登的军团首先向霍亨索伦挺进，在那里宣布建立霍亨索伦共和国，继而占领斯图加特，并且在维尔腾堡把起义发动起来以后，再由斯图加特推进到纽伦堡去，最后在也已经掀起起义的法兰克尼亚的心脏安下大本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计划完全忽略了法兰克福在士气方面的作用，只有拿下了法兰克福才能使起义具有全德的性质，同时才能使美因河沿线在战略上起重要作用。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个计划的前提是，应当具备的战斗力量完全不是实际上可能有的战斗力量；它并未打中要害，而且最后——在一次完全可以称为唐·吉阿德式或席尔式的进军之后——必然会在黑森和拿骚的军队还没有转到起义者方面来因而起义者未能得到增援以前，使得南德军队中最强悍、唯一坚决敌视起义的军队即巴伐利亚军能够立即出来对付起义者。
　　新政府借口几乎全体士兵都已解散回家而根本不同意发动任何的进攻。先不说这只是不多的个别部队，特别是近卫团里的情况，就连那些曾解散回家的士兵们过了3天以后，也几乎全部又回到自己的部队里来了。
　　不过，政府还有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理由来反对发动任何进攻。
　　领导整个巴登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是布伦坦诺先生；在这位律师的身上具有几分德意志小邦群众活动家所免不掉的一些抱负不算大的虚荣心和表面上的坚强信念（这在南德一般地是博得任何声望的首要条件），并且还兼有一些外交家的狡诈，凭着这点狡诈，大概除开唯一的一个人以外，他足以能够把周围的一切人完全制服。布伦坦诺先生——这现在已经不值得一提了，然而事实确是如此——布伦坦诺先生和他的党（巴登最强大的党）在奥芬堡会议上所获得的成绩只不过是改变了大公的政策而已，而这样的改变只有由布伦坦诺组阁执政才可能做到。大公的回答和普遍的激愤在拉施塔特的军队中引起了起义，而这是违背布伦坦诺的意志和愿望的。在布伦坦诺先生被抬上巴登委员会领袖地位的时候，他已经被运动抛在后面，因而已经不得不想法子把运动拖住。于是乎就发生了卡尔斯卢厄事件；大公逃之夭夭了，而这些使布伦坦诺先生成为政府首脑并且可以说是给予他独裁大权的形势，却打乱了他的全部计划，使得他竟不得不用自己的权力来反对给予他以这种权力的运动。当人民为大公的逃窜而雀跃欢呼的时候，布伦坦诺先生和矢忠于他的巴登委员会却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坐卧不安。
　　这个委员会几乎全部是由信念异常坚定而头脑却异常糊涂的巴登庸人所组成的，亦即由那些生怕宣布建立共和国并且看到任何一点点果断的措施就哀告上帝的“纯粹共和主义分子”所组成的；这个地道的庸夫俗子的委员会，当然完全在布伦坦诺的掌握之下。律师赫希斯特在爱北斐特所扮演过的那一角色，在这里是由律师布伦坦诺扮演的，而且活动范围更扩大了一些。至于说布林德、菲克勒尔和司徒卢威这3个从狱里释放出来而进入巴登委员会的外人，布林德深深陷入了布伦坦诺的阴谋诡计的圈套，以致孤掌难鸣，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被赶到巴黎去当个巴登的代表；菲克勒尔被指定到斯图加特去执行一种危险的任务；至于司徒卢威，布伦坦诺先生则认为他不是什么危险人物，因而也就放心地容他留在巴登委员会里面，不过时时监视着他，尽力不使他成为一个声望孚众的人物，这一点，布伦坦诺先生也是完全做到了的。大家知道，司徒卢威和其他的人一起建立了“坚决（或者毋宁说是稳步）前进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经过一次失败的发动以后，便被解散了^[83]。过了几天，司徒卢威多少是以“亡命者”的身分出现在普法尔茨，并准备在那里重新出版他的刊物“德国旁观者”。但是，样本才刚刚出来，普鲁士人就来到了。
　　巴登委员会（从最初起它就纯粹是布伦坦诺手里的工具）选出了一个执行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的首脑仍然是布伦坦诺。不久，这个执行委员会几乎完全暗中顶替了巴登委员会，它至多把预算和已实施的措施交给巴登委员会去批准，并且还把它的一些多少有点靠不住的成员打发走，分派到各区或军队里去担负各种各样的次要工作。最后，执行委员会完全撤销了巴登委员会，而用在布伦坦诺一手包办下选出来的“制宪议会”代替了它，而执行委员会本身则摇身一变成了“临时政府”，不用说这个政府的头儿自然又是布伦坦诺先生。他于是任命了各部的部长。他所任命的都是象弗洛里安·默尔德斯和迈尔霍弗这类的部长！
　　布伦坦诺先生是个十足的巴登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不同于小资产者群众和他们的其他代表人物的地方只在于：他的眼光看得太远了，所以没有他们那许多幻想。布伦坦诺先生最初一开始就出卖了巴登的起义，因为他最初一开始就比巴登的任何一个官方人物都更清楚地了解情况；他采取的那些措施就是为了保证小资产阶级的统治，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措施必然把整个起义全部断送。当时布伦坦诺的声望大得无边，而在7月以后又受到他从前的崇拜者的辱骂，其秘密都在于此。巴登的小资产者大多数是同布伦坦诺一模一样的叛徒，但他们同时又是受骗者，而对于布伦坦诺却不能这样说。小资产者的背叛是因为懦弱，他们的受骗是因为愚蠢。
　　巴登也象整个的南德一样，几乎没有大资产阶级。巴登的工业和商业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这里只有很少数的、很分散的、不大成熟的无产阶级。居民中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农民中的大多数）、小资产者和手工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即那些分散在小城市里的城市工人（当时还没有一个能够产生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大中心城市），现在，或者至少到现在为止是处在占绝对优势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之下的。至于农民，他们更是分散在全国各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加之他们的利益又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有些是一致的，有些可以说是相似的，因此他们同样也处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庇护之下。所以，以律师、医生、教员、个别商人和书商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自从1848年3月起，一方面是直接地，另一方面是通过自己的代表控制了巴登的整个的政治运动。
　　在巴登其实从来就没有过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正是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不存在着对立，因而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占居了优势。外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苗头，无论是由比较发达的国家回国的工人带进来的还是由于受法国或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影响而产生的，在巴登还不能够为自己开拓一条道路。红色的飘带和红色的旗子在巴登只不过意味着资产阶级共和国，至多夹杂着一点恐怖主义，而司徒卢威先生所发现的“人类六大祸害”^[84]，尽管在资产阶级看来是无可指责的，然而这在能引起群众反响的东西当中已经是最厉害的了。巴登的小资产者和农民的最高理想，从来就是一个不大的、从1830年起存在于瑞士的那种资产阶级—农民共和国。渺小的、清心寡欲的人们有其小小的活动场所；以范围略加扩大了的市镇，即“州”组成一个国家；工业规模小、停滞不动，其基础是手工劳动，因而使社会状况也就同样停滞不动和萎靡不振；贫富悬殊不大，到处全是小康和中等状况；没有君主，没有皇室费，没有常备军，没有多少赋税，没有积极干预历史的活动，没有外交——只有地方上的琐碎的街谈巷议和en　famille〔家庭的〕小小纠纷等这类的内政；没有大工业，没有铁路，没有世界贸易，没有百万富翁和无产者之间的社会冲突，但是却有着一种充满虔诚笃信和君子之风的幽静而舒适的生活，适应于知足常乐的人们的要求不高的生活，在历史上无声无嗅的生活，这就是存在于瑞士大部地区的、也是巴登小资产者和农民久已梦想建立的幽静的世外桃源。假若，巴登的或者可以说南德的小资产者，在热情奋发到最大限度的时刻，脑子里竟然产生了关于整个德国的概念，那末，在他们的幻想中所呈现出来的未来的理想的德国就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瑞士，也就是一个联邦共和国。例如，司徒卢威先生在自己的一本小册子^[85]里面就已经把德国划分为24个州，有同样数目的州长和大大小小的议会，并且甚至在小册子里面还附上一幅已经划分就绪的地图。假若德国真有一天变成了这样的世外桃源，那就会使它降低到甚至在它最可耻的时代都想象不出的低级阶段。
　　其实，南德的小资产者已不止一次地亲身体验到：即使革命是在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旗帜下发生的，也会很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所心爱的幽静的世外桃源卷入大规模的冲突和真正的阶级斗争的漩涡中去。因此，小资产阶级不仅在一切的革命动荡面前惶惶不安，甚至在他们自己的烟草啤酒的联邦共和国的理想面前也竟然胆战心惊。因此，他们一心向往帝国宪法，认为这部宪法至少可以满足他们眼前的利益，而只赋予皇帝以中止权，同时还使他们有希望在适当的时机以合法的手段实行共和制。因此，当巴登的军队未经邀请便往他们的餐桌上送来现成的起义时，他们就惊惶失措了，因此，他们也怕把起义扩展到未来的巴登州的范围以外去。要知道，这场火灾也可能在无意中蔓延到存在着大资产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的那些地方，因此，在这些地方政权就可能转入无产阶级的手里，那时候，惨哉财产！
　　在这样的情况下，布伦坦诺先生究竟干了些什么事呢？
　　他在巴登替小资产阶级干了小资产阶级自己曾在莱茵普鲁士有意识做过的事：出卖了起义，然而却拯救了小资产阶级。
　　布伦坦诺出卖运动，绝不象后来终于失望了的巴登小资产者所想的那样，是在他采取最后的行动的时候，是在牟尔克河失败以后逃跑的时候，而是一开始就把运动出卖了。运动之所以被出卖给了普鲁士人，正是由于那些最受巴登的小市民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部分农民甚至部分手工业者所赞不绝口的措施所造成的。布伦坦诺也正是由于自己的变节，才成了一个有声望的人物，才激起了小市民们的那种狂热，从而使他们紧紧地依附自己。小资产者只看到迅速恢复起来的秩序和宁静，只看到运动本身的短时期的停滞，而并没有发觉运动被出卖了；后来他们看出，他们因为参加运动而倒了霉，运动正走向毁灭，而他们自己也要和运动一起毁灭，这时他们才大嚷大叫被出卖了，而且象一个受了欺骗的笨人那样极为愤恨地痛斥自己最忠实的仆人，然而为时已经太晚了。
　　当然，布伦坦诺先生也是受了骗的。他希望参加这个运动能使他成为“温和的”党派的即小资产阶级的伟大人物，但他却不得不在夜色的掩护下背弃了自己的党，自己的好友（这些人突然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而可耻地开了小差。他甚至希望在大公那里能够弄到一个部长席位，他这种英明的打算所获得的嘉奖，是他受到了一切党派的拳打脚踢，永远丧失了扮演任何角色的可能性。当然，你可能比任何一个德意志的侏儒邦国的全体小资产者都会来得聪明些，但终归你可以看到，你的最美妙的希望幻灭了，而你的最崇高的意向也被玷污了！
　　布伦坦诺先生自他执政的第一天起，就尽力把运动限制在小市民的范围以内，使运动几乎未曾想越出这个范围。布伦坦诺在矢忠于大公的卡尔斯卢厄的市民自卫团（就是那个还在几天以前和起义者厮杀的市民自卫团）的护卫下，进入了等级代表议会大厦^[86]，以便从这里来制止运动。使逃兵归队的工作进行得极其缓慢，改编各个营的工作也进行得不怎么快。但是，解除了武装的曼海姆的小市民却武装得倒不慢，然而，大家都知道，他们这些人都不想打仗，并且在瓦格霍伊泽尔附近一战之后，甚至大部分人加入了曾背叛曼海姆的龙骑兵团。至于向法兰克福或斯图加特进军，至于把起义扩大到拿骚或者黑森，甚至连提都不用提了。刚一提出类似的建议，就会象济格尔的建议一样马上遭到拒绝。发行纸币的建议会被认为是国事犯，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议案。从普法尔茨派来的信使络绎不绝；他们报告说，普法尔茨没有武器，没有步枪，更不用说大炮了，并且也没有弹药，并且说，为了扩大起义，尤其是为了占领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两要塞所必需的一切东西，那里都需要；但从布伦坦诺先生那里什么都不能得到。普法尔茨建议马上就建立军事总司令部，甚至把两个区联合起来受一个统一政府的管辖。但是所有这些办法都由于拖延、阻挠而不能实现。据我所知，普法尔茨唯一得到的东西，就是数目不多的金钱的支持；后来，已经是很迟了的时候，才送来了8门大炮和不多的弹药，但没有炮手和驾具，最后，才奉梅洛斯拉夫斯基的直达命令，开来了一个巴登的步兵营和两门臼炮，如果我的记忆力不错的话，其中的一门炮只射过一发炮弹。
　　这种拖延和拒绝采取最必要措施（这些措施能够促进起义的开展）的行为，也就是出卖了整个的运动。在内部的问题上，也完全消极怠惰。关于废除封建义务的事情只字不提；布伦坦诺先生知道得很清楚，在农民里面，特别是在上巴登隐藏着的革命分子很多完全超出了他的心愿，因此，他必须在他们还没有更深地卷入运动之前，就很快地将他们制止住。新来的官员们大都是布伦坦诺的走狗，或者全都是些无能之辈；所有的旧军官们，除开那些在近年来的反动时期使自己丢尽脸面因而逃之夭夭的人们以外，全都留任了原职，这就使得全体愿意宁静的市民们大为高兴。甚至连司徒卢威先生在5月的最后几天也认为赞扬一下“革命”是适宜的，因为一切都很风平浪静地过去了，几乎所有的官员都留任了原职。在其他方面，布伦坦诺先生和他的代理人也采取了如下的活动方针：尽可能使一切都转回到旧轨道上来，尽可能减少混乱和骚动，并且使国家尽快地失去自己的革命的面貌。
　　在军事机构中也盛行着这种因循守旧的作法：人们只干那些不能不干的事情。军队没有指挥官，没有训练，也没有秩序；无能的“陆军大臣”艾希费特以及他的继任人叛徒迈尔霍弗甚至连象点样的军队的配置也不会。军用列车毫无目的地、毫无意义地在铁路上开来开去。各步兵营今天调到这个方向，明天又调到那个方向，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作。警备队的士兵因为没有事干成天进出于小饭馆。显然，这是存心使他们的精神颓丧，政府是想把他们尚存的最后一点军纪也消灭干净。对于第一批征集的所谓的人民自卫团即凡是能手执武器而年龄未逾30的男子的组织工作，是委任著名的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去进行的。贝克尔是一个瑞士籍的公民和瑞士军的军官。我不知道，布伦坦诺对于贝克尔在执行他的使命时施加的阻力究竟有多大。但是我知道，在普法尔茨的军队撤退到巴登地区以后，当不能再拒绝这些衣着褴褛装备很坏的普法尔茨部队的坚决要求的时候，布伦坦诺为了推卸责任说了下面的一段话：“要依着我，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但是大公回来的时候，至少要让他知道，谁把他的积蓄都挥霍光了！”因此，要是说巴登的人民自卫团一部分表现很坏，而一部分毫无组织，那末在这里，主要的罪过无疑地应由布伦坦诺和个别地区中他的那些心怀恶意的或庸碌无能的官员们来承担。
　　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被迫停刊以后，最初踏上巴登的领土是在5月20日或21日，也就是在大公出走后的一个多礼拜，当时在边防上的，或者确切些说，没有边防的这种极端的疏忽大意使我们惊奇不已。从法兰克福到黑彭海姆的这条铁路全被维尔腾堡人和黑森人所组成的帝国军队所占领；甚至在法兰克福和达姆斯塔德也布满了军队；所有的车站，所有的居民点都被强大的部队所占据；有秩序的岗哨一直伸展到国境线上。可是，从国境到魏茵海姆连一个人也看不到；在魏茵海姆也是这样。唯一的预防措施，就是拆毁黑彭海姆和魏茵海姆之间的大部分铁路线。只是在我们来到魏茵海姆期间，才开来了一支不大的不满25人的近卫团部队。在魏茵海姆和曼海姆之间又是一片天下太平的景象。最多这里或那里出现一些个别的微带醉意的人民自卫团，他们倒有些象掉队的士兵，或者象逃兵。自然，什么国境上的检查也就更谈不上了。可以在任何方向随意地越过国境。
　　在曼海姆，不管怎样，整个看来还有点象军事时期的样子。一伙一伙的士兵站在街上，或坐在小饭店里；人民自卫团和市民自卫团在操场上进行操练，当然大部分人很不熟练，而教官也很糟糕。在市政厅里，有许多的委员会、新旧军官、穿军装和短衫的人们在开会。人民和士兵、志愿兵混在一起。他们在狂饮，欢笑，彼此十分体贴。但是转眼便可看出，最初的热潮已经过去了，许多人感到大失所望。士兵们心怀不满；他们说，我们举行了起义，而现在事情该轮到应该担任领导的非军事人员了。可是他们却一直拖拖拉拉，因而把事情弄坏了。士兵们对自己的新来的军官们也不大满意；新军官和大公的旧军官的关系不好，虽然，旧军官每天都有几名在开小差，但许多人在当时还是在服役；他们都迫不得已地陷入了悲惨的境遇里，而不知道怎样自拔。终于怨声四起，大家都抱怨缺少一个刚毅而干练的领导。
　　在莱茵河的另一岸，在路易港，运动在我们看来要好得多。在当时，在曼海姆许多青年显然是第一批征集的，他们好象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还在安然地干自己的事，但在路易港所有的人却都武装起来了。诚然，后来发现，在普法尔茨也并非到处都是如此。在路易港，在志愿兵和士兵之间是完全相处无间的。在小饭店里（在这里当然也是挤得满满的），“马赛曲”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歌声却不绝于耳。在这里，没有谁在诉苦，也没有谁在抱怨，大家都在欢笑，都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贡献给了运动，在那时，他们（特别是步枪手和志愿兵们）还完全情有可原地和天真无邪地幻想自己的力量所向无敌。
　　在卡尔斯卢厄，运动具有更加庄严的形式。这里已经指定在下午一时在“巴黎”旅馆举行宴会，但是宴会一直等到“巴登委员会的先生们”莅临时才开始。类似这样一些引人注意的细微的迹象，就已经使运动具有令人愉快的官僚气派了。
　　我们曾经对巴登委员会的各位先生们谈过在前面提到他一个看法，这就是从一开始就必须向法兰克福挺进，使起义继续扩大，现在，再来这样做想必是太迟了，如果在匈牙利没有坚强有力的打击，或者在巴黎没有新的革命，那末整个运动就没有希望了。很难想象，诸如此类的异端邪说究竟在这些巴登委员会的市民中间引起了怎样的愤怒。只有布林德和戈克才站在我们的方面。现在，当事件已经表明我们是正确的时候，那些先生们当然也要断言，仿佛从一开始他们也是坚持进攻的。
　　在卡尔斯卢厄，当时已经看出大规模争权夺位的端倪，这种争权夺位的行动在“集中德国的全部民主力量”这个大名目下被吹嘘成拯救祖国的行动。任何一个人只要在某个时候，某个俱乐部里多多少少糊里糊涂地发表过一次演说，或是在某一张偏僻地方的民主小报上号召过人们憎恨暴君，他都要急忙奔向卡尔斯卢厄或凯则尔斯劳顿来，以便在那里马上变成一个伟人。用不着特别强调指出，在这里作出来的事情是完全与集中起来的那些力量相符合的。例如，在卡尔斯卢厄就有一位著名的所谓的哲学家阿塔·特洛尔^[87]，是法兰克福议会的前任议员，是以前尽管有我们这位阿塔·特洛尔的百般献媚但仍不免被曼托伊费尔查封了的所谓的民主小报的总编辑。这位阿塔·特洛尔费了很大的心思弄到了一个巴登驻巴黎大使的小职位，他认为自己特别有资格担任此职，其原因就是在过去他在巴黎住了两年，但却没有学会法语。他的确很幸运，得到了布伦坦诺先生的国书，但是，当他把行装已经收拾妥当的时候，布伦坦诺却突然派人来叫他，最后可以说是直接从他的口袋里拿走了国书。不言而喻，阿塔·特洛尔这时为了刁难布伦坦诺先生，便故意跑到巴黎去了。另外一个有坚定信仰的公民——海因岑先生也在卡尔斯卢厄，这位公民几年来一直用革命化和共和化来威胁德国。大家知道，在二月革命以前，这位可尊敬的活动家随时随地都号召“战斗”，但是当革命爆发起来以后，他却认为最好是站在瑞士的中立的高山之巅来观察德国的各种起义。现在，他也终于乐意加入与“压迫者”战斗的行列了。如果根据他以前说的“科苏特是个伟人，但他却忘掉了雷汞”这句话来下判断的话，预料他可能会马上组织起前所未见的、非常巨大的毁灭性的力量来对付普鲁士人。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既然更远大的计划看来已经无法实现，那末，我们这位憎恨暴君的人，据说，也就仅限于建立一支精锐的共和部队，同时抽功夫给“卡尔斯卢厄日报”^[88]撰写几篇为布伦坦诺辩护的文章，时常到“坚决前进俱乐部”走一走。俱乐部被解散了，精锐的共和主义者并没有出现，最后海因岑先生发觉，甚至连他都不可能再为布伦坦诺先生的政策辩护了。这位未被公认的、谁都不需要的、备受凌辱的海因岑先生，连一个“压迫者”都没有打死就来到了上巴登，而后从这里又到了瑞士。现在，他正在对“压迫者”们进行报复：他住在伦敦，in　effigie〔在想象中〕把他们成千成万地加以斩首。
　　我们第二天清晨离开了卡尔斯卢厄去访问普法尔茨。
　　关于巴登起义以后的进程，关于这次起义的一般政治领导和民事管理，我要说的也不多了。当布伦坦诺感到自己十分强大的时候，他一举而消灭了以“坚决前进俱乐部”为代表的恭顺的反对派。“制宪议会”是无条件地赞同布伦坦诺的全部措施的，因为议会的选举是在布伦坦诺的巨大声望的影响下，并且在支配一切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进行的。“握有专政政权的临时政府”（在虚构的国民公会下的专政！）整个地是处于他的领导之下的。他就是这样继续进行统治，阻挠起义的革命的和军事的发展，tant　bien　que　mal〔马马虎虎地〕处理日常事务，热心地保护大公（他一直认为大公是他真正的合法君主）的储蓄和私人财产。他在“卡尔斯卢厄日报”上声明，大公随时都会回来，而城堡也的确一直都上着锁，好象里面的住户只不过是出外旅行去了似的。他每天都对普法尔茨派来的人许下一些不明确的诺言；而所能得到的最大收获是，建立在梅洛斯拉夫斯基领导下的军事总指挥部，签订关于废除曼海姆和路易港之间桥头税的条约，然而，这丝毫都不妨碍布伦坦诺先生下令在曼海姆方面照旧征收这种关税。
　　最后，当梅洛斯拉夫斯基经过瓦格霍伊泽尔和乌布施塔特的战役而被迫带着他的剩余的军队越过高山跨过牟尔克河的时候，当不得不把卡尔斯卢厄和在那里的大量储备物资放弃的时候，当牟尔克河畔的失利决定了运动的命运的时候，巴登的市民、农民和士兵们的幻想于是都破灭了，他们都叫嚷说布伦坦诺干了叛卖的勾当。布伦坦诺靠小资产者的胆小、农民的不自立以及工人的不够集中而维持的全部威望，一下子就丧失净尽了。布伦坦诺由于他自己的“制宪议会”控告他犯了背叛人民的罪过，在茫茫夜色的掩盖下逃到了瑞士，藏身于苏黎世州的费尔塔连。
　　可以使人感到安慰的是，布伦坦诺先生因自己的叛卖行为而受到了足够的惩罚：他的政治地位完全毁灭了，他成了所有政党都鄙视的人。巴登的运动遭受到失败这件事情本身倒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巴黎的6月13日和戈尔盖的拒绝向维也纳挺进，即令当时有可能将运动推广到黑森、维尔腾堡和法兰克尼亚去，也使巴登和普法尔茨尚存的一切可能成功的机会丧失净尽。失败有可能更光荣些，但是无论如何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什么事情使革命的政党不能宽恕布伦坦诺先生和支持他的那些胆小如鼠的巴登的小资产者呢？这就是：在卡尔斯卢厄、夫赖堡和拉施塔特发生了屠杀，在拉施塔特囚室内因伤寒病而被普鲁士人悄悄地杀害了无数不知名的人，在这些罪行中，他们都有直接的责任。
　　我想在本刊第二期中叙述一下普法尔茨的局势，最后描写一下巴登－普法尔茨的运动。

注释：

^[81] 1849年5月12日在奥芬堡（巴登）召开了巴登人民同盟代表大会，大会的领导人只要求改组内阁和召开制宪议会。只有在巴登军队投到人民这边来之后，在1849年5月13日的群众大会上，才提出了比较革命的要求，并成立了巴登委员会，夺取了全部政权。——第155页。

^[82] 参议会是法兰克福自由市的管理机关之一；兼有立法和行政的职能。——第156页。

^[83] “坚决前进俱乐部”是1849年6月5日在卡尔斯卢厄成立的，它联合了对布伦坦诺政府采取投降政策和在政府中加强右派分子的活动表示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的比较激进的一派（司徒卢威、契尔奈尔、海因岑等人）。俱乐部建议布伦坦诺把革命推向巴登和普法尔茨境外，在政府中增加激进分子。俱乐部的委员接到否定的回答后，于6月6日试图以武装示威游行来威胁政府。但是政府得到了市民自卫团和其他武装部队的援助，迫使他们缴械投降。于是“坚决前进俱乐部”被封闭了。——第159页。

^[84] 古·司徒卢威认为必须反对的“人类六大祸害”是：君权、氏族贵族、官吏、常备军、僧侣、财政巨头的统治。（参看载于1849年10月26日“德意志伦敦报”上的“古·司徒卢威来信”）——第161页。

^[85] 指1848年巴塞尔附近比尔斯费尔顿出版的古·司徒卢威的小册子“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G．Struve．《Die　Grundre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Birsfelden　bei　Basel，1848）。——第162页。

^[86] 在卡尔斯卢厄等级代表议会大厅内举行了布伦坦诺政府会议。——第163页。

^[87] 阿塔·特洛尔是海涅写的同名长诗中的人物。这本诗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进行了讽刺。阿塔·特洛尔即普遍平等论的信徒的原形，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中所指出的，就是阿尔诺德·卢格。
　　1848—1849年，阿·卢格在柏林出版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改良报”（《DieReform》）。——第168页。

^[88] “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是德国日报，巴登政府以及1849年布伦坦诺政府的官方报纸。——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