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农民战争（七）

七

　　盖斯迈尔退到威尼斯地区以后，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就告结束了。各处农民重新陷入他们的教会领主、贵族领主或城市贵族领主的奴役之中；各处和农民缔结的协定都被撕毁，胜利者对战败者极尽掠夺搜刮之能事，因而使一向承当的负担更加重了。德国人民进行的最伟大的革命尝试，以忍辱失败而告终了，而且暂时还使压迫倍增。然而从长远看来，使农民阶级处境更加恶化的还不能说是起义被镇压下去这件事。凡是贵族，诸侯，僧侣们能够年复一年地从农民身上榨取到的东西，在战前就都已榨取到了；当时德国农民从自己的劳动产品中所能得到的份额，仅限于维持自己生存以及延续后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一部分生活资料，这一点是和现代无产者相同的。所以一般说来农民身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榨取的了。许多富裕中农自然是破产了，大量依附农沦为农奴，整片的公社地产被没收，大批农民由于家宅被毁，田园荒芜，饱经祸乱，流浪四方，或变为城市平民。但是战争和祸乱成为当时的家常便饭，农民阶级痛苦已深，而捐税还在增加，使他们的生活状况继续恶化。以后各次宗教战争以及连绵不断毁灭生命财产的三十年战争使农民遭受灾难之惨重远远超过农民战争；尤其是三十年战争把用于农业生产的最主要的一部分劳动力消灭了，同时又有许多城市被破坏了，因此，农民、贫民和破产市民都长期陷入最艰苦的爱尔兰的贫困境地。
　　遭受农民战争的打击最大的是僧侣。他们的寺院和教堂被焚毁了，他们的金银财宝被抢劫，不是卖给外国，就是被熔化了，他们的储备物资都耗尽了。在各处都是他们的抵抗力最小，而人民仇恨的怒火却是最集中地针对着他们。其他等级，即诸侯，贵族和市民阶级，甚至眼见众怒所指的高级僧侣处境困难而暗中称快。农民战争使教产还俗以利农民成为通俗的想法，世俗诸侯以及一些城市则极力设法使教产还俗按照对他们最有利的方式来进行，而在新教各邦中，高级僧侣的产业很快就转入诸侯或城市贵族手中。就是僧侣诸侯们的权势也已受到侵害，世俗诸侯们很善于在这方面去利用人民的仇恨。所以我们曾看到富尔德修道院长如何从黑森的菲力浦的采邑领主地位降为他的臣属的情况。所以肯普腾城竟强迫诸侯修道院长将他在此城享有的一系列重要特权廉价地卖给此城了。
　　贵族也大受打击。他们的城堡大半被毁，很多最体面的家族破落了，只有靠伺候诸侯维持生存。他们在农民面前无能为力已是完全注定了；他们到处都被击败；被迫投降；只有诸侯的军队才挽救了他们。他们日益丧失其帝国直属等级的意义而沦为诸侯的臣属。
　　整个看来，城市也没有从农民战争得到什么好处。名门望族的统治几乎到处都重新巩固起来；市民阶级反对派受挫，很久不能重振。旧有的城市贵族的成规惯例继续维持下去，在各方面都阻碍着工商业的发展，一直拖到法国革命时期。诸侯们还认为市民或平民党派在斗争中是在城市包庇之下才取得暂时的成就的，所以城市要对此事负责任。从前已经属于诸侯领土的城市，于是不得不支付巨额赔款，城市特权被剥夺，在诸侯们奴役之下听凭勒索（如弗兰肯豪森，阿伦施塔特，施马尔卡尔登，维尔茨堡等等），帝国直辖市被并入诸侯领土（例如缪尔豪森），或者至少要受毗邻的诸侯的托管，许多法兰克尼亚的帝国直辖市就是如此。
　　在这些情形之下，归根结底从农民战争取得好处的只有诸侯。本文一开头即已谈到德国农工商业的发展很差，使德国人统一为一个民族国家没有任何可能，只可能有局部的和省区的中央集权化，因而在分裂割据状态之下代表这种局部的中央集权势力的诸侯，形成了从当时社会政治关系的任何变动中都必能得到好处的唯一等级。当时德国的发展水平是这样低，而同时各省区的情况又这样不同，致使世俗诸侯邦之外，还有独立自主的僧侣辖区，城市共和国以及独立自主的伯爵和男爵能够同时存在；虽然这种发展很缓慢很拖沓，但是是趋向于省区的中央集权化，这就是说，要使其余的帝国等级从属于诸侯统治之下。因此在农民战争结束的时候只有诸侯能够有所得。事实也正是如此。诸侯们不仅由于僧侣，贵族，城市这些竞争者都削弱了而得到相对的利益，他们还由于靠牺牲所有其他等级拿到spolia　opima〔主要战利品〕而得到绝对的利益。教产是以最有利于他们的方式还俗了；一部分半破落或全破落的贵族不得不逐渐降伏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向城市和农民搜刮勒索的金钱流入他们的金库，同时由于取消了那么多的城市特权，他们要在财政措施上为所欲为就更加有余地了。
　　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之加甚与加强是农民战争的主要结果，同时也是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
　　我们已经见到德国是处于怎样的分崩离析状态之下，不仅分成无数独立而几乎完全互不相干的省区，而且整个民族在每一个这样的省区中都分裂为各种复杂的等级与等级集团。诸侯和僧侣之外，在农村中还有贵族和农民，在城市里还有城市贵族，市民和平民，全是一些利害即或不相冲突也是彼此悬殊的等级。在所有这些复杂的利害关系之上，还有皇帝和教皇的利害关系。我们已经见到，这些复杂的利害关系终于经过困难而不完满地，而且随各地情况不同而又很不一律地形成了三大派；尽管好不容易才形成这几派，每一等级还是一反条件所许的民族发展之道而行，都是各行其是地去搞运动，因而不仅和所有的保守派等级发生冲突，而且也和所有其他反对派等级发生冲突，终于不得不一齐垮台。济金根暴动中的贵族是这样，农民战争中的农民是这样，全部驯顺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市民也是这样。甚至农民和平民在德国大多数地区中也是没有共同行动，而是互相为难。我们也已经见到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阶级斗争如此支离破碎，因而使革命运动遭致完全失败，使市民阶级运动半途而废。
　　地方和各省的分裂割据状态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地方狭隘性和省区狭隘性如何毁坏了整个运动；市民、农民、平民都如何不能采取集中的全民性的行动；例如农民们如何在每一省区都各行其是，向来不肯支援邻区的起义农民，因而在各次战役中都被官军各个击破，而官军人数不过是全部起义群众的1/10——所有这一切读者都可以从上面的叙述中看得很清楚。某些农军和敌人缔结的各种停战协定和协议恰巧成了背叛共同事业的行动，而历次农军的联合都不是为了使他们自己的行动一致一些，而只是在同共同的敌人交锋时吃了败仗才来联合，这些情形最鲜明地说明各省区农民互不关切的毛病之深到了什么程度。
　　在此又很自然地可以和1848—1850年的运动作一番比较。1848年反对派各阶级之间也是利害冲突，各行其是。资产阶级已充分发展，不能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的存在，而它自己的力量又还不足以马上使其他各阶级的要求从属于它这个阶级的要求。无产阶级还过于软弱，不能期望迅速跳过资产阶级阶段而立即夺取政权，但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滋味，它在专制制度之下又已经尝够了，而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它自己的解放的看法，又因它本身已经大为发展而不再相信了。本民族的群众，即小资产阶级，小工场主（手工业者），农民，都被他们的暂时还是天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认为已太革命而遗弃，而有时又被无产阶级认为不够先进而遗弃；他们自己之间又不一条心，因而一事无成，而且对左右两面同是反对派的人们都持反对态度。最后可以这样说：1525年农民之间的地方狭隘性并不比1848年参加运动的所有阶级之间的地方狭隘性还更严重些。成百的地方性革命，紧跟着也有成百的顺利进行的地方性反革命，小国林立状态保持不变等等，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上述情况。谁要是在1525年和1848年两次德国革命及其结局之后还会梦呓联邦共和国，那末他没有别的去处，只配送到疯人院里去。
　　然而这两次革命，即16世纪的革命和1848—1850年的革命，尽管完全类似，却也大有本质的区别。1848年的革命如果没有证明德国的进步的话，那末却证明了欧洲的进步。
　　从1525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诸侯。从1848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大诸侯，奥地利与普鲁士。站在1525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捐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诸侯背后，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了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阶级。而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是无产阶级。
　　1525年的革命是一次德国地方事件。当德国人进行农民战争的时候，英国人，法国人，捷克人，匈牙利人都已进行过他们的农民战争了。如果德国已是分崩离析的话，那末欧洲就更加分崩离析。1848年的革命不是德国地方事件，它是伟大的欧洲事件的一个部分。在1848年革命的整个进程中，它的动因并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窄狭范围之内，甚至不是局限于一个大洲的窄狭范围之内。可以说，曾为此次革命舞台的这些国家，对于此次革命的发生，恰恰起作用最少。这些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些不自觉又无心无意的原料，要在现在全世界都参加的这一次运动的进程中被重新塑造一番。这一次运动在我们的现存社会制度之下看起来当然只能是一种外来的力量，但它结果正是我们自己的运动。因此从1848到1850年的革命就不能象1525年的革命那样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