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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德国的制宪问题[30]



（一）


　　德国的社会主义著作界一个月不如一个月了。它日益局限于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高谈阔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全部本领不过是把德国哲学、德国式的庸人伤感情绪和一些被歪曲了的共产主义口号掺混在一起。它标榜和平，以至在经受检查的书刊上它也可以倾吐肺腑，畅所欲言。甚至德国警察对它都很难有什么挑剔。这就足以证明它不是德国著作界的进步的革命的因素，而是守旧的反动的因素。
　　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仅包括自封为par　excellence〔最道地的〕社会主义者的人们，而且还包括德国大部分盗用“共产主义者”名义的著作家。后者比前者更坏，如果他们之间可以比较好坏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不言而喻，这些soi-disant〔所谓的〕共产主义著作家决不代表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党。党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著作界的代表，他们也不代表党的利益。相反地，他们维护的是完全不同的利益，捍卫着完全不同的、在一切方面都和共产主义政党的原则相对立的原则。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前面已经讲过，德国的soi-disant〔所谓的〕共产主义著作家大都属于这一种人）从法国共产主义者那里听说，由君主专制过渡到现代的代议制根本不能消灭广大人民的贫困，只不过使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获得政权而已。他们又从法国共产主义者那里听说，正是这个资产阶级利用它的资本压迫人民群众最厉害，因此它是作为人民群众代表的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par　excellence〔真正的〕敌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懒于把德国的社会政治发展水平和法国的社会政治发展水平比较一下，或是研究研究决定着今后全部发展的德国的现实情况。他们没有认真思考，就忙着把刚刚听到的东西搬到德国来。党的活动家总是力图达到实在而具体的效果，总是代表整个阶级共同的特定利益，如果他们真是党的活动家，那他们至少会注意到法国资产阶级的反对者（从“改革报”的编辑们一直到极端的共产主义者）是怎样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论战的，特别应该注意到法国广大无产者的公认的代表老卡贝是怎样进行这种论战的。他们早应该看出，党的这些代表人物不仅经常接触到迫切的政治问题，而且甚至象选举改革草案这一类往往不代表无产阶级直接利益的政治措施，他们也决不会傲慢地等闲视之。但是我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是党的活动家，而是德国的理论家。在他们看来，要紧的不是实际的利益和效果，而是永恒的真理。他们所努力保护的利益，是一切“人”的利益；他们所力图达到的效果，只限于哲学上的“收获”。这样，他们只需使自己的新观点符合于自己的哲学良心就可以在全德国大喊大叫说，政治进步和一切政治都是祸害，正是宪法所规定的自由把对人民危害最大的阶级——资产阶级捧上了王座，不论资产阶级遭到了怎样的攻击，这种攻击还远不算多。
　　在法国，十七年以来一直是资产阶级独掌政权，这种情况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因此，法国无产者、他们的党的领袖和他们的著作界代表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就是对统治阶级、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攻击。这是肯定的革命行动。下面一些事实表明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对这一点知道得多么清楚：出版物和社团无数次地被起诉，集会和宴会遭到禁止，资产阶级利用警察对改革派[31]和共产主义者进行百般吹毛求疵的迫害。而德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德国，资产阶级不仅不是统治者，它甚至是现存各邦政府最危险的敌人。对各邦政府说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种转移目标的活动是正中下怀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给法国共产主义者所带来的后果，十之八九是监禁和流放，但是它给我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带来的，却无非是书报检查机关的赞扬而已。法国无产阶级论战的革命热火一到了德国理论家的冰冷的胸膛里，就冷却到书报检查机关所准许的程度，而革命的热火经过这一番阉割之后，就恰中德国各邦政府的心意，它们就利用它共同去反击进攻的资产阶级。“真正的社会主义”竟把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原理变成了保护德国status　quo〔现存秩序，现状〕这个泥坑的一道围墙。“真正的社会主义”从头到脚都是反动的。
　　资产阶级早已注意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反动倾向。可是它又毫不犹豫地径直地把这一流派当做德国共产主义在著作界的表现，它公开或暗地里责备共产主义者，认为他们反对代议制、陪审制、出版自由以及叫嚷着反对资产阶级，都只是有利于各邦政府、官僚和贵族。
　　德国共产主义者该解脱他们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反动行为和欲望所承受的这种罪责了。代表着德国无产阶级的非常明确、非常具体的要求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应该无比坚决地和上述这一帮（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一帮歹徒而已）文人划清界限了。这些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代表谁，因而不由己地就投入了德国各邦政府的怀抱；他们自以为“使人们变得现实”，其实他们除了把德国的市侩的庸俗气奉为神圣而外什么也没有做。实际上，我们共产主义者同这帮在理论上胡说八道、摇摆不定的狡猾家伙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完全不同于反动的贵族，譬如说法国的正统主义者或“青年英国”[32]对它的攻击，同样也完全不同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它的攻击。德国现状的代表者根本无法利用我们所采取的攻势，因为这种攻势与其说是针对资产阶级，不如说是针对这种现状。如果说资产阶级是我们的自然敌人，只有把这个敌人打倒我们的党才能取得政权，那末德国的现状就是我们的更大的敌人，因为它横在我们和资产阶级之间，妨碍我们打击资产阶级。因此，我们决不置身于反对德国现状的广大群众之外。我们只是这一反对派大军中最先进的支队，同时，由于我们并不掩盖自己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打算，所以这个支队的地位也最为明显。
　　随着普鲁士联合省议会的召开，在反对德国现状的斗争中出现了一个转折点。这种现状是继续存在下去还是被消灭，都要取决于这届议会的行动。这样一来，德国那些态度很不明确、彼此间界限混乱不清但在思想方面又各不相关的党派，就必须弄清楚自己所代表的利益和应该采取的策略了：它们应该彼此划清界限，开始进行实际活动。这些党派中的最年轻的共产党不能规避这一必要的任务。它也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战斗计划和手段。第一个步骤就是揭露那些力图钻进它队伍里来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者。它应该尽快地完成这一步骤，因为它已足够强大，用不着同那些败坏它声誉的同盟者合作。

（二）
STATUS　QUO〔现状〕和资产阶级


　　下面要讲的就是德国的现状。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分强大，它们已把贵族打倒并上升为本国的统治阶级，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到现在也还没有这样的力量。虽然它对各邦政府也有某些影响，可是只要双方的利益一发生冲突，在贵族地主的影响面前，它这种影响就要退避三舍。法国和英国是城市统治着乡村，而德国却是乡村统治着城市，农业统治着商业和工业。不仅德国的君主专制的各邦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君主立宪的各邦如萨克森、维尔腾堡和巴登的情况也是这样。
　　这种情况是因为德国在文明方面比西方各国落后。在西方各国，人民群众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商业和工业，而我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则是农业。英国不仅不输出任何农产品，它还需要经常从国外输入农产品；法国输入的农产品至少和它输出的相等。这两个国家的富有首先是依靠工业品的输出。相反地，德国输出的工业品很少，而输出的谷物、羊毛、牲畜等等却很多。当德国的现行政治制度初建立的时候，也就是说1815年的时候，农业所占的比重比现在还大，而且由于推翻法兰西帝国的最积极的参加者几乎全是德国农业区的人，所以这种比重当时还有增无已。
　　也象欧洲大多数国家一样，德国农业在政治上的代表是贵族，即大土地占有者阶级。和贵族独霸局面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就是封建制度。随着农业不再成为国家的决定性生产部门，随着（农业阶级之外）从事工业的阶级的形成和（乡村之外）城市的产生，封建制度到处趋于衰落。
　　这个新形成的、同贵族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贵族的农民并存的阶级，不是今天在各个文明国度里已掌握统治权、在德国正在争取统治权的资产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
　　德国现行的国家制度不过是贵族和小资产者之间的妥协，妥协的结果，管理国家的权力落到了第三个阶级——官僚的手里。在构成这个阶级的时候，妥协的双方是按照彼此的地位加入进来的：代表较重要的生产部门的贵族把较高的职位留给自己，而小资产阶级则满足于较低的职位，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才推荐自己人担任较高的行政职务。凡是官僚机构受到直接监督的地方，例如德国立宪制各邦，贵族和小资产者也是按照这个样子分享这种监督权力的；不难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贵族大占便宜。小资产者任何时候也不能打倒贵族，甚至连和它处于平等地位都做不到；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削弱贵族。要把贵族打倒，需要另一个具有更广泛的利益、握有更多财富、更坚决果断的阶级——资产阶级。
　　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都是从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中分离出来的，它的产生是由于世界贸易和大工业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自由竞争和财产集中。小资产者代表内地和沿海的商业、手工业和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这些经济部门在有限的区域里发展着，需要的资本数额不大而且周转缓慢，它们所引起的竞争只是地方性的、微弱的。资产者代表世界贸易、全世界范围内商品的直接交换、银钱业、以机器劳动为基础的大工厂工业——这些经济部门需要尽可能大的地盘、最大数额的资本和最快的资本周转率，它们所引起的竞争是普遍的、剧烈的。小资产者代表的是地方利益，资产者代表的是普遍利益。小资产者发现，只要他能在间接影响国家立法的情况下直接参加省政机关，同时又做自己本地市政机关的主人，那他的处境就十分安全了。资产者如果不直接地、经常不断地控制本国的中央行政机关、对外政策和立法，就无法保障自己的利益。小资产者的典型产物是德国的帝国城市［注：即中世纪时德国的一些直接受皇帝管辖而不受诸侯管辖的城市。——译者注］；资产者的典型产物是法国的代议制国家。小资产者哪怕得到统治阶级些微的让步，就变得保守起来；而资产者在自己还没有爬上统治地位的时候则是革命的。
　　德国资产阶级对那两个分享政治统治权的阶级的态度如何呢？
　　在英国从17世纪起，在法国从18世纪起，富有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就在形成，而在德国则只是从19世纪初才有所谓资产阶级。固然，在那时以前汉撒城市［注：14—17世纪时，德国北部有过一个政治性及商业性的组织，叫做汉撒同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垄断德国北部的贸易。加入这个同盟的城市就叫做汉撒城市。——译者注］里也有个别富有的船主，国内也有一些豪富的银行家，可是就没有大资本家阶级，更谈不到大工业资本家阶级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创造者是拿破仑。由于他的大陆体系[33]，由于在他的压迫下普鲁士必然实行的经营的自由，德国人才有了工业，并扩大了矿藏的开采。只过了几年，这些新出现的或是原已获得了发展的生产部门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这些部门而诞生的资产阶级也取得了相当的势力，以致在1818年普鲁士政府被迫为它们制定了保护关税。1818年的这项普鲁士关税率是政府对资产阶级的第一次正式承认。它承认（固然是满怀不平、非常勉强地）资产阶级已成为国内不可缺少的一个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下一个让步就是成立关税同盟。尽管德国大多数邦加入普鲁士关税体系本来只是从国库和政治方面考虑的，可是结果这件事情对谁也不象对德国资产阶级、特别是普鲁士资产阶级那样有利。虽然关税同盟在某些方面也给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带来了一些零星的好处，但是整个说来，由于资产阶级的兴盛、竞争的活跃以及过去的生产工具被排挤，关税同盟给他们带来的害处毕竟要多得多。从那时以来，资产阶级发展得相当快，特别是在普鲁士。虽然最近三十年来它还远没有达到英国资产阶级和法国资产阶级所达到的高峰，可是它毕竟把现代工业的大多数部门都建立起来了，在某些地区清除了农民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宗法制度，多少积聚了一些资本，制造了一定数量的无产阶级，建立了相当大的铁路网。至少它把事情做到了这样一种地步：现在它要末继续向前迈进而成为统治阶级，要末就放弃自己以前所取得的成绩；也就是说，它是目前唯一能够在德国实现进步、能够治理德国的阶级。实际上它已经是德国的领导阶级了，它能不能存在，就要看它是否在法律上也成为德国的领导阶级。
　　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正式统治着德国的阶级之所以日益无力，就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兴起和日益强大。自拿破仑时代以来，贵族越来越穷了，它负的债越来越重了。徭役的赎买使它的谷物生产费用提高了，并且给它造成了一个竞争者——新的独立小农阶级。贵族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决不能长久靠它在农民赎买徭役时搜刮的大笔钱财来弥补的。俄国和美国的竞争限制了贵族的谷物销路，澳洲的竞争以及南俄罗斯的一度竞争，限制了它的羊毛销路。生产费用越高、竞争越剧烈，就越清楚地暴露出贵族已不能够有利地经营自己的庄园和采用农业方面的最新成就了。和上一世纪法国与英国的贵族一样，德国的贵族只是利用文明的发展在大城市中摆阔佬架子，任意挥霍自己的财产。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在社会教养和文化教养方面展开了竞争，在豪富和挥霍方面展开了竞赛；在资产阶级未取得政治统治之前，处处都要发生这种情况，而且这种竞争和竞赛也和其他任何竞争一样，结果总是更富有的一方获得胜利。土贵族向宫廷贵族转化，结果破产来得更快、更无法避免。构成贵族收入的那3％是抵抗不住构成资产阶级利润的那15％的。收入3％的贵族只好去典押不动产，向贵族信贷机关借钱，以便能够支付适合于贵族那个等级的开支，而这样只能使自己更快地破产。有些乡绅很聪明，逃避了破产，他们和新出现的资产阶级地主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地主—企业主阶级。这个阶级在农业经营方面没有封建主那些幻想，也不象贵族那样疏忽大意；它把农业当做实业、当做工业来经营，并采用资产阶级的手段——资本、专门知识和劳动。它和资产阶级的统治相处得很好，所以在法国这个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平共存，相安无事，并且还按照自己财富的多寡参加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它经营的是农业。
　　可见，贵族已经软弱到这样一种地步，就连它本身也已经部分地转到资产阶级队伍中去了。
　　小资产者比贵族还软弱；它更远不能和资产阶级抗衡。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一样，也是在历史上曾留下过足迹的最可怜的阶级。它的琐碎的地方性利益使得它即使在自己的全盛时代即中世纪后期，也只能够建立地方性的组织，进行地方性的斗争，取得地方性的成绩，只能做到这样一点，即它和贵族的并存只是得到了容忍；而全面的政治统治它在什么地方也没有达到过。随着资产阶级的诞生，它连表面上的一点历史主动性也丧失了。它在贵族和资产阶级中间背腹受敌，既受到前者政治优势的压制又受到后者雄厚资本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住在大城市里的较富裕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多少有些胆怯地归附于革命的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较贫穷的特别是住在小城镇里的小市民，他们恪守现存秩序，并以它特有的全部惰性力支持贵族。资产阶级越发展，小资产者的处境就越坏。这后一部分小资产者也逐渐开始明白，在现有的条件下，他们是逃不掉破产的，而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虽然也很可能遭到这种破产，但他们至少还有可能向前迈一步，跨入资产阶级的行列。他们的破产越是不可避免，他们就越会转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之下。当资产阶级刚刚一取得政权的时候，在小资产者中间就会重新发生分裂。小资产阶级为每一支资产阶级的队伍准备了后备军，此外它还在资产阶级和从现在起提出自己的利益和要求的无产阶级之间，形成许多带有激进色彩的政治流派和社会主义流派，如果详细考察一下英国的下院或法国的众议院以及各种期刊，便可对这些流派有详细的了解。资产阶级用它的资本的猛烈炮火和林立的股份公司把小资产者压得越紧，这一群群毫无纪律、装备很坏的小资产者就越是束手无策，他们的逃窜也就越发乱无秩序。最后，要末他们就集合在无产阶级长长的战斗行列后面并站到它的旗帜之下，要末就向资产阶级无条件投降，此外别无出路。这种动人的场面在英国任何一次商业危机发生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而在法国今天就可以看到。在德国，我们只是刚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小资产阶级在走投无路和极端需要钱的时刻，勇敢地下决心和贵族断绝关系而投靠于资产阶级。
　　可见，小资产者和贵族一样不能成为德国的统治阶级。相反地，他们也日益屈从于资产阶级。
　　剩下来的还有农民和无产阶级。
　　我们这里所讲的农民仅仅指小农户、小租佃者和小土地所有者而言，不包括短工和雇农。农民和小资产者一样，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阶级，不过他们有一点胜过小资产者，即他们比小资产者有勇气。可是在历史上他们完全不能从事任何首创活动。甚至他们从农奴制的铁链下解放出来也只是在资产阶级的保护之下实现的。凡是由于没有贵族和资产阶级以致农民有可能进行统治的地方，例如在瑞士山区各州和挪威，封建时代以前的野蛮、地方的局限性、愚昧而怪诞的顽固和迷信、愚忠和愚善这些东西同时也就占居统治地位。凡是除农民之外存有贵族继续存在的地方，例如在德国，农民就完全和小资产者一样，处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两面夹攻的地位。他们要想使农业利益不致受到日益强大的工商业的侵害，就得投靠于贵族。他们要想使自己不致被贵族特别是资产阶级地主的竞争所压倒，就得投靠于资产阶级。他们到底归附哪一边，这要看他们的财产状况。德国东部的富裕农民对雇农还保有一些封建权力，他们各方面的利益都和贵族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所以他们不会真的和贵族一刀两断。德国西部由于贵族的庄园被分割而出现的小土地占有者和东部处于世袭统治之下而且有的还要服徭役的小农，这两种人受贵族的直接压迫太厉害了，或者说他们和贵族之间的对立太尖锐了，所以他们不能不站到资产阶级那一边。普鲁士的各个省议会证明，实际情况确是如此。
　　可见，很幸运，农民的统治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农民自己也很少想到这件事，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大部分置身于资产阶级支配之下。
　　而无产者，即vulgo〔一般所谓的〕工人阶级怎么样呢？我们很快就要详细地论述他们。这里我们只指出他们成分不一的情况。工人分成雇农、短工、帮工、工厂工人和流氓无产阶级，而且又散居在人口稀疏、中心城市少而不发达的广大地区上，这就使得他们不可能了解彼此利益的共同性，不能互相谅解并组成一个团结一致的阶级。由于他们成分不一，住地分散，所以他们只能看到自己最切身的日常利益，仅仅希望好好工作以后能得到合理的报酬。换句话说，这使得工人们的目光短浅到这样一种程度：在他们眼里，他们的利益和雇主的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工人的每一支队伍都成了雇用他们的那个阶级的援军。雇农和短工维护贵族或雇用他们种地的农民的利益。帮工在思想和政治方面都以自己的师傅为转移。工厂工人听凭厂主在要求保护关税的运动中利用自己。流氓为了两个塔勒就可以在资产阶级、贵族和警察彼此发生摩擦时替他们做打手。凡是在两个雇主阶级各自坚持对立的利益的地方，被他们雇用的工人之间也就进行着同样的斗争。
　　由此可见德国工人群众对夺取公共事务领导权是如何没有准备。
　　我们把前面讲过的总结一下。贵族已经衰败不堪，小资产者和农民的整个生活状况使得他们太软弱无力，工人还远不够成熟，所以他们都不可能在德国成为统治阶级。剩下来的就只有资产阶级了。
　　德国现状可悲之点主要在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阶级强大到足以使自己的生产部门变成全民族的par　excellence〔主导〕生产部门，从而自己也成为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从10世纪以来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一切等级和阶级——贵族、农奴、徭役农民、自由农民、小资产者、帮工、工场工人、资产者和无产者——肩并肩地存在着。他们之中那些靠自己的财产而成为某个生产部门的代表者的等级和阶级，即贵族、自由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者，按照各自的人数、财富和在全国生产中所占的地位而瓜分政治统治权。前面已经讲过，这样瓜分的结果，贵族分得的最多，小资产阶级分得的最少。资产者的正式身份只是小资产者，而真正的农民根本不为人所注意，因为他们自身势力微弱而且分散在其余的阶级中间。这种以官僚为代表的制度是德国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软弱低能、死气沉沉和乌烟瘴气在政治上的反映。在国内，和这种制度相适应的就是德国的分割状态：德国分成38个地方的和省的邦，而奥地利和普鲁士又分成若干独立省；在对外关系上，这种制度对外来的压榨和打击显得可耻的无能。这种普遍的可悲状态的根源就是普遍缺少资本。贫穷的德国的每一个阶级从一开始就带有小市民的庸碌的标记，和其他国家相应的阶级比较起来，它们又穷又落后。从12世纪以来，德国的上层和下层贵族同家财豪富、心胸开阔、无忧无虑、凡事坚决果断的法、英贵族比较起来，显得多么小资产阶级气呵！德国帝国城市和汉撒城市的市民同14、15世纪造反的巴黎资产者相比，同17世纪的伦敦清教徒相比，显得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多么偏狭短浅啊！就是在今天，我们的最大的工业家、银行家、船主同巴黎、里昂、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的交易所巨头比较起来，也是多么小资产阶级气呵！甚至德国的工人阶级也是浑身浸透着小资产阶级气息。可见，小资产阶级虽然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低微，可是它至少有一点能够聊以自慰，即它是德国的典型阶级，它把自己那种自甘屈辱和为日常琐事操心的特点也传染给其他阶级了。
　　这种可悲的状况的出路何在呢？出路只有一条。应当有一个阶级强大到足以使全民族的提高依赖于它的提高，使所有其他阶级利益的发展依赖于它的利益的发展和演进。这一个阶级的利益在目前应该成为民族的利益，而这个阶级在目前则应该成为民族的代表者。从这时候起，在这个阶级以及跟着它走的全民族的大多数人，便同政治现状发生了矛盾。政治现状是与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彼此冲突这种已不存在的情况相适应的。新的利益受到了束缚，并且就连本来是现状的服务对象的那些阶级中间，也有一部分人发觉现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了。这种情况的后果必然是消灭现状，不管是用和平的还是暴力的方法。代之而起的将是这样一个阶级的统治，这个阶级在目前是全民族大多数的代表者，它的统治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
　　既然现状即普遍虚弱无能的根源在于缺少资本，那末同样，只有拥有资本，只有资本集中在一个阶级的手里，才能赋予这个阶级以必要的力量去消灭现状。
　　在德国有没有这样一个能够摧毁现状的阶级呢？有的，有这样一个阶级，尽管和英国、法国的相应的阶级比较起来，它还是个小资产阶级气息非常浓厚的阶级，可是到底它是存在着的，具体说来就是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是这样一个阶级，在各个国家里，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在官僚君主制度下所建立起来的妥协，都被它摧毁，并通过这种办法首先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
　　在德国，资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把大部分（起码是这样）地主—企业主、小资产者、农民、工人、甚至某些贵族的利益同自己的利益结合起来，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面的阶级。
　　在德国，资产阶级政党是唯一明确意识到自己应该用什么来代替现状的党，只有这个党不局限于抽象原则和历史演绎，而要求实行非常明确肯定、具体易行的措施；只有它具有一定的组织性（至少在地方和省的范围内是这样），只有它多少算有个行动计划。一句话，这个党是带头和现状做斗争并直接参加消灭它的活动的党。
　　可见，资产阶级的党是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党。
　　因此，问题就仅仅在于资产阶级是否已到了必须通过消灭现状夺得政权的地步？和软弱的敌人比较起来，它自身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消灭现状？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这个问题。
　　德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是工厂主。整个国内贸易、汉堡和不来梅以及斯德丁一部分的海上贸易的繁荣、银行业的繁荣，都依赖于工业的繁荣。铁路收入依靠它，因而交易所的生意也有一大部分要依靠它。不依赖于工业的只有波罗的海沿岸城市的谷物、羊毛出口商和一小伙外国工业品进口商。因此，工厂主的要求就是整个资产阶级和目前依附于它的那些阶级的要求。
　　工厂主又分做两类：第一类进行原料的初步加工，出售的是半成品；第二类买进半成品，制成成品供应市场。属于第一类的是纺纱厂厂主，属于第二类的是织布厂厂主。第一类在德国还包括制铁业的企业主……［注：手稿缺4页。——编者注］
　　要想能够利用新发明的辅助工具，修筑良好的道路，买到便宜的机器和原料，雇到经过良好训练的工人，就必须建立整套的工业体系。要建立整套的工业体系，就需要把一切工业部门紧密地联系起来，就需要有依赖于内地工业的、商业繁荣的沿海城市。这个原理早已为经济学家们所阐明。可是，在只有英国人不怕任何竞争的今天，要建立这样一个工业体系就需要有一套完善的、适用于一切受到外国竞争威胁的部门而且经常随着工业状况而改变自己形式的保护关税制度。普鲁士的现政府不能够建立起这样一种制度，加入关税同盟的各邦政府也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样一套制度只能由执政的资产阶级自己来建立和实行。这也说明德国资产阶级不能再没有政权了。
　　在德国尤其需要这样一套保护关税制度，因为那里的工场手工业已经奄奄一息了。如果不规定出一套完整的保护关税办法，工场手工业就经不住英国机器的竞争，而所有到现在为止还靠工场手工业谋生的那些资产者、小资产者、工人也都要遭殃。这就使德国资产者完全有理由情愿用德国的机器把工场手工业的残余消灭掉。
　　可见，保护关税是德国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而且只能由资产阶级自己来实现。因此，单从这一点看来，它也应该掌握国家政权。
　　工厂主不能充分有利地利用他们的资本，这不仅是因为关税不够高，而且还因为有官僚政治存在。如果说在关税立法方面他们所碰到的是冷淡，那末在和官僚的相互关系上他们所碰到的是政府方面公然无忌的敌视。
　　官僚政治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统治小资产者和农民。这两个阶级散居在小城市或乡村里，他们的利益超不出最狭隘的地方范围，因此他们的眼光必然象他们狭隘的生活条件一样短浅狭隘。他们不能治理一个大的国家，就见识而言，他们也不可能使各种互相冲突的利益彼此协调起来。各种利益犬牙交错这种最古怪的现象（我们只要想一想行会和它们之间的冲突就够了），正是发生在小资产阶级欣欣向荣的那个文明发展阶段上。这样，小资产者和农民就不能没有一个强大的和人数众多的官僚机构。他们不得不接受监护，以免陷于极度混乱或让无数次的诉讼弄得倾家荡产。
　　可是，小资产者所必需的官僚政治很快就变成了资产者难以忍受的束缚。早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官吏们的监督和干涉已经令人感到非常不便了；在这种监督之下，工厂工业几乎是无法存在的。到目前为止，德国工厂主为了尽可能摆脱官僚机构的监督所使用的手段是贿赂，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无法怪罪他们。但是这种手段只能替他们减去少许的负担；这一则是他们无法向自己接触到的一切官吏行贿，再者行贿也不能使他们不支付额外开支，不能使他们不付给律师、建筑师、机械师报酬以及由监督所引起的一些其他开支，行贿更不能使他们避免预料不到的忙闲不均现象。工业越发展，“忠于职守的官吏”就越多，这些人或者只是由于狭隘，或者是出于官僚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总是百般苛刻地刁难工厂主。
　　因此，资产阶级不得不摧毁这个目空一切、吹毛求疵的官僚机构的势力。只要国政和立法一转到资产阶级的控制之下，官僚就不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也正是从这时候起，迫害资产阶级的人变成了它的恭顺的仆从。过去那些专门为了便于官吏对付工业资产者的规章和诏令退位了，新制定的规章是便于工业家对付官吏的。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所有资产阶级的派系都直接关心工厂工业的最迅速的高涨，而工厂工业在官僚的吹毛求疵的制度下是不能发展的，所以资产阶级就更需要尽快地摧毁官僚机构的势力。
　　使关税体系和官僚机构服从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资产阶级所最迫切希望实现的两项措施。可是它的需要远远不止于此。它要根本改变差不多德国所有各邦政府的整个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因为这一整套制度纯粹是用来维护和支持资产阶级一向力图加以摧毁的社会制度的。贵族和小资产者得以共存并处的条件，和资产阶级所必需的生存条件完全不同；而在德国各邦，只有前者是得到正式承认的。就拿普鲁士的现状来看吧。小资产者能够听命于行政方面和司法方面的官僚制度，他们能够把自己的财产和个人托付给“独立的”、即具有官僚式独立性的法官阶级胡乱摆布，而这个阶级因此也就保护他们不受封建贵族、有时也不受行政机关官僚的侵犯，但资产者就不能够这样做。在有关财产的诉讼方面，资产者所需要的是至少必须保证公开审理，而在刑事诉讼方面，除公开审理而外还要求实行陪审制，把司法置于资产者代表人物的经常控制之下。小资产者可以同意贵族和官吏不受普通的裁判，因为小资产者在国家生活中的这种屈辱表现，是完全和他们的低微的社会地位相适应的。可是不使本阶级在社会和国家中取得首位就非溃灭不可的资产者，却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小资产者可以把地产方面的立法权让给贵族独揽而不致损害自己的宁静生活；他们应该这样，因为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在城市中的利益不受贵族的影响和侵犯，已经够手忙脚乱的了。资产者则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贵族任意地调整乡村的财产关系，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要得到充分的发展，就需要尽量地对农业的经营也采取企业方式，需要建立一个农业企业家的阶级，需要自由出售和自由支配地产。由于地主免不掉要抵押不动产取得贷款，资产者就有可能利用这一点迫使贵族同意资产阶级可以干预有关地产的立法，至少在典押法方面可以干预。小资产者的营业规模不大，资本周转缓慢，顾客人数不多面也不广，因此糟糕的普鲁士旧商法并没有使他们吃大苦头，他们甚至还很感谢它给予他们的那一点点保障；可是对资产者说来这种商法就是无法忍受的了。小资产者所进行的交易非常简单，大商人之间很少做这种买卖，小资产者的交易差不多总是零售商的买卖或者是生产者直接卖货给消费者，所以小资产者就很少遭到破产，并且很容易遵守普鲁士的旧破产法。这种法律规定，用债务人的财产抵偿债务的时候，期票债务应该比其他票据的债务优先偿还；可是通常全部财产都下了司法人员的腰包。这些法律的制定首先是为了处理债务人财产的司法官员的利益，其次也保护所有非资产者的利益不受资产者的侵犯。这些法律特别保护贵族，因为贵族把谷物送交买主或代售者的时候总是收到或向他们索取期票；而凡是每年仅仅出售一次货物，收进期票就算完成全部交易的人，也都受到这些法律的庇护。在与商业有关的人们中间，受到保护的仍然是银行家和批发商，而工厂主的利益却被大大地忽视了。资产者只是和商业家打交道，他们的顾客遍布各地，他们从世界上每个角落收进期票，所以他们需要一套非常复杂的处理各种交易的制度，他们随时都有遭到某种破产的危险。这样的资产者碰到这些荒唐的法律，只有垮台。小资产者关心本国总的政治情况只是为求平安无事；由于他们切身利益所涉及的范围很小，他们看不到各国之间的关系。而资产者是和极遥远的国家通商，或者要和它们竞争，如果不对本国的对外政策保持最直接的影响，就不能够获得巨大发展。小资产者能够容许官僚和贵族向他们征税，这和他们服从官僚政治出于同样的原因。资产者最关心的是在分配社会负担的时候尽可能地少损害他们的利润。
　　总之，小资产者可以满足于用自己的消极和顽固来对抗贵族和官僚，并且靠本身特有的vis　inertiae〔惰性力〕保持对社会权势发生某些影响，可是对资产者说来这些都是做不到的。他们要使自己的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使自己的利益在立法、行政、司法、税务和对外政策等方面成为首要的利益。为了不致溃灭，资产阶级就要一往直前，每天都要增加资本，每天都要降低产品的生产费用，每天都要扩大商业关系和市场，每天都要改善交通。世界市场上的竞争驱使它这样做。为了有可能自由地、充分地发展，它就要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需要使一切其他的利益服从自己的利益。
　　而德国资产阶级正是在目前需要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才能免于溃灭，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讲到保护关税和资产阶级同官僚政治的关系等问题时已经指出了。可是这一点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却是目前德国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状况。
　　1845年英国工业的繁荣和由此而产生的铁路股票投机，对法国和德国发生的影响比过去任何兴旺时期都要强烈得多。德国的工厂主做了赚钱的买卖，而德国整个商业活动的高涨也随之而开始。农业区的人们在英国找到了销售自己的谷物的良好市场。普遍的繁荣活跃了金融市场，便利了借贷，把许多数额较小的资本吸引到市场上来，而这些资本在德国有很多几乎是找不到用场的。
　　［注：以下各页手稿缺。——编者注］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3月—4月
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
1929年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30]这篇文章是恩格斯本来预备于1847年以单行本在德国发表的。可是由于出版者被捕，这本小册子就没有印成。这篇文章的原稿（保存下来的不全）于1929年在苏联第一次发表。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46页。
　　[31]这里指的是“改革报”（《Réforme》）的支持者。他们主张建立共和国并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第48页。
　　[32]法国正统主义者是1830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主义者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说自己维护劳动者，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
　　“青年英国”是英国托利党中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的集团，成立于19世纪40年代初。“青年英国”的活动家们反映了土地贵族对资产阶级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的增强心怀不满，他们采取蛊惑手段，企图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利用工人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这些集团的代表人物的观点叫做封建的社会主义。——第49页。
　　[33]大陆体系，也叫做大陆封销，拿破仑于1806年宣布这样一项措施，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其中也包括普鲁士）和英国进行贸易。——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