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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基佐的穷途末日。法国资产阶级的现状



　　英国的戏院应该把“扬恶学校”[75]这个剧目从节目单上勾掉了，因为事实上最大的扬恶学校已经出现在巴黎的众议院。最近四、五个星期内那里发生的和宣扬出来的丑事之多，真是议会辩论记录上前所未见的。你们记得，邓科布先生曾经提议在你们光荣的下院的门前刻上这样一句题词：“在此四壁之内，进行着最卑鄙龌龊的勾当。”现在有人足以和你们的那一群资产阶级立法者相媲美了。这里人们的所做所为会使英国的那一伙恶棍自愧不如。古老的英国的脸面得到了保全：德·日拉丹先生赶过了罗巴克先生，杜沙特尔先生打破了詹姆斯·格莱安先生的记录。
　　我不打算在这里把最近几个星期内所揭发出的丑事全部列举出来。我决不谈那好几十件已交付法庭审理的行贿案，决不谈那位企图用不无妙处的手段把高等骗子的一套做法带到土伊勒里宫去的侍从武官圭丹先生。我也不想向读者详细地讲述那位前陆军大臣、法国贵族居比耶尔将军的丑事，这位将军曾托辞必须向内阁行贿才能取得开业许可而骗取了一个矿业公司的40张股票，他泰然自若地把这些股票塞进了自己的腰包，目前他正为这件事在贵族院受审。我不讲这些事情，我只从众议院的两三次会议里选择几个典型的事例，你们从这些例子就可以想见一般了。
　　众议院议员，“新闻报”编辑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无论在众议院里还是在他的报纸上都支持新成立的“进步保守派”，最近一个时期他变成了内阁的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可是不久以前他还是这个内阁的支持者。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干有魄力的人，可是却毫无原则。从他初出茅庐的时候起，他就不顾羞耻地采取各种手段谋取显赫的社会地位。就是这位先生曾强迫“国民报”的著名编辑阿尔芒·加莱尔和他决斗，结果加莱尔被他用枪打死，他因而给自己铲除了一个危险的竞争者。象这样一个拥有一家有影响的报纸同时又是众议院议员的人物，政府当然很有必要取得他的支持，但是德·日拉丹先生的支持卖得（他的支持向来是出卖的）可不便宜。德·日拉丹先生和内阁进行交易已不止一次，但并不是每一次都能使双方心满意足。同时德·日拉丹先生总是准备着随风转舵的。由于预料到可能和基佐内阁决裂，他就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或通过他的那些身居高位的朋友和代理人，尽量地搜集各种肮脏的交易、贿赂、舞弊等等的情报。他从这次会议上各党派之间进行的辩论看出，基佐和杜沙特尔倒台的时刻已经不远了。他是新成立的“进步保守派”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曾不止一次地威胁政府，如果政府一意孤行的话，他将把满腔的怒火全部对它发泄出来。基佐先生用极为轻蔑的词句拒绝和这个新的党派达成任何妥协。这个党退出了多数派，并开始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来和它为难。在众议院辩论财政以及其他问题的时候，揭发出来的丑事太多了，以致基佐先生和杜沙特尔先生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把几位同僚推下台去。可是补缺的人都是些无足轻重的人物，没有一个党派感到满意，内阁与其说巩固了倒不如说削弱了。后来就发生了居比耶尔事件，这件事使多数派的人们也都对是否还能够替基佐先生保住位置发生了某些怀疑。这时候，德·日拉丹先生看出内阁已彻底瓦解，毫无力量，他终于认为该把自己那个装满丑事秘闻的潘多拉的盒子[76]拿出来了，通过揭发那些甚至会动摇众议院之“腹”[77]对内阁的信任的丑事，彻底击溃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内阁。
　　首先，他指控内阁曾以8万法郎的价钱出卖过一个贵族封号，但是收了钱以后却没有履行诺言！贵族院认为“新闻报”上讲的这些话侮辱了自己，请求众议院准许把德·日拉丹先生交付贵族院法庭审判。这一请求在众议院引起了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德·日拉丹先生完全坚持自己所提出的指控，他说他掌握了证据，但拒绝提出人名，因为据他自己讲，他不愿意当告密人。可是他说他已经在私人谈话中向基佐先生三次提起此事，而基佐先生哪一次也没有加以否认，又说有一次他向杜沙特尔先生谈起此事，杜沙特尔先生回答道：“这是我不在的时候发生的，事后我提出了反对；这是基佐先生干的。”杜沙特尔先生对这一切矢口否认。德·日拉丹先生说道：“那末我来向各位证明，兜揽这种生意是政府的家常便饭。”于是他宣读了亚历山大·德·日拉丹将军（据我所知，他是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的父亲，后者是这位将军的私生子）给国王的一封信。德·日拉丹将军在这封信里向国王表示，他感谢赏赐给他的贵族封号，但同时又说，基佐先生后来向他提出了一个受封的条件，要他（德·日拉丹将军）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制止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的反对政府的行为，他（德·日拉丹将军）不同意干这种交易，因此他谢绝这个贵族封号。杜沙特尔先生说道：“噢！要是全部问题只在于这一点的话，那我要告诉各位，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自己曾向我们表示，如果我们给他一个贵族封号的话，他就停止反对政府。但是我们拒绝了他。”Hinc　illae　lacrimae！〔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至于那封信里所讲的事情，杜沙特尔先生却一字不提。于是众议院议决，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应受贵族院法庭审判。审判举行了。德·日拉丹先生仍旧坚持自己对政府的指控，但是他说，既然卖出的贵族封号未经授予，他所指责的只可能是政府而不可能是贵族院。于是贵族院法庭宣告他无罪。后来日拉丹先生又揭发一件丑事。去年曾有人筹办一个叫做“时代”的大型报纸，该报的任务是支持政府，把一切反对派的报纸都排挤掉，代替索价过高的德·日拉丹先生的“新闻报”来支持政府。这个计谋彻底破产了，德·日拉丹先生本人从中捣鬼也是原因之一。象这种捣鬼的事情没有一件少得了他。被指控对报界实行贿买的杜沙特尔先生，声称政府从未资助过任何报纸。德·日拉丹先生在反驳的时候指出了一件无人不知的事实，即“时代”的编辑们曾屡次向杜沙特尔先生求乞，最后杜沙特尔先生对他们说：“黄金白银我可没有，不过我有什么给你们什么就是了”，——他给了他们一项在巴黎开设第三家歌剧院的特权，“时代”的“贵人们”把这项特权卖了10万法郎，其中6万用来贴补该报，下余的4万则不知去向。杜沙特尔先生又是矢口否认；可是这的确是一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事。
　　此外，德·日拉丹先生又讲了几件类似的事情，但上面举出的几个例子已足够说明问题了。
　　昨天，德·日拉丹先生在众议院又起来讲话，他宣读了几封信，这些信件证明，杜沙特尔先生命令公家出资把关于上述赐予贵族封号一事的辩论印成文件，分发给全国各市政委员会；可是在这份内阁报告里，日拉丹先生和杜沙特尔先生的发言转述得都不正确，相反地，这两个人的发言都被窜改了，使人感觉德·日拉丹先生是一个可笑的诽谤者，而杜沙特尔先生却象一位十足的正人君子。至于事件的本身，德·日拉丹先生仍旧坚持自己所讲的一切，并且挑战式地向政府提议，要末成立一个议会委员会来推翻他的指控，要末就以诽谤的罪名把他交付法庭审判。他说，在这两种场合下，他必须讲出有关人的名字以及事情的全部细节，这样他既可以证实他的指控又不致落到一个小探子的地位。这些话在众议院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杜沙特尔先生一概否认，德·日拉丹先生坚持到底；杜沙特尔先生再否认，德·日拉丹先生再坚持；两个人就在众议院的各个“合唱团”彼此攻讦的喊声中这样翻来复去地争吵不休。其他反对派的议员也向政府挑衅，要求把这件事或是交给一个议会委员会去调查或是交付法庭审理。最后，杜沙特尔先生说：
　　“如果委托议会去调查，先生们，那就等于首先肯定众议院的多数对政府的廉洁有所怀疑；因此，一旦调查委员会成立，在同一天我们就得让位给别人；如果各位有所怀疑，就请坦白地说明，我们立刻就辞职。”
　　德·日拉丹先生说：“既然这样，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此事交付法庭审理了。我随时准备受审。只要你们敢这样做，就把我送交陪审法庭好了。”
　　司法大臣阿贝尔反驳道：“不，我们不这样做，因为众议院的多数将会公断。”
　　奥迪隆·巴罗先生说：“可是要知道，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纯粹是一个法律问题。处理这样的问题不在我们的权限以内，这是法庭的事。既然德·日拉丹先生在他的报纸上诽谤了政府，为什么你们不把他交付法庭审判呢？”
　　“我们不愿意这样做！”
　　“很好，可是这里还对其他一些买卖贵族封号的人提出了明明白白的控告，为什么不把他们交付审判呢？至于‘时代'和开设歌剧院的特权这件事情，如果象你们所说的那样，你们没有参与其事，那你们为什么不把那些参与这种卑鄙龌龊的勾当的人们交付法庭审判呢？这里明明白白地提出了控告，甚至已经有部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系列的罪行；为什么皇家检察官不象自己职责所要求的那样，对被控犯有这些罪行的人提起公诉呢？”
　　阿贝尔先生回答道：“我们不提起公诉，因为控告的性质和提出控告的那些人的名声使皇家法律工作人员无法认为这些控告是真实的。”
　　这些话时时被抱怨、叫喊、敲桌子的声音和各种各样的嘈杂声所打断。众议院举行的这一次从根本上震撼了基佐内阁的无与伦比的会议，最后以投票表决结束，投票结果证明：虽然多数对内阁的信任可能动摇了，但是他们的投票制度却没有动摇！
　　“众议院在听取了内阁的解释以后，认为满意，现在转入本日的议程！”
　　你们觉得怎样？认为哪一个好一些呢？是内阁还是多数？是法国众议院还是你们自己的下院？杜沙特尔先生好还是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好？我敢说你们会感到难以抉择。可是他们之间有一点是不同的。英国资产阶级到目前为止还必须和贵族做斗争。因为英国贵族虽然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但是还没有完全被挤掉。英国贵族一向可以在资产阶级本身某些派系中找到一定的支持，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这种分裂，贵族才得免于彻底灭亡。在目前，国家债权人、银行家、有固定收益的人以及相当大一部分船主都支持贵族对工业家进行斗争。整个废除谷物法的运动就是证明。因此，英国资产阶级中先进的部分（我指的是工业家）还能够实行一些加速贵族瓦解的进步的政治措施，工业家甚至将不得不这样做；他们必须扩大自己的市场，要扩大市场就必须减低价格。可是要减低价格就必须先降低生产费用，而这主要地又要依靠降低工资才能办到。要降低工资，再可靠没有的办法就是减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方法只有一个，即减低税额。就是这样一根逻辑的链条牵着英国的工业家们，使他们必须把国教会消灭掉，必须削减或“公平地调整”国债。只要他们一旦发觉（也势必会发觉）世界市场已不能经常不断地吸收他们的产品，他们就非实行这两项措施以及其他类似的措施不可。可见，英国资产阶级到现在为止还是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还必须推翻贵族和享有特权的僧侣；他们将不得不实行一系列只有他们才能胜任的进步措施。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情况就不同了。法国既没有世袭贵族也没有土地贵族。革命已经把他们一扫而光。这里也没有享有特权的教会或是国教会；相反地，新教的僧侣们和天主教僧侣们全都从政府那里领取薪俸，二者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在法国，工业家不可能和国家债权人、银行家以及船主进行什么重大的斗争，因为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中，国家债权人和银行家（他们同时还是铁路、矿业以及其他公司的主要股东）无疑是最强有力的，而且自1830年以来，政权就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其中只有很短的几次间隔。工业家在国外市场上被外国的竞争压倒，在国内市场上又毫无把握，他们没有可能强大到能够顺利地对银行家、国家债权人进行斗争。相反地，他们的情况一年不如一年；他们的政党从前在众议院占半数而现在只不过占三分之一。从以上可以看出，统治的资产阶级，不论是整个这一阶级还是其中的哪一部分，根本不能做出什么“进步”；可以看出，1830年革命以后法国资产阶级既已取得完全的统治，这个统治阶级就只有逐渐地走向灭亡。它也正是这样做的。资产阶级没有向前进，它不得不倒退了，它限制出版自由，取消集会结社的自由，颁布各种各样的特别法以便压制工人。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所揭发的丑闻十分明显地证明，在法国，统治的资产阶级已经彻底地老朽“无用”了。
　　事实上大资产阶级现在处境很尴尬。它好容易才找到基佐和杜沙特尔替它执政。它支持他们执政七年，每次选举都保证他们获得更有力的多数选票。现在众议院里所有的反对派都毫无力量，基佐和杜沙特尔的全盛时代似乎已经开始，可是恰好就在这个时候，内阁中竟暴露出这样多见不得人的事，以致无法再继续执政，即使众议院全体一致支持它也不行了。毫无疑问，基佐和杜沙特尔以及他们的同僚在最近的将来就会辞职；他们可能在内阁里再勉强坐上几个星期，但是他们的末日已经很近很近了。他们下台以后谁上台呢？只有上帝知道！他们可以重复路易十五的话了：“我去后，管它洪水泛滥，国破家亡，天翻地复！”梯也尔不能获得多数。摩莱老朽无用；他将会遇到重重困难，他要想获得多数的支持，也必须去干那些丑恶的勾当，因此他的下场也会象基佐一样。主要的困难就在这里。今天的选民永远会选出象目前在众议院开会的那样的多数；今天的多数永远需要一个象基佐和杜沙特尔之流所组成的内阁，也就是无所不为的内阁；而任何这样的内阁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都不会站住脚的。现今的制度就是在这样一个圈子里面转来转去转不出来。但是象这样继续下去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冲出这个圈子，实行选举改革；可是选举改革意味着准许小企业主参加投票，而这对法国说来就是“末日的开始”。路特希尔德和路易—菲力浦都非常清楚：让小资产阶级也成为选民不意味着别的，正意味着《LA　RéPUBLIQUE！》〔“共和国！”〕


1847年6月26日于巴黎
本文是弗·恩格斯写的
载于1847年7月3日“北极星报”第506号，并在标题下
附有编者注：“本报驻法国首都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40年“无产阶级革命”第4期


　　注释：

　　[75]“扬恶学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是理·谢里敦所写的一个五幕喜剧。——第199页。
　　[76]潘多拉的盒子是装满罪恶和纠纷的盒子。这是一个文学典故，源出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故事。潘多拉由于好奇，打开了装着各种各样祸害的盒子并把祸害散布出来。——第201页。
　　[77]指法国众议院里面支持基佐政府的反动多数。——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