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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流亡者文献[425]
（1874年5月—1875年4月）
当俄国皇帝到达伦敦的时候，那里的全部警察都行动起来了。据说波兰人想刺杀他，已经物色到了一个新的贝雷左夫斯基，而且这次比上次在巴黎武装得更完善。著名的波兰人士的住宅受到了便衣警察的包围，甚至还从巴黎召来了一个在帝国时代专门监视那里的波兰人的警官。在沙皇从他的住处到西蒂去的路上，警察防范措施已按一切战略规则作了部署，——可是，所有这些劳力都白费了！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贝雷左夫斯基，没有响过一声手枪声，同自己的女儿一样提心吊胆的沙皇虚惊一场。然而，这些劳力毕竟没有完全白费，因为皇帝吩咐赏给为他效劳的警监每人5英镑，督察员每人2英镑（合100马克和40马克）的小费。
其实，波兰人所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不是刺杀高贵的亚历山大。波兰人协会发表了一篇《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名的有：协会主席瓦·符卢勃列夫斯基将军；秘书扬·克林斯基。[427]这份呼吁书在沙皇访问伦敦期间流传得很广。除“雷诺新闻”[428]外，伦敦所有各家报纸都一致拒绝刊登它，说是不应得罪“英国的贵宾”！
呼吁书一开头就向英国人指出，沙皇没有给他们增光，而是使他们受辱，因为沙皇正好是当他在中亚细亚进行一切准备来推翻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的时候来访问他们的，如果英国不去倾听沙皇这位冒充受他压迫的各民族之父的诱惑性言词，而稍微关心一下波兰人争取独立的愿望，那末英国和西欧其余国家都可以安心地停止自己的大规模备战活动。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俄国的军国主义是整个欧洲军国主义的后台支柱。在1859年战争期间俄军充当了法国的后备，而在1866年和1870年则充当了普鲁士的后备，它每一次都使较强的军事大国能够击溃自己的孤立无援的敌人。普鲁士作为欧洲第一个军事强国，是俄国一手造成的，尽管它后来非常讨厌地超过了自己的保护者。
接着呼吁书中说：
“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以及准备在任何时候挺身捍卫人类利益的决心，波兰过去是，将来也始终是整个东北欧的权利、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第一个保卫者。许多世纪以来波兰一方面反抗东方野蛮人的压迫，另一方面又反抗当时几乎压迫着整个西方的宗教裁判所，就是不可辩驳的证明。西欧各国人民能在新时代的决定性时期毫无阻碍地发展自己的社会的生命力，这是靠了什么呢？是靠了在欧洲东部边界上有波兰士兵在守卫着，他始终保持着警惕，随时准备战斗，从不吝惜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生命。欧洲的在十六世纪重新苏醒了的生活之所以能在艺术方面和科学方面蓬勃发展，工商业和财富之所以能达到目前这种惊人的高度，都应当归功于波兰武器的保护。例如，假若不是波兰不顾自己后方遭到的蒙古寇群的威胁而去援助中欧反抗土耳其人，不是它用维也纳城下的光辉胜利粉碎了奥斯曼人的强大实力，西方两百年来的辛勤努力所获得的文明的遗产会变得怎么样呢？”
往下呼吁书中指出，就是现在，阻碍俄国用自己的力量来反对西方的，主要也还是波兰的反抗。正是由于这种反抗，俄国的最阴险的盟友，它的泛斯拉夫主义的走狗才被解除了武装。很著名的俄国历史学家波果丁在一本根据俄国政府的命令并由俄国政府出资印行的书中写道，波兰一向是从内部蛀蚀俄国的蛆虫，现在应当使它成为俄国的右臂，为此就必须使波兰恢复为一个受某位俄国公爵管辖的弱小的王国，——这样就很容易把居住在土耳其和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
“我们将用一个特别的宣言来宣布这一点；英国和法国会忍痛不言，而对奥地利说来，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有的波兰人，甚至是最不妥协的波兰人都将投入我们的怀抱；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波兰人将同自己的兄弟们联合起来。现在正受奥地利压迫的所有各斯拉夫民族，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直到土耳其斯拉夫人，都将殷切地等待有一天能像当时的波兰人那样自由地呼吸。我们将成为一个处于统一王权之下的有一亿人的民族，到那时，欧洲各民族，你们来吧，来同我们较量较量吧！”
[429]
“全世界都知道，波兰这样回答了所有这些诱惑：如果一般说来我将活着的话，那末我希望而且应当作为欧洲各自由民族中的一个自由民族而活着，而不是作为异邦君主征服全世界的计划的工具而活着”。
往下呼吁书阐述波兰是如何实际实现自己的这个不可动摇的决心的。当法国爆发革命的时候，波兰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它已经被第一次瓜分弄得支离破碎，它已为四个国家所分割。虽然如此，它仍然勇敢地以1791年5月3日的宪法在维斯拉河两岸竖起了法国革命的旗帜——它以这一举动使自己大大高出所有的邻居。波兰的旧秩序由此而被消除；经过几十年平稳的、没有外来破坏的发展，波兰就会成为莱茵河东岸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瓜分波兰的列强是不喜欢波兰重新站起来的，尤其是不喜欢它由于把革命引进到东北欧的结果而站了起来。它的命运被决定了：俄国人在波兰争得了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帝国军队在法国所没有争得的东西。
“考斯丘什科曾同时为波兰的独立和为平等的原则而战斗。众所周知，波兰从丧失自己的民族独立的时候起，就不顾这种损失，依靠自己的爱国主义，依靠同一切为人类利益而斗争的民族的团结，随时随地做保护遭到破坏的权利的先进卫士，参加一切旨在反对暴政的战斗。波兰没有因自己的灾难而气馁，没有因欧洲各国政府的盲目和恶意而动摇，它一刻也没有违背自己所承担的、历史和对未来的关怀责成它承担的义务。”
但是它同时也制定了组织这个未来即新的波兰共和国所应当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在1836年、1845年和1863年的宣言中[430]都做了阐述。
“这些宣言中的第一个宣言，除了宣布波兰的不可动摇的民族权利而外，还宣布了农民的平等权利。在波兰的领土上，在当时还是自由城市的克拉科夫发表的，并为波兰各地代表所确认的1845年宣言，不仅宣布了这种平等权利，而且还宣布了农民应当成为他们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这一原理。——在被俄国人占领的那部分波兰领土上，地主们把上述宣言看做是波兰民族权利的基础，他们依据这些宣言，在沙皇的所谓解放宣言发表之前很久，就决定自愿地和通过同农民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使他们的良心受到责备的内部问题（1859—1863年）。波兰的土地问题，原则上已由1791年5月3日的宪法解决了；如果说波兰农民仍然遭受着压迫，这完全是由于沙皇的专制和权谋的过错，他是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仇恨上的。这个问题早在1861年2月19日沙皇宣言发表之前很久就已经解决，而这个受到全欧洲热烈欢迎的、似乎确定了农民的平等权利的宣言本身，只不过是沙皇用来掩饰他夺取别人财产的经常图谋之一的遮盖物而已。波兰农民依旧受着压迫……沙皇成了土地的所有者！而为了惩罚1863年波兰为反抗自己压迫者的阴险野蛮行为而举行的流血起义，对波兰进行不断的残酷迫害，其残酷程度甚至会使过去许多世纪的专制暴君都要不寒而栗。
但是，不论是整整一个世纪来沙皇对它的残酷压迫，不论是欧洲的冷漠态度，都不能扼杀波兰。我们活过来了，我们还要活下去，因为我们靠的是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这种发展使我们大大超出我们的压迫者之上，因为后者的存在彻头彻尾是依靠暴力、监狱和绞架，而他们的对外政策的基本手段——就是秘密的阴谋，背信的袭击，以及暴力的征服。”
以上援引的这几段话已足以表明这个呼吁书了，我们现在暂且把这个呼吁书放一放，以便谈几点关于波兰问题对德国工人的重要性的意见。
不管俄国从彼得大帝以来如何地发展，不管它在欧洲的势力如何地增长（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这方面出了不少力，而且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在占领波兰之前，它实质上仍然像土耳其一样是一个欧洲之外的大国。1772年波兰遭到第一次瓜分；1779年俄国已经根据帖欣和约要求并得到了［注：“并得到了”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94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干涉德国事务的正式权利[431]。这对于德国各邦君主应当是一个教训；但是，尽管如此，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这个唯一认真反抗俄国政策的霍亨索伦和弗兰茨二世仍然同意完全消灭波兰。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国更攫取了前普鲁士所属和奥地利所属波兰各省的极大部分，现在它公然以欧洲仲裁者的身分出现了；这个角色它连续不断地扮演到1853年。普鲁士对自己在俄国面前摇尾乞怜颇感自豪；奥地利则是违背己愿跟着俄国走的，但是在决定关头它总是由于对革命的恐惧而让步，因为沙皇始终是反对革命的最后支柱。于是俄国便成了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同时也不放弃准备利用泛斯拉夫主义的煽动在奥地利和土耳其实行进一步的掠夺。在革命年代俄国军队对匈牙利的镇压，对东欧和中欧说来，就像巴黎六月战斗之于西欧一样，是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其后，当尼古拉皇帝在华沙充当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之间的仲裁者的时候，反动派对欧洲的统治也就随着俄国的统治的建立而建立起来了。克里木战争使西欧和奥地利不再受沙皇的鄙视；普鲁士和德国各小邦则更其殷勤地匍匐在沙皇面前；但是，在1859年他就因为奥地利人的不顺从而惩罚了他们，并且不让他的德国藩臣出来为他们辩护，而在1866年普鲁士则完成了对奥地利的惩罚。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俄国军队充当了整个欧洲军国主义的借口和后备。只是因为尼古拉自恃有百万大军，——诚然大部分都是有名无实，——在1853年向西方进行挑战，只是因为这样，路易－拿破仑才能利用克里木战争作为借口来把当时相当弱的法军变成欧洲最强的一支军队。只是因为俄国军队在1870年阻碍奥地利站到法国那边，普鲁士才能战胜法国人，并建成普鲁士德意志军事王国。在所有这些重大的国家事件的幕后，我们都看到了俄国军队。虽然毫无疑问，只要俄国的内部发展不是很快地转入革命轨道，德国对法国的胜利就必然会引起俄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就像普鲁士在萨多瓦战胜奥地利引起了普法战争一样［注：这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1870年9月9日）[432]中已经谈到。］，——但是，俄国军队将始终帮助普鲁士来反对国内的任何运动。官方的俄国直到现在仍然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和掩体，而俄国军队则仍然是一切镇压欧洲工人阶级的军队的后备军。
这支庞大的专事压迫的后备军的矛头首先针对的正是德国工人，其中既包括所谓德意志帝国的工人也包括奥地利的工人。只要奥地利和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和政府还有俄国撑腰，整个德国工人运动的双手就一直会被束缚住。所以，我们比别人更关心摆脱俄国的反动势力和俄国的军队。
在这方面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靠的盟友：波兰人民。
波兰由于其全部历史发展和目前所处的状况，较之法国在更大程度上面临着一种抉择：不是革命就是灭亡。因此，关于波兰运动主要是贵族性质的运动的一切无稽之谈都是不攻自破的。在波兰流亡者中可以见到不少带有贵族派头的人；但是只要波兰本身一投入运动，他们就会成为完完全全的革命者，正像我们在1846年和1863年所看到的那样。这些运动不仅是民族运动，而且还直接为了解放农民和把土地转归农民所有。1871年在法国的人数众多的波兰流亡者完全听从公社的支配，难道这是贵族的行为吗？难道这不是证明这些波兰人已经完全站在现代运动的高峰上了吗？自从俾斯麦在波兹南［注：在1894年版上不是“波兹南”，而是“波兰”。——编者注］进行文化斗争并且仿佛是为了亵渎教皇而禁止波兰文教科书，取消波兰语[433]，用尽一切力量来把波兰抛入俄国的怀抱以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波兰贵族愈来愈接近俄国，以便即使在它的统治下重新统一波兰；革命群众的回答则是：建议同德国工人政党结成同盟，并在国际的行列中进行斗争。
波兰是扼杀不了的，它在1863年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现在每天都在证明着。它在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中独立生存的权利是不容争辩的。波兰的恢复是必要的，对于德国人和俄国人这两个民族自己来说尤其是必要的。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只要俄国士兵还侵占着波兰，俄国人民就既不能获得政治解放，也不能获得社会解放。但是在俄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下，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一旦俄国失去波兰，俄国国内的运动就会壮大到足以推翻现存秩序的地步。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是互为条件的。但是，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在社会、政治和财政无止境地崩溃下去的情况下，在贪污贿赂之风腐蚀着整个官方俄国的情况下，这个革命的爆发比乍看起来要快得多——对德国工人来说，就意味着德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简言之即德国的反动势力将只能依靠自己本身的力量了，而对于这些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自己是能够对付的。
二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434]
每当革命或反革命遭到失败之后，在逃往国外的流亡者中间就会掀起狂热活动。形形色色的党派集团纷纷成立，每一个集团都责难其余的集团把事情搞糟了，骂它们有背叛行为和犯了各种各样不可饶恕的罪过。同时，它们都同祖国保持着密切联系，组织并进行秘密活动，印发传单和报纸，发誓要在24小时后重新“干起来”，并且说胜利是有把握的，因此，它们在事前就把未来政府中的职位分配好了。不言而喻，结果总是不断使人失望，由于它们不是把这一点同它们所不愿意了解的、必然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看，而归咎于个别人物的偶然错误，所以互相间的责难愈积愈多，最后总是闹到普遍的内讧。这便是从1792年的保皇党流亡者直到今天的所有流亡者的历史；而流亡者中那些头脑仍然清醒和通达事理的人，只要一有通过委婉方式避开一切无谓争吵的可能，就力求避开，并着手做些更有益的事情。
在公社失败以后，法国流亡者也没有逃脱这种不可避免的命运。
由于在整个欧洲掀起了一个矛头针对着所有的流亡者，特别是在伦敦的（因为伦敦设有被全体法国流亡者看做共同核心的国际总委员会）流亡者的诽谤运动，所以有一个时期，他们还不得不至少对外界掩盖自己内部的纠纷，但是，最近两年来，他们已经无法掩盖他们内部日益加速的分化过程。到处发生公开的敌对行动。在瑞士，一部分主要受秘密同盟创始人之一马隆影响的流亡者加入了巴枯宁派。接着，伦敦的所谓布朗基主义者也脱离了国际，另外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团体，称为“革命公社”。以后还产生了许多其他的团体，不过它们一直处在不断的变更和改组的状态中，而且连一篇宣言之类的像样东西也提不出来；可是，布朗基主义者却在不久之前提出了致《Communeux》〔“公社社员”〕的宣言，把自己的纲领公诸于世。[435]
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布朗基主义者，决不是因为他们属于布朗基本人所创立的集团（三十三个在纲领上签字的人中只有两三个曾同布朗基谈过话），而是因为他们想要根据布朗基的精神和传统行动。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关于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方案。布朗基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主要是一个“实干家”，他相信组织得很好的少数人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做些革命变革的尝试，就能够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实现胜利的革命。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布朗基当然只有通过秘密结社的形式才组成了这样的核心，于是便发生了通常在搞密谋时发生的情况：那些对永远的克制和马上就要干起来这种空洞诺言感到厌倦的人，终于再也忍耐不住了，开始闹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有一种选择：或者取消密谋，或者在没有任何外部导因的情况下开始起义。起义爆发了（1839年5月12日），但是立刻就被镇压下去。顺便说一句，这是布朗基的唯一的一次没有被警察局侦查出来的密谋；这次起义对警察局是一个晴天霹雳。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像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专政。
由此可见，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
对革命事变进程的这种看法，至少对德国工人政党来说，早已过时了，就是在法国也只能得到不太成熟或比较急躁的工人的支持。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就是在上面提到的纲领中，这些看法也已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我们伦敦的布朗基主义者所根据的仍然是这样的原则：革命完全不是自己发生的，而是由人制造出来的；革命是由为数不多的一批人根据预定的计划实现的；在任何时刻都能够“马上干起来”。
很自然，抱着这些原则的人只有去做流亡者的一切自我欺骗的无可救药的牺牲品，接二连三地去干蠢事。他们最愿意扮演布朗基这种“实干家”的角色。但是在这里只有善良的愿望还是不够；布朗基的革命本能和他的果断精神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无论哈姆雷特说过多少次要有毅力，但哈姆雷特始终是哈姆雷特。而当我们这三十三位实干家在他们称之为实干的领域中毫无作为的时候，我们这三十三位布鲁土斯就陷入了与其说是悲剧性的，毋宁说是喜剧性的自我矛盾中，这矛盾并不因为他们满脸愁容，似乎人人都是“怀藏匕首的麦罗斯”，而显得更富有悲剧性。可是，这一点甚至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策划下一次“干起来”，并提出了公敌名单，以便纯洁（épurer）公社参加者的队伍；因此其他流亡者就称他们为纯洁派（les purs）。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接受这一称号，何况对他们中间有些人说来这一称号是很不恰当的。他们的会议是不公开的，决议也应当是保密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整个法国人住区在第二天早晨把它们当做闲谈的资料。正如这类严肃的实干家诸君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发生的情况一样，他们卷入了一场与某位旗鼓相当的对手的起先是私人性质的，接着是学术上的论战；这位对手是巴黎小报最声名狼籍的人物之一，一个姓韦梅希的人，他在公社期间出版了“度申爸爸”，这是对1793年阿贝尔的报纸可怜的模仿。[436]为了回答他们的道义的谴责，这位高贵的勇士在他的一篇讽刺文章中把他们全体称为“无赖或无赖的帮凶”，用罕见的一大堆下流话来骂他们：
“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夜壶，而且不是空夜壶。”［注：海涅“宗教辩论”。——编者注］
我们的三十三位布鲁土斯认为，正是有必要在大庭广众之前同这样的对手吵闹！
事实上无可怀疑，经过了战争的浩劫和巴黎的饥馑，特别是经过了1871年5月的那些可怕的流血日子之后，巴黎无产阶级需要一个长久的宁静，以便养精蓄锐，任何过早的起义企图只会导致一次新的、可能是更惨重的失败。但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却另有见解。
在他们看来，凡尔赛保皇党多数派的瓦解宣告了：
“凡尔赛的崩溃，为公社复仇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我们正接近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接近一个大危机，这时似乎由于灾难深重而陷入绝境并注定要死亡的人民正重整旗鼓开始革命的进军”。
于是，又干起来了，并且立即干起来了。这种立即“为公社复仇”的愿望不单纯是流亡者的幻想；它对于那些硬要在他们所说的那种革命起义毫无成功希望的时候成为“实干家”的人说来，是必不可少的信仰的象征。
这是老一套。既然已经干起来了，他们就认为，“一切还保持生命力的流亡者应该明确自己立场的时刻来到了”。
同时，这三十三个人亲自向我们声明：他们是（1）无神论者，（2）共产主义者，（3）革命者。
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他们都想成为走得最远、最极端的派别的代表者。因此，顺便提一下，尽管他们的目的根本对立，他们采用的手段却常常与巴枯宁主义者相同。这就是说，他们要在无神论方面比所有的人都激进。在我们时代，当个无神论者幸而并不稀奇。在欧洲各工人政党中无神论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虽然在有些国家中它往往带有一位西班牙巴枯宁主义者的无神论所带有的那种性质，这位巴枯宁主义者说：信奉神，同任何一种社会主义都是背道而驰的，但信奉童贞马利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每一个正派的社会主义者当然都应该信奉她。至于德国绝大多数［注：“绝大多数”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94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则甚至可以说，无神论在他们那里已成了往事；这个纯粹否定性的术语对他们已经不适用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只是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根本不相信神了；他们干脆把神打倒，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和思考，因此他们是唯物主义者。在法国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这样，那末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设法在工人中广泛传播上一世纪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这些文献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内容来说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如果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那末就是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内容仍有极高的价值，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但是，这却不合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的胃口。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比谁都激进，于是像1793年那样，用法令来取消神：
“让公社使人类永远摆脱这个过去灾难的幽灵〈神〉，摆脱人类现今灾难的原因〈不存在的神是原因！〉。——在公社中没有神甫的位置；一切宗教宣传和宗教组织都应遭到禁止。”
而这个要求——par ordre du mufti〔遵照穆夫提的吩咐〕［注：意即根据上面的命令。——编者注］使人们成为无神论者——是由两位公社委员签署的，而他们一定已有充分的机会认识到：首先，在纸上可以随便写多少条命令，而这样做丝毫没有保证这些命令的实际执行；其次，取缔手段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我们时代能给神的唯一效劳，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象征，并以禁止一切宗教来胜过俾斯麦的关于文化斗争的反教会法令。
纲领的第二点是共产主义。
这里我们到了一个熟悉得多的领域，因为这里我们所乘的那只船就叫做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1872年秋天就已经退出国际的五个布朗基主义者宣称，他们拥护那个在一切基本点上同现今德国共产主义纲领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纲领；而把他们退出国际的理由仅仅说成是，国际不接受这五个人把革命当做儿戏的做法。[437]现在连三十三人委员会也已经接受这一纲领及其唯物主义历史观了，虽然这一纲领是用布朗基主义的法语翻译的，译文还有许多地方尚待改善，因为它没有十分确切地表达《宣言》的原文，例如下面有这样一段话：
“资产阶级撕下了以前遮盖着对劳动的剥削这一奴隶制最后表现形式的神秘面纱：在这归根到底就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间简单对立的社会里，政府、宗教、家庭、法律、过去和现在的各种设施最终表现为压迫工具，资产阶级用它们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并镇压无产者。”
请把这一段话同“共产主义宣言”第一章比较一下：
“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等等。
[438]
“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时期。”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并始终不懈地追求［注：“并始终不懈地追求”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94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三十三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末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当做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
最后，我们这三十三个人是“革命家”。
至于说到大言不惭，大家知道巴枯宁主义者在这方面可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却认为自己有责任要胜过他们。但是怎么样呢？大家知道，从里斯本和纽约到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所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都立即对巴黎公社的行动承担了en bloc〔全部〕责任。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认为这还不够：
“至于说到我们，我们要求对〈公社期间〉给人民的敌人所处的死刑负自己的一分责任〈应该计算被枪决的人数〉，我们要求对那些为了破坏君主压迫或资产阶级压迫的工具，或者为了保卫战斗者而放的火负自己的一分责任。”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就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难免会做出许多蠢事；当人们最后平静下来，以致能够重新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此事情搞糟了。
但是，如果要求把公社看做是完全神圣的，宣布它是绝对没有错误的，断言烧毁的每一幢房子，枪决的每一个人质都是毫无差错的，即使细枝末节也做得完全恰当，那是多么缺乏批判精神！这不就是断言，在5月的一周中人民枪决了恰恰是那些该枪决的人，烧毁了恰恰是那些该烧毁的建筑物？这不就是等于断言，第一次法国革命期间每一个被斩首的人（起先是罗伯斯比尔下令斩首的人，以后是罗伯斯比尔自己）都是罪有应得？可见，实质上很温和的人妄想装出十分吓人的样子时，事情就变得多么幼稚可笑！
够了。尽管这些流亡者一本正经地做了各种荒唐的事，尽管所有这些让卡尔（或爱德华？）［注：“（或爱德华？）”是影射爱德华·瓦扬。这几个字恩格斯在1894年版中删去了。——编者注］这个孩子装出吓人的样子的企图简直滑稽可笑，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一纲领向前跨了极为重要的一步。这是法国工人赞同现代德国共产主义的第一篇宣言。而且，他们还是属于把法国人看做革命的选民，把巴黎看做革命的耶路撒冷的那一派别的工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是瓦扬不容争辩的功绩，他在纲领上同别人一起签了名，大家知道，他精通德文和德国社会主义文献。而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在1870年证明他们完全摆脱了一切民族沙文主义，现在他们会把法国工人接受正确的理论原理（尽管这些原理是从德国来的）这一情况看做良好的预兆。
三
在伦敦有一种不定期的俄文评论性杂志，名叫《前进》（《Vpe-red》）。[439]它是由一位极可敬的俄国学者主编的。在俄国流亡者文献中盛行的一种严格的礼节禁止我们说出他的名字。甚至那些装做是真正的革命的吃人生番、并宣布对任何东西表示尊敬都是背叛革命的俄国人，在自己的论战中也恪守不提名道姓的虚套，而且丝毫不苟，这种精神只有在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上才能见到；他们始终遵守这种虚套，即使这已经显得很可笑也要加以遵守。譬如在上述场合就是这样，因为所有俄国流亡者和俄国政府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当然根本不想无缘无故地泄漏这个保守得这样严格的秘密；但是，因为每一个儿童都应当有个名字，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为了行文方便起见用俄国人喜爱的名字彼得来称呼《前进》的这位编辑，希望他不要见怪。
朋友彼得按哲学观点来说是一个折衷主义者，他力图从各种千差万别的体系和理论中选择最好的东西：把一切都试一试，把最好的留下来！他知道，一切东西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好的一面应当吸收，而坏的一面则应抛弃。但是由于每件事物，每个人，每种理论都有这种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每件事物，每个人，每种理论差不多既是好的，又是坏的，就像任何别的东西一样，因而从这个观点看来，为肯定或否定这一事物或那一事物而发急是愚蠢的。从这个观点看来，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一切斗争和一切争论，都应当看做是极其荒谬的行为，只能使他们的敌人称快。因而完全可以理解，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总企图使所有这些互相斗争的人们调和起来，认真地劝他们不要再在反动派面前演出这出丑剧，而应该只是攻击共同的敌人。如果他是刚刚从俄国来的，那末这就更加自然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俄国工人运动达到了极其高度的发展。
因此，《前进》千方百计地劝导所有社会主义者保持和睦，或者至少避免任何公开的纠纷。当巴枯宁主义者企图通过种种阴谋诡计、欺骗和谎言使国际受他们的统治，从而在这个协会中引起了尽人皆知的分裂的时候，《前进》却在呼吁团结。当然要达到这种团结只有一个办法，即立即让巴枯宁主义者为所欲为，并把国际手脚捆绑起来听凭他们的秘密阴谋去处置。人们并没有丧尽天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接受了挑战；海牙代表大会做出了自己的决定，赶走了巴枯宁主义者并决定公布文件，证明开除是正当的。
《前进》编辑部大发牢骚，抱怨没有把整个工人运动当做牺牲品供献于心爱的“团结”之前。但是，当使巴枯宁主义者声誉扫地的文件真的在委员会的报告（见《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注：见本卷第365—515页。——编者注］不伦瑞克白拉克出版社德文版）中出现了以后，惊恐的情绪就更加严重了。我们听听《前进》自己是怎么说的。
“这个出版物……带有充满火气的论战性质以反对站在联邦主义者前列的人物……它的内容充满了私事，这些私事都只是道听途说收集来的，因而它们的可靠性对于起草人来说不是不可争辩的。”
[440]
“来自资产阶级阵营，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最清楚地表明，工人内部为政权而斗争的战士之间的互相指责的抨击性著作对于工人等级的共同敌人，对于资产阶级和国家说来会有什么意义”。
我们首先指出，巴枯宁主义者在这里简单地被称为“联邦主义者”，以便和所谓的集中主义者相对立，似乎作者相信了这种不存在的、为巴枯宁主义者所发明的对立。下面将表明，实际上这是无中生有的。其次，我们指出，作者是根据像维也纳《新自由报》这种下流的资产阶级报纸的定货写成的小品文得出了下述结论的，即说什么真正的革命者不应当揭露假装的革命者，因为这些相互指责会使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拍手称快。而在我看来，《新自由报》以及所有这一帮报人尽可以写出成千上万的小品文，但是对德国工人党的行为丝毫也发生不了影响。任何斗争都包含有不能不使敌人在某种程度上称快的因素，不然就会以别的方式使自己本身遭到肯定的损害。幸而，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是可以让敌人稍许称快一下的，如果我们以这个代价可以取得真正的成就的话。
但是，主要的指责是，报告充满了“私事，它们的可靠性对于起草人来说不是不可争辩的”，因为这些私事都只是道听途说收集来的。但是，朋友彼得从何得知，像国际这种在整个文明世界都有自己的常设机构的协会只能道听途说收集这类事实——这一点他没有说明。他的论断无论如何是极端轻率的。报告所谈的事实都有真实的文件做证据，连所涉及的人物也不敢对它们提出异议。
但是朋友彼得坚持认为，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或者，我们就近看看当代的情况吧：如果某个贞洁的伊萨伯拉嫁给了一个人，据深知他的一些人（例如，陪审官岛尔利希）作证说，这个人不喜欢女人，因此一味眷恋于男性；如果她，受到冷淡后，就乱找男人，——所有这一切完全是私事。但是，如果上面提到的贞洁的伊萨伯拉是西班牙女王，而陪伴着她的青年人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名叫塞拉诺；如果这个塞拉诺由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立下的功劳而被提升为元帅和内阁首相，后来被其他宠臣所排挤和贬黜，然后又依靠其他遭际相同的伙伴的帮助把自己的不忠实的女友从国内撵出去，最后，在经过种种惊险之后，自己成了西班牙的独裁者，成了一位俾斯麦竭力为之效劳，以便使之获得各大国承认的大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伊萨伯拉和塞拉诺的私人历史就成了西班牙历史上的一章，如果有谁想写现代西班牙的历史，而又有意地不向自己的读者提这段情节，他就是伪造历史。同盟是一个匪帮，其中除了受骗者外，还有大量骗子、冒险家、欺诈者、警探、投机钻营分子和懦夫，当描述这个匪帮的历史的时候，是否应当伪造这个历史，把这班先生们的种种下流勾当当做“私事”有意地加以隐瞒呢？朋友彼得可以随便吓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可以相信，我们还远没有全盘端出这些“私事”。材料正越积越多。
如果《前进》仍然把报告说成主要是用私事编成的胡言，那末它所采取的是什么立场，也就很难说了。一个会写出这种东西来的人，或者是根本没有读过这本书，或者由于见识太少或成见过深而不能理解它，或者是他有意撒谎。读过《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之后不能不深信，其中引用的私事是这本书中最不重要的东西，——为了更好地评判其中所提到的人物而列举的例证，——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删去而无损于这本书的主要目的。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其唯一目的是要使欧洲工人运动服从少数冒险家暗中的独裁；为这个目的干出了种种卑鄙勾当，特别是涅恰也夫在俄国干出的卑鄙勾当，——这就是该书所谈到的东西；断言它的全部内容都是私事，——说得轻一点，这是不负责任的。
当然，把俄国运动中肮脏的，毫无疑问非常肮脏的一面这样突然地、赤裸裸地向西方揭露出来，对某些俄国人说来可能是非常不幸的。但是，这是谁的过错呢？不是那些代表这个肮脏一面的俄国人，不是那些欺骗自己的同胞还嫌不够，竟敢企图使整个欧洲工人运动服从自己的私人目的的俄国人，又是谁呢？如果巴枯宁和他的同伙把自己的功绩局限于俄国范围，在西欧就未必有人会认为需要专门来围攻他们。俄国人自己会操心这件事的。但是，既然这些对西欧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和进程一窍不通的先生们竟想在我们这里扮演独裁者的角色——那就不是小事了：只有直截了当地制止他们。
不过，俄国运动是能够安然地经受起这类揭露的。一个产生了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两个作家、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的国家，决不会因为一度产生了像巴枯宁这样的骗子和一些好吹牛皮、像癞蛤蟆一样不自量力、到头来总是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学生，就会灭亡的。其实，就是在俄国年轻一代中间，我们知道也有一些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杰出才能和高度毅力的人，他们靠自己的语言知识，在熟悉各国的运动方面超过了法国人和英国人，而在处事灵活方面则超过了德国人。那些了解工人运动并亲自参加工人运动的俄国人会认为，使他们摆脱对巴枯宁主义者欺诈行径的责任，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前进》用下面这段话来结束自己的评论：
“我们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们如何看待所获得的结果。我们的大部分读者想必会像我们一样感到心情沉重，我们就是在这种心情之下阅读这本书和为了履行史家的职责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披露这些可悲现象的。”
我们的叙述的第一部分就谈到朋友彼得的这种沉重心情为止。第二部分从《前进》同一卷上所载的下面这段话开始：
“我们用另一则这类消息来使我们的读者高兴。我们的著名著作家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现在也同我们在一起，加入我们的队伍了；经过四年监禁之后，他成功地逃出了使他无所作为的流放地，从而加强了我们的队伍。”
著名著作家特卡乔夫是什么人，我们从他本人在1874年4月出版的一本俄文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442]中可以知道。这本小册子表明，他是一个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仿佛是俄国革命青年的小卡尔·米斯尼克。他告诉我们说，到处都有人要求他参加《前进》杂志；他知道，编辑是反动分子；然而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前进》杂志，顺便说一句，这完全不是别人对他的要求。他来到之后惊异地发现，编辑，即朋友彼得，操有最终决定取舍文章之权。自然，这种不民主的行动方式使他感到愤慨；他写了一封详尽的信，信中说，“为了正义，为了纯粹理论方面的考虑……”他为自己和所有其他的撰稿人要求（顺便说一句，后者根本没有这种要求）“在刊物的写作和经济方面的一切问题上，都有平等的（同编辑平等）权利和义务”。
在俄国流亡者运动中诚然还没有占上风，但是或多或少是受到宽容的稚气，在这里立即暴露出来了。一位在本国负有盛名的俄国学者，流亡到国外，筹集资金在国外创办一个政治性刊物。他刚刚获得成功，未经任何邀请，就有一个陌生的、多少有些过度兴奋激昂的年轻后生跑来，自荐为他撰稿，并且极其幼稚地提出条件，要在有关写作和金钱的一切问题上都同刊物创办人享有同样的表决权。在德国，对这种人会干脆嗤之以鼻的。但是俄国人不像这样粗野。朋友彼得也是“为了正义，为了纯粹理论方面的考虑”竭力说服他，要他相信自己错了，——自然这是徒劳无益。深受委曲的特卡乔夫像阿基里斯一样躲进自己的营幕，并且用自己的小册子从那里向朋友彼得开火，他称后者为“庸俗哲学家”。
他不厌其烦地引用了一大堆巴枯宁主义关于真正革命实质的被重复过无数次的词句，来揭露朋友彼得，认为他的罪行就是准备人民进行革命，使他们“明确了解和意识到自己的需要”。但是，谁想这样做，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而是和平进步的拥护者，亦即反动分子，“合乎德国人口味的不流血革命”的朋友。真正的革命者“承认人民随时准备进行革命”；谁不相信这一点，他就是不相信人民，而相信人民“乃是我们的力量之所在”。对于那些不相信这一点的人，作者援引了涅恰也夫这位“当代青年表率”的格言。朋友彼得说，在人民准备好进行革命之前，我们应当等待，——“但是我们不能，也不想等待”，真正的革命者和庸俗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认为自己有权在任何时候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等等。
在我们西欧，只要用一个简单的回答就可以终止所有这些幼稚言行：如果你们的人民随时准备进行革命，如果你们认为自己有权在任何时候号召人民进行革命，如果你们已经再也不能等待了，那你们干吗还用废话来烦扰我们，鬼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干起来呢？
但是，在我们的俄国人看来事情并不这样简单。朋友彼得认为，特卡乔夫先生的幼稚的、枯燥的、矛盾的、在迷堂中打转的议论，能够对俄国青年产生一种像阴阜那样的诱惑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02页中，“阴阜那样的诱惑力”改为“维纳斯山那样的魔力”——上传者注］于是他这个俄国青年的忠实的埃卡尔特，就出版了一本长达60页印得密密麻麻和警语连篇的书翰[443]。他在这里陈述了他本人对革命实质的看法，一本正经地研究了，人民是否已经准备好进行革命，革命家们是否有权并且是在什么条件下，号召人民起来革命，以及其他诸如此类自作聪明的议论。这些东西整个看起来和经院哲学家关于童贞马利亚的研究大约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里“革命”本身成了某种像童贞马利亚之类的东西，理论成了信仰，参加运动成了祭祀，而一切活动都不是在我们这个罪孽深重的尘世展开的，而是在一般辞句的九霄云外进行的。
但是，朋友彼得却因此陷入了可悲的自相矛盾的境地。他虽然鼓吹团结，反对革命党内部的任何论战、任何“互相指责的抨击性著作”，但是他如果不同样参加论战，当然就不能履行自己的埃卡尔特的责任，如果不同样揭露自己的敌人，当然就不能回答敌人的揭露。这种“悲惨现象”是以多么“沉重”的心情发生的呢，——朋友彼得将亲自告诉我们。他的小册子一开头这样写道：
“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很清楚地知道，全部俄国流亡者文献包括的都是互相指责的小册子，关于谁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谁不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谁是真诚的谁不是真诚的、谁才是俄国青年的真正代表、名副其实的革命政党的真正代表的论战，——这全部纯系俄国流亡者私人之间的争吵的文献，使读者也感到厌烦了，它对革命斗争事业没有任何意义，最多不过是只能使我们的敌人称快……我知道这个，但我仍然认为，我应当写这些篇章，应当用自己的手为这可悲的文献增加一点数量，使读者烦恼，敌人称快……之所以应当，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
妙极了。但是，既然朋友彼得在《前进》杂志上大大发扬真正基督徒的容忍精神，并要求我们容忍被我们揭穿了的骗子——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他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些骗子——，那末为什么他对报告的作者们就一点也不容忍呢！竟不问问自己，他们是否也有必要……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一定要先碰了钉子，然后才了解到，如果不进行比较尖锐的论战来反对那些在假革命活动的掩盖下力图使整个欧洲工人运动走上歧途并取消整个运动的人，那就可能发生比这种论战更有害的事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不过，我们对朋友彼得还是宽厚一点吧，他的遭遇已经是够严酷的了。他还没有做完（他充分意识到这样做的罪过）他责备我们所做的那种事情，涅墨西斯又带着他往前走了，迫使他为卡尔·塔勒先生给《新自由报》写下一篇小品文提供新材料。
“或者”，——他问随时准备起义的特卡乔夫，——“你们的宣传鼓动大概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吧？你们的组织大概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吧？确实准备好了吧？难道这不是‘典型’革命家的著名的秘密委员会，发号施令的二人委员会吗？我们的青年受了多少欺蒙，受了多少哄骗，他们的信任被滥用了，弄得他们已经不敢立即相信革命组织已经准备好了。”
当然，俄国读者不需要别人说明，这“二人”就是巴枯宁和涅恰也夫。接着写道：
“但是有人声明说，他们是人民之友，是社会革命的信徒，然而在他们的活动中却带有我在前面称之为‘旧社会的复活’的虚伪和不真诚性质……他们利用了新制度的信徒们对旧制度的不公平的愤慨，提出了一条原则：一切手段对斗争都适用。他们把欺骗同志，欺骗那个似乎是他们服务对象的人民都算是这种适用的手段。他们只要能组成一个相当强大的党，就不惜欺蒙所有的人，好像组成一个强大的社会革命的政党可以没有党员的真诚团结似的！他们准备在人民中燃起贪婪和不劳而享乐的旧欲望……他们准备剥削自己的朋友和同志，一心要把他们变成自己计划的工具来使用；他们在口头上准备捍卫个人和小组的最充分的独立和自治，但同时却在建立最坚决的秘密独裁制度，使他们的信徒养成最驯服的、盲目听从的习惯，好像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联合，一个由那些在事实上经常否定他们口头上宣扬的东西的人组成的团体就能完成社会革命似的！”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事实：这段话简直像是从《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中摘引来的，而写这段话的人正好是几个月前把这本书当做是反对共同事业的犯罪行为来谴责的那个人，理由是它进行了攻击，而这种攻击却和上面所援引的那段话一模一样，所反对的也同样是那些人。现在我们可以满足了。
如果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一看胸怀壮志但却一事无成的特卡乔夫先生，以及我们这位朋友彼得在这件事情上所遭到的一点不幸，那就该轮到我们来说：
“我们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们如何看待所获得的结果。我们的大部分读者想必会像我们一样感到‘愉快’，我们就是在这种心情之下阅读这本书和为了履行史家的职责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披露这些‘特殊’现象的。”
但是，还是把玩笑搁在一边。俄国运动中之所以发生许多奇怪现象，是由于长期以来任何一部俄国著作对于西方说来都是百思不解的东西，因此巴枯宁及其同伙就很容易把他们所干的勾当向西方隐瞒起来，而这些勾当在俄国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他们大力散布这样一种意见：说什么为了运动本身的利益，即使俄国运动中最肮脏的方面，也应当向西方隐瞒起来；谁把关于俄国的事情——因为它们见不得人——告诉欧洲，谁就是叛徒。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结束。懂得俄语，现在至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已经不是那样稀有的现象了；俄语是活的语言中最有力量和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所以无论就其本身而言，或者就其所展示的文学作品而言，都是值得大力学习的。俄国人应当听从不可避免的国际命运的支配，就是说他们的运动从今以后将要当着欧洲其余国家的面并在它们监督之下进行。任何人都没有像俄国人自己那样不得不为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不是这种隔绝状态，他们是不会在许多年中被巴枯宁及其同伙那样可耻地愚弄的。从西方的批评中，从西欧的各种运动同俄国运动的相互国际影响中，最后，从正在实现的俄国运动同全欧运动的融合中获益最大的正是俄国人自己。
《人民国家报》的读者不走运。他们当中有些人想必还记得，我在前一篇关于流亡者文献的文章（第117和118号）中分析了从俄文《前进》杂志上摘录下来的几段话，以及它的编辑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当时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完全是顺便提到了某位彼得·特卡乔夫先生，他为了反对上面提到的那个编辑而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之所以要同他周旋，只是因为避免不了。我按作者不朽创作的形式和内容，说明他是“一个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仿佛是俄国革命青年的小卡尔·米斯尼克”，并且对《前进》杂志的编辑表示遗憾，因为他认为有必要和这类对手打交道。但是很快我就感觉到，卡尔这个孩子也开始威胁我了，他把我拖入同他的论战。他发表了一封“彼得·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1874年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出版[445]。这封信把我从来没有说过的（特卡乔夫先生应当知道这一点）各种琐事都加到我的头上，对此我是等闲视之；但是，特卡乔夫先生要使德国工人对俄国状况具有一个完全歪曲了的概念，企图以此来替巴枯宁主义者对待俄国的态度辩护，——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驳。
特卡乔夫先生在他的公开信中总是以俄国革命青年的代表自居。他断言，我“给……俄国革命者出主意，说服他们和我〈！〉结成同盟”；同时，说什么我“从最坏的角度来向德国工人”描写“俄国革命政党的国外代表”、他们的意向和他们的著作。他说道：“您向我们俄国人表示了您的最深的蔑视，因为在您看来，我们是如此‘愚蠢’和‘不成熟’”等等，“幼稚的中学生，这就是您赐予我们的称呼”，——而结尾自然是下面这张王牌：“您嘲笑我们，就是为我们的共同敌人即俄罗斯国家很好地效劳”。说什么我“用尽一切骂人话”来攻击他特卡乔夫先生本人。
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所有这一切没有一句是真话。第一，在上述文章中我只是要特卡乔夫先生本人对特卡乔夫先生的名言负责，而没有归咎于其他任何人。我根本连想都没有想到要把他看做是俄国革命者的代表。如果他要妄自以此自居，而把我所说的关于幼稚的中学生和其他恭维话从自己身上转嫁给他们，那我就要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自然，在俄国革命青年中也像在任何地方一样，会碰到道德和智能极不相同的人。但是一般说来——即使把时代的一切区别和周围环境中的重大差别估计在内——俄国青年现在无疑也要远远高过我们德国青年学生，甚至高过他们在黄金时代即在三十年代初的水平。除了特卡乔夫先生本人而外，谁也没有给予他代表所有这些青年人讲话的权利。尽管这一次他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巴枯宁主义者，但是我还是怀疑他是否有权代表这样一些为数不多的俄国巴枯宁主义者来发言，即代表我曾经说过的“一些好吹牛皮、像癞蛤蟆一样不自量力、到头来总是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学生”来发言。但是，就算他真的代表他们，这仍然只不过是关于伦敦土利街三个裁缝的老故事的翻版，这三个裁缝曾发表一个宣言：“我们，英国人民，声明”等等［注：我敢打赌，特卡乔夫先生一定会说，我开这个玩笑就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因为我把裁缝“形容得滑稽可笑”。］。因此，必须首先确定，“俄国革命者”像以前一样与此毫不相干，我们应当把特卡乔夫的“我们”到处都读做“我”。
据说，我曾给他“出过主意”！对于这点我一无所知。拳脚，彼得·尼基提奇，我倒或许顺便给过，但是主意？［注：俏皮话：《Schläge》——“打击”，“拳脚”；《Rathschläge》——“主意”。——编者注］劳驾请提出证据。
据说，我曾说服他或者像他这一类的人和我结成同盟，而且还指出这是我在前一篇文章的末尾谈到的。如果特卡乔夫先生能证明这点，我就给他10马克俾斯麦时代的帝国硬币。
据说，我曾断言他“愚蠢”——他给这两个字加上了引号。虽然我不想否认，他的才能的光芒——假如一般还可以说他有才能的话——在这两本著作中并没有放射出来，但是每个人仍然可以相信，在我的文章中“愚蠢”这两个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但是，巴枯宁主义者先生们在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总是求助于伪造的引文。
此外，还据说，我“讽刺了”他，把他形容得“滑稽可笑”。特卡乔夫先生想硬要我认真看待他的小册子，这当然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德国人素来被认为是没有趣味的人，而且在某些地方确实也就是这样。但是这并没有给我们加上一层义务，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像巴枯宁主义者那样没有趣味和一本正经。德国工人运动由于同警察、检察员和监狱看守进行游击战而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幽默性质；我为什么要改变它呢？谁也没有禁止特卡乔夫先生也尽自己的力量来嘲笑我，把我形容得滑稽可笑，只是不要把谎言加在我的身上。
然后接着便是一个无可比拟的指责，我如实地介绍了特卡乔夫先生及其著作就是“为我们的共同敌人即俄罗斯国家很好地效劳”。在另一个地方也以同样的精神说道，像我那样描绘他，我就是违反“国际工人协会纲领的基本原则”！这里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巴枯宁主义者。这些真正的革命者先生们，对我们总是为所欲为，尤其是当他们可以偷偷地干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你若试图不用最尊敬的口吻来谈论他们，试图揭露他们的阴谋诡计，批评他们和他们的空话，——你就是为沙皇效劳和破坏国际的基本原则。事情恰恰相反。为俄国政府效劳的不是别人，正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如果俄国警察当局稍微聪明一点，它就会在俄国大量散发这位先生的小册子。一方面，警察当局未必能找到更好的手段，在一切明白事理的人的眼中来损害作者自以为自己在代表着的俄国革命者的名誉。另一方面，始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一些很好的但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被特卡乔夫先生引上轻举妄动的道路，从而自投罗网。
特卡乔夫先生说，我“用尽一切骂人话来攻击他”。但是有一种申斥，即所谓猛烈抨击，是最富表达力的修辞学手段之一，这种手段一切大演说家在必要时都加以运用，而英国最有才能的政治作家威廉·科贝特则是运用这种手段的能手，其运用之妙迄今还令人赞叹不已，并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特卡乔夫先生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也“骂”得很不坏。因此，即使我也骂了人，那末这个情况本身也绝不能构成我的罪过。但是，既然我由于并没有把特卡乔夫先生当做一回事，因而也根本没有采用什么雄辩术，所以我根本也不可能去辱骂他。我们来看一看，关于他我说了些什么。
我称他为“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不成熟可以指性格、智力和知识。至于说性格的不成熟，我用下列方法转述了特卡乔夫先生本人的故事：
“一位在本国负有盛名的俄国学者，流亡到国外，筹集资金在国外创办一个政治性刊物。他刚刚获得成功，未经任何邀请，就有一个陌生的、多少有些过度兴奋激昂的年轻后生跑来，自荐为他撰稿，并且极其幼稚地提出条件，要在有关写作和金钱的一切问题上都同刊物创办人享有同样的表决权。在德国，对这种人会干脆嗤之以鼻的。”
在这之后我没有必要列举证明他的性格不成熟的更多的证据了。下面这段从特卡乔夫先生的小册子中摘录下来的话，将能充分证明他的智力的不成熟。至于谈到知识，那末《前进》杂志和特卡乔夫先生之间的争论，大部分是围绕着下述问题进行的：《前进》杂志编辑要求俄国革命青年学会一些东西，用认真的、切实的知识来丰富自己，养成用正确方法来批判地思考的能力，兢兢业业地致力于自我提高和自我教育。特卡乔夫先生厌恶地拒绝了这类劝告：
“我无法控制自己，而不得不再三地表示他们常在我心中引起的极大愤慨……学习吧！求得知识吧！呵，上帝，难道这是
一个活人在向
活人们说话。等待！学习，改造！我们到底是否有权等待？〈意思是指和革命一起等待下去〉我们是否有权把时间浪费在教育上？”（第14页）“知识——这是和平进步的必要条件，但对革命说来它们根本是不必要的。”（第17页）
[446]
此外，我说过，特卡乔夫先生的议论是幼稚的（本文中所摘录的话就是这一点的证明）、枯燥的（这一点大概作者本人也不会否认）、矛盾的（正如《前进》杂志编辑向他指出的那样）和在迷堂中打转的（这也是正确的）。然后我谈到了他的雄心壮志（关于这一点我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的）和一事无成（本文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究竟哪儿有骂人的话呢？我把他比做小卡尔·米斯尼克，而这个人在德国是最讨人喜欢的中学生和最为人所熟悉的德国作家之一，所以这根本说不上是骂人话。不过，别忙！我不是说过，他像阿基里斯一样躲进自己的营幕，并用自己的小册子从那里向《前进》杂志开火吗？问题原来在这里。一个单单是学习二字就已引起他的狂怒的人，一个可以大胆地把海涅的这两行诗：
“他自己获得了
自己的全部愚昧无知”［注：海涅《科贝斯第一》。——编者注］，——
当做自己的座右铭的人，在这里头一次听说阿基里斯这个名字，完全是意料中的事。由于我提到阿基里斯时同时也提到了“营幕”和“开火”，因此特卡乔夫先生可能会以为，这位阿基里斯是一个俄国军士或土耳其非正规军队的士兵，因而我骂他是阿基里斯，就是没有礼貌。但是我可以向特卡乔夫先生保证，我所说的这位阿基里斯是希腊传说中的非常伟大的英雄，他躲进自己的营幕构成了一切时代最宏伟的英雄史诗——伊利亚特——的题材；甚至巴枯宁先生也能向他证实这一点。如果我的这个假定是正确的，那末当然，我将不得不声明，特卡乔夫先生不是一个中学生。
往下特卡乔夫先生说道：
“尽管如此，但是我仍热要表述这样的信念：要引起社会革命是很容易的……你们会指出，如果可以这样容易地引起革命，那末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做，而只是喋喋不休地谈论它呢？——在你们看来这是可笑的、幼稚的行为……我和我的志同道合的人深信，在俄国实现社会革命没有任何困难，任何时候都可以唤起俄国人民实行总的革命反抗〈！〉。诚然，这个信念使我们有责任进行一定的实践活动，但是这个信念同进行文字宣传的益处和必要性丝毫也不矛盾。
我们深信这一点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别的人也赞同我们的这种信念。我们的志同谋合的人愈多，我们就愈会感到自己有力，我们就愈容易实际解决这个任务。”
[447]
特卡乔夫先生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一开始就干脆对杂志宣传（而这正是文字宣传的最有效的形式）投了不信任票，他声称，不应把“过多的革命力量浪费”在杂志宣传上，因为“它在运用得不恰当的时候所带来的害处，要比运用得恰当的时候可能带来的好处大得无可比拟”。我们这位特卡乔夫先生对一般文字宣传的评价就是这样高。然而，特别是当你想从事这种宣传时，当你想为自己招募志同道合的人时，仅仅发表宣言是不够的：必须加以验证，因而，必须从理论上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必须科学地来对待问题。关于这一点特卡乔夫先生向《前进》杂志编辑声明道：
“您的哲学战争，您的杂志热心进行的那种纯理论的、纯科学的宣传……从革命政党利益的角度来看，不仅是无益的，而且甚至是有害的。”
[448]
“难道你们不懂得，一个革命者始终认为而且应当认为自己有权号召人民实行起义；他和一个庸俗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不等待历史事件的潮流本身向他指示时刻，他自己选择这个时刻；他认为人民随时都准备好了进行革命（第10页）……谁不相信当前革命的可能性，谁就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它有进行革命的准备（第11页）……正因这样，所以我们不能等待，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断定说，俄国革命绝对必要，而且恰恰是在目前绝对必要；我们不允许有任何耽误，任何延宕。不是现在就干，就是很久以后才干，也许就是永远不干（第16页）……任何受尽专横暴虐和剥削者的折磨的民族……任何这样的民族（而所有民族都处于这种状况）由于自己的社会环境的条件本身——都是革命者；它随时能够，它随时希望进行革命；它随时准备进行革命（第17页）……但是我们不能，而且也不想等待（第34页）……现在哪有功夫长期集训，哪有功夫永无止境地准备，——让每个人都迅速收拾好自己的家什，赶紧起程。干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不应再去管它。它早已解决了。这就是干革命。——怎么干？谁能怎么干就怎么干，谁会怎么干就怎么干。”（第39页）
这在我看来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我建议小卡尔·米斯尼克：既然已经非这样干不可了，既然人民已经准备好进行革命而你也准备好了，既然你无论如何不愿等，不能等，而且也无权等下去了，既然你已得到了选择起义时刻的权利，以及最后，既然问题是这样摆着的：不是现在就干就是永远不干！——那末，最亲爱的小卡尔，你就干你所不能拒绝的事情吧，今天就立刻去干革命并把俄罗斯国家彻底摧毁吧，不然的话，归根到底你会酿成更大的灾祸！
小卡尔·米斯尼克干了些什么呢？他投入了战斗吗？消灭了俄罗斯国家吗？解放了俄国人民，“这个不幸的、正在流血的、戴着蒙难的荆冠被钉在奴隶制十字架上的人民”吗？——解放了这个灾难深重得不允许他再等待下去的人民吗？
他连想都没有想这一点。小卡尔·米斯尼克满脸流着无辜受辱的辛酸泪向德国工人诉说：你们看，坏蛋恩格斯在诬赖我；他写道，我说过要立即起义；但是要知道，说的根本不是这回事，而是进行文字宣传，而这个自己也只是搞文字宣传的恩格斯，却恬不知耻地假装不了解“文字宣传的好处”。
等待！搞文字宣传！我们到底是否有权等待，是否有权把时间浪费在文字宣传上？要知道，把我们和革命分开来的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使人民付出成千上万的牺牲！（第14页）现在不是进行文字宣传的时候，现在需要搞革命——不是现在就干，也许就是永远不干……我们不允许有任何耽误，任何延宕。而我们还要去搞文字宣传！呵，上帝，难道这是一个活人在向活人们说话，而这个人就叫做彼得·特卡乔夫！
我说这些关于立即起义的、现在他羞于承认的大话是“幼稚的”，难道说得不对吗？这些大话幼稚到这种程度，可想而知，说这种大话的人在这方面大概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他居然还是超过了自己。《前进》杂志编辑摘录了特卡乔夫先生起草的告俄国农民宣言中的一个地方。特卡乔夫先生在宣言中对社会革命完成后的制度做了如下的描绘：
“庄稼汉也就会过起快活日子来，整天都是乐呵呵的……他的钱包装得满满的，并且装的是金币而不是铜子。家里的大小牲畜和家禽数也数不清。他的饭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肉食，还有出名的糕点，还有各种甜酒，整天整夜地放在那里吃。他一个劲儿地吃呀唱呀——肚子能装下多少就装多少，而干活干多少是随他的便，谁也不敢强迫他去干任何事情：想吃就吃，想睡就往床上一倒……”
[449]
特卡乔夫先生接着说：
“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指责我们的秘密活动？如果放弃秘密的、隐蔽的地下活动，我们也就势必要放弃所有一切革命活动。可是，你们同样也惩罚我们，因为我们在这里，即在西欧……也不愿意放弃我们进行秘密活动的习惯，从而妨碍了……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
[450]
第二，只要特卡乔夫先生能够向我证明，我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断言，密谋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一概不能容许的，那末在他还没有解放俄国之前，我就远走高飞，到月球上去。只要他能够向我证明，在我的文章中除了谈到反对国际的密谋，即同盟而外还谈到别的密谋，我就从月球上送一点什么东西给他作纪念。唉，如果俄国的巴枯宁主义者先生们的确认真地进行秘密活动来反对俄国政府那就好了！如果他们这些自夸为“活动家”（dejateli）的人不去搞以瞒哄和欺骗自己同志为基础的可耻的密谋，不去搞像涅恰也夫这位被特卡乔夫说成“当代青年表率”所搞的那种密谋，如果他们不去搞破坏欧洲工人运动的密谋，不去搞像被顺利揭穿从而被消灭的同盟所搞的那些密谋，而做一番真正的事业，来证明他们是真正有组织的，证明他们除了企图成立一个十来个人的小组以外还在干点别的事情，那就好了！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只是向全世界大嚷大叫：我们在进行秘密活动，我们在进行秘密活动！——完全像歌剧中的密谋家一样，他们用各种不同的声调大声合唱：小声点，小声点！不要吵！所有这些关于在各地广泛进行的阴谋的骗人鬼话只不过是一种掩蔽物，它除了掩盖对于各国政府采取无所革命作为的举动以及在革命党内为了追求虚荣而搞的阴谋诡计之外，什么也掩盖不了。
正因为我们在《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中无情地揭露了所有这些欺骗伎俩［注：见本卷第365—515页。——编者注］，这班先生们才这样暴跳如雷。他们说，这是“冒失行为”。他们说，我们揭露巴枯宁先生就是力图“玷辱我们生活着的这个革命时代的最伟大和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代表之一”，而且是用……“污秽”来玷辱。然而，可以看出，这种污秽却完完全全是巴枯宁先生本人的作品，而且远非最拙劣的作品。在上述著作中他还被描绘得太清白了。我们仅仅摘录了“革命问答”第十八条，这一条规定必须如何对待俄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必须如何“掌握他们的龌龊的秘密，使他们变成我们的奴隶，这样一来，他们的财富等等就会成为创办各种事业的取之不尽的宝库和宝贵的支持”。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叙述，这一条是如何见诸实践的。而这方面确实有许多东西可以讲，我们准备在适当时机这样做。
这样一来就弄清楚了，特卡乔夫先生摆出一副无辜受罪者的德行高超的面孔（这副面孔对一切巴枯宁主义者都是相称的）对我进行的一切斥责，都是以这样一些论断为根据的，这些论断他不仅知道是虚假的，而且还是他本人卑鄙无耻地捏造出来的。关于他的“公开信”中的私人部分，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
特卡乔夫先生顺便告诉德国工人说，我对于俄国没有“丝毫知识”，相反地，只表现出“愚昧无知”；因此，他感到不得不向他们说明真实情况，特别是说明，为什么正是现在在俄国可能轻而易举地、比西欧要容易得多地实现社会革命。
“我们这里没有城市无产阶级，这是事实；然而我们这里也没有资产阶级……我国工人只需要
同政治权力作斗争，因为
资本的权力在我们这里还处于萌芽状态。而阁下不是不知道，同前者作斗争要比同后者作斗争容易得多。”
[452]
总之，俄国工人——而这些工人，用特卡乔夫先生自己的话说，乃是“农夫，因此也就不是无产者，而是私有者”——做到这点是较为容易的，因为他们所要与之进行斗争的，不是资本的权力，而“只是政治权力”，即俄罗斯国家。而这个国家
“只有从远处看才像是一种力量……它在人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在你们那里国家完全不是虚幻的力量，它的双脚都站在资本上面；它本身体现着〈！〉一定的经济利益……我们这里的情况在这方面恰好相反；我国社会形态本身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存在，这个国家可以说是悬在空中的，它和现存的社会制度毫不相干，它的根基是在过去，而不是在现在”。
我们既不去谈论那种混乱的观点，即仿佛经济利益为了自身的体现而需要有它们本身创造的国家，也不去谈论那个大胆的断语，即仿佛俄国的“社会形态〈要知道农民的公社所有制也是包括在内的〉本身的存在就是有赖于国家的存在”，也不去谈论那个矛盾的断语，即仿佛这个国家和似乎是它创造的现存的社会制度“毫不相干”。我们最好是马上来看看这个绝对不代表任何阶层的利益的、“悬在空中的国家”吧。
在俄国欧洲部分，农民占有10500万俄亩土地，贵族（为了简便我把大土地所有者称为贵族）占有1亿俄亩土地，其中几乎有一半属于15000个贵族，所以他们每人平均占有3300俄亩。可见，农民的土地只比贵族的土地稍微多一点。你们看，贵族同保证他们占有全国一半土地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其次，农民为自己这一半土地一年缴纳19500万卢布的土地税，而贵族则只缴纳1300万！贵族的土地平均比农民的肥沃一倍，因为在购买徭役后接着进行分地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夺去交给贵族的，不仅有较多的土地，而且也是最好的土地，同时农民不得不为了自己最坏的土地向贵族按最好的土地付地价［注：波兰是一个例外，波兰政府想摧毁敌视它的贵族阶级，并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去。（这是《人民国家报》发表正文时的附注；在1875年和1894年版中都删掉了。）］。而俄国贵族同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
农民——其大多数——在赎买以后，陷入了极其贫困的、完全无法忍受的状况。他们不仅被夺去了他们大部分的和最好的土地，因而甚至在帝国最富饶的地区，农民的份地——按俄国的耕作条件说——都小得不能赖以糊口。农民不仅为这块土地被刮去了极大的一笔钱，这笔钱是先由国家替他们垫出的，现在他们必须连本带利逐步向国家清偿。他们不仅肩负着几乎全部土地税的重担，而贵族却几乎完全免税；单是这一项土地税就抵销了并且甚至超过了农民土地地租的全部价值，所以农民必须缴付的其他一切捐税——关于这些，我们下面要谈到——就要直接由构成农民工资的那一部分收入中来扣除。不仅如此。除了要缴纳土地税，缴付赎金和国家垫付赎金的利息以外，自从成立地方行政机关以来，又加上了省和县的捐税。这次“改革”的最重大的后果就是给农民加上了各种新的捐税负担。国家完全保持了自己的收入，然而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支出转嫁给各省和县，省和县为了弥补这种支出便征收新的捐税，而俄国的惯例是，上等阶层几乎不纳税，农民几乎缴纳全部捐税。
这样的状况仿佛是故意为高利贷者造成的。而由于俄国人在进行低级形式的贸易，利用有利情势和玩弄与此紧密相连的欺骗手腕方面，都具有几乎无与伦比的本领，所以在俄国高利贷者比比皆是，——无怪乎彼得一世早就说过，一个俄罗斯人抵得过三个犹太人。快到收税的时候，高利贷者、富农——往往是同一公社的富裕农民——就跑出来，拿自己的现钱放债。农民无论如何需要钱用，所以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受高利贷者的条件。这样一来，农民也就更深地陷入困境，需要的现钱愈来愈多。一到收获的时节，粮商就来了；因为需要钱，农民被迫出售一部分养家活口所必需的粮食。粮商散布各种压低价格的谣言，只出很低的价钱，但是甚至连这很低的价钱有时也部分地用按高价折合的商品来支付，因为在俄国商品支付制度是非常发达的。可见，俄国粮食的大量出口是直接以农民受饥饿为基础的。——另一种剥削农民的方式是投机家从政府那里长期租赁一片官地，当土地不用施肥还能得到很好的收成的时候就自己耕种，然后就把这片土地分成小块，把贫瘠的土地以很高的租价租给邻近的少地的农民。如果说上面我们看到的是英国式的商品支付制度，那末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便是毫厘不爽的爱尔兰式的middlemen〔中间人〕。简言之，没有一个别的国家像俄国这样，当资产阶级社会还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群众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压抑和缠绕。而这一切吮吸农民血液的吸血鬼，对于用法律和法庭来保护他们进行巧取豪夺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
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萨那里近十年来特别由于铁路建设而获得了空前迅速发展和深受最近这次危机打击的大资产阶级，所有那些把自己的全部生意建筑在农民贫困上面的经营粮食、大麻、亚麻和油脂的出口商，只有依赖国家恩赐的保护关税才能存在的整个俄国大工业，——难道居民中这一切有势力的、迅速成长的因素对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利害关系？至于充斥和盗窃俄国并在俄国形成一个真正阶层的人数众多的官僚者群，就更不用说了。既然特卡乔夫先生不顾这一切，硬要我们相信，俄罗斯国家“在人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它是“悬在空中”的，那就不禁使我们开始觉得，悬在空中的与其说是俄罗斯国家，倒不如说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
至于俄国农民在摆脱农奴从属地位以后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不可能长久这样继续下去，而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俄国革命正在日益迫近，——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问题只在于这个革命的结果可能怎样，将会怎样？特卡乔夫先生说，它将是社会革命。这纯粹是一种赘言。任何一个真正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居统治地位并且让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其实，特卡乔夫先生是想说，这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它将在我们在西方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个社会形态——而且是在不论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还不是到处都碰得见并且都还处在低级发展阶段上的这种社会状态下来实现！这一点所以成为可能，据说是因为俄国人具有劳动组合和公社土地所有制，可以说是天选的社会主义的人民！
关于劳动组合特卡乔夫先生只是附带提了一下，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多谈几句，因为早从赫尔岑年代起，许多俄国人就硬说它具有神秘的作用。劳动组合是俄国一种很普遍的协作形式，是自由合作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很像游猎部落在打猎时的自由合作形式。无论按名称或按实质说来，它都不是起源于斯拉夫族，而是起源于鞑靼族。它的名称和实质，一方面在吉尔吉斯族、雅库特族等中间可以见到，另一方面在萨阿米族、聂聂茨族和其他芬兰民族中也可以见到。［注：关于劳动组合，还可以参看“俄国劳动组合材料汇编”（《Sbornik materialowob Arteljach v Rossiji》）1873年圣彼得堡版第1分册。］所以劳动组合最初不是在俄国西南部，而是在它的北部和东部，即同芬兰人和鞑靼人接壤的地方发展起来的。严寒的气候要求进行多种多样的工业活动，而城市的不够发达和资本的缺乏就尽可能由这种合作形式来弥补。劳动组合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即组合成员们彼此负有团结一致对付第三者的责任，这原来是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如像古代日耳曼人中间的相互担保、血族复仇等等一样。——附带说说，劳动组合这个名词在俄国不仅用于各种合伙的行动上，而且还用于共同的机构上。［注：恩格斯在1894年版中接着删去了：“交易所——也是那样的劳动组合”。——编者注］
在工人劳动组合里面，总是要选出一个头目（starosta意即长者）来执行财务员、会计等职务，需要时还执行经理的职务，并且领取一笔特别薪俸。这类劳动组合：
（1）是为了暂时性的企业而建立的，企业结束后，即行解散；
（2）是在从事某种同一职业的人中间，例如在搬运工人等等中间建立的；
（3）是为了经常性的企业，即真正的工业企业而建立的。
它们是根据全体成员签订的合同建立的。如果这些成员自己不能凑足必要的资本，如像在干酪业和捕鱼业（为了买渔网、渔船等等）中所常见的那样，那末劳动组合便落在高利贷者手中，他以高额利息贷出组合欠缺的款子，从此就把大部分的劳动收入装进自己的腰包。但是，作为雇佣工人完全受企业主雇用的那些劳动组合，则受到更加卑鄙的剥削。他们自己管理着自己的工业活动，这样就为资本家节省了监督费用。资本家把茅舍租给他们住，借钱给他们糊口，而且又极卑鄙地发展了商品支付制度。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伐木工人和松焦油提炼工人中间，在西伯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行业中间，情况就是如此（参看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Flerovsky．《Polozenie rabocago klassa v Rossiji》1869年圣彼得堡版）。[453]）。可见，劳动组合在这里是使资本家便于剥削雇佣工人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种自己雇用该团体以外的人做雇佣工人的劳动组合。
总之，劳动组合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因而还很不发达的合作社形式，并且也不是纯俄罗斯或纯斯拉夫的合作社形式。在凡是需要的地方，都成立了这种合作社：在瑞士的乳品业中，在英国的捕鱼业中，合作社的种类甚至是非常纷繁的。在四十年代建造那么多德国铁路的西里西亚的挖土工人（是德国人，而决不是波兰人）就曾组织在真正的劳动组合里面。这种形式在俄国占有优势当然证明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完全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要实现这种过渡，首先要劳动组合本身能够向前发展，抛弃本身那种自发的，如我们所看到的替资本家服务比替工人服务还要多的形式，并且它还必须至少提高到西欧合作社的水平。然而，假如这一次要相信特卡乔夫先生（从上面说过的一切看来这样做自然是过于冒险了），那也还是远远办不到的。相反，他竟用一种对于他的观点是非常典型的傲慢态度向我们断言：
“至于不久前在俄国用人工培植起来的德国〈！〉式的合作社和信用社，那末我国大多数工人都是以完全漠然的态度对待它们，并且它们几乎到处都遭到了彻底破产。”
现代的合作社至少已经证明，它能够独立地有利地经营大工业企业（如郎卡郡的纺织工业企业）。劳动组合则直到现在不仅没有能力做到这点，而且如果它不继续发展的话，那它一同大工业发生冲突就必然要遭到灭亡。
俄国农民的公社所有制是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于1845年发现的，他把这种所有制当做一种十分奇妙的东西向全世界大肆吹嘘，虽然哈克斯特豪森在自己威斯特伐里亚故乡还能找到不少的公社所有制残余，而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甚至应该是确切知道这种残余的。[454]身为俄国地主的赫尔岑，从哈克斯特豪森那里第一次得悉，他的农民们是共同占有土地的，于是他便利用这一点来把俄国农民描绘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天生的共产主义者，把他们同衰老腐朽的西欧的那些只得绞尽脑汁想出社会主义的工人对立起来。这种认识由赫尔岑传给了巴枯宁，又由巴枯宁传给了特卡乔夫先生。我们听听特卡乔夫先生是怎么说的：
“我国人民……绝大多数……都充满着公社占有制原则的精神；他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同俄国人民的整个世界观〈我们往后就会看到，俄国农民的世界是多么广阔〉是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以致现在当政府开始领悟到这个思想同‘完善’社会的原则不能相容，并且为了这种原则想把私有制思想灌入人民意识和人民生活中去的时候，它就只好依靠刺刀和皮鞭。由此看去，很清楚，我国人民尽管愚昧无知，但是比西欧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虽然他们是较有教养的。”
其实，土地公社所有制这种制度，我们在从印度到爱尔兰的一切印欧族人民的低级发展阶段上，甚至在那些受印度影响而发展的马来人中间，例如在爪哇，都可以看见。早在1608年，在刚被征服的爱尔兰北部存在的公认的土地公社所有制的事实，曾被英国人用作借口来宣布说土地无主，从而把这些土地收归皇家所有。在印度，直到今天还存在着许多种公社所有制形式。在德国，它曾经是普遍现象；现在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到的公有地，就是它的残余；特别是在山区，常常会看到它的明显遗迹：例如公有地的定期重新分配等等。关于古代日耳曼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更明确的说明及其详细情况，可以在毛勒的许多著作中找到，这些著作都是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典作品。[455]在西欧，包括波兰和小俄罗斯在内，这种公社所有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变成了农业生产的桎梏和障碍，因而渐渐被消除了。相反地，在大俄罗斯（即俄国本土），它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就证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关系在这里还处在很不发达的状态，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俄国农民只是在自己的公社里面生活和活动；其余的整个世界只有在干预他的公社事务时，对于他才是存在的。这一点完全正确，因为在俄文里，мир一词既有“世界”的意思，又有“农民公社”的意思。Весь мир，即“全世界”，在农民的语言中就是公社社员大会。因此，特卡乔夫先生说到俄国农民的“世界观”，显然是把俄文мир一词译错了。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社会形态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总是在这种专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补充。不仅一般的俄罗斯国家，并且连它的特殊形式即沙皇专制制度，都不是悬在空中，而是俄国社会条件的必然和合乎逻辑的产物，而根据特卡乔夫先生的说法，它是同这些条件“毫不相干”的！——俄国向资产阶级方向的继续发展，即使没有俄国政府的“刺刀和皮鞭”的任何干涉，在这里也会把公社所有制逐渐消灭掉的。这特别是因为俄国农民不是像在印度某些省份里现在还有的情形那样，共同耕种公社土地，以便仅仅把产品拿来分配。相反，在俄国，土地是在各个家长之间定期重新分配，并且每个人都为自己耕种自己的一块土地。这就有可能造成公社各社员间在财富上很大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现象也确实是存在的。几乎在一切地方，公社社员中总有几个富裕农民，有时是百万富翁，他们放高利贷，榨取农民大众的脂膏。这一点谁也没有特卡乔夫先生知道得清楚。他一方面硬要德国工人相信，说只有刺刀和皮鞭才能迫使俄国农民这个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放弃“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同时他却在自己的俄文小册子第15页上说道：
“一个高利贷者〈kulakov〉阶级，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的购买者和租佃者阶级，即农民贵族正在农民中间培植出来。”
这正是我们上面说过的那一类吸血鬼。
给公社所有制以最严重打击的仍然是赎买徭役。地主获得了大部分和最好的土地；留给农民的土地勉强够维持生活，而往往是根本不够维持生活。并且森林也转归地主了；以前农民可以不花钱取用的薪柴、做木器用和建筑用的木料，现在他也必须用钱来购买了。于是，农民除了一所小房子和一块光秃秃的土地以外就一无所有，没有钱来耕种；通常土地也不够使他一家能由一次收获活到下一次收获。在这种条件下，由于各种捐税和高利贷者的压迫，土地公社所有制已不再是一种恩惠，而变成了一种桎梏。农民时常全家或只身逃出公社，抛弃自己的土地，靠做短工谋生。［注：关于农民状况，还可以参看政府农业委员会的正式报告（1873年），以及斯卡尔金“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W Zacholusti i w Stolice》1870年圣彼得堡版）。后一著作是温和保守分子写的。］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这样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只要它能够发展到农民已不再是个别而是集体从事耕作的程度［注：在波兰，尤其是在格罗德诺省，地主由于1863年的暴动而大部破产，农民现在往往购买或租赁地主庄园，并且为着共同的利益共同进行耕种。但这些农民几百年来已没有任何公社所有制，并且他们不是大俄罗斯人，而是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并且应该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可见，特卡乔夫先生断言俄国农民虽然是“私有者”，但比西欧没有财产的工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完全是胡说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末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特卡乔夫先生处理政治革命也像他处理经济革命一样轻易。他说，俄国人民用“教派……抗税……匪帮〈德国工人可以额手称庆了，因为屠夫汉斯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之父〉……放火……暴动”等形式“不断地反抗”奴隶制，“所以俄国人民可以说是本能的革命者”。所有这一切都使特卡乔夫先生确信：“只要在几个地方同时激起始终在我国人民心胸中沸腾着的……积愤和不满情绪……”那时“革命力量的团结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斗争……就一定会得到对人民事业有利的结局。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也将自然而然地造成“进行反抗的各个公社间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不能想像有比这更容易更惬意的革命了。只要在三四个地方同时发动起义，而“本能的革命者”、“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就会“自然而然地”把其他一切都做好了。革命既然是这样难以置信的轻易，那为什么没有很早就实现了革命，为什么人民还没有获得解放，为什么俄国还没有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
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俄国人民，这些“本能的革命者”，固然曾经举行过无数次零星的农民起义去反对贵族和反对个别官吏，但是，除掉冒名沙皇的人充任人民首领并要夺回王位的场合以外，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时代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叶梅连·普加乔夫冒充是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说什么他未被妻子杀害，而只是被废黜和关进牢狱，但是他逃出来了。相反，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Bog vysok，Car daljok，即上帝高，沙皇远——这就是他们绝望中的叹声。至于农民大众——特别是从购买徭役以来——所处的地位，日益迫使他们去同政府和沙皇作斗争，这是确实无疑的事实；而关于“本能的革命者”的童话，让特卡乔夫先生去说给别人听吧。
除此之外，就假定俄国农民大众本能上是最革命不过的，就假定革命是可以像定做一块印花布或一把茶炊那样来定做的，那末请问：一个早已满了12岁的人关于革命的进程是否应该持有像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种绝顶幼稚的见解呢？大家只要想一想，这一切是在按这种巴枯宁方式制造出来的第一次革命于1873年在西班牙惨败以后写出来的。那里也是同时在几个地方开始起义。那里也是指望，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将自然而然地在进行反抗的各个公社间建立起巩固密切的联系。结果怎样呢？每个公社，每个城市，都只是各自保卫自己，根本谈不上互相援助，因而帕维亚只率领了3000个兵士，在14天内就相继征服了各个城市，消除了所有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壮举。（见我写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注：见本卷第521—540页。——编者注］一文，那里关于这点写得很详细。）
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财政已经混乱到了极点。捐税的重压已在失去作用，旧国债的利息用新公债来偿付，而每一次新公债都遇到愈来愈大的困难；只有借口建造铁路还能得到一些钱！行政机构早已腐败透顶，官吏们主要是靠贪污、受贿和敲诈来维持生活，而不是靠薪俸。全部农业生产——这是俄国最主要的生产——都被1861年的赎买办法弄得混乱不堪；大地产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他们遭到捐税压榨，受到高利贷者的洗劫；农产品一年比一年减少。所有这一切只是靠亚洲专制制度在表面上勉强支持着，这种专制制度的专横，我们在西方甚至是无法想像的。这种专制制度不但日益同各个开明阶级的见解，特别是同迅速发展的首都资产阶级的见解发生愈来愈剧烈的矛盾，而且连它现在的体现者也不知所措了：今天向自由主义让步，明天又吓得要命地把这些让步收回，因而自己愈益严重地破坏对自己的一切信任。同时，在集中于首都的那些较开明的国民阶层中间愈来愈意识到，这种情况不可容忍，变革已经迫近了，但同时也产生一种幻想，以为可能把这个变革纳入安静的立宪的轨道。这里，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结合在一起；这次革命将由首都的上等阶级，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开始进行，但是农民将把它继续扩展开来，很快就会使它超出最初的立宪阶段的范围；这个革命单只由于如下一点就对全欧洲具有极伟大的意义，就是它会一举消灭欧洲整个反动势力的还未触动的最后后备力量。这个革命无疑正在日益临近。只有两个事变可能使它长久迁延下去：或者是反对土耳其或奥地利的战争进行得手，为此需要有金钱和可靠的同盟者，或者是……过早的起义尝试把有产阶级再次赶入政府的怀抱。
弗·恩格斯写于1874年5月—1875年4月
载于1874年6月17日和26日，10月6日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69、73、117和118号；1875年3月28日、4月2、16、18和21日《人民国家报》第36、37、43、44和45号。第五部分于1875年以单行本：弗·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在莱比锡出版。第一、二和五部分载于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1894年柏林版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第一、二和五部分曾根据1894年版本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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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425] 《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旨在分析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的新趋势的文章，是恩格斯在1874—1875年间断断续续地写成的。这些文章每写成一部分就随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人民国家报》上发表，这些文章本来也就是专为该报而写的。
1894年恩格斯把《流亡者文献》这组文章中的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五篇收入他的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
《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的全部俄译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3年第1版第15卷上。——第569页。
[426] 《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是恩格斯在1874年5月至6月初写的，发表在1874年6月17日《人民国家报》第69号上。小标题是恩格斯1894年在他的文集：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中重新刊印这篇文章时加的。这篇文章的俄译文最早发表在“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弗·恩格斯“1871—1875年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34—41页。——第571页。
[427] 《Address of the Polish Refugees to the English People》，London，May 3，1874．下面援引这一文件的第2—5页。——第571页。
[428] “雷诺新闻周报”（《Reynolds's Weekly Newspaper》）是英国的一家工人周报，是接近宪章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创办的，从1850年起在伦敦出版；现在是合作运动的机关报。——第571页。
[429] 米·彼·波果丁“波兰问题。议论、笔记和见集。1831—1867”1867年莫斯科版第54—55页。——第573页。
[430] 1836年12月4日波兰民主协会发表的宣言，号召实行“人民革命”，号召人民进行斗争，争取废除封建义务和等级不平等，争取把农民的份地交归农民所有。
克拉科夫革命政府在1845年底起草并于1846年2月22日发表的宣言，要求废除农奴制和把土地交给农民。
中央民族委员会在1863年1月22日发表的宣言，号召波兰人民拿起武器，它是1863—1864年波兰起义的纲领。——第574页。
[431] 帖欣和约是普奥之间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于1779年签订的。作为这个和约的发起人的俄国起初充当交战双方的调停人，而在和约缔结时则同法国一起被宣布为条约所规定的秩序的保证国，实际上获得了干涉德国各邦的事务的权利。——第575页。
[432]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5—294页。——第576页。
[433] 恩格斯讥讽地把使波茲南的波兰居民普鲁士化的政策称为在波兹南进行的文化斗争。
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措施所起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支持德国西南部各中小邦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分裂主义倾向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俾斯麦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用煽起宗教狂热的办法使一部分工人脱离阶级斗争。——第577页。
[434] 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二篇发表在1874年6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上。小标题是恩格斯1894年在他的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中重新刊印这篇文章时加的。这篇文章的俄译文最早发表在“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弗·恩格斯“1871—1875年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41—48页。——第579页。
[435] 指的是一群法国的布朗基派流亡者于1874年6月在伦敦出版的标题为“致公社社员”（《Aux Communeux》）的小册子。——第580页。
[436] “度申爸爸”（《Le Père Duchesne》）是法国的一家报纸，1790年至1794年由雅·阿贝尔在巴黎出版；反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城市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
关于韦梅希的报纸，见注第84。——第582页。
[437] 指的是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退出国际的一群布朗基主义者（阿尔诺、瓦扬、库尔奈等人），他们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国际和革命”（见注246）。——第584页。
[43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8—469页。——第585页。
[439]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即《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三篇是他在1874年7月底至9月间写的，并发表在1874年10月6日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上。恩格斯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前进！”杂志上刊载了一篇彼·拉甫罗夫谈论国际的文章。
“前进！不定期评论”（《Вnереб! Непериод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ние》）是彼·拉·拉甫罗夫于1873年至1877年间在苏黎世和伦敦出版的俄文杂志（总共出了五卷），它反映革命民粹派右翼的观点。该杂志对西欧工人运动和国际的活动给予很大的注意。1875年至1876年，在伦敦出版了一种同一方针的报纸，名称也叫“前进！”。——第588页。
[440] 这段话摘自拉甫罗夫发表在“前进！”杂志上的一篇文章。1874年苏黎世版第2卷（第二出版年）第2编第2部分第26页。——第589页。
[441] 《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是奥地利自由派报纸，1864年至1939年在维也纳出版。恩格斯所提到的卡·塔勒的那篇小品文载于1878年10月14日和15日《新自由报》第3284和3285号。——第590页。
[442] 彼·特卡乔夫的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致‘前进！’杂志编辑的信”于1874年4月在伦敦用俄文出版。——第593页。
[443] 指的是彼·拉·拉甫罗夫的匿名出版的论战性著作，标题是“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关于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1874年伦敦版。往下恩格斯引用教书第3、17和44—45页。——第595页。
[444] 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四篇发表在1875年3月28日和4月2日《人民国家报》第36和37号上。这篇文章是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写的。马克思读过特卡乔夫的小册子（见注445）之后，把它转交给了恩格斯，并在书皮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你写点东西出来，不过要用讥讽的笔调。这愚蠢透了，甚至连巴枯宁也能插一手。彼得·特卡乔夫首先想向读者表明，你对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敌人一样，因此他臆造出各式各样不存在的争论点来。”——第599页。
[445] 彼·特卡乔夫“致1874年度‘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所载‘流亡者文献’一文的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1874年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出版（P．Tkatschoff．《Offener Brief an Herrn Friedrich Engels Verfasser der Artikel《Flüchtlings-Litera-tur》in Nr．117 und 118 des《Volksstaat》》．Jahrgang 1874．Zürich，Typographie der Tagwacht．1874）。这封信的俄译文载于彼·特卡乔夫“社会经济问题论文选”1933年版第3卷第88—98页。——第599页。
[446] 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特卡乔夫的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第603页。
[447] 彼·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9—10页（P．Tkatschoff．《Offener Brief an Herrn Friedrich Engels》．S．9—10）。——第605页。
[448] 恩格斯在这里和以下几处引用了特卡乔夫的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第605页。
[449] 引文摘自彼·拉·拉甫罗夫的小册子“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1874年伦敦版第47页。——第607页。
[450] 彼·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7页。——第608页。
[451] 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五篇发表在1875年4月16、18和21日《人民国家报》第43、44和45号上，并以“论俄国的社会问题”（《Soziales aus Ruβland》）为题于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5年5月恩格斯给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不太长的导言（见本卷第641—644页）。
恩格斯的小册子“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最早是由维·查苏利奇译成俄文的，名称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1894年日内瓦版；此后，这一著作便以各种名称在俄国再版。——第610页。
[452] 这里和以下几处恩格斯引用了特卡乔夫的小册子“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610页。
[453] 弗列罗夫斯基的书1869年出版后不久马克思就读完了。马克思在1870年3月24日致国际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们的信中对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63—464页）。稍后恩格斯也读了这本书。——第616页。
[454] 恩格斯是指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的考察”（《Studien über die innern Zust?nde，das Volksleben und insbesonere die l?ndlichen Einrich-tungen Ruβlands》），1847年至1852年在汉诺威和柏林分三部出版。——第617页。
[455] 指毛勒的下述著作：“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厄兰根版（《Geschichte der Marken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Erlangen，1856），“德国地主家庭、农民家庭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厄兰根版第1—4卷（《Geschichte der Fronh?fe，der Bauernh?fe und der Ho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Bd．1-4， Erlangen，1862—1863），“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厄兰根版第1—2卷（《Geschichte der Dor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Bd．Ⅰ-Ⅱ，Erlangen，1865—1866）。——第6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