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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的信[1]


1875年3月18—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已经接到您2月23日的来信，并且为您身体这样健康而高兴。
　　您问我，我们对合并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可惜我们的处境和您完全一样。无论是李卜克内西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给我们一点消息，因此，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所登载的那些，而直到大约八天前收到纲领草案时为止，报纸上并没有登载什么。这个草案的确使我们吃惊不小。
　　我们党经常地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建议和解或者至少是共同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莱维尔们、哈赛尔曼们和特耳克们的无礼拒绝，因而就连每个小孩都必然要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这些先生们现在自己来谋求和解，那他们一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但是，考虑到这些人的尽人皆知的本性，我们就有责任利用这种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证，使这些人不能利用我们的党在工人舆论中重新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地位。我们应当以极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们，能否达到合并，这取决于他们有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并基本上接受1869年的爱森纳赫纲领[2]或这个纲领的和目前情况相适应的修正版。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当向我们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即使不完全放弃国家帮助这剂救世灵药，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许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附属的过渡措施。纲领草案证明，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比拉萨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诚实的人”［注：人们把爱森纳赫派称为“诚实的人”。——编者注］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
　　第一，接受了拉萨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说法：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都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只有在个别的例外场合才是正确的，例如，在像巴黎公社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或者是在一个不仅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了国家和社会，而且继它之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已经彻底完成了这种改造的国家里。拿德国来说，如果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属于这反动的一帮，那末，社会民主工党怎么能同他们，同人民党[3]携手合作了这许多年呢？“人民国家报”[4]怎么能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5]中吸取自己的几乎全部的政治内容呢？怎么能在这个纲领中列入了整整七项简直逐字逐句同人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相符合的要求呢？我所指的是七项政治要求，即1到5和1到2，这七项要求中没有一项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6]。
　　第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在目前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抛弃，而且是被五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极其光荣地实行这一原则的人们所抛弃。德国工人之所以处于欧洲运动的先导地位，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真正国际主义的态度；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能做得这样好。现在，在国外，当各国政府极力镇压在某一个组织内实现这一原则的任何企图而各国工人到处都强调这个原则的时候，他们却打算抛弃这个原则！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至不是对欧洲工人在今后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共同合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对未来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希望，是对和平同盟[7]中的资产者的“欧洲联邦”的希望！
　　当然根本没有必要谈国际本身。但是，至少不应当比1869年的纲领后退一步，而大体上应当这样说：虽然德国工人党首先是在它所处的国境之内进行活动（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但是它意识到自己和各国工人的团结一致，并且经常准备着，像过去一样地继续履行由这种团结一致所带来的义务。即使不直接宣布或者认为自己是国际的一部分，这种义务也是存在着的，例如，在罢工时进行援助并阻止工贼活动，设法使德国工人通过党的机关报刊了解国外的运动的情况，进行反对迫于目前的或正在爆发的王朝战争的宣传，在这种战争期间实行1870年至1871年所模范地实行过的策略等等。
　　第三，我们的人已经让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而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工人总是太多了（这就是拉萨尔的论据）。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是非常复杂的，随着情况的不同，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像拉萨尔所想像的那样用三言两语来了结。拉萨尔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袭来的这一规律的马尔萨斯式的论据，例如拉萨尔在“工人读本”第5页[8]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册子的这一论据，已被马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9]一篇中驳斥得淋漓尽致了。接受拉萨尔的“铁的规律”，那也就是承认一个错误的论点和它的一个错误的论据。
　　第四，纲领把拉萨尔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地提出来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而这是在白拉克非常出色地揭露[10]出这个要求毫无用处之后，在我们党的几乎所有的、甚至全部的发言者在同拉萨尔分子的斗争中不得不起来反对这种“国家帮助”之后提出来的！我们党是不能比这更自卑自贱了。国际主义竟降低到阿曼特·戈克的水平，社会主义竟降低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的水平，而毕舍提出这个要求来对付社会主义者，是为了夺取他们的阵地！
　　拉萨尔的“国家帮助”至多也只是为达到目的而实行的许多措施中的一个，而纲领草案却用软弱无力的词句表述这个目的：“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好像我们还有一个在理论上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似的！所以，如果说：“德国工人党力图通过工业和农业中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生产来消灭雇佣劳动并从而消灭阶级差别；它拥护每一项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措施！”——那是没有一个拉萨尔分子能提出什么反驳来的。
　　第五，根本就没有谈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它靠这种组织和资本进行经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就是最残酷的反动势力（像目前在巴黎那样）现在也决不可能摧毁它。既然这一组织在德国也获得了这种重要性，我们认为，在纲领里提到这种组织，并且尽可能在党的组织中给它一个位置，那是绝对必要的。
　　这就是我们的人为了讨好拉萨尔派而作出的一切。而对方做了些什么让步呢？那就是在纲领中列入一堆相当混乱的纯民主主义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纯粹的时髦货，例如“人民立法”，这种制度存在于瑞士，如果它还能带来点什么东西的话，那末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更多。要是改成“由人民来管理”，这还有点意义。同样没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至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中都会列入而在这里看起来有些奇怪的要求，如科学自由、信仰自由，我就不想再说下去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11]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
　　我不再写下去了，虽然在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它是这样一种纲领，如果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而且我们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们将对它采取（而且也要公开地）什么态度。请您想想，在国外人们是要我们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行负责的。例如，巴枯宁在他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要我们替《民主周报》创办以来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和所写的一切不加思考的话负责[12]。在人们的想像中，我们是在这里指挥一切，可是您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对党的内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说干涉过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尽可能改正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地方，而且的确是仅仅限于理论上的。但是您自己可以理解，这个纲领形成一个转折点，它会很容易地迫使我们拒绝替承认这个纲领的政党承担任何责任。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因此，新的纲领无论如何不应当像这个草案那样比爱森纳赫纲领还倒退一步。总还得想一想，其他国家的工人对这个纲领将会说些什么；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主义的这种投降将会造成什么印象。
　　同时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难道我们党的优秀分子会愿意不断地重复拉萨尔关于铁的工资规律和国家帮助那一套背熟了的词句吗？我想看看譬如您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而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听众就会向他们喝倒采。而且我相信，拉萨尔派会死抱住纲领的这些条文不放，就像犹太人夏洛克非要他那一磅肉［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场。——编者注］不可一样。分裂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到那时我们已经恢复哈赛尔曼、哈森克莱维尔和特耳克及其同伙的“诚实的”名声；分裂以后，我们将被削弱，而拉萨尔派将会增强；我们的党将丧失它的政治纯洁性，并且再也不可能奋不顾身地起来反对它自己在一个时期内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拉萨尔词句；如果拉萨尔派以后又说：他们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工人党，我们的人是资产者，那末，他们是可以拿这个纲领来证明的。纲领中的一切社会主义措施都是他们的，而我们的党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些要求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添进去，这个党在同一个纲领中又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成“反动的一帮”中的一部分！
　　我把这封信搁下来，是因为您在4月1日庆祝俾斯麦生辰那一天才会被释放，而我是不愿意让这封信去冒以走私方式传送时被搜去的危险的。刚刚接到了白拉克的信，他对这个纲领也有很大的疑虑，他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意见。因此，为了迅速起见我把这封信寄给了他，让他看一下，而我也就用不着把这个麻烦东西再全部重写一遍。此外，我同样也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朗姆，我给李卜克内西只是简单地写了几句。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关于全部事件直到可以说太迟的时候他还连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们（而朗姆和其他人却以为他已经详细地通知我们了）。他从来就是这样做的——因此，我们，马克思和我，同他进行了许多次不愉快的通信——，但是，这一次做得实在太可恶了，我们坚决不和他一起走。
　　希望您设法夏天到这里来，当然您将住在我这里，如果天气好，我们可以去洗几天海水浴，这对于过了很久牢狱生活的您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
　　希望您设法夏天到这里来，当然您将住在我这里，如果天气好，我们可以去洗几天海水浴，这对于过了很久牢狱生活的您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

您的友好的　弗·恩·



　　马克思刚刚搬了家，他的住址是：伦敦西北区克雷森特街梅特兰公园路41号。


写于1875年3月18—28日
第一次载于奥·倍倍尔“我的一生”第2卷（1911年斯图加特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3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第2卷译出


注释：

[1] 这是弗·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写给奥·倍倍尔的信，就内容来说，它同卡·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有密切的联系，并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的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原定于1875年年初实行的合并所持的共同意见。1875年3月7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未来的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草案，这是写信的直接原因。这个草案包含一整套反科学的荒谬论点和对拉萨尔派的让步，只是略加修改就于1875年5月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上通过了，后来以哥达纲领的名称闻名。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个工人党的合并也抱肯定态度，但是他们认为，必须在原则上健康的基础上，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不向已经在工人群众中失去自己影响的拉萨尔派让步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合并。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爱森纳赫派的指导性信件）中批评了哥达纲领草案，并警告爱森纳赫派不要向拉萨尔派让步。只是过了三十六年，这封信才第一次发表在1911年斯图加特出版的倍倍尔“我的一生”一书的第2卷中（《Aus　meinem　Leben》，Teil　2，Stuttgart，1911）。——第3页。

[2] 指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全德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在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后来大家熟悉的爱森纳赫党。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保持了国际的各项要求的精神。——第4页。

[3] 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
　　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这支左翼赞同人民党通过民主的途径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统一问题的意图，后来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它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后，于1869年8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第4页。

[4]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从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由威·李卜克内西掌握。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第4页。

[5]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的简称，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从1856年至1943年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66年起用这个名称）。——第4页。

[6] 指的是哥达纲领草案的下列各项：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自由的基础：
　　1．凡年满21岁的男子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2．实行人民有权提出和否决议案的直接的立法；3．实行普遍军事训练，以人民军队代替常备军，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宣战与媾和的问题；4．废除一切特别法律，尤其是关于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5．建立人民法庭，实行免费诉讼。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1．通过国家来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2．科学自由。信仰自由。”——第4页。

[7] 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工作。在活动的初期，同盟企图利用工人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声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以此在群众中散布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第5页。

[8] 斐·拉萨尔“工人读本”1863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5页（F．Las-salle．《Arbeiter
　　lesebuch》，Frankfurt　am　Main，1863，S．5）。拉萨尔在这一页上援引了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这是他在小册子“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年苏黎世版第15—16页（《Offnes　Antwortschreiben　an　das　Cen-tral-Comité　zur　Berufung　ein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congresses　zu　Leipzig》．Zürich，1863，S．15—16）上的提法。——第6页。

[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576—784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703—978页〕。——第6页。

[10] 恩格斯指的是威·白拉克的小册子“拉萨尔的建议”1873年不伦瑞克版（《Der　Lassalle’sche　Vorschlag》．Braunschweig，1873）。——第6页。

[11] 指“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461—504页）。——第7页。

[12] 恩格斯指的是巴枯宁在他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导言中所说的话，该书第一卷于1873年在瑞士出版。马克思在自己作的巴枯宁这本书的纲要中揭露了巴枯宁提出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
　　“民主周报”（《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是德国工人的报纸；该报用这个名称从1868年1月至1869年9月在莱比锡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主编。从1868年12月起，该报成为奥·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机关报。最初该报受到人民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该报开始同拉萨尔派进行斗争，宣传国际的思想，刊登国际的重要文件，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69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宣布该报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并改名为“人民国家报”（见注4）。——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