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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
亲爱的哈克奈斯女士：
多谢您通过维泽泰利出版公司把您的《城市姑娘》转给我。我无比愉快地和急切地读完了它。的确，正象我的朋友、您的译者艾希霍夫所说的，它是一件小小的艺术品。他还说——您听了一定会满意的——他几乎不得不逐字逐句地翻译，因为任何省略或试图改动都只能损害原作的价值。
您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最使我注意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表现在您敢于冒犯傲慢的体面人物而对救世军[1]所作的处理上，这些人物也许从您的小说里才第一次知道救世军为什么竟对人民群众发生这样大的影响。而且还主要表现在您把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作为全书的中心时所使用的简单朴素、不加修饰的手法。平庸的作家会觉得需要用一大堆矫揉造作和修饰来掩盖这种他们认为是平凡的情节，然而他们终究还是逃不脱被人看穿的命运。您觉得您有把握叙述一个老故事，因为您只要如实地叙述，就能使它变成新故事。
您的阿瑟·格兰特先生是一个杰作。
如果我要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您的小说也许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不能自助，甚至没有表现出（作出）任何企图自助的努力。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这是对1800年或1810年，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正确描写，那末，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人看来，这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
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象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的意思决不是这样。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2]；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3]，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
为了替您辩护，我必须承认，在文明世界里，任何地方的工人群众都不象伦敦东头［注：伦敦东部，是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居住区。——编者注］的工人群众那样不积极地反抗，那样消极地屈服于命运，那样迟钝。而且我怎么能知道：您是否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这一次先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面，而在另一本书中再描写积极面呢？
注释：
[1] 救世军是反动的宗教慈善组织，1865年由传教士威·布斯在英国创立，后来它的活动又扩展到其他国家（1880年按军队编制改组后才采用这个名称）。该组织利用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进行广泛的宗教宣传，建立了一整套慈善机构，其目的是使劳动群众离开反对剥削者的斗争。救世军的传教士进行社会性的蛊惑宣传，表面上谴责富人的利己主义。——第40页。
[2] 正统派是法国于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在1830年，该王朝第二次被颠覆以后，正统派就结成了政党。——第42、278页。
[3] 恩格斯这里指的是1832年6月5—6日的巴黎起义，参加起义准备工作的有共和党左翼和一些秘密革命团体；反对路易-菲力浦政府的拉马克将军的出殡是起义的导火线。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了街垒，异常英勇顽强地进行了保卫战。有一个街垒构筑在圣玛丽修道院原来所在的圣马丁街。这个街垒是最后陷落的街垒之一。巴尔扎克在长篇小说《失去的幻想》和中篇小说《卡金尼扬公爵夫人的秘密》中描绘了“在圣玛丽修道院墙下阵亡”的共和党人米歇尔·克雷田。巴尔扎克称他为“能够改变社会面貌的伟大的政治家”。——第42、262页。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