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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德国的社会主义[244]



　　下面是我应我们的巴黎朋友的请求用法文为“1892年工人党年鉴”写的一篇文章的译文。我认为，不论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还是对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说，我都有责任也用德文来发表这篇文章。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因为应该让德国的人们知道，可以多么坦率地同法国社会主义者讨论那种会使德国社会主义者必然不得不参加战争，甚至是反对法国的战争的情况，这些法国人是多么没有一切资产阶级党派——从保皇派到激进派——所大加炫耀的沙文主义和复仇热。对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因为他们有权直接从我这里知道，我对法国人说了他们些什么。
　　不言而喻，——而我再一次明确地声明，——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是以我个人的名义，而决不是以德国党的名义说话。这样的权利只属于这个党的由选举产生的机构、它的代表和受托人。况且我由于自己五十年的活动而在国际运动中所取得的地位，不允许我作为这一或那一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发表与其他党相对立的意见，但是这并不妨碍我记住我是一个德国人，也不妨碍我为我们德国工人比所有其他工人先争得的那个地位而感到自豪。

一


　　德国的社会主义在1848年以前很久就产生了。起初它有两个独立的派别。一方面是纯粹工人运动，即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支流；这个运动产生了作为它的发展阶段之一的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其次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产生的理论运动；在这一派中马克思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占有统治地位。1848年1月出现的“共产主义宣言”标志着两个派别的融合，这个融合是在革命熔炉中完成和巩固起来的，在这革命的熔炉中，他们所有的人，不论工人还是过去的哲学家，都同样地为了共同的幸福而冒了生命的危险［注：在发表于“新时代”杂志的德译文中不是“同样地冒了生命的危险”，而是“都光荣地表现了他们的英雄气概”。——编者注］。
　　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只能秘密地存在。只是在1862年，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才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但是这已经不是“宣言”中的大无畏的社会主义了；拉萨尔为工人阶级所要求的一切，不过是由国家资助成立生产合作社，这是在1848年以前追随马拉斯特的“国民报”［注：在德译文中补充有：“纯粹的共和派的机关报”。——编者注］的那一派巴黎工人的纲领的翻版，因此也就是纯粹的共和派针对路易·勃朗的“劳动组织”[245]而提出的纲领的翻版。正如我们看到的，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非常温和的。但是，它在舞台上的出现却标志着德国社会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起点。这是因为拉萨尔靠自己的天才、勤奋和无限充沛的精力，竟然把工人运动发动起来了，十年来使德国无产阶级激动过的一切东西［注：在德译文中不是“十年来使德国无产阶级激动过的一切东西”，而是“十年来德国无产阶级独自做出的一切”。——编者注］都同这个运动有肯定的或否定的、友好的或敌对的联系。
　　实际上，纯粹的拉萨尔主义本身能不能满足那个创作了“宣言”的民族的社会主义要求呢？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由于主要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努力，很快就产生了一个公开宣布了1848年“宣言”原则的工人政党[246]。接着，在拉萨尔死后三年，即在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了，从此道地的拉萨尔主义便开始衰落。“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观点愈来愈成为德国全体社会主义者——拉萨尔派也不例外——的共同财富。拉萨尔派整批整批地、接二连三地、大张旗鼓地转到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注：在德译文中“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注］被称为爱森纳赫派的新党的队伍中来。这个党的人数不断增加；结果不久就弄到拉萨尔派和他们的对手公开敌视的地步；而最尖锐的斗争——甚至使用棍棒——正好发生在斗争双方已经没有任何真正的争论点，双方在一切实质问题上的原则、论据、甚至斗争的手段都一致的时候。
　　而这又正好是在两个社会主义党团的议员并排坐在帝国国会中，加倍感到必须共同行动的时候。在资产阶级议员［注：在德译文中不是“资产阶级议员”，而是“拥护秩序的党”。——编者注］面前，这种沿袭下来的相互敌视显得非常可笑。情况已经简直令人不能容忍。于是在1875年进行了合并[247]。从那时起，以前相互敌视的兄弟就永远构成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家庭。如果说当时还有把他们拆散的一点儿可能，那末承蒙俾斯麦在1878年颁布了把德国社会主义置于非法地位的声名狼藉的非常法，使得这种可能被防止了。迫害像锤击一样袭击着他们所有的人，把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彻底锤炼成了一个统一而一致的整体。现在，社会民主党用一只手出版拉萨尔全集的正式版本[248]，同时用另一只手在过去的拉萨尔派的帮助下把自己纲领中的道地的拉萨尔主义的最后痕迹根除掉。
　　是否需要详细地阐述那些标志着德国党的道路的一切变故、厮杀、失败和胜利呢？当1866年普选权向党敞开了帝国国会的大门时，党有两个议员［注：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和数十万选民；现在它有35个议员和150万选民，即比任何一个党在1890年选举中拥有的选民都多，经过十一年的非法处境和戒严状态，它的队伍扩大了三倍，而变成了德国最强大的党。1867年时，资产阶级议员［注：在德译文中不是“资产阶级议员”，而是“拥护秩序的党的议员”。——编者注］还可以把自己的社会党人同仁看做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异物；而现在，不管他们是否乐意，也不得不把这些同仁看做是那代表未来的力量的先进部队。社会民主党击溃了俾斯麦，并在十一年的斗争后粉碎了反社会党人法，这个党如同滚滚洪流，正在冲垮所有的堤坝，淹没城市和乡村，直到最反动的万第［注：在德译文中不是“万第”，而是“农村地区”。——编者注］，这个党现在已处于这样的地位，它几乎能像数学那样准确地确定它取得政权的时间了。
　　投给社会党人的票数：
　　1871年………101927　　1884年………549990
　　1874年………351670　　1887年………763128
　　1877年………493447　　1890年………1427298
　　自从上次选举以来，政府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来把人民群众推向社会主义：它迫害工会，镇压罢工，它甚至在目前物价昂贵的情况下还保留着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使穷人吃的面包和肉类价格上涨的关税。所以，我们能够预期在1895年选举中至少得到250万张选票；而到1900年这个数字能增加到在选民册上登记的1000万选民［注：在德译文中“在选民册上登记的1000万选民中”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注］中的350万至400万。好一个我们资产者的愉快的“世纪末”啊！
　　同这个紧密团结的和人数不断增加的社会民主党人集体相对立的只是一些四分五裂的资产阶级政党。1890年保守党人（两派合在一起）得了1377417张选票；民族自由党人得了177807张选票；进步党人（激进派）［注：在德译文中不是“进步党人（激进派）”，而是“德国自由思想派”。——编者注］得了1159915张选票；天主教徒［注：在德译文中不是“天主教徒”，而是“中央党”。——编者注］得了1342113张选票。这意味着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拥有250万张选票以上的强大的党能迫使任何一个政府投降。
　　但是，德国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决不在于选民的人数。在我们这里二十五岁才能成为选民，而二十岁就能成为士兵。既然对党提供补充人员最多的正是年轻的一代，那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德国军队将愈来愈传染上社会主义。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士兵站在我们这边，再过几年将有三分之一，而到1900年，这支以前在德国特别充满普鲁士精神的军队将大半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这种情况正像按照命运的吩咐那样不可阻挡地日益迫近。柏林政府了解这一点并不比我们差，但是它无能为力。军队正从它的手中滑走。
　　资产阶级曾经多少次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放弃使用革命手段而呆在法律的框子里，特别是现在，当非常法已经破产而普通法对于包括社会党人在内的一切人来说都已经恢复的时候！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给资产者老爷们帮这个忙，虽然的确，现在并不是我们处在“合法性害死我们”[249]的地位。相反，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来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瓜。问题毋宁说是这样，不正是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会破坏合法性，以便用暴力来粉碎我们哪？我们等着瞧吧。而现在：“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250]
　　毫无疑问，他们会先开枪。不定哪一天，德国资产者及其政府将厌恶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高潮袖手旁观；他们将诉诸非法行为，诉诸暴力行动。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暴力能够扼杀一个在有限的地区进行活动的小宗派；但是还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摧毁一个遍布巨大帝国各地的、拥有200万［注：在德译文中不是“200万”，而是“200万至300万”。——编者注］人的党。暴力的反革命［注：在德译文中不是“暴力的反革命”，而是“反革命势力的暂时优势”。——编者注］也许能把社会主义的胜利推迟几年，然而这只能使今后的胜利更彻底和更巩固。

二


　　上面所说的一切只适用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是在和平环境中继续进行的情况。战争会使整个情况改变。而战争在今天或明天就可能爆发。
　　战争在今天意味着什么，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这意味着：法国和俄国为一方，德国和奥地利，也许还有意大利为另一方。所有这些国家的被迫入伍的社会主义者，将不得不相互厮杀；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应采取什么行动呢？［注：在德译文中补充有：“其结果会怎样呢？”——编者注］
　　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具有半封建制度的君主国，然而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归根到底却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个帝国由于俾斯麦而犯了严重错误。它的警察的、小器的、吹毛求疵的、同这个伟大民族的政府不相称的对内政策使得所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国家都蔑视它；它的对外政策引起邻国人民的怀疑，甚至仇视。德国政府由于强行吞并亚尔萨斯—洛林，长期不能同法国取得任何和解，并且对自己没有一点实际好处地把俄国变成了欧洲的仲裁人。这种情况是如此明显，以致于国际总委员会在色当战役[251]后的第二天就能预见到今天的欧洲局势。在国际总委员会1870年9月9日的宣言中说：“难道条顿族的爱国志士真的以为他们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吗？如果军事上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把德国推到宰割法国的道路上去，那末德国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成为俄国掠夺政策的公开的工具，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252]
　　毫无疑问，和这个德意志帝国相比，连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也代表革命，——诚然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然而总归是革命。但是一旦这个共和国屈从于沙皇俄国，情况就会改变。沙皇俄国是西方各民族的敌人，甚至是这些民族中的资产阶级的敌人。如果沙俄匪帮侵入德国，他们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奴役，不是发展而是毁灭，不是进步而是野蛮。法国同沙皇携手合作，不可能给德国带来任何自由思想；如果有哪个法国将军侈谈德意志共和国，他就会被整个欧洲和美洲嗤笑。法国会不得不背弃自己的革命作用［注：在德译文中不是“背弃自己的革命作用”，而是“背弃自己在历史上的全部革命作用”。——编者注］，而允许俾斯麦帝国把自己装扮成同东方野蛮对立的西方进步的代表。
　　但是，现在在官方德国的背后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国家的未来、国家的最近的未来是属于这个党的。一旦这个党取得了政权，如果它不纠正它的前任对其他民族所干的非正义的事情，那它就既不能运用这个政权，也不能巩固这个政权。它一定要准备恢复现在被法国资产阶级如此卑鄙地出卖了的波兰；它一定要让北什列斯维希和亚尔萨斯—洛林有可能按自己的意愿去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因此，只要德国能自己当家作主，所有这些问题就不难解决，而且在最近的将来就能解决。在社会主义的法国和社会主义的德国之间不可能在亚尔萨斯—洛林方面产生任何问题，这个问题将在瞬息之间得到解决。只是还要等待十来年。在法国、英国和德国，整个无产阶级还在等待自己的解放；难道亚尔萨斯—洛林的爱国志士就不能也等一等吗？难道整个大陆应当由于他们的不耐烦而遭到洗劫，并且归根到底去挨沙皇的鞭子吗？这样做合算吗？
　　如果发生战争，那末，首先是德国，然后是法国，将成为主要的战场；这两个国家要比其他国家先感到军费开支的重担，先遭到破坏。况且，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会发生许多甚至在尔虞我诈的外交史册上也不曾有过的盟国之间相互背叛的行为；而这些背叛行为的主要牺牲品又将是法国或德国，或者同时两个国家。几乎可以十分肯定地说，由于前景是如此危险，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个会去挑起公开的冲突。俄国则相反，它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情况而避免了多次失败的毁灭性后果，唯独这个官方俄国能够从这场可怕的战争中得到好处，并且正是它在朝这方面做。但是，不管怎样，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可以大胆地打赌，只要维斯拉河上打响第一炮，法国军队就会开向莱茵河。
　　到那时，德国将纯粹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如果它胜利了，它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吞并的对象；在西面和东面它只能遇到语言不同的居民地区，而这样的地区在它那里已经绰绰有余。如果德国失败了，如果它被法国的锤和俄国的砧砸碎了，那末它就得把旧普鲁士和波兰的一些省割让给俄国，把整个什列斯维希割让给丹麦，把整个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即使法国拒绝接受这块征服地，俄国也会硬塞给它。因为俄国最需要的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永远敌视的根源［注：在德译文中补充有：“永久性的纠纷的苹果”。——编者注］。使这两个大国和解，俄国在欧洲的优越地位就要完蛋。但是如此分裂的德国恐怕将无力［注：在德译文中在“无力”后面是：“完成它在欧洲历史发展中所担当的任务”。——编者注］分担欧洲在发展文明中所执行的使命。德国既被降到拿破仑在提尔西特和约以后强加给它的那个地位，它就只有在为恢复本民族的生存条件而准备另一场战争的情况下才能生存。而在此期间它将是沙皇的顺从工具，沙皇一刻也不会忘记利用它去反对法国。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会怎样呢？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不论是沙皇、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还是德国政府本身，都不会放过这样的大好时机去消灭这唯一的、对它们三者来说都是敌人的政党。我们曾看到梯也尔和俾斯麦怎样在巴黎公社的废墟上握手言欢，我们也许将有机会看到沙皇、孔斯旦和卡普里维（或者他们的某个继承人）在德国社会主义的尸体上拥抱。
　　但是要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三十年来的不断努力［注：在德译文中不是“努力”，而是“战斗”。——编者注］，以及它在这段时期内作出的牺牲，它已经争得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也没有取得的地位，这个地位能保证它在短期内使政权转到自己手里。社会主义的德国站在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前列、最光荣、最重要的岗位上；它的职责就是保卫这个岗位［注：在德译文中补充有：“直到最后一个人”。——编者注］不受任何侵犯。
　　但是，如果说俄国人战胜德国意味着德国社会主义被镇压，那末在这样的前景下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职责将是什么呢？他们应当消极地听任那些很可能使他们毁灭的意外事件发生吗？应当不加抵抗就放弃已经争得的、他们必须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负责的那个岗位吗？
　　决不能这样。为了欧洲革命的利益，他们必须坚守所有已经占领的阵地，不向内外敌人投降。而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同俄国及其所有同盟者——不管这些同盟者是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如果法兰西共和国为全俄罗斯沙皇和君主陛下效劳，那末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就得同它作战，尽管令人遗憾，还是要作战。对德意志帝国来说，法兰西共和国也许能代表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对那个孔斯旦、鲁维埃、甚至克列孟梭的共和国来说，特别是对那个为俄国沙皇效劳的共和国来说，德国的社会主义无疑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的。
　　一场有俄国人和法国人侵入德国的战争，对德国来说将是生死攸关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德国为了保证自己民族的生存必须采取最革命的手段。现在的政府，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决不会解除对革命的束缚。但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党，它能迫使政府这样做，或者在必要时取代它，这个党就是社会民主党。
　　我们没有忘记法国在1793年为我们提供的那个光辉范例[253]。1793年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如果沙皇的征服欲望和法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急躁情绪要阻挡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所向无敌的、但却是和平的前进运动，那末，请放心，德国社会主义者准备向全世界表明，今天的德国无产者无愧于上一世纪的法国长裤汉，1893年能够同1793年媲美。如果孔斯旦先生的士兵闯进德国国土，人们将用“马赛曲”的这句歌词来迎接他们：
　　怎么，这些外国人的军队
　　想在我们家里耀武扬威！
　　总之，和平会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取得胜利。战争则会使社会民主党要么在两三年内取得胜利，要么就遭受彻底的失败，至少在十五年到二十年期间不能复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德国社会主义者宁肯选择孤注一掷的战争，而不要在保持和平的条件下确定可以获得的胜利，那他们必然是丧失了理智。不仅如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论他属于哪个民族，都不会希望现在的德国政府取得军事胜利，也不会希望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取得胜利，尤其不会希望沙皇取得胜利，因为沙皇取得胜利就等于欧洲被奴役。因此，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拥护和平。如果战争毕竟还是发生了，那时无庸置疑的只有一点：这场有1500万到2000万武装人员互相残杀，并且会使欧洲遭到空前未有的浩劫的战争，必定要或者是导致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或者是如此强烈地震撼旧的秩序，并留下如此大片的废墟，以致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比以前更加不可能，而社会革命尽管被推迟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必然会获得更迅速和更彻底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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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表在法国工人年鉴上的这篇文章就到此结束。这篇文章是在夏末写的，那时法国的资产阶级正被喀琅施塔得的香槟酒灌得晕头转向[254]，而在塞纳河和马尔纳河之间的1814年战场上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使爱国主义的激情达到了顶峰。当时法国——那个以大报刊和议会多数作为喉舌的法国——实际上也准备好为讨好俄国而去干十足冒险的蠢事，因而战争的可能性变得非常现实。为了在这种可能性一旦变成现实的情况下，不致于使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社会主义者之间在紧要关头发生误会，我当时认为有必要向法国社会主义者说明，在我看来，德国社会主义者对这类战争应当抱什么态度。
　　但是，从那时起俄国的战争热大大地冷却下来了。先是人们知道了俄国的歉收，在歉收之后必然会发生饥荒。接着俄国又在巴黎公债[255]上遭到了失败，这次失败意味着俄国国家信用的彻底破产。据报道，4亿马克的公债在认购时超额了几倍；但是当巴黎银行家企图强使人们接受债券的时候，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认购的先生们不得不按降低的价格抛售自己的足值证券，以便偿付这些不足值证券，而且抛售得如此之多，以致于欧洲其他大交易所的价格也下跌了；新的“俄国”证券比票面价额降低了百分之几，——一句话，发生了这样的危机，以致俄国政府不得不收回16000万马克的债券，这样，公债就只推销了24000万马克，而不是4亿马克。其结果是俄国另一次已得意洋洋向世界宣扬出去的想发行公债的企图，——这次计达8亿马克，——也遭到了惨败。其结果还暴露出，法国资本没有一点儿“爱国主义”，有的却是对战争的极端恐惧，尽管它在报刊上耀武扬威。
　　当时歉收的确引起了饥荒，而且规模之大，是我们在西欧好久都没有听到过的了，甚至在发生这类灾难的典型国家印度也不常见；就连神圣的罗斯，在过去还没有修筑铁路的时候，恐怕饥荒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应当作何解释呢？
　　非常简单。俄国的饥荒，这并不仅仅是歉收的结果，它是克里木战争以来在俄国发生的深刻的社会革命的一个部分；它只是这场社会革命的慢性病由于这次歉收而转变成急性病。
　　自从沙皇尼古拉由于对自己和旧俄国感到绝望而服毒自杀的那一天起，旧的俄国就一去不复返地进了坟墓。在它的废墟上正在建立起资产阶级的俄国。
　　那时资产阶级的萌芽已经存在。这部分地是银行家和进口商，其中主要是德国人和俄罗斯化了的德国人或者是他们的后裔，部分地是那些靠国内贸易发了财的俄国人自己，其中主要是靠损害国家和人民而发了财的酒税承包人和军需供应商；也已经有一些工厂主。后来，开始通过国家的慷慨帮助、津贴、奖励金和逐渐提高到极限的保护关税，来真正地培育这个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业资产阶级。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帝国必须成为一个靠自己的产品生存的、能完全不要或几乎完全不要外国进口的生产国家。于是，为了不仅使国内市场不断地扩大，而且为了在国内也能生产较热地带的产品，就产生了不断想侵略巴尔干半岛和亚洲的欲望，而侵略巴尔干半岛的最终目的是征服君士坦丁堡，侵略亚洲则是想征服英属印度。这就是俄国资产阶级如此强烈的扩张欲望的秘密所在和经济基础，当这种扩张欲望是指向西南方的时候，人们就称之为泛斯拉夫主义。
　　但是农民的农奴依附关系是同这样的工业计划决不相容的。这种关系在1861年垮台了。但是是通过什么方式垮台的啊！被作为榜样的是普鲁士从1810年到1851年慢慢地废除人身依附关系和徭役制的方法[256]；然而在俄国，一切都要在几年之内完成。因此，为了击败大土地占有者和“魂灵”占有者的反抗，必须向他们做出比普鲁士国家及其贪官污吏当时向地主老爷所做的让步还要更大的让步。至于说到贪污行贿，那普鲁士的官僚比起俄国的官吏［注：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来只是天真无邪的幼童。因此，在分土地时贵族得到了大半部分，并且照例是农民世世代代用劳动改造过的肥沃土地；而农民分到的则是最低限度的份地，而且大部分是贫瘠的荒芜土地。公社的森林和公社的牧场归地主所有；如果农民想使用它们，——而农民没有它们就活不了，——他必须付钱给地主。
　　为了使土地贵族和农民双方都尽快地破产，贵族以国家债券的方式从政府那里一下子领到了全部资本化了的赎金，而农民则必须在许多年内分期偿付这笔赎金。正如预料中的那样，贵族不久就把所得到的钱财大部分挥霍掉了，而农民则由于自己的处境应付不了过分增加了的货币支付，一下子就被从自然经济的条件下抛到了货币经济的条件下。
　　俄国农民从前除了交纳不多的税以外，几乎用不着进行现金支付，而现在他不仅必须靠划给他的那块比以前更小而且土质更坏的份地生活，必须在废除了自由使用公社森林和牧场以后，在整个冬季里饲养自己的耕畜和改良自己的那块份地，而且他还必须交纳比以前更重的税，以及年度赎金，而所有这一切都要以现金支付。这样他就被置于活不成也死不了的境地。此外，还加上不久前兴起的大工业的竞争，大工业从他那里夺去了他的家庭手工业的市场，而家庭手工业却是人数众多的俄国农民的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在情况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的地方，这些家庭手工业则完全受商人，即中间人、萨克森式的Verleger或英国式的Sweater摆布，农民手工业者也就因而变成了资本的直接奴隶。一句话，谁要是想知道最近三十年来俄国农民的遭遇，那他只要读一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国内市场的形成”那一章（第24章，第5节）[257]就够了。
　　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以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为例，出色地描述了由于从自然经济转变到货币经济这个为工业资本建立国内市场的主要手段而引起的农民的破产。[258]但是，比起今天在俄国所发生的一切来，当时所发生的只不过是一场儿戏。首先，规模本身就要比当时大两三倍，其次，迫使农民从自然经济转变到货币经济的生产条件的变革也要无比深刻。法国农民是逐渐地被引入工场手工业的范围，俄国农民则是一下子就掉进了大工业的激烈漩涡，如果说工场手工业是用燧发枪打农民，那末大工业则是用连发枪打他们。
　　这就是当1891年的歉收把早已悄悄地发生、但还没有被欧洲庸人觉察到的那个变革及其全部后果一下子暴露出来时的局面。这种局面正是如此：第一次歉收就必然要引起全国性的危机。而这次危机是许多年也克服不了的。在这样的饥荒面前任何政府都无能为力，更不用说使自己的官吏特别惯于盗窃的俄国政府了。俄国农民原有的那些旧的共产主义的习惯和制度，一部分在1861年后被经济发展的进程破坏了，一部分被政府亲自系统地铲除了。旧的共产主义公社解体了，或者至少正在解体，但是，正当个体农民要立定脚跟的时候，却有人把他脚下的土地挖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年秋天只有很少县份种上秋播作物，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而在那些种上了秋播作物的地方，大部分作物都被恶劣的天气毁了。农民的主要工具——耕畜，起初是自己感到饲料不够吃，后来则由于同样确定不移的原因而被农民自己吃掉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农民离乡背井跑到城市，在那里找工作是徒劳，带去斑疹伤寒却是实在的，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一句话，我们这里所面临的不单是一次饥荒，而是经济革命多年来悄悄准备好了的，只是由于歉收才采取了尖锐形式的深刻的危机。但是这次尖锐的危机又会成为慢性的，并且有拖延若干年的危险。在经济方面，这次危机正在加速旧的共产主义农民公社的解体，促进农村高利贷者（kulaki）发财致富，使他们迅速变成大土地占有者，使贵族和农民的地产一起加速转到新资产阶级手中。
　　对欧洲来说，这次危机暂时意味着和平。俄国的战争热将瘫痪若干年。现在不是几百万士兵死于战场，而是几百万俄国农民死于饥荒。但是，所有这一切对俄国的专制制度会有什么结局呢？我们等着瞧吧。


主要部分写于1891年10月，德译文的前言和结束语写于1892年1月
载于1892年在利尔出版的“1892年工人党年鉴”（没有前言和结束语），并载于1891—1892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9期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法文和德文
俄译文的主要部分译自“1892年工人党年鉴”，并根据“新时代”杂志上的德译文校对过；俄译文的前言和结束语译自“新时代”杂志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注释：

[244] “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是恩格斯在1891年10月13日和22日之间写的，它的初稿是为“1892年工人党年鉴”写的。1891年9月26日“社会主义者报”刊登了有关该年鉴出版的广告，广告说，年鉴打算概要地评论1891年在奥地利、英国、比利时、德国、西班牙、罗马尼亚等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并说明恩格斯将写关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1891年9月23日劳拉·拉法格受工人党领导的委托请恩格斯为年鉴写一篇文章，并且告诉他说，文章的题目已由茹·盖得和保·拉法格提出来。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说，这项请求使他有理由就法国和德国社会主义者对爆发战争的危险应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发表意见。恩格斯把文章寄给劳拉·拉法格，同时在1891年10月22日的信中要求把文章转交给党的领导，并把党的领导对文章的意见告诉他。从保·拉法格1891年10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文章受到称赞并且收入1891年12月初出版的年鉴。
　　文章在年鉴上发表后不久，恩格斯为“新时代”杂志把它译成了德文，并且为它写了简短的前言，还写了结束语。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在工人和社会主义刊物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在1892年1月16日和2月1日的“社会评论”第2期和第3期上发表了从法文翻译的头两部分，编辑部给第一部分加的标题是：“德国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给第二部分加的标题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和平”。1892年4月1日该杂志第7期转载了文章的结束语（译自德文，并稍加删节），标题是：“俄国的饥荒及其原因和意义”。同年出版了马尔提涅蒂译的该著作的意大利文单行本。
　　“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从德文译成波兰文，发表在伦敦出版的波兰文杂志“黎明”1892年2月13日和20日第33和34期上；又用罗马尼亚文发表在雅西出版的“社会评论”杂志1892年1月和2月第2和3期上（删去前言）。同年，该著作还用英文在美国发表。
　　恩格斯这一著作的第一批俄译文于1892—1893年用胶版印刷出版；1906年该著作从德文译成俄文在彼得堡和基辅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
　　“工人党年鉴”（《Almanach　du　Parti　Ouvrier》）是法国社会主义年鉴，于1892年至1894年和1896年在利尔出版，编辑是茹·盖得和保·拉法格。——第285页。

[245] 所谓“纯粹的”（或称三色的）共和派就是依靠法国工业资产阶级以及与它有联系的那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国民报”是它的机关报，该报从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主编是阿尔芒·马拉斯特。
　　“劳动组织”（《Organisation　du　travail》）是路易·勃朗的一本著作的名称，他在这本著作中叙述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纲领；该书第一版于1840年在巴黎出版。——第288页。

[246] 指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该党是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后来就以“爱森纳赫派”这一名称闻名。代表大会见通过的纲领尽管有一些不成熟的和错误的观点，但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出发点的。——第289页。

[247] 关于哥达的合并，见注132。——第289页。

[248] 恩格斯指的是1891年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关于出版菲·拉萨尔全集的决议。——第290页。

[249] 恩格斯引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的保守派政治活动家奥·巴罗的话：“合法性害死我们”，这句话反映出1848年底至1849年初法国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打算挑起人民起义，然后把它镇压下去，恢复君主制。——第292页。

[250]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一个法国近卫军军官在丰特努瓦战场上（1745年5月11日）说的话，这个军官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6年）时期曾得到法国人的称赞。当与法军为敌的英国、荷兰、汉诺威联军走近法军的时候，这个军官高呼：“英国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第292页。

[251] 关于色当战役，见注194。——第293页。

[252] 恩格斯引自“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90页）。——第294页。

[253] 指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在1793年击退欧洲列强（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联军的入侵。——第297页。

[254] 指1891年7月在喀琅施塔得对法国分舰队的隆重接待，这次接待成为公开表示沙皇俄国和法国相互靠拢的场面。与此同时，两国进行了外交谈判，1892年8月谈判结束，签订了法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法国和俄国必须就国际政策问题进行协商，并且在一方受到进攻威胁时采取共同的行动。这个协定是1893年法俄同盟最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第298页。

[255] 指1891年9月俄国在法国发行的12500万金卢布（5亿法郎）的利率三厘的公债。起初公债很受欢迎，12500万的公债在认购时超额了六倍半。但是，由于1891年饥荒所造成的俄国经济情况的恶化，使得俄国有价证券在欧洲各交易所里急剧跌价，认购者开始拒绝接受债券。为了防止公债的彻底失败，俄国政府不得不收回一部分债券。结果大约只推销了9600万卢布的公债。——第299页。

[256] 关于十九世纪普鲁士的土地改革以及在普鲁士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废除农奴制（伴随着为容克地主的利益而对农民进行的掠夺），见弗·恩格斯的著作“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246—257页）。——第300页。

[25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755—759页。——第301页。

[258] 恩格斯指的是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塞·沃邦的著作“王国什一税草案”（《Projet　d’une　Dixme　Royale》）（1707年出版）和比·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法国详情”（《Le　Détail　de　la　France》）（1695—1707年多次出版）。——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