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1967）

第二章 从谴责资本主义到为共产主义提供社会经济的论证



　　正是在流亡巴黎的过程中，马克思热切地投身于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一研究在他流亡布鲁塞尔期间得以继续，在他回到德国期间有所中断，在他流亡英国期间于大英博物馆得以完成。“对恩格斯《大纲》的阅读使马克思意识到以对国家的单纯否定为出发点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对于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理论是不够的——这种理论将‘掌握’广大工人阶级，使他们明白一场社会革命对于结束他们的异化的必要性。……因此，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样一个明确的目的，马克思毅然着手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学’的研究，而这些在大经济学家的著作中能够找到。……”[1]通过马克思留下的大量读书笔记——其中有些已经出版了，[2]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和丰富性。（不知道马克思的所有读书笔记是否都找到了。）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及从1844年九月起与恩格斯日益密切的合作，促使他澄清对于他哲学上的导师和一些旧友——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布鲁诺·鲍威尔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从这一论战中产生出了三部作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是一种自我清算，同时也是刚成为朋友的这两人试图理解他们思想发展轨迹的一种努力。这三部作品中的第一部标志着马克思经济思想中的一个转折点。[3]
　　这三篇经济学哲学手稿构成了这位未来《资本论》作者的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它们是在阅读了大量一流经济学家后写成的，甚至包含着对亚当·斯密、贝魁尔、劳顿、毕莱、西斯蒙第、詹姆斯·穆勒、米歇尔·舍伐利埃的大量引述。[4]（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构成了第四部分。）它们相继论述工资、利润、地租、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与劳动、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需求、生产、劳动分工和货币。
　　异化这一从黑格尔、谢林和费尔巴哈[5]那里继承过来的哲学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被完全赋予了一种社会经济学的内涵。即使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这一概念也并非是在一种纯粹的哲学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继承了人的非人化，或人的异化、人的被摧残这一观点。……但马克思是在一种新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表述的。在与政治的关联中，他把非人化的人等同于被蔑视的人或被视为可鄙之人，并且他把这与法国革命的荣誉联系起来，因为法国革命把人还原为人，即把人提升到自由公民的水平。

　　“然而，在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正进入一个全新的语境，在这个语境中问题成了政治性的，或至少是社会性的。异化的人突然不再是指从属于宗教世界或幻想的梦境世界的个人，而是指一个有缺陷的社会中失去了所有的人的尊严的个人。非人化的世界中的人此时成了非人化的社会中的人……”[6]

　　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个非人化的社会的秘密被揭示出来了。社会是非人化的，因为这个社会中的劳动是异化的。因为黑格尔已经指出劳动是人类实践的基本内核，所以马克思把社会和社会中的人归结为劳动更无困难。然后马克思在研究经典的经济学家时，发现他们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最终来源。融合立即发生了，这两个观点被联系起来，并且当我们审视马克思的读书笔记，特别是对詹姆斯·穆勒[7]所作的著名评论时，我们似乎感到真的就在这一发现的现场。这部分内容从货币的性质始——交换的方式和促成异化的手段——最后得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了一种异化的关系。
　　与此同时，哲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转变成社会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也就是说，这种共产主义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和它的逻辑的分析的基础之上。的确，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篇手稿中，马克思仍然声称自己支持费尔巴哈的“积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8]但是，此处的自然主义也已被赋予了一种确定的社会经济学的内涵：它等同于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劳动分工和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9]
　　恩格斯在为《新道德世界》所写的文章中比较过“劳苦大众的共产主义”和“哲学上的共产主义”，而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则区分了“粗陋的共产主义”和“作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10]前者产生于粗陋的忌妒，只会导致异化劳动的扩大，它是一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而后者意味着“对所有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也就是说，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11]并且马克思已指出，这一方面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私有财产的废除为前提，另一方面又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这一观点比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就共产主义所写的论述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论述来，标志着一种进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一观点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2]
　　遵循着对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逻辑，而非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进行总的阐述的逻辑，《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对私有财产所造成的贫困的分析开始，而非以对商品生产所创造的财富的分析开始（这曾是所有经典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自己将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由私有财产所造成的贫困完全体现在工资和工资的变化规律上。对工资的分析建立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典理论的基础之上，也受到马尔萨斯的影响。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工资倾向于下降至仅够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然而，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不同，马克思指出这不是某种“人口增长规律”的必然结果，而是由工人与其生产资料的分离所产生的。[13]
　　与此同时，马克思通过区分经济周期的三个相继的阶段中工资的三种不同运动改变了这一工资“规律”。经济周期中的这三个阶段是：萧条阶段、繁荣阶段和资本积累扩大至其最高规模的阶段。
　　第一阶段，在失业的压力下工资下降，一部分工人阶级陷于潦倒和最悲惨的境地。第三阶段，工资仍停滞在一个相对的低水平上（此处马克思逐字地引用了李嘉图的理论）。因此第二阶段对工人是最有利的，因为劳动力供不应求，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工资便能上涨。
　　现在，在“繁荣”阶段会发生什么呢？资本扩张加剧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资本家的数量下降了，而工人的人数迅速增加。机器的使用增加了，使工人也降为“活的机器”，因此机器直接构成了对工人的竞争。此外，“繁荣”不断产生着生产过剩，这转而导致失业增加和工资下降。[14]从对资本主义运转方式的这种初步描述中可见，工资的上涨只能是暂时的，这一体系的机理注定要无情地使它下降。马克思要直到十年以后才对这一论述作出进一步的修正。
　　不过，马克思提示了“相对贫困”的理论，因为他表明即使在经济高涨的顶峰时期，“工资的提高对资本家说来，可以由劳动时间总量的减少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15]这里的用词仍是笨拙的和晦涩的，但马克思凭直觉所要表达的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用工资所买的那些商品的价值会迅速下降；或者换言之也一样，工资的“相对价值”能以工作日的一个越来越小的部分生产出来。马克思从一个现已被忘记的瑞士经济学家Wilhelm Schulz的书中（Die Bewegung der Produktion）引了一段话，这段话中对“相对贫困”的规律给出了值得注意的表述。[16]
　　同样，马克思尚未精确地区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如他在其经典的经济学著作中将做的那样，而是像亚当·斯密那样局限于区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17]在地租部分他采纳李嘉图的理论，强调资本通过把地主转变为资本家最终将地产包括在内。
　　在一段行进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卓著文字中，马克思声称地产必将被完全卷入“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在农业中地主和农业工人的关系也必将沦为纯粹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如果真正的反对私有财产的斗争有效展开的话，地主与其地产之间所有人格上的联系必将停止存在。[18]就此处而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也标志着一个重要进步，完全抛弃了以前哲学的和道德化的语境。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广为人知的部分是对异化的社会经济学根源的分析。受恩格斯和莫泽斯·赫斯的影响，马克思找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与人被宗教异化之间的相似点。工人干得越多，他所创造的对象世界就越是与他为敌和压迫他。[19]不同于马克思在之前的论述中确认了异化与私有财产的关联，现在，马克思力求进一步深入挖掘，在异化劳动即劳动分工和商品生产中发现了人类异化的最终根源。商品生产、劳动分工和私有财产不断地相互作用而产生出异化，但劳动分工是其历史出发点。[20]
　　马克思表明异化绝不仅限于劳动产品的异化和生产方式的异化——它们成了与生产者为敌、压迫生产者的外部力量。马克思特别清晰地分析了这些结果在一种竞争的机制下导致了商品生产中的需求异化。这是一个光辉的预见，因为马克思在120年以前所觉察出的这些趋势中的大部分在十九世纪还处于萌芽状态，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才大规模地实现了。以下这段话看起来像是对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的直接评论：“……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压制人的异己本质的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个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人作为人越来越贫穷，他为了占有敌对的本质越来越需要货币，而他的货币的力量恰恰同产品的数量成反比，也就是说，他的贫穷随着货币的权力的增加而日益增长。……甚至从主观方面来说，这一点部分地表现在：产品和需要[21]的范围的扩大，成为非人的、过分精致的、非自然的和臆想出来的欲望的机敏的和总是精打细算的奴隶。……”[22]
　　对劳动分工的非人道方面的简短讨论[23]，是对那个初始观点——即异化劳动的真正根源在于劳动分工中——的再次接着讲，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个著名段落中产生了回响（“……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4]）。
　　诚然，《经济学哲学手稿》不是一部成熟的经济学著作。对于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一种总的批判的问题，马克思还只有一种不完整的理解。此时的批判仍然在一块根本性的绊脚石上绊倒了：马克思尚未解决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问题。他尚未理解在经典的理论中，特别是在李嘉图的理论中什么是合理的，这必然影响到他的经济学分析。然而，与此同时，马克思的自信而严谨的批判精神、他的思考方式中富于魄力的历史感和他的一以贯之的寻根究底的逻辑仍然令读者为之着迷；我们很快就能确信，从马克思写作《手稿》的时候起就已然为他的社会经济学理论奠立了一块基石。

　　《神圣家族》严格地说不是关于经济学思考的，它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经济思想发展的意义是相当次要的。这两位作者对于价值仍然持着恩格斯在其《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阐明的一种兼收并蓄的理解。[25]正如在《大纲》中，恩格斯继续断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们设法实现其工作日的缩短是一种空想。[26]
　　另一方面，鉴于两年后接着发生的论战使马克思得以首次阐明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的分析，《神圣家族》中关于蒲鲁东的那些篇章是特别耐人寻味的。诚然，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声称蒲鲁东“拘泥于”他所反对的“政治经济学的种种前提”。[27]但他赞扬蒲鲁东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是“对于政治经济学基础的首次坚决的、无情的，同时也是科学的发现……这是他所作出的伟大科学进步，这一进步使政治经济学发生了革命，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蒲鲁东的专著《什么是所有权？》（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对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就相当于西耶斯的《什么是第三等级？》（Qu’est-ce que le tiers état？）对于现代政治学的重要性。”[28]其实《神圣家族》中的一个很大部分是在批判那些“批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而为蒲鲁东辩解，这些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只是草率地读了蒲鲁东，而且甚至表现出他们自己没有能力把蒲鲁东的话正确地翻译出来。
　　（顺便说一下，在工资与利润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已经超越了恩格斯在其《大纲》中所持的错误观点，他正确地注意到收入的这两种不同形式之间是一种“敌对的”关系。在工资决定上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自由协议”掩盖了这一事实，即在这种关系下工人不得不接受他被给予的工资。）
　　如果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根据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对政治经济学经典观点进行批判的首次努力，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6年在布鲁塞尔完成的一部主要的哲学著作——在系统地超越了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第一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历史—社会发展从一种可以被称为‘现象学’的分析进而至于一种‘基因型’（‘genetic’）分析。”[29]
　　本书中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主题的篇章并不多：这些篇章总的说来是对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形成的思想的重复，尽管在有些地方作出了极其宝贵的提炼和澄清。因此，比如，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这两位作者提到了共产主义的普遍的性质，提到共产主义需要建立在生产力和需求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发展的基础上，因为否则“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0]也因此，劳动分工是人类异化的根源的观点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关于此的一段话已经被引用过了。也包括一个关键的宣告，即“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也包括对生产力的引人瞩目的定义——在资本主义矛盾的压力下，它成了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以及首次解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这一解释比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著名阐述来在某些方面要更为简明，同时也更为丰富。[31]
　　不过，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找到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经济思想的发展真正相关的三个方面。首先是对于资本主义和世界贸易的一种更为辩证的观点；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可见出这一观点的初步迹象，尽管未作详尽阐述。商业关系的扩大不仅意味着对个人的普遍戕害，使生活的内容堕落成买和卖；[32]它也意味着人类生活的潜在丰富，因为它打破了人们的地域性生活的狭隘框架——在这种地域性生活中，由于看不到世界其它地方人们的可能性，人们的愿望、欲望和可能性就被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个人的真正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中的财富。”而且，只有通过世界市场，人们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的能力……”[33]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将回到这个观点上来，他讲到了“资本在历史上的伟大方面。”[34]
　　第二个方面关于人类需求的普遍发展——现代大工业已为此作了准备，共产主义将完成这一点。[35]这与世界贸易的问题紧密相关。此处马克思深化了他们对于人类与事物之间关系的批判，更为巧妙地体现出它们的辩证关系。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事物的增殖仍被视为一种根本上负面的现象，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却强调人类潜能的全面发展包含着人类享受的普遍发展。
　　第三个方面关于未来社会的分配方式：“建立在现存环境基础上的错误原则，‘按劳分配’，就它在其较窄的意义上与享受相关而言，必须被改变，变成‘按需分配’；换言之，在这种不同的活动形式、劳动形式中，就拥有和享受而言不存在特权。”[36]这一警告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再次出现：如今在据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它很少被引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济思想中的这三个新的方面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联系。需求的普遍性被视为人类发展的普遍性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由世界贸易和大工业所创造的。而共产主义社会对任何“按劳分配”或“按能力”分配的拒斥，恰就建立在确保所有人普遍发展的需求的基础上。
　　由《德意志意识形态》继续往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晰地确立起了联结废除商品生产和迎接共产主义社会这二者的纽带。[37]此后他们再也没有改变这一观点。关于商品生产直至共产主义社会仍然残存的构想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格格不入的。[38]

　　* 马克思：“一切私有财产，就它本身来说，至少都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怀有忌妒和平均化欲望，这种忌妒和平均化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译者注




[1] Maximilien Rubel，Karl Marx: Essai d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第117-118页。

[2] 见马克思的巴黎笔记，大部分发表于MEGA，I，3，第411-583页。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时和1845年夏到英国旅行的六周期间所作的读书笔记尚未全文发表，但其概要见于MEGA，I，6，第597-618页。1850-1851年间在伦敦所作的读书笔记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附录中。

[3] 在第十章中我将来考察这部《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带来的争论——特别是关于“异化劳动”的问题——以及青年马克思的作品与他的所谓“成熟”作品之间的关系。

[4] 为此，D.I.卢森堡强调这些笔记中所有批判性评论的一个主导观点来自于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政治经济学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下——即断言私有财产是不可侵犯的。（卢森堡：Die Entwicklung,，第87页。）

[5]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指出谢林已提及“劳动和劳动产品从属于劳动以外的人”，并且谢林预示了唯物主义者对这种劳动的对立的超越。（Theorie und Praxis，第154-156页。）

[6] Paul Kaegi，Genesis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第194-195页。

[7] MEGA，I，3，第531页。此处是对约翰·穆勒所作的笔记中的另外一段：“交换关系的存在一旦确立下来，劳动就成了直接致力于谋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unmittelbare Erwerbsarbeit〕的劳动……生产越变得多样化，一方面，需求就越变得多样化，另一方面，生产者的行为则越加变得一律，劳动越加降格成为了糊口的劳动，直至只有这一种意义，从而，生产者与他的产品的关系是不是一种直接的享受和个人的需求，劳动行为本身对劳动者而言是不是他人格上的一种享受和他的天赋和目的的实现，就都是非常偶然的和不重要的了。”（同上，第539页。）

[8]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4页。

[9] 同上，第135页。马克思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期间发生的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对马克思这一认识的形成肯定产生了某种影响。

[10] 同上，第134-135页。

[11] 同上，第136页。（本版译者认为“estrangement”一词比使用得更普遍的“alienation”一词较好。——英译者）

[12] 我们应记住瑞士经济学家Wilhelm Schulz已经得出了类似的观点，马克思是以Wilhelm Schulz的著作为基础的。（见Auguste Cornu，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第 II卷，第123页。）

[13] 《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8页。

[14] 同上，第69页。

[15] 同上，第7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页。——译者注〕

[16] 同上，第72-73页。

[17] 同上，第85页。

[18] 同上，第101-102页。

[19] Auguste Cornu，Karl Marx, l’homme et l’oeuvre,，第332-334页。

[20] 《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16-117，135页。

[21] 在一篇恰当地起名为《事物》的短篇小说（纽约：格罗夫出版社（Grove Press），1968）中，Georges Perec精湛地描述了时下的人们成为大量越来越不可控的消费品的奴隶。

[22] 《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2页。——译者注〕资本主义生产所引起的“非人的、过分精致的、非自然的”欲望的一个极端例子表现在美国的葬礼和殡仪业中，其中包括一种安置在棺材里的名曰“Beautyrama beds”的床和床垫，据说可以使尸体躺得更加舒服。（见Jessica Mitford的《死亡的美国方式》）

[23] 《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63-164页。安东尼奥的电影《放大》（Blow Up）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表现了极端专业化的劳动分工是如何使人仅仅成了某种对象的——在这个例子中是成了一个出色的摄影师的镜片的对象。这一使人物化的过程也使摄影师本人不能与其他人确立起正常的人际关系。凶手除了作为照片形式中的一种复制品之外不具有重要性，被杀害者的人格是如此之不明显，电影故意要使观众对受害人的身份陷于疑惑中直至结尾。即便一场游戏也最终蜕化成一种纯粹的表演和表现，在一场没有球的网球游戏中，所有的动作都是由一群无声的人们模拟出来的，他们相互之间没有交流。这种交流能力的缺乏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一个可悲表现。将街头、商店的家庭主妇们的“对话”录成磁带来听一听，就能发现这一点，这种对话不过是一些毫无交集的独白而已。

[24]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4-45页。也见第466-467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译者注〕

[25] 此处有两个例子。在一页上马克思写道：“价值最初是由物体的生产成本及其社会有用性以一种显然是合理的方式决定的。后来表明价值是非常偶然地决定的，而不必与生产成本或社会有用性有什么联系。”在同一著作的稍后一页他又写道：“生产某个物品所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原文如此〕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这一点甚至连批判的批判也不会不了解。”（《神圣家族》，第47和68页。）

[26] 参阅弗兰兹·梅林为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所写的导言，第 II卷，第76-77页。恩格斯那段被批判的话在第109页。

[27] 《神圣家族》，第6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页。——译者注〕

[28] 同上，第46页。把这个观点与二十年后马克思就这同一部著作所阐述的观点相比较是有意思的：“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他所知道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和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propiété》〔‘财产’〕当然不仅受到各式各样的批判，而且也空想地被‘废除’了。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科学的历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卡尔·马克思，1865年1月24日致施韦泽的信，见于《哲学的贫困》，第194-19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8-29页。——译者注〕

[29] Emilio Agazzi， “La formazione della metodologia di Marx,” in Rivista storica del socialismo, 1964年9—12月，第461页。

[30]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6页。

[31] 同上，第43-47、85、60页。

[32] 参阅《哲学的贫困》，第34页。

[33]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9页；也见第75-76页。

[3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231页。

[35]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9-50页。

[36] 同上，第49-50、84、593等页。

[37] 同上，第47页。

[38] Branko Horvat：《朝向一种计划经济的理论》（Toward a Theory of Planned Economy），第131-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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