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1967）

第四章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首次总的分析



　　在1846年末到1848年初期间（或者说，主要是1847年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四部著作，它们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首次总的批判性分析。到那时为止，他们对十八、十九世纪的大经济学家的研究为他们提供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方式的图景，而这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是缺乏的。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中，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以及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我们不再发现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有失偏颇的观点，即主要关注甚或只关注无产阶级的苦难。相反地，在这些著作中，考察了资本主义得以发展起来的规律，分析了它的历史进步性（特别是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废除所有的阶级划分成为可能），把劳工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这些构成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图景。在这四部著作中所形成的观点几乎是相同的，至少在经济问题上是如此，所以它们能被一起讨论。
　　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来分析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已经写了很多。比较清楚的是，这种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马克思对这位法国社会主义者、自学成名的工人感到由衷的钦佩，他的大胆自信的风格想必吸引了马克思（他告诉我们他们整夜整夜地一起讨论问题），而且马克思在1843和1844年从他那里继承了对私有财产的无情批判。然后，马克思对蒲鲁东深感失望，因为他没能跟随马克思的步履达到对经典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的批判性理解，相反地，却使自己沉湎于“labor-bazaars”*（见恩格斯1846年9月16和18日的信）的乌托邦中；[1]当马克思发现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中如此众多的混乱和错误时，这种失望中又夹杂着由衷的愤慨。[2]最后，二十年后马克思又作了一次更为冷静的判断，大体上保持了对蒲鲁东错误观点的科学的和正确的批判。
　　《哲学的贫困》是那种偏激的论战性著作的原型，经常启迪着马克思的追随者们的写作，尽管并不总能收获恰当的结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它构成了“对历史的第一次具体而详细的唯物主义解释，但迄今在他的著作中只是被顺便简略地和间接地提到。”[3]它也是“被马克思视为其成熟的科学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4]从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这部著作首次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起源、发展、矛盾及最终崩溃的全面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标志着从《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巨大进步。重要的是，从马克思对蒲鲁东经济学观念的批判中呈现出来的是，他沿着迄那时为止所从事的所有批判性著述所铺就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反对通过抽象概念所建立的永恒不变的范畴中所包含的迷雾——其导致的结果是事物的现状被声称为永恒的，从而其中所有根本性的不幸也将被保存下去。[5]
　　《雇佣劳动与资本》继承并扩展了相同的观点，特别是在工资的决定方面。于1849年发表于《新莱茵报》的这一系列文章只是马克思1847年对布鲁塞尔工人联合会所作演讲的选编（见马克思于1864年6月3日致恩格斯的信）。[6]
　　在一个标着“布鲁塞尔1847”的练习本内，发现了一个标题为“Arbeitslohn”（劳动者工资）的未刊稿。它包含着马克思的思想在《雇佣劳动与资本》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它无疑是有待于完善的某个演讲（或某些演讲）的梗概，[7]同时也包含着马克思就大约十二位经济学家的著作所作的读书笔记。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第一次透露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实质，尽管并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也没有精确地表达出来。资本“通过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力而保存并增大自身。……工人拿自己的劳动力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他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工人通过这种创造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8]
　　至于《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它们是两份共产主义者“信念的声明”的纲要。前者是恩格斯于1847年10月23至27日期间为“正义者同盟”的巴黎支部而作，后者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11月于伦敦举行同盟代表大会之后的那一日共同执笔，并于1848年1月完成。这两部著作都继承了前两部著作中所包含的观点，并赋予它们一种更为简明的——在如今是经典的——表述形式。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表述没有经历什么重要的变化，即便到《资本论》中。它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而美洲的发现以及这个新世界中的贵金属向欧洲的进口促进了这一点。这导致了工资和封建地租的普遍下降和利润的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海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的发展使可获得的市场扩大，使商品生产增加。大量的商品由奢侈品变为更为流行的物品。
　　另一方面，封建地租的减少迫使贵族遣散他们的很大一部分随从人员。在十六和十七世纪出现了大量的流浪者和乞讨者，而制造工场将为他们提供工作。[9]这些制造工场不是由熟练手工业者，而是由商人建立的，他们起先只是将大量的生产者和生产设备聚集在同一处，通过实施更好的监管和为资本家确保更好的保护以防止因盗窃导致的损失，来节约花费。后来，劳动分工导致制造工场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直到蒸汽动力的使用和从工业革命中产生出大规模的现代工厂。[10]
　　这种生产方式从而首先引起了和表征着生产中一系列新的社会生产关系。[11]“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1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意味着生产力的巨大跃进，要是没有前者，后者是不可能发生的。[13]马克思和恩格斯比他们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们远为精确和清楚地理解这种生产方式的深刻革命性，尽管后者大多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14]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为资本主义的荣耀高唱赞歌，但也为它敲响了丧钟：“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15]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6]

　　然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得成就的这种如诗般的描绘，只是为了更加显著地突出它同时所引发的诸多矛盾。因为只有同时发展无产阶级，资本才能增长。社会财富集中于一个社会阶级的手中，意味着苦难集中于另一个社会阶级的手中。[17]为了说明这一点，必须从分析这种财富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开始。
　　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18]如今，资本使劳动本身也转化成了商品，因为工人阶级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他们必须将之出卖以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而后者尽在资本家的手中。从而劳动力本身也被视为商品，并且，像其它任何商品一样，它的价格（在1847年马克思仍一直使用李嘉图的术语，“自然价格”）由生产它的劳动量所决定——也就是生产“对于持续地维持劳动者的生存，即使工人们生存下去并繁衍后代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劳动。[19]
　　通过工人们之间的竞争，工资基本上被保持在最低的水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保留李嘉图关于工资的结论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分析又远远超出了它们。他们指出工资水平取决于资本积累的规律。[20]他们修正了李嘉图理论的死板的结论，指出工资不是稳定的，而是波动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劳动力的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产生于在经济高涨的顶峰时期工资暂时地上升到这一最低水平以上，而在危机和大规模失业时期工资暂时地下降到这一最低水平以下。[21]
　　然而，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经济高涨的顶峰时期工资可能上升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水平以上，并且正由于这种环境，工人们——即使是在有限的程度上——加入到文明的进步中来；但是他们发现，工资的最低限度、劳动力的价格从绝对意义上来说是趋向于下降的：“因此，由于用更廉价和更恶劣的食物来维持劳动者生存的方法不断地被发现，工资的最低限度就不断地下降。”[22]在《哲学的贫困》中，以棉花取代亚麻、土豆取代面包、烈酒取代葡萄酒的例子诠释了同样的观点。[23]此后，马克思经常为此提及将茶引入英国工人阶级饮食所起的作用。
　　简言之，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相信从长期看工资下降的普遍规律——他们以后将修正这一观点——马克思在“Arbeitslohn”手稿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阐明了这一规律的如下特点：不同国家的最低工资是不同的，但它们在其最低水平上倾向于相等。当工资在经历了下降后恢复时（在萧条阶段之后的经济加速期），它们达不到原先所在的水平。工人之间的竞争持续增加，倾向于降低最低工资；税收和商人的欺诈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简言之，“终于，工人的工资在双重意义上下降了：首先是在相对的意义上，即与普遍的财富增长相比而言；其次是在绝对的意义上，工人交换到的商品数量越来越少。”[24]
　　与此同时，马克思在经济学家约翰·巴顿首次确切地阐述的一个观点的基础上，[25]提出了资本积累的规律，它注定要在马克思后续的著作中起到富有成效的作用：“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性质中必然产生出这样一种普遍规律，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转化为机器和原料的那部分生产资本，即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在比例上比用于工资的那部分〔资本〕增长得快；换言之，工人们只能凑合着得到整个生产资本中的一个更小的部分。因此，工人之间的竞争就格外尖锐。”[26]
　　我们此处所说的仅仅是资本有机构成增长规律的一个初步的梗概，由此得出了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这是马克思在若干年后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发展规律之一。让我们顺便提及，刚引用的那段话的结论性的措辞中包含着一个理解上的错误。工资（可变资本）占到整个生产资本的一个“更小的”部分这一事实，并不必然意味着每个工人所得到的工资份额在绝对价值上是下降的。事实上它取决于整个一系列独立的变量：整个生产资本的增长节律，与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节律相比的情况（如果，比如，整个生产资本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而可变资本的相对份额每年减少百分之十，那么可变资本在绝对价值上是增加的）；可变资本绝对增长的节律，与挣工资的劳动力的增长节律相比的情况（如果可变资本每年在绝对价值上增长百分之十，而挣工资的劳动力的规模只增加百分之五，那么每位挣工资者所得到的平均份额实际上可能会增长）；剩余价值率增长的节律，与生产资本增长的节律相比的情况；等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然感到，这一事实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财富和苦难同时集中于社会的两极，是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之一：

　　“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27]
　　“雇主不能雇佣工人，因为他不能出售他的产品。他不能出售他的产品，因为他没有顾客。他没有顾客，因为工人们只有他们的劳动可供交换——而这恰是他们〔在那个时候〕不能交换的东西。”[28]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普遍经历的周期性过程都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自由竞争的结果：“这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正确比例……只有在这种时候才是可能的：生产方式是有限的，交换运动发生在十分有限的界限之内。[29]大工业诞生以来，这种正确的比例不得不走向了尽头，生产必不可免地被迫经历一系列连续的变化：繁荣、萧条、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30]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也有类似的论述：“由于生产变得这样容易，这种大工业必然产生的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程度。大批资本家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到来了。”[31]
　　应当注意到，马克思没有特别指出——除了顺便提及以外——资本主义竞争所带来的利润率均等化的结果。[32]
　　生产过剩的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已转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束缚。资本家们力图以以下方式避免这些危机：降低生产力的价值或破坏大量的生产力，寻找新的市场。然而，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只是在为未来更为严重的危机铺就道路。[33]
　　自那个时候起，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封建主义的武器转而对准它自己了。资本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创造了一个革命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因为后者的生存处境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了。[34]起初，大企业中的无产阶级由于竞争而相互分离，如今，集中于大企业的无产阶级意识到了将自己组织起来，从而保卫他们的工资的必要性。因此，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通过取消他们之间的竞争所追求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发起与资本家之间的更为艰巨的竞争。在这种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35]
　　无产阶级为保卫工资而进行的斗争很快就转变成为一种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旨在废除工资制度，创造一个建立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所有生产者自由联合基础上的新社会。这一社会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一个高水平的时候才会到来，它标志着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个崭新的进步，它使生产者一切需求的满足成为可能，使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得到确保。[36]
　　我们看到，本章分析的四部著作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次总的批判，也是第一次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方法具体地运用到一个特定的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中。马克思所致力于实现的社会学与经济科学的结合从下面这一事实中获得了巨大的优越性，即它是建立在逻辑的（辩证法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相结合的基础上的。[37]至今还没有其它的理论能实现这样一种结合，即它能够在任何一方面与马克思的方法所取得的实际成功相媲美。
　　最近，一位美国的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试图实现一种类似的结合。他的理论框架是一种具有相当固定的体系的社会学和一种关于行为的一般理论，在这一框架内，他把经济视为“社会系统”的一个特殊方面，是专门增加这个更广泛的体系的“适应性”的。[38]这一结合两者的努力，由于三个重要原因可以被认为是失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的非历史性，它不能理解每个“社会系统”（及整个现实）的根本上的矛盾性质，在涉及现今的资本主义（与国家紧密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或新资本主义）现实时表现出相当清楚的辩护倾向。
　　塔尔科特·帕森斯声称，他的分析确定可以适用于“任何社会”或“任何”社会系统。[39]然而他的雄心勃勃的声称却经不起历史的批判。当帕森斯说在所有社会中——除了在“高度传统的”原始经济中，需求的情况和生产的状况是不断变化的时，[40]他推翻了经济史的教导。事实上，需求和生产状况中的这些“不断的”变化只是普遍的商品生产的产物——而后者只占了迄今为止的现代人的全部历史的一小部分。帕森斯通过对垄断资本主义衰落时期信用所起作用的概括，在经济与政治集体的联系中发现了“资本”（在辩护论的通常的方式中，被定义为社会中全部的“流动”资源：好像一个原始村庄贮备的种子或生活于氏族公社阶段的游牧部落的畜群是“资本”！；好像资本不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起源。那么，如何解释英国自由主义时代的萌芽时期大工业中“正常的”资本积累呢——其时信用所起的作用显然是次要的，而且信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私人的？
　　当我们注意到塔尔科特·帕森斯在经济领域中的大多数定义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甚至资本主义经济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的概括（没有作一点抽象）时，他的实用主义纲要的非历史性就显而易见了。因此，他把经济定义为，力图在制度化的价值体系框架内实现生产最大化的“目标”[41]（好像这样一些生产方式是不存在的——它们的“制度化的价值”恰恰意味着对“生产最大化”的有意拒绝！）。也如他把“契约”定义为首要的经济制度（好像契约不是商品生产的产物）。[42]
　　塔尔科特·帕森斯不能理解“社会系统”的矛盾性——更别说“经济系统”了，这是他的纲要的三个弱点中最重要的一个。由于他的分析从根本上去除了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由于他认为“系统”倾向于“融合”和“缓解矛盾”，由于他掩盖了这一事实，即一个系统的主导“价值”根本不是与所有成员的利益相一致的，而只是与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利益相一致；因此，他就使自己既不能理解社会发展的动力——它经过一个社会和经济系统而至于另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周期性矛盾），也不能理解历史发展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对抗性的阶级和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可以使我们解释各不相同的历史现象，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起源，罗马帝国的衰落，中世纪城邦的兴起，大工业的出现，自由竞争的风靡，法西斯主义的爆发及失败；然而，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方法中，我们找不到理解这些不断变化的现象所必需的要素。在《经济与社会》中能找到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一些评论，它们显示出理解的匮乏，有些时候几乎是荒唐的。[43]
　　由于塔尔科特·帕森斯不理解社会矛盾及它们的经济根源，他的根本理论以失败而告终。每一个“经济系统”，当它达到发展中的某一特定的点时，就不再增长，而是相反，会大大地减弱它的“更大的社会系统”的适应性。公元二至三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的发展，以及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的发展，都以显著的实例证伪了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理论纲要。
　　至于塔尔科特·帕森斯理论的辩护性，在他处理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框架的方式中特别表现出来。劳动者作出决定——在工人们的“家庭”内！——把他们的“工作”提供给“机构”，交换“报酬”和“其它满足需要之物”，以前者作为后者的酬劳。这一决定主要（！）是在一种“普遍的社会化的动机”的基础上作出的。[44]等等。一个社会阶级既没有属于它自己的资源，也没有基本的生活资料，因而，它在任何“社会化的动机”、任何“对劳动事实的接受”——免于饿死的唯一解决办法！——之前就承受着经济上的限制：这一事实在帕森斯的“制度”分析中却没有地位。类似地，我们找不到对以下这一事实的哪怕是最略微的解释：封建地租显然代表着为贵族所无偿占有的一部分劳动产品；我们也找不到试图证伪以下这一点的哪怕是最轻微的努力：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剩余产品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剩余价值中可以看出两者的相似性。

　　* “‘labor-bazaars’或者是‘labor-markets’，各行业全体手工业者组成的协作社，大货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页。——译者注




[1] MEGA， III，1，第34-35，41-42页。

[2] 特别是见《哲学的贫困》第32-34页：蒲鲁东断言，作为一种绝对的事实，在生理需求的强度与旨在满足这一需求的商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之间存在着联系，马克思指出这是错误的。

[3] Otto Ruehle：《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与著述》，第110页。

[4] Pierre Naville：De l’aliénation à la jouissance，第291页。

[5] Emilio Agazzi：“La formazione della metodologia di Marx”，第481页。

[6]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 1844-1883，奥·倍倍尔和爱德华·李卜克内西编，第 II卷，第166页。

[7] “Arbeitslohn”，见于Kleine ökonomische Schriften,，第223-249页。

[8]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选集》第I卷，第161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6-347页。——译者注〕

[9] 参阅黑格尔1805年写于耶拿的一个评论：“工厂和制造工场的存在正是建立在一个阶级的贫困的基础上的。”（引自Georg Lukacs, Der junge Hegel，第423页。）

[10] 《哲学的贫困》，第137-141页；《共产党宣言》，见《选集》第I卷，第110-112页。

[11] 《哲学的贫困》，第135页。

[12] 《共产党宣言》，见《选集》第I卷，第121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译者注〕

[13] 《哲学的贫困》，第100页。

[14] 在其“Arbeitslohn”手稿中，马克思甚至从中看到了“工资制度的积极方面”；见于Kleine ökonomische Schriften，第248页。

[15] 关于资本的文明面，也可参看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见《选集》第I卷，第85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第311-313页），马克思再次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明作用，指出它是人类社会起源以来第一种倾向于扩展至整个世界，将整个世界囊括于其统治之下的生产方式。

[16] 《共产党宣言》，见《选集》第I卷，第111-113页。（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7页。——译者注〕

[17] 《共产主义原理》，见《选集》第I卷，第89页。

[18] 在他们1846—1848年间的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尚未区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劳动时间。当他们说“劳动的出卖”、“劳动的价格”等等的时候，他们也尚未区分劳动力与劳动；马克思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剩余价值理论》中才改正了这一用语。恩格斯在三十年后为《哲学的贫困》（1884）和《雇佣劳动与资本》（1887）所写的序言中提醒读者注意这一改正。

[19] 《哲学的贫困》，第51页。也可参看《共产主义原理》，见《选集》第I卷，第83和86页；“Arbeitslohn”，见于Kleine ökonomische Schriften，第223页；《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选集》第I卷，第158页；《共产党宣言》，见《选集》第I卷，第114页。

[20] “Arbeitslohn”，见于Kleine ökonomische Schriften，第231-232页。

[21] 同上，第235页。也可参看《共产主义原理》，见《选集》第I卷，第87页；“关于自由贸易的问题”，《哲学的贫困》的附录，第220页。

[22] “关于自由贸易的问题”，见于《哲学的贫困》，第221页。

[23] 《哲学的贫困》，第62-63页。

[24] “Arbeitslohn”，见于Kleine ökonomische Schriften，第233-234页。有的人正是据这段话说青年马克思坚持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并存的理论。稍后我们会看到当马克思准备《资本论》的时候，这一理论有什么变化。

[25]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 II部分，第576页及以下。

[26] “Arbeitslohn”，见于Kleine ökonomische Schriften，第242页。

[27] 《共产党宣言》，见《选集》第I卷，第114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译者注〕

[28] “Arbeitslohn”，见于Kleine ökonomische Schriften，第232页。

[29] 这是蒲鲁东所不理解的，他梦想着废除资本主义以后重新确立竞争。“竞争与合作相辅相成，”他在其《贫困的哲学》中写道（1867年版，第I卷，第208页）。马克思警告他，如果他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重新确立竞争的领域，那他就要冒这样的风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个人交换和竞争所带来的一切苦难和混乱的后果将要被再生产出来。如果想要没有混乱的进步，那么“为了保持生产力，你就必须摒弃个人交换。”（《哲学的贫困》，第68页。）
　　虽然Daniel Guérin力图为蒲鲁东恢复名誉，称其为“自我管理之父”（即每个工厂由工人自己管理），但他对于马克思的这一批判也不得不在大体上表示赞同。（见Daniel Guérin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第54页。）

[30] 《哲学的贫困》，第68页。

[31] 《共产主义原理》，见《选集》第I卷，第86-87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译者注〕

[32] 《哲学的贫困》，第167页。

[33] 《共产党宣言》，见《选集》第I卷，第114页。

[34] 《共产主义原理》，见《选集》第I卷，第87页。

[35] 《哲学的贫困》，第172-173页。

[36] 《共产主义原理》，见《选集》第I卷，第94页。

[37] 为此可参看Otto Morf的Das Verhältnis von Wirtschaftstheorie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bei Karl Marx；以及Peter Bollhagen的Soziologie und Geschichte。

[38] )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奈尔·J·斯曼尔斯（Neil J. Smelser）的《经济与社会：关于经济理论与社会理论相融合的研究》（Economy and Society: A Study in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heory），第6-7，21页及以下。

[39] 同上，第83页。

[40] 同上，第42页。

[41] 同上，第22页。

[42] 同上，第104页及以下。

[43] 且看这两位作者是如何处理奴隶制问题的。奴隶们在市场上被买卖，“无关乎他们的工作表现。”（同上，第12页。）但因为他们是人，奴隶主总是对他们的家庭生活有所考虑。（第137页。）只要与古罗马经济史方面的专家作一简短的交流，或对法西斯灭绝营的奴隶经济制度作一简要的分析，就能够防止作者写下这些严重的错误。

[44] 同上，第114-115页，121-122页。参阅昂立·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Position: contre les technocrates中第144-145页的一个清晰易懂的分析：帕森斯倾向于美化对于规则的遵守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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