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1967）
第十一章 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逐渐消除异化还是工业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异化？
因而，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所进行的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和混淆视听的歪曲在我们时代的现实中有着特殊的社会根源。此外，它起着明显的辩护作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力图把当代资本主义的最可憎的特征说成是“人类戏剧”的永恒的和必不可免的结果。他们努力地把对于人类异化的社会历史性理解降至人类学的理解，使之带上一种听天由命和令人绝望的印记。至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家们，他们努力地把异化理论的“合理内核”归结为对劳动的资本主义剥削的独特特征，从而“证明”异化不再存在于苏联，也不会存在于任何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更不会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
反之，异化现象在苏联社会中的醒目存在为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得意洋洋地论证异化“在工业社会中”的绝对的不可避免性提供了基础。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异化现象的存在这个顽症——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否认它及其证据——很可能从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引出相似的结论，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中，他们诚挚地试图去发现官方谎言掩饰下的现实。
只要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不能使人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逐渐消除异化的理论，只要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不能成功地驳斥在任何一个以及每一个“工业社会”中“异化的不可避免性”的神话，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分析就是不完整的。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和消除异化的理论显然与像扬那种作家的辩护性论断不相一致，根据扬的说法，“随着私有财产被无产阶级革命废除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异己权力对人的统治就消亡了，因为人们在此处发现自己自由地面对着他们自己的产品……”[1]曼弗雷德·波持相似的观点，他写道：异化“只有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成才能消除。”[2]确实，这位作者补充说，所有异化现象并不会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翌日就自然地消失。但是，他以此所指的是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思想上和心理上的模糊“残余”，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我主义，而没有揭示它们的物质和社会根源。
在稍后的一部著作中，波更明确地声称：“异化这一社会现象是有着历史根源的现象，随着历史的进步，它将停止存在；与此相似，反映这一点的异化观点同样是一个历史性的观点，它并不能被有意义地适用于任何一种条件，而只能适用于资本主义条件。”[3]这句话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之间显然没有轻微的联系。异化是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这个事实丝毫也不意味着其合理性仅适用于资本主义时期。
T. I.奥瑟曼（T. I. Oiserman）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就他的观点解释道：“在社会主义中〔作者此处明确指“社会主义第一阶段”，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界定的那样〕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本质和内容并不存在，在严格意义上说，它不可能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其内容是生产者受他的劳动产品的控制，生产活动的异化，异化的社会关系，人的意志对于社会发展的自发力量的屈从。”[4]
不幸的是，奥瑟曼例举的所有这些现象不仅可以存在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而且它们甚至必然存在——只要商品生产继续存在，劳动力与严格限制和计算的工资的交换仍然存在，使这一交换得以发生的经济强制仍然存在，劳动分工（尤其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工，等等）继续存在。在一个官僚主义变态和蜕化的过渡社会中，这些现象甚至可以在一个越来越大的范围中存在。
通过对那些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的经济现实的深入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很清楚，工人作为消费者的需求根本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相对于工人的劳动产品来说这难道不是意味着工人的异化吗——特别是当这些产品正是他想要得到的商品，而且生产力的不充分发展（更不要说官僚主义对分配体系的扭曲了！）阻止他这么做时？同样清楚的是，劳动分工（其负面影响被经济的官僚主义组织更强化了）经常使工人和公民与生产活动相异化。如此之众的未被录取的大学报考者因而不得不参与到这样一些活动中来，这些活动的唯一目的是养家糊口，他们是异化的见证者。你还可以在这份清单上无限地添加。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位名叫米洛斯拉夫·库兹（Miroslav Kusy）的共产主义作家毫不犹豫地使人们注意到一种新的异化现象，它是由机构的官僚化导致的，它使他们与人民相异化。[5]这是一个可以被细致地加以发展的课题。即便像J. N.达瓦杜（J. N. Dawydow）那样敏感的作家也宁可选择忽视这个问题，而审慎地使自己局限于对社会主义第二阶段异化消亡的条件的分析——我稍后将回到这个值得注意的分析上来。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只能赞同昂利·列斐伏尔的如下观点，他直截了当地声明：“马克思没有把异化的领域局限于资本主义。”[6]而且我们必须承认沃尔夫冈·海斯（Wolfgang Heise）的勇气，因为他声称：“对异化的克服与自觉的社会主义个人的发展和集体的创造力量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它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它是整个历史过程的一个方面，藉此，旧社会的印记在所有的生活关系和活动中得到了克服。它以工人阶级的解放、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斗争为开端，而以社会自我管理的最完善的形式而告终。”[7]这在我看来大体上是正确的，尽管我们必须批判海斯对异化的具体方面的分析和对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异化消亡过程的分析。
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牢记以下这点：对马克思来说，异化现象比资本主义更为悠久。它是与生产力的不够发达，与商品生产、货币经济和劳动的社会分工相关联的。只要这些现象继续存在，人类的异化就必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而存在。[8]
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理论家鲍里斯·兹赫尔（Boris Ziherl）承认它在“社会主义社会” （我应更正确地称之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中的存在，这完全值得赞扬。但是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对这样一些南斯拉夫哲学家进行抗议，他们或者要求通过开始消除商品经济来开始消除异化，或者着重于强调在南斯拉夫社会中继续存在的多余的和异化的约束形式。[9]
南斯拉夫的官方理论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高度矛盾的。他们说，商品经济消亡的物质条件和由商品经济所导致的异化的消亡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但是，国家消亡的物质条件成熟了吗？在他们与斯大林及其追随者的斗争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求助于列宁；因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表明，为了与向社会主义前进相一致，国家的消亡必须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翌日”就开始，以及工人阶级必须建立一个“在严格意义上说不再是国家”的国家。他们理所当然地宣称，拒绝采取这一路线绝非为“客观条件的成熟”作准备，而必将在国家在未来消亡的过程中设置额外的障碍，国家的消亡毕竟不可能从这同一国家的不断强化中发展出来！
但是这个推理，运用于国家是正确的，对于商品经济也是同样正确的。[10]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后不能立即取消之；因为它是与生产力发展的某一历史阶段相联系的，而所谓的“发展中”国家（以及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所有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当它们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时都在这个范围内）远未超出这一阶段。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国家可以而且必须被使用，为的是完善经济计划并加速生产力的发展，离开了这些，国家的消亡就只是一种空想。
然而，与此同时，它必须开始消亡，或者说，它的扩大将在它未来消亡的道路上创造出新的客观的和主观的障碍。这些新的障碍的性质已通过南斯拉夫的悲剧方式显示出来，在南斯拉夫商品已引起了一种社会矛盾，这种社会矛盾的原理蕴含在商品中，这种社会矛盾即是失业，与之俱来的是人的意识方面的所有后果。[11]国家在前期被不断地强化以后，不会一下子奇迹般地消亡，就像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商品经济被不断地巩固和扩大以后也不会奇迹般地消亡一样。
因而，提出在他们国家中存在着和再生产着异化现象这一问题的南斯拉夫哲学家们[12]在这个问题上要比官方理论家们更为“马克思主义”，尽管由于受其负面经历的影响，前者时常对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异化的完全消除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个问号。昂利·列斐伏尔的两本近著[13]也使异化消除的可能性遭到了挑战，在这两本著作中这位作者只看到了异化、消除异化与再度异化之间的来回摆动。他正确地指出有必要“以具体的例子充分地说明”异化概念，使之“历史化”和“相对化”。[14]但是，通过使这一概念相对化，我们就抹杀了完全消除它的可能性，我们就倾向于再次使它成为绝对的。因而，不得不认为列斐伏尔使异化“历史化”的努力是一项失败之举，因为它辩证地产生出了相反的结果，把异化转变成了这样一种概念，即它是人类社会所固有的，尽管在每个社会类型中它使自己呈现为不同的形式。
这种历史性的怀疑论的根源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是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首次历史性尝试[15]——斯大林主义的结果——相伴随的负面现象，它们肆虐地和无益地加剧着异化现象，它们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不应该存在，但却继续存在着。
因而，列斐伏尔和佩西克-葛鲁伯维奇（Pesic-Golubovic）的新怀疑论只是面临斯大林主义经历时的负面反应，就像波、扬、奥瑟曼和艾莱科夫（Ilenkov）也只是同一经历的产物一样，后者的企图是粉饰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中负面的社会现实。在东欧的崭新政治环境中，一当思考超出了这种辩护论，那么它不是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即回到马克思那里的对消除异化的原初理解——消除异化的过程被设想为依赖于物质的和社会的基础建设，而这些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并不存在；就是走上那样一条道路，即对完全消除异化持怀疑论的态度。
但对于科学的思考来说，任务在于分析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第一阶段中仍然存在的异化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并找出在这些历史阶段上消除异化的过程的驱动力。这意味着要从事这样一种分析，这种分析首先把过渡社会中由官僚主义的扭曲和蜕化而带来的强化和加重异化的那些因素撇开，然后在对像苏联、“人民民主国家”等国家中的异化现象的更为具体的分析中，再把这些特殊因素融合进来。
在过渡社会和社会主义第一阶段中异化现象继续存在的一般根源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充分，以及由之而来的存在于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标准。[16]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与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这是过渡社会的主要矛盾——将异化的因素带入生产关系中。工人们仍然苦于——即便只是部分地——不为他们所控制的客观的和似自然力般的社会变迁的影响（在消费品领域“市场规律”的残存；在就职上存在的遴选程序，它防碍着每个个人所有潜能的全面发展，等等）。
当我们在这些情况中加入官僚主义的膨胀、政治层面上社会主义民主的缺乏、经济层面上工人自我管理的缺乏、文化层面上自由创造的缺乏时，我们就在前段话中所提到的异化的必然因素上加上了由官僚主义的扭曲和蜕变所带来的异化的特殊因素。过渡社会的官僚化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加重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分配标准之间的矛盾。货币经济的普遍化也起着相同的作用。
沃尔夫冈·海斯（Wolfgang Heise）对这个问题作了非常巧妙的分析。尽管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计划就作为整体的社会发展而言在原则上克服了社会的无助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每个个人来说这种社会的无助状态立即得到了克服。必须要考虑到过去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残渣、仍然存在于周围的前统治阶级成员的意识形态残渣、无产阶级中因教育水平不足够而存在的意识形态残渣，等等；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只有当社会活动建立在大量的自由决策的基础上，而每个个人通过这种社会活动实现他们与社会的一致时，这种无助状态才能在实践中得到克服。[17]这不仅意味着作为整体的经济层面上的劳动者完全自我管理（不仅在生产过程中，而且在分配和消费中），而且意味着国家的消亡和建立在约束和压迫基础上的所有人类关系的消失。
到此为止，海斯的分析在我看来是正确的。但是，在声称消除异化的过程不是一个自发的现象，而必须由党来领导时，他是以如下的方式开始的，他说，官僚化的危险——表现为政府机关独立于社会整体的目的——能由党的行动来很好地消除。[18]这就采取了唯心主义的观点，忽视了官僚化有着两种客观根源这个事实：一方面，自发的经济过程的存在（商品分配的标准和商品经济的因素的存在，劳动分工、文化特权、权力代表的存在，所有这些导致政府机关变得独立，使它自己从社会的仆人转变为社会的主人），另一方面，剩余社会产品的集中和属于国家机器的自由处置它们的权利。因而，就这些异化的特殊现象而言，消除异化的双重过程包含着商品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逐渐消除，以及对经济的国家管理制度由工人对经济民主集中的自我管理制度所取代。从而，官僚化的物质基础被毁坏了，并且，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党的主观行动——以及在政治层面上社会主义民主的扩大，这意味着摒弃单一政党的教条——能够从控制着它的官僚主义束缚中解脱出来。[19]
海斯正确地强调生产力充分发展的重要性，它使得所有这些消除异化的过程的展开成为可能。然而，他由于唯意志论第一次犯错以后，由于一种机械论的偏离继续地犯错。生产力的这样一种发展要求“格外高水平的组织和差异化的社会功能”；由于这个原因，“要求生产中的直接民主或要求摒弃专制的中央计划……作为克服异化的条件……是无意义的。这是一种与理性生产的实际需要背道而驰，与经济的和技术的逻辑背道而驰的要求……”[20]
值得注意的是，当着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人自我管理的缺乏所作的辩护被推回到其最后一个战壕中时，它使用了一个与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相同的论断：“社会功能的高度差异化”；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以此表明异化不仅在资本主义中，而且在任何“工业社会”中都是不可避免的。我稍后将回到这一点上来。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海斯除了把中央计划理解为集权主义的计划外，不能对它作别的理解，并且正如南斯拉夫作家已然提到的那样，他仍然陷于一种两难困境中：不是生产的无政府主义（市场经济），就是集权主义的计划。民主集中的计划，由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大会来管理企业所产生的结果，似乎是他所难以企及的。他所谓的“社会组织水平的降低”对他来说（正如对斯大林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作家来说）意味着集权主义体系的废除。似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没有能力（至少在他们中间[21]）用自由接受的纪律来取代由命令发布者和命令接收者所构成的等级制度，从而提高社会组织水平似的！
但是，海斯的论断的基本弱点存在于更深处。一方面，他诉诸党的行动的首要性（既反对自发性的趋势，又反对官僚化的趋势）；另方面，他提出经济增长的首要性（反对企业生活的民主化）。他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个经济论断主观地表达了官僚主义的权力，对它的接受意味着提前瘫痪任何旨在反对官僚主义的主观行动。因为后一个论断不是集中体现了与无知的群众相对立的“能力”和“专业技能”吗？海斯也没有注意到，只要官僚机构能掌握处置社会剩余产品的最高权力（不管是通过它拥有的权威，就像在苏联那样，还是通过“市场规律”的中介，就像在南斯拉夫那样），它的权力在客观上就仍然是很强大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以“公社管理的日益增长的权利”的形式，呼吁针对各种“错误”的大量“完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他承认，国家机器中的权力集中化归根到底要靠“社会主义民主”和“群众自觉行动的发展”来克服[22]——但他没有得出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显而易见的结论，即迈向这种民主的决定性步骤在于使对生产的管理和处置社会剩余产品的可能性服从于整体工人——即“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要求。
J. N.戴兜（J. N. Dawydow）尝试着对共产主义的建立中异化的消除机制进行一种比海斯更深入得多的分析。根据戴兜的说法，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导致了自由从物质生产领域的完全排除；这种自由将由共产主义来恢复，因为技术的需求本身就要求生产者中职能流动性的日益增加，而生产者们将凭藉其科学知识成为主要的生产力。在这种技术的基础上，个人的全面发展变得可能，技术确实支持这一点，因为从这种“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没有成为“充分发展的个人”的每个人都将成为一种严重的经济损失。[23]
然而这意味着，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日益普遍的条件之下，生产的主要目的就成为培养自由的和具有创造力的“充分”发展的个人。[24]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扩展，人将成为“主要生产力”[25]，相应地，人也将越来越少地直接“融入”生产过程。随着“活劳动”被驱逐出生产过程，相应地，“活劳动”作为这一过程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获得了新的重要性。并且，随着丰裕的物质产品和全面发展的人们被肩并肩地生产出来，相应地，“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消失了，物质生产中的自由“恢复”了。[26]
这整个分析，实际上建立在我之前引述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相关段落的基础上，看起来对这个问题的根本阐明作出了贡献。[27]它的主要缺点在于从资本主义社会一跃而跳至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却没有分析必要的和必然的中间性的历史阶段——没有描述在建立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中逐渐消除异化的具体驱动力。工人的自我管理，民主集中的中央计划，商品生产的逐渐消亡，高等教育的普及，工作日的大幅削减，在“自由时间”中创造活动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消费习惯的日益相互渗透，由这些相继发生的转型、尤其是商品生产的消亡所带来的心理革命：[28]戴兜的分析中对这些问题毫无提及，但它们却可以使戴兜的分析臻于完善，并移除掉他著作中的少许陈腐冗言——这些陈腐冗言兴许会被资产阶级的批判家和教条主义的批判家错误地用来反对他。[29]
关键在于，为了符合逻辑，对社会主义中劳动者和人类逐渐消除异化的分析必须与对过渡时期中异化的透彻分析相结合起来。少了后者，这种分析就成了武断的。它看起来像“飞进了未来”，它使那些把更为务实地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置于首位的人感到头疼。但尽管如此，这种“飞进未来”在对于未来发展的观点上至少具有明晰和准确的优点。它仍然是忠实于马克思的教导的，而与任何对异化观点的“人类学”理解划清了界限。
亚当·沙夫（Adam Schaff）从他在今日波兰社会的遭遇中得出了幻想破灭后的结论，此结论却不具有上述那种优点。他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异化现象，但他对问题的解决只是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即便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是否会消亡，劳动分工是否会消失（他机械地考虑这个问题——对戴兜的阅读该会改变他对此的观点！），商品生产是否会被废除。[30]这种对马克思所进行的怀疑论和原罪论的修正已受到了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的批评；[31]但不是要求对异化消除过程中的阻碍进行坦率的分析——这种阻碍是由他们国家中官僚化的社会现实加于其上的，而是以辩护论者的惯有姿态，径直否定该问题的存在。沙夫至少还力图制定一个反对异化的“行动纲领”，相比之下他倒是更真诚的了。[32]但是，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沙夫都不能重新确立马克思的教导，因而也就不能抑制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在波兰的兴起。
其中的一个例子是社会学家斯坦尼斯拉·奥索斯基（Stanislaw Ossowski）的观点：马克思详细阐述的关于社会阶级的传统观点只适用于以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社会类型。他说，如今不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且对消费品的占有都允许“对于人们的经济统治”的建立。此外还存在着以下各种统治的新形式：“人对人的统治，由对生产资料的所有而来的统治，由对消费资料的所有而来的统治，由对暴力资料的所有而来的统治，由对以上种种的联合所有而来的统治。”[33]此处我们从一种建立在关于社会阶级和社会剩余产品的观点基础上的社会学，径直走向一种建立在关于“统治集团”的观点基础上的社会学，相比之下后者是极其空疏和无用的。[34]因而，一座桥梁建立起来了，桥梁的一端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批判的然而修正主义的社会学（和哲学），桥梁的另一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学院式的社会学，后者拒斥马克思主义，而倾向于将社会划分成“命令者”和“遵守者”。
没有必要来强调诸多作者所阐述的对“工业社会”的理解的辩护论性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被归因于每个社会都会经历的大工业时期。[35]一种社会组织类型的结果被归因于一种技术组织的形式。
由于把社会关系混淆地等同于技术关系，大多数西方社会学家从中得出了悲观的结论。他们恢复了霍布斯的《利维坦》中的古老神话，认为现代人无可避免地要受从他们自己脑子里产生出来的机器的压抑。劳动的异化，工人受他们自己产品的压迫，据说是大工业的必然结果。并且我们被告知，随着技术机械的完善，这种异化将毫无扭转地恶化下去。
必须要承认的是，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官僚主义蜕变为这种悲观论点的支持者提供了大量的论据。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共同特征是，他们的著述中缺乏这样一种深度的分析，这种分析在对社会现实的纯粹现象学描述中将得出社会现实的发展规律。
这些作者通过声称“命令者”和“遵守者”总会存在，通过声称商品的稀缺以及以一种异化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分配的必要性总会存在，他们把其论点的前提（而非结论）提到了自明之理的水平。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立足于经验事实的基础上的，但在事实上他们却拒绝承认相反方向的趋势。因为在所谓的“工业”社会中，以下情况是难以否认的：社会的潜在财富、对理性的需求的满足程度、由此而来的消灭社会和经济组织中强迫性机制的可能性，在整整一个世纪中以巨大的步伐前进着——尤其在本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期间。有什么理由认为此一趋势不会产生出一种质的“飞跃”，并且以此为基础，“为生存而斗争”的必要性对人类的奴役将会终结，人类控制其社会组织的能力将像对自然力的控制一样取得硕果？
必须要承认的是，技术的发展并非朝着悲观主义者所预见的方向行进。乔治·克劳斯（Georg Klaus）正确地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自动化，其中的第二种远不像第一种那样死板，它建立在控制论的基础上，将创造出使异化劳动得以消亡的基础设施，并构成全面发展的创造性劳动的前提。像A. G. M.梵·门尔森（A. G. M. Van Melsen）那样的科学家诚实地承认，技术仍然处于原始阶段，它的许多戕害性的方面正是从这种原始性而来的：“当基本的需要已得到真正的满足，一定程度上也由于技术本身的进步，完全有可能生产出许多小型的系列，并把原创的艺术工程纳入每个系列中。此外，‘强制性劳动’所需的时间越来越短，促使所有那些需要人们亲自给予照顾和关爱的事情有可能兴旺起来。……无疑它们将以自由艺术的形式回归，这些自由艺术将由那些因技术而得到解放的人们来实践。”[36]自不待言，只有当技术摆脱了私人利润和资本剥削的掌控后，才能起到这种解放的作用。
这一理论的支持者所宣称的悲观主义——即异化在“工业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们对权力的真正原因与权力的职能表达的混淆中得到了解释。[37]一个资本主义公司的董事会可以决定关闭它的企业，摧毁耐心建立起来的整个官僚等级制度，而无需先期地侵犯实验研究室或技术规划部门的“不断增长的独立性”。但是，董事会出于利润方面的考量而作出的终止公司的决定，表明了先前的权力代表是局限于特定的职能的，以及私有财产何以仍然是权力的真正原因。工人委员会为什么不能以相同的方式代表某种技术上的权威，而无需因此而终止他们（甚至工人集体组织）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基本决策权？
不是职能表达上的技术必然性使得“企业的民主化”成为不可能。不是任务的复杂性和不断增长的差异化阻碍了民主化的进程。资本主义下不可逾越的障碍在于，大股东及其同盟者、代表们和管理者想要使自己保持最终决断权。[38]一旦这一障碍被社会主义革命扫除了，就没有理由先验地认为，在民主集中的自我管理的企业内，必然会从技术必然性中产生出“新的异化”。
由于没有清楚地区分机械在表面上的自动作用和由社会、经济动机所激发的人为决定（后者是所谓“工业”社会的特征），也会产生相同的悲观主义。当像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那样的作者担心机器终将不依任何人们（他们本身已机械化了）的判断而作出决定时，[39]这些作者忘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与下层劳动者的机械化趋势相伴随的是前所未有的集权，也就是说顶层的一小撮人仍是唯一的主人，将由他们来决定电脑所指示的一系列行动是否在事实上被采纳。——当然，他们要依靠大量信息的帮助，依靠权力的整个职能表达，后者极大地增强了其引人注目的权力。[40]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要说明的是，引导这些人的最终动机在于：不是随意的、非理性的或投机性质的动机，而是对阶级利益的全面维护——他们作为相关阶级中最有权力的阶层当然理解这些利益。
如果说这就是问题的真正所在的话，那么清楚的是，只要把决策权从一小撮人手中移易至“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群众中，就可以使机器的功能得以扭转——它们如今在何种程度上奴役着社会，就使它们将来在何种程度上服务于社会。[41]
然而，除了这些悲观主义的混淆外，还有一些乐观主义的混淆。据说，异化劳动确实是“工业社会”的必然结果，但无需推翻资本主义就能克服它。只要归还给工人们一种“参与意识”，甚至一种“工作伦理”（即体现在人际关系中的他们在企业内的价值），工人们就不再会感到异化。[42]另一些人则说，需要确保通讯手段、对话手段和创造手段的存在，这些能返回给工人对自己人格的意识，以及在工作和休息中的自由。[43]
这些论点中的第一个在性质上显然是辩护性的。我甚至可以说它是直接为大资本服务的，尽管它宣称其目的在于减少现存政权下的社会矛盾。这些专家们在“人际关系”中力图废除的，不是异化的现实，而是工人对这一现实的意识。他们所谎称的消除异化不过是将异化推到了极点，使异化的工人意识不到自己被戕害的处境。[44]由于资产阶级社会不仅操控了生产者的思考和习惯，而且操控了他们的无意识，异化因而获得了额外的维度。[45]然而，“人际关系”的技术师们几乎不可能长久地阻止工人们意识到他们置身其中的被压迫处境。
第二个更为机巧的论点是尤为模棱两可的。它被阐述为一种道德使命，显然独立于“由制度所采取的形式”（即生产方式）。但弗朗索瓦·佩鲁克斯（Francois Perroux）解释说，“并非在一种把社会中的错误和不公在整体上奉若神明的僵硬的制度框架内，专门的制度得以实现它们的功能。”[46]工人为了获得生活资料被迫出卖其劳动力并从事戕害性的工作，难道这样的社会还不是一种“把错误和不公奉若神明的僵硬的框架”吗？在那种框架内，如何能够给予工人“他正在参加集体创造的感觉”，如何能够在其休息时间给予工人“意识到他自己的机会和手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无非是粗陋的欺骗。这一方案的实行要求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然而，自那个时刻起，佩鲁克斯的方案将经历一场显著的扩展。问题不再是给予工人参加集体创造的“感觉”，而是使他成为真正的创造者。问题不再是在其休息时间给予他“意识到自己”的机会和手段，而是给予他在没有外在束缚的情况下自由创造的机会，并由此而实现自我。问题不再是允许“无私的好奇心”的“有益的领域”的发展，而是要实现在所有社会活动的领域中由人们进行完全的自我管理。
因为那才是最终消除异化的关键之真正所在。它产生于劳动的废除（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意义而言），[47]或者换言之，产生于由真正的创造性劳动来代替机械的和程式化的劳动——这种创造性劳动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不会使人类为了确保其物质生存而放弃生活，毋宁说，它是人类的全面的创造活动。[48]
因而，对资产阶级的和官僚主义的辩护性理解的批判把我们带回到无阶级社会的妙丽想象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唤起了这一想象，这一想象由于有了充沛的科学知识和条理分明的社会经济学证据，从而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再现了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然勾勒出来的类似想象。
正是在由对异化理论的形而上学的、听其自然的人类学理解向对异化理论的辩证的、革命的历史性理解的转变中，栖居着——简言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所作的巨量工作的意义，马克思的这些工作是在1843-1844年他初读古典经济学家与1857-1858年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之间作出的。
因而，我们可以以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而告结束，这个问题被马克思的评论者们不停地讨论着，这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独特性质。两种论点相互对立。一方面，像鲁贝尔、比勾神父（在较低的程度上）等人实际上否认马克思所作的是经济学家的工作，并声称马克思是靠着“天才的直觉”得出其根本理论的，[49]还有人更明确地指出：“马克思根本不是一种新的经济理论的发起人，毋宁说，他是科学的社会学的开拓者之一。”[50]
另一些人则相反，像埃米尔·杰姆斯（Emile James）就认为马克思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51]又如吉恩·马夏尔（Jean Marchal）则认为马克思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使得经济科学获得了“对于经济过程的内在发展的卓越视野”。[52]
在我看来，马克思在对其方法的界定中早就对双方给出了回答，这同时也是对拉萨尔的方法的批判：“他〔拉萨尔〕要吃点苦头才会知道，通过批判使一种科学达到能够被辩证地呈现出来的程度，与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用于对这样一种体系的初步想法，是全然不同的。”[53]并且，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业已包含着如下的告诫：“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54]
马克思开始时想要对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社会作出总的批判。这使他阐述了某些关于所有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之一就是，生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给定社会的“结构性制度”。为了有效地阐述这个规律，马克思不得不掌握他那个时代经济科学中的所有经验数据（以及其它人文科学中的许多数据）。[55]并且为了完成他对于资产阶级社会进行全面批判的工作，马克思必须要深入研究经济学说史，[56]虽然经济学说史最终说来是由整个社会的和经济的发展所决定的，但它们的发展仍遵循着内在的逻辑。这种双重的责任使他作为一位经济学家致力于经济科学这个主题，但又秉持着这样一种特殊的意识，即不能把经济科学与其它人文科学相分离。[57]因而，正因为马克思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做了独立的工作，他才成为“科学的社会学的开拓者之一”。他若不是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作出了自己的发现，他的整个社会理论在根本上将具有一种空想的性质，它们将是唯意志论的和“哲学的”——就该词的消极意义而言。[58]多亏了他的经济发现，他才能够实现他本人所认为的他生活中的主要工作：为社会主义的愿景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奠立科学的基础。“辩证思想……使得理解以下这一点变得可能：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任何深悉这种客观知识的人在社会过程中都必然会采取的政治立场的同时存在。”[59]
不能使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相分离，也不能使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相分离。但是，马克思之所以能有效地（即科学地）做成——首先是革命家，以及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只因为他是一个使经济科学发生了革命的经济学家。他使经济科学发生革命的那些发现，我们在本研究中已力图一步步地追踪其起源。一当这一工作已经完成，《资本论》就已准备好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把它写出来。
[1] 沃尔夫冈·扬：“Der ökonomische Inhalt”，第864页。
[2] 曼弗雷德·波：“Entfremdung”，见于Philosophisches Wörterbuch，Georg Klaus和曼弗雷德·波编，第140页。必须强调的是，尽管在消除异化的问题上存在着这个弱点，波的文章代表着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前处理异化问题的方式的一种进步。
[3] 波：“Entfremdung—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Marx-Kritik”，第814页。在一个脚注中波承认，异化的消除是一个过程，它只有当资本主义社会被推翻以后才开始。但是他得出结论说，不能从这些前提推论出异化现象仍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更确切地说，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在社会主义中，所有被“经常地和草率地”称为异化的现象，与资本主义的异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相似”。这种诡辩的辩护性质一目了然。
[4] 奥瑟曼：Die Entfremdung als historische Kategorie，第135页。
[5] 由Günther Hillmann在“Zum Verständnis der Texte”中加以引用，第216-217页。
[6] 列斐伏尔：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第二版序言，第I卷，第74页。
[7] 沃尔夫冈·海斯：“Über die Entfremdung und ihre Überwindung”，第701页。
[8] E. V. Ilenkov提出了一种变相的辩护性的理解，他说只有“对抗性的劳动分工”、“资产阶级的劳动分工”才会导致戕害人类。（La dialettica dell’astratto e del concreto nel Capitale di Marx，第32页。）在马克思看来，所有迫使人类只做一项工作的劳动分工都具有异化性质，在苏联继续存在的劳动分工因而也不例外。
[9] 鲍里斯·兹赫尔：“论社会主义下异化消亡的主客观条件”（“On th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Conditions of Disalienation Under Socialism”，见于《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Socialist Thought and Practice）（南斯拉夫），1965年1-3月，第122，129-130页。
[10] Heise（“Über die Entfremdung”，第700-711页）详尽地分析了在建立社会主义的阶段期间——实际上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期间——阻碍异化消除的过程的诸多因素。但是在这一语境中，他甚至并未提到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残存，尽管根据马克思这是造成异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11] 南斯拉夫的经济学家Branko Horvat完全忘记了异化与商品生产的关系，他把废除异化的希望寄托在自我管理上。他写道：“对生产的管理若没有国家作为中介，就意味着生产者的直接管理，而这又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平等转变成了主人的平等。人类的异化过程……走到了尽头……”（《朝向一种计划经济的理论》（Toward a Theory of Planned Economy），第80页。）确实是奇怪的“主人”，他们将发现自己在街头，没有配得上这一名称的工作或收入！
[12] 除其他人外，我要提及的是：Rudi Supek，“Dialectique de la pratique sociale”，见于《实践》（Praxis），1965年第1期；Gajo Petrovic，“马克思的异化理论”（“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以及“作为经济动物的人类和作为实践者的人类”（“Man as Economic Animal and Man as Praxis”），见于《询问》（Inquiry），1963年；Predrag Vranicki，“社会主义和异化问题”（“Soci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Alienation”），见于《实践》，1965年第2-3期，以及“La signification actuelle de l’humanisme du jeune Marx”，见于Annali dell’Istituto Giangiacomo Feltrinelli，1964-1965年；Zaga Pesic-Golubovic，“异化的含义是什么？”（“What is the Meaning of Alienation?”），见于《实践》，1966年第5期。
[13] 列斐伏尔：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第 II卷，和Introduction à la modernité。
[14]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第 II卷，第209页。
[15] “如今我们不像马克思那样深信存在着异化的绝对终结。”（列斐伏尔：Introduction à la modernité，第146页。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为了证实这一结论，列斐伏尔提到如今的情况，他似乎忘了马克思的论断的前提：在世界范围内，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生产、货币经济和社会劳动分工的消亡。
[16] 见《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所使用的表述，见于《选集》第 III卷，第19-20页。也见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第 II卷，第565页。
[17] 海斯：“Über die Entfremdung”，第702-703页。
[18] 同上，第704页。
[19] 众所周知，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党是官僚化的主动轮。
[20] 海斯：“Über die Entfremdung”，第706页。
[21] 在涉及到其它社会阶级的时候，显然强制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强制的程度取决于社会矛盾的激烈程度。
[22] 海斯：“Über die Entfremdung”，第706-707页。
[23] J. N.戴兜：Freiheit und Entfremdung，第114页。
[24] 同上，第117页。
[25] 参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593页：“〔如今〕社会个人的发展呈现为生产和财富的显著的根本性支柱。”
[26] 戴兜：Freiheit und Entfremdung，第117，131页。
[27] 参阅本书第七章的一系列引述。
[28]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第十七章中，我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这些问题。
[29] 戴兜理论中的某些方面已开始被经验证实，尤其是对劳动者的更高程度的流动性的需求，以及在职能小组内完成任务的能力，后者是由大工业中自动化的发展所导致的。（见Friedmann和纳维尔（Naville）编的Traité de sociologie du travail，第380-381页。）
[30] “我只是提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因为可以假定，商品生产将从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消失，尽管从今日的经验来看，这种假定似乎是成问题的〔！〕。”（沙夫：Marxismus und das menschliche Individuum，第177页。）
[31] Nowe Drogi，1965年12月。
[32] 沙夫承认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只能开启消除异化的过程。但是他强调社会主义的教育，而非经济状况的改变（尤其是资产阶级分配标准的必不可少的消亡），才是完成此一过程的手段。相对于“权力精英”，他呼吁“适度的平均主义”和观点上与评论上的更大自由，这是他的优点，但并未深入问题的要点所在。
[33] 斯坦尼斯拉·奥索斯基：Klassenstruktur im sozialen Bewusstsein，第227-228页。
[34] 奥索斯基的观点接近于之前引述过的Francois Perroux和Rolf Dahrendorf的观点，也接近于保守的人类学家Arnold Gehlen的观点：职能的权威据说日益取代了将社会划分为阶级。（Anthropologische Forschung，第130页。）奥索斯基自己表明（第223页），正是斯大林时期教条的和辩护性的“马克思主义”对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社会中特权现象的无力解释，奠定了他的怀疑论的修正主义的根基。
[35] 尤其见Raymond Aron：Dix-huit lecons sur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Reinhard Bendix：《工业中的工作与权威》（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Dahrendorf：《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阶级斗争》（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36] 乔治·克劳斯：Kybernetik in philosophischer Sicht，第414-415页；A. G. M.梵·门尔森：《科学和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第321页。
[37] 在这一点上，具有代表性的是Alain Touraine关于大型“官僚化的”企业内决策权的日益分散化的思想，见于Friedmann和纳维尔（Naville）编的Traité de sociologie du travail，第I卷，第420页及以下。最先使用这个论据的是Johann Plenge——今日资产阶级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真正鼻祖：“现代技术意味着脑力劳动，意味着企业中受过训练的体力劳动在整体上处于附属地位，”因此由体力劳动者来行使权力是不可能的。（Marx und Hegel，第134页。）这段话应该与上述沃尔夫冈·海斯的一段话相比较，后者所关涉的是，由于“社会功能的差异化”，企业内的民主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对工厂中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辩护，为对官僚主义的等级制度的辩护提供了主要的论据。
[38] Francois Bloch-Lainé在Pour une réforme de l’entreprise中以显著的方式提出了这一点（第41，43-44，100页）：他赞同工会和工人应更多地参与企业活动的某些方面的管理。但他立即强调说，这种“参与”并未触及唯一的最高权力，即单独把持着关键的经济决策权的雇主阶层。
[39] 诺伯特·维纳：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第158-160页。〔维纳：控制论的创始人，1948年发表影响深远的《控制论》；上引书目也与控制论有关，但维纳把相关理论提升至社会学甚至哲学意义上。——译者注〕
[40] 美国的战争机器是资本主义政权全部机械的象征，它是高度机械化的（尤其在由电脑所引导的预警系统方面），但这种机械化到了美国总统那里就终止了，因为只有他有权按下这些按钮。
[41] 在1967年8月16日德国资产阶级报纸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上有一个混淆了决策的社会经济权力与技术权威的显著例子。一位作者申辩道：根据如今我们听说的自我管理的要求，为什么不要求有一个“病人委员会”，从而在诊断和治疗上给医生以指示呢？
[42] Elton Mayo：《工业文明中人的问题》（The Human Problem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第158-159，171页及以下；Bendix：《工业中的工作与权威》（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第448-450页。
[43] Francois Perroux，“Aliénation et création collective”，见于Cahiers de l’ISEA，1964年6月，第92-93页。
[44] Bendix正确地把“人际关系”理论归入更大的“管理思想”范畴（我毋宁该称它为企业管理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难看出，这一意识形态在一个世纪以来的演变不仅反映了资本主义企业结构本身的演变，而且最重要的是反映了劳资关系力量平衡的演变。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比以下情况更能反映问题的了：由资本主义全盛时代傲慢的清教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转变成如今盛行的为劳资之间的联合所作的伪善吁求。
[45] 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潜在的说服者》（The Hidden Persuaders）。当C. Wright Mills担心对异化的漠然会发展时（《马克思主义者》（The Marxists），第113页），Bloch-Lainé则就这种异化或至少是其最显著的方面（企业内工人权力的阙如）作了更为实际的强调：“平静是骗人的。它的背后是许多特殊和个人的不满，这些不满将在总的经济形势第一次下行之际随时爆发成叛乱。”（Pour une réforme de l’entreprise，第25页。）参看第一章的参看文献中关于工人阶级意识状况的内容。
[46] “Aliénation et création collective”，第44页。
[47]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85，95，236，242页。
[48] 参阅乔治·克劳斯：“为了发展所有人的创造力，有必要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从程式化的劳动义务中解放出来……”“控制论和自动化是实现这种情况〔共产主义〕的技术条件，因为它们使得人类能够从非创造性的、程式化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最重要的是，它们给予人类全面的科学技术教育所需的时间，即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真正的创造性劳动所需的时间。”（Kybernetik in philosophischer Sicht，第457，464页。）
[49] R. P.比勾：Humanisme et économie politique chez Karl Marx，第36-37页。鲁贝尔关于马克思工作的伦理性质的论点已由Karl Vorlander于1911年在Kant und Marx中阐述过了，第293页。它涉及到Vorlander与Max Adler之间的著名争论。
[50] 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Karl Marx: Essai d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第12页。
[51] 埃米尔·杰姆斯：Histoire sommaire de la pensée économique，第167页。
[52] 吉恩·马夏尔：Deux essais sur le marxisme，第80页。也见Ernest Teilhac：“马克思继承着古典经济学家的步履，想要使自己严格地置于经济学的框架内，阐发一种严格的经济理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而工作。”（L’Economie politique perdue et retrouvée，第106页。）
[53] 《通信选集》（Selected Correspondence），第103页。
[54] 《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3页。
[55] “马克思常常求助于经验数据的全部以及社会地形成起来的直觉。”（E. V. Ilenkov：La dialettica dell’astratto，第13页。）
[56] “研究者必须要常常力图找到全面的和具体的现实，即便他知道除非以一种部分的和有限的方式，否则就不能达到这一点，并且为了做到这点，他必须在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中包括进关于这些事实的理论历史，并且也要把他对观念的事实的研究与它们在历史上的定位以及它们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基础结构联系起来。”（Lucien Goldmann：Sciences humaines et philosophie，第18页。）
[57] “对关于结构和制度的观点的引进似乎是科学迄今所发现的唯一方法，得以使在两种经常被分离的研究间建立桥梁，这两种研究便是历史研究和理论分析。”（André Marchal：Systèmes et structures économiques，第11页。）正是马克思通过在分析中使用历史性的范畴第一次在历史与经济分析之间建立了桥梁，从而使André Marchal所说的对关于结构和制度的观点的引进变得可能。
[58] 类似地，Karl Korsch在Marxisme et philosophie中的理解也是错误的。重新确立马克思的教导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维护其革命意义而反对改良主义的追随者——受以上两种合理愿望的驱使，Karl Korsch在结束时质疑马克思经济分析中客观的科学性质，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只是“对革命过程的理论表达”（第103页）。为了能够以一种在理论上合理的——即有效的——方式阐述他对于资本主义下阶级斗争的分析和对于向着革命地推翻资本主义的进展的分析，马克思必须首先要从经验上掌握人文科学的所有数据，批判它们，并科学地超越它们。马克思本人如此地界定其工作许多次，以至于今天不应当再误传其意义或质疑其客观的科学价值——这种科学价值是独立于驱动马克思整个生命的“革命激情”和马克思不懈追求的革命目标的。
[59] Max Adler，Marxistische Probleme，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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