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内斯特·曼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仇启华杜章智译）

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

埃内斯特·曼德尔
（仇启华杜章智译）

译者序言

　　《资本论》新英译本是鹈鹕书店在1976年出版的，译者为本·福克斯（Ben Fowkes）和大卫·弗恩巴哈（David Fernbach),后来曾于1979年、1982年多次重印。出版这本英译本的目的是使《资本论》的英译文“现代化”，并且纠正原译文中的某些错误。“新左派”经济学家埃内斯特·曼德尔为该英译本的三卷分别写了导言，其中除了扼要地介绍各卷中他认为最主要的理论内容外，还评论了自《资本论》出版以来经济学者特别是西方经济学者对《资本论》的各种批评，旁征博引，内容丰富，对于我们深入研究《资本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总的说，曼德尔是站在维护《资本论》的基本原理的立场上的。但文中的有些观点未必正确，或值得商榷。如曼德尔说，“资本主义不大可能再度过半个世纪的危机”，这种估计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再如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某些论述也显然不符合实际。希望读者阅读时用批判的眼光，进行独立思考。
　　第一卷导言由杜章智同志翻译，由我校阅。其余两卷导言是我翻译的。译文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仇启华

1987年8月

　　《资本论》第一卷最初出版时，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在西欧少数国家中居支配地位，但是在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上，它还是独立农民和手工业者汪洋大海所包围的孤岛。然而，马克思《资本论》所阐述的，首先是为了追求私人利润并把这种利润主要用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无情的和不可抗拒的增长趋势。从马克思写书以来，资本主义的技术和工业的确已传播到全世界。不仅如此，由于这种情况，不仅物质财富以及把人类从无意义的机械重复劳动的重压下最后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增加了，而且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扩大了，资本的所有者越来越少，被迫向他们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财富和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巨大的工业和金融企业手中，这使得资本和劳动之间展开了越来越广泛的斗争。

　　每过一些时候，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就以为他们发现了“智慧之石”，感到他们能够宣布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危机和社会经济矛盾已经终结。但是，尽管采取了凯恩斯的办法，尽管实行了各种各样企图使工人阶级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措施，最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了。从越南战争到世界货币制度的混乱；从西欧1968年以来激进工人斗争的高涨到全世界大量青年人对资产阶级的价值和文化的拒绝；从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随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今天的西方世界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

一、《资本论》的目的

　　马克思写《资本论》的基本目的，是揭示支配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兴起、发展、衰落和灭亡的运动规律。他要探索的不是经济组织的普遍规律。《资本论》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这样的规律是不存在的。在马克思看来，并没有适用于各个根本不同的社会形态的经济规律。（除了象下列公式那样的细节，这个公式指出，社会不可能消费得比它所生产的更多，而不减少它的现存财富——不管是土地的自然肥力，全部人口，生产资料总量，还是其中的几项）。每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都有自己特殊的经济规律。《资本论》只限于考察那些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

　　因此，《资本论》根本不是“纯粹的”经济理论。在马克思看来，“纯粹的”经济理论，即舍象特殊社会结构的经济理论，是不可能有的。它就同特殊物种的“纯粹的”解剖学一样。我们可以把这个比喻往前推进一步。虽然比较解剖学是一门对增进我们关于人和动物的生理知识有用的自然科学，但是它只可能是对特殊物种的解剖认识的发展的副产物。同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确包括比较的经济分析——例如考察从奴隶社会通过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劳动、人类劳动生产率、社会剩余产品和经济增长的演变。但是这种比较只能来自对具有各自经济逻辑和运动规律的特殊生产方式的分析。这些运动规律不能被“永恒的”经济规律所取代或包摄。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比喻推到它的最后结论。如果我们想要在“所有”解剖学中找到某种基本的共同内核的话，我们就会离开那种特殊科学的领域，而进入另一种科学即生物学或生物化学的领域。同样，如果我们想要发现对“所有”经济制度都有效的作为行动依据的基本假说，那么我们就会从经济理论领域进到关于社会结构的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领域。

　　然而，《资本论》并不单单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发现这种生产方式的规律是它的根本目标。资本主义生产是普遍化商品生产。普遍化商品生产使它的每个基本“细胞”即商品中潜伏着的各种趋势和矛盾得到充分发展。马克思写《资本论》第一卷既不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也不从分析资本或雇佣劳动开始，甚至也不从分析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开始。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若不先分析价值、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就不可能对这些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的概念或范畴作任何一种科学的、全面的和充分的分析。而价值、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这些概念又取决于对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劳动的分析。

　　正如剩余价值和资本在逻辑上是从对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析中产生出来的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是从商品生产的成长中产生出来的：没有简单商品生产，就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因此，《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卡尔·马克思的其他经济著作中有许多关于简单商品生产的分析，这种生产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诞生之前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存在了将近一万年，但是只有在公元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之间在低地国家和意大利北部，以后在英国（在较小程度上也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

　　恩格期提出的观点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分析，而且对包含有小商品生产重大现象的整个历史时期作了重要说明。这个观点被罗莎·卢森堡所坚持，也得到我的赞同。①但是它遭到了早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著作家波格丹诺夫、后来的评论家卢宾、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卢齐奥·科莱蒂和路易·阿尔都塞等人的反对。②不过，这些反对意见是建立在双重混淆之上的。诚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包含着普遍化商品生产的唯一社会经济组织。因此，认为希腊奴隶社会或古代伊斯兰帝国（具有非常发达的小商品生产、货币经济和国际贸易的两种社会形式）是由“价值规律”统治着，是完全错误的。在这些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商品生产，是和明显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首先是农业生产）组织交织在一起的，而且归根到底是从属于这种生产组织的，这种生产组织所遵循的经济逻辑不同于支配着商品交换或资本积累的经济逻辑。

　　但是，这决不是说，在小商品生产已成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中（那里的大多数生产者是自由农民和自由手工业者，他们的劳动产品由他们自己占有和交换），支配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规律并不强烈影响经济的动态。事实上，正是价值规律作用的展开使得这种社会发生直接生产者与其生产资料的分离，虽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过程产生影响的有一系列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因素，有的加速它，有的延缓它，或者把它同各种方向的潮流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的确，“建筑在社会均等劳动量之上的经济计算”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达到完成状态，而且只是作为客观经济规律而不是作为商品所有者的有意识决定来实现，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劳动量计算”在商品生产成为常规现象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不可能开始出现。事实上，正是当小商品生产已大量发展，但是仍和“自然”经济组织的传统形式（即通过风俗、习惯、仪式、宗教、长者的商议、参加者的集会等对经济资源和社会劳动在不同生产形式间进行有意识的分配）交织在一起时，为了在仍然建立在高度的社会平等和一致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中避免不公道和不平等的现象，能够而且必须产生出有意识计算劳动量的需要。我曾试图用经验材料证明，在世界的不同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是如此。①

　　这并不是说，“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的产物”。这也并不是说，这种仍然比较原始的社会同我们自己的社会一样地狂热追求物质报偿和分秒不差地计算劳动时间耗费―这些的确“纯粹”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这只是说，“价值规律”的萌芽形式能够在商品生产的萌芽发展中找到，正象资本的“基本细胞”商品以萌芽形式包含着那个社会范畴的一切内在性质和矛盾一样。否认马克思分析的这个历史方面，将使资本主义的起源变成一个不可解释的秘密。

　　人们可能说，这对经济学家们来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向题，只有人类学家、人种学家或历史学家才感兴趣。但是这个问题事实上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如果我们说，对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的分析，至少在某些基本点上必然包含着存在商品生产的经济组织的整个历史时代的分析，那么我们就把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些部分的有效性不仅扩展到过去，而且还扩展到未来。因为，在那些已经推翻资本统治但还没有完全消灭阶级的社会，即还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中［注：原译为“但还没有完全消灭阶级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中”。现根据向青的校对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苏联和东欧各国、中国、越南、朝鲜和古巴），显然还存在着，至少是部分地存在着商品生产的现象。《资本论》不能作为了解这些社会的运动规律的指南，正象它不能作为了解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发达的中世纪晚期社会的运动规律的指南一样。但是，它能够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在这种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动态（以及解体的逻辑）以及它们给这些社会的特殊的和“纯粹的”运动规律带来的矛盾。

　　虽然《资本论》不是一部论述永恒经济规律的著作，但是它是否至少包含着资本主义经济的科学呢？有些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德国的卡尔·科尔施否认这一点。①正象许多批评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学者那样，他们认为《资本论》基本上是无产阶级以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的工具，按照他们的看法，象奥地利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力图做的那样把《资本论》的“科学”内容与其“革命”意图分割开来，②是不可能的。这种看法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所作的基本区分。诚然马克思在1843年以后的整个一生中都是一位革命者，但是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应该成为这个基础的柱石，它要表明资本主义为什么和怎么样通过它自己的发展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社会创造了经济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前提。马克思力求用客观的和严格科学的方式分析资本主义，这的确不是与他的这一意图矛盾的，而且正是他的这一意图所要求的。换句话说，他并不是出于革命热情和对被蹂躏被压迫者的同情，简单地对一种特殊形式的经济组织发泄他的义愤；不用说，他也不是被个人怨恨、物质匮乏或精神创伤所驱使。马克思力求发现客观的运动规律。他最鄙视的，莫过于戴着科学的面具，蓄意歪曲经验事实或伪造研究结果来适应某种主观目的的人，对这种人他甚至比对典型的资产阶级庸人还要更加鄙视。正因为马克思深信无产阶级的事业对人类的整个未来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他要为这个事业不是建立一个自我吹嘘或痴心妄想的脆弱讲台，而是奠定一个象岩石一般牢固的科学真理的基石。

　　① 卡·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70年伦敦版，第54—60页。
　　② 鲁·希法亭，《金融资本》，1923年维也纳版。

二、《资本论》的方法

　　《资本论》的目的本身使人很明确地想到马克思应用于他的主要著作的认识方法：唯物辩证的方法。马克思毫不含糊地表明，他的确是这样理解自己的工作的。在给《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第一版编辑莫里斯·拉沙特尔的信中，他坚持认为他是第一个把这种方法应用于研究经济问题的人。①在他给《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写的《跋》中，马克思把辩证方法的这种使用说成是使《资本论》区别于所有其他经济分析的特点。②

　　① 马克思1872年3月18日致莫里斯·拉沙特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页。

　　当运用辩证方法去研究经济问题时，经济现象不是被看作彼此分离的、单独的、零碎的东西，而是被看作是围绕着一个基本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并且由这个生产方式所构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总体。这个总体被从它的一切方面和表现去进行分析，它们是被一定的运动规律决定的，这些运动规律也涉及到这个总体的发生和不可避免的消失。人们发现，一定生产方式的这些运动规律不过是那个结构的决定其本性的内部矛盾的展开。一定的经济结构的特征既是这些矛盾的统一，又是它们的斗争，这两者决定它所受的经常变化。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通过适应、改良和自卫的结合而经常发生的（数量）变化（进化），与那些通过突然飞跃产生出不同结构即新的生产方式的（质量）变化（革命）不同。

　　马克思明确地把他自己的研究和认识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对立起来，虽然他从不隐讳他对这位在法国革命影响下把辩证法思想送回到现代世界的德国哲学家的感激心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基本运动是绝对观念的运动；物质现实性只是观念本质的外部表现。在马克思看来则相反，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历史的基本运动规律是自己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内生产出自己的物质存在的现实人们的运动规律。思维的发展归根到底符合那种基本运动，并且反映那种基本运动，虽然要通过许多中介。因此，马克思借以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的科学思维过程，本身是那种生产方式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及其矛盾的产物。只是其次才能把它看作是许多人文科学和意识形态（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历史学和政治科学、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的产物。只有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矛盾的增长，首先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才使马克思能够按他独特的方式和方向消化、综合和改造这些科学。然而，既然唯物主义辩证法是“被倒转过来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那么两者就有基本的共同点。辩证法作为运动的逻辑，假定一切运动、一切进化，不管是自然界的、社会的还是人类思维的，都采取某种称作“辩证的”一般形式。②恩格斯和列宁都看到，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结构中惊人地运用了这种一般的辩证方法。例如，列宁写道，虽然马克思没有写出他计划中的关于辩证法的简短论文，但他给我们留下了《资本论》，它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经济现象领域的应用。③

　　然而，正是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它不是从直觉知识、先入之见或令人迷惑的图式出发，而是从充分消化科学资料出发。研究方法必须不同于表述方法。必须先收集经验事实，充分掌握知识现状。只有做到这一点以后，才能对材料进行辩证的整理，以了解一定的总体。如果这点成功了，结果就是在人的思维中”再生产”出这个物质总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从事社会现象研究的任何科学家说来，主要危险是把任何东西都看作理所当然，即“问题盲”。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作为辩证研究方法一部分的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区别，①不过是不断地企图透过现象的不同层次，越来越深入到能解释为什么这些现象按一定方式发展的运动规律。在别人只是看到现成答案和庸俗“证据”的地方不断地寻找问题——创造问题！——这肯定是马克思作为在经济科学中的革命创新者的主要优点之一。

　　① “在这里将指出庸人和庸俗经济学家的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是怎样产生的：由于反映在他们头脑里的始终只是各种关系的直接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它们的内在联系。情况如果真象后面说的那样，那末还要科学做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 18页。）

　　但是，在作为唯物主义辩证法家的马克思看来，“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区别决不意味着“现象”没有“本质”那样“真实”。价值的运动归根到底决定价格的运动，但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若是以为由于价格归根到底是由价值运动决定的，便认为价格是“不真实的”，那就要遭到作为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的嘲笑。“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区别涉及决定的不同层次，即归根到底涉及认识过程，而不是涉及现实性的不同程度。为了从其总体性上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了解“基本本质”、“价值规律”，是完全不够的。必须把”本质”和“现象”通过它们的一切中间的中介环节结合起来，必须说明怎么样和为什么一定的“本质”表现为一定的具体形式，而不表现为别的形式。因为这些“现象”本身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不言而喻的。它们提出问题，它们必须依次被说明，这个说明就有助于透过神秘的新层次，使我们更接近充分理解我们所要理解的独特经济组织形式。否认这种把“本质”和“现象”重新结合起来的需要，同接受“现象”的外表而不去寻找它们势必要瞒过肤浅和经验主义的观察者的基本力量和矛盾，同样是不辩证的和令人迷惑的。

　　《资本论》从对商品生产基本范畴的分析，从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基本单位”（基本细胞）商品开始，这种方式常被说成是这种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典型应用。马克思本人说得很清楚，他不是从基本概念——价值——而是从基本物质现象——商品——开始，商品是建立在普遍化商品生产之上的唯一经济组织资本主义的基础。①所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严格地说，是正确的，但不完全。②事实上，他是从物质上具体的东西的因素开始，走向理论上抽象的东西，这种理论上抽象的东西帮助他在他的理论分析中再现具体的总体。充分丰富和展开的具体总是无数理论“抽象”的结合。但是，物质的具体，即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在这整个科学努力之前就已存在，归根到底决定着它，并且是检验理论正确性的固定的实际参照点。只有当这种具体总体在人的思维中的再现更接近现实的物质总体时，思维才是真正科学的。初看起来，支配着《资本论》第一卷的运动好象是经济“范畴”的运动，从商品及其内部矛盾到资本积累及其崩溃。常常有人问：这个运动只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抽象梗概呢，还是大大简化地反映了现实经济的发展，即反映了从商品生产第一次出现到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全面发展的真实历史，不过清除了只会模糊这个运动基本性质的一切次要的和结合的形式？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8页，相反，列宁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D．I．卢森贝在三十年代初写的对三卷《资本论》的评论中，提出一个有趣的看法：马克思所做的抽象是具休的，因为它们与一个具体的经济形态有关，它们在历史上是被决定了的，它们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先验的抽象。

　　不可能简单地用“是”或“不是”来回答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在生产和消费的基本过程边缘偶然生产的商品，显然不能引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庄严展开的“价值规律”的惊人逻辑。商品生产要成为经济生活的基本的和占统治地位的特点，必须以资本主义为前提，资本主义是劳动力和劳动工具本身已成为商品的社会。在这种意义上，的确，《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是逻辑的（建立在辩证逻辑之上的），而不是历史的。

　　但是辩证法的意思是，每一种现象都有起源和终结，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或者是一次就完结了的。因此，资本的历史细胞同时是资本逻辑分析的关键：种系发生史和胚胎学不能完全分割开。在当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的资本积累内部，再现出资本原始积累的某些方面：若没有那种资本原始积累，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逻辑分析毕竟反映出历史发展的某些基本趋势，“经济范畴”（只是被人类头脑所理解和简化了的物质存在形式、物质现实形式）的最简单的表现形式，通常也是它们的原始的即最初的形式，不管这个解释可能如何引起争论，很难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按这种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的统一理解他们自己的方法的。①

　　① 关于这一点以及有关的问题，可参看：奥托·莫尔夫，《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和辩证法》，1970年法兰克福版，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伊连科夫，《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1961年米兰版，卡列尔·科西克，《具体的辫证法》，1967年法兰克福版，律德里希·采莱尼，《科学的逻辑和<资本论>》，1969年法兰克福版；雷奥·科夫勒，《历史和辩证法》，1955年汉堡版，等等。

　　从伯恩施坦到波培尔，再到当代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出了大量的书讨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来的辩证方法的“无用的”、“形而上学的”、甚至“令人迷惑”的性质。①这些批评家本人的观点的实证主义狭隘性雄辩地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即马克思借助辩证法达到了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由于这个方法，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任何后来的或当时的经济分析著作比起来象是一个巨人。它从来不曾打算成为帮助政府解决象国际收支逆差这种问题的手册，也不曾打算在斯密先生发现没有人购买他的一千吨铁的最后剩余部分时，对市场上发生的一切令人激动的事清做出博学的，虽然有点老套的解释。它打算要做的，是解释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挥出它的一切可怕潜力时，劳动、机器、技术、企业规模、人口的社会结构、经济增长的间断、工人和劳动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情况。从这个观点看，成就的确是令人难忘的。正是因为马克思能够撇开成百上千的“不纯现象”和次要方面，从本质上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他的长期的预见——资本积累的规律、日益加快的技术进步、生产率和劳动强度的加速增加、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不断增长、大多数经济上有活力的人们变成劳动力出卖者、利润率下降、剩余价值率上升、周期性反复发生的衰退、劳资之间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以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的尝试增多——都被历史惊人地证实了。②

　　① 例如，欧根·冯·庞巴维克，《卡尔·马克思和他的体系的结束》，1949年纽约版，第117页：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斯图加特版，第51——71页：卡尔·波培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62年伦敦版，第二卷第82页，瓦西里·列昂锡夫，《马克思经济学对今日经济理论的意义》，载《美国经济评论增刊》，1938年3月，后收入霍罗维茨编的《马克思和现代经济学》1968年伦敦版，等。

　　② “不管这些对经济理论进步的技术贡献在今天对马克思成就的评价中是多么重要，它们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倾向的光辉分析比起来就相形见浊了，记录的确是令人难忘的：财富的日益积聚，中小企业迅速消灭，竞争越来越受限制，技术不断进步伴以固定资本愈益重要，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反复发生的经济周期越来越短——一系列无与伦比的预言都实现了，与此相对照，现代经济理论尽管有许多精细的分析，的确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列昂锡夫，前引书第94页。

　　这个判断一般由于两个理由而受到挑战。马克思的批评者摆脱困境的最容易的办法，是干脆否认他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已被证实。一般的手法是把这些规律变成一些被错误陈述的和过分简化的公式：“工人阶级的愈益贫困化”和“愈益恶化的经济危机”。 ①卡尔·波培尔提出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反对意见，他否认这种“规律”的可能性或者科学性质，把它们叫做“无条件的历史预言”，以清楚地区别于“科学预言”。波培尔说：“科学中的普通预言是有条件的。它们断言某些变化（例如壶中水的温度的变化）将引起其他的变化（如水的煮沸）”。②波培尔否认《资本论》的科学性质，说它的假说不象科学理论，不能以科学方式加以检验。③

　　① 这样过分简化的典型例子是保罗·萨缪尔逊提供的，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归为两条：“工人阶级贫困化”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化不断增加”，关于第一条，他的结论是，“它简直从未发生过。”而关于第二条，他说，“在三十年里，马克思的这一预言似乎是对的，尽管在以后七十年里，它似乎没有被对工业积聚的最仔细研究所证实。”然后，他以下列最终论断来复盖一切：马克思以为有”经济周期愈益恶化的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也是不对的（保罗·A·萨缪尔逊，《作为经济学的马克思经济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57卷（1967)，第622—623页）。

　　② 卡尔·K·波培尔，《社会科学中的预言》，载《推测和反驳——科学认识的增长》，1963年伦敦版，第339页。

　　③ 波培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整个第23章，特别是210页。

　　这显然是建立在对唯物辩证法的本质的误解之上的，正如列宁指出的，唯物辩证法要求经常通过实践进行检验，以增加它的认识内容。①事实上，如果经验已表明，譬如说，资本主义工业越发展，工厂就变得越来越小，它就越不依赖新技术，它的资本就越多地由工人本身提供，就有越多的工人成为工厂的所有者，消费品所占的工资部分就越小（用以购买工人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工资部分就越大），那么要“证明”马克思的分析错误将是很容易的。此外，如果已有几十年没有经济波动，工会和雇主协会已完全消失（由于劳资矛盾消失，因为工人越来越成为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条件的控制者），那么我们也的确能够说，《资本论》毫无价值，它未能预见到现实资本主义世界在它发表一个世纪后将发生的事情。只要把1867年以来的真实历史一方面同马克思预言它会成为的样子，另一方面同任何这种供选择的“运动规律”加以比较，就足以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成就是如何杰出，它是如何出色地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②

　　② 维尔弗勒多·帕累托在他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中，曾令人发笑地谈到这种似乎荒唐的关于“其他”可能运动规律的假说。为了证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有内在为“预期理由”,（即把未经证明的判断作为证明论题的论据），帕累托说，我们完全可以假定缝纫女工雇用她的机器和她自己的衣食，这就会导致机器“生产”剩余价值的结论（《给保·拉法格摘录的卡·马克思<资本论>写的导言》，载《马克思主义和纯经济学》，1966年日内瓦版，第47—48页）。暂且不提他的例子“证明”不了任何这类事情，这个反模式包含的意思是意味深长的：工人们租用自己的生产资料，结果占有自己劳动的产品，在市场上出卖它们，从而获得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的利润（剩余价值），现在很明显，在最近150年中，这决不是工业发展的主要趋势。但是，甚至在十九世纪末，这个问题在帕累托的头脑中似乎还完全没有答案，以致他能够提出这种假说而毫不感到它的明显的荒唐。这更加突出说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洞察之深刻。

三、《资本论》的计划

　　《资本论》不是自发产生的结果，也不是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突然发生兴趣的产物。自从这位哲学博士（1841年在耶拿）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接触社会问题（普鲁士莱茵省对林木盗窃的处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英国的罢工；法国的阶级斗争）的经验促使下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他就开始了经济学研究。但是他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初接触（其主要成果留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和资本》和《共产党宣言》中）被外部事件的压力粗暴地打断了。马克思积极参加政治，在1848年革命运动爆发时从巴黎回到了德国。他在那里创办和领导了一家日报。革命失败后，反革命势力淹没了欧洲，他流亡到伦敦，不得不从事新闻工作来挣钱养家。这种日常生活的压力以及在伦敦的流亡政治的负担，使他系统表述自己经济理论的可能性延迟了整整十年。

　　只有当一个出版商通过拉萨尔催促他充分地说明他的经济思想时，他才重新开始全面研究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李嘉图和让·巴·萨伊、西斯蒙第和图克，以及著名的英国政府蓝皮书，这些蓝皮书成了关于英国工业、商业、金融和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事实材料的宝贵来源。马克思大约在1857年重新开始的对经济事实和关于资本主义的思想的系统研究，产生了下列著作：

　　（a）《资本论》的第一个草稿，逝世后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书名发表，写于1857—1858年；

　　（c）1861—1863年手稿，共二十三个大笔记本，考茨基从中摘编了《剩余价值理论》（也被人们叫做《资本论》第四卷）。然而这只包括第六到第十五个笔记本。第一到第五个笔记本论述《资本论》第一卷包括的问题；第十六、第十七和第十八个笔记本论述《资本论》第三卷中的问题：第十九到第二十三个笔记本又是论述与《资本论》第一卷有关的问题，包括对技术史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长篇论述；

　　（d）1864—1865年手稿，大部分是论述《资本论》第三卷中的问题；

　　（e）1865和1870年之间写的四个手稿，恩格斯从中为《资本论》第二卷摘选了大部分材料；

　　因此，在成熟马克思的这六部基本的经济学著作中，第一卷是作者本人完成和校阅过的唯一的一部，马克思甚至还为它出了德文和法文的修订版。第二卷和第三卷没有完成，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由他的毕生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经过辛勤加工之后发表的。《剩余价值理论》是由考茨基重新整理和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只是在1939年才第一次公之于众。1861—1863年手稿的相当大部分至今还没有发表。

　　《资本论》的最初计划是在1857年拟定的；最后计划标的日期是1865—1866年。在这两个日期之间的九年当中，马克思经常遇到经济困难；他的孩子中有三个，其中包括他最心爱的儿子埃德加，不幸有病和夭折，特别是由于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所谓第一国际）的活动，他又不得不愈来愈多地重新研究当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由于必须回答一个德国政治对手某位福格特先生的诽谤攻击，马克思被迫把《资本论》第一卷的写作几乎推迟了半年。最后，疾病和健康欠佳越来越成为他的障碍。他本人曾用讥讽的话谈到他的“脓疮”，说资产阶级将在长时期内不会忘记它们的作用。但是事实上，浸透着他的成熟著作的，是他对周围一切苦难所采取的惊人的苦行僧态度，而不是由物质困难所产生出的任何悲痛情绪。

　　从一开始，马克思就要提供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全面分析。从《资本论》的最初计划已经可以看出这种意图，这个计划如下：
　　1．资本卷
　　　　（a）资本一般
　　　　（1）资本生产过程
　　　　（2）资本流通过程
　　　　（3）利润和利息
　　　　（b）论竞争
　　　　（c）论信货
　　（d）论股份公司
　　2．土地所有制卷
　　3．雇佣劳动卷
　　4．国家卷
　　5．国际贸易卷
　　6．世界市场和危机卷①
然而，《资本论》的1865—1866年方案分为四卷：
　　第一卷：资本生产过程
　　第二卷：资本流通过程
　　第三卷：总过程的诸形式
　　第四卷：理论的历史
罗曼·罗兹多尔斯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至今最详细的研究，他列出的1857年9月至1868年4月之间的《资本论》计划不下于十四种之多。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99页。
　　② 罗曼·罗兹多尔斯基，《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史》，1968年法兰克福版，第1卷，第78页。

　　这些改变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马克思改变了他最初的计划，这些改动对理解马克思的方法和对《资本论》的内容有什么意义？第二，1865—1866年方案是否意味着，我们今天拥有的四卷（尽管除了第一卷外他都未编辑完成）是马克思最后打算写的全部著作？对这两个问题中每一个问题的回答，无论对马克思经济理论本身的讨论，还是对阐明他的某些有才能的追随者和学生的贡献，都有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含义。

　　事实上，我们今天叫做《资本论》的著作，是马克思阐述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的第三次尝试。第一次尝试，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确切地按照《资本论》的最初计划进行的，但是在该计划的第1点（a）项（3）条打住了。1861—1863年的第二次尝试，除了《剩余价值论》部分外，还没有发表。第三次尝试就是1865—1866年的那次，我们现在拥有的一至四卷就是它的产物。我们知道，早在1863年1月，马克思就已经决定把地租作为总剩余价值在统治阶级不同部分之间分配的一个成分加以论述。然而，他在那时似乎仍然坚持要单写一卷论雇佣劳动，单写一卷论土地所有制，对信贷、竞争和股份公司单写一卷。①这个计划的逻辑表明他想分别论述资产阶级社会的各基本社会阶级：先是工业资本家，然后是土地所有者；最后是无产阶级。它还表明，他想把价值、剩余价值和资本的生产问题同资本主义竞争问题截然分开，后者只能理解为是对以前生产的剩余价值实行再分配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问题。

　　然而，如果说这个最初的计划很清楚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最后分析的必要垫脚石，那么随着马克思分析的进展，它越来越成为严格而系统地阐述那种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的障碍。因此最终它必须被抛弃。论雇佣劳动的那一卷被并入了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离开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是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单独论述雇佣劳动，似乎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大概打算在论世界市场和危机的第六卷来论述工资的波动）。论土地所有制的那一卷，连同论利润和利息、论竞争和论股份公司的几卷被并入了新的第三卷，这一卷从在有产阶级不同部分之间重新分配所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的观点出发考察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形式。

　　然而，看看《资本论》最初计划的这种转变，我们也能够理解什么没有发生变化。《资本论》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仍然能够归到“资本一般”的标题下。这具体地表明，有若干问题，诸如“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的起源和机制问题，在第一和第二卷中没有地位，只有当人们从资本对劳动的总关系的角度去论述资本的最高抽象层次下降到考察不同资本对彼此的作用时，它们才能被讨论。罗莎·卢森堡就是因为没有考虑《资本论》先后各卷的这种特殊结构，指责马克思在第二卷中建立了再生产图式，可是没有解决“实现问题”或者没有系统阐述危机理论，这是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①我在《资本论》第二卷导言中还要回过头来谈这个有趣的问题。

　　①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1956年伦敦版，第329—347页；罗兹多尔斯基，前引书，第1卷，第86—97页。

　　琼·罗宾逊在她给《论马克思经济学》第二版写的序言中犯了类似的错误。如在那里说明关于实际工资的假定在《资本论》第一卷同第三卷之间有一个矛盾。她说，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假定，劳动生产率提高会导致剥削率提高，而在第三卷中他假定，劳动生产率提高能够通过稳定的剥削率导致实际工资率提高和利润率下降。①琼·罗宾逊不懂得，《资本论》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处于不同的抽象层次，它们论述的问题不同，为了说明可用以回答这些问题的独特动态，需要作出不同的假定。

　　①琼·罗宾逊，《论马克思经济学》，1949年伦敦版，第VII—IX页。

　　在第一卷中，马克思撇开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对剩余价值的分配、实际工资的变动的影响，一般地考察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所以，他最初假定维持生存的实际工资稳定不变，以便说明剩余价值是通过什么机制被资本生产、占有和增加的。在第三卷中，他考察资本主义竞争对剩余价值在资本家之间分配和再分配的影响，所以必须把这一竞争对剥削率的影响（例如在就业达到高水平的繁荣时期）纳入分析中。为了对这些问题作出基本回答，在第一卷中最初撇开利润率和工资率中的变动，在第三卷中最初假定剥削率稳定不变，以后再把这些简单化的假设抛弃（第一卷中译本第15章；第三卷第14章），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最后，从散见于第三卷手稿的许多说法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一直打算写论国家、外贸、世界市场和危机的各卷，以完成《资本论》，虽然他把这些问题明显地置于《资本论》本身的最后计划之外。①只是当可以看到1861—1863年的未发表手稿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是否那里的确存在着他打算在这三卷书中阐发的东西的草稿，或者他是否打算把它作为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研究的完全新的和进一步的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64页、450页；罗兹多尔斯基，前引著作，第1卷第76页。

　　鉴于整个《资本论》计划的这些变化，第一卷计划的最后方案就更引人注意了。我们不应该忘记，由马克思编辑出版的第一卷写成的时间大大晚于后来由恩格斯编辑出版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最初的草稿。①所以，根据第一卷可以最好地看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

　　① 按照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的看法，《资本论》第1卷的手稿，除了1877年重写的头四章和1879年增添的很少部分外，是在1865年和l870年之间写成的；第3卷手稿是在1861—1863年和1865—1870年写成的（《卡尔·马克思著作目录》，1959年巴黎版，第22页）。所以，我们可以认为，除了在1877年和1879年改动过的少量章节以外，用来编辑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手稿先于第1卷的定稿（还可参看恩格斯为第2卷写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9页）

　　从第一卷在《资本论》总的最后计划中的地位，我们可以直接引出对在讨论马克思经济理论时一再发生的两种误解的回答。的确，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资本家们不是按照商品的价值交换他们所拥有的商品的，而在小商品生产的制度下，商品交换则大致是按照商品的价值进行的。①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资本论》第一卷假定商品交换是按照商品的价值进行，因此是讨论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只有在第三卷中我们才开始考察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是怎么回事。相反，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撇开剩余价值在相互竞争的资本家之间再分配的问题（即利润率平均化的问题），正是为了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规律以其最“纯粹”、最基本的方式突出来加以说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98—199页，1018—1019页。

　　同样，认为第一卷只论述“本质”，或者说只谈抽象的东西，只有在第三卷中才分析“具体的”资本主义，也是错误的。任何东西也不能比第一卷中对工作日、工资和机器的分析更“具体”，更接近直接看到的经济资料（“现象”）。评论家们在这里把第一卷中解决的问题类型同回答方法混为一谈。第一卷撇开资本主义竞争，撇开不平衡的和综合的发展，因此撇开生产价格和利润率平均化，更要撇开市场价格，以便揭示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即资本消费劳动力的过程）中的基本起源。但是论述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把理论见解同经验检验结合起来，不断地力求发现“本质”和“现象”之间的中介环节，对“本质”（劳动力的价值）怎么样和为什么通过“现象”（实际工资的变动）表现出来进行透彻的分析。

四、第一卷的计划

　　《资本论》第一卷的结构严格合乎逻辑。我们从资本主义财富的最基本形式——商品——及其内部矛盾——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开始。由于商品是由私人劳动生产的，而私人劳动的社会性再不能被社会自动地、立即地和直接地承认，商品只有同必然的结果货币，即普遍交换手段一起存在。但是对由货币流通伴随着的商品流通的分析，导致阐明货币的内在潜力和矛盾：体现在货币中的交换价值可能变成为一种自主的经济力量；货币可能表现为流通过程的起点和终点，而不仅仅是中介；货币可能只图增加货币即资本。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资本出现在生产领域之外，很少进入那个领域。它象寄生虫一样榨取由非资本家阶级生产出来和最先占有的社会剩余产品。这里马克思抓住了他的中心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的基本差别，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不仅占有剩余价值，而且生产剩余价值。由于马克思认为这对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方面（顺便说一句，不仅经济方面，而且政治方面）具有根本意义，他用一整卷详细分析生产过程来开始《资本论》。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同时是价值的生产过程、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资本的生产过程，而且是基本的对抗性社会关系的生产和不断再生产的过程，这个关系就是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资本家则被迫积累资本，从而最大限度地从工人那里榨取剩余价值。

　　《资本论》第一卷以马克思的基本发现即对剩余价值“秘密”的解释为中心。存在着一种商品，即劳动力，它的使用价值对资本家来说，就是它能够生产出比自己的交换价值更大的新价值。因此，马克思在第一卷中分析的“生产过程”基本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

　　然而，只有把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才能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进行较详细的考察。不变资本是资本家阶级借以获得和维持对财产的垄断权以及取得物质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财富。它使得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独立谋生。它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必要前提。但是它本身并不生产剩余价值。只有活劳动者的劳动力才生产追加的价值，包括剩余价值。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资本家用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叫做可变资本，因为只有那一部分真正生产剩余价值。

　　分析的下一步是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之间的差别。绝对剩余价值是通过延长工作日、使之超出工人生产其工资等价物所需时数的办法生产出来的。相对剩余价值则是通过提高日用品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办法生产出来的，这个办法使得工人能够缩短工作日中用以再生产他的工资等价物的时间，从而无须延长工作日而增加剩余价值。马克思注意到，虽然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几个世纪（在英国，粗略地说是在十六世纪和十九世纪的上半叶之间）居支配地位，但是当产业革命（机器发展）的逻辑和劳资之间阶级斗争的逻辑一充分展开，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开始占支配地位。

　　第一卷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中心部分，是对工场手工业和现代工厂的细致的分析（中译本第十二和十三两章）。这里剩余价值的生产呈现出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工场手工业阶段，资本剥削由越来越先进的分工形式所产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成果。但是生产技术基本上没有变。劳动按照工场手工业生产的最终产品的工序而加以划分。但是除了这种划分以外，在劳动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在工场手工业阶段资本家主要关心的事情，是资本对劳动的不断直接控制，以期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达到剩余劳动的最大消耗。它就象这样一个工场，在那里，工人失去了决定自己劳动节奏的自由，从这一观点看，劳动也就变成了不自由的、强制的劳动。许多最初的工场手工业企业的确就是那样的：工场里充满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个人自由的工人。

　　随着产业革命和现代工厂的出现，这种在生产过程中劳动从属于资本的过程，不仅植根于等级制的劳动组织形式，而且植根于生产过程本身的性质。随着生产实行机械化，它开始以机器为中心重新组织。活劳动的劳动节奏和劳动内容从属于机器本身的机械需要。劳动的异化不再只是劳动产品的异化，而且是劳动本身的形式和内容的异化。

　　现代机器的爆炸性潜力被马克思同时在三个方面作了阐述。机器是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使劳动从属于资本的主要武器。机器是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从而无情地加速资本积累过程的主要武器。而节省劳动的机器是生产和再生产工业“劳动后备军”、从而使工资总是在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上下波动、并且使资本家在正常情况下总能获得剩余价值的武器。

　　所以，马克思合乎逻辑地把资本家和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发展并入他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中，因为他认为那种阶级斗争起源于那种生产过程。从活劳动那里榨取剩余价值，意味着资本家争取延长工作日的斗争，以便增加工人的劳动量而不增加工资，使资本占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切好处。相反，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对工人们说来意味着争取缩减工作日而不缩减工资，争取减少工作量，争取提高实际工资。这种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直接方面的阶级斗争怎么样转化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这个问题在第一卷的第八篇即最后一篇中（中文版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章）作了简要论述。同时，第七篇（中文版第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三章）基本上论述资本积累，这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整个残酷逻辑的目的。资本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追加资本，追加资本又生产追加剩余价值。如此进行下去，不断给人类带来矛盾的结果。

　　如果我们按顺序列出第一卷各篇的内容，把第一篇分成组成它的三章，我们就能看出，这一分析的完美无缺的逻辑是怎样展开的，它是怎样大致符合“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的历史过程的。①

　　II、货币转化为资本，即寻求价值增殖、寻求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的本性

　　IV、剩余价值的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从工场手工业到现代工厂制度）

　　V、工资、劳动生产率和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剩余价值率

　　VI、劳动力的价值怎样转化为工资，工资的不同形式和差异

　　VII／VIII、资本积累，即资本主义财富的总体：它对劳动的后果。资本主义的起源（《资本的原始积累》）

　　在第一卷的末尾，我们又回到了我们开始的地方：资本主义财富。但是现在我们不再把它理解为只是“基本成分”的总和，堆积成山的商品了（虽然它仍然是这堆积成山的商品！）。我们现在也把它看成是生产价值，向活劳动榨取剩余价值的庞大的过程的结果，看成是不断使生产资料、生产组织、劳动过程和生产者本人革命化的庞大运动。“资本是寻求追加价值的价值”这个公式，现在被理解为资本组织自我增殖（Vevwertung）的过程，通过劳动过程和增殖过程的统一，不断寻求自己的价值增殖的过程。这样，我们就更充分地理解了为什么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首先必须弄清楚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一切。①

　　① 鹈鹕书店出版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有一个严重的、令人遗憾的翻译错误。马克思的Verwortung概念（价值增殖过程）在全书中被译成“资本的实现”。马克思通常只把实现的概念用于商品价值（当然包括剩余价值）的实现。但是这是在商品和资本流通领域中的问题，而资本增殖问题（剩余价值或利润与资本的关系，或者作为资本一部分的问题）则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基本方面。

　　马克思对技术、机器和工厂制度的态度常常被人，甚至被那些对他怀有好感的作者作出错误的解释。显然，马克思比他同时代的任何其他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哲学家都更了解机器对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的久远革命影响。同样，凡是稍微细心地读过《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十五和二十五这三章（中文版为第八、十三和二十三章）的人都能看到他对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非人道结果的控诉。是不是因此就可以说马克思是近代的卢德派，零增长预言家们的先驱呢？或者是不是象另外的人证明的那样，①马克思是资本主义技术的衷心赞赏者，把他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那种技术的长远解放作用上，认为只有它才能够减轻人们不可避免的劳动负担和工作疲劳呢？

　　① 例如，参看柯斯塔斯·阿克塞洛斯，《技术思想家马克思》，1963年巴黎版。

　　辩证法家马克思一向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技术进行全面的分析，避免掉入这两个陷井：保守的浪漫主义陷井和非人道的机械论陷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几个经典的段落中，①他强调资本主义的开化和进步方面，它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力，它对节约劳动的新途径和新手段、对有助于发挥人的无限创造性的新需要和新生产部门的不懈探索。但是同时他也表明，这种发展的独特资本主义形式如何把“发疯的”（即本身成为目标的）技术、机器和交换价值的非人道的潜在力量增加了十倍。资本主义使人们属于机器，而不是使用机器把人们从机械重复劳动的重担下解放出来。它使一切社会活动从属于不断追逐个人发财致富的要求，而不是使社会生活适应于丰富的个性及其社会关系的发展。每件商品中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机器的这种矛盾本性中充分地展开。资本主义已经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无阶级社会创造了物质和社会的前提之后若没有被推翻，这个矛盾就意味着可能使生产力越来越转化为名副其实的破坏力：不仅是破坏财富（危机和战争）、破坏人的财富和人的幸福的力量，而且是破坏全部生活的力量。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87页，下册，第19—22、220—226页。

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在过去的75年当中，马克思的理论没有哪一部分在学术界受到了象他的价值理论那样多的攻击。资产阶级批评者们在这里表现了敏锐的阶级本能，因为这个理论的确是整个体系的基石。但是，当代没有哪种学术努力象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一再攻击那样显然是建筑在根本误解上的。①

　　① 庞巴维克的“经典”攻击由希法亭作了回答（两者都刊印在庞巴维克的前引著作中）。进行了类似攻击的，还有帕累托（前引著作，第40页以下），米哈依尔·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1905年莱比锡版，第189页以下）及其他人。比较近的一次攻击包含在琼·罗宾逊的前引著作中，由罗兹多尔斯基作了有力的回答，见前引著作，第2卷第626—640页。

　　这个理论承认价值问题的两个方面，即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从量的方面看，商品的价值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的（即在一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简单劳动量（熟练劳动通过一定的系数还原为简单劳动）。从质的方面看，商品的价值是由抽象的人类劳动决定的——由私人劳动生产出来的各种商品，只有在社会把每个个别私人手艺或工业部门的具体方面抽象掉，并且不管每种商品的具体使用价值而把这一切劳动作为抽象社会劳动等同起来的时候，才能相互比较。

　　为了弄懂这个理论，只须把马克思所力图作出回答的问题表述出来就行了，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即“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必须干活。一定社会中所有生产者的劳动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方式，将决定各种需要能得到满足的程度。因此，如果某一组需要是既定的，要使这些需要和产量之间得到大体平衡，就要使劳动（或“劳动投入量”）在这些不同生产之间按一定比例进行分配。在原始社会中，或者在充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劳动投入量的分配是按照有意识计划的方式进行的：在原始社会中是根据风俗、习惯、传统、巫术和长者的意志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则是根据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消费者自己对优先项目的民主选择。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已成为私人劳动，劳动的产品是成千上万的独立企业独自生产出来的商品，没有任何有意识的决定来预先确立劳动投入量和被社会承认的需要之间的这种平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只有由有效需求表示的需要才是被社会承认的需要）。平衡只是偶然地，即通过盲目市场力量的作用达到的。学院派经济学家老是缠着不放的价格波动，在最有利的假设下只能被看作是表明这种平衡的是否被动摇，在什么压力下和向什么方向动摇的信号。它们并不说明被平衡的是什么，在这无数的价格波动后面的动力是什么。这就是马克思力图用他的完善的劳动价值论所要回答的问题。

　　从这一点可以立即清楚地看到，与从奥地利的庞巴维克开始的许许多多批评者所认为的相反，马克思从未想要用他的价值理论来说明市场上的短期价格波动。①（大概他想要在《资本论》原来计划的、但未完成的第六卷中提出与短期价格波动有关的一些问题。）把《资本论》第一卷中所阐述的劳动价值论说成是据说与第三卷中的“宏观经济”劳动价值论形成对照的“微观经济理论”,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马克思力图发现的是价格波动后面的隐蔽钥匙，可说是分子当中的原子。他把整个经济分析推向一个不同的更高的抽象水平。他的问题不是某人是怎样跑的（跑的时候他的腿和躯体做什么动作），而是什么促使他跑。

　　① 庞巴维克，前引著作，第29—30页：萨缪尔逊，前引著作，第620页；杜冈—巴兰诺夫斯基，前引著作，第141页。

　　可见，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批评百分之九十九完全是离题的，特别是当它企图“批驳”常被看作是这一理论的“证明”［注：原译为“证据”。现根据向青的校对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开头几页时。①说商品除了是社会劳动的产物之外还有其他的共同性质，就会把关于社会关系的分析变成逻辑的文字游戏。显然，这种“其他性质”与社会成员在无政府状态的市场经济中的相互关系毫不相干。面包和飞机都“稀少”的事实，并不使这两种东西能够通约。即使千百万人在挨饿，对面包的“需要强度”比对飞机的“需要强度”大一千倍，前者也比后者便宜得多，因为用于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要少得多。

　　① 庞巴维克，前引著作，第65—80页，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62年伦敦版，第23—24页。

　　常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费神去进行这类研究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使“经济学”局限于分析日常经济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言而喻的）——价格、工资、利率、利润等的上升和下降，而却要去力图发现神秘的“处于经济表面之下的力量”呢？虽然这些力量被认为应该支配实际的经济状况，但是只是在很高的抽象层次上，而且只是在最终分析上才是如此。

　　这种新实证主义态度是极不科学的。没有一个搞医学（且不说其他物理科学）的人，会因为害怕成为笑柄而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我们能够凑足症状作出诊断时，为什么要费神去寻找疾病的‘更深刻的原因’呢？”显而易见，如果人们不努力去发现正是藏在现象后面的东西，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经济的发展。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市场上价格短期波动的规律不能说明，为什么一公斤黄金能购买的美国消费品的数量，在1974年比七十年前将近多一倍（平均消费价格指数与1904年相比增长了四倍多一点，而自由市场上的黄金价格上涨了八倍）。显然，在长时期内的这种价格基本运动同长时期内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在不同消费品工业中和金矿工业中的不同动态有关，就是说，同马克思所表达的价值规律有关。

　　只要我们懂得了那只被认为应该调节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著名的“无形的手”不过是同一个价值规律的作用，我们就能把否则就显得毫无联系的一系列经济过程联系在一起了。由交换产生的货币能够充当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只是因为它本身是具有自己内在价值的商品（如果是纸币，则是因为它代表具有自己内在价值的商品）。货币理论是同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周期的起伏表现为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商品价值的上涨不过以它所带来的痛苦的价值丧失告终，不仅对商品大军的“轻骑兵”即日常销售的大量制成消费品来说，而且对“重炮”即大规模机器、固定资本来说，都发生了这种价值丧失。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周期理论、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利润率理论以及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所有一切归根到底都是出自价值规律的作用。所以，它在经济分析中是否有用的问题，就同在物理学中是否需要基本粒子概念的问题一样毫无意义。的确，如果没有以商品价值为基础的“基本原理”，就不可能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前后一贯的分析，就不可能把这个制度的一切基本运动规律解释清楚。

　　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价值规律有三个作用。首先，它支配（并不意味着在此时此地决定）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就是说，商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化是围绕着它确立的轴上下摆动的。（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包括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关系，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一会儿我们将回到这一点上来。）其次，它决定全部社会劳动（归根到底也指社会的全部物质资源）用于生产不同种类商品的相对比例。归根到底，价值规律按照对不同种类商品的“有效需求”把物质资源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和一般社会活动的部门），不言而喻，这是发生在生产和分配的敌对阶级关系的框框内。第三，它通过决定平均利润率，使投资从利润低于平均水平的企业和生产部门转到利润高于平均水平的企业和生产部门，以控制经济增长。资本和投资的这种运动归根到底是符合社会劳动的“节约”和“浪费”条件的，也就是符合价值规律的作用的。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但是马克思带给这个理论的变化是很多的。特别是有一点具有决定意义，这就是他用抽象社会劳动的概念作为他的价值理论的基础。由于这个原因，决不能把马克思看作是“先进的新李嘉图派”。“作为价值本质的新劳动量”同“作为Numeraire的劳动量”（即衡量一切商品的共同标尺）是很不相同的。把决定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同决定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区分开来，是超出李嘉图的具有革命意义的一步，这是马克思非常引以自豪的。的确，马克思把它同剩余价值一般范畴（包括利润、地租和利息）的发现一起算作他的主要成就。它是建立在对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独特结构、也就是对已采取私人劳动形式的社会总劳动力的各部分彼此间如何发生关系的关键问题的理解之上的。所以，它和马克思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的概念一起，代表着经济理论和社会革命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键联系。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坚决不让使用价值直接决定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方法，常被人解释为马克思把使用价值排除在经济分析和经济理论之外。这完全不符合《资本论》的丰富而复杂的辩证论述。当我们在第二卷导言中论述再生产问题时，我们将有机会讨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使经济增长成为可能，必须如何克服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在这里，我们只想强调指出，马克思认为，商品既包含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也包含着它们之间的矛盾：一件对任何潜在的买者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不能实现其交换价值。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两类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中起着关键作用。

　　如上所述，价值规律基本上是表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建立在私有制和私人劳动基础上的社会中（那里的经济决策权是分散在成千上万的独立企业和成百万的独立“经济人”之间的），社会劳动不能够立即得到承认。如果琼斯先生让他的工人一年生产10万双鞋子，他知道人们需要鞋子和购买鞋子；如果他不嫌麻烦去料理事务的话，他甚至知道联合王国（和所有他打算出口他的产品的国家）每年卖出的鞋子数目远远超过10万双这个不大的数目。但是他无法知道他拥有的这具体的10万双鞋子是否能找到愿意和能够购买它们的具体的顾客。只有当他卖出鞋子得到等价物之后，他才能说（假如他实现了他投入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我的工人在我的工厂中真的花费了社会必要劳动。如果生产的鞋子有一部分没有卖出，或者亏了本，或者得到的利润远远低于平均利润，那就表示花费在产品上的部分劳动没有被社会承认为社会必要劳动，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这部分劳动事实上是被浪费了。

　　但是社会对一定量的劳动的这种“承认”或“不承认”，完全取决于是否符合市场上的有效需求，而与某商品的具体物理特性的使用价值或社会有用性完全无关。社会完全不考虑这些，它所承认的只是生产该商品时所花费的劳动量。因此，马克思把这些劳动量称作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如果一磅鸦片、一箱达姆弹或一张希特勒的画像在市场上找到顾客，那么为生产它们所花费的劳动就是社会必要劳动；这种生产就是价值的生产。相反，如果一件精美的瓷器或者一种新的药品由于某种原因找不到顾客，那么这种生产就没有创造任何价值，等于浪费了社会劳动——即使在遥远的未来，这些东西的创造人将被作为人类的天才或恩人受到赞美。劳动价值理论同从人类幸福或社会进步角度对事物有用性的判断无关。它同建立“公平交换的条件”关系更少。它只是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实际行为的更深一层的含义，以及那种支配由这些行为造成的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的东西，而与任何道德的、审美的或政治的判断无关。的确，如果我们想要寻找这种“判断”的话，我们就必须说，马克思虽然理解在商品生产下为什么必须有价值规律起作用，他却丝毫不想为那种规律“辩护”，而是相反，他竭力要建立一种将完全排除该规律作用的社会。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最普通和最平庸的反对意见之一是：如果价格最终是由价值（社会必要的抽象劳动量）支配，那么如果有些货物不是劳动产品，即如果它们没有价值，它们怎么能有价格呢？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在写作《资本论》第一卷之前很久就已回答了这个问题。①自然界的产物（“自由货物”)，由于它们的生产没有花费社会劳动，的确没有价值，然而能够通过私人占有即私有制而获得价格。一块从未被人手耕作过以增加其肥力的土地没有价值。但是，如果把它用篱笆围起来并擂上“私人财产：禁止通行”的牌子，又如果有人需要这块地作为生计来源并愿出钱买它，它就能有价格了。这个价格实际上将是属于这块土地所有者的纯收人（地租）的资本化，这种收入是那些耕种这块土地、通过辛勤劳动获取物质资源（自己消费的产品或商品）的人们所生产的。②

　　② 一再有人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这个理论“假定”劳动是生产的唯一稀缺因素，土地和机器或是极其充分，或是可以被完全排除于价值分析之外，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列昂节夫正确地指出，最先认为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具有极其重义的经济学家大概是马克思，而不是庞巴维克这些人（前引著作，第93页）。马克思真正假定的是，机器本身不能“命令”社会总的可用劳动力的一些部分被额外消费，或者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这个原理其实是不言自明的，不过马克思还是对它进行了科学的证明，一旦我们懂得了，在马克思看来，价值归根到底是社会可用劳动力的各部门分配，一定时间内新生产出的总价值等于活劳动的总支出，我们就猜破这个谜语。顺便提一下，我们也应该懂得，马克思并没有把年产品的价值“化入”工资和剩余价值（利润、地租和利息），而是在价值上面加上在生产过程中用去的原料和机器的价值。在这个问题上他超出了古典经济学，他仅仅指出，年产品的这一部分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并没有增加而只是保持不变，新价值的唯一来源是活劳动。

　　由于有人错误地声称，《资本论》第一卷是要证明商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际上按照它们所包含的抽象社会必要劳动量交换，有些作者为了反对他们，主张劳动价值理论所涉及的只是质的问题，而不是量的问题，因为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内容是不能计量的。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的确，要对商品中的劳动量进行量的计算是困难的。但是这种困难与其说是概念上的（例如，人们开始可以计算宏观经济总量，即一定国家里全部物质生产领域——工业、农业和商品运输——内所耗费的人时总量，通过一张投入产出表计算这个总量在不同产业部门和主要商品种类之间的分割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计算不从外地进口原料的“自给自足”部门中单位产品的平均劳动耗费，这样攀登上去，就可以估算出每个部门和所生产的每个商品的全部劳动耗费……），还不如说是由于缺乏确切资料而造成的。为了对资本主义国家中商品的劳动内容进行量的计算，必须打开所有资本主义企业的帐簿，并且根据生产现场的证据对这些数字加以核实。①

六、马克思的关键性发现：
他的剩余价值理论

　　包括李嘉图在内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利润看作是偿付工资后余下的纯收入。他们严格坚持这一概念，以致李嘉图相信，只有日用品工业生产费用的增减才能影响利润率。不管奢侈品工业或者甚至原料发生什么情况，都不会影响全面的利润率。

　　这个观点是不完全的，因此是不正确的。但是它至少是企图把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作为产过程中发生的事情的函数来解决。李嘉图以后的“庸俗”经济理论的代表者，特别是新古典的边际学派，并不劳神问一个“为什么？”，他们仅满足于回答“怎么样？”。他们只说明各“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在市场上得到不同的“价格”，并且只限于研究这些价格是怎样波动的。考虑利润、利息和地租的起源；探索工人在为异己的企业主劳动时是否不得不放弃他们劳动产品的一部分；考察这种剥夺作为既无欺骗又无阴谋的“忠实于上帝”的交换行动的结果是通过什么机制发生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些基本问题留待马克思去解决。

　　统治阶级的收入和消费的来源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中是不必多费脑筋就能明白的事情。任何人都知道，从经济观点看，它们是统治阶级对生产者的部分劳动成果进行剥夺的结果。当中世纪的农奴在他的份地上为自己的生计劳动半周，在贵族或教会的庄园里无报酬地劳动另半周的时候，人们可以说，从“道义的”观点看，他是为“交换”世俗的或神明的保护而提供无偿劳动的。但是，谁也不会把这种“交换”同市场上进行的交换混淆起来。这实际上根本不是经济的交换，没有任何能够“有价格的”东西的甚至最间接的取和舍。“保护”不是被农奴“买”到的，就象芝加哥的小商人不是从流氓那里“买服务”一样。这是由社会组织加给他的一种剥夺，不管他喜欢与否。所以，资本主义以前的统治阶级所获得的社会剩余产品的来源，显然是生产者所花费的无偿劳动（不管是以劳役，还是以这些劳役的物质产品，或者甚至是以货币地租的形式）。

　　在奴隶制下，情况如果不是更明显的话，至少是同样明显，特别是在那些极端的例子中，在那里，奴隶的少得可怜的收入不是由主人提供，而是必须由奴隶本人在一周的第七天去提供。的确，考虑到这些奴隶庄园，甚至对历史唯物主义最抱怀疑态度的批评者也会发现很难怀疑，全部社会产品，维持奴隶生活的那一部分和维持主人生活的那一部分，只有一个来源：由奴隶并且仅仅由奴隶花费的社会劳动。

　　然而，当我们观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一切事情至少可以说显得复杂得多和模糊得多。似乎没有人用暴力（如手里拿着鞭子的监工或一队武装人员）迫使工人放弃他所生产的或自己保有的任何东西。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表面上是出卖自己的“劳动”来换取工资。资本家把这个“劳动”同机器、原料和其他人的劳动“结合”起来生产出成品。由于资本家是这些机器和原料以及支付工资的货币的所有者，因“这些要素的结合”而产生的成品也应该属于他，不是很“自然”的吗？

　　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表面上发生的事情。然而，马克思透过表面，看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情况，这些情况，除非人们有意不看造成劳资之间那种特殊“交换”的独特社会条件，否则是不能否认的。首先，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处境上是不平等的。资本家并不是必须经常不断地购买劳动力。他只是在有利可图时才购买。如果无利可图，他宁愿等待，解雇工人，或者甚至关闭自己的工厂直到有利时再开。工人则在经济强制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由于他没有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没有大量储存的食物，没有存款，不干活就不能维持生活，他必须经常不断地按照现行价格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如果没有这种经常性的强制，就不可能有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确，一旦没有这种强制（例如在存在着大片自由土地的地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受到阻碍，一直到资产阶级想方设法禁止人们取得这些自由土地之后，资本主义才能得到顺利发展。《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章充分论述了这一点。非洲、特别是非洲南部，还有葡萄牙、比利时、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的历史，惊人地证实了这一分析。①如果没有经济上的强制迫使人们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那么就必须有镇压性的司法上的和政治上的强制给企业家提供必要的人力；不然，资本主义就不能生存。

　　① 我们这里是指白人移民和殖民公司大规模占有土地，把非洲人驱赶到“特居地”里，在基本上不用货币的经济中课征用货币支付的税，强迫非洲人出卖劳动力来挣钱付税，在专门为给移民提供劳动力而制订的法律中对无数违法行为规定大量罚款，甚至直接的强制劳动，等等。

　　顺便说一下，根据这一分析，工会职能立刻就清楚了。工人们合在一起建立一笔后备基金，就能至少在几个星期内摆脱不断按照市场价格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强制。资本主义根本不喜欢这种情况。这是违反“本性”的；如果说不是违反人的本性，那么至少是违反资产阶级社会的更深一层的本性。正是因为如此，在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会被干脆禁止。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衰老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又逐渐回到那样一种情况：工人没有罢工权——随时拒绝按所付价格出卖劳动力的权利。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见解被资产阶级国家的最高当局清楚地证实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基本上是强制劳动。在有可能的时候，资本家宁愿伪善地用“劳动市场”上的“平等公正的交换”的烟幕把强制掩盖起来。当伪善不再可能的时候，他们就回到开始时的作法：赤裸裸的强制。

　　马克思当然非常清楚，为了组织现代工厂生产，单是把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工人的社会劳动结合起来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土地、厂房、能源、象道路和水那样的基础设施、机器、有组织社会的一定构造、交通工具等。但是，如果因为工厂生产离不开这些生产条件，就认为道路和水渠本身“生产价值”，那显然是荒谬的。这同认为机器本身能“生产”任何价值一样不合逻辑。关于这一切“要素”，只能说，它们本身的价值将由于在生产过程中部分地进入活劳动的产品而被保留和再生产出来。

　　应该说，由于存在着土地和机器的所有权（私人占有权），这些“要素”所有者若是得不到超过补偿这些“要素”的损耗以上预期的“报酬”，这些“要素”就不会进入生产过程。情况显然是如此。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这种“报酬”是由所有权“产生”出来的。这也不是说，这种财产的所有者同劳动力的所有者是处于平等的地位上。只有假定我们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奴隶社会”中，由奴隶所有者向从土地所有者那里租入土地的工厂所有者出租劳动力，我们才能说在所有者之间（但决不是在所有者和奴隶之间！)存在着制度上的平等。显然，在那种情况下，奴隶所有者只有能够得到超过维持奴隶生存的费用以上的“净报酬”时才会把奴隶租出去。

　　第二，社会中一小部分人垄断了生产资料所有权而把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直接生产者排除在外的社会情况，决不是人们之间的“才智和爱好的天然不平等”的产物。的确，这种情况在人类几万年的社会生活中并不存在。即使在相当近的过去，譬如说150年前，这个星球上十分之九的生产者——绝大多数是农业生产者，还是以某种方式直接拥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使生产者脱离生产资料是一个漫长的血腥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篇《所谓原始积累》（即中文版第二十四章）中详细地进行了分析。

　　第三，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不是他的劳动，而是他的劳动力，他在一定时间内干活的能力。这个劳动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了商品。①作为商品，它和别的商品一样具有价值（交换价值）：为再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量，即为维持工人及其孩子继续以一定强度干活所必需的消费资料的价值。但是，它对资本家说来具有特殊的性质、特殊的“使用价值”。当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消费”劳动力时，工人生产价值。他的劳动有双重能力：一是保存价值，即把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原料和部分机器的价值转化为完成的产品；二是消耗自己来创造新的价值。人们一旦了解，在生产过程中，工人能够（而且必须——否则资本家就不会雇佣他们）生产出超过其本身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即超过他所得工资等价物的价值，利润和地租来源的全部秘密就消失了。我们再回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出发点，我们就已经能够消除表面上的“交换平等”的蛛网：就象封建地租或奴隶主的生活费用一样，资本主义的利润、利息和地租也是来源于劳动者所生产的东西和他们为维持生活所得到的东西之间的差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差额表现为价值的形式，而不是物质产品的形式。这使得这个过程不能被人们一眼看清楚。但是这并不使它根本不同于在封建主和农奴之间发生的“交换”。

　　①显然，马克思并没有象他的许多“道貌岸然的”敌人指控的那样，把人“变成商品”，他指出资本主义进行了这种转变，因此对资本主义进行了谴责。波培尔意味深长地争辩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认为人类劳动根本不同于自然界的其他一切过程，例如动物的劳动。这清楚地表明，这种理论归根到底是建立在一种道德理论的基础上，认为人的苦难和被消耗的人的生命是根本不同于一切自然过程的东西……我不否认，这个理论在道德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我也认为，经济分析不应该建立在道德的或形而上学的或宗教的教义上”（《开放社会》第2卷，第329页）。首先，马克思完全不是没有意识到人类劳功和象蚂蚁那样的动物的努力之间的差别：他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中对此做了评论。第二，当人们为了谋生结成相互的社会关系时，他们肯定会认为作为这种社会组织的基础的人类劳动，完全不同于自然过程、土地生产力或畜群出生率等，这当中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东西。从人的观点看，树木中发生的化学过程和为了把社会可用的总劳动时间在不同人类活动之间进行分配所必要的安排不同，这当中也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东西。两千年以前，奴隶制度的辩护士们往往把奴隶同“会说话的工具”或“会说话的耕畜”等同起来。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波培尔并不宽恕奴隶制，那么他会不会说，这种对奴隶制的谴责是纯粹“形而上学的”呢，还是他会承认，这是建立在人和动物之间的科学的、人类学的区别之上的呢？

　　所以，象布劳格跟在别的学院派马克思批评者之后所说的那样，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一种“份外的增量”理论，①是不对的。正象古典的劳动价值理论一样，这是关于资本家收入的占有或扣除理论。资本家占有的价值，是工人在商品流通和收入分配的过程之前就已生产出来的。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换句话说，把资产阶级作为整体来看，先前没有生产出来的价值就不可能被分配。

　　① 马克·布劳格，《技术变化和马克思经济学》，1960年库克洛斯版，第3卷，转引自霍罗维茨前引著作第227页。

　　马克思本人认为，表示资产阶级各部分的利润、利息和地租的总和的剩余价值概念的发现是他的主要理论发现。①它把社会的历史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科学联系在一起，既说明了阶级斗争的来源和内容，又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②

　　① “我的书最好的地方是：（1）在第一章就着重指出了按不同情况表现为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二重性（这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2）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的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等等。这一点将特别在第二卷中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31页）。

　　② 波培尔（《开放社会》，第2卷，第160页），认为马克思根本没有发现剩余价值的一般范畴“而是从李嘉图那里继承了它，它援引恩格斯为《资本论》第2卷写的导言作证．恩格斯根本没有说过这类的话。他说，正象任何研究经济学说的人都知道的，从亚当·斯密和重农学派到李嘉图和英国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后李嘉图派的反资本主义者这一大批经济学家，都认为利润和地租是”生产劳动”产品的扣除。只有马克思成功地证明了是什么样的劳动生产剩余价值和剩分价值的真正内容是什么（不管其具体形式如何），并说明了这一过程。

　　因为，我们一旦了解了剩余价值是由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不过是表现为货币形式、价值形式的古已有之的社会剩余产品，我们就了解了当这种社会剩余产品不再主要表现为奢侈品形式（对奢侈品的消费必然是有限的，甚至在罗马帝国时代或者十八世纪法国宫廷中那样挥霍无度的情况下），而是表现为货币形式时所发生的历史性飞跃。货币增加不仅意味着对这种奢侈品有追加的购买力，而且意味着对更多的机器、更多的原料、更多的劳动力有追加的购买力。马克思在这里又发现了一种经济上的强制。私有制，社会劳动分散于不同企业，也就是普遍化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的本性，包含着必须为争取市场份额而进行竞争的一种强制。资本主义的特征要求积累资本，要求多榨取剩余价值，对剩余价值存有不可遏制的欲望，其原因就在这里：资本积累等于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

　　至于价值，我们应该注意它的全部意思就是支配总的可用社会劳动量的一部分。只要记住这一基本事实，就能了解有些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批评意见谈到“资本的生产率”（资本被理解为机器），是完全错误的①除了在科学幻想小说中以外，机器本身决不能雇佣任何社会劳动力。在我们所处的平凡的世界里，拥有机器的人们能够由于拥有机器而雇佣和解雇其他的人。马克思力图说明的，就是这些人的劳动产品是如何分配的，以及这样分配的原因。

　　①萨缪尔逊象庞巴维克一样，是从“你能通过使用间接的或绕远的方法得到更多的未来的消费”这一事实中引出这种“资本的生产率”的（参看《经济学，初步分析》，纽约第四版，第576—577页）。在紧接着的解释中，“增量”却是来自“日常的消费被牺牲”来生产“中间货物”。可是放弃消费的是人。（暂且不谈真正被迫节俭的是什么人）。人生产中间货物，人增加其劳动生产率。这一切人的活动怎么样突然导致从“中间货物”中漫漫流出的价值（所谓“资本的生产率”)，是萨缪尔逊没有解决的一个令人迷惑的秘密。

　　当然，马克思并不“否认”机器能够增加社会劳动生产率。相反，如果读一下《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五章（中文版第十三章），立刻就会看到他比他同时代的任何经济学家都更明白技术的潜在力量。但是马克思的大多数批评者及其他“庸俗”经济学家忽略的问题是很简单的，即为什么增加的劳动生产率的成果应当由资本家占有？为什么在一起劳动的许多人（即著名的“工厂的集体劳动潜力”，《资本论》第一卷发表的本子中省去的原来的第七篇——“第六章”——是对它的重要分析）的联合生产率，也就是科学家、技术人员、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工人、机器发明者等的联合生产率要为机器的所有者增加利润？肯定不是因为机器有“创造”价值即“创造”社会必要劳动量的神奇本领。①相反，肯定是因为机器的所有者处于能够占有那种联合生产率的产品的地位。这样，我们又回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① 机器”本身”拥有的唯一特性，是增加劳动的生产率，从而减少商品价值，而不是“创造”价值。

　　为资本主义利润的辩护中，最近有一个有趣的、多少令人吃惊的创新，这就是由阿尔契安和德姆塞茨阐述的企业理论。①不同的“合作投入量”的所有者被假设有逃避的自然趋势，因为他们都更喜欢象闲暇、吸引人的劳动条件和与同伴聊天的时间这类“非金钱的货物”。因此，阿尔契安和德姆塞茨认为，如果要制止住逃避，某一个人就必须既有监督队员行为的权利，又不愿自己逃避。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有权得到在所有其他投入量被支付了合同数量以后多余的东西，有权终止队员的队籍，并且有权出卖这些权利。普通的工人在很高兴地得到他现在已上升到“合作队”队员地位、与资本家平起平坐的好消息以后，一定想要知道，是由于什么神秘的原因，得到这一切“经济上必要的权利”的这“某一个人”总是“生产资料投入量”的所有者，而从来不是“劳动投入量”的所有者。是因为资本家没有逃避的恶习，或者不喜欢闲暇或吸引人的劳动条件吗？或许还是因为资本主义辩护士先生们极力要抹煞通过生产资料垄断所有制占有剩余价值的事实呢？

　　① A·阿尔契安和H·德姆塞茨，《生产，情报费用和经济组织》，载《美国经济评论》，1972年。

七、马克思的资本理论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资本是以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或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使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一切形式的学院派“经济学”尖锐对立的又一个关键性发现。

　　马克思坚决反对象“庸俗”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持有的那种看法，即把资本看作只是“任何一笔财富”或者“使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任何资料”。①一只用棍子去够香蕉的黑猩猩并不是第一个资本家，一个学会用畜牧业或水利灌溉去增加财富的部落也不是在“积累资本”。资本的前提是：物品生产出来不是为了生产者共同体的直接消费，而是为了作为商品出卖；社会的总劳动能力已被分散成各自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因此商品具有价值；这个价值通过与一种称作货币的特殊商品的交换来实现；因此价值作为一定社会阶级的财产（该阶级的成员作为价值的所有者进行经营以追求价值的增殖），能够开始一种独立的流通过程。如果象亚当·斯密解释的那样，生产的（技术的）分工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的社会组织形式无关），那么资本则不是这种分工的产物，而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在这种分工中，一边是积累价值的所有者，另一边是非所有者。

　　①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954年纽约版，第553—559页。

　　约瑟夫·熊彼特指责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不能说明资本的起源。①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远离真理的了。精通辩证法的马克思非常清楚，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生产和再生产同资本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中的起源和发展之间存在着差别。他反对“庸俗”经济学家不确切地和不科学地使用范畴，把“资本”和“资本主义”作为大致同义的名词不加区别地使用。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资本占有生产资料，资本在生产领域中已居支配地位。资本是指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毛孔中开始独立活动的价值（最初采取货币形式）。资本最初以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出现。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之后，而且只有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资本才以工场手工业资本的形式胜利地进入生产领域。（这在西欧发生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在日本发生在十八世纪。在中国，工场手工业资本的孤立的要素大概比这早一千年就出现了。）

　　①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15—18页。

　　在简单商品生产中，资本并不生产剩余价值。它只是把不依赖资本而产生出来的产品和收入的一部分转变为剩余价值。它能占有按常规应落入资本主义以前的统治阶级之手的社会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例如通过高利贷占有封建地租的一部分）。它能占有按常规应归生产者自己消费的产品的一部分。资本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关系中的这些活动的基本特征在于它几乎不增加社会的总财富；它既不显著发展生产力，也不刺激经济增长。它只能对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秩序起破坏作用，使一些社会阶级加速灭亡。然而，由于它使作为使用价值来生产和消费的产品加速转化为商品，也就是使货币经济加速传播，它能够在历史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出现奠定基础。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中活动的资本，主要属于货币流通和占有的理论。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在说明了货币的性质之后，先在第二篇中介绍资本。第二篇的标题是《货币转化为资本》。这里也是逻辑分析符合于历史过程的，马克思经常提到历史过程，虽然大部分是在脚注中。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活动的资本，即《资本论》的真正研究对象，显然属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理论。马克思在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文版第二十二章）中说明了，当我们从小商品生产者的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时，商品占有规律是怎样转化的。在前一场合，直接生产者是自己劳动产品的所有者；在后一场合，资本的所有者成了直接生产者的劳动产品的所有者。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极力为这一事实辩护，他们说，资本家毕竟把进行生产的工具交“给工人自由处理”。 ①但是历史又为我们拆穿了这种说法的虚伪性。因为在资本主义诞生时（工场手工业时期）发生的，不是资本家把任何新的机器“交给生产者自由处理”，而是资本家把生产者自己所拥有的工具剥夺过来，把它集中在一个共同的屋顶下。②

　　① 例如，参看麦科德·赖特，《资本主义》，1951年纽约版，第135页。马克思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表明了，资本主义如何令人迷惑地把由于社会发展、科学进步、许多工人协作等社会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描绘为“资本生产率”的结果。

　　② 关于十五、十六世纪家庭工业和最初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的这一方面的情况，可以参看N．W．波斯特休穆斯，《来顿城麻布工业散记》，1908年海牙版。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劳动生产出剩余价值，资本家通过占有工人在资本家工厂中生产出的商品而将剩余价值占为己有，资本就是经常由这种剩余价值来增殖的价值。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这种分析如何以私有制为转移这一点，常常既被马克思的批评者又被他的门徒所误解或者作出错误的表述。所以应该对它略加评论。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资本主义都是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私有制容许生产出的商品的私人占有，从而容许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容许私人的资本积累。因此，数世纪的立法工作在商品生产基础上所竖立的整个宪法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以“财产私有权”作为根本，决不是偶然的。

　　但是，我们在考察隐藏在这些法律形式背后的社会关系时所遇到的，自然是某种不只是表面上的私有财产的东西；不然，这个分析就只不过是同义反复了。当马克思说商品生产只是由于社会劳动被分散成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①才有可能时，他指的是社会经济的现实，而不是法律上的现实；后者只是前者的反映，而且有时是很不完全的反映！资本主义所涉及的是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独特关系，是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在那里，社会劳动被分裂成彼此独立的企业，这些企业独自决定自己的投资、价格和为增长提供资本的形式，并且为市场的份额和利润的份额〔在全部生产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中的份额）彼此间进行竞争，因此它们是在独特的经济条件、强制和压力下购买和剥削雇佣劳动的。这不仅仅是“生产者”和“积累者”之间或者“生产者”和“管理者”之间的一般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归根结底是所有阶级社会的特征，完全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第23卷第89页。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四版加的一个注中指出，英语有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达劳动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叫做work。创造交换价值的并且只在量上被计算的劳动叫做Labour，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0页。

　　因此，私人资本的经济组织的内容是独立的企业（不管是小工厂还是庞大的跨国公司）。法律形式是否严格符合这个内容是不相干的，然而这常常提出复杂的法律向题。股东只是收入的所有者呢，还是企业“资产”或“财产”的部分所有者呢？破产法（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对这个问题有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的最详尽的规定。但是极其重要的经济决策（如关键的投资决定）是由所有那些真正独立的而不是附属的企业采取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基本事实是，这些极其重要的决策不是由作为整体的社会或者“联合起来的生产者”采取的。

　　再者，私有财产（分裂的社会劳动）的这种经济组织的内容不应该同为独立企业决策的实际当事人问题混为一谈。不管那些决策者是个体所有者还是股东代表还是所谓经理，都丝毫不影响这一事实，即他们是在上面分析过的那种经济强制下工作的。今天一些象加尔布雷思这样的经济学家，甚至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当代的巨型公司大都已摆脱这种压制的约束。①这是一种错觉，是根据较长的繁荣时期的情况进行推断的结果。事实上，认为不管规模和实力如何的任何巨型公司都能够完全摆脱垄断性竞争的强制，也就是说，不管经济周期和技术革新如何，它的产品总是保证有需求，这种想法，只有在这个公司完全不受经济波动和经济不稳定的影响，即它的生产性质已不是商品生产的时候，才能有意义。这种想法没有得到经验的证实。

　　①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家》1967年纽约版，第18章。

　　加尔布雷思追随鲍莫尔、凯森等人把强制追求最大限度利润（对昨天的企业而言）同强制追求最大限度增长（对今天的大公司而言）加以区分，①只要我们懂得增长基本上是利润的函数，资本积累归根到底只能来自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基本区别就变得没有实际的长期意义了。它们之间只有追求短期最大限度利润和长期最大限度利润的差别，而这的确是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基本差别。

　　①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家》，1967年纽约版，第10章。

　　关于资本的性质的讨论，由于皮埃罗·斯拉法和剑桥学派对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说的“内部”批评而得到了新的有力推动。斯拉法和剑桥学派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新古典学派的“生产函数”中的资本投入量的计算是建筑在循环论证之上的。①因为，如果资本投入的边际量的增减对产量的影响必须加以计算的话，由于所谓“资本货物”是异质的，这只能借助货币来进行。“但是这个为资本投入量定价格或价值的过程必须以有关工厂和设备的利润率为前提，而工厂和设备的价值就是资本投入量”，就是说，“为了证明这个均衡的利润是如何决定的，人们必须假定一个利率”。②出路显然是寻找一种在所有“资本货物”中共同的、与货币无关的实体，也就是重新把社会必要劳动作为一切商品价值的可衡量的实体。

　　① 琼·罗宾逊，《资本积累》，1 956年伦敦版：皮埃罗·斯拉法，《借助商品生产商品》，1960年剑桥版。

　　② 莫里斯·多布，《斯拉法体系和对新古典派分配理论的批判》，载E·K·亨特和哲西·G·斯瓦尔茨编《经济学理论批判》，1972年哈蒙兹沃思版，第207页。然而，我们应该指出，用熊彼特的说法，多布在这里是以典型的新李嘉图派的方式，完全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来证明必须用劳动作为计算单位的。

八、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

　　这样，资本按照定义是寻求增殖、寻求剩余价值的价值。但是，如果说资本产生剩余价值的话，剩余价值也产生追加的资本。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增长表现为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动力是积累资本的动力。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资本家有什么神秘的“积累”的欲望或倾向。这基本上可以由竞争，由“各种不同的资本”的存在来解释。马克思明确地说，若是没有竞争，增长的“熊熊烈火”就会熄灭。①完全垄断化的资本(“单一的世界托拉斯”)将基本上是停滞的资本。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是同作为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动力的机器代替劳动这种趋向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产量的扩大老是保持活劳动投入量和死劳动（机器和原料）投入量之间的一定比例，那么这种扩大很快就会达到物质极限（可供使用的总人力），从而也就达到利润极限。在持久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工资会不断增加并且侵蚀利润，以致使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逐渐归于消失。

　　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增长对活劳动和死劳动的投入量（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比例来说并不是“中立的”。它拥有大量的财富，可以用来扩大节省劳动的装备。要求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持久倾向，确实是资本积累的起文明化作用的主要的副产物，是资本主义客观上为人类作出的主要贡献。资本积累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采取增加工厂设备和原料储备的价值这种基本形式。从长期看，这种积累正象马克思曾经想象的那样，给人以深刻印象。美国所有积累的私人非农场生产者的耐用货物的价值，以不变美元计算，在1900年和1965年之间增长了10倍以上，而这一估计肯定是偏低的，因为它所根据的是由于逃税而偏低的官方登记的材料。

　　资本积累当然不同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统治阶级的行为。如果全部剩余价值都要以奢侈品形式消费掉，那就根本不会有资本积累。资本就将被维持在原有的水平上。马克思纯粹为了进行理论分析，在“简单再生产”的名义下说明过这种特殊情况。这当然不符合正常运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任何“真实”阶段。①我们已经指出过，资本主义的特点正是强制积累，即“扩大再生产”。

　　① 我们可以说：它接近经济周期中一定阶段的停滞状态。

　　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是：由生产劳动所生产、由资本家阶级占有的剩余价值并不是全部被非生产性地消费掉。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被转化为奢侈品，从再生产过程中消失。另一部分则转化为追加资本，用于购买追加的工厂设备、原料和劳动力。这就是资本积累过程：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能够造成剩余价值的新增量，从而造成资本的新增量。资本主义的早期“浪漫派”批评家之一西斯蒙第就已经懂得，这一运动是按螺旋形发展的，马克思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曾以赞许的口气提到他。

　　资本积累只是因为被资本家阶级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没有被奢侈挥霍掉才有可能。这一事实，是关于利润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所谓“节欲”理论（更确切地说是辩解）的出发点。①历史上没有丝毫迹象可以证实这样一种设想：即社会各个成员本来财力是相差无几的，只是由于一些成员有“俭朴习惯”而不象别的成员那样随意挥霍才产生出资本来。相反，所有的历史事实都证明，在一个以前几乎完全限于自然经济（产出的货物只具有使用价值）的社会里，大量“资本”（表现为贵金属及其他财富的形式）的突然出现，不是“俭朴”的结果，而是大规模的海盗行为、抢劫、暴力、偷窃、奴役人和贩卖奴隶的结果。十世纪和十三世纪之间西欧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起源的历史，从地中海的海盗行为经过第四次十字军征讨对拜占廷的劫掠到对中欧和东欧的斯拉夫领土的经常性袭击，是这方面最雄辩的说明。

　　① 甚至熊彼特也千方百计维护这种关于利润的“节欲”理论，虽然并没有赋予它象在西尼耳那里那样的庸俗性质。“资本家把基金变为资本流，他为节欲而得到时报酬，进入基金的积累。甚至在物质上可能的场合，对节制消费也没有额外的报酬”（《经济分析史》第661页）。还可参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16页。

　　这个没有得到历史证实的理论，从当代的经济分析来看甚至更加荒唐。没有人能够严肃地认为，洛克菲勒、摩根和梅隆必须为他们没有把成百上千亿美元花在购买更多的游艇、住宅和私人飞机上的美德而得到补偿—这是节欲说的粗俗说法。还有一种更精致的说法，即认为资本所有者的利润是因为他们把“基金”变为长期投资的“流”而得到的。这完全是一种循环论证。因为，“基金”如果不正好是从“流”中产生出来的，又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就是说，资本如果不是积累的利润，又是什么呢？否认利润产生于生产过程的观点，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情况的一切科学的与实际的观察面前只能逃之夭夭。只要我们了解这一点，关于利润的任何节欲理论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积累过程的考察，是按照两个不同的和继起的抽象层次进行的。在第一卷的“资本一般”的范围内，他基本上是从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交换中发生和流出来的东西这个角度来考察资本积累的；在第三卷中，他是从在“许多资本”领域中发生的东西即资本主义竞争这个角度来考察资本的积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增长）的。所以，关于马克思的批评者对第三卷中阐述的资本积累的运动规律所提出的主要批评意见，我将在给该卷写的导言中加以考察。这里，我只考察资本积累对雇佣劳动的基本影响。

　　马克思不象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其中包括某些对资本主义的最严厉的非马克思主义批评者，他不认为资本积累对雇佣劳动的地位具有简单明了的不利影响。马克恩研究了经济周期中实际工资的运动情祝，他决没有忽视当资本以最快速度积累时工资达到最高水平的事实。①但是，他又一次力图越过这些明显的事实去研究资本积累对劳动产生的价值上的基本变化。

　　于是他得出这样一个论点：资本积累进行的方式本身，资本主义进步的动力本身（固定资本即机器的发展），包含着使劳动力的价值降低的强大动力。因为，既然这个价值是为恢复工人按一定强度进行生产的能力所必需的一定量消费品价值的等价物，由于消费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而引起的这些消费品价值的降低，在所有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劳动力价值的降低。

　　这个论点的意思，既不是说实际工资有下降的趋势（相反，它是以中短期内实际工资稳定不变的设想为根据的），也不是说工人阶级有“绝对贫困不断增长”的倾向。我们将在这个导言的下一节讨论这个误加在马克思头上的理论。但是这个论点的确是说，如果劳动产业后备军的长期趋向是稳定不变或不断增长的话，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成果最终是大部分落入资本家阶级手中，变成为补充的“相对剩余价值”。

　　在世界范围内，自从资本主义存在以来，肯定一直是这种情况。正象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资本主义在扩展时，不仅要创造新的职业，而且还要创造新的失业（破坏先前的工资劳动者、特别是以前不受雇于人的小农和手工业者的就业）。但是计算“劳动力的世界平均价值”自然是一种无意义的抽象。的确，自从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开始向其余世界倾销大批生产的廉价商品以来，至迟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中出现了一种分岔发展的趋势：西欧的劳动后备军长期下降（作为向外移民和商品出口的结果），而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后备军则上升。（这后一种过程当然包括大批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农民、畜牧者和手工业者转变为无业的游民、迁徙不定的季节工和强制劳动者，与西欧几个世纪以前发生的那种情况相似。）

　　因此，“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的发展必须看作是一个有机能整休，而不是不同国家的资本积累过程的简单总和。世界市场好象一个巨大的虹吸管，把价值从我们星球的南部转送到北部（从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转送到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世界市场的这种作用成了帝国主义制度的根基。如何从理论上来说明这种现象的讨论，还处于开始阶段，①这里必须指出，这种现象本身是建立在资本和劳动的不平衡运动的基础之上的，它把马克思打算放在《资本论》原来计划却从未写成的第四卷、第五卷和第六卷论述的那一切方面都引进了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

　　① 例如，可参看：萨米尔·阿明，《世界性的积累》，1970年巴黎版；阿吉里·埃曼纽尔，《不平等的交换》（包括与沙尔·贝特兰的讨论），1972年伦敦版；克里斯提安·帕洛阿，《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1971年巴黎版，以及欧内斯特·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1975年伦敦版，关于这几本书的讨论。非常有趣的是，M·亚瑟·刘易斯在他的《在劳动无限制地充分供应情况下的发展》一文（《曼彻斯特经济和社会研究》第22卷，1954年5月号）中，力图证明，加速的资本积累意味着产生大量工业劳动后备军；但是他把这种情况仅仅局限于开始工业化的阶段，并不同意马克思关于机械化过程不断恢复这种后备军的设想。

　　资本积累是财富以商品形式、价值形式的积累。价值生产变成了目的本身。劳动被贬低到了用以取得货币收入的手段的水平。《资本论》的最引人注目的和最“现代的”部分之一，是考察资本积累对工人和劳动本身造成的非人道后果的章节。马克思自己给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加了这样一个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不仅对资本家说来变成了商品，而且对工人自己也采取了这个形式，这表示劳动的这种贬低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都是工业无产阶级的命运。“官方”政治经济学经过很长的时间以后，直到工人对流水作业线的加速生产愈益频繁地进行反抗之后，才发现了马克思由于透彻了解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机制而早已预见到的东西。

　　因为资本积累的先决条件是为利润生产，因为它把追求最大限度利润作为它存在的理由，精确细致的成本核算要求不断地为降低成本而改组生产过程。从单个资本主义企业的角度看，一个工人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具有基本权利、尊严和发展其个性的需要的人。他是一个“成本因素”，为了把成本降到最低，这个“成本”也必须经常地并且毫无例外地用货币来衡量。即使“人的关系”和“心理上的考虑”被包括进劳动组织，它们归根到底也只是集中在“节省成本”上（节省过多的临时工、过多的工作中断、旷工、罢工等一般管理费）。①

　　① 最极端的情况是成本津贴费用分析中的“成本全盘化”作法，它把人的生病和死亡都用样以货币成本的形式作出结算。

　　因此，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庞大的非人道化的企业，把人从目标本身变为赚钱和资本积累的手段的企业。必然要把工人和一般男女变为可怕的设备的附属品和奴隶的，不是机器，也不是技术上的强制。促成这种骇人听闻的趋势的，是各个企业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资本主义原则。如果投资的指导原则不再是相互竞争的各个企业的“成本节省”，而是全体人类最适当的发展，那么完全可能设想有别种类型的工艺和别种类型的机器。

九、马克思的工资理论

　　说来很奇怪，关于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愈益下降的观点，常常被错误地归在马克思名下，其实却是由那些曾经常遭到马克思猛烈抨击的经济学家们提出来的。它的首创者是马尔萨斯，然后经过李嘉图传到象斐迪南·拉萨尔那样一些与马克思同时的社会主义者那里。不管是在“不变工资基金”的伪装下还是在“铁的工资规律”的伪装下，它实质上是一种人口增长的工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只要工资在一定程度上超出生理上的最低限度，工人就会生更多的孩子，这反过来又会造成大规模失业，把工资重新压回到最低限度。

　　这个理论的逻辑缺陷是很明显的。它考察的只是在劳动力供应方面发生的情况；需求方面发生的情况完全不在考虑之列。它设定的前提条件是：潜在的劳动人口是人口增长的一次函数，而人口变动又是实际收入的一次函数。所有的中间环节——象收入增长不仅对儿童死亡率而且对出生率的影响，更不要说收入增长和工人阶级有组织力量的增长对工作周的长度、训练时间的长短和退出劳动过程的时间的影响——都被排除在推理之外，从而导致错误的、甚至荒谬的结论。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自己的工资理论同他那个时代的学院派经济学家所持的意见加以比较，我们立刻就会看出他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因为他不仅指出了被资本主义转变为商品的劳动力同所有其他商品一样有客观决定的价值，而且指出了劳动力的价值有区别于所有其他商品价值的特性，即它取决于两种因素：工人阶级的生理上的需要和历史道德方面的需要。

　　这个区别与劳动力的独特性质有密切联系：劳动力是同人不可分地联在一起的商品，人不仅有肌肉和胃，而且有意识、神经、欲望、希望和潜在的叛逆性。劳动的体力可以用能够弥补能量损耗的卡路里投入量来衡量。但是按照一定节奏、一定强度，在一定条件下，使用愈来愈精密和昂贵的设备从事劳动的意愿，却要求有这样一种消费水平作为先决条件，这种消费水平不只是能够弥补能量损耗的卡路里总量，而且还是那种被工人阶级通常算作自己的“日常的”、“习惯的”生活水平的函数。①马克思注意到，各国之间这种习惯的生活水平相差很大，通常是那些有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国家高于那些还处于工业化以前阶段的或者说还在经受“原始”资本积累的阵痛的国家。②

　　①列宁强调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工人的需要日益增长（《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第89——90页）。又参看马克思：“不过现在可以顺便指出，工人享受范围的相对的界限（只是量的而不是质的、而且只是由于量才引起的质的界限）还会使工人作为消费者……同例如古代或中世纪的劳动者或亚洲的劳动者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作为生产当事人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42页。还可见同上书，第134—135页，第391页）。

　　② 卡尔·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99页，《资本论》第1卷第20章《工资的国民差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14页—617页。这方面最明确的说法可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分册中看到：“在世界市场上一个国家同其他国家相比，生产率越高，它的工资也就越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二分册第5页）。

　　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出乎预料的结论：根据马克思著作的这一方面来看，实际工资实际上应该是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也就是资本主义较先进的发展阶段——应该高于欠发达的国家。这也就是说，实际工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工业化水平为提高而增长。另一方面，我们在前面已注意到，马克思说明工资在经济周期中的波动（即劳动力的价格而不是价值的波动）主要是受产业后备军伸缩的影响。实际工资在繁荣和充分就业时会增长，在衰退和大规模失业时会下降。然而也指出，这种运动决不是自动进行的。工人能借助实际阶级斗争（包括工会行动，正因为这个原因，马克思认为工会行动是不可缺少的），利用“劳动市场”上的较有利条件来提高工资，而衰退的主要影响则会削弱工人阶级对削减工资的抵抗。

　　但是马克思在工资问题上坚持了他的价值理论。工资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和所有其他价格一样，工资并不是任意波动的，而是以劳动力的价值为轴心，围绕着这个轴心波动的。受经济周期的盛衰影响的工资运动只能说明短期的波动，而包括这种短期波动在内的更广泛的分析则说明，工资的长期波动与劳动力价值中的变化之间是一种函数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工资理论称作资本积累的工资理论，它与马尔萨斯——李嘉图——拉萨尔学派的粗糙的人口学的工资理论是相对立的，工资的长期运动在下列五重意义上是资本积累的函数：

　　1、资本积累意味着包括在工人阶级一定生活标谁（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为既定）之内的一定量消费品价值的下降。在这种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在所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降低劳动力的价值。让我们再说一遍：劳动力价值的这种下降并不意味着实际工资的下降，而只是意味着实际工资的稳定。

　　2、资本积累意味着以前不包括在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之内的消费品价值的下降和产量的增加。如果主客观条件都有利，工人阶级能迫使这些消费品包括到被承认的最低生活水平中去，能够扩大劳动力价值的“道义和历史”方面的组成部分，从而增加其价值。这种情况决不会自动发生，主要是阶级斗争的结果。

　　3、如果劳动力的长期结构性供应不大大超过需求，或者甚至低于需求，资本积累将有利于劳动力价值的增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的工资从一开始就大大高于欧洲，欧洲在十九世纪后期因劳动后备军大量移民海外而工资开始显著上升，而不发达国家中长期大批失业和就业不足使得劳动力的价值在最近二十年中一直下降（有时甚至实际工资也下降）。

　　4、资本积累形成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增长决不能突破的上限。当劳动力价值的增长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大量下降时，资本积累就会放慢，大规模的失业就会重新出现，工资就会“重新调整”到适应资本积累的水平。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能够降到劳动力价值的“历史——道义”部分完全消失、工资实际上只能满足最低生理需求的水平，但是不能够上升到劳动力价值的“历史——道义”部分把作为资本积累源泉的剩余价值完全占去的水平。

　　5、资本积累意味着对工人的剥削增加，其中包括劳动力的损耗增长，特别是通过强化生产过程。但是这也意味着，即使为了劳动力在生理上的再生产就需要更高水平的消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主义通过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而提高了劳动力的价值。①关于资本积累对劳动力价值的这种影响，特别容易找到从反面证实的例子。只要工资下降到低于一定的水平（特别是在战争或反动独裁政府的影响下），工人的生产干劲就会下降，劳动力就会由于工资水平太低而不能恢复其充分生产能力。

　　① 我们已经指出，劳动力的价值是一个客观范畴。这意味着，在其他一切情况相同时，劳动过程的强度有重大增长，就会导致劳动力价值的增长。劳动力的较大浪费，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消费，例如需要消费含有较多热量的食物，如果要维持劳动能力不被损坏的话。罗兹多尔斯基（前引书，第1卷第331页）在这方面提请人们注意奥托·鲍威尔在工人简单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生理需要”和劳动过程中产生的需要之间所作的区分，后一种需要与前一种需要比起来正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强度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

　　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学者一直到现在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绝对贫困化的理论”（这个理论明显地意味着不仅劳动力的价值而且甚至实际工资都有倾向性的下降）是马克思的创造呢？①首先是因为马克思在他的青年时期的著作中的确主张这种理论——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②但是这是在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研究还没有达到最终成熟结论时提出的。只是到1857—1858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具备了完整的形式。在马克思写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后，他的经济分析中就再也没有任何这种绝对贫困化历史趋势的痕迹了。

　　① 例如：帕累托，前引著作，第63页；路德维希·冯·米斯，《社会主义》，1938年巴黎版，第438页；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34—38页；卡尔·波培尔，《开放社会》，第2卷第155—158页，W·亚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的理论》，1955年伦敦版，第298页；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第二版）．1954年伦敦版，第284、293页。有两位作者虽然很仔细地研究了马克思并且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却重复了同样的错误，这就是约翰·斯特拉切（见他的《当代资本主义》，1956年伦敦版，第101—108页）和弗里茨·斯特恩伯格（见他的《帝国主义》，1962年柏林版，第57—60页），比较客观的是保尔·M·斯威齐（见他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1943年牛津版，第87—92页）和J·斯坦德尔（见他的《美国经济中的成熟和停滞》，1952年牛津版，第14章。

　　第二，因为许多学者把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取决于工人用工资购买的消费品的价值）的论述同实际工资的范畴（取决于工人用工资购买的消费品的数量）混淆起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劳动的生产率不断增长，这两个范畴能够向相反的方向发展。①

　　① 《资本论》第1卷第十五章包含有这方面的重要提法：“可见，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力的价格能够不断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同时不断增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1页。同样，在《工资、价格和利润》末尾的一段著名的话中，马克思说．“……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使平均工资水平提高，而是使它降低，也就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3页。接着他又补充说，工人为提高工资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力求维持劳动力的价值。这整个论据适用于劳动力价值的趋势，而不适用于实际工资的趋势。

　　第三，因为《资本论》第一卷中有两段著名的话一直遭到曲解。①在这两段话中，马克思的确都谈到“不断增大的贫困”和赤贫以及“贫困的积累”。但是上下文很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过剩人口”、“工人阶级中的贫苦阶层”，也就是失业的或半失业的穷人的贫困。对英美这类富裕国家里的贫困现象的调查②已明显证实，无产阶级中的这些领养老金者、失业者、病残者、堕落者或无经常性职业者阶层的贫困，的确是资本主义（包括“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的持久特征。问题只是马克思在这些段落中用了模棱两可的、极容易引起误会的说法。

　　② 例如，参看迈克尔·哈林顿的经典著作《另一个美国》（1963年哈蒙兹沃斯版）和布赖恩·阿伯尔·斯密和彼特·汤森德的关于英国的著作《穷的和最穷的》（1903年伦敦版），据这本书估计，英国在建立福利国家二十年之后，人口的百分之十四（七百万人！）生活在贫困中，或在贫困的边缘，揭示出这种贫困根源于雇佣劳动制度，不消灭迫使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的经济强制就不可能永远消灭这种贫困（即不管人们干多少活或是否干活，大家都有得到保障的生活标准）——这是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发现之一，对他的经济理沦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这是不是说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过任何工人阶级贫困化的理论，或者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状况的总趋势作过乐观的预言呢？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五章（中译本第二十三章）来看，这样设想自然是极其荒谬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章象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成熟著作一样，根本没有涉及实际工资的运动情况，正象论述价值的几章并未涉及劳动力商品以外的商品市场价格的运动情况一样。这一点在上面讨论过的那段话里是明确表明了的，因为马克思在那里说，“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①

　　我们事实上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关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两层意义上趋于相对贫困化的理论。首先是在生产工人从他们生产的新价值中获得的部分越来越小的意义上，换句话说，剩余价值率有增长的趋势。第二是在即使工资增多也不能满足工人作为人的需要的意义上。甚至对由于资本积累造成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要求的额外消费需要也不能满足。我们只要想一想，即使在今天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在教育、保健、技能的获得和提高、闲暇、文化、住房等方面的需要都得不到满足，就可以看到，尽管有所谓“消费者社会”，这一假定仍然是何等正确。但是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工人作为生产者和公民的需要——充分发展个性、成为富有的和有创造性的人的需要；无意义的、机械的、部分化的劳动的专横，生产能力的异化和真正人类财富的异化，无情地把这些需要压得粉碎。

　　除了这条关于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遍相对贫困化的规律之外，马克思还指出一种周期性绝对贫困化的趋势，它基本上依赖于失业的运动。这种趋势是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周期性波动的必然性，也就是发生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或“衰退”（这样叫，较少刺激性）的必然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的工资理论还有一个方面，几乎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它争论不休。这就是“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不同价值向题（不管是否同这样一个问题有关，即马克思是否令人满意地解释了这一事实：按照他的劳动价值论，熟练劳动在一小时劳动中比非熟练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从庞巴维克开始，有些批评者声称在这里发现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矛盾。①因为，如果说熟练工人比非熟练工人在价值上的较高生产率是前者的较高工资的函数的话，那么我们不是又回到亚当·斯密那个著名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吗？（亚当·斯密认为，“劳动价格”决定货物的“自然价格”，但反转来又被一类货物、所谓工资货物，即食物的“自然价格”所决定。）

　　① 例如，参看庞巴维克，前引著作，第80—85页；帕累托，前引书，第52—53页；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24页等。最近，波布·罗桑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熟练劳动》一文提供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很有趣的讨论，该文载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讨论会通报》1974年春季号。

　　但是事实上，马克思不是象他的批评者所错误地认为的那样，他避免了这种循环论证。他从来没有用熟练劳动所得到的较高工资来说明一小时熟练劳动比一小时非熟练劳动所包含的较高价值内容。这种较高的价值内容在马克思那里是严格地按照劳动价值论来说明的，即为了造成熟练技巧必须要有额外的劳动花费，其中也包括花在那些没有学成的人身上的全部费用。①一小时熟练劳动同一小时非熟练劳动相比所产生的较高价值是由这样的事实造成的，即熟练劳动参加到社会（或某工业部门）的“总劳动力”中去的不仅是它本身的劳动力，而且还有为取得它的熟练技巧所必需的那部分劳动力。换句话说，熟练劳动的每一小时可以被看作是一小时非熟练劳动与一个由它的培养费用决定的系数相乘的积。②马克思在同样情况下谈到与“简单劳动”相对的“复杂劳动”。熟练的技巧可以比作一种追加的工具，它本身不产生价值，但是它把本身价值的一部分转移到熟练工人生产的产品的价值中去。

十、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马克思想要提出他自己的货币理论，是因为看到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中有一个相当大的缺陷。①虽然李嘉图对商品坚持严格的劳动价值论，但是他认为，只有当流通中黄金的数量与其他商品的数量和价格确成比例时，这一点才适用于黄金。货币流通的增减会引起商品价格的升降，而这反过来又会引起黄金价值的进一步减少或增加。马克思力图克服这种自相矛盾的缺陷，他的办法是，在严格应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把他的货币理论同他关于价值、价值生产和自主的价值流通（货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一般论述结合起来。

　　同价值理论一样，货币理论的最重要方面是质的方面，对这一点，无论是马克思的批评者还是他的门徒迄今为止都很少注意。在一个建立在普遍化商品生产之上的社会中，社会劳动被分散成许许多多各自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这使得劳动的社会性质只有在事后、即只有通过商品的出售和在出售中获得的等价物数量才能得到承认。因此，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只能表现为商品之外的东西，即表现为货币。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普遍化商品生产）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事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中详细分析了这一现象），不应该被理解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因受错误意识的驱使，当实际上同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打交道时，具有同物发生关系的幻觉。这也是一种客观的必然和强制。在普遍化商品生产的条件下，社会劳动除了通过与货币的交换以外，不能够被直接承认。商品的流通不能不产生出它自己的对应物——交换媒介即货币的流通。①货币是抽象社会劳动的必然物化：这是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质的规定性。

　　① 参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3章开头作的脚注：“为什么货币不直接代表劳动时间本身，例如，以一张纸币代表x个劳动小时，这个问题可简单归结为，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为什么劳动产品必须表现为商品，因为商品的表现就包含着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商品这种二重化。或者说，为什么私人劳动不能看成是直接的社会劳动，不能看成是它自身的对立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2页）。

　　正是由于忽视了货币的这种扎根于特殊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基本社会性质，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许多学者，①想赋予货币和货币发行以他们在私有制社会中所无法实现的职能。设想商品的交换价值通过发行“适当”数量的货币能“自动”实现，前提必须是那个价值是事先确定的，花费在生产这些商品上的所有劳动都是社会必要劳动。换句话说，前提必须是在供应和有效需求之间存在着永久平衡，也就是完全没有商品生产，而只有与有意识登记的需要完全符合的生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包括在垄断资本主义下，这是永远不能达到的。

　　① 例如，希法亭建议（《金融资本》第29—30页）有一个叫做“社会必要流通价值”（gesell—schaftlich notwendiger Eirkulationswert）的范畴，就是用货币流通速度来除所有商品的价值总和得出的结果.希法事没有发觉用流通手段的速度来除价值的量，即社会必要劳动量是不合适的。自然，只有价格（价值的货币表现）能够被这样地除，商品除非有价格（初始的），不然就不能进入流通过程。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58页。

　　从交换过程中、从商品流通中产生的货币之所以能实现这些商品的价值，只是因为它本身有价值，因为它是社会必要抽象劳动生产的商品。因此，马克思的货币理论首先是商品货币理论，货币本位（贵重金属）以其内在固有价值进入流通过程。从这个观点出发，马克思必须摒弃适用于以黄金或黄金白银为基础的货币的任何数量货币理论。如果一定数量黄金在一定流通速度下具有的价值高于它所应交换的商品总和的价值，那么它在流通过程中象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不能“失去”价值（即不能由于黄金多而引起商品涨价）。只会是部分黄金被撤出流通和储藏起来，直至流通需要增加时再重新投入。

　　但是，如果说这种商品货币理论在货币直接以贵金属为基础时完全排斥数量理论，那么当问题涉及到作为贵金属代表或符号的纸币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场合，不管纸币按法律规定是否可以兑换成黄金，①如果纸币的发行量在黄金的一定价值和纸币的一定流通速度下能实现所有流通商品的价格，那么它就不会使这些价格受到影响。但是，如果流通中的纸币数量的票面价值增加了一倍，在所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用这些货币表示的价格也将增加一倍，这与劳动价值论不是矛盾的，而是一致的。简单地说，如果我们假定每单位黄金一年只流通一次，那么，1,000，000吨钢＝1,000公斤黄金这个等式就表示，为了生产这两个不同数量的钢和黄金需要同祥数量的社会必要抽象劳动（譬如说一亿人时）。如果1,000，000镑代表1,000公斤黄金，那么一吨钢售价一镑的事实正好表明一吨钢和一公斤黄金之间价值（抽象劳动）相等。但是，如果由于增加纸币发行量，1,000公斤黄金现在不是由1，000,000镑而是由2,000,000镑代表，那么，在所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钢的价格将严格按照劳动价值论从一镑提高到二镑。

　　① 例如，法国在1870—1871年被德国打败之后就是这种情形，那时，由于要用黄金向帝国偿付沉重的战争赔款，暂时停止了法朗的兑换，而没有在第三共和国引起任何通货膨胀。

　　这并不是说，在纸币问题上，马克思是任何机械的数量货币理论的支持者。他的理论同数量货币理论的传统形式之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是这个相似之处受到两个基本因素的限制。首先，对马克思说来，在使用纸币时和在使用金属货币时一样，作为价格变动的“第一推动力”的仍是商品价值的运动，即物质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而不是流通纸币数量的增减。①在这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考察了在危机爆发时增加货币流通的需要，并且尖锐地批评了英格兰银行由于应用“通货原理”在加重货币恐慌和货币危机，从而促使生产过剩危机恶化中的作用（那时这种危机正好与黄金从英国外流同时发生）。然而，他同样否认通过增发货币可以防止衰退的任何可能性。②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84页。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中，马克思在第3章的页边上加了一个注，在以后各版中，恩格斯把这个注变成了一个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8页）。马克思在那里指出了作为普遍生产过剩危机表现的货币危机同独立的货币危机之间的区别。

　　其次，马克思非常清楚，一个机械的数量理论的方程式的所有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排除了只是从其中一个因素的独立变化引出结论的可能性。例如，他知道，货币流通速度是由经济周期共同决定的，在只有货币数量被认为要变化的阶段不能被看作是稳定的。但是，对他在这一切问题上的意见的分析以及对他关于货币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和虚拟资本的整个理论的评价，应该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导言中而不是在第一卷的导言中进行。

　　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普遍化，货币越来越变成为货币资本。它在流通过程中越来越被“货币符号”所代替，越来越从交换手段变成为支付手段，即成为债务的对应部分，成为信贷工具。但是马克思在考察货币的信贷作用时严格坚持劳动价值论，因此他的整个经济学体系是彻底“一元论的”。作为所有商品交换价值的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和作为结算债务的手段的货币（由于销售信用普遍化的结果），都是对一定时期社会总劳动耗费的一部分提出要求。不管通货的“票面”价值是什么，不管价格的“计量标准”是什么，可分配的劳动量显然不可能多于同一时期内生产和储备的数量。另一方面，由于商品生产的既定性质，货币流通的任何普遍增长（“总需求”的任何增长）都不能防止发生这样的事情，即生产出来的商品不会遇到能容许它们的企业主至少实现平均利润率的“独特需求”。技术上的变化，不同工厂和企业之间在生产率上的差异，在实际工资和消费支出结构上的变化，使投资方向和结构发生变化的利润率的变化——所有这一切复杂运动在普遍化商品生产条件下使得经济周期和周期性衰退成为可能而且甚至必不可免，而这些复杂运动是不可能通过控制通货数量或通货单位来消灭的。马克思逝世后，特别是“凯恩斯革命”后的经验充分证实了这种论断的正确性，虽然这种经验也证实了，在某种特定情况和特定限度内，货币政策能够缩小经济波动的幅度，这种情况马克思也是非常清楚的。①

　　马克思说黄金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切纸币制度的“最后”基础，又是各国中央银行（和资产阶级）之间用以最后结算的唯一可以接受的“世界通货”。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简短评述，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由于美元不能兑换黄金而崩溃的今天，读起来特别令人感到兴趣。有趣的是，马克思虽然反对一切用协议或国家强制来说明货币“价值”的理论，①却把黄金这种作为国际间最后结算手段的作用与资产阶级国家的独特作用联系在一起。在国家的职能当中，有一项是创造“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一种公认的通货肯定属于这种“一般条件”。有固定兑换率的纸币只有通过国家的权威才能在一定限度内强行通行。②但是若没有这种权威，就不能迫使商品所有者接受他们认为膨胀了的纸币来换取他们的货物。因此，若要使“纸的黄金”成为世界市场上通用的交换手段和支付手段，必须先有世界政府，换句话说，必须没有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说到底必须先使私有制消亡。希望这种局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是一种空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12页，第13卷第1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策，第62—78页；第13卷第106、109—112、139—143页。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远不及他的经济理论的其他部分那样受到后来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批评和讨论。①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希法亭、考茨基和瓦尔加之间的确有过一次很有趣的讨论，问题是关于从商品价值归纳出“社会必要货币量”的可能性——这种设想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它把商品的价值与价格混淆了。②而且，瓦尔加在二十年代早期继续进行的一系列论战中还坚持认为，由于中央银行按固定价格购买黄金，黄金内在价值的波动不会影响一般价格水平，而只能支配生产率达到能按一定黄金价格提供平均利润率的水平以上的金矿的级差地租的高低。③后来的事态发展，特别是最近四、五年的事态发展，已经证实，企图对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进行的这两处修正都是没有根据的和错误的。

　　① 很少见的一个例外是布鲁诺·弗里琦的书《卡尔·马克思的货币和信贷理论》，1968年法兰克福版，它虽然持很严厉的批判态度，却承认马克思的功绩是“第一个真正的信贷理论家”，更早的一本由H·布洛克写的书《马克思的货币理论》（1926年耶拿版），要薄弱得多。

　　② 卡尔·考茨基，《货币、纸币和商品》，载《新时代》1911—1912年第24、25期。

　　③ 欧根·瓦尔加，《黄金生产和物价上涨》，载《新时代》1911—1912年第1卷第7期和1912—1913年第1卷第16期；鲁道夫·希法亭，《货币和商品》，同上，1911—1912年第1卷第22期；卡尔·考茨基，《黄金生产的变化和物价上涨的可变性质》，《新时代》1912—1913年第16期；奥托·鲍威尔，《黄金生产和物价上涨》，《新时代》，1912—1913年第2卷第1和第2期。瓦尔加和E·路德维希1923年在德共理论机关报《国防》上继续进行了这一讨论。

十一、资本论和资本主义的命运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由于把理论与历史融为一体，在经济学领域中显示了它对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政治经济学的优越性。《资本论》之所以继续同样强烈地吸引着朋友和敌人，是因为它能够正确地预见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其中包括推动这一长期发展前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内部矛盾。一代接一代继续指控马克思抱有“不科学的”偏见或者沉缅于抽象预言的那些人，①不能回避拿出证据的责任。他们必须说明这个神秘的事实：一个在他们看来如此缺乏分析工具的思想家竟能够准确无误地找出了已在一个半世纪中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运动规律。

　　① 最突出的例子是波培尔在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中提出的指控。还可参看这同一作者在前面引证过的著作《推测和反驳》第336—346页。

　　除了误加在马克思身上的所谓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不断增长的规律以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结论中自《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以来遭到攻击最多的方面，就是所谓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理论。这个理论最先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遭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的严重挑战，当时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进行了无力的捍卫，①而在最近几十年中它一直受到学者们千篇一律的嘲笑。他们都这样反问：难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表现出了远远超出马克思预见的适应变化和自我改革的能力吗？②

　　① 关于伯恩施坦对崩演理论提出疑问，参看前引著作第113—128页。对它的很温和的回答，见海因利希·库诺，《关于崩溃理论》，载《新时代》1898—1899年第一卷第424—430页。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已提出，通过“总卡特尔”进行活动的、没有危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前引著作第372页）。

　　② 例如，参看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前引著作第236—239页；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42页：波培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第155页以后；C·A·R·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1956年伦敦版，第3—5页等。在意大利出版了由户齐奥·科莱蒂克和克劳迪奥·拿波隆尼编的一个关于崩溃理论的有趣的多卷本文集，《资本主义的未来—是崩溃还是发展？》，1970年巴里版。

　　这方面的论据通常包含有一个基本缺陷：即它们证明不了它们想要证明的东西。它们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度过了这么许多危机，因此谁也不能认真地怀疑它度过未来危机的能力。但是同时它们又坚持认为，西方现在的经济制度再也不能被看作“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为了克服行将毁灭它的危机，通过连续不断的自我改革和适应变化，已将自己转变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组织。它们对这种经济组织的称呼，使用得最多的是“混合经济”,间或用来称呼它的还有一大堆其他的名词，例如，“管理资本主义”、“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管理社会”、“技术结构统治”等。①

　　① 发展了这类分析的所有重要作者，不可能都一一列出。这里只指出几种主要的趋向：詹姆斯·伯纳姆的“管理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和萨谬尔森的“混合经济”（参看克罗斯兰，前引著作，第29—35页）；罗宾·莫里斯的”管理资本主义”；加尔布雷斯的“技术结构”（《新工业国家》）这跟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理查·洛温塔尔（笔名是保尔·塞林）在《资本主义的彼岸》（1946年纽伦堡版）中的分析极为相似，也许加尔布雷斯事先并不知道这后一本著作。

　　但是《资本论》不只是了解产业革命以来世界发展的基本轮廓的有力工具。它也给我们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明确概念。资本主义既不是“完全竞争”的社会，也不是“贫困不断增长”的社会，也不是“私人企业家统治工厂”的社会，甚至也不是“金钱是唯一主宰”的社会。这类模糊的、不确切的定义避开了基本的问题，使得在今天西方的经济制度和《资本论》所分析的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上出现了无穷的混乱。①《资本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上是由三个条件而且只是由这三个条件决定的：1、生产者群众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资料所有者，而是必须向这些所有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2、这些所有者被组织成各个企业，它们彼此间为争夺商品销售市场、有利的投资场所以及原料来源等而进行竞争；3、因此这些生产资料所有者（各个企业）不得不向生产者榨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以积累越来越多的资本——这在普遍化商品生产和普遍异化的条件下导致劳动机械化的不断增长、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和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

　　① 这里有波培尔［注：原译为“波塔尔”。现根据向青的校对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的一个很典型的说法：“把现代民主的经济制度与马克思称作‘资本主义’的制度等同起来是如何荒唐透顶，只要把它同马克思（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主义革命十点纲领加以对照就一目了然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第129页。

　　如果说上述三条是衡量的标谁，那么毫无疑问，西方社会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和资本仍然是社会的两个敌对阶级；资本积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那个社会的基本动力；驱使各个企业奋力前进的是私人利润的榨取和实现。

　　当前西方社会中的下述现象，如有些企业实行了国有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日益增加，竞争已经变得“不完全”（竞争已不再是主要靠削价，而更多是靠降低生产成本和增加销售），工人有强大的工会（在剧烈的社会危机条件下，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被取消的时候除外），他们的生活水平已远远超过马克思的预料——所有这一切决没有消除或减少《资本论》所规定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特征，由此产生出的这个制度的所有基本运动规律。因此，这些基本运动规律继续有效。

　　我们甚至可以不致自相矛盾地认为，从结构的观点看，二十世纪最后25年间的“具体”资本主义比马克思在1867年校阅《资本论》第一卷清样时的“具体”资本主义远为更接近《资本论》的“抽象”模式。首先，因为处于中间地位的、自己拥有生产资料的独立小生产者阶级，在一个世纪以前仍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今天几乎已不存在；被迫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资劳动者今天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中达到有经济活动能力的人口的80％以上，有几个国家甚至超过了90％。其次，因为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已造成这样一种情况：不仅每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由几百家大公司统治，而且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全部财富的三分之一集中在几百家跨国公司手中。第三，因为劳动的生产率和客观社会化已提高到如此程度，以致为私人致富而生产价值变得比马克思在一个世纪以前所能预见的还要更加荒唐，而且全世界都在大声疾呼，要求在自觉地和民主地选择的优先项目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利用资源来满足需要，这种呼声是如此强烈甚至社会主义的敌人也不会不理解这种信息的意义。①

　　① 例如：参看象巴里·康蒙纳这样的学者对生态危机的反应（《结束的循环》，1972年伦敦版）。

　　人们可能要问，那么为什么剥夺者还没有被剥夺呢？为什么资本主义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还安然健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二十世纪的政治社会历史进行详细的回顾。但是首先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从未预言过资本主义制度在一次“最后的”危机中，单是由于经济“原因”而突然自动崩溃。在《资本论》第一卷著名的第三十二章《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一节中，马克思描写了一些引起社会力量反作用的经济趋势。无产阶级的增长，对它的剥削的增长，对这种剥削的有组织的反抗的增长，是推翻资本主义的主要杠杆。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客观社会化，为建筑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集体所有制和自由协作基础上的社会创造了经济前提。但是它们并不会在某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自动产生出这样的社会。它们必须被有意识地利用来在社会危机的有利时刻以革命方式推翻这个制度。

　　马克思丝毫没有关于经济因素自动起作用的宿命信念。他曾一再说，人们的历史是由人们自己创造的，而且必须由自己创造，只是这种创造不是任意的，不是离开他们所处的物质条件的。①因此，任何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只有当它是有意识推翻资本主义的理论即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时，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末尾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一节中，只是大致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内在矛盾怎么样和为什么使得这种推翻成为既是可能的又是必然的。其余的事情，用马克思的话说，要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的增长去完成。

　　① 例如，参看马克思1871年11月23日致费里德里希·波尔特的信的末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337页），马克思在那里说明了工人阶级为了能够与资产阶级争夺政权必须有预先的组织，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受到通过宣传鼓动和行动的系统教育，将仍然是资产阶级政治的俘虏。

　　② 罗莎·卢森堡早在1899年就很好地综合了各种矛盾的趋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越来越接近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它的政治和法律关系〔我们还可以加上，它们在人们心灵中的意识形态反映〕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注：原译为“之前”。现根据向青的校对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筑起一道越来越高的城墙。这道城墙不能被社会改良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过程的发展所推翻，反而被它所加强。”《改良或革命》，载玛丽·阿丽斯·沃特斯编《罗莎·卢森堡言论集》1970年纽约版，第57页。

　　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日益增长的经济矛盾和资本主义的崩溃之间，有一种必不可少的中介：工人阶级（包括革命领导）进行革命行动所需要的阶级觉悟、有组织的力量和能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章没有被写进《资本论》。也许马克思曾打算在那本他想要写、但是没有来得及动笔的关于国家的书中讨论这个问题。不管怎么样，他没有留下关于他这方面思想的系统阐述，虽然在他的文章和信中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关于这个问题的零散的思想。这样，我们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的主观因素理论”的东西，就要由他的最有天赋的追随者，其中首先是列宁、托洛茨基和罗莎·卢森堡，去系统地阐述了。

　　资本主义在工业最发达国家中一直生存到今天，肯定是超出马克思的预期的。但是这不是因为这个制度已经按完全不同于《资本论》所预言的方向发展，也不是因为它已经能够避免爆炸性社会危机的周期性重复。相反，从俄国1905年革命以来，特别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危机已经成为当代历史的经常性特征。

　　在这种危机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确已经在许多国家被推翻了，俄国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国家。但是与马克思所预期的情况相反，这种推翻不是发生在那些由于资本主义极大地发展、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和经济上最发达，因此资产阶级也很强大的国家中，而且发生在那些资产阶级最软弱，因此政治力量对比有利于能够获得农民强大支持的年轻无产阶级的国家中。要理解历史所走的这种迁回道路，在分析时必须考虑到两个重要因素：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发展及其对生活在社会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类的影响（不平衡发展和结合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是西方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漫长的“有机成长”时期（1890—1914）的缺乏经验同日益增长的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国家的结合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后者造成了西方在1918—1923年间（首先在德国和意大利）发生的首批大规模革命危机的失败。由于这种失败，胜利的俄国革命本身变得孤立无援，而国际工人运动则进入了斯大林主义的黑暗时期，到五十年代才慢慢开始恢复正常。这使我们回到了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主观因素理论的问题上，——顺便提一句，这说明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1895——1930年期间的繁荣发展之后，也发生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几乎完全停滞。

　　围绕着“崩溃理论”的争论有一个缺陷，即混淆了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向题是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代替是不是必然的（即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经济矛盾的必然结果），另一个问题是在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会不会永久存在下去。对前一个问题的否定答复决不意味着对后一个问题的肯定答复。的确，古典马克思主义者仿照青年马克思，以两难［注：原译为“二唯”。现根据向青的校对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推理的形式提出了他们的预言：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状态。

　　人类从奥辛威茨和广岛以来所目击的社会灾难表明，这种预言中并没有任何“浪漫”的东西，它包含着对交换价值生产、资本积累以及为个人致富目的本身而进行的斗争中所潜藏着可怕的破坏力有清楚的认识。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崩溃如何发生的具体途径，还许可人们作各种推测。价值生产的下降趋势（由于半自动化而产生的劳动总时数的缩减）、实现剩余价值的困难增加、不进入再生产过程的浪费产量增加、国家资源的枯竭、尤其是利润率的长时期下降趋势——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还远不是很清楚的。①但是，完全可以肯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适应性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且它正在一个领域接着一个领域地逐渐达到这种限度。

　　①　我将在《资本论》第3卷导言中回过头来谈这整个问题，特别是关于崩溃理论的争论与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关系问题。

　　看来，资本主义不大可能再度过半个世纪的危机（军事的、政治的、社会的、货币的、文化的），从1914年起，这种危机从来没有间断过。最可能的是，《资本论》及其所代表的东西，即体现无产阶级最高阶级觉悟的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分析，将最终被证明，对资本主义被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无阶级社会所代替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一、第二卷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总分析中的地位

　　恩格斯在1884年2月25日致俄国民粹派分子拉甫罗夫的信中说：“第二卷是纯学术性的，谈的都是有关资产阶级本身中间的相互关系问题。”①十七个月以后，他告诉左尔格：“这一卷定会使人大失所望，因为它在颇大程度上是纯学术性的，很少鼓动性的材料。”②最后，他在1885年11月13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中说：“我不怀疑，第二卷也会使您象我一样感到高兴。在这一卷里，理论阐发得确实是精辟高深，庸俗的读者是不会花力气去深入领会它们并坚持到底的。目前德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在德国，全部历史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已经堕落到几乎是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在理论方面一向顶多不过是一些略带博爱主义色彩的庸俗经济学家，而现在他们简直已经堕落到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辩护士的地步。对他们来说，第二卷将始终是一部无法弄懂的书。……官方的经济书刊对它保持谨慎的沉默。”③

　　这些预见在远超出恩格斯担心的程度上得到了证实。事实上，十年以后，两个年轻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斯·布尔加可夫，才首次应用第二卷中的主要的概念创新。几乎又经过十年，这些概念才通过一场国际争论最后进入德国和西方世界，在这场争论中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尽管那时他仍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修正马克思的某些关键性理论。①《资本论》第二卷确实不仅是“一部无法弄懂的书”，而且是一部被人遗忘的书。直到今天，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这样。

　　①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英国商业危机理论与历史的研究》1894年首次在俄国出版，据罗兹多尔斯基说，这一版本与激发了那场国际争论的1901年德文版是根本不同的（见罗曼·罗兹多尔斯基的《（资本论）的形成》，1977年伦敦版，第470页注66）。布尔加可夫的《论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是1897年在俄国出版的，1893年秋，列宁在一篇长文《论所谓市场问题》中就大量应用了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该文是依据列宁在彼得堡社会民主党集会上为回答格·克拉辛论同一问题的讲演而作的口头报告写成的。可是，这篇论文尽管似乎以手稿形式在彼得堡流传，但那时并未出版，并且人们认为该稿已经遗失，该文直到1937年才出版，现在它载入《列宁全集》第1卷。

　　但是，如果读者低估第二卷在这一不朽理论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企图从第一卷直接进入第三卷，那就会产生严重的误解。马克思本人在1868年4月3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非常精确地阐明了这种地位：“在第一册中我们满足于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在价值增殖的过程中100英镑变成了110英镑，那末，后者就会在市场上发现它自己重新转化成的那些要素。但是，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种发现的条件，即各个资本、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和收入（=m）互相之间的社会交错现象。”①被理解为商品和货币运动的这种交错，使马克思能够至少拟定关于商业周期的统一理论的主要要素（如果不是决定性形式的话），其依据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供给和需求之间周期性不平衡的必然性。如果忘记第二卷的这种作用而跳跃到第三卷去，就有危险把商品内在矛盾所特有的一切问题——市场问题、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等等，——排除在外。这些问题虽然在第一卷里已经涉及，但只是在第二卷里才得到充分展开。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只有讨论了资本再生产总体，马克思才能揭示资本主义财富的基本细胞——个别商品必然具有的矛盾的全部复杂性。

　　这种“各个资本、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和收入互相之间的交错现象”——特殊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以及供给与需求的双重运动——还使马克思能够展开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社会再生产的总体。这是整个社会科学的最伟大成就之一。当然，在完成这一成就时，马克思无需从头做起；他能够首先依据魁奈的开拓性著作——《经济表》。①我们也不应当声称，马克思解决了再生产的所有问题。特别要指出，他只留下了关于扩大再生产的一幅未完成的草图，他没有时间去研究这样一个难题：在把那些有名的资本的“运动规律（特别是第三卷中的论述的规律，资本有机构成日益提高，剩余价值率日益增长；尽管利润率具有平均化的趋势，竞争必然导致积聚和集中以及新的竞争；平均利润率具有下降的趋势）都包括进来的情况下，如何使扩大再生产达到暂时的平衡。无论如何，第二卷可以在真正意义上看作现代总量分析法的先驱和创始者，后者有时甚至直接受到该书的启示。在从魁奈经过马克思、沃尔拉斯、里昂惕夫到凯恩斯的道路上，马克思所作的飞跃是显而易见的。而新古典学派和庸俗的“宏观经济学”从马克思那里的背离运动，包含着巨大倒退的要素，当代经济学家只是到现在才开始注意到这一点。②

　　①必须强调指出，从1758年起魁奈的著作显示出他清楚地了解商品和收入的循环，并且理解所有收入最终来源于生产，见《经济表》、《萨利的现实经济文选》、《经济表说明》和《经济表形式的分析》。

　　②关于魁奈《经济表》与马克思再生产图式之间的有趣的比较，见都留重人；《论再生产图式》，载保罗·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942年纽约版，第365页以后。还值得注意的是夏克·纳热尔《马克思关于资本再生产的概念的产生、内涵和外延（布阿吉厄贝尔、魁奈、里昂锡夫）》，1970年布鲁塞尔版。
　　虽然在里昂锡夫的投入产出表与劳动价值论之间似乎有关系（参见勃·卡梅伦：《里昂锡夫模式中的劳动价值论》，载《经济学杂志》，1952年3月），但是这些表只是反映了不同部门间使用价值的相互关系（“交换”），舍去了为媒介这些“交换”所必需的购买力来源问题，还可以参看越村的评价：“里昂锡夫陷入了许多小部门的细微末节。不能进行舍象或普遍化，所以既忽视了整个资本结构，又忽视了商品的各个组成部分，如e、v和m……因此，他的表尽管就对经验现象进行统计性的描绘来说是有用的，但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结构。”（越村信三郎《资本再生产和积累理论》，1975年安大略版，第9页）。

　　《资本论》第二卷有一个副标题：《资本的流通过程》，而第一卷的副标题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初看起来，区别是明显的。第一卷集中论述工厂、劳动场所的问题。它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既当作物质生产过程又当作价值增殖过程（即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性质。①与此相对照，第二卷则集中论述市场问题。它不是说明价值和剩余价值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是说明它们是怎样实现的。其登场人物与其说是工人和产业资本家，不如说是货币所有者（以及货币借贷者）、批发商和企业家或“职能资本家”。企业家的定义比单纯的产业资本家涵义更宽，是指这样一种资本家，他们支配着一定数量的资本（资本是自有的或是借入的，在此与向题无关），企图通过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生产过程，商品销售，把已实现的部分利润再投资于追加的机器设备、原料和劳动力，以及生产更多数量的商品，来增大那个资本。

　　劳动者在第二卷中的作用会令人吃惊，无论对于那些头脑里充满着那种把马克思看作“过时的、典型的十九世纪经济学家”的流行学术偏见的非马克思主义读者来说，还是对于那些只根据庸俗化的第二手材料而不是根据原著来理解克思的教条式的冒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如此。因为如果工人在第二卷里出现的话，他们主要是当作消费品的购买者，从而当作劳动力商品的出卖者，而不是当作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当然，已在第一卷里确立的后一种性质，仍然是整个展开的分析据以建立起来的坚实基础）。

　　不过，为了抓住“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一概念更深刻的意义，以及第二卷在马克思三卷巨著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分析中所处的确切地位，我们必须理解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之间的内在联系。商品生产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表现，它包含着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人类生产的发展已经脱离了仅足糊口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原始形式，这种形式在孤立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体中或多或少地占有优势。社会分工和劳动生产率的进展，以及交通运输的增长，逐步地增加了人类相互依赖的广度和深度。地方的、区域的，甚至民族和洲的诸共同体，在原料、劳动工具和人类生产者本身的供给和结合方面，越来越彼此依赖。因此，劳动过程在客观上越来越变得社会化了。然而，同时，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的私有制与（货币）资本的出现和增长结合起来，使得私人占有成为所有生产努力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样，虽然劳动在客观上越来越社会化了，它却在比过去更大的程度上以私人生产为基础组织起来了。

　　商品生产、价值生产、“价值形式”（如马克思在第一卷开始所命名的），都是在这一基本矛盾中建立起来的。没有社会劳动——没有成千上万（有时是十万百万）［注：原译为“成千（有时是成千上万）”。现根据向青的校对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的人在劳动生产率的最优条件下为生产一个特定商品而进行协作，生产是不可能的。但是，既然生产是以私人占有为基础并与私人占有相适应，那么社会劳动就不是直接地当作社会劳动组织起来的——对生产过程的社会劳动投入不是由整个社会决定的，它是当作私人劳动来使用的。它的社会性质只能通过商品的销售，其价值的实现，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资本主义所有者以利润形式占有全部生产工人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的一定部分，凭经验得到承认。这样，价值生产或商品生产就表现了下列相互矛盾的事实：商品同时既是社会劳动又是私人劳动的产品，在商品生产中所消耗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不可能立即和直接地确立起来；商品必须流通，其价值必须实现。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商品生产中所消耗的私人劳动被当作社会劳动来承认的比例。

　　这样，以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为一方，以商品流通（销售）、价值实现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统一。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尤其是在其资本主义形式的条件下，没有一方，就没有另一方。这就说明为什么“资本一般”的研究——暂时舍去竞争和“许多资本”——既包括商品生产过程，又包括商品流通过程。①

　　① 马克思主义者一般更重视生产问题，对流通问题则重视不够，往往忽视两者基本上是统一的，朝另一个方向走得过远的一个少见例子是“右翼”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地利共和国前总统卡尔·雷纳的著作——《作为全过程的经济与社会化》，1924年柏林版。雷钠的分析完全集中在商品的流通过程，并且审慎地企图把流通领域当作经济生活社会化的跳板。

　　可是，一且我们开始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流通（首先是以实现价值为目的的商品销售），我们所考虑的远不止单纯的商品流通。我们实际上讨论的是当作资本的商品流通，也就是资本的流通。随着对流通过程的分析的进展，马克思引入了一个新的、极其令人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整个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周转）。尽管在形式上这是第二卷第三篇的标题。我们有理由断言它表现了全卷的潜在主题。

　　马克思本人说明，①在第二卷第一篇开始分析的每个个别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必须被看作更一般的流通和再生产运动即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运动的一部分。其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从方法论上说这种研究必须在考察竞争如何影响剩余价值在各资本主义厂商间的分配之前进行，而且还因为有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必须回答。一个以投资、“要素结合”和生产的私人决策为基础的无政府的社会制度，怎样能够保证进一步生产和增长所必需的客观的物质要素的存在呢？这种增长的绝对前提是什么？正是为了回答这些著名的“现代”问题，马克思才展开论述了他的有名的再生产图式，并且表明，在他的资本主义理论范围内增长可以得到调节。

　　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是为利润的生产（面向价值增殖的价值生产），那么增长总是具有资本积累的意思。虽然这一点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2和23章）里已经说清楚了，但论证只是在第二卷里才得到充分的详细的展开。关键性的概念是（部分）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和扩大再生产。为了使经济增长，工人阶级生产并为资本家占有的部分剩余价值必须被生产性地消费，而不是被统治阶级及其随从、食客非生产性地浪费在消费品（奢侈品）上。换句话说，它必须转化成追加的不变资本（建筑物、设备、能源、原料、辅助产品等）和追加的可变资本（可以用来雇用更多劳动力的货币资本）。资本积累无非是剩余价值的（部分）资本化，也就是利润（部分）转化为追加的资本。①

　　① 最值得注意的是，资本积累还需要把生产追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增加到生产消费品或单纯替代当前生产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上去。

　　扩大再生产表明这样一种过程，其中资本的周转（包括个别资本和社会总资本，尽管不一定包括所有的个别资本；在竞争条件下，我们甚至可以说，归根到底，从来不包括所有资本），在经过了第二卷里所详细研究的一系列中间阶段之后，达到了越来越大的生产规模。与前一个周转的周期相比，有更多的劳动者使用更多的机器设备，把更多的原料转化成更多的制成品，取得更大的总价值。这就导致了更高的销售额和最终利润，从而可以有一个更大的利润绝对量（但并不在所有场合都是更高的利润率）增加到资本上去。增长的螺旋运动就这样继续进行下去……

　　研究商品流通、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以及总资本的周转，经常包含着商品生产形式内在的对立物的辩证的矛盾统一，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统一，这种矛盾统一又同商品与货币的矛盾统一重叠在一起。《资本论》第二卷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恰恰是马克思通过流通过程的分析巧妙地发展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初始主题，对这一点，学术界和马克思主义评论者都注意不够。①我们在下文还有必要回到这一主题。

二、资本的三种形态

　　一开始，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①资本表现为三种形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是最初的形态，并且是整个魔鬼般事业的最终目的。生产资本是经常增大的螺旋运动的基本前提。如果资本不进入生产领域，社会产品和剩余产品只能得到重新分配和重新占有，不可能由资本主义企业来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只能当作前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寄生虫和掠夺者，而不能当作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社会剩余产品）的主人来行动。至于商品资本，商品必须通过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商品包含了工人阶级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不过存在于尚未实现的形态中），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苦恼［注：原译为“祸害”。现根据向青的校对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换句话说，货币资本在回到其最初形态（不过为剩余价值所增大）以前，必须经过商品价值（即尚须通过销售经受严峻考验的那种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的中间阶段。

　　① 这一说明是必要的，虽然资本可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可以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性社会）继续存在，但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以外，它决不可能统治主要生产部门。只有随生产资本（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态）的出现，资本才会表现为三种形态。

　　马克思使用“资本形态变化”的公式来表明，正象蝴蝶经过幼虫、蝶蛹、蛾各个继起阶段一样，资本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形态，然后再回到货币资本的阶段。一方面，在资本循环过程中这三种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相继出现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彼此并存的。第二卷最重要和最光辉的篇章之一是下列部分，其中反复强调三种资本形态再生产的间断性，以及这种间断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之间的有机联系。

　　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普遍化的商品生产，所以货币资本不可能而且也不是仅仅在资本广泛出现之前或之后发生的：它必须与之并列地存在着。同样，货币资本不只是商品销售的结果；它的社会存在是商品销售的前提。最后，商品资本不只是生产资本发生作用的结果；它也是生产资本的必要基础。确实，只有在前一个周转周期中生产的全部商品并未都出售给最终消费者，也就是说，只有原料、能源、辅助产品、中间产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消费品的库存和储备可以得到大规模地利用的情况下，现行的生产才是可能的（这一点特别适用于具有超过平均生产周期的商品生产）。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可以说依赖于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周转周期的间断性或非同步性。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性就要求在生产过程开始之前就存在着货币资本。“自由”劳动者与其生产资料和生计的分离，就包含着迫使生产资料所有者在生产活动开始之前去购买劳动力。他们必须支配足够的货币资本以实现这项交易：“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上，货币关系，买者和卖者的关系，成了生产本身所固有的关系。”①

　　这样，第二卷在很大程度上考察的是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出现与消失的经常交错——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又回到流通领域，直到商品最后被消费掉。每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但并没有把另一种形态完全排除在流通领域之外，更不用说把它排除在整个社会领域之外。确实，我们可以说，货币（货币资本）和商品（商品资本）的辩证法是《资本论》第二卷里所考察的基本矛盾。这里，马克思的“现代主义”也是特别突出的。

　　这些考虑表明，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中，“时间因素”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完全舍去了时间顺序和时间表，商品生产和周转周期的持续时间，以及资本周转时期的长度，那么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运行的，马克思对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重要区别，完全是依据这两部分货币资本回归到其原来形态所需的时间长度的不同。流动资本（耗费在原料和工资上的资本）在每个生产周期和商品流通周期之后就为资本主义厂商所恢复。固定资本却只是在生产和流通的几个周期以后才完全恢复，周期次数则依赖于机器和建筑物的寿命。众所周知，马克思曾假设机器（当然不包括建筑物）的平均寿命相当于，并且实际上决定着经济周期的平均长度。使我们加深理解马克思《资本论》中“时度”(tim dimension）的作用和职能，将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一项有益的任务。因为时间在那里表现为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劳动时间）的度量；表现为联结商品、资本的生产、流通和再生产（资本周转和再生产的周期）的环节；表现为资本运动规律（经济周期、阶级斗争周期、历史长周期）的媒介；以及表现为人的本质（闲暇时间、寿命、创新时间、社交时间）。

　　研究商品和资本的流通过程，主要涉及变形问题——如前所述从一种形态变化为另一种形态。这种分析从高层次的抽象出发，越来越接近资本主义生活的日常“现象”，它本身就代表着这一流通过程中相继出现的具体阶段。首先是我们在第一卷里就遇到的（货币）资本流通的最一般形式：

货币购买商品，以便它们在卖出时获得一个货币的增量——利润，其中的一部分将增加到原来的货币资本上去。

　　如果把这一公式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活动，我们必须用产业资本家的特定活动（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使劳动力可以生产追加的价值即剩余价值）来代替被购买的商品C。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这种结合，通过生产过程，产生了包括追加价值的新商品，这些商品必须销售出去才能形成积累的资本。这样原来的公式就变成：

三、马克思经济理论中资本周转的双重性

　　马克思根据商品所固有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认为资本周转问题、再生产问题是具有双重性的问题：

　　（a）为了完成再生产（至少是简单再生产和正常的扩大再生产）过程，被生产出来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全部价值必须实现，也就是说，它们必须按照其价值出售。与他的某些最精明的追随者（主要是鲁道尔夫·希法亭、奥托·鲍威尔和尼古拉·布哈林）所假定的相反，马克思并不认为这种实现过程是“自动的”；他也不象某些人天真地暗示的那样，“从他的再生产图式”引申出这一点。①确实，第二卷最后一篇的很大部分，以及自罗莎·卢森堡提出其论点以来激烈进行着大部分争论，都是围绕着或多或少详尽地考察著名的再生产图式所表现的商品内包含的价值怎样能够由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购买力来得到实现。

　　① 请特别参阅鲁道尔夫·希法亭；《金融资本》，1923年维也纳版，第310页，尼古拉·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1972年伦敦版，第226页；奥托·鲍威尔：《资本积累》，载《新时代》，1913年第13期。

　　（b）同时，为了使至少简单再生产，以及正常的扩大再生产能顺利地进行，要求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必须满足在原有规模或更大规模上重新开始生产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在技术基础低于全自动化而又缺乏粮食储备、商品完全由原料和机器构成的情况下，再生产是不可能发生的；在可供使用的机器被用来重新开始农业生产，或者现存原料储备能转化成合成食物之前，劳动者和资本家都会挨饿和消失。同样，如果由大规模使用复杂机器来进行的现有商品生产的全部产品都由消费品和原料组成，那么再生产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机器和备件的储备，那么在吃得很饱的劳动者能从简单的原料中制造出新机器以前，机器和生产都会垮台。

　　我们必须顺便补充指出，扩大再生产（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准则”）不仅仅要求存在着（事先生产出）代表再生产所必要的客观要素的使用价值（替换消耗掉的设备和原料所需的生产资料；为扩大物质生产规模所需的追加生产资料；为养活已雇佣劳动者和追加的新劳动者所需的消费品）。扩大再生产还要求有一个追加劳动的潜在来源。我们不应当忽视“产业劳动后备军”的双重职能，既当作工资的调节者（保证剩余价值率维持在一定水平上），又当作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前提。如果增加或维持那个“后备军”的方法已经用尽了的话（例如，作为自主人口一部分的独立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店主数量下降，或工业中机器代替人的速度变缓），那么人们总是能够开辟新的来源：家庭主妇大量转化为雇佣劳动者，大规模的劳动移民；青年学生广泛地向劳动市场转移，等等。①

　　① 见欧内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1975年伦敦版，第170—171页。

　　马克思在经济分析中所迈出的巨人般的步伐，可以从下列事实来测定；直到今天，大多数学院派经济学家仍然没有充分领会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这个基本革新。他们把以“对立统一”为基础的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完整性割裂为互不联系的二分法。一方面分析集中于物质系数（特别在部门间交换的层次上，如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及其派生物），即讨论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在凯恩斯和后凯恩斯的论著①中，研究集中于货币流动、收入流动，即集中于在很大程度上与商品相脱离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正是在商品的生产中才产生的。因此，收入理论同生产理论越来越脱节。“生产函数”这种媒介知果被使用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起作用的，仅在微观经济的层次而不是在宏观经济的层次上被考虑。

　　① 保罗，萨缪尔逊的《经济学》（第四版，1958年纽约版，第41页）企图用“供求市场”的相互联系的体系把收入流动与商品流动连结起来。但是，正是“公众”去购买“消费品”，同时把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货物（即生产要素）出售给“企业”，而“企业”又从”公众”那里购买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并把消费品出售给它，萨缪尔逊似乎并未注意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公众”（即消费者大众）并不占有“资本货物”（即原料和设备），这些是由某些企业卖给另一些企业的，在他的体系中，“资本货物”在没有生产出来之前就被“出售了”。必须指出，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不仅在分析上和理论上更加严格，同时也更为现实，也就是说比许多种学院派经济学的神秘化结构更接近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实际组织。

　　首先，传统的学院派理论对下列明显事实甚至没有提出过，更谈不到加以讨论：收入是在具有一定使用价值（与社会承认的需求结构相适应）的商品的生产中产生的，同时如果没有与生产的价值相一致的收入结构，那么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这两个方面是经常结合和交错在一起的。凯恩斯所采用的总量分析法，由于把各种不同的货币流动不加区别地进行运算，只是把事情弄得更加混乱。因为这种方法排除了（更不用说解决了）一定的国民收入具有一个恰好与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全部商品价值的特定结构相适应的特定需求结构（包括对消费品，对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对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对奢侈品，对武器及其他只为国家购买的商品的需求，等等）。

　　事实上，大多数有关的学院派理论（以及不少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长期以来假定某种萨伊定律是起作用的。①这就是说，它想当然地认为：通过市场力量的正常作用，生产量的一定价值结构是与相应的收入结构（购买力结构）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表明事实并非如此：这种一致性有赖于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某些恰当的比例和结构；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从来不去购买机器；在资本主义的真正实践中，要实现这些恰当的比例是异常困难的。

　　① 例如，奥斯卡·兰格在他讨论再生产图式和由此推导出的平衡公式的冗长而有趣的著作中，经常含去了商品和货币的双重运动，而假定两个部类之间只有纯粹的物物交换的关系。参见奥斯卡·兰格：《再生产和积累理沦》，1969年华沙版，第24、28等页。

　　格外使人惊讶的是，琼·罗宾逊竟责备马克思“不能意识到正统理论在多大程度上随萨伊定律而兴衰，并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项任务，即不仅要发现萨伊定律被破除时产生的理论，而且要发现能应用于一个遵守萨伊定律的世界的危机理论。”①如果我们说，罗宾逊本人由于追随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的概念，而不能意识到马克思关于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统一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不仅支持了他关于在宏观经济层次上供给与需求必然波动的概念，而且实际上把这种概念同他的收入分配（需求分配）理论交织在一起，这岂不是更正确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收入分配具有由生产方式本身的结构所决定的阶级结构，并一般地受资本家阶级利益的支配。“有效需求”的任何增长不会增加而会降低利润率，因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决不会导致“繁荣”。那个基本真理不仅为马克思而且为李嘉图所熟知，但许多近来的凯恩斯主义者却不懂。

　　① 琼·罗宾逊，《论马克思的经济学》，1966年纽约版，第51页。

　　我们前面说过，再生产图式的最基本职能之一，是显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增长（即资本主义生存本身）至少是可能的。而在生产组织极端无政府状态（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条件下在国内市场上，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在世界市场上）和竞争本身性质的既定条件下，这一点决不象听起来那么明显。再生产图式找出了增长能在其中发生的全部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结构的结合。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企图证明这些比例是自动地和经常地为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所保证的。相反，他一再坚持地说①，这些比例是难以实现并不可能长久保持的，并且说正是那些使这些比例暂时形成的力量又自动地把这些比例破坏了。换句话说，再生产图式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平衡（更不要说明均衡的增长）是例外，而不是常规；比例失调远比比例性更为常见；基本上不平衡的增长必然造成增长的中断——缩小的再生产或危机。

　　① 见下文：“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这个事实，已经包含着在流通领域内货币不仅起流通手段的作用，而也起货币资本的作用，同时又会产生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换从而也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的基础上，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58页。中文版译文与新英译本有出入，这里按后者译出，还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96—398页。

　　当我们说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把资本和商品的周转归结为一种双重运动时，我们的意思是它们的基础是一种结合着的双重流动——生产过程中所生产的价值的流动，以及为实现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而在流通过程中释放出来的货币（货币收入和货币资本）的流动。再生产图式显然不以物物交换为基础：第一部类并不单纯地按照“相互需要”来与第二部类“交换”货物。在第一部类的资本家或雇佣劳动者能够得到他们需要的货物之前，他们必须证明自身具有足够的购买力来按照价值①从第二部类购买这些货物。不仅如此，困难并不能用诸如突然凭空引进额外的购买力来源这样的花招来解决。如果新的货币来源确实出现——我们将看到这些来源在马克思的图式中起着关键作用，它们必须是与所考察的问题密切有关的。换句话说，必须证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些来源与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是必然地并存的。

　　① 在《资本论》第2卷，与第1卷一样，马克思在“资本一般”标题下制定的总计划都起着作用，在这里，作者有意识地舍去了竞争。因此，生产价格不起作用，计算都是严格的价值［注：原译为“价格”。现根据向青的校对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计算。

　　再生产图式的双重性反映了商品和商品生产一般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决不回避价值规律或与这一规律相抵触——这一规律所决定的包含这样的内容：所生产的价值的数量和质量（无论是每个个别商品的还是商品总和的）都与其使用价值无关。使用价值是商品价值的必要前提。一件不能满足需要因而无人愿意购买的商品，不能出卖因而就没有价值。在生产中所消耗的劳动，是社会地消费的劳动，但不是社会必要劳动。同样，总产量的某种使用价值结构——x量原料，y件设备，z种消费品——是再生产（简单的或扩大的）顺利完成的物质和社会前提。但是，只有商品的市场价格相称，即人们能够购买它们，商品的使用价值才能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几百万人可能——而且已经——挨饿，尽管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食物都放在那儿，这是因为他们缺乏购买力。当然，如果确实缺乏食物，他们也会挨饿，但这种情况只是偶然发生，比前一种情况远为少见。）不仅如此，只有这些商品大体上按照其价值出售，即只有工人阶级生产的剩余价值以利润形式得到了实现，整个体系才能处于平衡状态（即扩大再生产从价值方面说是可能的）。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点是决不会有保证的。

　　还有一个初步的平衡条件必须得到满足，才能考察两大部类间商品和购买力的双重流动。两大部类产量的总和必须等于（不能小于或大于》扩大再生产所引起的总需求。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这一点可以表现如下：

　　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实物量必须等于两大部类在现行生产中所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实物量（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还要加上两大部类所需要的追加的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消费品的价值和实物量必须等于两大部类中对消费品的需求（工资加上用于非生产性消费的利润）。

四、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意义

　　两大部类体系（社会总产品划分为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消费品的第二部类）中的所谓“平衡条件”，是由马克思本人用公式来表述的。在简单再生产的场合，这种条件是：

奥托·鲍威尔和布哈林从这个公式又推导出一个扩大再生产的类似公式，这个公式虽然在第二卷内存在着，马克思却没有明确地表述过。①这个公式是：

　　与再生产图式的双重性相适应，这些平衡条件具有双重涵意：
　　（a）第一部类卖给第二部类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必须等于第二部类卖给第一部类的商品的价值（否则，至少在两大部类的一个部类中就会出现不能销售的剩余）。

　　（b）两大部类中所生产的商品的特定使用价值必须符合于它们的相互需要。例如，生产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手里的购买力必须在市场上遇到的不仅是“商品”，而且是与那个工资总额相当的真正消费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假定劳动者不把他们的货币花费在消费品以外的商品上）。

　　②两大部类中的全部剩余价值分为三个部分；
　　α：资本家非生产地消费的部分：
　　β：以不变资本形式积累的部分．
　　τ：以可变资本形式积累的部分。

　　再生产图式的商品性即非物物交换性，还包含着两大部类间的双重流动。当第一部类把原料和设备卖给第二部类（以替换前一个生产周期中消耗掉的IIc的价值）时，商品从第一部类流向第二部类，而货币则从第二部类流向第一部类。必须确定，那个货币最初从哪里来的。相反，当第二部类把消费品卖给第一部类劳动者，以使他们能再生产其劳动力时，商品从第二部类流向第一部类，而货币则从第一部类流向第二部类。

　　从纯技术的观点看，在这两部类的图式中，没有什么异常或神奇的东西。它只是一种最基本的概念工具——一种极其简化的东西，其目的在于揭示商品生产条件下平衡（或平衡的、按比例的增长）的基本假设。为了发生交换，至少必须存在两个相互独立的私人资本。有了这些概念工具，就容易拟定三部类模式（例如把黄金当作第三部类），或者四部类模式（把黄金和奢侈品当作追加的部类，两者的区别是：奢侈品同武器一样，从再生产观点看是无用的，而黄金尽管不进入再生产过程，却是它的媒介，它促进商品流通以实现扩大再生产）。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拟定五部类模式（把第一部类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或者七部类模式（进一步把第一部类的两个分部类再分为原料和机器）。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地达到能够反映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经济的真实结构的部门际模式。①

　　① 第三部类是由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经济危机理论和历史研究》，1901年耶拿版）和鲍特坎维茨首次用作代表奢侈品或黄金生产的手段，马克思本人在《政抬经济学批判大纲》里使用过一个四部类图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上册，第435页），把原料和机器分为不同部类，并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一样，把消费品分为劳动者消费品部类和资本家使用的奢侈品（“剩余品”）部类，但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那次争论的其他参加者都不知道这一点。

　　在所有这些部门之间必须确立一定数量的相互依赖的物质条件（这些条件在以稳定的或可变的技术为基础的列昂惕夫投人产出表中得到了阐明）。这些条件又必须由一张价值相等（价值平衡）的表来补充，因为平衡的唯一条件是价值的全面实现。在这一点上，出现了两部类图式和多部类图式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前者需要两大部类间交换价值的相等，而后者并非如此。”例如C部类（如消费品生产所需要的原料）在它与E部类（在九部类图式中是大众消费制成品，那里F是奢侈品部类，G是黄金生产部类）的相互交换中可能有“剩余”，而在它与B部类（生产资料生产所需的设备，包括原料）的相互交换中可能有“不足”。①在这种场合，假如对每个部类来说所有“剩余”和“不足”都彼此抵销（即按一定比例而不是任意地相互联系起来），假如每个部类实现了它所生产的商品的全部价值并且能支配足够的购买力以取得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客观要素（这些要素可以由A到E部类现在生产的特定使用价值来供应），那么这个体系仍然会达到平衡。

　　① 为了避免混淆，我们对九部类图式将用A，B，……I等字母来表示，而不用I、II等罗马数字来表示，这样，A指生产资料生产中所使用的原料；B：生产资料生产中所使用的设备；C：大众消费品生产中所使用的原料；D：大众消费品生产中所使用的设备；E：奢侈品生产中所使用的原料；F：奢侈品生产中所使用的设备；G：大众俏费品；H：奢侈品（以及不进入再生产过程的其他商品，如武器）；I：黄金。苏联经济学家V·S·达达扬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扩大再生产的“反馈”体系，这个体系是以四部类为基础的（A：生产资料 B：原料；C：大众消费品；D：“非生产性基金要素及社会生产的其他部分”），见V·S·达达扬：《以扩大再生产模式为依据的经济计算》，1969年柏林版。

　　但是，一旦我们把两部类图式不是当作单纯的概念的或分析的工具，而是当作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模式，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选择这两个部类作为所生产的商品量的基本划分，决不是任意的，而是与人类生产一般的基本性质相适应的——不单单是与人类生产一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特殊表现相适应。如果不建立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人类便不能生存。而如果不使用工具，人类便不可能实现那种物质变换。因此，人类的物质生产总是至少要由工具和生存资料构成。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两大部类无非是人类生产一般划分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因为这种图式（l）采取了普遍化的商品形式，并且（2）假定劳动者（直接生产者）不购买也不能购买由工具和原料组成的那部分堆积如山的商品。①

注释：
　　① 鲁道尔夫·希克尔（《对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解释》，第116页和第7页的脚注）批评我们对第三部类的使用，认为我们是根据国家购买武器的事实或根据武器是一种“浪费”的观念来证明其正确性的，这种批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第三部类的客观基础在于：它包括了不进入再生产过程的一切商品（可能的例外是用作货币的黄金，它属于第四部类）。

　　回到《资本论》第二卷中提出的两部类图式，现在我们可能概括地表述在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场合两大部类之间商品和货币的双重流动。

　　1、简单再生产。在第一部类里，工人从第二部类购买与其工资等值的商品，而资本家则从第二部类购买与其利润等值的商品。所有这些流动都是连续不断的（工人和资本家每天都要吃饭），不管第一部类商品是否已经售出。因此，即使简单再生产也要求资本家阶级手里事先具有超出生产资本价值以上的货币资本和货币储备（用于税收支出）。①第二部类的资本家用出售其商品所得到的货币，从第一部类购买为重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不变资本所需的生产资料。回到第一部类的这笔货币，在媒介了该部类内部的生产资料买卖以后，重新构成整个周转过程得以重新开始的初始的货币资本和货币储备。同样，在第二部类内部，资本家把消费品卖给本部类的工人，从而直接重建其可变资本。他们把消费品和奢侈品卖给本部类内部活动的工业资本家，从而实现所生产的全部消费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

　　2、扩大再生产。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从第二部类购买总值为Iv + Isa 的消费品。第二部类资本家用这笔货币从第一部类购买生产资料，以重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①现在，第一部类资本家就有了必要的资本（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提取货币资本的储备）来媒介本部类内部C的流通，并雇佣追加工人，后者又会从第二部类购买追加的消费品（其价值等于Isr）。从而第二部类资本家又获得购买力，以从第一部类购买其本身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追加生产资料（IIsβ= AIIc），而第二部类内部消费品向工人和资本家的出售则如上文描绘过那样进行。最后，第一部类资本家用把A II。出售给第二部类所获得的追加资本，通过媒介本部类内部AIe的销售（以及从第二部类购买与Asv等值的商品，如果这一点在第一阶段的流通中并未完全解决的话），从而能完成本部类自身的扩大再生产。

　　①根据IIc+IIsβ=Iv+Isα+Isγ的平衡公式，可以清楚看到，II可以等于，或者小于，或者大于Iv+Isα，这要看IIsβ与Isγ间的关系如何而定。

五、再生产图式的应用和误用

　　自从马克思再生产图式以其分析的有用性触动了追随者和反对者的想象力以来，过去七十年间曾在许多方面被应用和被滥用。我们已经指出，滥用图式的最自相矛盾的一种形式就是应用它们来证明，“只要”保持各部类间正确的“比例”(“平衡条件”)，资本主义就能和谐地、无限地增长。持有这种糊涂观念的作者们忽视了马克思所作的根本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本身及其运动规律包含着这些“平衡条件”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对于不平衡（两部类间的“超越”）和不平衡增长的常态来说，“平衡”和“和谐的增长”只是一种罕见的例外（或长期的平均数）。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再重复论证。这里只指出下列一点就够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价值决定的动态性和消费者支出的不确定性两者都使人们不可能在两大部类间保持如此确切的比例，以致可以达到和谐的增长。

　　资本主义制度下扩大再生产的本性——资本主义再生产，包含着生产不仅是在更大的规模上，而且是在变化了的技术条件下进行。在技术和生产成本方面的经常革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马克思比任何同时代人（包括资本主义的赞美者和阿谀者）更为强调这一点。但是这种经常革命意味着作为一种社会基准的商品价值是会发生周期性变动的。由此可以推论，投入层次上的价值并不自动地决定产出层次上的价值。只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以后，才能表明“投入”的一个部分是否已被浪费。在私有制和竞争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无论是“垄断组织”或“国家”的主观意志，或者是新凯恩斯主义计划工作者的才干，都不能阻挡价值规律作用的贯彻。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使商品价值中的这种长期变动不会导致活劳动投入在各个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再分配（以及最终导致生产资料的再分配）。

　　同样，生产过剩危机的避免，不仅要求各个部类之间的平衡，而且要求产量和“最终消费”（首先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即挣工资和薪金的大众的消费，他们及其家庭一般地形成消费者总人数的80％以上）之间的平衡。但是因为两个理由，这是不可能的。第一，通常不能从工人那里夺走的一个自由就是按照他的意愿花费其工资的自由，而没有方法能确切地预测他们如何花费其工资（即使预测有95％是正确的，但仍然有5％的无法销售的消费品剩余，这就足以引起一场雪崩）。第二，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具有这样的内在趋势，就是使生产能力（包括消费品生产能力）发展得超出该生产方式限制劳动力出卖者的购买力的限度。这样，不平衡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①不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理论来说，仅仅证明固有的不平衡的现实（这毕竟是一个真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生产过剩危机有规则地重演已超过150年！）是不够的；还必须发现把周期性不平衡与资本主义运动的基本规律联系起来的确切机制。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上册，第398页。还见《资本论》第3卷第16章第三节，那里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表现为由不平衡形成的一个不断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86页）。

　　在苏联和资本主义已被推翻的其他国家里，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已被广泛地用作“社会主义计划化”的手段。我们并不否认，用类推的方法，这些图式可以是研究所有各种社会里部类际结构和动态的特定问题的有用工具。但是首先必须明确理解在这种场合正在做的是什么事情。我们再次指出，这些图式指的是商品生产以及商品和货币收入的双重流动。把这些图式扩大用于已经超越了普遍化商品生产的社会（那里，生产资料的主要部分①是由国家即计划机构按计划分配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以其“价值”为基础出售的商品），这会导致一大堆自相矛盾，对于这些矛盾［注：原译为“一些矛盾的积累，对于这一点”。现根据向青的校对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作者们一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

　　① 例外的是出售给农业合作社和小手工业者的，或者非法流入自由市场的生产资料。

　　已故的莫里斯·多布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在五十年代，他参与了苏联和东欧经济学家围绕着斯大林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发展的规律”和为两大部类建立最优增长率而展开的“大争论”。 ①由于忘记了马克思再生产图式所涉及的是商品的价值计算，多布“证明”，除非现行的第一部类增长率高于第二部类增长率，未来消费品增长率的提高是“不可能的”。可是，仅仅为了提高从第五代开始的消费增长率而牺牲工人及其家庭四代的消费，这种政策与“理想的社会主义准则”毫无共同之处，除非有着纯粹政治偶然事件的依据，这种政策不可能有合理的动机。多布的论证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他的计算所表明的一切是，除非第一部类的价值立即增长得比第二部类更快，在x年以后所生产的消费品的价值的增长率就不可能提高。

　　① 莫里斯·多布，《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1955年伦敦版，第330—331页，第150—151页，以及其他地方。

　　但是，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不要说社会主义共和国）里，无论是个别工人或者是工人阶级本身，都不会关心消费品价值增长率的不断提高。相反，他们所关心的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尽可能降低那个价值，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衰落。他们的根本利益在于最迅速最优地满足合理消费需求，也就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生产最适量的消费品（从而把最大限度节约生产者的劳动与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结合起来）。把这一点同最大限度地增加资本主义商品价值（或利润）混为一谈，不仅是犯了一个严重的理论错误，而且是不幸的政治和社会失算。

　　更糟糕的是在六十年代有人企图复活所谓“社会主义”的“结构规律”，按照这一“规律”，第一部类必须按快于第二部类的增长率扩大。①所有这些企图舍去再生产图式的价值性质，并且假定社会需求的最优满足既包含着生产资料生产的不断的、无限的扩大，又包含着社会总劳动潜力中更大的一部分用于创造物质产品（而不是保健、教育、艺术创造、“纯”科学研究、保育等社会服务）。所有这些假设都不可能得到科学的证明和论证。确实，他们的辩解性行为—如直截了当地把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现行实践合理化，对任何一个评论观察家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① 主要参见：P．姆斯蒂斯拉夫斯基，《论论证社会再生产最优比例的方法论》，载《经济研究》1964年第5期，海尔穆特·科齐奥美克，《政治经济学的现实问题》，1966年柏林版；鲁道尔夫·赖兴堡，《社会主义制度下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结构和增长》，1968年柏林版。

　　必须补充指出，奥斯卡·兰格和布朗尼斯拉夫·明兹虽然没有明确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再生产图式，却正确地证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技术进步并不一定要求第一部类比第二部类增长得更快，也不包含着现行（当年）生产的单位产品上生产资料费用的增加。①

　　① 见兰格，《再生产和积累理论》，1969年华沙版，第32—33页，布朗尼斯拉夫·明兹，《社会主义政洽经济学的现实问题》，1956年华沙版。

　　罗莎·卢森堡非常理解再生产图式的形式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商品和价值生产，并且与那种形式相适应的运动规律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无效的。但甚至她也犯了错误，她给由图式引申出来的“平衡比例”赋予了它们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的超历史的，永恒的有效性。①

　　①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1963年伦敦版，第84—85页。不过，在前面一些地方，她曾特别指出：“在有计划的生产制度中，需要调节的首先是全部劳动（过去的和现在的、与生产资料（按照我们的公式，即V+S与C）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必要消费品的总和（按照我们的公式即V+S）与C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为维持无生命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力所必需的一切劳动，是被当作一个整休，当作资本，而与所进行的剩余劳动，即剩余价值S相对照，S和（V+C）［注：原译为“C和（V+S）”。现根据向青的校对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这两个量之间的关系显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的客观关系：它是平均的利润率（原文如此―译者），”见同上书，第79页。

　　如果社会地占有的剩余产品代替了剩余价值，那么平衡公式就取得了一种新的形式，这种形式表现了与改变了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再生产的不同社会目标。剩余价值不单纯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所生产的商品总价值的一部分，也不只是新生产的价值物（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它还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目标。作为这样一个目标，它的意义远远超过旨在更高抽象层次上代表实际的再生产图式中的一个符号。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图式指的是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的定量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再生产。但是，它们还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的再生产。①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Iv+Is=IIc这个公式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旦S消失，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

　　不仅如此，在商品生产已衰亡，剩余劳动的概念主要归结为社会服务和经济增长的社会里，从“平衡公式”中引申出来的“平衡”的概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商品生产的社会里，平衡遭到破坏时，无论使用价值还是价值的生产都会下降，因为两者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并不存在这种严格的联系——甚至作为劳动投入和使用价值投入之间的必要比例（采取“永恒规律”的形式）也不存在。确实，在《资本论》第二卷里，马克思走得如此之远，以致断言，在废除资本主义之后，将会有设备、原料和食物的“经常的相对生产过剩”。他说：“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①

　　不难想象，一个已经达到了一定消费水平的社会，会自觉地决定把绝对优先地位给予一个单一目标：减少劳动负担。它的努力就会集中在保证以越来越少的劳动投入来生产和分配一个理想的使用价值总量。在使用价值的层次上仍然会有“简单再生产”，但它是用每年［注：原译为“每日”。现根据向青的校对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减少4%的人日来完成的（假定人口增长1％而劳动生产率增长5%）。把这种情况叫做“缩小的再生产”是错误的，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将主要地用使用价位来计算，而且因为在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中，“缩小的再生产”合乎逻辑地与危机、经济平衡的中断和生活标准的下降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而刚才描绘的情况包含着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顺利继续，稳定的生活标准，以及不存在任何危机。

　　这并不意味着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生产可以不需要两大部类间在劳动力、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流动方面的特定比例。这种资源的按比例分配确实是社会主义计划化的本质。它不过意味着在价值计划与劳动时间的计算之间，在剩余价值的占有和积累为一方，与在生产各继起阶段中完成并以一定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量来度量的效率（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另一方之间，不仅存在着量的差别，而且存在着质的差别。①

　　① 参看恩格斯《反杜林论》下面一段论述：“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迁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一百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一百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工作小时。因此，到那时，由于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社会可以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动摇不定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而不是用它们的自然的、相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同样，化学一旦能够以相当的尺度，即以实际重量，以1012分之一或1024分之一克，来绝对地表现原子量，它也就不会想到再用迁回的途径，用氢原子来表现各元素的原子量了。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生产一百平方米的布，譬如说需要一千工作小时，社会就不会用间接的和无意义的方法来表现这一简单的事实，说这一百平方米的布具有一千工作小时的价值，诚然，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348页，还可以参看马克思的论述：“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98页。

　　赖兴堡（前引著作）突出地表明，把资本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的再生产图式混为一谈，必然会导致什么样的理论歪曲。首先，他悄悄地把服务部门的物质手段包括到消费品的第二部类中（第16页）。其次，他谈到，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结果，“扩大再生产强化了”——这种强化表现在下列事实上：“如果（Iv+Is）与IIe之间差额不变，积累增大的过程是可能的”（第21页），但是他不能具体说明这种积累的对象。它是IIe的价值吗？显然这是废话，如果两个价值量本身不变，那么它们之间的差额就不可能改变。或许它是使用价值的积累？这是无疑的，但是一定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所生产的原料和工具（用于消费品生产的）实物量的增加；确实就是劳动生产率增加这个定义本身，而同时，赖兴堡却暗示，这些商品的价值（从而以价值表示的扩大再生产动态）没有变动；

　　明兹走得远远超过卢森堡。他概括了斯大林时期和后斯大林时期两代苏联和东欧经济学家的意见，明确地指出：“表现在图式中的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命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完全有效的。”①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明确理论相反，这种“社会主义生产”仍然是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即普遍化的价值生产。我们不妨问一下，什么样的提高剩余劳动的内在“规律”会化入这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中。因为马克思清楚地表明，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的扩大再生产图式是以这一规律为依据的。②

　　① B.明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4年巴黎版，第167页。

　　② “因此，对资本家个人来说，不言而喻的是：他们支配的劳动军越来越大（尽管对他们来说，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已经减少），他们占有的剩余价值量，从而利润量，会随着利润率的下降并且不顾这种下降而同时增长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44页。（着重点是我们加的）必须指出，在前文中，马克思明确指的是资本积累及由此形成的扩大再生产，应当把这一段论述与涉及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增长的同样清楚的那段论述进行对照：“当然，如果我们把工资归结为它的一般基础，也就是说，归结为工人本人劳动产品中加入工人消费的部分；如果我们把这个部分从资本主义的限制下解放出来，把它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现有的生产力（也就是工人的劳动作为现实的社会劳动所具有的社会生产力）所许可，另一方面为个性的充分发展所必要的消费的范围：如果我们再把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缩小到社会现有生产条件下一方面为了形成保险基金和准备金，另一方面为了按社会需求所决定的程度来不断扩大再生产所必要的限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末，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同上，第990页，着重点是我们加的）从这些引文可以清楚看到，在马克思者来，形式的差异包含着量的差异，特别是代表增长趋势的变动量的差异。

六、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牢固地扎根于他的完善的［注：原译为“和”。现根据向青的校对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劳动价值论。不仅他的再生产图式是以一个共同的计量单位——劳动时间为依据的，而且这些图式所度量和表现的是社会现有劳动力在物质生产不同部类和部门之间的分配（和运动），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说都是如此。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价值是抽象的社会劳动。

　　森岛通夫作了大量努力和创新，以便在学院派经济学家的心目中恢复马克思作为总量分析法的先驱者之一的地位，却继续去探求以总量为基础的宏观价值论和微观价值论之间的矛盾。他虽然摒弃了陈腐的所谓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的“矛盾”（围绕这一点，学院派对马克思的批评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却从这一“新的”矛盾中制造出一个堂皇的稻草人。①可是，我们认为，他对马克思的“两种”劳动价值论的微妙区别，是建立在纯粹概念混淆的基础之上的。在马克思看来，价值和价值生产突出地是社会特性，指的是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彻底附着于事物的“自然”属性。因此，当马克思说商品价值是在它的生产中消耗的人类劳动的体现，并且进一步说商品价值等于其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他并不是作两种不同的论述，而只是简单地重复同一命题。因为，一定的商品的价值只是决定于生产中所消耗的相当于社会平均数（既包括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又包括社会承认的平均需求）的那部分劳动，也就是说，为社会承认为社会必要劳动的那部分劳动。一定的商品的生产中所消耗的、但不被社会承认的劳动，对该商品的所有者来说是不生产价值的。

　　① 森岛通夫，《马克思的经济学》，1973年剑桥版，第11—12页。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决定价值的，不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而是现在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78页）。

　　可是，正因为价值和价值生产最终指的是现有从事生产的社会总劳动力的分配和再分配，所以宏观经济总量是一个基本的经济现实，基本的“生活实际”。如果500万个工人在一年内从事物质生产2000小时，那么全部价值产品就是100亿小时，而不管每个个别商品的社会承认的价值是等于，或者大于，或者小于在它的生产中实际消耗的劳动时间数。因此，如果一定的商品的价值小于在它的生产中实际消耗的劳动，那么至少必须有另一个商品，它的价值大于其中实际体现的劳动量。①对劳动耗费的社会承认与实际劳动耗费之间的差异，只是对个别商品来说才存在，而对商品总量来说是不存在的。②在这一意义上，森岛强调指出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归根到底并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与小商品生产相区别）在根本上是总量的、宏观经济概念，这是正确的。③

　　① 参看《资本论》第3卷第10章，特别是以下段落：“事实上，严格地说……由中等价值调节的商品总量的市场价值，等干它们的个别价值的总和；……在最坏的一端生产的人，必然低于个别价值出售他们的商品：在最好的一端生产的人，必然高于个别价值出售他们的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05页）。还可以看下文：“如果商品不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转化了的价值的总额仍旧不变；一方面的增加，就是另一方面的减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46页）。

　　② 我在第3卷的导言中讨论所谓转形问题时还要回到这一命题。

　　再生产图式（以及一般的资本流通问题）和价值论之间的关系，使我们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争论得最热烈的问题之一：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之间的确切界限。既然图式是价值图式，它们只表现价值生产，自然就排除不生产价值的经济活动。确切地说，这些活动是什么？

　　必须承认，马克思本人使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了。在《剩余价值理论》讨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很长段落与《资本论》（特别是第二卷）中涉及同一主题的关键性段落之间，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差异——尽管这种差异只是细微的。关于这一点的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对代理商和旅行推销员的分析。他们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被划分为生产劳动者，而在《资本论》第二、三卷中被划分为非生产劳动者。①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一场漫长而往往混乱的辩论又使事情更为复杂。②它还同判定所谓服务行业方面的分歧交织在一起——举一个例子，根据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一项特殊解释，苏联和东欧的会计学中不把服务行业包括在创造国民收入的行业内。③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218—219页；《资本论》第3卷第17章。甚至在《剩余价值理论》的第一部分中，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明显的矛盾。马克思在一处写道：“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用，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末，他就是生产劳动者。”在另一处他又说：“而有些劳动，对它们的买者或雇主来说是生产的，例如演员的劳动对剧院老板来说是生产的，但这些劳动看起来象是非主产劳动，因为它们的买者不能以商品的形式，而只能以活动本身的形式把它们卖给观众。”（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148和165页。译者按：这两段论述实际上并没有矛盾。）

　　② 特别请参阅：夏克·纳热尔，《马克思主义思想演变中的集体劳动和生产劳动》，1974年布鲁塞尔版；S．H．孔茨，《生产劳动和有效需求》，1965年伦敦版：阿尔诺·贝尔图，《马克思学说中的生产劳动和劳动生产率》，1974年巴黎版，伊恩·高，《马克思和生产劳动》，载《新左派评论》第76期，1972年11—12月；彼得·霍威尔，《再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载《革命的共产主义者》第3—4期，1975年11月：马里奥·柯果伊，《价值论和国家支出》，载《唯物主义的国家理论问题》，1973年法兰克福版，第164—171页；P．比绍夫，《作为阶级分析范畴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载《社会主义政治》，1976年6月；阿尔特瓦特与惠斯根，《作为斗争概念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载同上刊物．1970年4月，鲁迪·施米德，《马克思的积累和危机理论的中心问题》，1972年法兰克福版，I．桥本，《服务劳动的生产性》，载《京都大学经济评论》，1966年10月；K．西川，《从国民收入观点看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载《大阪大学经济评论》，1965年第1期：K．西川，《关于运输劳动经济性质的论战》，载同上刊物，1966年第2期。还可参阅《政治经济评论》第10期、11/12期(1973年1—3月和4—9月）上刊载的E．柯嘉．C．柯里奥—丹莱纳、P．萨拉玛和H．拉格朗热的文章：《科学与社会》第22期（1958年）和第24期（1960年）上刊载的J．莫里斯和J．勃莱克的文章；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会议公报》（1973—1975年）刊载的法因、哈里逊、高，霍威尔等人的文章，关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很多著作都顺便讨论这一问题。

　　③ 例如，可参阅让·马夏尔和夏克·勒凯翁，《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诸模式》第3卷：《古典模式、马克思主义模式》，1958年巴黎版，第82—85页；明兹，前引著作，第159—165页，及其他。

　　我们需要划分的第一个界限就进入事物的核心。马克思把某些劳动形式划分为生产性的，而把另一些劳动形式划分为非生产性的，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是进行道德上的宣判，或者采用社会（人类）有用性的淮则。他甚至也不把这种划分描述为客观的或超历史的。他分析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单纯地为那个制度、而且仅仅是那个制度的运行和合理性而决定什么是生产的，什么是非生产性的。从社会有用性或需要方面来说，医生所提供的劳动对于任何人类社会的生存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的劳动显然是有用的。可是，从资本生产或扩张的角度来看，它是非生产劳动。与此相对照，达姆弹、毒品或色情刊物的生产对于人类社会的总体利益来说，是无用的和有害的。但是由于这些商品容易找到顾客，其中体现的剩余价值就得到了实现，而资本就得到了再生产和扩大。因此，在这些商品上所消耗的劳动是生产劳动。

　　在这一社会地决定的和历史地相对化的概念的框架内，生产劳动可以定义为与资本而不是与收入相交换的一切劳动，也就是能够使一个或若干个资本家致富，使他们能够占有由生产价值的雇佣劳动总量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的一部分的一切劳动。①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从个别资本家观点来看的生产劳动。”资本主义企业所使用的一切雇佣劳动——与为私人家庭、为消费需要而进行的劳动相反——均属这一范畴。《剩余价值理论》就停留在这一层次上。

　　但是，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回到同一问题时，他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的角度出发，特别是从资本增长或积累的角度出发，把就资本整体来说的生产劳动，与就个别资本家来说的生产劳动区别开来。就资本整体来说，只有增加剩余价值总量的劳动才是生产性的。能使一个个别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总量的一部分而并不增加那个总量的一切雇佣劳动，对于商业的、金融的或服务部门的资本家来说，可以是“生产性的”，因为它允许他们参与对蛋糕的普遍分享。但就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家来说，这种劳动是非生产性的，因为它并没有增加这块蛋糕的总的体积。

　　只有商品生产才使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成为可能。从而只有在商品生产的王国内才能实现生产劳动。在流通和交换的领域内没有增加新的剩余价值，更不用说交易所或银行柜台了，在那里发生的只是先前已经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资本论》第二、三卷对这一点讲得很清楚。①第二卷中的有关段落大多数是恩格斯从手稿II和IV中摘出来的。换句话说，它们是在1870年或者在1867年和1870年间写的，时间上稍稍后于1861—1863年写的《剩余价值理论》（甚至还后于第三卷的粗糙的手稿），因而可以被认为是代表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后的观点。同《剩余价值理论》中所说的相反，这些观点认为，挣工资的店员或推销员不进行生产劳动，至少从资本整体的角度来看是如此。不过，即使这一基本原则已经确立，仍然有四个额外的问题需要解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48—150页；以及第25卷，第16、17章。

　　第一，存在着所谓“非物质商品”的问题：音乐会，马戏，卖淫，教书，等等。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倾向于把这些划为商品（在它们是由挣工资者为资本家而生产的限度内）。尽管他在第二卷中并没有明确地反对这一点，他却强烈地、反复地坚持通过作用于并改造自然界的劳动过程而体现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之间的联系。①不仅如此，他还提供了一个一般的公式，它包含着把从事“个人服务产业”的雇佣劳动排除在生产劳动领域之外：“如果一种职能本身是非生产性的，然而是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的因素，现在这种职能由于分工，由多数人的附带工作变为少数人的专门工作，变为他们的特殊行业，那末，这种职能的性质本身还是不会改变的。”②如果这对旅行推销员或薄记员来说是正确的话，那末，它显然更加适用于教员或清洁服务。

　　① 见《资本论》第2卷第6章。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分析，纳热尔和比绍夫采取与我们相同的观点。高支持相反的观点，特别是依据《资本论》第1卷中的一段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6页）。其中马克思明确地把替私人资本工作的挣工资者（如教员）包括在生产劳动的领域内。我们认为，这一段论述同《剩余价值理论》中的若干论述一样，只表明马克思尚未完成“生产劳动”的两个相互矛盾的定义的结合——一方面是与资本而非与劳动相交换的劳动，另方面是参与商品生产过程的劳动（它包含了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对立的统一）。在概念上可以与挣工资的清洁工人（为资本主义的清洁公司工作）或者百货商店的挣工资的店员所生产的“非生产服务”相对比的挣工资的教员所生产的“非物质商品”是什么呢？

　　把生产劳动定义为把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结合起来（即把使用价值的创造和交换价值的生产结合起来）的生产商品的劳动，就合乎逻辑地把“非物质商品”排除在价值生产领域之外。不仅如此，这个结论又与《资本论》的一个基本命题密切地联结在一起：对人类来说，生产是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必要媒介；没有（具体）劳动，就不可能有生产，而没有对物质对象的占有和改造，就不可能有具体劳动。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页以后，我们认为，夏克·古凡尔纳错误地企图超越这种限制，为了能把雇佣劳动生产的“非物质商品”包括到“生产劳动”内，他把上述马克思的公式扩展为“自然或世界的改造”，那里“或世界”意味着“或社会。”由于挣工资的教员只“改造社会”而没有“改造自然”，其含意是显而易见的。夏克·古凡尔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1975年年鲁汶版，第41页以后。

　　使这一点变得更为明显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里阐述的关于为什么把运输业划入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领域而不划入流通领域的理由。这一论述在下面的段落中作了清楚的归纳：“产品总量不会因运输而增大。产品的自然属性因运输而引起的变化，除了若干例外，不是预期的效用，而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但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而物品的消费可以使物品的位置变化成为必要，从而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因此，投在运输业上的生产资本，会……把价值追加到所运输的产品中去。”①

　　请注意，这些论述显然都不适用于人员的运输。旅客运输不是实现使用价值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且不把任何新价值追加到商品上去。倒不如说，它是每个个人（不管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在上面花费他们自己收入的人身服务。这样，不管它是否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旅客运输业不能被看作增加社会价值和剩余价值总量的产业，正象商业、银行或保险领域内使用的雇佣劳动一样。

　　与上面段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六章第三节的论述。他一方面明确地说资本主义企业对人员的运输不创造商品或任何使用价值，另方面却指出它依然是一个“生产部门”，尽管这种“有用效果”只是在生产过程本身内才能被消费。①

　　把这一问题纳入所谓服务业的更广阔的标题之下，我们可以说，当作一个一般规则，凡体现为、从而增加价值于一个产品（物质）的一切形式的雇佣劳动，都创造剩余价值，因而对整个资本主义来说是生产性的。这不仅适用于制造业和采矿业，而且适用于货物运输，①诸如生产和运输水或其他任何形式能（如煤气和电）的“公共服务”业，饭店中的卖饭，房屋和办公室的建筑和销售及其建筑材料的供应，当然也适用于农业。因此，常常被包括在“服务业”标题下的许多部门，是物质生产的组成部分，并使用生产劳动。与此相对照，公寓或旅馆房屋的出租，公共汽车、地下铁道或火车中的旅客运输，在劳动者身外并未实体化的从事医疗、教育或娱乐的雇佣劳动（特定形式的劳动而非商品的销售），店员或银行办事员的劳动，保险公司或市场调查公司雇员的劳动——这些都不增加所生产的社会价值和剩余价值总量，因而不能列入生产劳动的形式的范畴。

　　电视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证。电视机或电视片（包括电视片的复制品）的生产显然是商品生产的一种形式，从事这种生产的雇佣劳动是生产劳动。但是，把已完成的电视片租出去，或者把一台电视机不断地租给许多顾客，并不具有生产劳动的特征。同样，制造广告片所使用的雇佣劳动是生产性的，而说服潜在的顾客购买或预订这种广告片，则象一般商业代理人的劳动一样，是非生产性的。

　　第二个问题是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之间划一条精确的分界线。《资本论》第二卷使人对马克思的观点没有怀疑的余地：只有增加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劳动，或者对实现或保存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说必不可少的劳动，才会增加体现在那个商品中的抽象的社会劳动总量（是生产价值的）。①同第二卷的其余部分一样，讨论这一问题的各段论述，只不过是对商品——对它的不可约的两重性及由此产生的矛盾的基本分析的相继展开而已。

　　第三，我们必须考虑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进行的各种不同性质的劳动。这里，马克思不象他的后来的追随者那样采取简单化的态度。他的基本原则是《直接生产过程》中所阐述的“结合劳动者”的原则。生产劳动，作为商品生产领域中所消耗的劳动，是那个过程所不必可少的一切雇佣劳动；这就是说，在没有那种劳动，一种商品的物质生产便不可能进行的限度内，生产劳动不仅包括体力劳动，而且包括工程师、实验室工作人员、监工，甚至经理和存货管理员的劳动。但是，与一种商品的特定的使用价值无关的，并且只是为了从劳动力那里榨取最大限度剩余价值（如工时记录员的劳动）或者为了保卫私有财产（如工厂内外的保卫人员）而进行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社会和法律形式联系着的劳动（制造厂商当作拿薪水的职员来雇佣的律师）；财务方面的簿记员；由于生产过剩趋势而必须雇佣的颇外的存货检查员——所有这一切对于资本来说都是非生产劳动。这种劳动并不增加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尽管它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或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面运行来说是必要的）。

　　需要考察的最后一种情况是小商品生产者，即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劳动。这些阶层虽然生产商品，从而生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并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除极为罕见的场合外），尽管它们会间接地有助于增加社会剩余价值量——例如通过它们的廉价劳动压低粮食的价值。我们相信，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持有《剩余价值理论》中提出的观点：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来看，这些阶层所从事的劳动既不是生产性的，又不是非生产性的，因为它们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以外经营的。①

七、非生产劳动者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吗？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的精确定义，不只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它还对社会簿记（按照价值计算国民收入）①具有重大意义，并且显著地影响我们对社会阶级的分析和由此得出的政治结论。

　　① 必须补充指出，为了便于分析和实用的理由，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正当地在国民收入计算中采用象“全部家庭和企业加在一起的总货币收入”这样的范畴，只要我们把它同年生产所形成的年产品和年收入的价值清楚地区别开来。

　　最狭窄的观点，即企图把无产阶级归结为从事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集团的观点，是同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明确定义完全矛盾的，我们这里不需要讨论它。在另一个极端，把无产阶级的概念无限制地扩大到全部挣工资和薪水的人员（包括军队里的将军和一年挣十万美元的经理），这显然是荒谬的。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无产阶级的决定性的结构性特征是出卖劳动力的社会经济强制。因此，无产阶级不仅包括从事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而且包括遭受同样的基本强制的全部非生产性的雇佣劳动者，这些基本强制就是：不占有生产资料，不能直接取得生活资料（土地决不能自由地取得！）；如果不或多或少地连续出卖劳动力，就没有足够货币来购买生活资料。这样，凡是其薪水的水平除了保证“正常的”生活水准外还允许资本积累的一切阶层，都被排除在无产阶级之外。这种积累实际上是否发生，本身与问题无关（但是一些专题论文和统计坚持认为，这一社会集团在相当大程度上并不从事积累；对所谓经理来说，情况尤其是这样，——虽然有一种陈词滥调不顾相反的证据而不断地流传着——，他们是资本家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一定是亿万富翁的最高层的组成部分的话）。

　　无产阶级的这一定义包括了挣工资的非生产劳动者的大众（不仅包括店员和低级政府雇员，而且包括家庭佣人），并且只在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上把工业中的生产劳动者看作无产阶级的先锋。最近，有几位作者对这一定义提出了挑战。①然而，这个定义无疑地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最正统的追随者考茨基（指成年的，不是指老年的）、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等所提出的定义。②但是，它引起了一个重大的异议。如果只有生产劳动生产价值从而再生产它自身工资的等价（除创造剩余价值外）③，那么这岂不是意味着非生产劳动的工资是从生产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中支付的了？在这种场合，岂不是会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发生一场重大的利益冲突，前者企图把剩余价值缩减到最低限度，而后者希望它增加？不仅如此，产业工人应当不应当反对国家支出的扩大（甚至在“社会服务”的领域内），因为这种支出归根到底来源于从他们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增加？

　　① 吉尔曼把“广告部主任、公共关系部主任、法律顾问、税收专家、销售专家、院外活动集团成员及其助理”，同“其余的日益增长的一大批白领工人”，都划归“第三方消费者”的一般范畴内。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这样说，但他通过这种划分，势必把它们排除在无产阶级之外（《利润率的下降》，1957年伦敦版，第93和131页）。这一观点显然影响了保尔·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年纽约版）的分析，以及巴兰和保尔·斯威齐在《垄断资本》（1966年纽约版）中的分析。波卡拉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71年巴黎版，第213页和236页以后。）则明确地把“拿薪水的中间阶层”排除在无产阶级之外，把无产阶级仅仅归结为生产性工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人）的集团。

　　② 来源很多，难以详尽列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页，那里失业的病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残废者、寡妇等被看作“工人阶级中的受苦阶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见第491—492页），那里马克思把雇佣劳动者定义为经常（不断）地被迫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在第456页上仆人也被当作雇佣劳动者）。罗莎·卢森堡（《国民经济学导论》，1925年柏林版，第263—264页和第277—278页。）有时同样把雇佣工人以及穷人、病人和失业者等包括在工人阶级成员内，托洛茨基（《一九O五年》，1972年伦敦版，第43页。）把家庭仆人列入工人阶级项下，而考茨基（《阶级斗争：爱尔福特纲领》，1971年纽约版，第35—43页。）明确地把商业和工业的挣工资者包括在无产阶级行列中。普列汉诺夫在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中把无产阶级定义为被迫出卖他们劳动力的人，以后扩展为“不占有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的人……由于其经济地位被迫经常地或周期地出卖他们劳动力的所有人。”列宁虽然反对采用“流通资料”的字祥，但对这一公式并未提出重大异议。

　　③ 一种有趣的边缘情况是所谓半无产阶级，即保留着对自己的生产资料的部分所有权的阶层，它的收入来源于私人生产的农业和手工业商品，其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种收入刚刚超过生产费用，因而不足以保障起码的生计。这样，半无产阶级被迫以部分时间当作雇佣劳动来工作。但是恰恰因为它只是暂时地出卖其劳动力，它的工资可以被压到远远低于通常的社会最低限度，它的社会存在以一个突出矛盾为特征：虽然它决不会卷入剩余价值的榨取或消费之中，它的直接的和历史的利益在某种限度上都与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相对立。因此，半无产阶级与非生产工人和其他真正的雇佣劳动者不同，不能被看作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宁可说它代表着一种过渡性现象，它的一只脚站在小资产阶级中，而另一只脚站在无产阶级中。

　　对这一异议可以从两个层次予以反驳。首先，说所有非生产劳动都从当前生产的剩余价值中支付，这是不正确的。非生产劳动的一个重要部分（例如店员、金融部门中的工人以及非生产性的服务行业中的工人）并不是从当年生产的剩余价值中支付的，而是从投入这些部门的那部分社会资本中支付的。只有这些资本的利润才形成当前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诚然，社会资本是过去榨取剩余价值的结果。但是这一点也适用于可变资本，即支付给生产工人的工资。这里的重要之点在于，既然所有这些部门中的工资和薪水不是从当前生产的剩余价值中提取的，那么这种支付决不会减少当前支付给生产工人的工资。①

　　① 这些工资增加了一定量的剩余价值必须在其间分割的社会资本总量（换言之，它们降低了平均利润率），但是，就产业资本家来说，这是一个较小的弊病。如果没有独立的商业资本和商业雇员，产业资本家自身为补偿流通费用而支出的资本要大得多，利润率要低得多（见《资本论》第3卷，第17章），既然这只涉及一定量剩余价值在不同资本形态之间的分配，对新创造价值在工资和剩余价值之间的分割（即生产劳动的剥削率）没有直接影响，那么在生产性雇员和商业雇员之间就不会发生利益冲突。

　　不过，非生产劳动的工资的一部分是从当前生产的剩余价值中支出的。这主要涉及公用事业和政府中国家雇员的工资和薪水（当然，不涉及国家工业企业，那里发生的是独立的商品生产，从而是独立的价值生产）。但是，要由此得出结论，说国家支出的缩减会引起剩余价值的减少和实际工资的增加，或者说国家支出的上升是通过剩余价值的增加和实际工资的减少而发生的（这说的是一回事），就必须非常详细地分析国家开支“爆炸”以来剥削率和工人生活标准的趋势。这种考察显然超出本导言的范围，但是必须指出两个主要点。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工资总额”（即纳锐前的工资额）的概念是毫无意义的。工资是通过购买商品和劳务重建工人劳动力的手段。这样，为帮助国家购买飞机而从工人“工资总额”中扣除的货币，同工资是毫不相干的。它自始就是社会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当然，如果新增税收确实降低了先前已经达到的实际工资水平，那么确实可以说它们增大了剩余价值率。但是，这要通过比较前后继起的净工资额和实际工资额，而不是以“工资总额”来衡量。）

　　同样，把有助于重建工人劳动力（或维持其家庭的正常生活条件）的国家医疗、教育或运输事业解释为来源于剩余价值，这也是荒谬的；倒不如说，它们代表着工资的社会化部分，不管它是否通过“国家收入”的形式，也不管它是“来源”于“工资总额”（工人支付的税款）,“利润总额”（资本家支付的税款），还是“独立的中产阶级的总收入”。①

　　① 有人提出异议说，决不能把失业补偿金看作“劳动力”这一商品的“价格”或“价值”的同等物，因为根据定义失业者并不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不过，这一论点依据的是对“社会化工资”这一范畴作了有些机械的简单化理解。没有人会宣称，如果一个工人把他现在得到的工资的10%存入巧克力盒子或银行帐户，以预防“活跃的成年人生命期”中可能失业的时期，那部分货币就不再是其工资的组成部分了、这同下面这种情况并无根本区别，即：所有工人使用名叫国家失业保险协会或国家社会保障协会的一种集体的巧克力盒子或银行帐户，那里货币总额不是经过工人的钱袋，而是从资本家帐户直接转移到这些协会去的，顺便指出，只有接受这种分析，要求这种基金完全由工会来管理（因为不论是雇主或者是国家在工人如何花费他们自己的货币的问题上都没有任何发言权！）才是合法的。

　　这样，考察国家支出的升降对工人阶级平均生活水平的影响——这同它是由非生产性的国家雇员提供服务（媒介）是无关的，毕竟是有意义的。当工人生活水平下降时，结论是明显的：劳动力的总价格（个人工资加上“社会化”的工资）减少了。不过，当工人生活水平上升时，没有一种诡辩术可以证明这会引起社会剩余价值的增加。（诚然，它可能伴随有社会剩余价值的增加，但也可能伴随有直接的实际工资的上升。除非是具有错误逻辑的人，“伴随有”和“起因于”不是同义语。）

　　由于马克思经济理论摒弃僵化的“工资基金”概念，所以对变动着的国家支出如何影响于剥削率的分析必须是综合性的和动态性的。从国家支出的扩张或收缩中不会有什么东西自动地流出来。这样，为了表明国家支出是牺牲了工人阶级而上升的，就必须证明，在既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下，支出的缩减会导致更高的实际工资，而不是资本家阶级的更高的利润。没有这种详细证明，这个命题至少是值得怀疑的。这种分析必须考虑到政治和社会的阶级斗争可能的动态（它尤其是一定资产阶级社会中各阶级力量间相互经济关系中伟大历史变动的函数）以及它对国家收入和国家支出结构的影响。

　　我们似乎已经远远地离开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问题以及它与无产阶级定义的关系。但是，实际上，我们只是现在才到达了问题的核心。因为对无产阶级——由于社会经济强制被迫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者的阶级——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划分，意味着产业后备军水平的变化和劳动力价值①的“纯生理”成分与“道德、历史”成分之间的多样化关系对于无产阶级的直接命运来说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① 见我为《资本论》第1卷写的导言，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第149—158页。

　　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看到非生产性雇佣劳动增长的意义。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里，非生产性雇佣劳动是随着无产阶级规模绝对和相对地增大而增长的。①它的增长完全没有反映对生产劳动的剥削的增长或者剥削率的急剧提高，而是确立了在“正常”政治环境（即除了法西斯或法西斯型的政权外）中剥削率难以攀登的高峰。因为，尽管死劳动（半自动化机械）迅速替代活劳动，在整个历史时期内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动后备军减少的正是非生产性雇佣劳动的这种增长。不仅如此，非生产性雇佣劳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所提供的服务，是在扩展无产阶级的需求和生活条件［注：原译为“生产条件”。现根据向青的校对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使之远远超过纯生理基础方面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至少在帝国主义国家（以及有些具有强大工人运动的最发达的半殖民地国家，如阿根廷），已经提高了的新的最低限度标准远远高于马克思时代的标准。

资料来源：三十年代的资料，见《劳工统计年鉴》，1945—1946年，国际劳工局。蒙特利尔，1947年；1974年资料，见《欧洲共同体统计局：基本统计，1976》。

　　显然，我们不应当把这种收获看作理所当然的或者不会受到攻击的。它不过是在有利条件下工人阶级于劳动市场（结构性失业的长期下降）上所取得的一种胜利，而战后长期的经济加速增长使这一点成为客观上可能的事。正如所预见的那样，自七十年代上半叶以来，这一基本经济情况已经走向反面。①巨大的结构性失业重新出现了，同时许多“富”国中对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发动了野蛮的进攻，不管这种进攻的目标是“直接”工资，是“社会化”工资，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工人对国家社会支出的巨大削减正确地进行了强烈的反抗，从而表明他们的阶级本能比坚持把所有国家支出叫做“剩余价值”（其逻辑后果就是对这种削减漠不关心，或者甚至加以赞许）的那些理论家的“科学”要更加清楚。

　　① 见《晚期资本主义》第4章，前引版本。　　　　　　　　

八、奢侈品生产，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

　　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他的再生产理论的结合有关的，还有生产奢侈品的劳动的确切性质以及它在再生产中的职能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与其说是因为奢侈品消费本身的作用，不如说是因为奢侈品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以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起着可怕的日益增长的作用的另一个部门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当然，我们所指的是军火生产。

　　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军火部门的确切职能问题，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就发生了热烈的争论，那时俄国的民粹派分子V·伏隆佐夫第一次提出了通过借增加军火生产以“吸收”部分剩余价值的办法来避免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①。在三十和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一场长期争论，涉及了重整军备在克服两次大战期间国际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停滞方面的作用。第二次大战以来，范斯、克力夫、基德隆学派在解释长期经济“繁荣”时赋予“持久的军火经济”以至关重要的地位；军火生产在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所提出的“剩余吸收”的过程中也占有核心的位置②。最近，本导言作者与其他几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间发生了一场新的争论，集中于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军火生产对利润量和利润率演变的特定关系。③

　　② 这里，书单太长，难以完全复述。撇开旧一些的著作，值得提到的有以下一些：纳塔里亚·莫斯科夫斯卡：《晚期资本主义动态》，1943年苏黎世，纽约版，T．N．范斯：《持久的战争经济》，1970年伯克利版：阿道尔夫·科兹利克，《浪费的资本主义》，1966年维也纳版；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1966年纽约版：弗里茨．维尔马：《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军备和裁军》，1965年法兰克福版；迈克尔·基德隆：《大战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1968年伦敦版，较少直接关系的是吉尔曼：《利润率的下降》，1957年伦敦版。

　　③ 见我在《晚期资本主义》第9章中的论述，以及柯果伊：《价值论和国家支出、前引版本，第165—166页，亦见保尔·马蒂克：《新马克思主义批判），1974年法兰克福版。

　　马克思在抽象的社会劳动中看到了价值的本质，而不管它所生产的商品的特定使用价值。仅仅在没有人会购买对他绝对无用的商品这一直接和明显的意义上说，某种使用价值的存在是交换价值实现的先决条件。但购买这一社会事实就是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它对其购买者的有用性的充分证据。因此，只有卖不掉的商品才不包含社会必要劳动，因而就没有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据定义，雇佣劳动所创造的一切被卖出的商品的生产，都增加被生产和实现的剩余价值总量（除非它们按照远低于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售，以致社会不承认其中包含的任何部分的剩余价值）。

　　在第二卷中，马克思把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的生产与实现同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即资本积累清楚地区别开来。并不是生产出来的全部商品都对扩大再生产过程有贡献。但是马克思非常明确地说，生产出来并销售出去的全部商品都有助于增加资本家及其门客所占有的剩余价值。①与此相对照，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就不会有任何剩余价值和利润，因为全部剩余价值会被非生产地消费掉，而不会进入再生产过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77—81页，第114页，第482—483页。

　　奢侈消费品是用未被积累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来购买的，这种生产仍然处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领域内，也就是说，它扩大了属于资本家阶级的利润量。同样，军火或航天设备的生产是商品生产的一种形式；这里，唯一的买主是国家，而奢侈品却是同资产阶级的收入相交换的，但这一事实并没有重要差别。为了确定军火生产是降低还是提高平均利润率，需要回答的问题同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其他部门提的问题是一样的。在那个特定部门中，资本有机构成是等于、高于还是低于其他部门中的平均有机构成？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或下降）是否影响社会平均剩余价值率？①

　　① 这一点可以从生产出来的军火的商品性质自动地推论出来，也就是说．可以从下列事实自动地推论出来：投入那个部门的资本从事商品生产，相应的雇佣劳动从事剩余价值生产。这样，同奢侈品生产的场合一样，那个部门利润率与其他部门利润率之间差距（例如，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会降低或提高社会平均利润率。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明确地维护这一观点，而反对李嘉图。

　　确定军火生产对资本积累的贡献，不象决定军火生产是否构成影响利润率波动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形式那么容易。必须区别两种基本情况。

　　在“资本充分使用”（这可能而且往往伴随有雇佣劳动的结构性失业）的情况下，武器的生产，象不进入劳动力再生产的奢侈品生产一样，显然无助于资本积累。从双重意义说，这一点都是正确的。武器同奢侈品一样，并不提供扩大（再）生产的客观物质要素。它既不供应追加的原料、机器或能源，也不供应能养活扩大了的劳动力的消费品。然而，购买武器的那部分国民收入不可能花费在追加的生产资料或追加的生产工人的工资上。这样，既由于它们特定的使用价值，又由于它们是同剩余价值的非积累部分相交换的，所以在社会资本“充分使用”的条件下，武器不会对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有贡献。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武器生产减少资本积累，不过下面这种情况除外，即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剩余价值的一切形式的非生产性支出都减少资本积累。为了表明军火部门的出现或扩大确实缩减了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必须证明它的出现或扩大是以生产资料部门为代价的。如果它仅仅替代了奢侈品生产，那么，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资本积累的规模和潜在节奏都不会变化。

　　但是，如果武器部门的出现和扩大是以生产消费品的部门为代价（仍然假定资本的“充分使用”）的话，那么情况又会如何呢？这里也有两种不同情况需要考虑。如果这种替代导致劳动力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能力的下降，那么资本积累率就会因此下降，甚至在一定时期后会导致再生产的缩减。①但是，如果这种替代并没有改变生产过程中工人接受现行社会劳动“定额”的能力或愿望，那么资源从第二部类向第三部类的这种转移，包含着社会平均剩余价值率上升。同样的价值可以用同样的劳动力生产出来，但耗费较少的可变资本。工人阶级在现有国民收入中将得到较小的份额。这会使积累率保持不变，还是会使资本积累或扩大再生产水平提高，要看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的上升是如何影响剩余价值在非生产地消费的部分（其中包括武器部门）和积累部分之间的分割的。②

　　① 见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1968年伦敦版，第332—355页。

　　② 见卢森堡，《资本积累》（前引版本，第455—457页和第461页以后），卢森堡正确地强调指出，牺性工人阶级（例如，通过消费品的间接税）来增加军事支出的倩祝，会导致剩余价值率和资本积累的增加。

　　这里，我们必须抛弃“资本充分使用”的先前假定，而考察在资本长期过剩的条件下扩大军火生产的实际作用。这种情况决不是虚假的，或者单纯是为了论辩而引入的。相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二十年间发生的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巨大的军备竞赛期间①，这种情况已经盛行。在三十年代第二次大规模重整军备时期（从日本的“满洲事变”和希特勒当权后的德国政策开始，到1936年以后就普遍化了），这种情况甚至格外显著了。在至今已继续了三十年而且没有结束迹象（而是恰恰相反）的持久军备时期，资本的过剩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更是一种常规。②这样，考察在资本大规模过剩条件下正在发展的军火部门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是完全合适的。

　　② 关于认为现行资本“不足”的人与相反主张存在着资本过剩的人之间的争论，可参看《每月评论》主编，《资本短缺：事实和幻想》，载第27卷第11期，1976年4月，在拙著《等待好转》（载lnprecor第40—41期，1925年12月）中，我提出了与《每月评论》相同的观点。必须强调指出，在资本过剩的出现和利润率的下降（剩余价值量的相对短缺）之间并无矛盾。诚然，后者决定前者。这只对于那些忽视第3卷的主要教导之一，在分析“资本一般”时抽去了“时间”因素，并错误地把资本同当前生产的剩余价值混为一谈的人来说，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一旦把资本理解为一系列过去的活动中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的积累，那么这一问题就消失了。

　　资本的生产过剩意味着，在价值方面，出现了大量资本，必须存入储蓄帐户或者用来购买公债和政府债券，那里它们只能带来平均利息率，而不是平均利润率。在使用价值方面，它表现为工厂中相当大量的未被使用的原料库存和生产能力，以及大量的失业工人的后备。如果一个显著的军火部门在经济中出现和扩大的结果使货币（或准货币）资本得到了生产性的重新投入，那么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就会增加。我们已经知道，军火制造是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因此，在直接的意义上说，资本变得更富裕了，因为在更大规模的剩余价值生产中有更多的工人被剥削了。

　　既然第二部类并不有助于创造扩大再生产的物质要素，那么它的扩大就不能直接保证高水平的资本积累。但是，它能间接地做到这一点。因为当追加的工人被雇佣时，工资额增加了，从而导致消费品生产和销售的增加。同样，武器工业中追加原料的消耗，刺激了先前缩减生产的矿业和第一部类其他核心部门的生产。只要“生产要素”的储备是可以得到的（这是从“资本使用不足”的初始假设推论出来的），以及（或者）只要新增的剩余价值至少有一部分未被军备部门或其他非生产部门吸收，而仍然可以用作资本积累，那么在一切经济部门里物质生产就会上升，从而增加扩大再生产的物质要素。

　　如果所描述的过程伴随着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剩余价值之间分配的变化，也就是说，如果重整军备的费用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提高剩余价值率、牺牲工人阶级而取得的，那么上述条件就更加适用了。其结果就会形成对资本积累来说是“理想的”结合：在同一时间，会发生被雇佣和被剥削的工人数量的扩大（即价值产品、剩余价值量和市场需求的扩大）；剩余价值率和（或许）利润率的增加；积累率的提高（即对生产部门投资的增加超过武器支出的增长）。①

　　① 这说明了希特勒的战争经济和战后”繁荣”之间的重要差别。在前一种场合，与后一种场合不同，所增加的投资总的说限制在军备部门，并没有发生实际的积累增长，包括“最终消费者市场”的扩大。

　　不用说，这并没有给资本主义平衡问题提供“长期解决的办法”，因为这一活动的“成功”本身不可避免地把初始的矛盾再生产出来。资本积累的增加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有机构成的提高又开始压低利润率。就业水平的提高（这种可能性是由军队或国家机器吸收部分失业者——这是军事支出巨大增长时的一个正常特征——造成的），缩减了劳动的产业后备军，从而（除在法西斯型专政下）更加难以通过进一步提高剩余价值率来抵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影响。利润率的下降压低了生产性投资并导致生产过剩危机和资本积累率的下降；当利润率确实变成“负数”时，资本贬值的过程开始了，这正是生产过剩危机的正常职能。

　　要通过强化已经在经济中作为一个相当大的部门存在的军备生产来对抗资本积累的新危机，就会既改变剩余价值在其积累部分与消费部分间分配的基本比例，又改变生产资源在第一、二部类和第三部类间分配的基本比例。开始获得的对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全部影响会越来越被抵销。不仅如此，利润和工资的税率必须如此之高，以致除在非常特殊的政治条件下，基本社会阶级（尽管不包括直接从事武器生产和采购的那部分资本家）会起来反对军火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这样，这种扩张并不是医治资本主义积累过剩和生产过剩的病痛的万应良药。但是，只要上述前提条件得到满足，这种扩张会激起或长或短的经济好转的时期。

九、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如何能参与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部分地与资本的两大部分之间的区分相吻合。资本的两大部分是：投入商品生产的资本（不管是投入工业、农业、运输业，还是所谓服务业中的生产部门）和投到其他方面的资本，也就是“生产资本”和“非生产资本”。后面一个范畴主要包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和保险资本，以及投入服务业中的“非生产部门”的资本。我们以前已经看到，虽然这些资本家雇佣的劳动使他们能够占有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剩余价值总量的一个部分，但这种雇佣劳动本身并不增加剩余价值总量。因此，就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产业资本家，或者更确切些说一切投资于“生产”部门的资本家，允许“他们的”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被其资本无贡献于剩余价值生产的资本家所占有？

　　这一问题在《资本论》第三卷里得到了详细的讨论；但既然第二卷中有一节专门讨论它，我们在这里也须略加涉及。一旦我们意识到，虽然投入物质生产领域以外的资本并不直接增加剩余价值总量，它却间接地有助于剩余价值总量的增加，那么答案就变得十分清楚了。换句话说，工业和农业资本家舍弃“他们的”剩余价值的一个份额，把它交给商人和银行家，这并不是出于他们的善心，而是因为这些先生帮助他们提高了那个剩余价值量。

　　为了证明这一点，马克思又在他的分析中引入了“时度声”（time dimension）。“时度”在整个第二卷中起着关键作用，并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资本流通和周转的整个过程。虽然固定资本的全部周转时间延续许多年，并且基本上不受资本采取商品资本形态（即商品处在流通领域中而尚未卖出）的时期内微小变动的影响，但在流动资本的场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需要三个月来生产一批商品，又需要三个月来销售它们，那么生产性的流动资本如果得不到帮助每年只能周转两次。流动资本中用来与劳动力交换从而使剩余价值创造成为可能的那个部分，一年中就要有六个月没有效益。然而，如果商品一离开工厂，商业资本就购买了其中一大部分，如果在商品生产出来以后、销售出去以前，银行资本就立即垫支货币来支付原料的帐单，那么，由于这些部门中资本家阶级的帮助，生产性流动资本在生产周期一完成就能够立即重新投资。因此，可变资本就决不会闲置。它将使工人在一年内十二个月（而不是六个月）都生产剩余价值——其结果，在其他情况都不变的条件下，年剩余价值总量就会比另外的做法大一倍。如果这些支援行动使剩余价值全面增长，那么把折扣付给批发商，或者把利息付给银行家，对产业资本来说自然是有利的。

　　不过，这一点所包含的意思是，整个社会资本中只有一部分不断地从事生产。一个重要部分经常处于生产领域之外。我们已经注意到为什么一部分社会资本必然采取货币资本的形态。我们现在看到另外一部分必须采取运输和银行资本的形态，以便缩短商品的周转时间。从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观点来看（这是马克思在第二卷中采取的观点；只是在第三卷里，他才把不同的部分看作彼此为获得一部份剩余价值的竞争者），可以把这一点看作资本家阶级内部的职能分工。不是每个工业资本家和农业资本家做自己的出纳员、自己的货币兑换商、自己的运输者、自己的在国内和世界市场上的商品销售者以及自己的追加货币资本垫支者，而是所有这些不同的职能都由在不同领域里专业化的各部份资产阶级社会地集中起来。这种分工带来了巨大的合理化：全部的社会流通、运输业和银行业的费用比每个资本主义厂商自己完成这些任务要低。这样，间接的生产费用就缩减了，剩余价值总量通过连续不断的生产而增加了。因此，维持（甚至扩大，如“服务业”的记录所显示的那样）这种职能分工对整个资产阶级是有利的。

　　投入物质生产领域以外的资本的来源是什么？既然一切资本最终都来源于剩余价值，既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切剩余价值都是由“生产资本”（既从事物质生产的雇佣劳动）所创造的，那么似乎一切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最终来源于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资本。这部分地是正确的。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指出货币资本如何周期性地从价值生产过程中“排斥”出来，从而可以暂时地用于其他目的。最好的例子是固定资本的折旧基金。它只每隔一定的时间才重新投资，而不是在每个生产周期后一点一点地重新投资，所以它可以暂时地充当信用和其他经营中使用的货币资本的重要来源。

　　不过，不应当把这一观点普遍化。资本毕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老。在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以前，通过掠夺农民，诈骗封建主（例如对舶来品规定过高的价格），抢劫商人（通过海盗行为）和部落（通过掳掠奴隶），已经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商人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的存在远在“生产”资本在工场手工业里诞生以前，更不用说产业革命了。这样，产业资本不仅通过交付“它自己的”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若干部份来再生产出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它而且发现在它自身诞生时其他的资本形态就已存在，并且确实是当作它自身诞生的一个条件而存在着。既然如此，那么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就既通过继续它们以前的做法（即占有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领域以外的部分社会产品，并把它们转变为剩余价值和货币资本），又通过占有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部创造的部分剩余价值，来再生产自己。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的权力以及外国政治、军事统治强加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头上的前资本主义、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相互渗透，是货币资本积累的这种孪生来源的历史发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通过商人资本、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和银行资本的经营活动，它们直到今天继续在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特别在所谓第三世界的扩张中起着关键作用。这样，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的“生产性”积累（通过商品生产中剩余价值的创造）不仅是前后继起的历史阶段，而且也是同时发生的和相互结合的现象。原始积累也不会自动地导致“生产”资本和工业化的相应扩大；它可以简单地凝结成上面提到的“非生产”资本的“片面”扩大。这种情况与外国帝国主义统治的冲击在一起，澄清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发达的一项秘密。

十、卢森堡对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批评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与第二卷相联系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争论，是由卢森堡在她的《资本积累》中对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批评激发起来的。这场争论中包括的确实是一些重大的向题：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所谓“崩溃理论”)；以及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根源和作用。①在本导言中，我们将限制在卢森堡的著作中与《资本论》第二卷的主题——整个社会资本的流通、周转和再生产——直接有关的部分。

　　① 讨论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的主要著作有奥托·鲍威尔（载《新时代》，1913年第24期），安东·巴奈科克（载《不来梅市民报》，1913年1月29日）和G．爱克斯坦（载《前进》，1913年2月16日）的评论以及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亨利克·格洛斯曼（《积累和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规律》，1929年菜比锡版）在许多地方讨论了卢森堡的理论，关于最近的讨论，见阿里吉·埃曼纽尔的《利润和危机》1975年巴黎版，以及琼·罗宾逊为《资本积累》的英译本写的导言。

　　卢森堡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一个单一的题目上：与剩余价值的积累相当的那部分商品价值如何能够实现呢？有什么购买力可以用于它的实现呢？资本家如果不是确信或预期有新增的主顾，为什么要扩大生产呢？这些新的主顾是谁？她首先摒弃了他们可能是工人的意见，因为工人的购买力始于资本，而仅仅为了满足扩大了的劳动力的新需求而扩大生产，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对于个别资本家分别来说是不正确的，对他们来说，除了他们自己的工人外所有工人都是潜在的主顾；但是，如卢森堡所断言的，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所有工人都是“他们自己的工人”，把他们当作新增的销售量的来源，是毫无意义的。①她也排除了这些新增的主顾可能是其他资本家的意见。因为如果购买剩余产品的货币出自它自己的口袋，那么整个资本家阶级如何能够致富呢？②他们也不可能是所谓第三种人，他们主要是资本家阶级（或者占有地租的土地所有者）的密友、食客和仆役。因为，归根到底，所有这些社会阶层的收入来源于剩余价值。如果剩余价值是可以用来购买新增商品量和商品价值的购买力的唯一来源，那么这就意味着资本家是依靠花费他们自己的货币来变得更富的。

　　既然如此，对卢森堡来说，结论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吸进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新增购买力只能来自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外，通过强迫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主要是农民和前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者）毁灭性地把他们的收入花费在资本主义商品上。只有这样，才会发生扩大生产和再生产，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一般。这一论证的最终结果是同样明显的。资本主义通过毁坏作为其扩张的基础的非资本主义环境，就损害了它自身增长的条件。这种非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环境的消失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的绝对限度。①

　　① 非资本主义环境对扩大再生产和积累是必要的这种意见，是海因里奇·库诺首先提出的（《崩演理论》，载《新时代》，1898年第1期），后来为卡尔·考茨基（《危机理论》，载《新时代》，1902年第2期）和路易·B·布丹（《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体系》，1907年芝加哥版）所维护。

　　虽然卢森堡论证的主题是明确和简单的，但围绕着《资本积累》而进行的许多争论却离开了她的主要命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本人与这个主题相结合对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提出了一系列进一步的批评，而这些批评是很容易回答的。这样，当她断言马克思混淆了货币当作流通手段的职能和收入（购买力）当作实现商品价值的必要前提的作用时，她显然是十分错误的。①当她暗示再生产图式不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时，她混淆了马克思的方法中明确地加以区别的不同抽象层次。当她臆测由于马克思的数字没有体现资本的“运动规律”（这些数字假定资本有机构成没有提高），它们就不能体现这些规律时，她依然是误入歧途。同样，从第一部类是积累过程的原动力这一明显的真理，决不可以推论出，第二部类总得为第一部类“作出栖牲”或者“依赖于”第一部类，而与私有制和竞争的规律相矛盾。②如此等等。在这些次要点上，争论进行得非常激烈，一般以卢森堡作牺牲。但是，争论虽然仍然时时爆发，却对她所提出的主要问题无关痛痒。

　　② 包含这些运动规律的图式已经由鲍威尔、格洛斯曼、雷昂·萨特，格隆波斯基、霍泽阿·雅费及其他许多人制定，这些图式能否保证长期平衡的条件，当然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卢森堡的论断必须在三个继起的抽象层次上加以回答。第一，最抽象地说，她犯了一个方法论的错误：她把一个只能与“许多资本的竞争”关连起来考虑的问题置于“资本总体”的框架内。①要在这两个有区别的层次上同时进行分析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总体按照定义就舍象了许多资本，舍象了竞争。这样，认为资本家阶级不可能通过购买它自己的剩余产品来使自己致富的论断，忽视了下列事实，即在私有制下，剩余产品从来不可能由“一个单一的总资本”来占有。资本主义竞争意味着资本家们确实能够通过购买彼此的“剩余产品”来致富。马克思本人明确地说，在一个地点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要求在另一个地点创造出它与之交换的剩余价值。②他还指出，如果没有竞争，增长实际上就会消失。③

　　① 这一点是罗兹多尔斯基首先提出的（见《资本论的形成》，1977年伦敦版，第63—72页）。

　　③ 《资本论》［注：原译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现根据向青的校对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3卷，第15章，第3节。

　　简短地说，在马克思看来，只要假定一切资本家的利息率和增长率不是相同的，而是植根于竞争，那么在“纯粹”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在那里社会剩余产品没有哪一部分能够找到“非资本主义的”主顾），增长是可能的。实现问题不是，也不可能在“资本一般”的领域内发生；实现问题，加上危机和经济周期理论，只在“许多资本”的领域内出现。马克思本人反复地说明了这一点。①

　　由此可见，包含竞争的再生产图式通常应当假定在两大部类中存在着不同的而不是相等的积累率，仅仅偶然地导致利润率的平均化。这相当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真实做法。它也指出了解决卢森堡在下列事实中所看到的技术问题的办法，这个事实是：第二部类商品中“不能销售”的部分体现了那个部类中所创造的部分剩余价值。事实上，卢森堡毫不迟疑地摒弃了马克思的令人信服的解决办法①，以后奥托·鲍威尔把这一办法给予了详尽的发挥。恰恰当第一部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显示出具有比第二部类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时候，以及正是由于这一点，第二部类中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被周期性地转移到第一部类。

　　在这一最抽象的推理层次上，这一问题是当作准静态平衡的问题提出来的。但是在第二个层次上（这个层次虽然仍然是抽象的，但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实际已接近了一步），资本积累必须当作一个不连续的过程来考察，以便了解它的实际动态。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如下：如果我们假定全部购买力都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内部的工资或剩余价值，那么能不能为体现了剩余价值的积累部分的那些商品找到主顾呢？马克思的简单的答案是：能［注：原译为“是的”。现根据向青的校对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只要我们不把剩余价值看作为一个孤独的资本家所有的单独的一整块。第二个问题现在可能重新提出如下：如果（1）两大部类中资本有机构成都提高，（2）第一部类比第二部类增长得更快（这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后果）；以及（3）利润率下降（即剩余价值率的增长不足以补偿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那么对实现体现在剩余价值的积累部分中的商品价值的影响是什么？换句话说，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有力地表现出来的时候，剩余价值的充分实现是可能的吗？

　　第二个向题需要有比第一个问题更为复杂的回答。从理论上说，剩余价值的充分实现是可能的，而且有些人已经建立了几个有创见的数学模式——特别是O．贝内迪克特、越村信三郎、奥斯卡·兰格、J．卡里达德·马泰奥和霍泽阿·雅费①——以便表明这是可能的。卢森堡借以与这一观点争论的办法则是否定“纯粹的”资本主义是可能的，从而采取了与马克思企图用他的再生产图式证明的恰恰相反的观点。不过，应当马上补充指出，必须确切地规定这些代数公式所表现的社会经济条件。②不仅如此，有些批评卢森堡的人回答说图式自身就“证明了”无限的、平稳的再生产进程的可能性③，他们忘记了一小点：资本主义产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已有150年以上，而且以一种“自然规律”的秩序继续这样做。我们可以立即摒弃下列假设，即每一个继起的危机完全是由”特定的”原因引起的，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没有关系，它对于两大部类内部和两大部类之间的C，V，S/V，积累的S／全部S的增长率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是外在的。这些危机的周期性本身就足以［注：原文误排为“是以”。现根据向青的校对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批驳“和谐论者”以及资本积累能“在图式的基础上”永远继续下去的观点。在这一方面，卢森堡对她的某些批评者具有明显的优势。④

　　① O．贝内迪克特，《在有机构成提高条件下的资本积累》，载《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929年第3期，越村信三郎，前引著作，J．卡里达德·马泰奥，《社会资本再生产》，1974年墨西哥版；霍泽阿·雅费：《资本主义过程和积累理论》，1973年米兰版，以及作者给我的个人信件。

　　② 让我们只举一个例子，为了使平衡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利润率下降取得一致，越村必须改变三个部类之间的初始关系，并且大大提高第三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从历史观点看，这是意义不大的）。其次，他必须把第二部类的全部生产价格（工人的工资）降低到绝对减少的程度。为了用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这似乎是合理的）来“抵销”利润率的下降，越村减少了工人数量，甚至减少了资本家消费（这不仅是难以置信的，而且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巷中的基本假设和现存的经验数据都是相反的）。（见越村，前引著作，第122—124页和第124—126页。）

　　③ 见上文提到的爱克斯坦的批评以及H．多伊奇的文章（载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斗争》，1913年）。这对鲍威尔和埃曼纽尔的批评来说部分地也是正确的。

　　④ 特别见卢森堡的《反批评》，以及布哈林，《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

　　不过，她是否以技术上令人满意的方式成功地证明了她的理论呢？我们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她把问题缩小成为一个极度的单一原因的向题了。为了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平衡必然产生不平衡，扩大再生产必然产生生产过剩，以及资本积累必然导致资本价值丧失，必须利用再生产图式中相互有关的一切变数。而这一点她却没有做到。这样，虽然《资本积累》提出了正确的向题，它并未提供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①

　　① 我们也不能承认格洛斯曼（见前引著作）提供了这种解决办法。他自己的立脚点——否认危机的基础是剩余价值的实现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间题，根本上是理由不充分的。由于把利润率下降当作资本主义最终崩溃的唯一原因，他忽视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为资本的周期性价值丧失所抵销，他企图在生产过剩危机的理论和资本主义崩溃理论之间建立一种机械的统一，其实两者之间真正的、辩证的统一体现在下列矛盾上：生产过剩危机恰恰是使利润率的下降可以周期性地得到克服——既通过社会资本总量的价值丧失，又通过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的机制。

　　我们可以综合地说，扩大再生产的平衡公式Iv+Isa+Isr=IIc+IIsβ意味着由第一部类产生的对消费品需求的增长率等于第二部类中不变资本的增长率。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需要第一部类中产生的对消费品的需求在正常情况下比那个部类中的不变资本增长得更慢（除非可变资本的较低增长率为非生产地消费的剩余价值的增长率高于不变资本的增长率这种情况所补偿，这毕竟是非常难以出现的）。因此，平衡的先决条件是第二部类不变资本增长率低于第一部类不变资本增长率。如果两个部类中的增长率相等，那么平衡条件就会被打破。

　　不过，第二部类中不变资本的增长率经常低于第一部类，这是同私有制和竞争相矛盾的。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从事消费品生产的资本家必须永远放弃采用一切现存技术、一切降低生产费用的手段、一切潜在的可用机器。因此IIc+IIsβ会时时大于Iv+Isa+Isr，正象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条件下（劳动节约技术的片面发展），A[IIc+IIsβ]会周期性地等于A[Ic+Isβ]，而A[Ic+Isβ]会周期性地大于A[Iv+Isa+Isβ]。因此，看来似乎不可能避免消费品的周期性生产过剩，以及利润率和积累的S／全部S的比率的下降，从而导致资本积累的急剧停顿。

　　唐纳德·哈里斯从马克思的“假定”中得出结论说，只有（在价值制度下）两大部类中按比例地雇佣劳动，或者只有（在生产价格制度下）两大部类有相等的投资率、积累率和剩余价值率，平衡才能达到。①然而，所有这些计算都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方法的误解的基础上的。虽然马克思确实假定两大部类中剥削率相等（这一假定以劳动力的平均国民价值的概念为依据），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在这一点上存在着有力的经验性证据），但他既没有“假定”资本有机构成总是相等的，也没有“假定”剩余价值率总是相同的。他的依次逐步接近日常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方法，使他在研究的一定阶段上舍象许多外加的变数，以便澄清某些初步的问题。这同“假定”历史趋势是毫不相干的。

　　① 唐纳德·J·哈里斯：《马克思再生产图式和积累》，载《政治经济学杂志》，l972年第80期，第505页以后。

　　最后，在第三个层次，即在资本积累的实际历史过程的层次上，卢森堡从根本上似乎是正确的。资本主义基本上是在非资本主义环境中诞生的；它通过掠夺那个环境而使自己极大地富裕起来，同样的价值转移的代谢作用一直继续到今天。“纯粹的”资本主义在实际生活中从来没有存在过，而且正如恩格斯正确地指出的，它将永远不会存在，因为“我们将不会让它走到那一步”。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经济中后资本主义成分的扩张，表明恩格斯的本能在那方面是正确的。卢森堡对资本主义借以从前资本主义共同体和阶级吸吮财富和价值的方法和手段的分析，对四分之三个世纪中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世界文献，是最早的、令人难忘的贡献。无论在理论洞察力还是在经济分析的明确性方面，仍然有待于人们赶上。①

　　既然如此，卢森堡的批评的最终平衡表一定是微妙的。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她是正确的或者说她是错误的。虽然她的许多片面的命题以及她最后的答案是不适当的，她却确实提出了恰当的问题，并着手解决第二卷没有和不能回答的问题。特别要指出，关于资本主义增长的矛盾性的讨论，是由卢森堡的《资本积累》激发起来的。对于这种矛盾性，不能简单地把它包含在”生产无政府状态”和“不平衡性”的公式中。①生产和群众消费之间的不可避免的不平衡性在资本主义运动中所处的特定地位，必须包括在对资本主义的不平衡性和危机的全面说明中。［注：原译为“必须与对资本主义的不平衡性和危机的全面说明结合起来”。现根据向青的校对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①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和鲍威尔的“新调和主义”观点显然是受到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理论研究》（见前引版本）的启示，虽然两人的争论都是反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但是他们却被他的用再生产图式做的数学“把戏”迷住了，希法亭在他的1909年的杰作《金融资本》中的论述是尤其令人注目的：“调节整个社会生产、从而克服危机的一个总卡特尔，从原则来说，在经济上是可以想象的，即使这样的社会和政治事态是不可能的”（前引著作，第372页）布哈林也受到同样思潮的影响，正如《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中的论断（前引版本，第226页）所清楚地显示的那样：在生产无政府状态已被克服的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就不会有生产过剩的危机。托尼·克利夫及其门徒依赖这些论断，企图证明他们用“国家资本主义”一词来给苏联经济——有半个多世纪未曾发生生产过剩危机—下定义是正当的。（见克利夫：《俄国：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1964年伦敦版，第167—175页）关于对《资本论》第二卷的新调和主义解释的彻底批判，见罗兹多尔斯基，前引著作，第569—580页和第586—594页。

十一、《资本论》第二卷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说明

　　我们关于卢森堡对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批评的讨论，合乎逻辑导致考察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出现的他的危机理论。众所周知，马克思留下的《资本论》四卷并不包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关键方面即这种危机必然周期性地爆发的系统分析。在他的原来计划中，马克思把这一问题的充分论述留给关于世界市场和危机的第六卷①。但是部分的考察散见于特别是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本文中。我们想在这里涉及的正是这些论述。

　　在第二卷中，马克思对于生产过剩危机提出了许多至关紧要的观点。首先，他坚持下列事实：商业资本当作工业资本和“最终消费者”间的中介的作用，一方面有助于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和加速生产性流动资本的周转，同时另一方面掩盖了扩大着的生产与落后的最终需求之间日益增长的不平衡。①为了更加确切起见，马克思补充说：资本主义生产全力扩张的时期，通常就是生产过剩的时期。因为对生产能力使用的限度，不仅是价值的生产，而且是价值的实现。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属于下一篇的范围。②但是这不过是第三卷中那个著名段落的回声，在那里马克思总结了他的危机理论，以下列词句结束：“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③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51—352页，着重点是我们加的。

　　然而，马克思在第二卷里同样明确地指出：“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除了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消费或‘盗贼’的消费以外，资本主义制度只知道进行支付的消费。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费者（因为购买商品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但是，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份，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么，我们只须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的人类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①在这两种解释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对“消费不足论”进行狂热的非难，把它看作某种严重的“偏差”或可耻的毛病，而且马克思的某些追随者用它来反对其他人，其背景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马克思上面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所作的两组评论之间，并没有任何矛盾。他所摒弃的是普通的改良主义的或“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这种论调认为，如果紧接在生产过剩开始以前或者与生产过剩开始同时，群众手里的购买力能够显著地增加的话，那么危机就可以避免。这种简单化观点忽视了两个事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不是所有商品都是消费品；整个“商品山”的一个重要部分，即生产资料，不可能被，也并不预定要被工人所购买。因此，消费品销售的增加本身不会自行告诉我们设备和原料的销售进程。它不会自动地导致更大的生产性投资。诚然，牺牲利润对国民收入进行的再分配（这是工资突然大量上升的结果），会引起投资即生产资料销售的暴跌。如果这在利润率实际下降期以后接着发生，那么资本积累确实会猛烈地收缩，而危机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凡是仅仅用或主要用消费者购买力和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危机的一切经济学家（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只要他们忘记了经济周期与利润率中期波动之间的这种基本关系，都犯了“消费不足论”（即关于生产过剩和经济周期的一种片面的、从而错误的理论）的错误。①

　　① 这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作者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纳塔莉亚·莫斯科斯卡（《对现代危机理论的批判》，1935年布拉格版），但弗里茨·斯特恩伯格和保罗·斯威齐也必须提到。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的名单确实很长，从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一直到莱德勒和凯恩斯。

　　但是，这一点对于相反的理论来说是同样正确的，这种理论仅仅或主要集中于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失调”，用生产无政府状态和自发地建立“正确比例”的困难（不可能性）来解释危机（似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一个“总卡特尔”能够避免危机！）。①在这一命题中忽视了马克思本人曾指出过的下列事实②：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和资本主义分配方式加于消费之上的狭窄的约束之间的“比例失调”自身是不平衡的一个特定的来源，它同对两大部类之间“平衡关系”的干扰是无关的。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纯“比例失调论”之父）一样，还忘记了：第一部类的无限增长会导致第二部类生产能力的更快增长（尽管不一定按同样的比例）；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商品关系下，生产从来不可能把自身从向最终消费者的销售中完全解放出来。③这样，“纯比例失调论”和“纯消费不足论”一样错误。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的根本原因，既是利润率的不可避免的周期性下降，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与生产力的增长相关联发展群众的消费。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04—436页，第10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128—129页。

　　③ “由生产本身造成的对原料、半成品、机器、交通工具以及生产中使用的辅助材料即染料、煤炭、油脂、肥皂等等的需求，也完全一样。这种需求作为有支付能力的、实现交换价值的需求，在生产者本身之间进行交换的时候，是足够的和充分的。一旦最终的产品在直接的和最终的消费上遇到界限，这种需求的不足就显露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07—408页。

　　我们在别处已说明过，①资本主义的根本苦恼［注：原译为“祸害”。现根据向青的校对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体现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只有按照商品价值出售才能实现——包含着在再生产的一定点上存在着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试图突然把利润率下降倒转过来的任何措施，都会引起“最终消费者”市场的收缩。而把那种收缩倒转过来的任何尝试就会加剧利润率的下降。资本主义增长既要求利润（包括当前实现的利润以及预期利润）率的上升，又要求市场的扩大（当作当前现实和未来趋势）。但是这些条件的同时发生从来不可能是持久的，因为在经济周期的一定点上造成同时发生的那些力量本身在下一个阶段就朝着消除同时发生的方向发生作用。②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过剩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按照甚至最乐观的假设，“反周期政策”只能暂时缩小危机的范围；它们不能阻挡一个时期内取得的“缓和”最终导致更加具有爆炸性的副作用（如通货膨胀的累积运动，或者公司债务负担的猛烈增长）。③

　　① 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前引版本，第370页。

　　② 其中不仅应包括“纯”经济因素，而且应包括经济周期与部分独立的阶级斗争周期的交错。

　　③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经常的通货膨胀的根源、作用和后果，参见拙著《晚期资本主义》第13章。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里所作的一点重要评论，阐明了生产过剩危机与价值规律联系在一起的客观逻辑。①扩大再生产过程平衡的前提是商品按照其价值出售，或者更确切地说，按照它们生产时所具有的价值出售。然而，扩大再生产的运动本身包含着有规则的技术革命，工业资本家不断试图降低生产费用以及用越来越多的机器代替手工劳动以便在竞争中取胜。所有这些现象转化为大多数生产部门中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包含着每个商品价值降低的趋势。从这一角度看，生产过剩危机无非是市场价格借以向下降的商品价值调整的客观机制。②因此，资本蒙受了重大损失（即资本的价值丧失），不管是直接地通过商品资本价值的减少，还是间接地通过效率低的厂商的破产和倒闭。

　　② 这种价格下降当然不是以膨胀了的纸通货来表示的，而是以黄金价格来表示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进一步着重指出，在经济周期和固定资本周转和周期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这种联系不同于通常提到的前者的长度大体上取决于后者的长度这样的联系。固定资本的支出从双重意义上不是连续不断的。机器不是零零星星地〔当然，除了当前的修理之外），而是完整地被替换的，如每7年或10年替换一次。机器的替换势必在许多相互联系的关键性工业部门同时发生，这恰恰是因为这个过程不仅是自然损耗的函数，①而且是对要求采用更先进技术的金融刺激的反应。（利润计算的主要标准如下：有充分的货币资本储备；利润率和预期利润提高；以及存在和（或）预期有突然的市场扩张。）这些刺激只在经济周期的某一时点上同时发生；但是当这一时点出现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固定资本更新的巨大投资。这反过来又会造成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加速，以及市场的迅速扩张，最终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以及投资和固定资本更新放慢的倾向。

　　①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竞争和技术进步加速的压力为既定的，那么设备的“无形”损耗（过时）的日期一般早于“自然”损耗的日期。

　　因此，不连续的固定资本更新，是经济周期的关键性决定因素之一。这种困难又与下列事实复合在一起：第一部类中为生产资料生产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的生产能力通常必须适应于固定资本更新的总需求（至少就社会平均数来说）。这样，虽然这一部门在“过热”的时候可以被需求高峰所超过，它在经济周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会因未被利用的生产能力而受害。①

十二、货币流通、货币资本和货币贮藏

　　马克思分析中最“现代”的方面之一，是在第二卷里讨论了“商品——货币”的辩证法，以及它同社会资本再生产和经济周期的联系。这里，马克思从根本上对凯恩斯的可疑的货币贮藏理论——即从生产性流通过程（与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再生产相适应的流通）抽走货币——处于占先地位。马克思从下列假定出发：为了使再生产过程平稳地进行，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收入都必须花费在所生产的商品上。如果再生产过程要平衡地继续下去，在再生产过程的某一点上注入的外加的购买力必须在另一点上被排斥出来。

　　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用本身就导致货币资本的周期性贮藏。我们在不连续的固定资本更新方面已经遇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指出，商品流通时间的相继扩张和收缩——与经济周期的各个阶段有关——的结果，是与生产资本相比较，货币资本的周期性扩张和收缩。同样，生产过程本身的缩短或延长（例如，增减商品的整个产品结构内部的权数，就需要很长的生产时间）引起流通中货币资本量的收缩或扩张。生产时间愈短，生产资本本身的周转就会愈快，而货币储备也就愈小，这种货币储备是资本家必须投入流通，以便支付工资和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直到他们工厂中加工的商品完成生产并销售出去为止。相反，生产时间的延长会引起资本周转时间的延长，货币资本和货币收入储备的增加，这种储备必须投入流通过程以维持消费直到商品生产和销售完成为止。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14—315页，第321—324页。

　　更一般地说，扩大再生产的和谐进行是经常受到威胁的（当然并不是持久地受到破坏），因为总是有些资本家只买不卖，另一些资本家只卖不买。货币不断地从流通中抽出来，又永远有追加的货币投入。只有这些运动大致上相互抵销，货币流通的部分独立的性质才不至于同实现所生产的商品全部价值的要求相冲突。虽然银行体系客观上努力完成那种平衡（从而代表着远远优越于私有制在生产领域所能完成的任何东西的一种社会簿记和集中的力量），它却并没有手段来确保自动的和不断的平衡。这里出现了扩大再生产不连续和中断的另一个原因——这一原因虽然来源于货币现象，当然主要扎根于商品以及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矛盾性质。

　　由此可见，除了从再生产图式一开始就清楚地出现的那些比例外，还有一系列比例在扩大（如果不是激发）经济周期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整个货币量如何分割为流通货币和贮藏货币①；流动货币如何分割为流通货币资本和流通收入；贮藏货币如何分割为潜在的生产资本（即将会用于增加剩余价值生产的货币资本）和或多或少持久地贮藏起来的资本（即既从生产领域又从商品流通领域抽出的资本）——所有这些比例显著地影响资本积累的量和节奏。②

　　② 埃曼纽尔在他最近出版的书中，正确地强调指出贮藏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中的作用，他使用T vouloir d'achat（购买的愿望）这个词，以与Pouvoir d'achat（购买力）相对立，（见前引著作，第61页以后）

　　凯恩斯正确地抛弃了人力和资本的或多或少持久的充分使用的假定（或者至少是它可以通过市场力量的作用自动地达到的假设）。他还正确地指出，在以普遍化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经济中，未被花费的（即贮藏的）资本或收入是不平衡和生产资源使用不足的重要来源。事实上，马克思早在65年以前就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证了这一点。但是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机制的理解比凯恩斯更为深刻。因为马克思更前进了一步，他区分了生产性投资（即导致剩余价值增加的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它不能直接增加整个社会财富和实际收入，而只能间接地有助于现有资源的再分配和再部署）。建造金字塔以及开掘运河再把它们填起来，对于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来说，毕竟不会具有与建造新的工厂和开发新的油田同样的效用。购买政府债务以资助建造金字塔的活动，显然与生产资本的投资不具有同一性质。①

　　① 保尔·马蒂克，（《马克思与凯恩斯》，1969年伦敦版）由于混乱地使用“浪费的生产”这一概念，并没有使事情得到任何澄清，“浪费”可以具有不进入再生产过程的产品的意思，也可以具有不能销售的产品的意思，这两种意思的“浪费”决不是相同的概念。奢侈品——同武器一样——是商品，而且它们找得到买主，公共工程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支出，并不以销售为目的，而以加速资本周转从而间接地增加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不过，金字塔和开掘后又填起来的运河纯属浪费，它们既非可以销售的商品，又非加速资本周转的手段。

　　从散见于第二卷各处的货币分析原理，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范围内确认商品价格上涨的四个不同原因。这些原因如下：

　　（a）一定生产部门中平均劳动生产率下降（例如，在某些农业或矿业部门，那里自然肥力的下降未能由技术进步完全抵销）；价格就会由于特定商品的价值（即生产它们所必需的社会劳动量）的增加而上涨。

　　（b）金矿业中劳动生产率的突然提高（从而引起黄金价值下降）；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同样数量的商品可以交换到更大量的黄金（由同以前一样的劳动量生产）。换句话说，商品的黄金价格就会上涨。

　　（c）市场价格围绕着不变的价格轴向上波动。即使金通货保持稳定，没有纸币的膨胀，在经济周期中以贮藏货币与流通货币相比发生周期性收缩为特点的那个阶段上，这种市场价格向上波动也会发生。

　　（d）货币符号的膨胀运动。在这种场合，一个不变的黄金量（它在不变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基础上与同以前一样的商品量相交换）变成由一个更大量的纸币符号（或者银行券，信用货币）所代表。①

十三、增长和危机

　　第二卷的中心“信息”，与第一卷一样，指的是一个惊人的动态过程。第一卷指明了为什么资本就其本质来说是永恒地追求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生产的更多价值的价值。对剩余价值的难解之渴，是经济增长、技术革命、“研究和发展”支出、交通改善、“对第三世界的援助”、销售运动和市场研究的根本发动机。与此相适应，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每一层次的核心，都出现了对个人致富的追求，再加上工人和全人类的日益异化，以及生产力将转化为毁灭力的日益增长的威胁。看来自相矛盾的是，正当人类对自然界和自然力的掌握似乎在飞速发展的时候，人类对它自己的产品和生产努力却越来越失去控制。①

　　① 正如对生态平衡的威胁所表明的那样，对自然界的统治越来越采取对自然界的毁坏的形式。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我们追随包含着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商品在工厂以外旅行。增长的“螺旋运动”被释放出来了——这是一次真正的雪崩。①按其价值出售的商品使得利润能够实现和追加资本能够积累。更多的资本产生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更多的剩余价值又产生更多的资本。由于资本家阶级内部的社会分工，自我扩张道路上的障碍——诸如商品被迫滞留在流通过程中，或者生产过程本身的长期性——都被这种雪崩一扫而光；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出现，以及为加速商品运输而作的不断努力，建立了全世界的交通体系，并且把流通过程的长度缩短到最低限度。堆积如山的商品以闪电般的速度分配到全球各地，以便使稳步增长的价值（货币资本）之流可以迅速地集中在占世界自主人口的越来越小百分数（即使绝对数不一定减少）手中。现在真正的主人大概可以在全世界1000至2000个厂商中找到。②

　　① 马克思从西斯蒙第那里借用了螺旋的形象以表现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式。

　　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成千上万的较小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几百万个资本主义食利者家庭不是世界资产阶级的组戍部分，而只是意味着他们不再掌握决定性生产资料或者作出关键性投资决策。资产阶级社会具有金字塔的形式，处于顶峰的垄断资本家如果没有大中资产阶级及其仆从等不同阶层的支持（以及小资产阶级成分的至少部分支持）便不可能生存。认为只要清除垄断资本家便可废除资本主义的意见，没有考虑到下列事实：资本主义必然从甚至小商品生产中生长起来，那里占优势的是货币流通和广泛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如果中等资本主义厂商的一个重大部分被保留下来（某些“非垄断资本家”是相当大的），那么资本主义不仅会生存下去，而且会繁荣起来，为新的垄断组织的形成开辟道路。

　　狂热地追求更多的财富以便创造日益增多的财富，变得越来越与基本的人类需求和利益相分离，越来越与“一个丰富的个性的生产”和包括全人类的“社会关系的丰富发展”相对立。但是这个过程不可能顺利地和不间断地进行下去；资本主义没有力量克服商品和私有制的基本矛盾。从这两个方面看，为生产（即为增加主要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利润而生产）而生产的矛盾，必然导致巨大社会经济震动的周期性爆发。

　　接着法国1968年5月运动在西方世界发动的社会爆炸以后，1974—1975年又爆发了严重的普遍的衰退①，这证实了马克思的基本分析。资本主义增长不能不是不平衡的，不合比例的和不协调的。扩大再生产必然产生缩小再生产。繁荣无情地导致生产过剩。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下去，人们会继续寻找能使市场经济（即私有制，即竞争）与平衡的增长相适应，使群众消费与生产能力同样快地发展（尽管资本家努力提高剥削率）的点金石。但是这种寻找同过去150多年已经做的努力一样不会取得成功。医治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危机的唯一药方是消灭资本主义和阶级社会。马克思所作的这个惊人预言已经被《资本论》写作以来的经验性证据所证实。没有迹象表明这个预言会被当前或未来发展所否定。

　　如果《资本论》第一卷是最著名的并被人们广泛阅读的一卷，第二卷是不被人们知道的一卷，那么第三卷就是引起争议最多的一卷。正如恩格斯在他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甚至在第三卷出版以前，争论就开始了。在1894年恩格斯出版了第三卷之后，争论继续着，最重要的就是二年以后奥地利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经济学说所进行的批判。①从那时以来，争论一直进行着。几乎每年都出现某种新的尝试，想驳斥第三卷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主要命题，或者指出他们所谓的第三卷与第一卷的不一致。②

　　① 欧根·冯·庞巴维克，《卡尔·马克思和他的体系的终结》，1949年纽约版。

　　② 举几个最近的例子，I．斯蒂德曼，《斯拉法心目中的马克思》，1977年伦敦版；A．卡特勒、B．海因德斯、P．赫斯特和A．侯赛因，《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今日资本主义》第一卷和第二卷，1977和1978年伦敦版；L．科拉可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1978年牛津版。

　　这些持续争论的理由是不难发现的。第一卷集中论述工厂，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资本家经常增加这种生产的需要。第二卷集中论述市场并且考察商品和货币（购买力）之间的相互流动，当商品实现其价值时，经济就能再生产和增长（既要求商品按比例地划分为特定使用价值的不同范畴，又要求货币流动划分为对特定商品的购买力①）。虽然这两卷包含着目标针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盛行的意识形态——以及它们给人类首先是工人所带来的一切——的智力上和道义上的炸药，但是它们并没有确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如何为其最终的、不可避免的灭亡打下了基础。

　　① 这里采用了“资本流动”的术语，因为资本流动除了“收入”外，还包括用来重建不变资本和重建可变资本〔可变资本被工人当作收入消费掉了，但必须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回到产业资本家那里去）以及扩大C和V两者所需的货币资本。

　　第一卷只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了自己的掘墓人近代无产阶级，以及在这个制度内部社会矛盾加剧了。第二卷指出，资本主义不可能连续不断地完成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的增长采取了产业周期的形式，其平衡只是经常重现的不平衡的产物；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前面两卷里并没有详细地论证这些矛盾（以及其他许多矛盾）如何精确地相互联系着，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运动规律导致爆炸性的危机及其最终崩溃。这两卷的最终目的在于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具体地运转——既在“本质”上又在“现象”上——的整个分析的初始阶段。

　　对资本主义整体的这种说明，正是第三卷的对象。不过，这里它并没有完成。第一，马克思并没有留下一个完成的手稿，因此缺少了重要的章节。第一卷内详细论述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的经济内容；而第三卷的第十一章和第十五章部分描述了这种阶级斗争的全面经济后果。确实，未完成的第七篇（其最后一章是刚刚开始的论社会阶级的第五十二章）应当提供连结这两者之间的至关紧要的链条。①第二，第三卷的副标题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但是，我们从第二卷已经知道，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不仅包括生产，而且包括流通。为了完成对资本主义制度整体的考察，《资本论》应当包括增补的几卷，讨论例如世界市场、竞争、产业周期和国家。所有这一切包括在马克思为《资本论》拟定的计划中，并没有迹象表明他已放弃了这一计划；相反，这里有若干段落证实他要把对这些问题的详细考察推迟到以后的几卷里去，可惜的是这几卷没有写出来。②第三卷提供了有价值的指示，表明马克思打算怎样把这些问题包括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分析内。但它并不包括关于世界市场、（国内和国际）竟争，特别是关于产业危机的充分展开的理论。围绕着第三卷的许多争论，恰恰是由于其中包括的某些理论的未完成性质（理由已如上述）。

　　① 见马克思1868年4月30日致恩格斯的信，那里他提出了第三卷的计划：“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这种运动和全部脏东西的分解会获得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26—127页，第219页，第347页。

　　但是，这些争论的广泛性和长期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三卷要回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它要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从其本身来说就是受危机支配的：不管是个别资本家还是政府当局的努力都不可能阻止危机爆发。它要表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机制（除非废除私有制、竞争、利润和商品生产，便不能克服这些机制），必定导致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无须强调指出，这一判断对资本家及其食客来说是不顺耳的。这一判断当然也不会受到“中立的”经济学家的欢迎，他们虽然自称不受价值支配，实际上却假定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由人性所决定并符合人类利益）的永久性和优越性。最后，他给慈善家和社会改良家提出了可怕的问题，他们虽与马克思一样对资本主义制度自发作用所引起的群众贫困和匮乏表示愤怒，却相信不推翻这一制度也能克服这些现象。这一点已为十九世纪末以来工人运动内部以及周围的理论争论和政治斗争所反复证实。因此，第三卷之所以会引起那么多激情，确实存在着重要的社会原因。

一、第三卷的计划

　　第三卷是以与前两卷同样严密的逻辑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在这里要澄清的主要问题不是收入的两个基本范畴即工资和利润的来源问题。那个问题在第一卷中已经解决了。他在这里要表明的是，统治阶级的各个特定部分如何参与生产性雇佣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的分配，以及这些特定的经济范畴是如何得到调节的。他的调查研究基本上涉及四个统治阶级集团：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银行家；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者。①因此，在第三卷内出现了五个收入范畴：工资，工业利润；商业（和银行业）利润；利息；地租。这些范畴又被马克思进一步组合为三个基本范畴：工资、利润和地租。

　　① 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者与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地主不同，他们只把土地租给资本家或独立的农场主以取得货币收入，而不包括任何形式的封建的或半封建的束缚或劳务。

　　但是，为了分析剩余价值总量所分割成的各个不同部分，必须采取一系列的中间步骤。必须把利润率当作一个单独的分析范畴与剩余价值率区别开来，并且确认影响利润率的各个不同因素。必须发现各个资本之间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而不管它们各自的可变资本，即它们使用的生产性雇佣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如何。从这两个概念革新中引申出了全卷的主要对象：在不存在相反趋势的情况下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趋势。马克思从剩余价值一般中引申出了利润一般之后，接着表明利润自身如何分割为企业主利润（不管它处于工业、运输业或商业中）和利息，即剩余价值中归占有货币资本并把它借给企业家的资本家所有的部分。最后，在所有企业家和货币借贷者之间分割的剩余价值总量因引入超额利润的范畴（即不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一般运动的剩余价值）而减少。对这种超额利润能够产生的原因，仅就一种特殊场合即地租的场合，进行了详细研究。但是，马克思清楚地表明（特别是在第十章和第十四章），地租只是更一般的现象的特殊场合。因此，我们有正当理由说，第三卷第六章真正讨论的是垄断产生超额利润的更一般的问题。马克思在他的超额利润理论中，预先阐明了当代关于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的全部理论。在垄断价格初垄断利润产生的来源问题上，马克思的论述比大多数学院派经济学家要清楚得多。后者在整个二十世纪都企图弄清楚垄断的秘密。①一旦我们把第三卷的结构同第一、二卷的结构合并在一起，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基本逻辑就庄严宏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下面的图表表明了三卷全部内容以及各部分结合的紧密性。

　　① 从追求超额利润的角度研究垄断和卖方垄断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举例来说有：乔·班，《新竞争的障碍》，1956年剑桥版；西洛斯—拉皮尼，《卖方垄断和技术》，1964年都灵版；R．道夫曼，《价格和市场》，1961年纽约版。

二、利润率的平均化

　　在第一卷里，马克思表明，剩余价值只是由活劳动生产的；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是由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生产，而不是由用于购买建筑物、机器、原料、能源等等的资本生产的。因此，马克思把前面一部分资本叫做可变的，而把后面一部分资本叫做不变的。最初看来，似乎可以推论，每个工业部门用于支付工资的那部分资本愈大，那么它的利润率（即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与所投入的资本总量或年生产中消耗的资本总量之间的关系）就愈高。然而，这种情况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逻辑相矛盾，这种生产方式在于通过以死劳动替换活劳动，通过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设备、原料和能源支出为形式的整个资本支出与工资支出相比日益增长），来实现扩张、增长和扩大再生产。这一基本逻辑既是竞争的结果（成本价格的减少，归根到底是越来越有效率的机器，即主要是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的函数），又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因为归根到底，资本积累的增长是能够阻止劳动短缺、从而阻止实际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其结果会急剧降低剩余价值率——的唯一方法，是把资本中越来越大的部分用固定的不变资本的形式积累起来，即以机器替换活劳动）。不仅如此，经验性的证据无可辩驳地证实，与其他部门相比劳动更为密集的生产部门正常地并不能实现更高的利润率。

　　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如下：在充分发达和正常运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工业部门并不直接得到它所使用的雇佣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它只得到所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与它代表的资本在全部资本支出中所占的份额成比例。在一定的资产阶级社会（或国家）里，全部剩余价值是进行再分配的。其结果是每个资本部门大体上得到平均利润率。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即使用更多的劳动，与整个资本支出相比支出更多可变资本）的生产部门，并不能实现“它们的”雇佣劳动者所生产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这一部分剩余价值被转移到了资本有机构成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即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在全部资本中以较大部分花费在设备和原料上，以较小部分花费在工资上）的工业部门中去。只有资本有机构成与社会平均水平相等的工业部门才实现它们使用的雇佣劳动所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既没有剩余价值的任何部分转移到别的部门去，也得不到别的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任何部分。结果，每个资本得到生产劳动所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部分与它在全部社会资本中所占的部分成比例。这是全部资本所有者在对劳动的剥削中具有共同利益的物质基础，从而这种剥削采取了集体阶级剥削的形式（许多资本之间的竞争只决定这个总量在各个资本家之间再分配的方式）。

　　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提出了三个问题。它同劳动价值论的关系是什么？使利润率平均化在实际生活中发生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对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进入每个商品生产中的资本支出即生产费用加上平均利润）问题的“技术上的”解答是什么？与第三个问题相比，前面两个问题引起较少的争论，也许因为它们具有更“抽象的”性质。不过，它们对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内聚力来说具有高度重要性。不仅如此，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论述表明他的辩证法达到了最成熟的境界。

　　简短地说，关于第一个问题，马克思断言，既然价值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范畴，而不是一个个别范畴，那么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即从各个商品所有者“平等”的观点）来看，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工业部门客观上浪费了社会劳动。①因此，市场并不把这些部门的生产过程中有效地创造的价值全部还给它们的所有者。相反，资本有机构成高于平均水平即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于平均水平的工业部门客观上节约了社会必要劳动。为此，市场给予它们的所有者以报酬，在所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中给予他们的部分高于他们使用的雇佣劳动直接生产的部分。

　　这一答案引起了种种反对的意见。既然不同生产部门中生产的商品不能相互交换，它们的劳动生产率可以比较吗？这个困难可以用动态的方法来解决，即从时间上比较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增长率。更一般地说，由于劳动生产率变动而不断地变动的每个部门中的资本有机构成，可以看作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一般指数，一个度量手段。①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生产技术经常发生革命，需求经常从一种商品转移到另一种商品，资本投资经常从一个部门流向另一个部门，所以上述假设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并且可以从经验得到证明。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36页：“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从而同总资本相比的这种不断的相对减少，和社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是同一的。这也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另一种表现。”

　　但是，一方面认为每个生产部门生产过程中有效地耗费的一切劳动都是生产价值的劳动，另一方面又说价值（剩余价值）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是社会劳动在客观上浪费或节约的函数，这两者之间难道不存在一个基本的矛盾吗？①我认为不是这样。相反，我们这里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即普遍化商品生产下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结合起来和相互联系起来的唯一方式。

　　① 例如，请参阅琼·罗宾逊，《论马克思经济学》，l966年伦敦版，第IX—X页，第14—16页。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体现的价值的问题，不是个度量的问题、计量单位的问题，而是个本质的问题。①每个社会都支配着一定量的总劳动能力（有效地从事生产劳动的生产者总量，乘以社会承认的每年的工作日和每日的工作小时的平均数）。在一定国家，在一定时间长度内（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可以把工作年看作基本的时间框架），这个潜力是个客观范畴。由此就导出了一年期间生产的全部价值（只要这个劳动潜力没有一部分由于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原因而闲置）。再者，在生产过程中有效地生产的劳动小时总数，也是一个客观的社会范畴。“社会必要劳动”的范畴把其中的某些劳动小时看作“浪费”，从而从社会观点看它们是不能得到承认的，这不过意味着每个生产部门内部价值的再分配（垄断的场合除外）。②

　　① 甚至应当懂得更多的莫里斯·多布也把劳动看作计量单位，见《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79年都灵版，第99—103页。

　　② 艾萨克·卢宾，《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1972年底特律版，第174—176页。

　　如果我们把同样的推理方法扩大到整个经济，那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消耗的一切劳动都是生产价值的。它不可能被实际生产领域以外发生的任何事情变得更大或者更小。在市场上为劳动耗费进行补偿的问题是分配问题，而不是生产问题。因此，完全可能发生下面这种情况：在一定部门中，按照该部门平均生产率所实际耗费的私人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并且实际上生产了价值，而同时包含着这种劳动的商品的所有者或者并不能在市场上为所包含的全部劳动得到充分的补偿，或者可以得到高于商品中包含的价值量的柜台价值。

　　生产中有效地耗费和生产价值的私人劳动与社会补偿价值之间的辩证的对立统一，是通过下列理解来达到的，即：全部价值等于全部生产价格（即代表等量的劳动小时，或者劳动周，或者劳动年：等量的劳动潜力）。在市场上所发生的变更，即第三卷在比较不同生产部门时使用的社会劳动“客观浪费”和“客观节约”这些概念所体现的（与第一卷研究的一个工业部门内部社会劳动量的“浪费”和“节约”的概念显然不同），纯粹是个价值的（再）分配问题，而不是价值的生产问题。

　　关于不同工业部门之间利润率平均化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实践中这是如何运转的。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从下列假定出发，即这种平均化总是一种趋势，而从来就不是一个永久存在的现实。如果我们从每个生产部门中经营的资本家对该部门中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的实际实现出发，那么具有较低资本有机构成并在工资上花费较大资本支出的工业部门中发生的利润率，就比具有较高资本有机构成并在设备、原料上花费较大资本支出的工业部门要高得多。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这首先意味着要暂时假定对不同生产部门生产的不同使用价值的总需求的分配不变），这种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率就会吸引追加资本到这些部门中来。这就会增加生产（供给），使之超过社会需求，供过于求就会引起价格的下跌，价格下跌又会引起利润率下降。相反，在资本有机构成高于平均水平，从而“初始”利润率低于平均水平的生产部门，资本就会被抽出来；生产就会下降，一直降到低于社会需求为止；价格就会上升；利润率也会上升，一直升到社会平均利润率为止。

　　换句话说，在利润率平均化背后的动力，正是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资本的流动和再流动，即从具有较低利润率的部门流向具有较高利润率的部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资本的流动和再流动，确实是实际生活中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一切部门从来不在同一时期内、恰恰按照同一节奏增长，利润率的平均化的确是以它们的相对的不均等为前提的。它是一个经常通过否定自身来实现自身的过程。任何人只要研究过资本主义工业、矿业和运输业等部门的实际历史，都会容易地证实这一观点。

　　这种不平衡过程并不一定要事先假定它要从不同部门间利润率的巨大平衡开始，也不一定要事先假定较高的利润率每次都要与一定工业部门中较大的劳动密集度相一致。确实，只要假定一个那样的初始情况，就足以使整个过程完全合乎逻辑并与一定的分析相一致。①事实上，在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历史的早期，平均利润率是一个已知的存在（银行信用和证券交易所在确定平均利润率方面起了重要作用）。②因此，实际过程不是资本从利润率低于平均水平的部门流向利润率高于平均水平的部门。实际过程通常是各厂商追求高于已知的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其主要手段是革命性的技术革新（这意味着建立全新的工业部门）。生产技术和劳动组织中的不断革命所引起的反应，不断地动摇又重建平均利润率。每个厂商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率的企图，促成了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这是不以他们的意志和设计为转移的。

　　① 例如，人们可以假定，在产业革命时期，从事建筑、运偷、开矿等的第一批资本主义厂商，由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比初始的纺织厂具有较高的利润率。

　　如果我们放弃原来的在一定时期内需求结构稳定不变的简单化的假定，那么我们只要引入补充的条件，结果基本上相同。就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平均水平的工业部门而言，如果对它们的产品的需求有了额外的高于平均水平的增长，那么尽管有追加资本的流入和由此带来的生产增长，①价格也不会很快下降。但是这只会吸引更多的追加资本，一直到利润率平均化最终发生为止。相反（这种情况发生得更多），如果有机构成低于平均水平的工业部门是总需求相对减少的“较旧的”部门，那么追加资本的流入和由此带来的生产增长只会更快地引起价格和利润的下降，以及利润率的最终平均化。对于由于开始利润率较低而资本流出的部门来说，没有必要重复把最终需求的波动与利润率平均化过程结合起来的推理过程。它显然是刚才展开的分析的对应部分。

　　① 马克思对每一个工业部门中生产率水平高于、等于、低于平均水平的各个企业的比重问题作了一点补充．这可能会导致这样一种清况，即决定商品价格的暂时不是平均的生产率水平。但是，只要不存在结构性的匮乏或者垄断，竞争很快地会把这种情况除去。

　　引起争论最多的，是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利润率平均化所提出的第三类问题：每个特定商品的价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技术”问题，即人们如何能够“从技术上”证明在不同生产部门资本进行竞争的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主要辩论题。我把一个叫做反馈的争论，另一个叫做货币的混淆。

三、转形问题：反馈的争论

　　反馈的争论来源于下列事实：马克思在第三卷第九章解决价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方法中被“转化的”显然只是当前生产的（产出）商品的价值，而不是“投入商品”的价值。自从普鲁士统计学家拉迪斯拉乌斯·冯·鲍特凯维茨首先提出这个异议①以来，有一系列作者重复了关于马克思推理中这一基本缺陷的论断②，其中某些人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另外一些人显然信奉其他经济学说或者至少其他价值理论。

　　① 拉迪斯拉乌斯·冯·鲍特凯维茨，《马克思体系中的价格和价值》，载《国际经济论文》，1952年版。

　　② 在这里不可能提供这些作者的完整的名单，最重要的来源将在下面第160页的脚注①中引用。这里只提出英语世界不甚熟悉的三本著作：吉尔贝特·亚伯拉罕—沸洛阿和爱德蒙·贝尔比，《价值、价格和积累理论》，1976年巴黎版；C.C.冯·魏斯察克，《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笔记》，载努青格与沃尔夫斯泰特，《马克思理论及其批判》，1974年法兰克福版；吉尔·多斯塔莱，《价值和价格，一场争论的历史》，1978年巴黎版。

　　初看起来，这一“缺陷”似乎是十分明显的，因为马克思本人似乎也知道这一点。人们一再引用第九章中下面的段落：“当然，以上所说，对商品成本价格的定义是一种修改。我们原先假定，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等于该商品生产时所消费的各种商品的价值。但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对它的买者来说，就是成本价格，并且可以作为成本价格加入另一个商品的价格形成。因为生产价格可以偏离商品的价值，所以，一个商品的包含另一个商品的这个生产价格在内的成本价格，可以高于或低于它的总价值中由加到它里面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构成的部分。必须记住成本价格这个修改了的意义，因此，必须记住，如果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把商品的成本价格看作和生产该商品时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等，那就总可能有误差。”①

　　但是，我们对这段来自马克思的引文的理解不应当超出它要说的内容。它只是说，如果人们在投入量中使用价值计算，而在产出最中使用生产价格计算，就势必达到数字错误的结论。这是颇为明显的，因为整个分析只涉及生产价格对价值的偏离。但这段引文决不意味着在与生产价格产出量的同一时间内应当计算生产价格投入量。这种解释明显地为紧接着的一段论述（这是鲍尔凯维茨和其他许多人引用过的）所摒弃：“对我们现在的研究来说，这一点没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无论如何，商品的成本价格总是小干商品的价值这个论点，在这里仍然是正确的。因为，无论商品的成本价格能够怎样偏离商品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这个过去的误差对资本家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商品的成本价格是既定的，它是一个不以资本家的生产为转移的前提，而资本家生产的结果则是一个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也就是一个包含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价值余额的商品。”①（着重点是我加的）

　　马克思下文中甚至说得更清楚：“尽管各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实际利润率不断发生巨大的变动，——这一点以后我们会进一步看到，——一般利润率的实际变化，在不是例外地由特殊的经济事件引起的时候，总是由一系列延续很长时期的波动所造成的、很晚才出现的结果，这些波动需要有许多时间才能固定成为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的一个变化。因此，在任何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把市场价格的波动完全撇开不说），生产价格的变化显然总是要由商品的实际的价值变动来说明，也就是说，要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的变动来说明。”①（着重点是我加的）

　　换句话说，当前生产周期的投入量是作为论据的事实，它们在该周期的一开始是既定的，对于该周期期间不同生产部门间利润率的平均化没有反馈作用。当然可以假定它们也是用生产价格、而不是用价值来计算，但是这些生产价格是前一个生产周期内利润率平均化的结果，这样就足以使任何不一致消失。

　　这样的假定消除了鲍特凯维茨及其追随者对马克思的责难，即所谓以价值形式计算投入量与以生产价格形式计算产出量之间的逻辑上的矛盾。但是，它是否同我们所知的一定时期（为一年）内资本运动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呢？例如，可以不可以争辩说，在一年内原料价格不断波动，变化多次，因此人们可以假定，在这种场合，反馈作用确实发生了；利润率的平均化不仅是只当作工业产出的商品的生产部门间剩余价值再分配的函数，而且至少就原料来说也应当包括参与不同部门间剩余价值当年再分配的部分投入？

　　但是，这个异议是不正确的。我再说一遍，原料的生产价格与当前从事生产的资本家购买的其他一切投入一样，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它们不可能随着当年剩余价值生产的起伏或者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而变化。资本家必须为购买它们支付一定的价格，这种价格不可能在事后随着一年间在剩余价值最终再分配领域里发生的事情而发生变化。即使人们假定资本家不只在年初购买而且现时也购买原料，即使人们消除了先前生产的原料的一切现有存货以说明这些现时购买的来源，上述论断仍然站得住脚。

　　生产价格的形成，即平均利润率的计算，不是一个不断运动着的过程。它与现时生产的一切（大多数）商品的剩余价值的全面实现有联系。因此，必须假定有一个最短的时间，然后我们才能说一种新的平均利润率代替先前的平均利润率。甚至假定这样一种年度变化或许也是估计过头，而不是估计不足。因此，我们必须假定，在季度或月度的基础上现时购买的原料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作为上一年资本运动的后果的生产价格（平均利润率）。当然，我们不能把生产价格的形成——这是整个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再分配的结果——与市场价格的现时波动混为一谈。马克思明确地把市场价格排除在生产价格的研究之外，对这一点我们上面引用的段落已作了清楚的说明。

　　生产价格（一定国家内的平均利润率）具有这种相对的刚性的原因，与造成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的性质有关：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总量的决定；不同生产部门间资本的流动和再流动（大规模资本运动），决定整个生产领域和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和差别。很明显，这种全面的社会运动是不可能逐季发生变化的，更不用说逐月发生变化了。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仅仅固定资本的相对不可分割性，就是这种广泛运动的巨大障碍，除非在严重危机条件下资本价值急剧丧失的场合：因此，马克思在假定投入的生产价格是不同时间（不同年份）内产出的生产价格平均化运动的结果时，不仅在理论上是一贯的，而且也比鲍特凯维茨及追随者的相反假定更加符合我们所了解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的、可以从经验得到证明的运转情况。

　　许多人既试图扩展鲍特凯维茨对马克思关于转形问题的答案的批判，又试图提供一个与鲍特凯维茨本人提出的不同的答案。J．温特尼茨企图设计一个答案，其中生产价格总量仍然等于价值总量。最近，安瓦尔·谢克提出了另一个答案，使用“叠代法”,而不是联立方程式法。①不过，数学模式本身不可能“解决”理论问题。它们只能把先前已经了解的各种相互关系公式化，必须首先把握这些相互关系的性质和含义，然后才能制定有意义的公式。不幸的是，这类模式的许多作者用先前没有经过证明或检验的、悄悄假定的相互关系进行运算。他们的方程式所导致的结论在数学上当然是前后一贯的，但在理论上却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不符合要解决的问题的有意义的模型。

　　① J．温特尼茨，《价值和价格：对所谓“转形问题”的一个答案》，载《经济杂志》，1948年6月；F．西顿，“转形问题”，载《经济研究评论》，1957年第24卷，魏斯察克和萨缪尔逊，《借助资产阶级利润率进行合理计划化的新劳动价值论》，款《全美科学院年报》1971年6月，第68卷第6期：A．米迪奥，《利润和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现象和实际》，载亨特和许瓦茨编《经济理论批判》，1972年伦敦版，沃尔夫斯泰特，《剩余劳动，同步劳动费用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载《经济杂志》1978年9月，第83卷；谢克、《马克思的价值论和“转形问题”》，载许瓦茨编《资本主义精密解剖学》，1977年圣莫尼卡版：伊拉·葛斯坦因，《生产，流通和价值》，载《经济与社会》，1976年第5卷；等等，卡尔洛·贝耐蒂、克劳德·贝多米厄和让·卡待里埃，《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1975年巴黎版，对这个问题有一张很好的书目。

　　例如，在“置盐定理”中，作者把整个固定资本放在〔〕括弧内，以便得出关于利润率趋势的结论。但是，如果人们认为固定资本恰恰是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那么这个定理就不能证明任何事情。①同样，在鲍尔特凯维茨对“转形问题”的解答（为保罗·斯威齐、皮埃罗·斯拉法、F．西顿及其他许多人所接受）中，除了假定一切产品（不是一切工业部门或企业，那是另一回事）都有同样的利润率外，还假定只有包含进入其他商品生产的商品的方程式才是需要解答的。由此可以合乎逻辑地推论，在这种情况下，第三部类（其商品并不进入再生产过程）不会影响平均利润率。②但是，关于马克思的分析中显然排除了的第三部类，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实际运转即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这种方法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说军火工业的有机构成及其规模对实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利润率无关紧要，这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如果我们看一下1943年德国的或1944年美国的军火工业规模的话。

　　① 置盐，《技术变革和利润率》，载《神户大学经济评论》1961年第7卷，第85—90页；置盐，《马克思定理的数学笔记》，载《世界经济文献》第91卷（1963年）。

　　② 这一看法应归功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艾曼纽尔·法琼。　

四、转形问题：货币的混淆

　　对马克思关于转形问题的解答的第二条攻击线，涉及把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混淆起来，更一般地说，把关于价值表现为价格、即货币的问题引入转形问题。特别是斯威齐，由于他接收了鲍特凯维茨的批判，就犯有这种混淆。①其他人，如I．斯蒂德曼，最近也步其后尘。②

　　① 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1942年纽约版，第117—118页。

　　可是，马克思本人非常清楚地指出，生产价格并不涉及市场价格，即以货币表现的价值（或生产价格）。第九章的标题本身就指明了这一点，因为它指的正是商品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价值是劳动量，同货币价格本身毫无关系。不同生产部门间利润率的平均化，是通过剩余价值量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部门来实现的。而剩余价值量也是劳动（剩余劳动）量，而不是货币量。在上面从第三卷所引用的最后一段末尾，接着还有一句话，当时我有意省略了，现在我要引用：“价值不变，而只是它的货币表现发生变动的情形，在这里当然完全不予考察。”①这一句再次消除了对于把货币问题排除在转形问题之外的一切怀疑。如果这个问题不涉及价值的货币表现的变动的话，那么由此它也不涉及生产价格的货币表现的变动。

　　在第十章，紧接在他提供了转形问题的答案的那章以后，马克思确实引入了市场价格以及竞争等对市场价格的影响。但是在那里他清楚而明确地把市场价格、价值（生产价格）的货币表现的波动同决定着生产价格的波动的平均利润率的波动区别开来。①

　　① 恩格斯明确地设想过一种情况，那里货币利润总是——来源于市场价格——低于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最，因为同时价值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降低，见恩格斯1805年3月12日致康·斯米特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4—517页。

　　在这种混淆背后，存在着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理解不足。马克思把货币（黄金）看作具有自己的内在价值的特殊商品。正因为这个原故，它可以充当其他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一般等价物。由此可以立即得出结论，市场价格（货币价格、价值的货币表现）的波动总是双重运动的结果：商品价值的变动和货币商品即黄金价值的变动。但是货市商品的内在价值的变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市场价值具有同样的效用，也就是说它不能改变它们相互的交换关系（它们相互的“相对价格”）。在这方面纸币不会改变任何事情。纸币的膨胀不过意味着日益增长数量的纸美元、纸英镑等等代表同量（如一盎司）的货币商品即黄金。对价值的货币表现来说是正确的事情，对于生产价格的货币表现来说是同样正确的，因为生产价格只涉及到不同生产部门间剩余价值量的再分配。

　　再生产图表中的“投入”，只有用市场价格，而不是用生产价格来表示时，才能当作实际上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即实际生活）中的投入来看待，因为资本家显然是按照市场价格来购买原料、机器、建筑物等的。所以，问题就变成如何把价值“转化”为市场价格，而不是“转化”为生产价格；或者是两个相继的转化阶段，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生产价格转化为市场价格。后面一个阶段当然必须涉及实际的货币问题，特别是商品的平均价值与黄金的平均价值之间的关系。在这一争论中实际上包括的，是“转形问题”涉及从本质直接走向现象，换句话说走向日常的现实的生产和流通过程，还是它不过是认识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它还没有涉及直接可以验证的、经验性的资料，即市场价格。

　　下面的图表有助于分清马克思的各种不同概念——价值、市场价值、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往往颇容易使人混淆。

　　关于鲍特凯维茨和斯拉法对马克思研究生产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的“纠正”，彼埃尔·萨拉玛提供了一个出色的全面批判。①它的优点是揭示了作者本人并未意识到的一系列潜在的理论假定。它表明，对鲍特凯维茨体系的进一步分解——换句话说，把他针对马克思的某些批评应用于他本人（例如，第一部类的总产量中专门用于第三部类商品生产的生产资料具有不同的地位）——必然导致从这一体系中消除一切价值计算，从而消除剥削自身。我的意思不是说萨拉玛、法琼及其他人已经最终解决了“转形问题”所提出的一切困难：显然还有进一步讨论和研究的余地。但是，鲍特凯维茨、西顿和斯拉法也未能“最终地”证明马克思是错误的。

五、利润率下降的争论

　　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的定义是生产过程中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与资本总量之比。从这一定义，马克思引申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心的“运动规律”。由于技术进步基本上具有节约劳动的倾向——死劳动（机器）代替活劳动——以及由于总产量的价值中原料价值逐渐增加，单独引起剩余价值生产的那部分资本（用来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在全部资本中所占的份额势必变得越来越小；换句话说，用价值表现的资本有机构成势必提高。既然如此，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平均利润率就具有下降的内在倾向。①

　　① 乔奇奥斯·斯塔马蒂斯详尽地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三章已经展开地论述了在剩余价值率提高的条件下——这种提高是由于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同样的力量引起的——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第十四章研究反作用力时涉及的剩余价值率提高的形式，不是第二部类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即不是在实际工资保持稳定的条件下工资货物的价值下降的结果。见《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1977年柏林版，第116页以后。

　　的确，马克思明确讲是一种趋势，而不是不间断的一种直线发展。他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强大的反作用力来抵销甚至逆转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作用。其他力量至少部分地倾向于延缓这一趋势的作用。

　　最重要的反作用力是资本主义制度有可能提高剩余价值率。确实，从纯“技术的”观点看，似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可以无限地补偿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如果我们用V去除决定利润率的公式

但是，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会看到剩余价值率与资本有机构成的这种按比例提高毕竟是不可能的。从理论上说，资本有机构成可以无限地提高。这就是在完全自动化生产中可能发生的事，在那里活劳动可能被完全排除。①但是，剩余价值率不可能无限地提高。只要活的雇佣劳动仍被使用，不可能想象有这样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包括完全自动化的工厂），在这种水平下工人只要在二、三分甚至二、三秒时间内就再生产出重建他们的劳动力所需的一切消费品的等价物。的确，现有劳动生产率水平愈高，以及社会承认的平均工资（实际工资）愈高，那么要在不严重地降低实际工资的条件下显著地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变得愈困难。这样做，除了激起尖锐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外，还会造成巨大的生产过剩问题（因为使用价值量包括消费品部类在内甚至比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积累增长得更快）。②

　　① 今天，在某些石油化工企业中，劳动费用在全部生产费用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下降到0.1%以下，见查尔斯·莱温逊，《资本，通货膨胀和跨国公司》，1971年伦敦版，第228—22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58—268页，第46卷上册，第196—198页。

　　不仅如此，一旦我们接近完全自动化，S——它不是一个比率，而是一个绝对量——开始与V一起迅速下降，因为雇佣劳动者人数和全部劳动小时数都急剧减少。的确，在完全自动化的经济中，剩余价值会完全消失，因为活劳动对生产过程的投入已经消失。所以，考虑

的剩余价值率（那时剩余价值本身已不复存在）是荒谬的。

　　马克思列举的其他反作用力包括：不变资本各要素（原料和机器）变得便宜，它由于延缓了

的增长就同时延缓了利润率的下降；资本周转的加快，因为年利润量是同一的流通中的货币资本能够进行的生产周期数的函数（这周转既是流通过程加快——即商品运输和销售得更快——又是生产过程缩短、生产步伐加快等的函数）；对外贸易，以及资本流向资本有机构成低的国家；一般地说，资本投资扩大到以前按非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生产部门，那里原来的资本有机构成大大低于传统工业。①提高剩余价值率，使它超过由消费品工业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会使实际工资稳定甚至上升）正常地造成的提高幅度，通过这种办法来降低实际工资，也会阻碍利润率的下降。

　　最后，马克思在第三卷第十五章里没有提到他在第十四章里强调指出的一点：剩余价值率的下降可以（而且正常地是）由剩余价值量（从而利润率量）的上升伴随着。虽然它本身对利润率下降趋势来说不是一个起反作用的因素，但是它对那个趋势的某些经济后果来说却是一个起反作用的因素。显然，当资本家阶级的利润从1,000亿美元提高到2,000亿美元时，它不会因为这2,000亿美元现在只代表5％而不是代表11％的利润率而大量地降低它的投资额（更不要说完全停止了）。它要千方百计地补救这个不幸的演变，但它肯定不会惊慌失措。

　　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专门研究产业周期理论的学院派经济学家）都在两个特定的——而且极其不同的时间长度内考虑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理论：在产业（或经济）周期自身范围内，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很长历史时期内（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能力和无限期生存来说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同后面一个时间长度有关的“崩溃理论”将在本导言的末尾讨论。至于利润率的起伏与经济周期之间的相互关系，今天在马克思主义者与专门研究经济周期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①不过，还有一个迄今人们极少注意的第三个中间性的时间长度：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即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前后继起的增长较快或较慢的时期。

　　① 例如，见W.C.米切尔，《经济周期及其原因》，1941年见克莱版。

　　有大量证据说明，至少在三个场合——1848年革命以后；1893年左右；以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西欧和日本在四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平均增长率有显著的提高。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增长率的这种提高，与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是同义语。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框架内，如果没有平均利润率的突然的、持续的提高来代替下降，资本积累率的长期增长是不可想象的。

　　在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背景下，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实际历史为人们所理解，我们必须考察就在这三个转折点以前和“扩张性长波”开始时盛行的条件。这样，我们才能够确定马克思所列举的“反作用因素”在什么程度上以一种特殊方式结合起来，足以在比工业周期某一阶段正常发生来说更长的时期内抵销或逆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我在别处已经根据经验证明这种情况符合实际。①这里没有必要重复那个证明，只需要说对规律的这种暂时的抵销（对这一点马克思也暗示过②）决不与它的普遍有效性相矛盾。因为“扩张性长波”后面总是跟随着“萧条性长波”，这时利润率下降趋势比正常的工业周期期间表现得更为强烈更为持久。它的作用可以由反作用因素所延缓，但只不过使它更猛烈地重新表现出来。这至少是迄今为止的历史证据，它充分证实了马克思的分析。需要补充的唯一的结论是，如果要在时间上充分地把握下降趋势规律的具体作用，必须把不同的时间长度联结起来。

　　① 见欧·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1975年伦敦版，第4章；欧·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1980年剑桥版。

　　在过去几十年里，有一系列作者越来越对这一规律的作用本身（其真实内容）①进行挑战。这部分地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长期的经济迅速增长似乎与利润率的下降有些不相容——用马克思主义者术语来说。因此，吉尔曼和其他人努力发现新的范畴，如“实现支出”（认为要从剩余价值中扣除这种支出，使剩余价值成为“生产资本占有的剩余价值”）或者“剩余”，据说它们的增长可以说明为什么马克思所设想的利润率停止下降，而如果作其他设想，利润率则继续下降。②然而，同时，自1974—1975年以来的事态发展已经指出了这种论点的差错，表明这一规律比以前任何时候越发保持自己的力量。

　　① 当然不能用这一规律只是或主要是通过其否定而表现出来这种荒谬的论断来为这一真实内容辩护，这是‘第二次下降’发生（出乎他们意料地）以前几位苏联作者持有的观点：如S．L．维戈德斯基（《当代资本主义》，1972年科隆版，第232页），他根据利润率上升的趋势认为这一规律已被证实；

　　② 例如，J．吉尔曼，《利润率的下降》，1957年伦敦版，巴兰和斯威齐针对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也提出了一个‘剩余’上升的趋势：这些作者认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只适用于“竞争性的制度”，见《垄断资本》，1968年伦敦版，第80页。

　　新李嘉图学派根据理论的和经验的理由更加有系统地向这个规律的有效性进行挑战。主要的理论观点是所谓置盐定理。①既然每个资本家只有在新机器能提高其利润率的情况下才采用新机器，那么每个资本家利润率的提高怎么会导致全体资本家利润率的下降呢？

　　可是，在这种推理方法中有两个缺陷。第一，说每个资本家会采用新机器只是因为它能提高他的利润率，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马克思本人指出，这确实是他的意愿，但是，为了保持他在市场上的份额或者使他的企业免于破产，也就是说，为了在竞争的压力下削减他的成本价格，他会被迫采用新机器，而不管这一决策对他的利润率发生什么影响。事实上，说资本家在采用会削减利润量的新机器时犹豫不决，这要正确得多。利润量和利润率是两个极不相同的范畴。在后者趋于下降时，前者可能上升。①

　　① 乔奇奥斯·斯塔马蒂斯使人们注意到单位产品利润（即单位产品的成本价格和销售价格之间的差领）与马克思的利润率概念（其中计算了用来提高单位产品利润的固定资本价值总额）之间的根本区别（见前引著作第183页以后）。系统机械化的同样一些资本主义方法，一方面引起单位产品成本的降低和单位产品利润的提高，另方面却最终提高了固定资本投资，使它超过了平均水平，从而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得比剩余价值率更快，造成利润串下降，这确实是资本的“悲剧”，使人惊讶的是斯塔马蒂斯的著作患有精神分裂症。整个第一部分不遗余力地、极其详尽地赞美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理论的适用性，但是作者以令人窒息的致命的一跃得出结论说，这一规律不再适用于今天，因为资本主义已经不再使用“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了。

　　第二，这个论断表明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趋势是其突出例子）的惊人误解。这些规律的作用是不以个别资本主义企业的有意识的决策为转移的。事实上，它们可以说是这些企业有意识的决策所带来的客观的和不能预见的后果。没有一个资本家事先知道他购买新机器的决策会带来什么实际后果。只有当用这种新机器生产的商品已经出售，连续几年的资产负债表已经作出，人们才能知道其后果。因此，完全可能——简直［注：原译为“的确”。现根据向青的校对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每个资本家”购买更多的机器的目的是提高他的利润量和利润率，但所有这些决策的最终结果是一切资本家的平均利润率实际上降低了。①

　　① 安瓦尔·谢克，《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多布危机理论的笔记》，载《剑桥经济学杂志》，1978年6月号。

　　新李嘉图派提出的主要的经验性论断说，从时间上看资本有机构成不是不断提高的，而是或多或少保持平稳的。换句话说，从长远来看，技术进步既不是以劳动节约为主，也不是以“资本节约”为主，而是中性的。①所谓资本有机构成稳定性的指数是所谓资本／产量的比率的稳定性。

　　① 事实上，罗伊·哈罗德是所谓“中性的”技术进步的概念的主要来源。

　　资本／产量的比率肯定地并不等同于（或平行于）资本有机构成。被称为国民收入中稳定的“工资部分”也并不平行于（或等同于）稳定的剩余价值率。在资本／产量的比率的场合，把不变资本与固定资本错误地等同起来：也就是说，在推理中把原料价值所占的比重完全排除在外，而原料价值势必成为固定资本（以及全部资本）中日益增长的部分。至于“工资单”，它把可变资本（生产劳动的报酬）与非生产劳动的报酬（至少有一部分来自剩余价值）混在一起了。①特别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上，非生产劳动有着稳步的增长，所以上述区分在统计上具有决定性意义。此外，谢克已经证明，从统计的角度来看，所谓稳定的资本／产量的比率应当受到严重的挑战，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统计学者的统计范畴的不精确的或错误的使用。②初步的具体研究惊人地证实了这一判断。③

　　① 谢克，《危机理论史导言》，载论文集《资本主义在危机中》，1977年纽约版。

　　② 同上，第235页，谢充提到维克多·佩洛的一项经验性研究见，《制造业中的资本／产量之比》，载《经济学和经济的季评》，第8卷第3期，1966年秋。

　　③ 见R．J．高尔登，《少见的事件》，载《现代经济概览》，1971年7月号；以及同一作者在《美国经济评论》1939年6月号和《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1968年11月号上发表的文章。安德烈·格拉努、伊夫·巴隆和贝尔纳·比昂多在他们的《增长和危机》〔1980年巴黎版，第102—104页）中为下列观点辩护：资本／产量的比率在大萧条和紧跟着战后的时期是下降的，在1948和1958年期间是上升的，在1958和1968年期间又是下降的（或保持稳定），但在1968年后迅速上升，但是，他们计算这个比率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使它成为利润率的倒数，因为它把战后时期强劲地上升的剩余价值率合并了进来。

　　仍然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以现行市场价格计量的实际价值关系缺乏透明性，在宏观经济基础上即从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出发，不容易提供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经验性证明。但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接近的直接结果是劳动费用在全部年生产费用中所占的份额。①这里，我们站在更坚实得多的统计基础上，因为有许多专论使我们能够考察各个生产部门中这种关系在时间上的发展。今天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生产部门，其中劳动费用在全部年生产费用中所占的份额大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或二十世纪初的，更不要说一个世纪或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了。②尽管存在着机器和原料的生产变得便宜的明显趋势（这同消费品生产变得便宜的趋势一样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资本主义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长期的基本趋势的确是节约劳动的趋势。“机械化”和“日益增长的自动化”的术语，难道不是表明这一基本趋势，而是表明别的什么趋势吗？马克思的伟大的理论成就之一，是在这一趋势还没有被人们认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历史性决定意义的时候就着重地指出了这一趋势。

　　① 直接结果，而不是等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53—254页恩格斯的注。

　　② 见欧·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一书（前引出处，第199—204页）中所引用的关于各个工业部门的许多专论。

六、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

　　我在前文说过，马克思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完整的、充分阐明的危机理论。他对产业周期和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考察散见在他的几部主要著作以及许多文章和信件中。①但是，令人迷惑的是有人把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看作马克思在说明生产过剩危机方面的主要贡献，而当代好几位马克思主义作者确实持有这一观点。②这种看法正确吗？

　　① 除了《资本论》第二，三卷外，马克思对危机理论的主要贡献见《剩余价值理论》以及他论述当时经济危机的许多论文：例如《经济状况》（《新莱茵报》1849年3月7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85—390页；或者在1853和1856—1857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12,14,15卷），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也包括对当时危机的许多评论。

　　② 例如，达维·雅夫，《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资本和国家》，载《经济与社会》，第2卷第3期，1973年5月）；保尔·马蒂克，《危机和危机理论》，载《危机和危机理论》（由不同作者写的论文集），1974年法兰克福版。

　　我的答案是既对又不对。毫无疑问，在产业周期的框架内，利润率的升降与生产的升降有着密切关系。但这一论述本身不足以说明危机的原因。它可以（而且已经）被机械地理解为危机是由剩余价值生产的不足所“引起的”①——它使资本不能充分增殖；从而导致投资的削减；从而导致就业的减少；从而又导致收入、销售、投资、就业等等累进的缩减。这一过程继续下去，直到就业和资本价值的下降使剩余价值的上升和资本量的下降达到这样的程度，足以使利润率回升，从而使投资、就业、生产、收入、销售等等重新累进地增长。

　　① 见马蒂克（前引著作第111页）：“这样，资本积累并不依赖剩余价值的实现，而是剩余价值的实现依赖资木积累”；又见同上第115页：“当剩余价值不足以使积累过程有利地继续进行时，它也不可能通过积累来实现，它成为不能实现的剩余价值或生产过剩。”首先，对积累过剩进行了绝对的假定：并没有那么多的剩余价值，足以使一切积累起夹的资本都增加价值。然后，论辩转移到相对的积累过剩：仍然存在额外的剩余价值，但是它并没有被积累起来，因为它只能给追加资本提供百分之零的利润。但是，离开了额外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市场价格，怎么能看到这一点呢？造成百分之零利润的市场价格下降，难道没有反映除资本积累过剩外先前还存在着商品生产的过剩吗？

　　从这种庸俗的意义上说，仅仅以利润率的下降来说明生产过剩危机既是错误的，又是危险的。其所以错误，是因为它把追加的被积累的资本的不可能增殖与先前投入的一切资本的不可能增殖混为一谈，①因为它把资本主义企业投资决策的波动与现时剩余价值生产的波动等同起来。然而，当后者已经在下降时，前者可以继续增长，反之亦然。这个说明的主要弱点在于它只集中在生产领域，归根到底，它基于对商品和商品生产性质的混淆。同让——巴普蒂斯特·萨伊的著名的销售定律一样，它悄悄地假定不存在价值实现的特殊问题，只存在剩余价值生产的问题。从而又假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所有的是为物物交换而进行的生产，不是为销售而进行的生产；以及至少在宏观经济的层次上，所生产的一切价值都是自动地实现的。

　　马克思本人明确地驳斥了任何这样的假定。“但是，这样生产出剩余价值，只是结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第一个行为，即直接的生产过程。资本已经吸收了一定量无酬劳动。随着表现为利润率下降的过程的发展，这样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总量会惊人地膨胀起来。现在开始了过程的第二个行为。总商品量，即总产品，无论是补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部分，还是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都必须卖掉。如果卖不掉，或者只卖掉一部分，或者卖掉时价格低于生产价格，那末，工人固然被剥削了，但是对资本家来说，这种剥削没有原样实现，这时，榨取的剩余价值就完全不能实现，或者只是部分地实现，甚至资本也会部分或全部地损失掉。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杭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①（着重点是我加的）

　　不仅如此，从保卫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攻击〔这种攻击总是与生产过剩危机同时发生）的角度来看，这种认为危机“由剩余价值生产不足所引起的”庸俗理论是危险的。因为从这种说明中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实际工资被削减从而剩余价值（利润）自动地增加，危机才能得到克服，就业才能重新上升。①因此，一般地说工人阶级，特殊地说工会，就面临着一个痛苦的抉择：要么保卫实际工资，要么与失业斗争，也就是说，它们要对工作岗位的丧失负责。无须乎说，主张阶级合作的改良主义者十分愿意为这类论点效劳，要求工人为了“保住工作”或“恢复充分就业”而作出必要的牺牲。然而，经验一再表明，这一点并未被工业周期实际过程的经验所证实。②它代表着一种思想武器，旨在把危机的重担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并且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这正是危机期间和危机以后资本的主要目标之一。“利润榨取”理论包含着资本家在阶级斗争中加以滥用的类似危险。③

　　① 福利经济学之父亚瑟·庇古确实曾经鼓吹削减工资以解决1929—1933年大危机。他忘记了，为了使积累过程开始重新上升，只有利润（剩余价值量）的增加（这显然可以通过削减工资来达到）是不够的，资本家还必须预期追加的资本投资所生产的商品能够出售，而在工资削减与大量的卖不出去的商品库存和大量的未被利用的现有设备能力同时并存的情况下，这一点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② 例如，主张阶级合作的工会领导人在1976—1977年强加于联邦德国工人身上，在1973—1979年强加于西班牙工人身上的巨大的工资限制，并未使失业有任何显著的下降，尽管利润和投资都上升了。但是投资几乎完全是合理化的投资，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就业。

　　③ 例如，请参阅安德鲁·格林和包勃·瑟特克里夫，《英国资本主义和利润榨取》，1972年伦敦版。莫里斯·多布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1938年伦敦版）中认为，资本家只有在工资上升时才采用新机器，也就是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一定工资水平的函数，这同“利润榨取”理论不是一回事，但与它的差距并不大。谢克正确地批评了《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中的这些假定。

　　许多极端主张以利润率下降来解释资本主义危机的人会愤怒地回答说，他们的分析包含着对雇主辩护的一个内在的回击：利润率的下降是导致积累过剩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的函数，而不是剩余价值率下降的函数。诚然，他们经常强调下列事实：剩余价值率持续地提高，一直到危机的前夕，但这种提高不足以抵消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影响。①但是，他们忘记了，利润率既是资本有机构成的函数，又是剩余价值率的函数；除了在饥饿性工资的场合，即对实际工资的任何削减都会把它降到生理上的最低限度以下（这种情况在任何工业化国家已不复存在）的场合，实际工资的削减总是意味着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提高，从而意味着比削减前更高的利润率。②这样，我们还是回到那个公平的观点：说危机完全是由剩余价值生产不足所引起的，就有助于加强雇主所说的危机至少部分地可以由削减实际工资得到克服的论点。

　　批判只用利润率下降对生产过剩危机进行机械的和片面的解释，可以更一般地扩大为批判任何以单一原因对危机进行的解释。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框架内，生产过剩危机既是资本积累过剩的危机，同时又是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不涉及后者，就可以说明前者；而不涉及前者，就不可能理解后者。这意味着，只有利润率提高和市场扩大同时发生（这一事实把雇主的和改良主义者的论据的武装都解除了），危机才能克服。

　　以单一原因对马克思危机理论所进行的解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形式：①

　　① 单一原因的危机理论可能还有第四种形式，即人口理论，下文将把它当做纯粹的“积累过剩理论”的一种形式。

　　1、纯粹的不平衡理论。它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看作工业周期及由此产生的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的投资决策不可能自发地导致“平衡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里规定的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中所生产的各部分价值和所发生的货币流动的正确比例。因此，平衡的破坏和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不平衡危机理论的主要支持者是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米哈伊尔·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尔夫·希法亭。尼古拉·布哈林受到类似思想的强烈影响。①这种理论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资本家通过垄断组织的增长（希法亭所谓的“总卡特尔”）能够在他们之间“组织”投资，就不会有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且［注：原译为“的确”。现根据向青的校对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这样就会有没有危机的资本主义。②但是，正如罗曼·罗兹多尔斯基所指出的，这些理论家忽视了如下事实：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不平衡——资本主义具有无限地发展生产力的倾向，同时它却对人民群众的消费加以严格的限制③——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与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即投资决策）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两大部类不平衡发展无关。④

　　① 米哈伊尔·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经济危机历史与理论研究》，1901年耶拿版，鲁道尔夫·希法亭，《金融资本》，1910年维也纳版；尼古拉·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1972年伦敦版。布哈林确实比希法亭略为小心一些，他考虑到了有限的群众消费对资本主义的“无限的”增长能力的限制力量。

　　② 坚信这一观点的托尼·克利夫，轻易地想象出了一个没有生产过剩危机的资本主义经济——假定生产无政府状态通过计划得到克服的话。见《俄国：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1970年伦敦版，第174页。

　　④ 罗曼·罗兹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结构》，1977年伦敦版，第489—490、496页等。

　　以不平衡的单一原因解释资本主义危机可能引起的可笑的后果，可以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本人作为最好的例证。他认真地论证——并用数学证明——第一部类能够完全脱离第二部类来发展，直到消费品生产降到零点，而且这种发展不会引起任何危机。①

　　① 米哈伊尔，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1905年莱比锡版。

　　2、纯粹的群众消费不足的危机理论。它把生产量（或生产能力）和群众消费（工人的实际工资或购买力）之间的差距（采取第二部类商品生产过剩的形式）看作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原因、第一部类中的积累过剩（投资下降）和生产过剩表现为消费品部类中生产过剩（或生产能力过剩）的结果。

　　这一理论有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祖先（托马斯·马尔萨斯、西斯蒙第、俄国民粹派）。它在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主要支持者是卡尔·考茨基、罗莎·卢森堡、纳塔里亚·莫斯科夫斯卡、弗里茨·斯特恩伯格和保尔·斯威齐。①它的弱点在于其基本假定（斯威齐并不总是清楚地理解，但至少清楚地表述了这一假定），即在第一部类的发展和第二部类生产能力的发展之间不知怎么存在着一种固定的比例。既然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的同时提高使对生产资料的购买力比对消费品的购买力增加得更快，那么结论显然是：就会有销售不出去的剩余的消费品。

　　①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1963年伦敦版，弗里获·斯特恩伯格，《帝国主义》，1926年柏林版：纳塔里亚·莫斯科夫斯卡，《马克思体系：关于结构的一种论述》，1929年柏林版，以及《现代危机理论批判》，1935年布拉格版；雷昂·萨特，《马克思主义周期性危机理论纲要》，1937年巴黎版；保尔·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前引出处。至于卡尔·考茨基，特别参看他在《新时代》第20卷第2期，1901—1902年上发表的文章，这是他论述危机问题的最长的一篇。

　　但是，这个假定不仅仅在逻辑上没有得到证明。它同资本主义增长的本性正好相反。资本主义增长的特点是生产的日益机械化或者（借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庞巴维克的一个正确公式）“间接性”。资本主义增长确实意味着全部产品中较大部分采取生产资料的形式，但是这并不伴随着消费品生产的绝对下降或者第二部类生产能力的停滞。只要理解了这一点，那么无论是C/V的增长还是S/V的增长都不会自动地导致消费品的生产过剩。只有当

增长得更慢的时候，C/V或S/V的增长才会导致消费品的生产过剩。但是，并不能用数学或者逻辑证明，这种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消费不足论的危险（当然，卢森堡完全避开了这种危险）在于，它会导致与不平衡理论的“调和主义”含义相似的改良主义结论。不平衡理论说，资本主义只要把投资“组织”起来就可以避免危机。消费不足论则会认为，如果实际工资更高些，或者如果政府以社会保障和失业支付的形式分配额外的“购买力”——即“再分配”国民收入使之有利于工人，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额外的间接工资，那么资本主义就能避免危机。①

　　① 这特别适用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国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其中有些人在工人运动中有很大影响）。例如可参见《可供选择的经济政策》，1979年柏林版。

　　这些“解决方法”忽视了一个简单事实，即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一种商品生产，商品必须出售，然后才能实现剩余价值和积累资本。它还是为利润而进行的生产。在危机的前夕或早期阶段，当利润率已经下降时，任何有利于工人的较大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意味着通过减少剩余价值率来使利润率进一步下降（“国民收入再分配”所涉及的毕竟是这件事）。在这种条件下，即使先前生产的消费品存货的销售量增长，资本家也不会增加投资。萧条就会继续下去。

　　3、纯粹的积累过剩理论。它认为，与所积累的资本总量相比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不足，是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在上文已经讨论了这一理论的弱点，以及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角度来看的有害影响。

　　不过，这种理论还有一个人口论的特殊变种。它强调下列事实：在资本主义长期繁荣以后，劳动后备军趋于消失，结果实际工资上升，直至引起剩余价值率从而利润率急剧下降。①虽然从一般的理论角度来看不能排斥这种可能性，即马克思在第三卷第十五章中称为“绝对的资本积累过剩”②的边缘情况，但在资本主义的实际历史上——在广泛的国际劳动力流动（移民）以及不发达国家里存在更大的未来移民的潜力的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的这种“人口压力”似乎离我们有几世纪远。③这种理论也极大地低估了资本主义迅速重建劳动力后备军的能力，其办法是集中采取从宏观经济来说缩减就业的合理化投资（就是使中期的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高于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这在整个70年代得到了惊人的证实，在这期间，帝国主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失业总人数翻了一番，从1970年的1000万增加到1980年的2000万，把60年代的“接近充分就业”的情况远远抛在后面，而由技术进步而毁掉的生产中工作岗位总数远远大于1000万：来自工业不发达国家的几百万移民不得不回到他们的本国去；几百万妇女和青年“离开了劳动市场”，许多生产工人转变为非生产工人。

　　① 特别参看真门伊藤，《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会议公报》第4卷第I期，1975年2月，企图对经济危机作人口论解释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奥托·鲍威尔。《资本积累》，载《新时代》，第31卷第1期，1913年。

　　③ 这里提供这种“后备”的一个概念：目前每年有100万非法移民从墨西哥和中美洲进入美国，其中很大一部分被迅速驱逐出境。但是甚至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现有劳动生产率水平（远远低于关国）下，这两个地区的失业人数在1500万左右；对美国来说，这些失业人数代表着潜在的额外劳动力。这里还没有提到约5000万未能得到充分报酬而被雇佣的家庭主妇；

　　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费伦茨·雅诺西提出了关于这种理论的一个更复杂的说法。他认为，资本主义没有能力发展充分多的熟练（特别是高度熟练）工人，这是在“繁荣”末期推动实际工资上升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瓶颈。①但是这里仍然大大低估了资本在加速熟练劳动培养（包括在工厂一级上）以及通过抹术进步来缩短对高度熟练劳动的需求方面的弹性。

　　① F·雅诺西，《经济奇迹的终结》，1966年法兰克福版。

　　纯粹的积累过剩的危机理论的支持者往往辩论说，只要资本积累顺利地进行，“最终消费者”的消费就会自动地增长，因为更多的雇佣劳动会被使用（一般工资会增长），而来自剩余价值的非生产性消费也趋向于增长。因此，只要利润率的下降没有显著地减缓积累，就不会出现消费品的过多供应。这论述的第一部分就其本身而言是正确的。可是结论却完全不能由此推出来。这个分析所能证明的唯一的事情是：只要积累增长，消费（即第二部类剩余价值的实现）就会增长。但是它并没有证明消费与第二部类生产能力按同一比例增长。况且［注：原译为“的确”。现根据向青的校对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部类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与整个经济中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两者结合起来发生作用的结果，（至少周期性地说）消费虽然会增长，却可能比第二部类生产能力增长得更慢。在这种场合，在整个经济中积累减缓之前，确实会发生消费品的供应过剩。

　　同样，假定在商品生产过剩实际显示出来以前现时投资的减缓（归根到底取决于利润率的下降）就会触发危机，这在最好的情况下不过是危机情景的一种可能的形式，而决不是与马克思在第三卷里的分析或与历史上产业周期的经验性资料相一致的唯一形式。资本主义企业现时投资决策是两个变数的函数：过去的实现利润（即可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和未来的预期利润。现时利润率是宏观经济中许多现行变化的结果，在它们自己和其他资本家的资产负债表制定出来以前，资本主义企业无法知道任何确切的东西。很可能出现下列情况：过去的实现利润（即上一年的）尚未反映出利润率的下降，但投资仍然会被削减，只是因为企业生产的商品供应过剩的迹象（或者明显的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日益增长。相反，同祥可能出现下列情况：过去的实现利润已经反映出利润率开始下降，但投资决策仍然是扩张性的，因为不管由于什么原因，资本主义企业相信它仍然能显著地扩大其销售。对预期利润的估计，除了利润率的现时趋势外，总是包括对预期市场条件和市场份额的估计。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肯定地存在着投资在某些情况下“过多”的趋势，甚至在利润率已经开始下降以后仍然如此。许多资本主义企业也许相信，它们通过继续扩大投资和生产，能够增加它们自己的市场份额，从它们对竞争者的技术优势等等获利。所有这些决策并不能制止利润率的下降。但是它们能产生日益增长的商品生产过剩，然后资本积累才实际上减缓下来。

　　刚才概括地叙述的三种单一原因的解释中，当然存在着正确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要素。①确切地说，三者必须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提供这样的理论。根据第三卷中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的基本原理，进行这种结合的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区别基本积累在时间上相继采取的许多形式。

　　① 列宁虽然倾向于资本主义危机的不平衡的解释，却谨慎地写道：“‘社会消费力’和‘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这决不是什么个别的、独立的、彼此没有联系的条件。相反，一定的消费状况是比例的要素之一。”《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强劲上升的时期——那时营业兴隆，现时产品容易销售（需求似乎大于供应），而且利润很高——会发生“投资繁荣”，而且迅速地碰到了第一部类中机器设备部门和原料部门的瓶颈。第一部类的这些部门，就其本性来说，在迅速适应需求方面比第二部类更缺少弹性。因此，在第一部类中就会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发生追加投资，即资本积累。①必须生产出更多的生产资料，以便为生产追加的消费品生产追加更多的生产资料。高额的实现利润加上好的预期利润是这种繁荣的动机。因此，投资就会向第一部类转移。两大部类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不合比例）发生了。

　　① 马克思甚至认为，每隔七年到十年固定资本的大规模采用，既是工业周期周期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又是周期平均长度的决定因素。关于投资的“过多”倾向，见J．R．希克斯，《对经济周期理论的贡献》，1951年牛津版；罗伊·哈罗德，《经济论文集》，1953年伦敦；E．D．多马尔，《经济增长理论文集》，1957年纽约版，等等。

　　在繁荣的某一点上，两种平行的瑰象大体上同时发生了。一方面，生产出来的追加的生产资料只在一定的时滞以后才进入生产过程。但是它们进入生产过程时，就迅速地增大两大部类中的生产能力。但正是较高的利润率和投资意味着实际工资和来自资本家及其食客的需求不可能与两大部类生产能力的突然增长按同一比例发展（即使第二部类生产增长得比第一部类慢，即使实际工资也有所增长）。因此，生产过剩（或生产能力过剩）日益增长的趋势首先发生在第二部类中。

　　另一方面，两大部类中新生产资料的大规模采用，并不是与旧技术同时发生的，而是与以基本上劳动节约、即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为特征的新的现代化技术的采用同时发生的。这就压低了利润率，特别是因为在繁荣条件下剩余价值率不可能按同一比例增加，或者甚至完全没有增加。①因此就发生了积累过剩的趋势：一部分新积累的资本不再能按照平均利润率投资，或者完全不投资，而被驱向投机等等。②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9—280、284—285页。

　　信用扩张在一定时期内弥补了这一缺口。但是它只能推迟，而不能避免崩溃。现在生产过剩势必从第二部类扩展到第一部类。①日益增长的商品生产过剩（在日益增多的工业部门中生产能力过剩），与日益增长的积累过剩结合在一起，必然导致生产性投资的急剧削减。两大部类之间的不合比例，从第一部类的“过度扩张”跳跃到第一部类的“欠发展”。投资比现时生产下降得更快。

　　① 当然，这不是一条绝对的规则，生产过剩可能在第一部类的某些部门开始．这曾在某些（不是大多数）具体危机中发生过。最近的两次危机——1974—1975年和1979—1980年——都开始于汽车和住宅等耐用消费品部门，即第二部类的一些部门。

　　由于这种崩溃——它可以但不是必然采取信用和银行破产的初始形式——的结果，就会发生商品价格（以金来表现的）的普遍下降，再加上生产和就业的下降。由于（商品资本的）价格的下降，大量的破产，幸存企业的固定资本和原料存货价值的下降，就发生了资本价值的普遍丧失。但是价格的这种普遍下降，无非是市场价格和生产价格（通过较低的平均利润率）对平均商品价值普遍下降的适应，而平均商品价值的普遍下降又是前一时期内投资、资本有机构成和平均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的必然结果。资本家企图尽可能推迟结帐的日期——因而在崩溃前夕发生了信用的过度扩张、投机、过额贸易等等。但是他们不可能无限期推迟它。

　　这种崩溃的影响，不管对个别资本家来说如何令人不愉快，但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是健康的。资本价值的普遍丧失并未伴随着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按比例的缩减。或者说，同样的剩余价值量现在能够增殖较小量的资本。因此，利润率的下降能够被制止，甚至被逆转。在危机和萧条期间发生的劳动后备军的大规模重建，有可能不仅通过提高生产率而且通过削减实际工资来大大提高剩余价值率，从而导致利润率的进一步提高。原料价格一般比制成品价格下降幅度更大，因而不变资本的一部分变得更便宜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就这样变慢了，这也会促使工业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提高。一旦存货已被充分出清，现时生产被极大削减以致需求重新超过供给，那么资本积累和生产性投资加速发展的一个新的周期就会开始。

　　由此可见，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与其说是生产过剩危机本身的一个直接解释，还不如说是产业周期本身的基本机制的揭示：换句话说，它揭示了特定的资本主义的，即不平衡、不协调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方式必然引起利润率下降和利润率恢复（恰恰是先前下降的结果）的各个继起阶段。这对于这一规律在七至十年的时期内作用方式来说是正确的——暂时不谈从长期［注：原译为“尘世”。现根据向青的校对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观点来看它对资本主义所包含的死亡的警告。

　　毫无疑问，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这种多原因解释，而不是任何单一原因解释，才符合马克思自己的信念（至少如在第三卷里所表现的那样）。除了前面引用的一段外，还可以引用另外三段，它们没有给另外的解释留有余地：

　　“假定整个社会只是由产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构成的。此外，撇开价格的变动——这种变动使总资本的大部分不能在平均状况下实行补偿，并且由于整个再生产过程的普遍联系（特别是通过信用而得到了发展），这种变动必然总是引起暂时的普遍停滞。同样，撇开信用制度所助长的买空卖空和投机交易。这样，危机好象只能由各个部门生产的不平衡，由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他们的积累之间的不平衡来说明。而实际情况却是，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用。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①（着重点是我加的）

　　“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要使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所决定的分配条件和消费关系下实现并再转化为新的资本，就是说，要使这个过程能够进行下去，不致于不断地发生爆炸，商品就生产得太多了。”①（着重点是我加）

　　“的确，工厂主可以把产品卖给出口商人，出口商人可以再把它卖给他的外国主顾，进口商人可以把他的原料卖给工厂主，工厂主可以把他的产品卖给批发商人，等等。但是，在某一个看不见的点上，商品堆起来卖不出去了；或者是一切生产者和中间商人的存货逐渐变得过多了。消费通常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兴旺到了极点，这部分地是因为一个产业资本家推动了一系列其他的产业资本家，部分地是因为他们雇用的工人由于充分就业，能比平时多支出。资本家的支出也会随着他们的收入增加而增加。此外，正如我们以前已经说过的（第二卷第三篇），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会发生不断的流通（甚至把加速的积累撤开不说也是这样）。这种流通就它从来不会加入个人的消费来说，首先不以个人消费为转移，但是它最终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由于所期望的需求的刺激，这种生产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安稳地进行下去，因此，在这些部门，商人和产业家的营业非常活跃。一旦那些把货物运销远处（或存货在国内堆积起来）的商人的资本回流如此缓慢，数量如此之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①（着重点是我加的）

七、信用和利息率

　　《资本论》第二卷强调指出，为了使扩大再生产（即经济增长）对“资本一般”来说成为可能，货币资本的先前积累（和存在）、它向流通过程的周期性投入以及它从生产性资本自身运动的周期性流出具有重要意义。同样，第三卷强调指出，信用对“许多资本”，即对竞争条件下产业周期的波动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的平均利润率的出现必然导致利息率的平均化。剩余价值首先分割为企业资本的利润（工业利润、商业利润、银行业利润以及与不经营时土地所有者不同的农业企业家的利润）和利息。通过资本主义银行制度，所有可利用的货币储备（储蓄以及来投资的剩余价值＋从以前周期期间实现的剩余价值的未投资部分中来的闲置货币资本）被转化为职能资本，换句话说被借给实际经营（即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企业，不管这种资本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流通领域。这样，资本家就能够用比他们本身拥有的资本多得多的资本来从事经营。同每个资本家只在他自身实现的利润的基础上进行扩大再生产相比，资本积累的步伐要快得多。

　　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部历史的这种经常的信用扩张，初看起来似乎加重了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①在全部资本主义企业之间分配的利润总量现在低于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总量，差额正好支付给不经营的货币资本所有者的利息总量（不能把它同银行的利润混淆起来，银行的利润是它们自己的资本，而不是它们的存款所取得的平均利润）。但是，这当然是一种虚假的印象。平均利润率是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与社会资本总量之比。如果由于资本家之间的分工或积累过剩，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本身不是直接生产性的，换句话说不从事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这并不会改变它作为资本，即经常追求价值增殖的价值的性质。

　　因此，按照马克思在第三卷的论述，信用对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效果（正如贸易的效果一样）与初看起来的现象是相反的。它们实际上倾向于阻碍这种趋势，甚至使它逆转，这是由于它们具有三种同时发生作用的机制：

　　1、贸易和信用使资本周转得更快，从而增加了一笔货币资本在一年内经过的生产周期的数目，从而增加了剩余价值量和年利润率（因为在其他事情不变的情况下，在每个生产周期内都生产同样的剩余价值量）。①顺便指出，正因为如此，产业资本家愿意让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参与企业利润的一般分配（企业利润等于剩余价值总量减去利息总量），尽管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都不生产剩余价值。这种资本本身并不生产剩余价值，但它帮助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生产额外的剩余价值。

　　① 如果批发和零售商人直接从产业资本家那里购买商品并且把它们储存起来等待“最后主顾”的出现，那么产业资本就会周转得更快。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分工（其中商业资本家从工业资本家那里购买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说明为什么工业资本家愿意以商业利润的形式把一部分剩余价值交给商业资本家。

　　2、通过增大生产领域资本积累的范围和速度，使之超过工业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农场主直接占有的利润，商业和贸易就加速了资本的集中，从而刺激技术进步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也抵消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3、信用通过股份公司的手段创造了一种局面，其中股东所有的资本的一大部分根本不能预期得到平均利润率，而只能满足于平均利息率。一因此，与一切资本（或绝大部分资本）都是直接的企业资本，即都必须得到平均利润率的情况相比，平均的企业利润率要高得多。①

　　不束缚于任何特定企业或工业部门的货币资本具有更大的弹性，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率的平均化能如此易于发生并得到承认，也就是说，尽管以相对不流动的固定资本为形式的资本投资日益增长，但社会资本仍然具有相对流动性的主要原因之一。与劳动后备军相并行，这些巨额的货币资本储备是急剧的、迅速的、狂热的扩张阶段的先决条件，这种扩张是产业周期的特征，是不平衡的、不协调的资本主义增长的本性。的确，银行体系部分地扮演了社会清算中心的角色，通过它，资本经常从面临总需求停滞或下降的部门转移到面临日益增长的总需求不能为现时生产（或生产能力）所满足的部门。各部门不同的利润率从平均利润率的偏离是这些转移的指导性机制。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着重指出，信用在把资本积累扩大到极限的同时充当过度投机、过额贸易和生产过剩的主要杠杆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

　　由此可见，信用周期——利息率的升降——部分地与真正的产业周期是非同步的。在复苏和高涨初期，货币资本相对地丰裕；企业自有资本水平高；利息率相对地低①，而企业利润水平则高于平均数。相反，在繁荣的最高点，在过热阶段和崩溃时期，货币资本变得越来越少；自有资本水平急剧下降；对货币资本的需求经常增长；而利息率则迅速提高，这并不与平均利润率下降相矛盾，而正是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函数。现在企业借款，不是为了扩大营业，而是为避免破产；不是为了获得额外的企业利润，而是为了保全资本。因此，恰恰在周期的这一短时间内，利息率可以实际上高于企业利润率（当然这不是“正常”情况）。但是，在崩溃以后，真正的危机和萧条开始，投资急剧下降；对信用的需求垮合了；利息率开始迅速向下滑动，从而使企业利润率重新缓慢回升。

　　① 在纸币经常性膨胀的条件下，这当然只适用于“实际”利率，而不适用于“名义”利率。“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信用膨胀的程度可以由以下事实来衡量：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几个较长时期内“实际”利率是负数。

八、马克思的超额利润理论

　　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实际上是更一般的超额利润理论的一种特殊情况。这一事实至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格外使人感到奇怪，因为马克思在第三卷的第一篇和第二篇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而且在第六篇和第七篇回过来又详细地论述了这一问题。

　　基本方法仍然是对劳动价值论的直截了当的应用。在一定商品的生产中耗费的劳动是否被承认为社会必要劳动，并不简单地是一个所耗费的劳动小时实际数字的自然问题——社会总劳动潜力中的一定部分用于生产一定的商品的自然问题。①它依赖于生产那个特定商品的一切单位中耗费的总劳动量与社会希望用于这方面的总劳动量的比较。②它依赖于一定生产单位中劳动生产率与整个产业部门中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① 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对这一问题发生了一场重要争论，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争论。艾萨克·卢宾一方面正确地否定了“抽象劳动”的纯生理学定义，另一方面坚决主张它是可以依据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进行计量的（前引著作，第155—157页）。我认为，他是正确的，而卡德琳·柯里奥·丹莱纳是错误的，她在为卢宾的《经济思想史》写的后记（1979年伦敦版，第405—415页）中断言，马克思既用每个产业部门中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又用部门产量与社会承认的需要间的关系来给“社会必要劳动”下定义，包含着一个根本的矛盾。柯里奥—丹莱纳所看到的矛盾，事实上是价格生产（严格地限制在生产领域）和价值实现（发生在流通领域，特别依赖于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的关系）之间的区别。价值规律使劳动力的分配事后适应于社会需要，因为在商品生产条件下不可能在事前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是不生产价值的，也就是说从事“非必要的”生声的劳动者（劳动时间）是不存在的。这只是意味着，生产出来的价值被再分配了；其中某些商品的等价物并没有被这样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所有者得到。

　　② 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1962年伦敦版）中指出了这一点，这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也存在巨大争论，不过马克思本人对这一问题是十分明确的：“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至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6页。

　　马克思就现时社会需要（当然不是自然需要，而是由商品生产诱发并通过资本主义分配标准即资产阶级社会阶级结构所决定的购买力来促成的需要）来说，区分了现时生产的三种基本情况。

　　第一种情况：对一定的生产部门来说存在着资本的正常流动。这里，资本的流入和流出，由于受到引起利润率摆动的价格摆动的调节，会正常地使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达到平衡。在那种场合，利润率的平均化会正常地适用于所说的部门。在该部门中按照平均劳动生产率经营的企业会得到平均利润率。在平均劳动生产率以下经营的企业会得到低于乎均利润的利润，并且在危机和萧条情况下有被挤垮的危险。实行技术进步并在乎均劳动生产率以上经营的企业会享有暂时的超额利润，即高于平均利润的利润，它来源于该部门个别生产费用和平均生产费用的差额。但是，超额利润在危机和萧条时期，当新技术在整个部门普遍推行，平均劳动生产率（商品的价值）与原来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相适应时，一般地就会消失。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99页，第221页，第294—295页。

　　第二种情况涉及以需求在结构上停滞或下降为特点的生产部门，即“过时的”、具有结构性生产过剩的生产部门。这里，只有在平均劳动生产率以上经营的企业才会得到平均利润率。按照平均劳动生产率经营的企业所得会低于平均利润率。在平均劳动生产率以下经营的企业将亏本销售并破产。一般地说，当存在资本的正常流动时，这种产业部门甚至在普遍生产过剩危机发生以前就会通过生产单位的大批倒闭而变得“正常化”（即回到第一种情况）。

　　但是还有第三种情况，我们可以把它的特点叫做由结构所决定的匮乏，即资本的流入受阻于自然垄断或人为垄断。①在这种场合，需求长期超过供给。因此，按一个部门里最低劳动生产率经营的企业仍然得到平均利润率（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决定该部门里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或价格）。②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按部门平均水平，或者按高于平均数的水平——经营的企业就会得到由垄断本身，即由阻止额外资本流入该部门的强大障碍所保护的长期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甚至在危机和萧条时期也不会消失，但是由于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其绝对量显然会降低。

　　这些垄断超额利润叫做级差地祖。在《资本论》第三卷里，区分了级差地租的三种情况：土地地租，矿山地租，以及技术地租。①土地地租可以再分为农业地租和城市地租。

　　① 当“人为垄断”的条件是由于技术垄断而产生时，我使用“技术垄断”的公式，以扩大马克思的地租的外延。

　　自然垄断取决于以下事实：为生产所必需的自然资源（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是有限的，而且这些资源不可能由资本随意再生产出来。这适用于土地本身，特别是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称心的相对肥力，称心的位置）的土地；适用于矿产资源；适用于为使用土地来生产某些特定使用价值（如棉花、天然橡胶、热带水果等）所需的先决气候条件。

　　人为垄断取决于资本流动性方面的限制，这种限制与自然条件无关，而是与资本积累的各个特殊阶段所产生的条件有关：资本集中（如果要在一定工业部门开办一个新企业并获得最低限度利润率，必须至少投资5亿镑或10亿美元的话，那么这对大多数资本家来说显然是“进入的障碍”)；在某些新的生产领域对专利、发明或研究的垄断权（或在应用它们的能力方面的优势地位）；在一定领域对生产居统治地位的一小撮企业为排挤潜在竞争者而系统地采取的有组织行动；等等。

　　从以上定义显然可以推论，自然垄断和人为垄断（通过阻止资本自由进入利润率高于平均水平的生产部门来取得超额利润）总是相对的，而从来不是绝对的。土地是不可能再生产的。但是在现有土地上进行资本投资的可能性却可以大大地扩大。不仅如此，在国际上，面积非常巨大的潜在农业土地尚待开发（当然，在十九世纪比今天大许多倍）。所以，在世界范围内，潜在的农业土地仍然是相对地丰裕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技术进步可以达到不使用土地也能生产的程度。矿产资源是有限的。但是对原来的自然原料（纤维、橡胶、石油）的人工生产是无限的，或者至少不象自然原料那样地有限。

　　为有利可图的生产所必需的初始资本支出越大，那么在一定工业部门里新的潜在竞争者的数目就越小。但是，反过来，在这些部门里所享有的超额利润越高，那么使“许多资本”联合在一起并且拿为得到一片蛋糕所需的巨额初始资本投资去冒风险的诱因也就越强烈。决定性的技术进步越是造成长期的稳定的超额利润，那么迫使潜在竞争者向前跳跃并且以新的技术革命来超过这些技术进步的压力也就越是强烈。①人们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垄断超额利润在时间上总是有限度的，而且归根到底要趋于消失，原来垄断化的部门中所生产的商品趋向于按其生产价格来交换。这个“长过程”，至少就垄断资本主义（即自大约1890年以来）条件下垄断部门里生产的工业产品来说，是不是“长波”——如同我在《晚期资本主义》中所假设的那样——还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②

　　① 最近的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是，由于微处理机的发展以及日本托拉斯企图在第五代大规模电子计算机方面超过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计算机工业中的准垄断统治已受到日益严重的挑战。

　　② 见《晚期资本主义》，前引版本；第545—546页。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前引版本，第二卷，第423—426页）中提出了以下思想：超额利润的平均化和利润的平均化同时并存，这意味着在一定时间内两种平均利润率同时并存，一个在垄断化的生产部门中，另一个在非垄断化的生产部门中。我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维护了这一观点，这一观点受到了同样强烈的挑战。但是，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三卷里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73页。

　　为了充分把握任何垄断（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的相对（决非绝对）的性质——从而把握资本主义条件下任何形式的超额利润在时间上的有限性——必须在我们的分析中重新引入作为出发点的结构性匮乏的现象。①因为只有当对资本流动的障碍，即对生产增加的障碍造成了这样的条件，使对那个一定生产部门中生产的商品的社会需求长期高于或等于生产出来的商品总量（包括在最低劳动生产率条件下生产的，或农业中在最低土地肥力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时，享有较低生产费用的生产单位才能以级差地租形式（级差地租，矿山地租，技术地租）实现超额利润。

　　① 马克思在第三卷中讨论了结构性匮乏的问题：“如果需求非常强烈，以致当价格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时也不降低，那末，这种在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就决定市场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00页。

　　但是，一旦对垄断化产业部门中生产的商品的社会需求减退，或停滞，或增长得比相对垄断条件下进行的生产更慢，那么级差地租就会趋于减少，超额利润就会趋于下降。（当然，这井不意味着超额利润会完全消失。在存在着自然垄断的地方，只要肥力等方面的差别仍然存在并且决定着不同地块、不同矿山等的不同的单位成本，超额利润就不会完全消失。）农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增长是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这种增长的确超过了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并且完全改变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基本食物的供求关系。①结构性匮乏的局面已经转变为结构性生产过剩的局面，这是由食物支出在消费者全部支出中地位的下降和实际收入的上升共同决定的（恩格尔定律）。因此，在这些国家里，不仅级差地租急剧缩减，而且大片农场土地重新变成牧场，而大片牧场重新变成森林甚至荒地。在二十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当石油比煤炭便宜得多时，由于煤矿级差地租的下降，大批煤矿关闭了，这是采矿业中的一个平行的发展。

　　① 在战后时期，大多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比工业劳动生产率快，五十年代在美国快两倍。见赛奥多尔·舒尔茨，《世界农业中的经济危机》，l965年安亚伯版，第70—72页。

　　但是这个过程也是可以逆转的。当社会需求——以市场价格提高为媒介——突然上涨，在十年或二十年内超过了生产时，也就是说当结构性匮乏重新出现时，级差地租就会大规模地重新发生。这正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在黄金生产中所发生的事，那时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不可能按照一盎司35美元减42美元（35特别提款权）来维持黄金价格。①“自由市场黄金价格”起初上涨到每盎司100美元，然后涨到200美元，最后涨到600美元以上，这就使南非（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边际”金矿重新变得有利可图，并且引起对金矿资本投资的狂热发展。在南非二十个主要金矿中，生产率较高的一些矿在1979年末生产黄金的生产费用约为每盎司95美元（生产率最高的一个矿为每盎司64美元）。其中生产率较低的一些矿的生产费用约为每盎司200美元（生产费用最高达265美元）。只要黄金能按照每盎司200美元＋平均利润以上（如240或250美元）出售，前面一类矿就可以比后面一类矿多得到每盎司100美元以上的级差地租。②

　　① 特别提款权（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只在各国中央银行相互关系中使用，而不在与私人资本家包括私人银行的关系中使用）是以“一篮子”通货为基础，自1971年以来经常以美元重新估价。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黄金价格（定为每盎司35特别提款权）就会从35美元上升到42美元。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什么既产生垄断化的趋势（由于资本日益积聚和集中的结果），又产生特殊垄断周期性下降的趋势，有一个更一般的理由。这就是，超领利润是从要在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一切资本家之间分配的利润总量中扣除出来的；换句话说，超额利润势必缩小在除垄断资本家外的全体资本家之间分配的总蛋糕。由于平均利润率具有下降趋势，因而一切种类的垄断——包括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势必加重这种下降。因此，资本就具有一种压力，要克服对资本流动的自然或人为的障碍：要减少垄断的冲击，甚至企图加以完全消除。这种经常的争斗的结局，取决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不同阶层的力量对比。至少在二十世纪内，这种压力对缺席的资本主义土地所有者（与资本主义农业企业主不同）来说，比对工业、运输业或矿业垄断组织来说，是更加成功的，但是在这些领域内也可以找到不少垄断超额利润下降的例证。

九、资本主义农业的特征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展开论述了他在第一卷末尾已经着重提出的一个观点：土地的私人占有——土地转化为人数有限的一定阶级的私有财产——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巩固和扩大具有关键性重要意义。这一生产方式的前提是出现一个社会阶级——现代无产阶级，它不占有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因而在经济上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生存资料首先就是粮食，而粮食在可以自由使用土地的地方都可以用最少的生产资料生产出来。因此，现代无产阶级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排除不占有资本的人们对土地的自由使用。

　　这一土地私有化的过程在西欧主要发生在十五世纪和十八世纪之间，其顶点是出售法国大革命所解放出来的村庄的“自由的”备用土地（共有土地）。①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和整个二十世纪，这一过程在东欧、南北美、中东、非洲、日本和东南亚反复出现。在东南非，发生了把原有居民与肥沃的备用土地强制分离的最令人厌恶的形式。直至今日，这一过程在巴西、伊朗、菲律宾、墨西哥（但1910—1917年革命取得了部分成就）等国继续进行着。

　　① 参见奥托·鲍威尔：《为森林与牧场而斗争》，l925年维也纳版。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巩固、资本积累过程与资本反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斗争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强制把一切土地转化为私有财产的过程要复杂得多。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西欧、中欧、东欧的大部分以及日本，土地私有制的普遍化一开始采取与真正的“职能”资本家（即资本主义农场主、企业家）相分离的一个社会阶级的所有制形式。这些资本主义上地所有者（不要同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地主混为一谈），除非他们以绝对地租形式得到一项特别的“不劳而获的”收入，就排斥一般资本家阶级使用他们的土地（当然，同样的规则，适用于靠食利为生的城市土地所有者对从事建筑业的资本家的关系）。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私人占有“剩余”土地的现象包括统治阶级的其他阶层：有时是外国的殖民者①，有时是当地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以及统治阶级的其他成分。在某些场合（尽管颇为少见），两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结合在一起。

　　① 罗宾·莫莱在他的值得注意的著作《价值与地祖》（载《资本与阶级》第3、4期）中指出（第13页以后）：海外殖民者能够一般预期得到与希法亭所说的大垄断企业的创业者租金类似的“创业者地租：我认为他是正确的，至少就与西欧相比土地肥力超过平均水平的外国来说是如此，但是，他在说明国际移民，资本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起源时过分强调了这种地租的作用。

　　但是，凡是土地实际所有权与资本主义农业分离开来的地方，都出现绝对地租。如同级差地租一样，绝对地租是生产商品的总劳动量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的一部分，它是从要在一切资本主义企业家和货币资本所有者之间分割的余额中扣除的。这种扣除之所以格外苛重，是因为，与级差地租不同，它不会受到由真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竞争、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等等）所引起的侵蚀或平均化。这样，它就成为农业中资本积累的障碍。因此，资本具有要消除土地所有权和资本主义农业之间的分离的根本趋势：其方法是逐渐把土地所有者转化为企业家，把租地农场主一方面转化为大多数雇佣劳动者另一方面转化为少数占有土地的农场主。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里，从粮食结构性匮乏的局面向结构性丰裕的局面的转化，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过程。①这体现了帝国主义国家里绝对地租的消失趁势。

　　①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80年2月的备忘录，在1970—1971年度与1979—1980年度之间，帝国主义国家每年的小麦总库存量平均超过5000万吨。帝国主义国家年终奶油和脱脂牛奶的总库存量从1970年的289000吨上升到1979年的l400000吨。

　　在这一过程后面，存在着具有更深刻性质的价值规律的长期的无情的作用。绝对地租的来源是农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工业，也就是说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高于同量总资本雇佣的工业劳动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①与资本主义企业相分离的土地所有权的障碍，使得土地所有者有可能阻止这种额外的剩余价值被吸入所有资本家之间利润平均化的一般过程。这样，地租的确是资本主义农业充分繁荣的一个障碍：这是农业与工业相比，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劳动生产率相比，相对落后的根源，马克思本人虽然强调这种相对落后性，但注意到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成不变的和最终的特征，而是迟早会被克服的。当农业变得越来越工业化时，当死劳动（机器、肥料等）对人类劳动的代替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应用于农业时，当当代农业企业发展起来时，农业与工业在资本有机构成方面的差距就会趋于消失。因此，绝对地租的物质基础也会消失。罗宾·莫莱恰当地指出：正象农业中劳动对资本在形式上的隶属转化为在实际上的隶属一样，在资本主义农业条件下土地在形式上的隶属也转化为当作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物质要素的土地在实际上的隶属。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57—860页，第869—870页。

　　农业的这种工业化过程达到了什么程度，可以用关于美国的以下事实来衡量。在1 915一1919年和1973—1977年期间，小麦和大豆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了10倍（以生产100蒲式耳所需的人时来衡量）。对玉米来说，竟增加了30倍！在1963和1978年期间，每个农场工人的生产性资产——包括农场的存栏牲畜和原料库存，大致相当于不变资本——增加了5倍。但是，每个农场工人的可支配收入只增加了不到3倍，其中有一半产生于真正农业之外的来源。同一时期内，雇佣劳动的工资增加不到2倍。的确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一个很好的指数！同时，资本主义农业从土地使用“解放”的程度在动物饲养业中大踏步地前进了，首先在养猪业、养牛业以及所谓“烤肉产业”中。在l972年，美国牛肉的75％是在所谓饲养地上生产的，其最大设施一次可以饲养125000头牛。①

　　① 《美国农业部统计》，1978年版，第444、426、464页：莫莱，前引著作，第21页。

　　必须指出，虽然来源于土地所有权与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分离的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并不来源于所有权：所有权只决定谁占有它），在农业“工业化”的条件下会趋于消失，但是它又以一种改变了的形式重新出现，这种形式就是中小资本主义农场主所有的土地的普遍化抵押——换句话说，农业中生产的很大部分向银行和金融资本的转移。①

　　① 见卡尔·考茨基，《农业问题》，1970年巴黎饭，第296—299页，还需要提到，巨大的食品加工企业（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和富裕的农场主所控制的巨大的合作社的作用日益增长：它们越来越趋于切断农场主与市场的直接联系。据法国经济学家贝尔纳·凯塞尔估计，法国农产品由农场主自己消费或者自己卖给最终消费者的部分不到25%。所有其余的农产品都经过大资本主义中间商之手，他们自然要收取类似抵押利息的费用，见《经济与统计》，第102期，1978年7—8月。

　　然而，正如我己经强调指出的，实际资本运动并不是由平均利润率，而是由对平均利润率的偏离所指导的。因此，虽然资本在较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趋向于消除绝对地租，但是主要（不是完全）在资本主义进入较晚的国家里，资本主义仍然经常地趋向于重新产生绝对地租。这样，在世界经济的层次上，发生了一种土地占有和绝对地租形成的国际化过程。①巴西提供了这一趋势的某些突出的例子。

　　最后，由于农业生产是食物的生产，由于食物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基本要素——至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早期阶段，从数量上来说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主要要素，因而在资本主义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着另一种矛盾的要素。对（实际的或潜在的）农业资本家来说，主要向题是消除土地所有权和农业企业的双重结构，但是对整个（民族）资本来说，短期内的主要问题是保证按尽可能便宜的条件取得食物，不管是通过资本主义的、半资本主义的还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这意味着，至少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今天在大多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半工业化国家正在重演），作为资本整体在使很大一部分农民保持仍然能占有某些土地①的条件方面具有既得利益：这些土地不足以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基础，但足以提供农民家庭部分的食物年摄入量，从而迫使这些农民在一年的部分时间内寻找职业。因此，上升中的资本主义一方面通过土地私有制的普遍化无情地抑制对土地的自由使用，另一方面巧妙地维护小庄园，即分成小块的、小规模的维持生计的农场②，其存在能把工资压低到维持生计的水平以下，因为雇佣劳动者阶级的这个半无产阶级部分生产它自己的食物的一部分。人们时常指出资产阶级政府这些深思熟虑的政策的政治和社会职能。这些政策减缓了无产阶级的集中及其在城市的永久定居；它们保持了一个易于操纵的选举基础，使之难以工会化或组织在工人政党中，等等。但是我们必须明确承认这些政策的经济职能。今天，这些政策在许多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其中较发达的国家里起着重要作用。至于资本对这些可怜的“私有者”的直接剥削，它并不采取榨取地租的形式，而是采取榨取高利贷利息的形式，小块土地所有者经常地而且日益严重地承受着债务负担。

　　① 南非和其他殖民地的移民劳动起着类似的作用。请参阅：哈罗尔德·沃尔普，《资本主义和南非的廉价劳动力》，载《经济与社会》，1972年第14期；R．T．贝尔，《移民劳动：理论与政策》，载《南非经济杂志》，第4卷第4期，1972年12月；弗兰西斯·威尔逊，《南非金矿中的劳动》，1972年剑桥版；乔凡尼·阿里吉，《从历史观点看劳动力供应：对罗德西亚的非洲农民无产阶级化的研究》，截G．阿里吉和约翰·索尔，《非洲政治经济学论文集》，1973年纽约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39—240页，第914—917页。

　　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的全面演变是前面概括的往往相互矛盾的五种趋势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是整个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程度的指数。在世界范围内，这导致一个悲剧的结局。绝对地租的国际化，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里和半殖民地国家里从事食物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①资本主义向半殖民地农业的日益渗透（伴随着商品谷物增长的现象）和资产阶级政府要“稳定”小块的维持生计农业的企图，都趋向于使那个鸿沟进一步扩大。其后果是世界范围内食物剩余势必日益集中在越来越少的国家里，其中大多数是帝国主义国家。②换句话说，世界市场上的级差地租，只有为数越来越少的资本主义大农场主（农业企业）才能得到。③

　　① 在小麦生产中，1977年每公顷产量：一方面，在非洲为0.89公吨，在南美为1.17公吨，在亚洲为1.36公吨，在苏联为1.45公吨，另一方面，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为3.86公吨，在美国中西部最富裕的农业州为4公吨以上。

　　② 在1976年，小麦和面粉世界出口量的90％是由五个国家提供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和阿根廷。

　　③ 在美国，170万个农场中销售额超过10万美元以上的不到15万个，它们提供了谷物销售总价值的50%。这一集中率大大高于谷物出口中的比率，（《美国农业调查：总计和各州资料》，1977年，第1—25页）　　　　　　　　

十、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和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

　　《资本论》第三卷的突出特点之一，是马克思在整个制度的层次上把经济分析和社会分析结合起来的方式——也就是说，其层次高于第一卷对工厂内部的分析（真正的生产过程）。在第四十八章和第五十一章里，他表明，“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利息、地租之间的分配的特殊形式的再生产如何自动地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决定该制度的阶级关系和阶级不平等。

　　不理解这一基本真理，是改良主义（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的最大的理论弱点。无论工资是高还是低，无论“间接”工资（社会保障支付）是不存在还是广泛存在，①它们都不能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借以建立的基本阶级关系和阶级不平等。只要工资上升到使剩余价值（利润）显著降低的程度，资本主义就一定会发动一场巨大的“投资罢工”（从而资本积累急剧下降），再加上加速以机器代替活劳动的疯狂企图——这两个过程通过大量失业（以及削减公共“社会”支出）的作用都会阻止并逆转工资的上升。对资本家不可能做的唯一事情是强迫他们进行亏本的投资或生产！

　　① 今天，“间接的”或“社会化的”工资（即社会保障福利等）占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很大一部分，据某些作者估计，至少在英国和法国，占50％以上（见艾恩·高，《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1979年伦敦版，第109页；A．加比安，《关于可变资本社会化的决定因素的思考》，载《出路》，1979年第4期）。但是，这并不体现着以利润为代价而有利于工资的”垂直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因为它是由对名义工资的巨额扣除（采取税收和社会保障交款的形式）来补偿的，这些扣除大体上也达50%。相反，正在发生的是“横向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它有利于挣工资阶级的某些部分，而牺牲另一些部分。加比安提供了法国的例子，在那里，这一制度的作用有利于较高的挣薪金的部分，而牺牲较低的挣工资的部分，前者的总的货币收入中只扣除18.2％用于社会福利交款，而后者的扣除高达31.5%。

　　不仅如此，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资本集中的趋势，在所有生产部门中为创建一个新生产单位所需的最低限度资本猛烈上升的趋势，都经常巩固着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所有制，使得甚至报酬最优的工人也不可能从他们的工资中节省出足够的货币来认真开办他们自己的工业企业。①虽然在小零售商业和小服务行业中（或者在失业问题尖锐时期，在小规模农业中）②，这不完全正确，但总的趋势是十分清楚的。工资势必要被雇佣劳动者的一生所化光，而不可能形成任何有分量的资本积累。③因此，工资不是只再生产劳动力，而且再生产出经常在经济上被迫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一个特殊阶级。同样，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不是只导致资本积累，而且再生产出一个社会阶级，它能够垄断生产资料，从而能迫使雇佣劳动者不断地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的所有者，不断地仅仅为资本的利益而生产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和利润。

　　① 风险资本都是小资本（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这一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2—293页），一般会处于破产或被吸收的境地，然后大企业把冒险者试验出来的革新接收过来，但是甚至这种风险资本也不是挣平均工资的普通雇佣劳动者（甚至高度熟练的工人）力所能及的。

　　② 在大规模失业时期，有一小部分雇佣劳动者重新成为维持生计的农民，特别是在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有或多或少可以自由使用的被废弃的土地，在这种土地上虽然不能产生平均利润率，但是能够生产出大于用失业救济金能够购买的使用价值量。

　　③ 当然，人们必须在分析中包括以下事实：随着越来越多的部门中大批量生产的增长，工人的“诱发需要”——以及社会平均工资预期购买的商品和劳务数——趋于增加，这是资本积累本身的副产品之一。

　　诚然，这两个过程是不对称的。甚至当实际工资有着长期增长趋势以及工人储蓄成为大规模现象的时候，这些也并没有把各个雇佣劳动者从无产阶级地位中解放出来，换句话说，这些并不能保证他有持久的高额收入（货币储备），足以使他本人去做生意。它们只代表“延缓的消费”，即在社会化的“间接工资”（社会保障）以上的额外保险基金，以便在疾病、失业或退休时补充他的被减少的收入，或者支付为改善子女的教育、子女的婚姻等而产生的额外家庭开支。不仅如此，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一种强大的刺激，促使资本家剥夺工人自由处置这些储蓄的权利，或者简单地把它们据为己有——通货膨胀只是它所采取的部分或全部剥夺的最温和的形式。①

　　① 就美国工会“所有”但完全由大银行管理的年金基金来说，这种事实上的剥夺已经走得很远了。在纳粹时期，这种剥夺已经完成。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都能得到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的一部分，即使他们自己的资本没有由他们本人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每个资本家的所得是平等的。在相反方向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垄断组织的出现。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规律甚至更有力地朝这个方向发生作用。加速的竞争所消灭的大中资本家（更不用说小资本家）比上层挣工资阶级中成功地突破对成为服务行业、零售商业或农业中小企业家的障碍的人要多得多。

　　整个社会演变的总和是由挣工资者组成的那部分居民的不断增长；由独立企业家组成的那部分居民的不断下降。①马克思的预言中没有哪一个比确认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分化长期趋势的预言更彻底地为经验性证据所证实了（尽管有些人反复宣称有相反的趋势②）。马克思所以能够作出那个势如破竹的历史性预测（几乎受到他的所有同时代人的如此强烈的否定），是因为他以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为依据，理解“净价值”（新增价值）之划分为工资和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竞争的压力下必然使得越来越多的挣工资者不能成为资本家，使得越来越少的资本家依然能做资本家。

　　① 在美国，挣工资者在全部自主人口中的比重从1880年的62％上升到1910年的71%，1940年的78.2%,1970年的89.9％。

　　② 例如，见阿诺尔德·孔兹里，《论社会主义的哥白尼式的转拆点》，载《论罗伯特·哈夫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1980年慕尼黑版。

　　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但不等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分配关系①，不断地再生产出这些生产关系。但是，这些关系还在分配领域（即在市场上）和生产领域（即在工厂中）再生产出阶级斗争和阶级团结的物质前提：

　　① 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以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资产阶级分配标准仍然起作用，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1、个别工人没有他能依靠的经济资源，他不能等待劳动力市场价格（工资）上涨了然后再出卖他的劳动力，这一事实使得工人集体地组织劳动力的出卖——即工会化和劳资谈判，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种强有力的内在趋势，凡是雇佣劳动出现的地方，它会普遍地把自身再生产出来。

　　2、劳动力的波动归根到底调节着实际工资的波动，这一事实使雇佣劳动群众产生一种强烈的内在的关心，即关心确保高就业水平，也就是说要求在整个经济的层次上有一个限制失业的基本政策。①

　　① 这至少是所有雇佣劳动者的长期利益，由于劳动市场部分地是割裂的（从全国来看和从部门来看），即劳动力流动不是无限制的，工人阶级中较有特权的部分的短期利益可能同长期利益相冲突。

3、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和利润（更确切些说，地租、利息和利润）的本质，这一事实使工人阶级中产生了一种同等强烈的内在倾向，即反对会增加剩余劳动的加速生产制度、劳动过程改组和控制劳动过程的形式，及其对个别工人以及整个工人阶级的退化和非人道的影响。①

　　① 见哈里·勃雷弗曼，《劳动和垄断资本》，1974年纽约版。

　　4、最后，资本能够而且必须通过无情的技术革命①周期性地反对工人的一切的部分胜利，既包括分配领域的胜利（工资和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自由的劳资谈判、工会权利和不受限制的罢工权利），又包括生产领域的胜利（工作周和工作日的缩短；对工作节奏和劳动过程组织的控制形式；工作场所内部的工会权利，等等）。这一事实至少周期性地教育了工人阶级中最聪明、最积极、最有战斗性的部分：只为高工资而斗争是不够的，而且必须为废除雇佣劳动制度而斗争。②

　　① 例如，工业化国家中最强有力、最有战斗力的职工会——印刷工会的长期权力，由于印刷行业中的电子排字革命而受到严重的削弱。

　　② 马克思，《土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3—204页。

　　相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任何一个较大量的货币的所有权（当然，其起点，在各个时期和各个国家是不同的），自动地把那笔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它不仅参与社会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的一般分配（通过取得平均利息率），而且还把潜在的生产资本转化为追加的生产资本（受生产部门中“职能”资本家支配的货币资本——这一事实为一切资本所有者在共同剥削作为一个阶级的一切雇佣劳动者方面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阶级团结，也就是说，建立了资产阶级阶级团结和阶级觉悟的物质基础）。①

　　在这个意义上，一切资本家在反对“过度”的工资增加方面，在支持增加利润率的一切措施方面，在支持加速生产制度和“投资合理化”方面，在把这些措施推广到工业和一般企业中去方面，具有共同利益。①他们在企图阻止战斗的工会主义的高涨方面，或者在可能的时候企图限制或削减工会权利、对工会建立不同形式的国家控制——不管这种政策的策略、形式、速度或程度有什么不同——方面具有共同利益。

　　① 这不仅对生产劳动本身，而且对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等雇佣的劳动来说，也是正确的。这种劳动虽然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但它使投入这些领域的资本能占有生产领域内生产的部分剩余价值。产业资本家接受这种扣除，因为它使他们能节约他们自己的资本并由于他们的资本周转加速而增加剩余价值生产，但是，同时他们关心把这些“流通费用”削减到最低限度，因为他们懂得这些“流通费用”正是对他们自己利润的扣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34页。

　　同样，资本私有制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竞争，通过每个资本主义企业追求最大限度利润（即追求超过平均利润率的剩余价值）的媒介，建立了资本主义运动一般规律借以发生作用的机制。由于这一事实，它通过消灭最弱的资本主义企业，顺利地保证了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暂时逆转。为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工作的每个资本家在这样做的时候就保证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的再生产、巩固和扩大。

　　同样，资本家要增加从他们自己雇佣的劳动力那里榨取来的剩余劳动量的企图——其办法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组织不断增多的商品的大规模生产，从而降低一切商品的价值（用黄金价格表示）——势必形成一种不限制群众消费的资产阶级的集体利益（除了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初期）。这有助于抵销实现不断增大的堆积如山的制成品（这是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中包含的价值的困难，尽管伴随而来的对生产性雇佣劳动的剥削有日益增大（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的趋势。这就形成了资产阶级的以下的基本阶级利益：宁要“正常的”而不要“不正常的”剥削条件，包括提高实际工资和制定基本社会立法，以便消除阶级斗争的爆炸性。旨在惩罚工人阶级的直接镇压只在例外情况下、在严重的结构性危机（不管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两者的结合）时才使用。

　　通过上面所概括的两个过程，形成了一个自觉的工人阶级和一个自觉的资产阶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机制的直接产物。这两个过程不是对称的。尽管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分割的现象——按照行业、民族、性别、年代等分离的现象反复出现，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工人的全面阶级团结来说不存在固有的结构性障碍。只存在觉悟程度的不同，这使得全面阶级团结的胜利多少有些困难，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多少有些不平衡。

　　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团结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在繁荣时期，当他们主要是为在日益增长的利润量中占有份额的大小而斗争的时候，阶级团结易于在资本家之间得到贯彻。但是，在危机时期，竞争采取更加野蛮得多的形式，因为对每个资本家来说，这不再是获得利润多少的问题，而是他能否作为一个资本家来生存的问题。①因此，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尖锐危机的实例，那时资本家阶级之间不能实现经济的或政治的团结；那时，甚至在整个制度最严重的集体危险面前，局部的或个人的利益超过了集体的、阶级的利益。②

　　② 这从国际来说比从国内来说更加正确。帝国主义战争是这种趋势的极端表现。

　　当然，我刚才所说的，只适用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不适用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斗争中，社会政治危机愈严重，统治阶级的团结就愈鲜明地表现出来。但是，必须着重指出：在资本所有者阶级内部和雇佣劳动者阶级内部经济上的阶级团结的根本的不对称性。归根到底，这与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对私有制和竞争的根本不同的关系有着结构上的联系。私有制和竞争构成资本家阶级的本性。但是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竞争是从外部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不是阶级本性所固有的。相反，雇佣劳动者正常地和本能地追求集体协作和团结。①因此，不管他们之间的竞争在什么程度上周期性地再生产出来（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期，或者在重大的社会或政治失败之后），它总是能够被以后的组织和提高阶级觉悟的努力所克服，而资本积累的进展对此又起了促进作用。

　　① 这植根于大规模工业的生产过程本身，以协作的劳动组织为基础。

　　在第三卷第七篇中，马克思十分注意不同“生产要素”即土地、劳动和资本所“生产的”各种收入的使人迷惑的现象。在今天，由于追求由科学进步或高等教育①而“产生的”增长率或收入增值，这种使人迷惑的现象扩大了。“科学”本身既不生产价值，也不产生收入。科学研究的成果被合并到新的机器形式和新的劳动组织形式中去后，就会提高劳动生产率，无疑地有助于物质财富的增加。但是这同价值或收入的生产完全是两回事。这些公式使人迷惑之处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包括科学的创造性劳动）的转化，使资本家（资本主义企业）能把所雇佣人力的协作、创造性和技能的成果合并到商品生产过程中生产的全部价值中去。而这主要是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出现的，因为有关成果并未直接改变劳动力的再生产费用（只有劳动力再生产费用才能代表必要劳动，即新增价值中不采取剩余价值形式的部分）。这样，劳动的质表现为与劳动相分离灼质：或者表现为“资本”的质（表现为大量的物、工具、机器及其他生产资料），或者表现为“科学”的质（也与劳动相分离，表现为某种纯粹脑的产物）。

　　① 见马克·布劳克编辑的两卷本读物，《教育经济学》，1968和1969日年伦敦版，其中包括这种主动的标题，如《人类资本的投资》，《对学校投资的报酬率》，《对教育投资的报酬率》，《大学的生产率》等等。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劳动是“一般劳动”的精髓，即发展新的发现和发明的创造性劳动。但是，同集体（社会化）劳动一样，它与协作过程，与许多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在一起工作的过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固定资本使用上的这种节省，如上所述，是劳动条件大规模使用的结果，一句话，是劳动条件作为直接社会的、社会化的劳动的条件，或者作为生产过程内直接协作的条件起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这是力学和化学上的各种发明得以应用而又不会使商品价格变得昂贵的唯一条件，并且这总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另一方面，从共同的生产消费中产生的节约，也只有在大规模生产中才有可能。但是最后，只有结合工人的经验，才能发现并且指出，在什么地方节约和怎样节约，怎样用最简便的方法来应用各种已有的发现，在理论的应用即把它用于生产过程的时候，需要克服哪些实际障碍，等等。附带指出，应当把一般劳动和共同劳动区别开来。……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工作、一切发现、一切发明。这种劳动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共同劳动以个人之间的直接协作为前提。”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19—120页。　　　　　　　　

十一、资本主义的命运

　　《资本论》是否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的和不可避免的崩溃的理论？对这一疑问的答案是否可以在第三卷，特别是在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定中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是否意味着这个制度不能永远经受得住其内在矛盾而继续生存下去？自从《资本论》首次出版以来，支持马克思理论的人以及他的反对者都提出过这些问题。所谓“崩溃争议”不论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理论史上，还是在受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国际工人运动史上，都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

　　第二国际内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维护的最初的立场是慎重的，然而是明确的：资本主义制度会通过其一切内在矛盾的普遍尖锐化而最终崩溃。恩格斯大体上支持这一观点。①这一观点无疑地可以以《资本论》中的许多段落作依据（但是，的确是在第一卷，而不是在第三卷）。②其主要优点是把阶级斗争、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觉悟的增长与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命运的全面观点结合起来了。

　　① 例如，见恩格斯指导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待纲领，在受到恩格斯高度赞扬的奥古斯特·倍倍尔1893年2月3日的著名的国会演说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崩溃是由于中产阶级的衰落，资本的日益积聚和集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阶级分化，阶级矛盾的增长，连续的严重经济危机，战争危险的增长，反对政治民主的威胁的日益增大，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日益增长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831—832页。卢齐奥·科莱蒂把马克思的崩溃理论简单地归结为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这是错误的：见科莱蒂编《资本主义的未来——是崩溃还是发展？》的导言，1970年巴里版。

　　但是，必须着重指出，不能把资本主义能无限期生存下去还是注定要崩溃的问题与它必然被更高的社会组织形式代替的观念，即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混为一谈。主张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很可能并不主张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确，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史的早期，这两者在概念上是截然分开的，资本主义的命运被设计为双重的：这个制度不能生存下去，但或者可以让位于社会主义，或者可以让位于野蛮状态。①

　　① 罗莎·卢森堡，《斯巴达克同盟要什么？》，载R．罗克编，《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选》，1972年伦敦版，第275页。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老年的恩格斯，他面临着近代工人运动的显然不可抗拒的惊人兴起——对社会主义的未来显示出一种强烈的乐观主义，但是当问题在其最一般、抽象、历史的层次上提出来的时候，他们总是注意摒弃关于社会组织（生产方式）历史必然顺序的任何思想。在许多场合，他们指出，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变为另一种生产方式依赖于具体的阶级斗争的结局，它或者可能以更进步的、革命阶级的胜利来结束，或者可能以旧的统治阶级及其革命对手的共同毁灭、以社会的长期衰落来结束。

　　最初的立场受到以德国人爱德华·伯恩斯坦为中心的所谓修正主义者的挑战。他们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有尖锐化的内在趋势。相反，他们主张，这些矛盾会减弱。但是，他们并不由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会永远生存下去，而宁可相信它会逐渐消失，因而不需要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①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包括近年来的欧洲共产主义）后来的变种大多数都在伯恩斯坦的著作中有其共同根源，他们以提出问题的方法的明确和一贯而令人注意②——唯一的麻烦是他们的预言被证明是错误的。

　　② 作为典型例子，请参看安东尼·克洛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1956年伦敦版。

　　资本主义决没有导致永久和平，而是引起了两次世界大战，并且正在冒第三次世界大战（对整个人类是自杀性的）的危险。资本主义决没有导致国际资本主义经济越来越平稳的运行，相反，我们目睹了1920—1921年、1929—1932年和1938年的灾难性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期后又发生了从六十年代后期或七十年代早期开始的新的长期不景气。自由和民主决没有越来越增长，相反，二十世纪内发生了比马克思、恩格斯或其他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者在他们那个时代曾看到过或想象过的更加巨大得多的镇压和更加血腥的专政。

　　马克思的追随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试图更严格地设计资本主义的命运。罗莎·卢森堡是第一个试图在严格科学的基础上详细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崩溃的理论。她在《资本积累》中试图表明，在“纯粹”资本主义制度下，扩大的再生产，真正生产过程期间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充分实现，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生产方式有一种内在倾向，要扩大到非资本主义地域，也就是吞食仍然生存于资本主义中心区内部的小商品生产的大片地区，并不断地向非资本主义的外围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扩张。这种扩张——包括其最极端的形式：当代殖民主义和残酷的殖民战争；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对于这种制度的生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当非资本主义地域消失时，这种制度就会崩溃，因它将不能充分实现剩余价值。但是，卢森堡明确地指出，远在最后时刻来到以前，这些越来越猛烈的扩张的后果，以及非资本主义地域逐渐缩小的后果，会使这种制度的内部矛盾尖锐化到爆炸的程度，从而为革命地推翻它作了准备。①

　　我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导言（以及在《晚期资本主义》）中已经讨论了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的长处和弱点。在这里，我只想讨论一下人们对卢森堡的崩溃理论——以及以后的其他许多这类理论所提出的方法论上的异议。批评者宣称，由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崩溃的前景完全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规律、其内部经济机制的基础之上，卢森堡正在退回到“经济主义”去；这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及其第一批信徒所采取的方法来说是一种倒退，他们总是把经济规律的运动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以便达到全面的历史预测和历史洞察力。①

　　① 首先同卢森堡进行这种辩论的是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前引版本，第115页）和亨利克·格洛斯曼（《积累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1967年法兰克福版，第22页）。他们都责备她犯了“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克劳迪奥·拿波隆尼提出了类似的责备。见科莱蒂编，前引著作，第Iii—Iiii页。

　　但是，这种异议是不公正的。的确，如果不把阶级斗争（特别是在某些决定性战役后的斗争结局）当作一种部分地独立的因素，那么就不可能令人满意地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史，以至任何时化内任何生产方式的历史，但同样正确的是，如果把这种部分的独立性转化为绝对的独立性，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意义就消失了。把阶级斗争的起伏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运动规律联系起来，正是卢森堡以及“崩溃争议”中她的几个反对者的优点。如果有人假定，资本主义制度的无限适应性，或者资产阶级的政治狡猾性，或者无产阶级之不能把觉悟提高到足够水平（更不要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的日益“一体化”）能够最终或在不确定的时期内抵消或逆转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运动规律和固有矛盾，也就是说阻碍它们发生作用，那么唯一科学的正确结论是这些运动规律不符合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换句话说，当马克思认为他已经发现了那个本质时，他从根本上错了。（当然，这与在矛盾尖锐化过程中的暂时起伏的可能性是有些不同的，正如马克思本人在论述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时指出的，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甚至是必然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紧接在这次战争以后，某些居于领导地位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在列宁起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时对他有巨大影响）进行了第二次尝试，想产生一个科学的严格的“崩溃理论”（但应当说，它比卢森堡的理论更不严格）。其中最突出的是俄国人尼古拉·布哈林和匈牙利人欧根·瓦尔加。①这些作者一方面避免把这个问题简单地归纳为一个单一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提出了以下的假设：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衰落的时期，这是它的一切矛盾的尖锐化结合表现出来的结果：市场缩减；世界贸易的下降；国际分工的衰落，货币经济的衰落，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甚至部分地回到物物交换和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物质生产的下降；信用制度的崩溃，工人生活标淮的绝对下降，反复的战争和内战，反复的革命爆发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① 布哈林，前引著作，第113—125页：欧根·瓦尔加，《资本主义的衰落时期》，1922年汉堡版，第7—14页。

　　这种分析虽然比较令人信服地描绘和说明了在1914（甚至1912）—1921年、1930—1940年（在世界的某些地区甚至还包括1945—1948年）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但一旦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陷入了严重困境。这种分析倾向于理论上的折衷主义，它缺乏为把这一切不同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运动规律联结起来而需要的深刻的严格性。特殊地说，它回避讨论为什么马克思所列举的能暂时抵消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相反因素在资本主义衰落时期肯定地不再有效：为什么在1929—1932年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发生的资本价值巨大丧失和资本毁灭，加上剩余价值率的极大提高（由于工人阶级灾难性的失败和新的技术革命引起的第二部类中劳动生产率的有力提高），不会导致生产力的新的高涨——必然以资本主义制度矛盾的、新的尖锐化为结局。①

　　① 的确，瓦尔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采取了更谨慎的态度，这似乎代表着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家的调和主义概念的道路上的过渡性立场，见他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集》，1967年莫斯科版。

自1914年以来，布哈林和瓦尔加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逆转地衰落的理论的一个分支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概念，其中重点越来越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运动规律转向由于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缩小了资本主义活动的地区）的结果资本主义所遇到的外部挑战。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概念的最初形式——来源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还在外部挑战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尖锐化之间保持着相互联系。①但是，在其后来的各种形式中，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充分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中，情况越来越不是这样了。

　　① 见欧根·瓦尔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基本间题》，1954年柏林版。

　　这里，“基本”矛盾被明确地规定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而不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越来越具有爆炸性的内部矛盾。这种自相矛盾甚至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苏联作者严肃地断言，由于“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资本主义注定会不断增长！①这样，崩溃理论被“辩证地”转化为它的反面：资本主义有可能永远生存下去。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有能力无限期地消除其内在矛盾的最严重的后果——直到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优越性表现出来为止。几乎无需指出，这种理论上的歪曲与苏联官僚的特殊利益——一方面它企图保持与国际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条件，另一方面它关心使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个很大部分从属于其外交策略——有着内在联系，并且体现着一种意识形态玄妙的典型现象。

　　① 见N．伊诺泽姆采夫，《当代资本主义》，1973年柏林版，第59页，第94—95页，第106—107页。关于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更一般的批评，见E．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前引版本，第513—522页；夏克·瓦里埃，《法国共产党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76年巴黎版。

　　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崩溃必然性的第三次——而且也是更严格的——尝试是在二十年代后期由波兰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克·格洛斯曼提供的。这主要是对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的普遍化——甚至可以说极端的推论。格洛斯曼企图证明，归根到底，对抗力量不能阻止这个规律以越来越大的力量表现出来，直到一切被积累的资本都趋于不能增殖，也就是说，即使资本家阶级本身的生存所需降到零，剩余价值总量也不能保证足够的积累。①许多批评者指出，这一理论有许多弱点。②主要的弱点是，格洛斯曼并未真正证明一切对抗力量都逐渐失去其抵消利润率下降的能力。特别是他低估了资本价值的大规模丧失（和毁灭）的后果，历史证明这种规模比他想象的大得多（他的著作完成时1929—1932年危机尚未充分展开，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毁灭尚未发生）。

　　② 对格洛斯曼的最系统的批评可在以下著作中找到：弗里茨·斯特恩伯格，《是科学的变革吗？》，1930年柏林版；纳塔里亚·莫斯科夫斯卡，《现代危机理论批判》，1935年布拉格版。

　　因此，格洛斯曼多少有些武断的数字上的出发点——奥托·鲍威尔在他对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的答复①中拟定的再生产图式——导致了忽视资本价值周期性丧失的效应的后果。这样的假设从资本主义实际历史的角度看是站不住脚的（资本主义的历史是危机肆虐的历史，自从工业品世界市场建立以来已经发生了二十一次生产过剩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五章里明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危机使资本价值丧失的职能。因此，人们只能认为，格洛斯曼列举的连续的数字并不代表各年度的总数，而是代表七至十年的周期的平均数。这样，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就被推迟到了二十二世纪（在37个七至十年的周期之后）。如果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更现实一些的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历史来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还没有哪一个地方达到第一部类占生产的三分之二的状况——“崩溃”的延期甚至更为显著：它在50或60个周期，即400或500年以后才会发生。格洛斯曼由于为其对崩溃必然性的单一原因的说明所困扰，无意中证明了与他的意愿相反的事情：资本主义内在运动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不是该制度的最终崩溃，而是该制度的极长的寿命。

　　① 奥托·鲍威尔，《资本积累》，载《新时代》，第31卷（1913年），第1篇。

　　有人可能会把巴兰和斯威齐关于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实现”日益困难的理论当作卢森堡的崩溃理论的另一种形式，或者第四种崩溃理论。①但是，情况却不是这样，因为巴兰和斯威齐虽然着重指出了“剩余实现”的日益困难，但同时却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有能力把工人阶级社会地整合起来［注：原译为“合并进来”。现根据向青的校对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从而保证了该制度的永存——尽管在经常的准停滞的条件下——而不是其必然崩溃。这些作者象更极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支持者一样，不得不设想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敌人在制度之外：第三世界的农民；受到超额剥削的仅能糊口的阶层；等等。但是他们不能证明，这些社会力量在任何地方具有与现代无产阶级可以比较的潜在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由于这些力量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生产关系不是至关紧要的，所以它们或者可以被忽视，或者可以被整合［注：原译为“合并”。现根据向青的校对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或者可以被粉碎，而不致使该制度不能运转。②所以，这实际上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崩馈”的理论。

　　① 见巴兰和斯威齐，前引著作，第3、4章。在巴兰、斯威齐关于资本主义趋于经济停滞的概念与新凯恩斯主义（以及某些半马克思主义）作者如迈克尔·卡拉斯基（《经济动态研究》，1943年伦敦版；《经济波动理论文集》，1939年伦敦版），J.斯坦德尔（《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和停滞》，1952年牛津版）或琼·罗宾逊的理论之间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

　　② 决非偶然，大多数“第三世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趋向于夸大资本主义用纯粹经济过程在世界范围内自我“改组”以克服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萧条的能力。

　　同单一原因的危机理论的情况一样，上述三种崩溃理论中的每一种显然都有正确的因素。必须把它们联系起来，才能提供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首尾一贯的理论，并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分析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运动规律和矛盾相一致。

　　格洛斯曼的分析中有一个作为分析的出发点的要素是重要的（尽管不是决定性的）：这是一个时点，在那个时点上，除了剩余价值率趋于下降外，剩余价值量也停止增长，并开始下降——最初是逐渐的，后来是经常的。这显然是对资本主义积累的连续过程的一个严重打击。然而，格洛斯曼不能指出剩余价值生产中这种刚开始的下降的具体内容。我在《晚斯资本主义》中试图表明其具体内容是：机械化，半自动化——比方说正在扩展的全面自动化——，越来越多的生产部门中生产性劳动时间的总投入开始下降，从而整个价值生产下降。

　　这并不自动地意味着剩余价值绝对量的立即下降，因为自动化所固有的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能比例于绝对价值生产的缩减来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归根到底，如果不甚至越来越减少实际工资，这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过了一定点后，这从物质上来说也成为不可能了。因此，自动化的扩展超过一定限度以后，必然首先导致所生产的价值总量的减少，然后导致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的减少。这反过来造成四重性的结合的“崩溃危机”：巨大的利润率下降危机；巨大的实现危机（自动化包含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使用价值量生产扩大的比率甚至高于它使实际工资降低的比率，从而有越来越多的使用价值卖不出去）；巨大的社会危机①；通过资本价值丧失来实现的巨大的“复原”（即资本的适应能力）危机——资本价值丧失的各种特殊形式不仅威胁人类文明的生存，而且甚至威胁人类或我们星球上生命的生存。②

　　① “只要生产力的发展，会使工人的绝对人数减少，就是说，只要它实际上会使整个国家能在较少时间内完成自己的全部生产，它就会引起革命，因为它会断绝大多数人口的活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3页。

　　② 我在这里不能讨论“增长的限度”的问题，有些人断言，这个问题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而是大规模工业生产所固有的，这种生产被认为必然会把自然资源耗尽。马克思是很懂得这个问题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6—917页，和第23卷第552—553页。不过，他把它看作资本主义所特有为技术发展的特殊形式的副产物，而不是看作自然科学应用于生产的必然产物，这意味着，这个问题在另一种社会结构中是可以解决的，而无需人类放弃从非创造性的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利益，从生态学角度批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最敏锐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例如，见巴里·康蒙纳，《终结的循环》，1972年伦敦；哈里·罗特曼，《要命的天道》，1972年伦敦版。

　　有一个出路显然是可能的，就是把“服务”行业大规模地转化为商品生产部门（这就会增加总的价值生产）。诚然，这个过程已经在诸如保健、教育、银行和公共管理等关键部门开始。这表明，把晚期资本主义叫做后工业社会是何等地错误。①我们现在正在进入迄今未受工业化的一系列部门完全工业化的时代。但是这只能推迟结算的时间。因为服务部门的工业化在经过一定的过渡时期以后也会再生产出大规模机械化、半自动化和全自动化的同样的过程，对这些过程，微处理机已经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工具（顺便指出，作为结构危机的出路，这同样适用于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因此，资本主义不可能逃避它的最终的命运：经济崩溃。

　　① 例如，见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年纽约版。

　　不仅如此，随着半自动化和自动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经常产生的在劳动组织和实际劳动过程方面的革命发生了一个新的显著的逆转。在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重新大规模使用脑力劳动，与此相平行的是，作为泰勒主义特征的劳动极端部分化至少已相对地减少。用于监督职能和精密、昂贵设备维护的雇佣劳动越多，这种劳动的熟练程度、文化水平及其卷入生产过程的程度越来越成为资本再生产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因此，不仅仅是工厂内部客观上社会化的劳动的协作性质发展到了更高程度。工人们认为他们能够代替资本家或经理经营工厂的这种觉悟也向前跨进了一大步。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增长的危机（既从客观上说，又从主观上说，即在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居民日益增大的部分的心目中这些关系的合法性），以及工人的斗争向这些关系提出的挑战，成为资本主义崩溃趋势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显然，由于技术最高度发展而引起的生产部门中劳动等级的提高，必然伴随有其本身的否定：群众失业的增长，居民中被排斥的部分的扩大，“离去的”人数以及资本主义技术的“最终”发展从生产过程中排挤出来的人数的增加。这只能意味着，对工厂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日益增长的挑战，伴随有对一切基本的资产阶级关系和整个社会价值的日益增长的挑战，而这些构成了资本主义趋于最终崩溃的重要的和周期的爆炸性要素。

　　我在前面说过，崩溃不一定有利于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或文化形式。正是作为资本主义退化的函数，文化衰落的现象，意识形态领域和对人类权利尊重方面的倒退现象增多了，与此同时那种退化将使我们面临（已经使我们面临）的多种形式的危机连续不断地发生。野蛮状态，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一个可能的结果，在今天比二、三十年代是一个更加具体和明确得多的前景。与这种制度的不断腐败将使人类面临的恐怖相比较，甚至奥辛威茨和广岛的恐怖都相形见拙。在这种情况下，为社会主义的结局而斗争变成具有为人类文明和人类种族生存本身而斗争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表明的，无产阶级把为成功地指导那场斗争所必需的一切客观的先决条件结合在一起；这在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正确。而且无产阶级至少还有可能取得为世界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主观先决条件。那种可能性能否实现，归根到底取决于有组织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努力，他们要把自己与无产阶级按社会主义路线改组社会的自发努力结合起来，引导它达到明确的目标：取得国家政权和社会革命的根本胜利。对于那种努力的结果，我看在今天没有理由比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更为悲观。

	三十年代	1974年
比利时	65.2%（1930）	83.7%
加拿大	66.7%（1941）	89.2%
法国	57.2%（1936）	81.3%
德国	69.7%（1939）	84.5%（联邦德国）
意大利	51.6%（1936）	72.6%
日本	41.0%（1936）	69.1%
瑞典	70.1%（1940）	91.0%
联合王国	88.1%（1931）	92.3%
美国	78.2%（1939）	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