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1917年10月：军事政变，还是社会革命——俄国革命的合法性研究》（1992）
第一章 1917年10月：军事政变，还是社会革命
当今，一场诋毁1917年十月革命的运动正切实地在西欧与东欧进行着。这场运动的论调往往尖酸刻薄。如斯大林主义的“杰出”行径一般，它将自身的基础建立在对历史的篡改与虚构之上。与之斗争，不仅在科学和政治上是必要的，同时还是一项思想清洁的任务。为真理而战，同样也是为了公众生活中最起码的体面而战。
在第一章，我们将讨论当前论战文章中最常遇到的三种神话。
“少数派军事政变”神话
第一种神话涉及十月革命的性质问题，即认为：它仅仅是一场由列宁这位谋略大师组织，并由一小撮职业革命者实施的邪恶军事政变。1991年8月26日莫斯科军事政变未遂后的评论显示了这个观点。有些人甚至声称，第二次（失败的）政变足以为推翻1917年第一次（成功的）政变所取得的成果提供了可能。
事实却截然相反。十月革命是有史以来根基最深的群众运动顶峰之一。在当时的欧洲，只有1920年德国工人针对卡普-吕特维兹政变的起义，以及针对弗朗哥分子军事法西斯夺取政权的加泰罗尼亚起义，在规模上与其具有可比性。但这两者无一例外都更加局限，持续时间更短。
历史资料从来都没给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的代表性留下任何可供质疑的空间。我们这里没有必要引用那些与列宁关系密切的人的著作来证明这一点[1]。如今，十月革命之前、期间和之后的群众运动的范围已被充分论证[2]。在这里，我们将简单地从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们的许多证词中引用少许：
……布尔什维克顽强地工作，毫不松懈。他们在群众中，在工厂的长椅上，日日相继，从不停息。在彼得格勒，在工厂和军营，每一个神圣的日子里都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演讲者在演讲。对于群众来说，布尔什维克已经成了他们自己人——因为布尔什维克总是在那里，他们在工厂或军营的细枝末节里以及在最重要的事务中发挥着带头作用。他们已经成为了唯一的希望，即使这原因仅仅是他们与群众是一体的，因为他们慷慨地给予群众如童话故事般简单却万分甜蜜的承诺。群众与布尔什维克共同生活和呼吸。一切都掌握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党手中。
在这个党派为绝大多数人所追随的时候，在这个党派已经事实上征服了所有实权和权威的情况下，去讨论军事阴谋而不是民族性质的起义，显然是荒唐的。
[3]
德国历史学家奥斯卡·安维勒（Oskar Anweiler）对布尔什维克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他曾提到：
布尔什维克在几乎所有的大工业中心的代表会中都占多数，在驻军城镇的大多数士兵代表会中也是如此。
[4]
马克·费罗（Marc Ferro），另一位对布尔什维克持凶猛的批评态度的评论家，不禁提到：
首先，布尔什维克化运动（Bolshevization）是群众激进化的结果，因此也是民主意愿的体现……
群众的激进化充分说明了政府政策的无效性（尽管5月份以来有着社会主义者的参与）。该政策借着必要性的掩护，在统治阶级和大众之间建立起了调和程序。但是谈判非但没有改变既定的秩序，反而使之更为长久地存在……
从那时起，在城镇和军队中就出现了不满的情绪。此外，那些从一开始就对 "阶级合作 "原则提出异议的人得到了满足。他们中最不肯妥协的，也就是列宁倾向的布尔什维克。工人们要求减少不人道的工作条件。正是有产阶级对这一要求粗暴、狡猾的拒绝，导致了工厂被占领，工厂主被查封，以及十月份后对资产阶级的报复……
这一运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其组织形式也如上所述。对镇压的恐惧，以及对背信弃义的领导人的愤怒，足以解释委员会在这场导致了十月革命的运动（布尔什维克化运动）期间所形成的基本的专制主义态度〔！〕。这并非是布尔什维克的专制主义态度，而是对他们领导的运动的声援。
[5]
对于孟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丹（Dan）来说，在革命前夕，群众：
……开始越来越频繁地用急躁的运动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不耐烦，并最终……转向了共产主义……罢工接二连三地发生。工人们寻求用提高工资来应对生活成本的迅速上升，但他们所有的努力都随着纸币的持续贬值而失败了。共产党人在自己的队伍中提出了“工人控制”的口号，建议他们把工厂的经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以阻止资本家的“破坏”行为。同时，农民们开始接管大型地产，赶走地主，并放火烧掉他们的庄园。因为他们担心，从那时起到召集制宪会议期间，土地可能会从他们手中逃走。
[6]
十月革命是在“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All power to the Soviets）”的口号下发动的。历史学家贝里尔·威廉姆斯（Beryl Williams）以如下方式总结了导向十月革命的过程：
苏维埃政权，而不是党的纲领或制宪会议，被群众视为他们问题的解决方案，只有布尔什维克才真正认同苏维埃政权……这个政党现在有能力乘着人民的浪潮取得政权。
[7]
在第二次苏维埃大会（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Soviets）上，“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观点的支持者赢得了69.6%的授权。在1917年12月9日至23日召开的全俄农民代表大会（All-Russian Congress of Peasant Deputies）上，赞成苏维埃政权的人略占多数（左派社会革命党〔Left SRs〕及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安维勒（Anweiler）在研究群众对苏维埃政府1918年1月解散制宪会议的态度时得出结论：
在人民的队伍中，很少有人对布尔什维克的强制措施提出抗议。而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当时还相当“柔和（soft）”的思想和肉体上的恐怖主义。布尔什维克在很大程度上预见到了制宪会议在和平与土地等问题上的决议，这一事实也同样起到了不小的影响……广大的工农群众……更倾向于同意新主人的具体措施。尽管苏维埃在组织和代表方面都有缺陷，但群众仍视它们为“自己的”。
[8]
“血腥乌托邦”神话：即刻实现的社会主义？
第二种神话及对历史的虚构：布尔什维克发动政变是为了立即或在短期内在俄罗斯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地球上的天堂。在苏联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涅克里奇（Alexander Nekritch）的世界里，布尔什维克“让乌托邦当权（put utopia in power）”，而我们也习惯于从他的世界中获取更多的客观性[9]。
实际上，苏维埃夺取政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以此达成一定数量的具体目标。这些目标是：立即结束战争；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确保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避免红色彼得格勒被克伦斯基（Kerensky）交给德国军队而遭致粉碎；阻止资产阶级对经济的破坏；建立工人对生产的控制；阻止反革命取得胜利。
我们可以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公式来概括他们的目标：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摧毁国家，特别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革命当然会迅速发展为执行社会主的任务，但这并非由于布尔什维克是乌托邦主义者，而是因为人民群众拒绝对他们的解放施加任何自我限制——正如托洛茨基早在1906年就预见到的那样。他们感到自己是国家和街道的主人，因此不愿意静静地呆在工厂里，让自己沉默着、永远地被剥削[10]。
在十月革命的前夕与之后，实行工人控制的倡议自发地成倍增加。当工厂主试图实施大规模裁员或关闭工厂时，这些倡议也几乎自动地导致了对工厂的征用[11]。
1917年11月至1918年3月间，有836家企业被国有化。四分之三的征用令来自地方机构，如工厂委员会、工会、地方苏维埃和地方经济委员会。只有5%的企业是由中央收归国有[12]。
布尔什维克并不希望实现“乌托邦”，即单独在俄国实现即时社会主义。事实上，他们一致反对这种想法。对列宁来说，他从未向俄国群众隐瞒：在俄国赢得政权的历史作用是鼓励国际革命，特别是德国革命（考虑到俄国的力量关系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事实）。
朱利叶斯·布劳恩塔尔（Julius Braunthal）强调了这个问题对列宁的重要性：
“国际工人革命、社会主义的整个未来都处在危险之中。”这一论点几乎在他于1917年秋季推动中央委员会采取行动的所有文章和信件中都反复出现。他重复说：“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日益成熟和其不可避免的性质，已经不容置疑……我们正处在世界革命的门槛上。如果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我们不能单独通过决议来响应德国革命（例如德国海军的〔水手〕）的呼吁，那我们就是国际的叛徒。
[13]”
当然，不应该依靠上面所说的内容，就猜想社会主义观点不是布尔什维克宣传中的一个基本要素，也不应该认为社会主义观点对其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没有哪怕一丁点的影响。
对于当时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来说，“苏维埃政权”、“工人政权”（或“工农政权”）和社会主义导向实际上被视为同义词。这与他们在1917年4月前的立场正相反。
但列宁不断地强调，这仅意味着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开始走这条道路，且只有这一条道路。列宁认识到，一个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一个阶级消亡的社会）只有在国际革命胜利后才能存在。1918年1月，他在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重申了这一点：
我对我们“刚刚进入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还未实现社会主义”不抱任何幻想……我们甚至远远没有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我们从来没有抱过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也能够实现这一过渡的希望
[14]。
“狂热分子党派”神话
第三种神话和对历史的虚构：1917年10月的“政变”是由一小部分渴望权力的、狂热的、高度集权的职业革命家在列宁的操纵下实施的。
事实上，经过1917年2月到10月之间的几个月，布尔什维克已经成长为一个群众性政党。它将俄国无产阶级的真正先锋队聚集在一起：他们被认为是天然的阶级领袖。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职业革命家（全职组织者）的数量极其有限[15]。这个党派是有史以来官僚化程度最低的群众党。在它的25-30万名成员之中，仅仅有700名全职人员。它以十分民主的方式运作：无数的讨论和意见的分歧存在着，并且它们通常进行了公开表达[16]。
这种免于压迫的自由，不只限于少数领导人——他们在处于少数派地位时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如布哈林或“左派共产主义者”），包括在单独的日报上发表意见。党的整个机构都是如此。因此，在1917年的几个月里，维堡的党委员会派遣自己的煽动者们进入波罗的海舰队，从而反对彼得堡委员会的论点，因为它认为彼得堡委员会对待临时政府过于宽容。
在十月革命前的工厂委员会会议上，两个布尔什维克派系公开表示自己意见相左。第一派以米留金（Miliutin）和拉林（Larin）为代表，得到了梁赞诺夫（Ryazanov）、罗佐夫斯基（Lozovsky）和什利亚普尼科夫（Shliapnikov）的支持。它想将工人控制同中央计划要求结合起来。第二派则由斯克里普尼克（Skrypnik）和丘巴尔（Chubar）为代表，他们首先坚持在基层采取分权的举措。
这一传统依然存在。1921年，在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在禁止派别的斗争中，仍然可以发现它的痕迹（我们将在后面再谈论这个问题）。在讨论中，列宁强力抨击了基谢廖夫（Kiselyov），这位代表批评了决议草案赋予中央委员会的某些特殊纪律权力。他显然在论战中冲昏了头脑，稍后便立即进行了自我批评：
同志们，我很抱歉使用了“机枪”这个词，并在此郑重承诺不会再使用这种词，哪怕是比喻性的，因为它们只能吓唬人，而且事后你也无法弄清它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没有人打算向任何人开枪，我们确信，无论是基谢廖夫同志还是其他人都不会有理由这样做
[17]。
在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完全融入了俄国社会及其有生力量。工人反对派的第一个纲领，即在革命的六年后用来反对斯大林派的崛起时，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党（是）……有生命力的独立发挥作用的集体，而这个集体由于其与生动的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来）能敏感地把握住这一现实
[18]。
虽然十月革命不是政变，也不是简单的自发的群众运动的高潮。它仍是布尔什维克及其盟友，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有条不紊地准备并实施的一场起义。
这不是一场秘密的或少数人的叛乱，而是一场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主要在苏维埃政权的体制内组织起的起义。
这是一种新的合法性的结果。它被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所接受，后来又被相当一部分农民所接受。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的合法性超过了临时政府、军事最高指挥部、雇主和大地主的合法性。
在工作场所，工人们因此越来越认可工厂委员会的权威，而非雇主的权威[19]。
在彼得格勒，由于托洛茨基巧妙地领导了鼓动和组织工作，驻军的所有团都在公开集会中表明不再承认军队高层的命令，而是承认苏维埃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伴随着少之又少的流血事件，10月25日才发生了“技术性”推翻临时政府的这一事件。而在欧洲的主要国家，随便哪个周末由交通事故引发的死亡人数，都要比这一事件所引发的要多。对于那些把“光荣的二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的“血腥政变”相提并论的人，让我们提醒他们，前者在彼得格勒造成了1315人死亡，而后者造成的伤亡不到20人[20]。
简而言之，1917年10月的革命是什么？它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顶峰，由一个紧密扎根于群众的工人先锋党领导，并最终走向夺取政权。这个政党首先寻求实现人民最迫切的需求，同时也争取在更广泛的国家和国际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目标[21]。
[1] 特见：大卫·曼德尔，《彼得堡工人和苏联夺取政权》，伦敦，1984年；R·劳伦兹，《俄国1917年革命：工农兵起义》，宁芬堡出版社，1981年；J·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伦敦，1966年；S·A·史密斯，《红色彼得堡》，剑桥，1985年。显然，还见于L.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Sphere Books，伦敦1967。
[2] 参见，以及前述说明中提到的书籍：E·H·卡尔，《从列宁到斯大林的俄国革命1917-1929》，麦克米伦出版社，1979年；G·孔德，《见证俄国革命》，巴黎，1963年；M·费罗，《1917年10月，俄国革命的社会历史》，伦敦，1980年；R·科恩，《目击者报告中的俄国革命》，慕尼黑，1977年；M·利布曼，《列宁下的列宁主义》，伦敦，1975年；R·梅德韦杰夫，《十月革命》，纽约，1979年。在对后斯大林主义苏联的分析，特别是对工人阶级作用的分析，则见于：A·G·Egorova, Rabocij klas v Oktjabr’skoj revoljutcii，莫斯科，1967年。G·A·Trukan, Rabocij Klas v hobe za pobedu i uprocenie sovetskej v lasti，莫斯科，1975年。斯大林主义前的苏联的相关作品，见：P·N·Amosov et al: Oktjabrs kaja Revoljuucija i Fabzavkomy，莫斯科，1927年。
[3] N·N·苏哈诺夫，《1917年俄国革命》，第2卷，牛津，1955年，第528至579页。
[4] O·安维勒，《苏维埃在俄国1905-1921》，巴黎，1971年，第231页。
[5] M·费罗，《从苏维埃到官僚共产主义》，巴黎，1980年，第139至140页，第164页。
[6] 丹，见于马尔托夫、丹，《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史》，柏林，1926年，第300至301页。
[7] B·威廉姆斯，《俄国革命1917-1921》，伦敦，1987年，第38，39页。
[8] O·安维勒，同前，第274页。
[9] A·内克雷奇，《被暗杀的红军》，巴黎，1965年。
[10] 关于这一点，请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实描述：V·赛日，《俄国革命第一年》，伦敦，1972年。许多引人注目的证词转载于S·A·史密斯，同上。
[11] S·A·史密斯，同上，第223页。
[12] 托马斯·F·雷明顿，《在苏维埃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9页。
[13] J·布朗撒尔，《国际史》，第2卷，柏林-伯恩，1978年，第113页。
[14] 列宁，《全集》，第26卷，莫斯科/伦敦，第489页。
[15] 在试图表明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群众运动的官僚化倾向时，费罗事实上却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在工厂委员会（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基地）第二次会议上，由工人直接选出的成员占93%，由工会、政党和苏维埃指定的成员占7%。在第三次会议，即1917年10月的会议上，这些比例分别为88%和12%（同上，第118页）。一个88%的成员是工厂工人，并由他们的工友们直接选举产生，很难把这样的机构视为 "官僚化 "或 "正在官僚化"。
[16] 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二次苏维埃大会的主持委员会中任命了14名代表，其中6人反对起义。
[17] 列宁，《全集》，第42卷，第489页。
[18] 引自被称为“46人”的提纲。见《1923年工人反对派文件集》，伦敦，1975年，第7页。
[19] 见S·A·史密斯（同上，第58-60页，63-64页，85-86页，139页）中关于企业中工人控制的许多举措。赤卫队本身就来自这些委员会建立的民兵组织。
[20] E·H·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1卷，企鹅出版社，1950年，第160页：“1917年10月25日的彼得格勒政变几乎毫不费力地取得了成功，这似乎表明，它确实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吹嘘说，革命本身付出的代价非常小，而在仅有的牺牲中，大部分人都是在他们的对手试图从他们手中夺取胜利时失去的。这是有道理的。”具体的数字，可见W·H·张伯伦，《俄国革命，卷一1917-18》，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1952年（第二版），第85页。
[21] S·A·史密斯（同上，第150-156页）正确地反对了许多西方历史学家的论调，即布尔什维克先天性地反对制度化的工人控制。但令人遗憾的是，他自己在1920-1921年“黑色岁月”的基础上对这一论断做出了让步。在这个问题上，他几乎没有提到后来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和第四次大会上的立场，以及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和第四国际从1923年开始赞成工人控制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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