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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里昂·托洛茨基
曼德尔
(1947.7)
“列宁是(俄国)工人阶级的反映、形象,这不单是就其无产阶级的现在,而且是就其还要较近的无产阶级过去来说的。……他从民族的环境(Milieu)中,吸收一切他所需要的东西,以完成全部历史中最伟大的革命行动……”托洛茨基如是刻画这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创始者,而列宁今天所显示的也就如此。列宁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能够诞生，无非是当作俄国全部旧时代的产物而已。一个帝国主义把他自己的特出缺点与专制政治的缺点连结起来，他的发展仅止于不致培养和平主义进化的幻想，这种幻想支配了西方各国的工人贵族。在列宁身上，没有半点宿命主义底消极性的痕迹，而事实上也只能是如此，这位俄国革命的领袖从其青年时代便倾向于行动。事实上，列宁的生涯就是一个最生动的榜样，表明一个人物集中全力于本阶级底历史目的的实现。西方工人阶级运动的领袖们，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只能把列宁认为是一个莫明其妙的制造是非者；一九一四年之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又把他视为一个难于和解的仇敌。
托洛茨基则不同。虽然童年时代消磨于一个农庄中，他之受其本国人民底农民力量的影响，并不较多于他从帝国主义世界几个伟大都会底活生力量方面所受的影响，这几个大都会是他头两次逃亡时到过的：伦敦、柏林、维也纳、巴黎、马德里、纽约。在所有伟大的俄国革命家中，他无疑是最“欧化”的了，他吸收西方文明最彻底，他把俄国工人阶级现有的革命的机动性注入其中；因而得以令他在本世纪达到最高的表现。
在列宁方面，行动是他这个人的自然表现，又从具体出发，把行动自身刻入思想的整体中，他与思想总是不可分离的。在托洛茨基方面，行动是思维的自然完成，而思维则捕捉着具体的翼，永不让他走开。这里有的只是差别的暗影，但正是这种毫厘之差才于一九一七年始，使他们的合作得到最后的成熟。
这两个巨人并没有过着传奇英雄的简单生活。“只有那些不可药救的伧父才把列宁想像成功一个永远不犯错误的圣人，”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这样说，他们的大小错误与他们的深刻本质是密切相连的。在列宁方面，在他的一九０五年的著作中，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他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思想中，一句话也没有提到离开眼前的境界，把无产阶级之为革命动力的概念推演到底。不预先排斥无产阶级党与一个万一产生的依赖于农民的政党之间一种革命联盟的可能性，在列宁看来，也就等于不预先毁弃达到推翻专制政体的最切近，直接、和最少危险的道路。但这种错误无论何时总是不超出他底革命气质的范围之外。他不能够和孟什维克主义有任何共通之点，孟什维克主义也把俄国革命描写为最初局限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之内的。但却把历史进程的的领导权拱让于“自由”资产阶级（不存在的，托洛茨基说，而事变也证明他是对的！）。他那种严厉地要把每一“理论”问题加以解决的意志，还过于偏执，无法想像到由无产阶级立即夺取政权。十二年之后，当托洛茨基的理论，多谢列宁的领导，已得到实现的时候，他（列宁）一分钟也不犹豫，在思想上与行动上一样，作必需的转变，但是他不是在决定关头说过：“此事令他晕眩”么？
托洛茨基，在他那一方面，在政治上站在与孟什维克主义的对极，但有一个长时期却因为过份的相信凭藉纯知识的说服来统一分歧的政治流派的可能性,而误入歧途。不错，当他还十分年青的时候，靠天才的灵机一动，他形成他的不断革命的思想，这一思想成为了解二十世纪大多数革命的钥匙。因此，使他不仅在俄国革命者中，而且在所有欧洲的革命家中，也出人头地。虽然如此，他却依然过于依恋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底“传统的”、不够的组织形式，所以无法了解分裂的必要，这种分裂在欧洲工人运动的领袖们眼中，显得这样残暴。布尔什维克组织方法之运用，就整个欧洲而言，都是需要的；这一点，甚至连列宁也还没有领悟到。托洛茨基终生害怕宿命主义，而且也不能满意于德国领袖们的空洞的希望，即、认为“进化”的过程将“自动”消灭列宁的“暴行”；但虽然如此，托洛茨基却在实践上为组织的调和而斗争。这就是他容许自己去发起有名的“八月联盟”的原因。这个“联盟”是完全仇视他的政治见解的。这一点也说明这桩奇怪的事情：列宁受着他那种求达目的的凶猛意志所指导，却有一个长时期成为赞美考茨基的人；虽然在他自己的党里，他是第一个激烈地与中派主义的组织观念决裂的。而托洛茨基呢，他对于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比较深刻的认识却令他能够在列宁老远之前，就了解考茨基思想的破产。但是，他在俄国多年来却一贯成为中派主义组织原则的辩护者。
但真正伟大的人物的特色还是这种品质，即、容许他们于决定关头超出于他们自身的特别界限，把自己抬高到历史以紧迫的方式向他们的阶级提出的诸任务之高度。一九一七年，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两方面，这一转变都是“自然而然”完成的。没有冲突或内在的摩擦。同一列宁，他终其生以超人的固执坚守着一度采纳的原则立场，但从俄国革命的第一天起，便放弃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这一公式，照他说，“被事变绕过”了）而且变成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最凶悍的党人。托洛茨基，这个“调和派”，在同一瞬刻，以同样的敏捷，理解了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之间的“统一”已“不复可能”（历史的讽刺，迫得他要得出这个结论的却是斯大林）,于是,照列宁自己的话说来，变成“最好的布尔什维克”了。只有革命才能够以最少的困难完成这双重的转变，因为他们两个人（他们都是真正的革命家）都察觉而且了解：为了替他们本阶级的胜利开辟道路，革命是必需的。
托洛茨基会往往受人指责，称他在对党的态度上，会过于野心，过于“个人”，在他对同志的态度上则过于骄傲。这一类的指责是荒缪的。列宁具有一种罕有的心里洞察力，当他揭露托洛茨基方面的弱点为“过份吸引于事情的行政方面”时，他看得清楚得多。但是甚至连年老的盎格里加·巴拉巴诺夫，虽然他太惯于简单地采集走廊私语的精华并把它们改变为历史的动力，但也说过这样深刻的话：在革命党中，就在群众把他抬到他们肩上那一瞬刻，托洛茨基却较之以往更能够忘却他的性格底显著的“个人的”特点。当所有发纵革命的线索集合在他的手中之时，“领袖”的尊大再没有比这个时候更见外于他了。“凭他的天生的机敏”，盎格里加说，他懂得到了最必要的时候，怎样施行最严峻的自我批评，但这个时候，在多数凡人却是最困难的。就在这里我们看出性格的真正力量，他藏在每一伟大行动的根基中。
在托洛茨基身上，绝没有半点那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以为它可以凭统计学来明了历史的进程，正犹如观掌色者凭手的纹路察知未来一样。他远远越出“经济学”或“社会学”之类的分门别类的学问，设法从各方面了解人类的真实。这就是他之所以毫无问题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家之一，在“过去底完整的复活”（指历史—译者）这方面，比任何人都来得成功之一个，而这件工作自米细勒（米氏是法国十九世纪的历史家—译者）时代以来，才仅仅被人梦想过。凭他的锐敏的眼光，在一瞬间，他包罗了伟大的群众运动与政治领袖的人格，面包的价格与学术杂志的论词，股票交易的运动，与沙龙中泄露出来的辛辣私语。他的强有力的头脑宛似一个巨大的熔炉，将历史的一切构成要素重新模铸于其中。他的著作所论及的题目从哲学起，经过政治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辩论术、历史、传记、军事技术一直至新闻记者式的散文和艺术批评。怎样总合这样庞大的一种工作呢？他简单是政治的新闻学吗？抑或它是“应用的马克思主义”？是的，但除此之外，他还包含更多的东西。他是一种惊人的、不断的努力，企图照其整体来明了和解释人类，为的是能够操纵他的转变。它是一种不断的努力，企图把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加以自觉的批评，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人类底批评的自觉心的指导之下，加以转变。
普遍的兴趣
虽然他有普遍的兴趣，托洛茨基却极端反对玩票主义与折衷主义。这种兴趣的普遍性，为了是真实和有效的，需要它们底根本的统一，它们之合成为一个世界观；这个世界是永远不停止“变化”，而它之为一个统一体仍不稍减，而且它同时还具有明确的轮廓。托洛茨基较之任何其它同时代的思想家都来得专心注意于人类实体的多面性，托洛茨基对于文书与事实的运用精确和小心到拘迂之点，同时，他的远景却是阔大的，能够从眼前离开，为的是把握事变的基本方向。从直接观察到的人类活动的一千另一面出发，他凭一双魔术雕刻匠的手，描划一幅壮丽的全景，在这幅全景之中，精要的轮廓以完整的明确性显现出来。
连结他全部作品的“主想（Leitmotif）”是历史的唯物观念。这一“主想”，他以一种无匹的熟练运用着；有时候从“根本的实际”（这就是阶级斗争）走到知识生活的最“远距离”的现象，有时候，凭一种自信的科学，发掘地面，为的探寻政治与意识形态底现象的深刻的阶级根源。对这些任务之每一桩，他都发生很大的热情，绝不能容忍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采取一种蔑视的、庸浅的、或厌倦的态度。在他看来，它是了解历史的不可或缺的钥匙。多谢这把钥匙，他常常在他的著作中，替我们把历史写成活的。他在同一时候，又是他底严酷的批评者和他底最雄辩的前驱。但他之能够充当这两种人，仅仅因为他把历史了解得这样好。
在托洛茨基身上，有一种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的完满的统一。列宁把无产阶级对一个叛卖其利益及其解放斗争底叛卖者的愤恨，向叛徒考茨基发泄。托洛茨基则用轻蔑和辛辣的讽刺来叱责考茨基的思想，这种思想之趋于没落，因为他脱离行动，而行为之真正腐败则因为脱离原则。他本人的思想与行动间的这种统一性最清楚的表露于革命战略中，而在胜利的无产阶级军事战略中则达到他的最高形式。当革命的领袖发现自己站在群众的前头之时，他负一个重大的责任；军事首领也有同样的责任。还要加上替那整千整万在他底下作战底士兵生命负的附加的责任。抛开那些犬懦主义者、精神错乱或心智混乱的人不说，一般人碰到这种责任，大都是听命于他们的怀疑、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意志、他们下决定的能力的。托洛茨基，这位杰出的军事领袖，只有托洛茨基，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附加的储才；正犹如他懂得怎样去按历史的脉搏，他凭锐敏的一瞥，也能够拿起一份军事地图，断定应该集中全力以赴的决定地点。他底行动的果决、力量、钢铁般的锐敏，是由于他对无产阶级运动底正义的明确了解与不可摇撼的信念而来的。对红军士兵演说，在他看来，与一九一七年九月在彼得格勒的 Cirque moderne 中演说一样。指导东南前线军部的工作，只是他对革命军事委员会指导的逻辑的继续；而这，反过来又逻辑地导源于他在党底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人们企图从他对军队的讲辞或者从他在前线的态度中，找出半点军官底傲慢或穷凶极恶底“军事精神”的痕迹，也是枉然的；这种“军事精神”表现一种荒谬的纪律、一种枯燥无味的陈规，以及一种官僚的咒骂，所有这些结合成一种“战略”，这种“战略”之视人为儿戏，宛如他之视最廉价的材料为儿戏一样。所有普通的将军—斯大林现在的元帅也包括在内——为了保持他底军队的统一，除了诉诸他们最下流的本能与皮鞭的威吓之外，便找不出别的方法 ；托洛茨基则与他们相反，从未停止诉诸被压迫者的革命的自觉，对于假装革命的浪漫主义，连同他在作战中之反对集中的合作——这只是资产阶级纪律的抵销——托洛斯基拿无产阶级底自觉和自愿遵守的纪律来对抗。关于这个问题，他于二十年后宣称：“甚至在内战当中，我也设法在军队内部——甚至在战役中——给予共产党员充分的机会来讨论一切军事的决定。我会甚至和士兵，而且，我在我的自传中已说明过，甚至和临阵逃脱者一起来讨论这些决定。”既然在一个充满敌人的世界中（甚至他不得不利用的敌人也是如是多），凡事都要当机立断，谁又能怪他往往无法充分实现这一点呢？最重要的考虑还是这一点：思想与行动的统一不免要对于手段与目的底辩证的互相作用，有透彻的理解，而这种作用是在行动中指导着每一个真正革命家的，因为他最大的愿望是达到其本阶级底自觉的提高。
革命的军人
这位革命的军人的真面目，不仅与他的敌人，甚至与他的不少赞美者从他那里所得的印象，也不同得多啦。凶牙利的自卫军在一幅有名的讽刺画里，曾把他画成一头赤色狮子，坐在一座骷髅的巨大金字塔上。另一方面，卡尔·麦耶告诉我们说，骨子里他自有某种温雅，这种温雅的来源无疑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则似乎是能够了解一切事物的。这种温雅在他的最后遗言中重新发见，在这里，他表示他对我们运动底胜利的信心之后，便补充说，他曾毕生为一个解除一切暴力的社会而奋斗。
又怎能够不是如此呢？藏在每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心坎中的，就是对于人类的信心，没有这一信心，则一切革命的活动都是全无意义的了。通过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年，亦即作退兵之战、反对污蔑、中伤、人类底愈来愈堕落的几年，他保持这一不动摇的信仰，不为幻想所欺，并把他的宏大的透彻的眼光保持到底。他总喜欢反覆说这句话：人类从半猿人的阶段往上爬曾很长久，也很辛苦，但仍然得到不少的进步。而且他又怎样懂得去轻视那些职业的悲观主义者呵。这些家伙往往设法为他们自己的幻想而向人类报复。所有生命到头都是死，他说，但统计学仍不断证明：人类并不因为这个理由便停止出生于这个世界……
在所有人类活动的基础中，实际上藏着一种颠扑不破的乐观主义，而这种乐观主义只是保护本能的又一表现而已。马克思最爱好的彦语是一句拉丁语：“Nilhumani a me alienum puto” （人类不能有见异于我者）。托洛茨基懂得一个革命领袖必须是人上人，而且贯通他的最优秀的成就，就有一根这种乐观主义的线，这只是对于生的执着，而这对于一切健康的人又往往构成一种补充的吸引力：“用张开的眼睛、用一种永不退让的批判精神来爱生命、没有幻想、永远不粉饰他，只是经常如实地接受他，不管他不得不贡献给我们的是什么，抑尤有甚者，不管他有时候变成什么——这就是最高秩序的一种成就！”这种成就，他比任何别的人都实现得好一点。
但这种对于人类的信仰，本身并没有什么神秘和愚妄的地方，它只是自觉的最高形式。爱人类就是去领悟那藏在人们自己底本性中的隔膜；它也就等于反抗社会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曾制造这种障碍；它也就等于去为人类之走进一个无阶级社会而斗争。在托洛茨基本身，不但思想与行动、而且思想与感觉也完全统一。攻势底理性的利剑受着艺术底感觉之火鼓舞着；而这种可怕的结合，同一个时候，在他的演辞和写作中，注入这种庄严的音韵和这种咄咄逼人的警告精神，这种音韵和精神成为庶众们向革命前进的特色！工人们一听到他的说话就立即感觉到他与他们之完全协和一致，他们也就本能地把信心放在他身上，因为他们觉得他不仅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且他和他们一起恨、爱、斗争、受难和快乐。托洛茨基并没有把无产阶级加以理想化，但他充分了解它，因为他知道不了解工人就谁也不能把他们引到胜利去，而不真正和他们联在一起，谁也不会完全了解他们。
他的整个过去和他的整个性格因此就预先命定他成为反对苏联底新生官僚制度的旗手。就是当他生活于克里姆林宫时，厚厚的石垣从未把他和群众的生活隔断。就是在当权的时候，他的耳边还是爱听工人底一切幽默、批评和不满的表现。凭着他所特有的概括思维的卓越天赋，他于一九二三年起，就能够察出底下那种不满的呶呶声，这也就是历史力量底巨大改编的开始。在这种力量的改编中，他的地位是预先注定了的。凡为了充当敌对社会力量底传力带而不复写历史底自觉建设者的人们，他一定怎样鄙视啊！而凡是以坐一部汽车上办公室就满足自己野心的人们，他们的保守主义，在他看来又一定多么可怜啊！他自己的“野心”包含一个更宏大的目的：世界无产阶级底革命的解放！当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方向开始背离这一目的时，他就和它折移，其态度之自然，与他毕生懂得如何去使他的行动配合他的信仰一样。许多浅薄的批评家责备他在一九二三年曾“犹豫”不“争政权”的“错误”，这一“错误”其实就是那种天生品格的一种附加的表现；这种品格就是：永远不违反自己的信仰而行动。在左派反对派看来，官僚之篡夺政权本身就是革命力量退潮的指标。在群众陷于消极的时期“为政权”而斗争，是冒险家与反动势力旗手干的勾当：即使这些人偶然藏在过去底一面革命旗帜的招展中。在凡是懂得“政权”只是来自群众底革命攻势中的人们眼中，反动时代的任务就只限于保持革命的传统、在党的先进分子中保持接触、分析特尔米多的发展，因而在世界决斗场上，同时也在苏联，准备未来的革命涨潮。左派反对派以及从它生长出来的第四国际全世界干部，不懈地努力在托洛茨基领导之下去完成的，正是这些任务。
这就是托洛茨基：他每一个行动都是完全自觉的！法国小说家塔他扬斯问及他关于“快乐的观念”，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思考——写作——实现个人的思想——。他住在巴黎旅店的房间里是如此，住在克里姆林宫的沙龙里，住在他第三次逃亡的牢狱里，以及住在死亡最后光临他的太阳之国土（指墨西哥——译者）里通通都是如此，他对生活的物质条件的荣衰，淡然置之，而他的天才却成熟了。他的思想澄清了，他的文体丰富和简洁畅快了。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座良知的纪念碑、一座未来底人类的纪念碑，这个人类将完全从物质的奴服中解放出来，而且它再也不复与其自己的本性隔阂而生活。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否认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列宁则讥笑“列宁主义者”这个字眼。他只认定他自己是一个“如终如一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轮到托洛茨基呢，他在他的著作中，曾小心地把“托洛茨基主义”这一名词放进括弧中，而且多年来就把这一名词标明为斯大林主义官僚们方面称呼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名称。正如人们不能怀疑列宁主义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经过一番客观的考究之后，人们也绝少能怀疑托洛茨基主义底真正的列宁主义的性质。而且，正好以列宁主义之保有其并不稍逊的独自面目以及构成马克思主义发展与丰富的明确阶段，托洛茨基主义在今天，以其自身的特质看起来，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底教义的一种扩大。托洛茨基主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而这还是照这个名词的最深刻的意义而言的。
从思想史的观点看来，托洛茨基的最大功绩在于此：他曾确实在工人运动的普遍退潮以及那些传统政党和思想的全般堕落当中，保持了马克思主义，他一分也不退让，在理论，同时也在策略方面保持了列宁主义的遗产，抵御列宁底不肖门徒与斯大林底文士们的包围运动。他以同样的顽强，保卫了这一遗产，抵御改良主义与中派主义底微弱而不断的正面攻击。
那些大的传统运动之思想的衰落较之他的组织解体，迅速和深刻得多，在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方面，他于一九一四年在实践中，与阶级政治之真正决裂却发生在他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全般破裂之前。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仅仅在一九二一年才采用一个正式是“改良主义”的政纲（哥列茨纲领），又仅仅等到一九二五年才确切不移地采用这种政纲（海德尔堡纲领）。但人们可以毫不夸大的说，一九一四年始，社会民主党已不再注重理论。这个日期之后出现的寥寥无几的“理论”著作，全是把党底“策略”的几个连续阶级，加以经验的合理化的。堕落的社会民主党底“思想上的努力”无非是一种偶然的企图，想在理论上“辩护”他们那些面临资本主义没落底领袖们的罪恶的消极态度，他们之犬懦主义地拒绝一切革命活动，他们之然的皈依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他们在资产阶级进攻面前的懦弱、以及他们对于其自己队伍内部反叛者的黑心，结果就是机械的宿命主义与渐进的痴呆病之混合。布尔费丁在一九二九年恐慌爆发之前几个月，“预见”高涨的资本主义繁荣的一个“长时期”！——这让读者们只好在厌倦与可怜之间去选择。
斯大林派官僚的思想没落以更优越的速度发生。“理论”变成了投合官僚们胃口底“策略”的贱仆，这恰如中世纪时代，哲学之成为神学的婢仆，成为教会底俗世权力的一种必须的掩饰一样。他从没有堕落得这样低，从列宁的天才之高度下降到“伟大领袖”（指斯大林-译者）底职业辩护者们的沉重的脚。斯大林派“理论家们”的唯一作用在于拿一些“古典的”摘引文句来装饰几盘辣菜。而这几盘辣菜则是那位著名的厨子供应俄国和全世界无产队阶级的，但他们的奴隶根性却使他们失却尊荣，甚至连他们的主人也失却尊荣。但这种完全的思想上的无能却为历史前所未闻的最强大的物质机关武装着，而那大堆愚妄和说谎的书籍绵延不绝的制造，还配合着格别鸟的及时袭击，却是一个社会的现实，这一现实已证明有摧毁一切的力量。当理论把握了群众之时，他就成为一种力量。马克思说：只要群众一天没有拥回政治决斗场上，说谎已证明在一个放肆的机关的手中，是一种可布并不稍减的力量。（这里作者是在运用列宁批评斯大林的话，称他是一个喜欢加辣味的厨子。-译者）
人们一想到如果托洛茨基死于一九二三年，会发生什么事情，不寒而慄。当然，马克思主义——也即是现代社会现实及其内在动力的表现——会由别人保持的。五大洲的几十个，往后几百和几千个青年的理论家和策略家经过共同的努力，一定会对于实际的事变，达到马克思的观念的。但这种努力与获到的积极结果的对比，最后结算起来一定会证明浪费的力量与损失的时间达到令人刺目的数额的。托洛茨基，尽其一已之可能，填满了工人阶级运动史中，因为一整代的丧失而造成的空隙，这整整一代为斯大林主义所腐化，并在肉体上受摧毁，为悲惨的连续失败而失魂落魄，并为反动与法西斯主义的大浪所毁灭。凡是真正“战胜”过托洛茨基主义的人，他们的争论作品已湮没无闻。这不是因为那些作者本身也泰半被当作“托洛茨基主义者”而处决了吗？但托洛茨基从那个时期起的著作却继续为全世界整千整万的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研究着。因为只有这些著作才在人类历史这个黑暗时代，代表马克思的传统。新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干部的教育之可能，只有多谢托洛茨基的著作。他在退却和反动这些年当中保持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已替上升的时代建筑了一道跳板，这个上升的时代正在开始。面临着斯大林主义的胜利。托洛茨基往往依赖于历史裁判。他死后已经七年，这一裁判在思想的领域中是已经分明了——正如托洛茨基从未怀疑它会是的！
与任何关于经验底事实之考究和系统化的方法无异，马克思主义之能否维持，只有视它是否继续丰富起来而定，任何防御地退守“传统”的企图，又不作任何努力去包含新的发展（这种新的发展是经过唯物辩证法的筛子不断发生的），都一定足以造成理论的一种致命的硬化，结局还造成他确定的死亡。托洛茨基的工作代表一种唯一认真的努力，在马克思主义的光照中来解释最近三十年那些令人困惑的现象：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官僚在苏联的权力篡夺。苏维埃经济的曲折演进、资本主义世界底出奇地加速的崩溃、以及无产队阶级革命领导一般的危机。列宁凭他对帝国主义、世界战争与第一道革命浪潮的研究，曾推进而且丰富了马克思的遗产。他的成就是帝国主义生长与十月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托洛茨基身上却加上一个沉重的任务：在反动和奏凯的反革命时代，丰富马克思和列宁的遗产。因此他会以他底前驱者所具有的同样难于和解的明确性，同样阔大的眼界，同样尖锐的分析，使这一传统永替不衰。
除开那些自觉地与保持特权的本能决裂的个别分子之外，凡是保持特权的本能总是使思想受着一种狭隘和不可逾越的界限。而受了这一界限所限制，任何“客观的”社会研究的努力卒告失败，革命底无产阶级思想的机动性恰好就在于他从每一种社会特权中“解放”出来；从社会的观点看来，他的“物质利益”与一种“无私心”配合一致。但工人的官僚们（改良派与斯大林派两者）却在现社会中成了享有特权的、保守的社会力量。正好似他们曾一般的把思想眨降到服从他们底物质贪欲的水平，他们同时使他们自己的思想变成贫竭和无能，不足以担当历史上不断要求的新探讨。在西班牙内战当中，那些传统领导的叛卖（这种叛卖就是他们自己的物质利益违反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历史的表现）所采取的方式就是完全无能去了解法西斯主义的意义，资本主义的没落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这种战略是能够战胜这些附加的障碍物的。那末，二十年来，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由一个斯大林主义或改良主义的“理论家”写出来（即使有也只能当做孤立或次要的现象），就并非偶然。在历史、社会学、艺术、文学或心理学的研究诸方面，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增益都全在托洛茨基的信徒或曾受其薰陶者的著作中。当然，反动时代（这个时代才刚刚告终）是不利于马克思主义者一代人的繁盛的。这一代才刚刚开始来扣门哩。但虽即如此，在第四国际同情者或党员的队伍中所发现的对于理论的兴趣，他们对于最迫切的思想问题的努力研究——尚未弄清楚的历史底重要现象的唯物论观念，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学间的关系；历史中主观因子之研讨；唯物论辩证法之研究；对于艺术和文学批评想造成一种唯物论观念的企图-——所有这些努力正在法国和中国，印度和美国，阿根廷和巴勒斯坦，由一些青年的理论家启其端，他们都是在里昂·托洛茨基底著作的启示之下完成的。在这些著作本身之中，就可以找出丰富的思想与研究底新方法纲要的无尽宝藏。光是把散布于其著作中的提示加以研究，就需要一整代人的努力。这一代人将来工作和成功全靠他努力建立的学校。
但马克思主义之保持以及他之通过现代新现象底研究的丰富化——光是这尚不足以把托洛茨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底发展中所占的位置划分清楚，马克思主义中还有一个重大的部分是在他的时代以前无法加以系统化的。
马克思的工作照其整个说来，只是对于世界以及随着这个世界的转变而来的诸种趋势的一种科学的解释。至于这种转变的自觉的实现，以及真实的无产阶级革命，关于此，他所能遗留给我们的只是一般的见解和许多孤单的提示，而没有有系统的研究。恰恰相反，他却以一种固执的态度反对任何“预定计划”的制定，任何“总规”的订立，而这种固执之产生正是由于他清楚了解：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战略和策略之具体研究必须以广大的革命经验为基础。他终其生只见到巴黎公社照着这种思想的要略所作的初步努力。这就是他之所以不得不把（按照这种意义）完成马克思主义的任务遗留给他的继承者的原故。
列宁，在他这方面，却作了一种极大的努力，精确地说明和划清主观因子的作用：党的重要性，先锋队的形成，他与本阶级的关系。这些努力（与一种明确的，有系统的斗争策略相配合）是有原则的、实际主义的、革命的，我们今天认为，也应该认为是有一种普遍的应用性的；但列宁，至少直到一九一四年尚把他的眼界限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不过第二国际一塌台，他的行动领域便开始迅速扩大。他成了整个世界无产阶级的教育者，他关于革命底失败主义战略，关于革命党底建立，关于联合战线底策略，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著作，以及他在俄国革命当中和以后的全部实际活动，构成一种最宝贵的教义，无产阶级保有这种教义就可以制成一种革命的政策。但列宁的经验却限于俄国革命与德国革命之第一阶段。往后的经验已指出：主观因子、 革命党底作用和政策的一般的研究——这构成列宁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不得不由一种特殊研究来完成，这种特殊的研究就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底的发展的内在规律，关于革命的机械作用，以及怀着夺取政权目的的革命党的策略，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可或缺的补足。这种“革命的科学”（照足这个名词的双重意义）之能够有系统的造成，只有根据于较一九一七年更广泛的革命经验。托洛茨基在“十月教训”及“列宁死后之共产国际”两本书中作了一种辉煌的发行工作。在他的“不断革命论”，他的“俄国革命史”以及他在一九三０年与一九三八年间论及德、法，西班牙问题的著作中，他已更明确的把这一工作实现到这一点：他现在以精确的纲要形式存在着。这种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成就，他的内容可以在第四国际的纲领式著作中找到。因此，这些成就不仅代表马克思和列宁的遗产（“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做什么？”“帝国主义论”，以及“共产国际首四次大会”的教义），而且还在全世界不断摇摆于革命与反革命底时代中，代表无产阶级胜利与失败的三十年。
列宁拿建立革命党的艺术以及其政治策略底原则的发展，教育了俄国工人战士的三个整代。但仅仅在一九一七年他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才达到清楚的了解。布尔什维克党的大多数领袖都无法溶化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教训。那些一九一九年加入共产国际的革命战士，在其自己个人发展的基础之上，对这些教训的了解也不较多；因为战前几年的“和平的”发展，他们在战争中之孤立，与战后革命浪潮之过于迅速和惊心动魄的展开，使他们受了沉重的阻碍。这个先锋队的往后的发展，因为一九二三年开始的第三国际的堕落而完全被打断了，而这种堕落就是斯大林主义反对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恶毒的罪恶。一个革命领导，本来应该按照其政治的成熟性来加以选择的。现在却代之以一种相反的选择，完全以对于克里姆林宫奴服和盲从为基础。当托洛茨基派被排出共产国际之时，凡事都不得不从头干起。一枝新的革命先锋队的建立开始进行了，这枝新的先锋队是能够遵照十月革命胜利及往后的失败教训而行动的。托洛茨基的大半时间就是贡献在这一任务之上。而对于历史未来的行程将发生最大影响的，也正是这一任务之完成。
一枝新的革命先锋队的建设工作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之下着手的，也就是在世界工人阶级运动陷入长期失败的时候着手的。因此，这一工作不可免是一种“抗逆流”的运动。围绕在托洛茨基所体现的活的马克思主义的周围，特别团集了所有那些未曾被失败挫折了勇气的分子。这些份子往往是最无畏的，但也未必全是最好的。凡是因为与无产阶级保有较密切的连系。而反映了本阶级的幻想和颓丧的人，没有加入我们的队伍。凡是从来没有达到置身于群众运动而成为其一部分的人。总是较少犹豫，加入狭小的流浪群中去，这个先锋队的教育太过于惯常采用一种文学和学院式训练的方式了，因为革命战略的唯一真正的学校是积极参加群众的革命运动。这枝先锋队由于孤立，竟发展了一批缺点，这也就是整个退潮时期的特徵：过火的小组织主义、教派主义、知识分子的妄自尊大连同其不可免的标新立异，职业的无产阶级主义。工作集中于内部而政治讨论本来是任何健全的组织所不可或缺的，却带上太抽象的性质了，罕有在他们具体运用于工人斗争的光照之下，而把策略的概念加以批判的检讨的。加之以，在欧洲与在苏联和远东一样，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与帝国主义最恐怖无情地把我们的最勇敢，最有能力的干部刈除，因此到处把这枝新先锋队底教育和经验的永续性破坏掉了。所有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表现）可以这样总括起来：既然一个真正的革命先锋队只有与本阶级的活动保有密切的接触才能建立起来，又既然一种真正的革命政策只有与群众的批判眼光接触并在它监临之下才能订立，我们在这个退潮时期告终的时候，在多数国家中所保有的就只是干部的小团体，只是骨干的组织了。但头一次的试验（战争的试验）已证明这种必需的准备工作收到何等效果了。若干人也许已临阵逃脱；人的材料也许在这里和那里都已证明它本身是太脆弱了；在不少的国家中，新的革命者团体已不得不起而接替开路的火把，但多谢托洛茨基在战前那些年已创造好的政纲、传统和干部，到处基本的政策都订定了，一个共同的路线制成了，相同的组织方法应用起来了。凡是愿望建立真正革命党的人都结集在托洛茨基所制定的政纲底基础之上。而他在工人阶级运动史中第一次创立的传统就是一个真正世界领导的传统，这个世界领导并不单纯是诸民族领导的总和，或单纯是领导着所有其它组织于其后的一个组织的权威。凭着这一点，早期共产国际薄弱的重大原因之一也许可以避免，而我们的运动底和谐的发展也得到补充的保证。
第四国际成立之时，托洛茨基预言不出十年，党员将以数百万计。讽刺的批评家们满怀恶意地乐于援引这一估计，并质问这几百万党员在那里。但历史的预言并不能像期票一样在一个确定的日期兑现的。历史进程的发展会较之托洛茨基所预料的慢了一点，但它已经循着这同一的路线发展了。在像法国、印度、美国、波利维亚这些国家中，同情我们底思想的工人和贫农是以几万计的，在世界的决斗场上，毫无疑问，已经有几十万。与完成我们底事业所必需的力量相比，他们还十分少；但与一九三八年我们的微弱力量相比，即在现在，它也是一枝令人感奋的军队。法国工人斗争的头一道重要的浪潮已足够令各种分歧的，但同等仇视我们底运动的机关报（如斯大林党的“人道报”与享利·里斯的“时报”杂志）发现“托洛茨基的影子”投射于事变之中。光是这一点已足够令我们充满自信了。
我们十分强烈的怀疑在下一阶段中，我们将再次碰到我们的批评家。
较慢的速率
我们在（估计）我们的迫近远景时， 我们大家都曾犯了错误，我们过于机械的运用一九一八年的类比了。我们并没有充分的领略托洛茨基这一根本的观念：我们必须“准备长年的（如果不是几十年的话）战争、蠢起、短促的和平插曲、新的战争与新的暴动。”但现在是清楚了：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类似一九一八——一九二三年的一个短暂的时期，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内，由于极端的凶暴与决斗的迅速接踵而来，无产阶级的革命能力很快便耗竭了。像这样的时期在欧洲再也无法重演，因为无产阶级更无比的脆弱，而它的经济也更无比的动摇；至于在无产阶级方面，决定性的决定也已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它从较之一九一八年更低得多的自觉力与组织的水准出发；它过去没有三十年的进展，令它对自己的力量发生自信；反之，它过去却有二十五的连续的失败；这些失败已留下怀疑主义与精神颓唐的一种危险的遗产。我们必须了解这一奇异的现象：（革命发展）的节奏，在原子阶段将较之最初的轰炸机的阶段缓慢些。但正是这种发展的较慢的节奏，“将提供年轻的革命党以试练自己、积聚经验和成熟起来的机会。”我们再也没有托洛茨基的活生的头脑，他以他那种思想的无可比拟的明确性，一定更易于实现这一工作：在外表上似乎不大激动底大海的平面之下，去发现强有力的激流，这些激流已宣告下一次风暴的来临。但我们有他的方法做指导，而且有他关于我们这个时代底性质问题的遗教，而我们这个时代却容许我们今天充满信心的背诵他自己过去所说过的话：
“历史是替我们底思想服役的一架强有力的机器。他带着无情的审慎和冷酷来干工作，但它毕竟在工作呀！我们信任它。只有等到它底无厌足的机械作用吮吸着我们心脏的滚热鲜血之时，我们才有迫切之心，叫出来：“这件事干得正好，干得更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