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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
曼德尔
（1967）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后的经济建设问题，除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以及一些书信中零散地提出几个一般性的论证外都没有系统的看法。这肯定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也不能得出结论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认为，为未来社会创造一个完整的样板不是他们的任务，因为那个社会只能是产生那个社会条件的具体产物[1]。
尽管人们可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行动，但也不得不表示遗憾。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必然导致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且这种过渡还会在不同的“关键国家”同时发生。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资本主义的崩溃已在工业较落后和资本主义发展较落后的国家开始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一种新社会的产生就用新的矛盾取代了原有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被发达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取代，这种生产力的发展还不适应进步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过渡社会的先锋队不能只集中力量创造新的生产关系和分配方式，而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力本身。一个或几个较落后国家的孤立革命所造成的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使马克思曾经只能隐约看到的这种新矛盾尖锐化了[2]。
要根据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方法系统分析过渡社会的普遍性，只有在这种经济已具有成熟和巩固的形式时，才有可能[3]。未来的历史只把苏联目前的经济看成是这种形式的经济，而不顾其它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这是不可能的。但实际上几乎又有可能从所有这些国家的丰富的和多种多样的经验当中得出几个经济学的结论。另一方面，把这些经验总结为过渡时期的一般经济理论，假如是可能的话，也是太早了。这不仅是由于目前还不具有这种经济的发达形式，而且还因为人们很难确定这种经济在落后国家出现的特殊历史关系。
任何企图在十六世纪英国和荷兰式的手工业基础上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理论都失败了。重农主义者力求在法国这一基本上仍是农业国的现实基础上产生一般的经济理论，他们的不幸是众所周知的，尽管这种农业为先进工业、商业和金融资本主义打下了基础。只有当资本主义在几个先进的无需实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4]的国家里被推翻后人们才有可能对这种社会类型的经济职能进行分析，在此之前必定缺乏一个过渡时期的一般经济理论。但是，对当前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进行系统的分析是有用和必要的。之所以有用，是因为这种分析有助于对面临或将要面临同样现象的革命力量进行政治教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这种分析引导我们对经济历史的新篇章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时，既摆脱了纯粹的迎合潮流的观点，又避免了教条式的辩论。
下面谈谈一系列客观存在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不发达国家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经济的和社会的推动力。
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不断革命
第一个客观问题就涉及到第一次世界性革命出现低潮后（1921—1928），布尔什维克所面临的那次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困境。必须准确地表述他们所面临的抉择，因为斯大林式的篡改造成了许多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混乱现象似乎也延伸到愤怒的反斯大林分子的身上。
显然，以极左形态出现的宿命论和考茨基式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是始终都存在的，对于他们来说，世界革命出现低潮（即使不是完全失败）就只能意味着苏联将向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倒退[5]。
在他们的眼里，社会主义在一国没有建成的可能变成了没有开始的可能。从那时起，这一理论的代表并没有显示出非凡的能力，对标志苏联经济的动力和矛盾性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他们企图把标志苏联经济的动力和矛盾性归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以及用国际阶级斗争总的概念使这种分析完整化。如果从荒谬的前提出发，认为中国革命意味着战胜了资本主义，或认为越南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冲突”，那么就很难理解二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苏联的左翼反对派从未抱有过这样一种简单化的看法，更不用说国际左翼反对派或由此而产生的托洛茨基世界运动了。对他们来说，反对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神话，就是从根本上反对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宿命论和机械论的变种。他们认为这归根到底就是对抗性的社会力量的斗争，它将决定着由于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孤立而产生的问题。因此，正是反对斯大林的“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神话的这些同志是第一批提出加速苏联经济工业化和迅速实现集体化经济纲领的人[6]。左翼反对派进行的一场斗争是为了制止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国际通过策略上的错误建议和错误的战略、或通过不能允许的、把各国共产党的政策置于不断变化的苏维埃外交需要之下的做法，阻碍世界革命向前发展。这场斗争与他们立即开始在苏联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坚定主张之间是没有矛盾的。
正相反，这是同一个根本战略的两个方面。当左翼反对派认为，社会主义力量和资本主义力量之间的斗争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外国也是不可避免时，他们就想通过苏联和国际上无产阶级力量的特殊性尽可能为这一斗争创造有利条件。
历史宣判他们是对的。认为在阶级之间玩弄伎俩可以永远防止爆发敌对社会力量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的主张还未被经验所证明。不仅和富农的冲突而且和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党折衷主义的目光短浅的政策只导致这种冲突以粗野的形式爆发。预言这种冲突的人提出的警告未受到重视， 针对取得最好的战略地位所制订的措施没有及时贯彻[7]。
从历史的观点看，只有通过世界革命才能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比例失调、畸形发展和最尖锐的矛盾才能彻底解决。当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或一批工人国家希望取得这一革命的胜利时——胜利的无产阶级一定有兴趣采取一切手段迅速达到这一目的——这个国家不能满足于现实经济问题的暂时解决，并等待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它必须着手社会主义建设，因为这是防止本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力量影响的唯一途径。因此，对不断革命理论提出的问题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或一小批落后国家取得孤立的胜利后应做些什么的回答是各种因素的结合。它的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推动世界革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市场范畴的残存和消失
十月革命一胜利，特别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共产党的理论家把社会主义建设解释为首先是市场和货币经济的立即全部消失。在德国，各种经济学家在讨论实行经济社会化时也提出了相类似的观点，它与德国革命初期阶段、特别是巴伐利亚共和国[8]的建立是相一致的。
尽管如此，这种理论看法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开始有所改变，它更多地不是为了维护战术上的转变，而是出于对现实的更好的了解，是为了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9]。
在农业（基本上是私有的或合作形式的）和工业之间，就像工人和国家之间一样形成的金钱和市场关系似乎最适合于提高经济增长率和保护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
参加二十年代苏联经济大辩论的人对这一具体经验的客观原因和理论解释认识得不够清楚。斯大林取得彻底胜利后客观的理论研究全面地被辩护士式的实用主义所代替，再没有任何科学价值了。
这就形成了著名的斯大林式的词句，即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可磨灭的法则”，它是两种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共存的结果。这种解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少有相同之处，这是事实[10]，几乎无需强调。
今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市场范畴的残存主要应归诸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这种状况不可能使所有产品的实物分配符合每个工人所花费的劳动。当供应不足迫使生产者用自己的劳动力换取工资时（工资是一种能从社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劳务中占有很有限的，但却可以任意挑选的一小部分产品和劳务的证明），使用价值的供应不足就使交换价值不断变化，富有活力。
消灭消费品的商品特性就意味着用详细规定的实物分配来代替工资。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交换的重新复活（先是产品本身，然后是分配券），因为需求还不能充分得到满足，而且每个人的需求又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关系将保持，它允许采用簿记制度和较为灵活与合理的货币分配制度，并能更好地考虑到工人独立的消费决定权[11]。
如果建立在真正交换，即所有物交换基础上的真正市场关系， 用这种办法在消费领域中[12]控制劳动力的再生产，那么在社会主义企业之间采用货币计算仅仅保持了没有真正市场关系的市场形式。
因为消费资料的生产费用和消费品的出售价格用货币计算，生产资料用同样的方法计算也就比较简单了。这些产品的生产费用显然能很容易地计算成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和货币表现形式之间的换算表格能够被用在消费品的生产费用上计算原料和机器的投入。尽管如此，这种方法也不必要地加重了计算困难，而没有以任何方式改变一个国家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过程或流通现实。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市场和货币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却带来一系列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相矛盾的经济和社会的必然后果。在另外一节中，我还将研究社会性的计划对商品关系这种残存的作用。
这里，我只想提几个最重要的社会问题。货币和市场经济的继续存在保存了异化的所有旧形式，同时又引起新形式的产生。
市场和货币关系是产生国家和社会官僚化危险的主要根源。由于个人利益在日常生活中起很大作用，有意识地保护个人利益就有助于个人致富倾向的重新出现。如果认为市场范畴的残存是生产力不发达的后果；如果因此认为首先必须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甚至认为不惜鼓励非社会主义的动机，为了以后在物质相当丰富的基础上再开展反对追求私有制的政治斗争，那就是一种机械的、非辩证法的论证。按此方式将经济和社会过程相分离，是不可能的。要真正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使二者结合起来。认为单凭“物质刺激”和“市场机制”本身就能使生产和经济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这是一种根本未经证明的看法，它至今没有得到最终的证实。还必须强调，没有理由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会自动使反对个人主义的斗争更加容易。很可能正相反，有意识地将经济管理与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在几十年中将不会抑制个人主义的社会态度。如果生产力达到更高水平的话，这种倾向甚至会更加突出。苏联、东德和捷克十五年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经验就证明了这种看法。
因此，为了避免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要求执行具有远见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使两种情况持续地结合起来，即：只要有必要，就持续地保留市场范畴；只要有可能，就有意识地削弱它。不应把市场范畴的消失看成是社会的“一次行动”的结果，而应看作是一种必须很早就开始的、并随着物质和知识财富的增长而不断发展的趋势。我在另一个地方分析过使市场范畴消失过程成为可能的经济条件[13]。当然，这一过程将取决于有意识的关于哪些事项应优先进行的决定（关键是社会需要，而不是个人要求和生产率情况），但这种决定必须民主地由生产者自己来作出。
只有把利用市场范畴和促进它的消失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运用目的和手段的辩证法。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日常标准才会逐步提高。否则，创建一个新社会就是空想。
社会主义计划和价值规律
“实际上，没有一种社会形态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整生产。但，只要这种调整不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自觉地控制——这只有在公有制情况下才有可能——来实现，而是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动来实现，那么事情就始终像你在《德法年鉴》中已经十分正确地说过的那样……。”[14]
这是以简略的形式表述的通过有意识的计划控制的经济和靠价值规律来调整的经济之间的基本矛盾。
由价值规律控制的经济是一种生产和投资都由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决定的经济。而在这里起作用的一般不是个人的各种需求不同程度，而是收入差别。这种生产一般都首先满足特权阶层的需要。在一般群众的最基本需要尚未满足之前，却产生了各种奢侈品。现代化住宅的房租是由“市场法则”决定的，因此现代化住宅只是为最高收入阶级所问津。与建立在个别企业基础上的市场法则相一致，提高社会消费（教育、卫生、一定的社会性服务）是“无利可图的”，因此，为了扩大“有利可图”的个人消费，社会消费被有意识地牺牲了。因为个人消费由生产带有出售利润的商品来满足。显然，受这种规律支配的经济不大可能通过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而消灭。相反，在更大程度上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率才能使之消灭。与这种发展的逻辑相联系，投资的决定将越来越多地由企业一级来作出。这种由市场规律控制的生产伴随着投资决定权的分散化，将越来越多地恢复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周期性的运动，积累不足之后又出现积累过剩，出现周期性的失业及生产过剩等现象。
而计划经济却表现得相反，较少的社会财富不是盲目地（背着生产者）由价值规律支配，而是有意识地根据事先确定的重点来分配。在由社会主义民主统治的过渡社会里，这种重点的选择由广大生产者民主决定。这种有意识地有重点的发展是进入最后消除雇佣劳动与劳动者异化现象阶段的唯一道路，既不需要全能独裁的官僚统治（如斯大林式的苏联）也不需要日趋占优势的市场控制（如南斯拉夫）就能实现这个目标。
官僚独裁与市场无政府状态的结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看成是正确的选择。
有意识地事先选择发展重点并不意味着“无视”或“拒绝”经济核算。它只意味着，1。经济核算是以科学的生产费用而不是以销售价格来实现的。2。这种费用是根据一个包括各种经济关系的公式求得的，任何一个成本因素都不能被忽视[15]。3。这种费用不会自动变成投资。
严格地讲，——按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说法——只有在“一切其它条件均相同”的条件下，投资的决策才取决于费用，但这几乎从未出现过。实际上，与“促进经济合理化”相背离了，“价值规律”与“经济成本核算”之间的混乱越来越违反这种合理化，并趋向于使市场经济的弊端与官僚意志的弊端结合在一起。这种概念上的混乱已成为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荒谬前提[16]。没有一个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经济能完全受价值规律支配。任何一个地方，甚至在南斯拉夫，价格也仍由政府统一确定，或者在不同程度上受政府的决定性影响。没有一个地方的销售价格是“真正的经济价格”。因此，就产生一系列价格失真现象，它虽然被各种新经济形式所限制或削弱，但不能消除它。这种现象的严重后果是经济现实丧失了它的透明性，而且不可能计算真正的生产费用。要克服这种困难，首先有必要全面采用双重簿记制度，使真正的生产费用与建立在多少可任意买卖的价格基础上的货币计算区别开来。这是使中央决策部门，更重要的是使企业集体，能够作出自觉的决策的先决条件。双重簿记制度可以向他们提供必须掌握的起码的信息。
从历史角度看问题，计划原则和市场规律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第一次揭示这种矛盾并阐述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法则的功绩应归于奥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提出计划原则应不断排挤市场法则[17]，认为排挤市场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认为价值规律——也不太像商品生产——不能够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一下子被消除[18]〔注：原译文“并认为价值规律能够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一下子被消除”有误，感谢读者指出。现参照英文版，改为“不能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价值规律在很多领域仍将继续存在，尽管不再是全面或自动地存在于经济之中，但仍在农业和手工业的简单商品生产中存在着，并继续影响着国营和私人企业之间的交换，尽管它已不再起控制作用了。同样，价值规律还影响用于生产消费品的全部资源在直接为“最后消费者”进行生产的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
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计划经济能够“充分利用”价值规律（更准确地说是市场机制），以便使消费品的供应更快而且准确地适应需求。这样，不仅在收入上（及其结构），而且在价格上（受计划限制）能照顾到需求的灵活性。这就是目前在苏联推行的利别尔曼改革的合理部分。市场机制并非是计划经济为达到目的所能利用的唯一或主要的手段。数学经济的计算[19]和消费者的直接协商以及生产者大会上的讨论都能被充分利用来达到供求平衡的目的。这样做有两种好处，一方面有可能更准确而民主地了解和贯彻群众的需求，另一方面便于制订经济预算，进一步防止财富的浪费。
是死板的计划还是灵活的计划
与计划和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紧密相连的是计划的形式和方法问题，这些形式和方法可能是死板的、集中的，也可能是灵活和分散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主要受目前存在的唯一现实的计划模式的影响和干扰，这就是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对每一个细节都定有指标，并过分集中了[20]。
这种“模式”的缺点是数不胜数的。当揭露这些缺点还没有在官方的共产党范围内流行起来时，我就曾指出过这个问题[21]。另外还有一种看法也是不能接受的，即认为这种模式“适合”于“外延式”的工业化时期，如果有必要转换到“内涵式的”工业化时，这种模式的可利用性就不存在了。
为各个企业“考虑”出来的大量的繁琐而又相互矛盾的指标，包括物质生产、价格、质量、原料的充分利用、工资额、劳动时间的消耗和生产方法和规模等指标，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出现、并在战后十年里普遍形成的混乱现象。主要的计划目标——在当时是使用价值的生产——经常是通过破坏其它指标来实现的，即通过计划的完全被否定（黑市买卖原料、增加劳动力和地下商人的出现等）来实现。这种经济活动方式造成巨大浪费。
斯大林模式不是简单地由于缺乏经验、对理论和实际的错误估计或缺乏总的概念而形成的，也不是国家贫穷或生产力不够发展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反映，它更多地反映了苏联国家政权的一定的社会结构。此外，斯大林的计划模式既不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所必不可少的，也不适合苏联的政治利益。它适合于一个特权官僚阶级的需要，适合于惧怕并压制任何批评、创造性和民主讨论的政治领导“模式”。这个特权阶级依靠的是官僚等级制度中各级的盲目服从、卑躬屈膝和傲慢专断。
改变这种计划模式的必要性，并非因为它没有收到效果，而是因为从官僚政治本身的立场来看，它已不再是有用的模式了。先后出现的对这种模式的改造（首先是赫鲁晓夫，然后是利别尔曼的改革，以及在波兰、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出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改革）都倾向于用自然的经济机制即“反馈作用”代替上面的“命令”。这导致了官僚制中官僚主义统治的基础进一步扩大了，即中央政治官僚得到了技术和“经济”官僚的补充，但人民中的基础并没有因此而扩大。
从真正有效的社会主义民主立场来看，大部分东方“改革家”以及他们的西方辩护士感到进退两难的处境实际上是多余的。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可转述为：要么是官僚体制的过分集中，要么就是市场机制；要么是上面的任意命令，要么就是自发的经济刺激。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看，不论是官僚体制为所欲为所造成的损失，还是盲目的市场机制所造成的损失都同样是不能接受的。这只不过是异化的两种不同形式而已。如果说，一定的损失在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在这两种状况是自由讨论和多数决定的结果时，即建立在全体无产阶级自由决定的基础上时，才能摆脱它的苦味[22]。
解决这个看上去似乎是进退两难的问题的正确答案既不能从按斯大林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和繁琐的计划中找到，也不能从南斯拉夫模式的灵活分散的计划中找到，它只能在由多数工人组成的工人全国代表大会的民主集中的计划中去寻找[23]。这个代表大会必须有可能在各种不同的计划草案中进行选择，大部分的辩论应公开地，并在反对派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计划机关应直属代表大会。它有权在自由讨论之后，取消个别企业的违反计划指标或有损计划贯彻的任何决定。
在这种条件下，那种在斯大林时期盛行的、给企业制定详细指标的计划将废除，但是人们也不应依靠“物质刺激”和“货币机制”去完成计划规定的大部分目标。重要的投资一般应继续实行统一决定，但首先要符合民主原则。只有附加投资和少量的扩大投资将由企业自行决定。企业利润主要应依靠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努力降低成本来实现，而不是靠在销售中牟取利润来保障。工人集体的直接监督将代替统一计划当局的各种指标和“管理官员”的控制。应使工人集体能够从企业取得的成果中获得物质利益，从而关心它的发展。但这种物质利益应有一定的限制，不要因此扩大工人阶级的收入差别（特别是由于个别企业和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力的差距造成的差别）。利用自由联合的权利来民主决定各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政治问题）要比通过经常只能是消磨意志的口头讨论更能激发工人的创造性（因为口头讨论是表面的空谈，而结果是建立在一系列参加者对此不起任何作用的各种因素上）。
投资和消费
1917年以来，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国家之所以遇到许多特殊矛盾和问题，其客观原因主要在于既要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同时又要进行新社会的建设这一需要。这个必要性是由于革命在较落后国家的暂时孤立所造成的。然而，即使资本主义在工业发达的国家没有被推翻，即使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性是不可避免的，但也决不能认为：在较落后的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中，群众生活水平的下降和个人消费增长的极端缓慢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这些客观因素加上苏联和东欧各国是按照斯大林经济政策模式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状况给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带来巨大损失。它给西方国家人民群众的印象是：社会主义就是枯燥无味的简单化统治、使人气馁的生活水平，此外，统治者享有无法估量的特权。
斯大林官僚统治的经济政策建立在两种看法的基础上；一是最大的投资额将保证最快的经济增长；二是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要求优先发展重工业。从理论上看这两种观点都经不住批评的考验，特别是因为它们忽视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反作用，这种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将影响生产者各方面的消费。这种观点在苏联和几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中的应用，造成了大量计划错误、完不成任务和各种项目的比例失调，给当事国造成不必要的、又不可避免的损失。如果采用较低的积累率，人们也可获得同样的或更好的结果，因为较低的积累率可以通过生产率的较快增长得到弥补，而生产率的增长则是生产者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经验得出类似的结论：假定最高的增长率是自动地来自最大的积累资金，但可供支配的资金也不能随意在投资和消费之间进行分配。
投资和消费之间存在着一种较复杂和微妙的，但在理论上是可以确定的交替作用关系，因此，创造最迅速和最平衡的经济增长最佳状况并不一定与最大限度的投资相一致。
具体说就是人们只能在一定时间内有效地号召群众做出牺牲，取得群众对限制消费品措施的支持。但长期对生活消费品进行限制以及新工业中心长期存在房荒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社会危机，它必然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消极作用。
实际上，上面提到的假设只不过是对严重政治错误的一种掩饰，这种错误来源于斯大林的理论，是斯大林派在苏联开始实行的，并导致苏联领导人过迟地下决心开始加速实行工业化。
这一犹豫迫使官僚集团跳跃过许多阶段，即应在8—10年的时间内而只用5年，甚至4年时间从消费基金中抽取经费为重工业打基础[24]。这样，生产者在消费上做出的牺牲显着增大，这又反过来使投资收益大大低于最初的计划数字。
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生产力是日益受到较好教育和较有觉悟的人。因此，无论如何不能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观点出发，把“劳动力再生产的所有费用”（不仅是个人消费，还包括受教育、培训、文化活动和经济政治制度的民主职能）当做“损失”。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这种费用最终会成为“最有利可图”的投资。
物质刺激和精神鼓励
社会主义建设中，利用物质刺激和精神鼓励的问题要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观点，即从对社会和个人的利益出发来考察，因为正如我们所见，增长率不只和投资基金有关。不仅是生产者的绝对消费水平，而且还有消费的增长率都影响经济的增长。这就是说，从宏观经济出发，有规律地提高生产者的生活水平是“物质刺激”，它对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否认这一点只能说是陷入唯意志论，并为前进道路造成严重困难。
有了这种一般的看法，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而仅仅是问题的提出。只有从这种一般的认识出发进一步看到社会各阶级、阶层和个人不同态度的特殊问题，才能明显地看到真正困难所在。
另一方面要看到，在简单商品生产（农业和手工业）方面没有实现实际收入的增长就不可能提高出产量，或长期保持原状。如果国家和市场经常索取农民的剩余产品，并用越来越多的只能得到同样多的工业品（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钞票做为“抵偿”的话，那么他们将向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发展[25]。生产的增长将不会很快，并不会推动经济的总的增长或给经济的总增长以极小的推动力。
工人的个人生产效率也是这样吗？起码可以认为迄今的历史经验对此还没有给予最终的回答。实际上，无产阶级内部的“斯达汉诺夫”等工作法创造了一种新的劳动态度，它是以牺牲全体来提高个别人的劳动生产率。鉴于这种方法必然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不满和对劳动生产率所起的副作用，所以这种方法的总的优点也不一定很多。
同样，对于计件工资和强化劳动的其它方法也是一样。实际上，除了在实行社会主义经济的某些国家不允许采取一些直接强迫的形式外，“物质刺激”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必须受到相当的重视。尽管如此，这种刺激的结果一般还是不大的，如果不是无足轻重的话。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应表现为总利润的提高，而且也应表现为纯利润的提高，所以，劳动力的不断贬值（考虑到因事故而增加费用、生病人数的增多、缺乏供应等）应计算在内。一般地说，纯利润根本没有或很少因此而有所提高。更不用说，这种方法还对无产阶级的团结和战斗性带来消极影响。
因此，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和整顿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要比提高个人劳动生产率的办法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此外，上述办法很少要求对个人进行物质刺激。
最好是通过集体奖金或参与分享企业取得的超额成果来促进上述办法的使用。如果在企业内部还同时努力克服等级制度，那么，这种刺激形势还有促进工人阶级统一和团结的优点。
此外，促进生产者技术和文化的提高显然也是必要的。
从理论上讲，自从整个社会承担了教育开支以后，这种技术和文化的提高就不应是物质利益的基础，因为这笔开支是由集体，而不是由个别生产者或其家庭承担的[26]。实际上，对质量完成好的工作完全不给特殊的报酬，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因为这种质量好的工作付出了额外的劳动和气力。因此，质量奖应看成是合理的。这是符合列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列宁认为，不熟练和熟练劳动力之间以及体力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给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带来一定的质变的危险[27]。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把这种危险降低到最小限度，并要严格保持实行下述规定：即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收入要限制在技术工人的水平上。严格限制机关中高报酬人员的数字，坚决保障群众的批评权利，以便能监督他们；给工人增加情报来源和教育经费，扩大政治领域里的社会主义民主，给各种倾向以存在的自由，以及在社会主义前提下保障党派的自由，言论自由和科学、技术文化自由等等。
由于 “物质刺激”对个别大工业没有带来多大利益，而且还可能造成经济损失，所以，“精神鼓励”的作用就越加明显了。但是，只有当给人们以“精神鼓励”的国家管理机关和经济领导是受群众支持的，“精神鼓励”、即工人的革命热情、创造精神和自觉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才能长期地奏效。
如果群众不参加讨论和决定事情，那么“精神鼓励”就可能慢慢成为一种受人控制的、对发展生产很少起作用的手段。
一长制还是工人自治
在斯大林时期，列宁曾在特殊情况下同意的、并原则上只用于技术过程的“一人领导生产过程”的原则，逐步在各个经济管理部门推广了[28]。工会的反对力量逐渐被消除了，它实际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前虽然没有在法律上得到保证，但无疑是存在的。在赫鲁晓夫和赫鲁晓夫以后的时期，虽然进行了“非斯大林化”，并逐步恢复了工会代表在企业内的协商权，但并没有对一长制的领导原则提出怀疑。
这种制度与马克思主义原则无论如何没有丝毫共同之处[29]。它必然导致经济和政治大权集中到官僚手中，并造成劳动群众逐渐对生产缺乏兴趣的恶果，它使社会主义建设失去强大的动力。
当然，另一方面个人服从统一的决定也是无可争议的。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那样，这是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必要性。这对大工厂和整体经济来说都是如此，这里除了倒退到个体手工业式的生产或者服从于市场更加异化和盲目的强制要求，此外没有其它出路。尽管个体生产者要服从一个有意识集中的权威，但是，只要集中的权威不再是由上面指派和不可推翻，而是由基层选举并可撤换，这种个体生产者服从于集中的权威的情况并不一定要导致官僚主义、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对此表示怀疑的批评者，正像我在其它地方所指出的[30]，混淆了政权的社会原因以及执行权力的技术形式。“决定社会剩余产品的人终究要控制整个社会”，这是托洛茨基从马克思那里接受的观点，它的内容包括官僚阶层对社会剩余产品支配权的控制牢固地落在劳动群众手中。任免企业领导（工人委员会的领导）要通过所有企业成员，所有技术和商业干部都应服从这个整体的领导，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工人自治的核心。
真正的社会剩余产品不是在个别企业，而在整个经济范围内形成。如果“联合起来的工人”拒绝把一部分支配他们劳动产品的权力交给集中的主管部门，那么，他们真正参与决定权的可能性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因为他们将长期屈从于无政府的市场法则的盲目专制统治。如果把支配剩余产品的权力交给由工人选举的、受工人监督，并随时可以撤换其成员的集中的主管机关（工人代表大会），这最终将有助于保护和加强工人阶级的决定权力。
工人管理自己所在企业的权利和有效地行使这一权利完全是两回事。这是因为受过去残余现象的限制（缺乏教育和技术能力；在其它生活领域中的困难；特别是为家庭生活操心；由于缺乏觉悟而缺乏兴趣等）。最主要还是受过渡时期社会经济条件本身的制约：如缺乏情报，缺乏与其它地区和国家工人的联系；对监督和讨论自由的限制以及很长的劳动日。后面提到的几个因素对发展过程来说是决定性的。如果这些因素的作用增加了，工人自治就趋向于向蜕变发展。如果这些因素的作用消失了，工人自治就增加了真实性。
无疑，关键是彻底缩短劳动时间，使工人有可能现实地分配一天的时间。在这一天里他不仅参加直接的生产，同时还可以搞社会活动（不仅在企业内部，还可以到地方、地区和全国。不仅搞生产活动，而且还可以搞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生产活动和对剩余产品的真正支配权的迅速一体化。
个体的和集体的农业
众所周知，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反对强行消灭小农的财产所有权。只有当小农相信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时，它才能加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来[31]。
恩格斯怀疑那种认为保持私人农业成分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起一种严重经济问题的看法。他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因为他考虑到在某些国家，工业已能够向农业充分提供产品，在那里城乡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私人资本原始积累的来源；因为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已高于农业。
苏联和以后的南斯拉夫以及中国等所谓的人民共和国的经验证明，在农民占多数的比较不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他们的经验证明，任何强行消灭小农对土地或劳动产品所有权的企图都会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苏联“强迫农业集体化”时期和以后中国“大跃进”的第二阶段农业生产的下降都表明，如果农民既得不到利润，又不能满足需求，那么，工人国家就不可能迫使几百万农民有效地完成农业生产。50年代在几个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也有类似的教训，不过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较小。
另一方面，这个教训还说明，把一个落后国家私有制的农业并入社会主义经济的尝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威胁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的不断增长的矛盾和紧张气氛。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教训在东欧，特别是波兰，得到了验证。
只要农业还全部或基本上是私有的，而且社会主义的工业还很薄弱，那么，私人农业就是工人最重要的供养者，因为要靠进口保证供应，经济条件还达不到。但农民也不相同，土地改革以后他们趋向于分化，分化为富农、中农和贫农。能够到达市场上的剩余产品仅仅来自前二者，而且这些剩余产品逐渐集中到想利用出卖剩余产品来赚取利润的富农手中。如果工业落后，那么屈从于这种倾向就意味着大部分社会剩余产品不是转变成社会主义积累，而是变成为私人资本积累[32]。在这种条件下，抵制这种压力就造成“粮食生产者的罢工”的危险，并由此而产生饥荒。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出路是了解农民的社会多样性。可以肯定，在实行工业化的条件下富农和一部分中农对于放弃产品的私人占有是不感兴趣的。私有制经济很快地、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农民不平衡的发展，出现了贫农阶层，他们可怜的收入无论如何不能保持他们仅有的一小块土地和私有制（更不用说大地主的和农场的工人了。几乎所有落后国家的农业工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后都准备参加农业集体化的试验）。因此，工人国家必须优先考虑成立主要是雇农和贫农参加的农业合作社或集体组织。这些组织在初期必须接受国家的投资和贷款，使他们能够以比私人经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进行生产。这些组织必须能够给它的成员提供比中农，甚至一部分富农还要高的生活水平。
建立这种经济部门——尽管它还很弱小，却是完全建立在农民自愿加入的基础上——就能实行机械化〔注：“实行机械化”乃误译。查原文为set in motion a whole series of mechanisms，即“开启一整套机制”。——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保证迅速解决私人农业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城市供应将很快摆脱富农的垄断[33]。集体和私人农业之间的竞争将制止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富农就是利用提高农产品价格得到大部分剩余产品的）。合作社和集体农业企业中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将逐渐促使大部分中农参加到这种经济成分中来。把他们合并到社会主义经济中既不需要恐怖手段，也无需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相反，生活水平还会有所提高。这种办法将阻止农村中不断增加的社会紧张现象，并消除与此相关的消极的社会现象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斯大林派在苏联造成灾难性的错误在于，不仅推迟了不断增长的农业集体化，也贻误了为农业集体化提供必要机器设备的工业化[34]。他们在对付富农威胁方面，决心也下得太晚了，而且是在不利的情况下才下的决心，因为事前没有看到这种危险。对富农采取行动造成了强迫集体化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刚成立的集体农业能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的话，拖拉机和农业机械都不够用。这就是三十年代斯大林农业政策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35]。
自给自足和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
苏联领导人不是基于理论错误就是基于对苏联经济资源的过高估计而决定使苏联的经济朝着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他们认为在工业发达国家发生革命以前，这条道路似乎是唯一可行的。由于帝国主义工业具有强大的优越，没有一个较落后的国家能在参加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有效地推行本国的工业化。国家的外贸垄断是不可缺少的保护性措施，以便使像苏联、波兰和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能够建立起初步的工业基础。
但是，在外贸垄断保护下的经济发展和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是两个不可混淆的完全不同的概念。外贸垄断必须保护已开始建设的社会主义工业不受较便宜的资本主义商品竞争的损害。但它的目的绝不是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范围内建立起在其它国家业已存在的所有工农业生产部门。这样的大胆行为完全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走这条道路就会给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的生产者造成额外的、无益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损失。具体的道路应该是，主动地估计到在与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贸易往来中存在的利弊，同时，一定要确定优先发展项目（国防、工业化需要的设备和科学精密仪器等）。“损失”这个概念也是相对的。宁可出售带有一定“损失”的商品，以便能进口具有“国际市场价格”的其它商品，如果这种损失小于由于建立注定要长期亏损的工厂而造成的损失。如果这种带有亏损的出口商品，不仅对国内经济，而且对国际市场来说，能成为“有利的”成品工业的基础，那么，不惜亏损出口这种商品也就没有道理了。但是，如果这种出口造成的损失比建立这样一些新厂的损失还大，（这些厂是用这些出口原料制造产品，代替过去高价进口的产品），这也同样不能认为是合理的。
为对付外国竞争而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的必要性要尽量少和自给自足经济的“社会主义思想”相混淆。不言而喻，只要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国家里的生产率比帝国主义国家的生产率低，那么，这种贸易保护措施的必要性就始终存在。随着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地区生产力的增长和这个地区在地理上的扩大，就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越来越多的部门，它们的产品在劳动力耗费上——在同样质量的情况下——比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比大部分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更小。这时，与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贸易不再是必然的坏事，而是真正有利可图的了。这时，资本主义市场将被迫为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为搞社会主义积累而进行的贸易做出贡献，因为在较高的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条件下商品交换会产生从帝国主义国家向工人国家转移价值的后果。
国际分工的优点将通过一定的专业化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利用，这种专业化使已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国家的特殊地理、气候和劳动力资源更能发挥作用。工业化（包括农业工业化）越发展，一系列社会主义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水平越高，国际分工的优点将不受特殊自然资源的影响而为工人国家所充分利用。然后，这种在一个或几个工业部门所取得的超越了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成果将在日益扩大的程度上被充分利用起来。能够达到这一目的的原则也很简单，即以比帝国主义的竞争更便宜的高于实际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售商品。今天，苏联和几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特别是东德和捷克）的工业化和他们已达到的发展水平已经使他们的劳动生产率高于那些出口原料的不发达国家。苏联与几个东欧国家通过与不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价格”基础上进行贸易在经济上剥削他们，即占有这些国家付出的部分劳动。总的来说，这种政策是矛盾的，因为它将帮助帝国主义通过“国际市场价格”控制这些国家，甚至还可能为帝国主义资本提供理由，说明它剥削这些国家是正确的[36]。但真正的丑闻则是用这种政策来对付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国家。
工人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胜了资本主义的地区的扩大带来了一些具体问题，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这些问题只能提出一些模糊的预见[37]。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在制定计划和利用本国资源的问题上如何确定最大限度的民族自治权的问题。抽象地说，就人们倾向于把已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各国的资源合并起来，为各国的经济发展制定统一规划。这看上去像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它把普遍存在的滥用和重复开支限制在最小程度，并能最有利地充分利用国际分工原则。当然，反对这种极端做法的也有两个有力的论据。第一，在历史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弱小的或几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剥削曾引起这些国家强烈的民族自治要求，并对一切大国，包括那些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国家，产生了不信任。此外，苏联的官僚政权，特别在斯大林时期[38]，对弱小国家的民族压迫更加深了这种不信任。一下子在所有工人国家实行全面经济一体化将触犯这些不准备放弃大部分主权的国家的民族感情。这种对抗将带来激烈的政治和社会冲突。这个障碍需经过很长的过渡时期才能克服，要在有关民族取得了工业发达的工人国家大公无私和相互团结的实践经验之后才能消失。第二，各国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基础上把资金完全合并到一起，不但不能加速，反而扼制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现有的发展工业的资源的重新分配将有利于工业落后的国家，并有损于整个非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技术发展。与中国那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平均分配资源将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其它国家生活水平普遍的迅速下降，并很快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产生不利的后果。
所有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源全部合并的办法是不可取的，但各个工人国家完全独立发展经济同样也会产生简直使人无法理解的后果。今天的东欧和亚洲的状况足以证明这种谬误，例如：远远低于利润水平的产品（如汽车）的平行发展，像东德这样的国家，尽管它没有钢铁工业的必要原料却坚持发展本国的钢铁工业；波兰采煤业的不断扩大造成产量过剩和慢性生产过剩的后果，因为煤是波兰少有的国家资源；中苏在中亚边境地区缺乏共同开发自然资源和发展半荒凉地区（包括移民）的合作；工人国家之间在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竞争（在有些地方这种竞争已延伸到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品方面）。显然，各国官僚体制所表现的狭隘民族情绪只能在主观和客观上增加经济一体化的困难。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避免走两个极端：不是全部一体化就是各国完全独立发展。必须发展一种工人国家逐渐一体化的制度，只要当事国还没有真正相信放弃主权的好处，这种制度就要尊重各国的计划自主权，同时也要发展必要的联合。实现这种联合不仅要建立一系列共同计划机构和制订一系列共同计划，而且要有意识地努力平衡工人国家不同程度的发展水平。
关于机构问题，要想很容易达到一体化，首先要建立货币联盟（先是双方自愿的，然后是全面的货币自由兑换），然后再建立联合货币，并建立某些部门的共同的计划机构，共同制订两国或多国的长期计划。
关键问题是，各种实验不应在客观上成为“穷”国服从“富”国或受“富”国剥削的手段，更不应在主观上被看成是一种剥削手段。因此，有意识地、有计划地将资源从较发达的向不太发达的工人国家的转移是绝对必要的。如果这样做能在一定程度上不破坏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而且不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这种转移就能成为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道义和政治立场出发，这种转移就更有必要了，因为它最终会成为平衡发达国家所取得的利益的唯一途径，而这种利益是从具有不同劳动生产率的国家之间的市场价格不平等交换中产生的。
注释：
[1] 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至于凭空推想未来社会将怎样调整食品和住宅的分配，——这就是直接陷入空想。从研究以前各种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出发，我们顶多只能断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倾覆，旧社会所特有的一定占有形式就将成为不可能的了。甚至过渡的措施也是到处都必须适应当前存在的关系；这些措施在小土地所有制的国家里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国家里将大不相同，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48页）
[2] 他在自己的关于巴黎公社的文章中清楚地看到了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中社会官僚化的危险。
[3]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的著名章节，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章中所指出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一种社会方式，在这个社会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以后，“具体劳动”有可能转换成“抽象劳动”，转换成一般做为创造财富的手段的劳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2页）
[4] 我们从斯米尔诺夫那里得到的两个概念头一次被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新政治经济学》中得到极为详细的阐述。
[5] 在潘涅库克推动下，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波尔迪加曾坚持这样一个论断，认为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开始后重新恢复资本主义。这种理论不是别的，而是仇视十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奥托·鲍威尔的思想一个直接的分枝。
[6] 托洛茨基1923年在《新方针》中就已经同时主张回到议会民主并执行加速的有计划的工业化。
[7] 后面，我将回过头来再谈由此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它推迟了工业化和逐步发展的农业集体化。这种灾难迫使斯大林派在1928年以后实行了加速的全面农业集体化。
[8] 参看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学》，特别是奥托·诺伊拉特的《社会化的实质和道路》，1919年慕尼黑版。
[9] 特别是考茨基1892年的《爱尔福特纲领》（1908年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第9版第158—159页）教育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几代人，包括俄国人。
[10] 必须记住马克思所说的：只有独立的、彼此不相依靠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能彼此作为商品相互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页）。
[11] 如果无产阶级不可能在消费方面有独立决定权，那么他们面临的危险就是在缺乏使用价值时他们的劳动将变成强迫劳动。
[12] 在服务行业则不是这种情况。与社会为这个目的所提供的资金相符合时，分配才能在卫生、教育、城市交通、电化、煤气和住房建设的需要基础上进行。
[13] 参阅《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祖尔坎普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8年版第710页。
[14] 马克思1868年1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5页）
[15] 我们不要忘记把下列费用计算到一项工程的投资费用中去，即基本建设和公路建设费用、原料和产品的运输费用、自然环境造成的损耗（空气和水的污染造成的间接后果）、估计由于转移劳动力而必须建立学校、住宅和消费中心所需的社会费用等等。资本主义制度在计算个别企业的利润时忽视了大量这一类费用，因为这种费用已经社会化了（国家接受了这种费用），或干脆没有注意。在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中这些因素都被计算在内，它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增加了。
[16] 参看乌布利希的《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创造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反对西德国家垄断统治制度斗争中的作用》，1976年9月13日《新德意志报》。
[17]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克拉伦多出版社，牛津版，第136—146页；《新方针》，1971年柏林版第175—189页。
[18] 托洛茨基甚至谈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商品流通的“极度扩大”。因此，他发现商品生产的扩大基本上与俄国大部分自然经济的消失相联系（就是“生产和就地消费的那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就得这样理解他的公式，即“所有产品和劳务在历史上头一次开始对换其它产品和劳务”。
显然，这不适合于比1917年的俄国更发达的国家，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经济和自给自足的农场大部分已消失。
这也不适合今天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苏联，无疑苏联具备了允许市场范畴开始消失的条件。
[19] 例如，可以制一张图表（数学曲线），如果这个图表不是在价格发展失真或发生突然跳跃的条件下被迫产生的话，并且包括了许多年的数字，从而能显示出支出状况的变化，那么这个表就能提供关于不同收入集团为支付不同商品和劳务的家庭开支状况。
[20] 这里要特别提到雅诺斯·克尔纳斯的文章《经济管理过于集中》；戴维·古利克的《苏联企业经理的首创性和独立性》（载《美国苏联和东欧评论》1952年十月号）以及约瑟夫·斯·伯林纳尔的《苏联企业的情报交流》（载《经济学季刊》1952年八月号）。
[21] 参阅埃内斯特·曼德尔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1968年法兰克福版第576—609页）。
[22] 南斯拉夫的经验证明了那种认为企业基层的工人自治将使工人非无产阶级化这种看法的空想性和诡辩性。因为自从有了市场经济以来，就有工人失业的危险，就像其它企业做出了错误决定（投资过多等）工人就要受到惩罚一样，工人离“当家作主”还相距甚远。
[23] 这一点只有通过明确规定代表大会多数成员的最高收入限额，从根本上防止工人委员会由官僚们所组成，才能获得保障。
[24] 参阅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书中第576—586页、609—620页、660—666页的准确的表达。
[25] 这种状况近年来在波兰引起了“马猪循环”：农民将把增加出售猪肉的收入用于谷物生产，再用不断增加的谷物在私人庄园喂养马匹，它又重新使扩大猪的饲养成为可能。
[26] 恩格斯《反杜林论》（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41页）。
[27] 参看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27卷第229页：“高额薪金的腐化作用要影响到苏维埃政权……，影响到工人群众，这是无可争辩的。”
[28] 列宁的某些提法是模棱两可的，这特别反映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现在，我们愈坚决主张有极为强硬的政权，愈坚决主张[b]在一定的工作过程中[/b]，在[b]纯粹执行[/b]职能的一定时期实行个人独裁制，我们就应该有更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来杜绝毒害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性，反复不断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列宁选集》第3卷第527页）
[29] 恩格斯在和无政府主义的辩论中（1872年的《论权威》）认为企业中集权的必要性是适当的，同时明确指出这种权威必须从选出的代表中产生或由全体大会多数人决定。（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3页）
[30] 我在我的《卡尔·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1843—64）》（1968年法兰克福版）一书中逐个分析了这些问题。
[31] 参阅弗·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
[32] 列宁强调，简单的商品生产经常导致重新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32卷第338页）
[33] 这种情况在南斯拉夫集体经济的农业部门已出现，它只耕种全国15%的土地，但农民却占1/3。一般来讲，50年代中期以来，南斯拉夫推行的农业政策被看做是正确的。（卡德尔的《农村社会主义政策问题》，巴黎1960年版）
[34] 莫歇·列文（《1928—1930年的农业和苏维埃制度》一书的作者）注意到，1924年就已决定在察里津建立拖拉机工厂，实际上在1929年以前却什么也没有生产。因此，1928—1929年有70%的新老集体农庄没有拖拉机。
[35] 1930—1935年期间苏联按人口平均农业生产水平（除工业原料外）低于1916年的沙皇俄国。1960年的家禽生产水平没有赶上1913年或1928年的水平（养猪除外）。
[36] 这里是切·格瓦拉在阿尔及尔亚非讨论会上的讲话。收集在1967年纽约出版的《切·格瓦拉言论集》第106—117页。
[37] 参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他在书中预见了建立所有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各国相互援助的制度。
[38] 这件事同时也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所揭露（这里指的是梅连迪耶·波波维奇：《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巴黎1949年版）。不久后，中国共产党人也指出这样的事实，即在苏联与外蒙古的贸易中，苏联一个汽车轮胎换40只蒙古羊，用一米棉布换50公斤蒙古棉花，一辆自行车换4只蒙古羊等等。（《人民日报》，1967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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