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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急速发展的时代来临了！
——纪念第四国际成立四十周年
（1978）
一
第四国际的成立大会，四十年前在巴黎举行，与会的有十一个支部三十多名代表，主要来自欧洲与北美。殖民地国家只有一位同志克服种种穷困与镇压的障碍，前来参加。
一九三三年希特拉的上台，标志了德国工人运动的挫败。自那时开始，各国共产党内的左派反对派积极分子，便一直努力帮助国际工人阶级先锋队由此得出教训。五年努力的成果，便是第四国际的成立。由于当时第二和第三国际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都已转变成为巨大的官僚的障碍，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工具——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国际——以达致革命的胜利。
第四国际的成立，并不是一小撮人对欧洲工人阶级在德国的挫败作出过激的、忿怨的反应，而是一整代思想明确的共产党员，经过长期的意识成熟过程的成果。希特拉的上台，是不可与苏联这个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堕落分开来看的。对于共产国际转变成苏联外交的柔顺工具，对于纳粹党之夺取政权，对于苏联所面临的致命威胁，斯大林要负重大的咎责。他的反革命政策，单是苏联国内便有成千上万布尔什维克惨被屠杀；他的人民阵线政策，窒息了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革命和一九三七年的法国革命。当时国际工人阶级因一连串的挫败而大受削弱、而消沉、退却、悲观，很多人认为当时为黑暗时期，不知会持续多久。在这个极困难的情况下，托洛茨基和其它的第四国际创立者——如苏联的赖可夫斯基RAKOVSKY，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苏联的第一任总书记），中国的陈独秀，美国的加农，比利时的奥斯拉丁OVERTRAETEN、勒梭阿LESOIL，荷兰的马林SNEEVLIET，西班牙的宁，安利特AIvdade、法国的罗斯麦Rosmer和意大利的托历沙TRESSO，澳洲的傅雷FREY，希腊的波里奥波洛斯POULIOPOULOS，越南的藉秋收TA TH U THAU等——正式宣布成立第四国际，表明他们对国际无产阶级的命运，和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抱有信心。他们对世界、对运动的先锋和成员宣布：“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似乎胜利，殖民地的帝国野蛮主义似乎胜利，但是，我们现处的噩梦只会是本世纪历史上的一个片刻。在正来临的无可避免的这个战争的过程中和结束后，革命会从灰尽中重升起来；劳动群众和被压迫人民会成百万、成千万地起来反抗。将来，是属于社会主义，属于共产主义的，虽然表面上似乎相反。要创造这个将来，必须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党，一个新的革命社会主义国际。”
我们在今天更深信：没有第四国际成立这个宣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干部（他们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而在地理上分隔，很多遭受残酷的迫害甚至牺牲）纵非不可能，也会极难维持其政治生存及连系团结。因此，一九三八年国际创立人，在列宁主义遭遇最困难时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拯救了列宁主义，使它的历史得以延续下去。
二
可是，在十年之后，当世界开始面临冷战，托洛茨基等人在一九三八年表现的革命乐观主义似乎是无根据的。新的革命先锋的大量增长（可媲美一九一七至一八年后所增长的）并没有实现。在一九三八——四O年这段黑暗日子里，第四国际的力量没有比十年前更强大——只是在锡兰和波利维亚这两个半殖民地国家，在工人运动中有了突破。斯大林主义表面上似乎胜利，它伸展到更多国家里。而帝国主义则在国际规模上更强有力地环绕在美国这中心的周围，世界大战似乎正来临，而极大破坏性武器——特别是原子武器——的制造，更加深大战危机的可怕。
今日可以清楚看到，一九四八年仍然存在于不少先锋队中的悲观是没根据的。世界革命的低潮已经过去。南斯拉夫、中国和越南的工农大众一一起来决定性地击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孤立封锁线给打破了；革命将震撼各殖民帝国，以连锁方式由中国革命的胜利伸展到东南亚、阿拉伯世界、北非、拉美（古巴）和黑色非洲。
可是，工人阶级遭受的二十年挫败，累积起来引致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降低，因而一九四三至四四年开始的革命涌起，能够完全地被传统的官僚机关或中派主义势力所压制，而不像第一次大战后的情形。于是，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层窒息了革命的涌起，它们尽全力支持资本主义国家，重建资本主义经济。官僚层从没有遇到工人阶级的战斗浪潮的阻挠；工人阶级的战斗性，本可产生一支新的先锋队，来阻止反革命政策的实行，同时制造更有利的条件，来建立更强有力的革命党。
正当工人运动中的官僚反革命政策，便利了资本主义在西方和日本的相对稳定化时，世界革命的重心转移到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凡两个年代之久。因此，在世界革命过程中，工业无产阶级的比重便相对减少，也因而在发展上比第四国际预期的增长缓慢得多——因为第四国际的纲领反映的是最高水平的无产阶级觉悟，而大工业的无产阶级是最容易达到这种觉悟水平，他们在所有工资劳动者与被压迫者中，是最觉悟的先锋份子。
当战后预期的“突破”并没有发生时，第四国际便经历了长达十五年的一连串艰苦成长和内部危机。这反映在一连串的分裂中，最严重的是在一九五三年，那次分裂要到一九六三年才重新统一。这些分裂的直接原因可能是客观世界局势的新的、预料之外的发展，引起各支部有不同的问题、感受和反应。可是，这些国际分裂没有一个是基于纲领性立场的不同，即是说，历史事实反映出，第四国际这些流派都没有越过阶级界线，或是采取了背叛无产阶级的立场（锡兰的平等社会党多数派除外，他们与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了联合政府）。
所有这些分裂的基本原因，是由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仍然面对极度孤立的形势，它要逆流前进，因此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派系主义便大大增强。在当时的形势下，很多人不耐烦，希望寻找捷径来重组一个革命先锋队，因此尝试使用各种新的策略，希望能藉着它们早日突破孤立的状态。分裂的鼓吹，就纯粹是基于对策略和事态的不同意见，而不是纲领性或原则性的理由。
必须指出：以宣传为主的组织，往往倾向于不能衡量轻重，以为高谈调论就能成事，把痕庠视同坏疸，把一种理论的修正的萌芽（或仅仅是对新鲜客观现象作不同的解释）等同于可能导致工人阶级失败的实际政治行为。它们忘记了，当一***八年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大作出笼时，列宁与卢森堡并未立即与第二国际决裂，直到后者站到帝国主义方面去并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决定性的制动机时，他们才与后者决裂。把一篇倡导错误公式的文章或决议案，与协助资产阶级去破坏群众斗争与革命的行动，划上“背叛”的符号，这无异于实质上替官僚们的错误领导涂脂抹粉，并大大减轻了它们对无产阶级所身受的千真万确（不仅意识上的）的失败所应负的罪责。
本来应该对一种思潮流派进行具体的分析，本来应该运用内部讨论与民主集中制的丰富的辩证法，以达成自我教育与整个组织的发展，可是不耻之徒，却代之不成熟与不可靠的推测（“既然”某人犯了此一或彼一的理论错误，他就“势必”滚到阶级敌人的营垒里去了吧）。对于一个思潮流派来说，只有它的演变及其后的实践，才能决定究竟是暂的，有限度的偏差，或者是确定性地与无产阶级革命大业的实际决裂。人们如若不耐心等待历史的证验，只有害苦自己罢了，更不要说他们在第四国际建党道路上，又多添了些障碍物。
三
自六O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之后，第四国际建设的条件开始有急剧的转变。世界革命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后，终于在政治舞台上出现新的群众先锋队，它的无产阶级成份更大，更不容易受工人运动的传统官僚所控制和同化。这支先锋队的出现，反映了大战后二十年来，革命成果造成的阶级觉悟的提高。不错，这个先锋队仍远未能政治上一致和提供全面的战略以取代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领导的阶级合作改良主义战略；它只是间中在行动上围绕着一些阶级斗争的重要问题与社会民主党及共产党领导相抗衡。不错，官僚机关仍在已组织化的工人运动中占支配地位，而且当群众激进化的时候，它更能在组织上和选举上占便宜，因为以前无产阶级中未政治化的阶层现在加入行动了。同时，由于以上各点，帝国主义社会在一九六八年后遭受的普遍社会危机会延续很久，而且必定带来群众运动的涨潮与退潮。因此，我们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具有利条件来建立组织的。
但整个来说，在这个十年内，第四国际在国际规模上开展了急速成发展的新时期，虽然各支部的发展并不平衡。比起一九六八年五月前夕或一九三八年成立时，第四国际今天的人数强大了十倍，而在政治上或工会里的影响就更大。
至于地理上的扩展，则同样可观。今天，我们在六十多个国家内有核心组织，其中很多是去年才崛起的，而这个趋势到现在还不断在继续。这个扩展，很少是直接由宣传或处于邻近的国际支部所发动形成的。它主要是由“自发的辈代”组成的，即由该国的活动分子或组织本身发动的。他们达到要加入第四国际的结论，是得自他们在本国群众运动中亲身的经验。这点最清楚表明：我们的运动反映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的运动是由历史证实为革命运动的全球性潮流，而不是限于几个国家某一时空条件下的倾向。
我们的全球性和历史证验，有三个原因：
一、我们的纲领有一般的考验力。只要客观地重读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上通过的《过渡纲领》，和一九四O年五月紧急大会上通过的《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本宣言为托洛茨基写的最后一篇纲领性文件），更不用说《被背叛的革命》和《不断革命论》了，就足以看到，我们的纲领在所在基本陈述上，都经得起四十年来的考验——而这四十年是多么动荡和剧变的年代啊！无产阶级为达到胜利而必须遵从的世界革命的三大战略轴心——在帝国主义国家的过渡要求自我组织，以达至双重政权；在半殖民地国家的不断革命；在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在第四国际成立时已订下来，而随后的各次世界大会则在理论和政治上更把它精炼了。
二、我们与无产阶级和工人权力是完全认同一致的。在全世界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中，第四国际是唯一党派，明白主张要争取世界各国由民主选举和民主集中的工人议会直接行使权力。只有第四国际毫不迟疑地宣称：生产所有财富、创造所有科学技术文化成就的人，供应全体人类以制成品与生产工具的人，在组织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上，是不应屈从于他人的权力之下的。
三、只有我们才代表不妥协的国际主义——纲领上和组织上的国际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利益，都是同一的。不能牺牲或忽视任何一个部分。最受压迫和剥削的应特别予以团结和支持。我们没有沾染到“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民族共产主义”细菌。我们免疫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种族主义等的病毒，而我们不会由于机会主义原因而向它们让步。这就是我们今天是唯一在世界规模上存在的组织的唯一原因。第三国际已经在“民族”力量的离心压力下消失，第二国际甚至不企图联系和统一各国工人的斗争。我们的国际主义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我们今天生存的年代，所有事物都已国际化，而人类面临的所有主要问题——所有生死攸关的问题——除了在世界规模上解决外，别无他法。
我们承认，比起一九三八和四八年的情形，我们今天的增长是可观的，但就我们订下要努力完成的历史任务来说，我们的力量仍甚微弱。我们完全未达到群众革命党的阶段。在最近的年代中，在某些国家里，在增长的先锋队中，一些极左组织比我们的支部争取到更多的力量，但他们多为此而迫着实行纲领上和政治上的折衷主义，在葡萄牙和意大利都已产生了悲惨的后果。当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治觉悟成熟时，这些极左组织将面临本身的危机。
我们仍需进行很多重组和统一的工作，对象包括从传统组织或极左组织中脱离出来的流派，才可以说我们已团聚足够力量来发动战斗，赢取工人运动的领导，使之脱离传统架构的控制。要做到这点，我们需要结合最高度的策略和组织机动性，以及纲领上的高度严格性。但是，在一九三八年似乎是幻想、在一九四八年似乎是梦想，在今天不少国家却已开始有更明晰的轮廓了。如果我们能够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继续把我们的组织予以无产阶级化，在国家与国际平面上建立集体领导，维持统一团结，则到这运动五十周年之时，很少革命者将会怀疑托洛茨基的预言的准确性。将来是属于第四国际的，因为将来是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
（星荧译自“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第38期，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