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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共产主义的危机
[比利时] E·曼德尔
（1979）
当然，西班牙共产党是一直处于现在已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发展的最前列。但是在过去的年代中欧洲共产主义的纲领在本区遭到一些非常严重的挫折——在西班牙本国达到某种程度,而在法国和意大利则更为严重。你认为要重新引起它曾经激起的希望和幻想会更加困难吗？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可能看到欧洲共主产义前景的危机是怎样的？
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从目前观点来看，我可以毫无保留地说是如此。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并要区别出什么是推测的，什么是在这段时期内从性质上说是固有的。工人阶级斗争的任何新高涨都将立即使欧洲共产主义计划更加有用和可信，甚至自由资产阶级也是这样看。
例如在法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工人重新采取直接行动。特别是在短期内缺乏任何选举的情况下，这与欧洲共主主义计划的基本原则发生冲突。自从左翼联盟建立以来，它一直命令工人：不要罢工，要准备用选举的方式夺取胜利。好啦，选举计划失败了，现在罢工高涨起来。自然，用零星的行动反对政府的凌厉攻势是根本无效的。工人们了解这一点，而我们同志宣传的总罢工在工人中间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反应。即使这不是充分的回答，但至少是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一步。包括共产党工人在内的法国工人先锋队正日益变得忍耐不住。
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还不清楚。对此，我不预言会出现一次新的1968年五月风暴，甚至说一次总罢工。但如果罢工和直接行动的浪潮继续高涨，对于许多人来说左翼联盟或一些类似组织也许开始不像那样邪恶了：劳工运动中不够激进的成员，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可能连一部分资产阶级本身也是如此。
我们在所有欧洲国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依然如下：只要革命左派对于工人阶级目前的群众性的政党来说并非强大得足以被视为一种可靠政治选择，只要工人们具有足够的经验和觉悟，认为现有的这些政党不能完成反对资本主义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那些政策，客观上就存在着一种任何特殊的策略、宣传路线或协定都难以克服的僵局。如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党所有的领导人能够弥合他们之间的分歧，也许他们会以多数选票赢得选举的胜利。法国的分歧不大，以至无足轻重的人都可以决定结果。但是它本身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分歧。在经济危机的技术优势下任何明显的改良主义政策在障碍两侧，都可能存在着严重的怀疑论。没有人真正相信那会发挥作用。资本家不相信，工人不相信，甚至就连官僚本身也并不真正相信。这个而不是官僚之间的争吵就是目前僵局的较深根源。工人们看到了改良主义者的失败，但他们仍不相信革命是可能的。因此出现了僵局。
要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非轻而易举。联合阵线的建议当然是一种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绝不能抱有已被工人阶级许多人抛弃的幻想，甚至连无意识地抱有幻想也不成。在提出联合阵线和“工人”政府建议的方式上必须十分小心。一方面，毫无疑问，举例说，假如法国的左翼联盟在1979年3月的选举中赢得了多数，一种强大的激进化动力就会被触发，导致一场总对抗——如果不是立即触发，那么也就是六个月或一年左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党在那些选举中的失败是工人阶级的一次真正失败。
另一方面，这并非说在一定条件下马歇和密特朗可以开始实行反资本主义的政策。我们不相信在目前情况下这是可能的。因而不要单纯强调改良主义工人阶级政党联合的积极效果是很重要的。事实证明毫无根据的巨大期望会导致巨大的失望和丧失信心。这恰恰正是为什么可靠左翼抉择的存在是何等的重要。工人阶级对改良主义政府的无能和背叛的反应就象白天黑夜一样的不同，这要根据这种选择是否存在于劳工运动之中。
在这种意义上，与其说今日西欧存在着与时间赛跑的问题，不如说存在着革命运动的加强与群众对官方的和传统的群众组织的希望与绝望的连续变化之间的赛跑问题。我在一个方面很乐观：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具有一定的深度，我们的时间比我自己几年前想得要多。这给予我们的时间比我们想得要多，但时间不是无限的。例如，在过去的十年中意大利和法国工人阶级已经表现出惊人的战斗精神。自从1969年以来在意大利已经爆发了六次总罢工。但我认为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如果工人阶级不掌握主动权，那么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反动攻势会是什么情况呢？
从近期看，这样一种攻势不会有成功的可能。从长远看，当然有可能。但在工人阶级遭受战略性的失败之前必然会有许多新的斗争阶段，也许会在开始的小规模的冲突中有一些失败，但这并不妨碍最后取得重大胜利。如果发生战略性的失败，就会在无产阶级作出牺牲的情况下阶级力量的关系发生决定性的转变，然后将会发生疯狂的攻击，这种攻击不仅仅指向工人阶级在过去二十五年中的一些主要成果，而且也指向基本的民主权利。资产阶级十分清楚，一个自觉的和组织良好的具有罢工权利和非常广泛的组织与示威的可能性的工人阶级处于阻止经济形势中任何决定性转变的有利地位。
因此，如果工人阶级遭受到战略性的失败，我想你就会看到罢工的权利和一般工会自由根本被剥夺。而且这将深深地牵连到有关国家的政治结构。换名句话说，就会出现独裁主义者的政权——尽管我也不排除会出现法西斯主义式的国家，但这是不一定的，而这些独裁主义者的政权从性质上讲与今天不同。我并非轻率地说在西欧任何一个主要国家中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战略性的胜利都会把事情转化为灾难。正如我所说的，在短期甚至中期内这极其不可能，但不能永远排除这种可能性。这是社会民主主义和欧洲共主主义政策的最坏方面，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正统斯大林主义”政党——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他们的话——的政策的最坏方面。由于他们赞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由于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准则的种种屈从，他们完全掩饰了欧洲形势的潜在危险。他们散播他们智利同伴在1973年期间兜售的同样幻想：这种事不可能在这里发生，我们有民主的军队，我们有民主的传统等等，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因为这种事可以在这里发生。
我曾经批语圣地亚哥·卡里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声明，即在西班牙今天有了一个社会民主党总理就意味着明天会有一次军事政变。这是一种荒谬的和招致不幸的说法。他所真正希望的是让苏亚雷斯继续当权。他甚至不想让一个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取代苏亚雷斯，尽管他已如此之远地摆向右翼。但是毫无疑问，英拉、基埃波·德·亚诺和佛朗哥那样的人已经存在于西班牙军队中——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姓名。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卡里略在这方面和在前一方面一样有罪：他没有点出这些人名来，没有要求把他们从军队中清除出去，没有号召工人们自己把他们驱逐出去。他借口说，危险可以被一些聪明的策略所消除；只要工人老老实实，资产阶级政治中必然会给这些人甚至更大的压力，这是对付强有力的、好斗的工人阶级和无法控制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唯一的最终抉择。
（万明 译自：《今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一书第1章第6节 李玉斌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