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曼德尔

编者按：
　　曼德尔这篇文章是根据他1980年途经香港时所作的讲话辑录而成，但当时未经他最后过目。
　　本文在解释西方何以工人革命未曾成功时，似嫌简单。这大概因为是临时的讲话，没有很充份的准备。我们想补充的是，西方工人在意识上的迟滞，一方面是战后的长期繁荣，另一方面是斯大林主义、毛主义大大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誉，使工人没有充份信心在取消资本主义后能建立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当然，个中原因还有很多，但无论如何，上述两点是十分重要的。

　　国际资本主义正在进入有史以来第二次危机。波兰的例子显示官僚专政亦产生了危机。马克思主义曾预示这些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它本身似乎不应该也陷入危机之中。相反它应该是在蓬勃地发展着。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各类著作的数量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为多。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讨论仍不断继续着，而且它更不断地影响着各类的人。我们不能认为这纯粹是敌人在盲目攻击，因为很明显地，马克思主义危机有更深刻的根源。我们放眼看看到今为止，这世界没有太大的转变，俄国在沙皇时代有沙皇专政，现在则有官僚专政。英国19世纪时有资本主义制度，虽然经过蓬勃的工人运动和工党的六次执政，今天它仍是资本主义。我不想用一些简单的攻击去加诸毛身上。但他曾宣称要阻止苏联的经验在中国国土重演，但现今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与苏联仍没有太大分别。故此，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失望是建基于政治实践上的失败。这正是所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讨论底真正根源。人们就说，马克思本人应对这些失败多少负一些责任，因为他不能正确地理解每一件事，他缺乏对一些事物的正确分析，而这些不足使我们不能真正地去理解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者对所谓马克思主义危机这种说法的回答，就是：我们不能拿对待圣经的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例如只讨论马克思本人的理解究竟是怎样的。真正的回答应该是历史的回答。为什么资本主义经历了70年的危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66年，因我认为资本主义危机早于1914年前已开始了），到今天世界还未到达社会主义呢？为什么这许多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斯大林主义式的，还是社会民主党式的，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起码不是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或是从工人运动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呢？要解释这些问题并不困难，可以这样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在20世纪所面对的困难如下：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或其资产阶级愈弱的话，这个国家就更容易爆发革命，但革命后却相反地，会较难去建设社会主义。反过来说，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或资产阶级愈强大，革命的产生及其资产阶级的被推倒也就愈困难；然而，革命后它却有更好的条件去建设社会主义。（译者：中国，革命成功了，但建设社会主义非常困难，出现了官僚专政。英美各国有经济条件实行社会主义，但却未能革命成功。）这就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悲剧。托洛茨基于1906年已天才地预见了这些情况，当时他已预见了资本主义可能不在一些先进国家，而是在一些落后国家首先被推翻。如果这些不发达国家推翻资本主义而不能引起世界革命的话，社会主义就会进入一种难以解决的状况里。我认为这个预测是正确的，这是我们对现今社会主义所能做到的最好总结。

　　我们问自己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不能在先进国家被推翻？这是否因为无产阶级被资本主义的繁荣制度腐化了？是否这些先进国家仍经历着50年来持续的繁荣呢？如果我们客观地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觉上述的现象不符合事实。在这些国家里我们看到不断有革命的可能，资产阶级的统治不断受到削弱。我们要认识一点，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只是一些潜能，他们很少进行长期的罢工，因为这会使他们挨饿，故此，他们只能间歇性地罢工。这些工人运动有着周期性的特点：有高潮时期，但这些高潮是短暂的。假如在这些高潮时不能取得完全胜利，那就意味着一切将会回复正常，这是与落后或殖民地国家显着地不同的地方。（其实，我不认为这些国家能够真正的回复正常）不过，客观上，先进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也会促使危机的再临。另一方面，先锋组织在低潮时期仍然维持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我们称之为主观因素，这因素就会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先进国家革命的可能性，在革命前已经形成。在革命前，如果使工人阶级革命意识不断增长，有强大的革命组织，有足够的革命干部和革命战士，那么，革命成功的可能是会愈大的。如果这一切因素在革命前都没有形成，那革命的失败是可以预料的。因为革命时机是十分短暂的，革命意识及革命战士都不可能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凝聚起来。如果将俄国1917年和德国1918年革命比较一下，或将西班牙1936和法国1930的革命比较一下。就人数上，德国工人的数量比俄国当时的庞大，但因缺乏足够革命经验的原故，以致当时他们不知道如何进行革命。当然，革命干部的缺乏，也是促成原因之一。对于西方许多革命，我们只能说，它的成功所需要的时间比马克思、列宁或托洛茨基所估计的更多，但是革命不是不可以胜利的。我们不能说西方革命的物质条件及客观条件比过去更坏。1968年法国罢工工人的人数比1936年大罢工时的工人数多出3倍。1919、20年意大利北部工人占领工厂的斗争被视为西欧工人运动的最高发展，但1969至70年意大利工人罢工人数等于1919至20那时的十倍。如果我们看看1974至75葡萄牙工人运动，我们可以看到工人运动的趋势是参与的人数正在增加，不是下降，而且有更高程度的工人激进化。唯一的例外是德国，原因是德国工人比任何国家的工人遭受过更大的失败和打击。但即使是德国，它也可能会使那些认为革命不能成功的人大为惊异。失败和工人阶级革命队伍的缺乏延续性只会使革命迟滞下来而不会使之不可能。

中国革命为何变质

　　总之，我们可以说一连串先进国革命的失败，是世界革命的历史性的大弯路。过去20至25年间，革命的动力是工人以外的一些社会层份，如中国和越南的农民，古巴的激进知识分子。他们所起的革命作用，某个程度上说明，没有了工人阶级作主要的动力，也有可能在某些国内取得革命的胜利。我没有任何派系成见，我会对每一次革命的成功而喝采，无论是那一个层份去领导革命。中国革命不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不该是坏事。我也不会说越南、古巴革会不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因此就是坏事。果真的话只是十分愚蠢的教派主义。但我们要明白一点：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只能由工人阶级去建立，只有工人阶级才拥有社会的、客观上、心理上、组织上等各类条件去建立一个自由与互相协调的社会。如果不是由工人领导革命，其道路就会充满阻碍和困难。然而这阻碍不是源自马克思主义或工人阶级本身，其最终根源是由于这些革命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个矛盾就是：这只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彻底地避免这些阻碍和弯路。我认为有迹象显示历史性的迂回曲折已经完结。更谨慎一点，我会说，这些阻碍和历史迀回曲折已开始完结。

新一代工人的觉悟

　　有两个基本原因：首先是社会和经济的客观因素，过去25年来人类经济的巨大发展可以说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帝国主义与官僚化的工人国家，或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人数不断增加。有4个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占人口90%以上，有三个国家的工人占人口总数80%以上，客观物质力量使到工人阶级对社会进展及整个革命进程有更大的影响力。另一个因素是主观性质的，工人从斗争中所得的经验比从书本所得的更多。所有反对官僚制度和斯大林主义的人，首先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我们是最早和最坚决反对斯大林主义）过去整个历史时期我们只能向工人阶级里先进的层份解释斯大林主义的产生及其影响。我们只能影响几千工人，效果很少。随后却有东欧的被占、匈牙利1956年起义被粉碎，特别是1968年捷克的经验；另一个程度较低，又相当混乱的事件，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具体事例，使几百万的工人动员和斗争，他们所得的政治经验，使到我们所有的著作更多人读。今天，工人阶级的反斯大林主义和反官僚的意识在增长。不单是在东欧的工人斗争（特别在波兰事件）明显表示出这是反官僚的斗争，同样的事件亦发生在西欧。今天已不必用冗长的教育去向工人阶级解释官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本质了，他们已比我们更清楚知道，因为他们有部份已身在其中，经历着它，而且他们自己作出了结论。虽然他们的结论不是有很多术语和理论，而是十分具体和实际的。这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是吻合的，和第四国际的纲领也是相符的。我们看到波兰工人的一些主要要求，不管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如何混乱──因为如果在30年来完全没有政治生活、政治讨论和政治自由，你怎能避免政治上的混乱？──但主要的答案已提出来了：我们要选举自己的工人代表，我们要作为自己的代表的主人，我们要在需要时能够撤换他们，真正的民主选举。可能我们只是一些无知的工人，但我们看到这些所谓专家将国家经济弄得一片混乱。每个人都知道波兰经过30年的官僚统治，经济一定十分混乱。但工人仍十分谦虚，没有说现时要拥有一切，掌管一切，而只说要有机会表达对这个制度的意见。如果要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要废除新闻检查制度、要有出版自由、自由和独立的工会，要有发表意见和出版自己刊物的自由。工人要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不是经党的刊物，而是工人议会自己的刊物；所有工人议会能自由地发表他们任何意见。这一切不过是复活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

　　此外，还有对官僚物质特权的强烈憎恨：取消警察、党行政人员的退休金和对其家属的津贴。不得为他们设立特殊的商店。当西方报章报导说新工会领导层的工资比工人高出20%的时候，格丹斯克的罢工工人领袖十分愤怒。他们说：这些人员的工资应比工人的少20%，而不是多20%。只有忠诚的人才能真正作为工人的领袖，而不是那追求物质利益的人。这些只是工人阶级的普通常识。看看尼加拉瓜的革命斗争的方式，索摩查的下台不是由游击战，而是由城市的群众起义所造成的。

　　当我看到这一切时，我会认为，世界历史逐渐返回它的古典道路。可能还要经历一段时间，经历一些混乱、一些失败，可能是很惨痛的失败，但永不再是斯大林主义或毛主义的时代了。新的革命主要力量将源自无产阶级。基于这原因，革命可以避免现时自称社会主义国家里所见的令人反感的现象。我们承认，革命会造成混乱。俄国革命、中国革命都是一团糟，但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又产生了什么情况呢？第一次要求全民有投票权利的运动带来了什么情况呢？第一次产生了流血的暴政，第二次……第三次，即1848年的法国革命也产生了暴政。但这三次的失败再不能在廿多年后阻止一个强而有力的，要求全民投票的运动的产生。所以我们脑袋里应该持有一种以历史进展来观察社会问题的态度和方法。马克思曾说社会主义革命将是自我批判的，不断地改正它里面的坏东西的。我认为马克思这个说法有很大的实现可能。有一些从意识形态方面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没有什么比这更远离事实。有人曾问马克思，他最喜欢那句格言？他说，他最喜欢「我们应该怀疑一切」这句话。这个想法完全与宗教无缘，这个想法也与那些以为自己永不犯错的人无缘。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宣称他们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科学的原理。科学并不是宗教，科学是宗教的对立物，科学根据它的定义来说是开放的，它不断从新发现的经验来修正自己的结论，它的特点是它必须贯彻到底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确有错误，我们也应该有足够的科学的良心来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我本人不认为马克思主义里关于国家、阶级、历史的推动力，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底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等结论值得怀疑，所以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正统而贯彻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并不等于说，我认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跟譬如说50、100年前的一模一样。这期间发生了不少事情，而且我们发现了许多从前不曾发生的、马克思当然也不可能预知的新事物。因此，我们必需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里加上许多新的东西。这几位导师在他们有生之年中便是这样做到的。我们也应该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尝试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架构里解释新的发展，而又能够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周密和完性。我想我们是能够做到的。但这便需要不断的斗争、不断的努力和不断的挑战。这里我想开一个玩笑，如果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一个封闭的，或者已经完成了的理论体系，那么，最完美的马克思主义者便是只鹦鹉。只要牠将马克思的著作里每一个字都念熟了就行。但（这是人类的大幸还是不幸？）我们比鹦鹉强得多。

专无产阶级的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我举几个例子说明，为什么我们需要解释新事物，为什么我们应该通过这个方法来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完美。第一，我们要对无产阶级专政下一个最精密的，最确切的定义。但要做到这一点，单单依靠马克思、列宁底著作是绝对不足够的。因为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官僚现象，我们的导师却没有目睹它。同样，托洛茨基在他早期的及二十年代的著作也没有对官僚制度有充份了解，这也因为他未曾亲眼看见这个现象。只有1933年以后的著作中才能使我们真正了解和分析这个官僚制度的存在。我和我所参加的组织对于这段历史的总结是十分清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意思是所有权力交给选举出来的工、农和人民代表会，而不是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一个政党手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意思是多党制。这就是说所有革命者均有义务在选举出来的工人代表会里面争取成为政治的多数──不是通过行政的手段，而是通过政治运动的手段来争取多数，这意味着工人和农民有完全自由选举任何代表会，有选出任何他们希望选出的人的权利，不论这个人是谁，更绝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限制。第四国际成立大会所通过的过渡纲领已包含这个立场。这个纲领是由托洛茨基亲自起草的。它的正确性完全被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1968年的捷克事件所证实了。今天它又为波兰工人的罢工证实了，因为波兰工人所要求的正是这种权利。他们要求自由地，在绝无意识形态的限制下，选举自己的代表。这意味着工人有权进行战略性的决定，决定国民收入中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工人消费与社会消费的比例，生产性投资与非生产性投资的比例。在重要的企业部门里，应该由工人所选出来的代表所领导，而不是让国家官僚的任何一个机构来把持。事实上，任何一个阶级控制了社会的剩余分配便可控制社会。现时这个分配权由国家掌管，亦即意味着它操纵了整个社会。它也就转变成为一个专制的统治。故此政治方面的民主是不足够的，同时也要避免国家对社会的剩余产品的集中和专制性的控制。我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的自我管理和自决的重要条件，是要将工作日和工作时间大量减少，每天工作最多不能超过5小时（除星期日外）。为了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如果工作时间不减少，那么无论你多么赞成工人自决和自我管理，但工人阶级本身简直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进行管理。如果你每天工作八至九小时，上班下班用去一、两个小时，再加上其余吃饭、睡觉等，你便可知道工人究竟有多少时间去参加经济管理。

环境污染与为利润而生产

　　我想提出另外一点，就是有关科技的问题、环境的问题。这是非常复杂而又要我们正视的问题。我不会同意那些悲观主义者，或那些鼓吹零度增长率的人。鼓吹这些意见，实际上会意味中国有三份二的人要生活在一个非常贫穷的水平，这是过去200百年来从未见过而又是最不人道的提议，比马尔萨斯的提议更不人道，更不正确，这实际上意味着有成千上万以上的人会生活在饥馑中。世界经济要增长，但这并不意味无计划和非理性的增长，对自然和人类都起破坏作用的增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年代已明白到这一点。现今，这一问题更是最清晰不过的了。如果我们不想强置百万计以上的人于饥馑的状况中，如果我们想有不断的经济增长，而同时避免对大自然和人类的破坏，那增长就是必须有控制的增长。运用理性的考虑，而不是基于短暂利益着眼，这就要对自然资源作永久保存，就要改变对人类和自然有破坏性的科技。就看看以往七、八十年来科技的情况，实际研究一下科技、机械、各工业行业、对肥沃土壤的保存、浪费、土地垦植的方法等等，我们便很容易看到那些一连串由资本主义科技所造成灾难性错误的原因，今天这些错误连那些资产阶级的科技层份也承认的。这不是由于人类天生的一些缺点的结果，也不是由于自然科学的恶性本质，而是由于私有财产，由于竞争大大地左右投资决定，完全以利润多少作为考虑标准。

我们追求什么

　　第三，就是有关人类本性的问题。有人攻击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一种宗教，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更有一些人会提出相反的说法，说马克思只考虑人性的一部份，那些理性的和以利润为指向的人，而轻视了潜在人生中的兽性本能。这种批评是不容轻视的。对我来说，毫无疑问地，改变了社会制度并不会表示改变一切人类行为，果真的话，只是一个大幻觉而已。就算是要改变人性中最主要的部份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个事实是必需接受的。我们还未知道如何将人类完全地理性化，我们更不知道是否一件好事。但我们知道，在一个非理性的社会中，人性的非理性及侵略性部份会使社会受到很严重的破坏。在第一次大战中，有三千万人死亡，在第二次大战中，有一亿人死亡，如果有第三次大战的话，可能有五亿或以上的人死亡，我们不可预知，所以我们应在还来得及的时候立即制止它。这完全不是一个笑话。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有百万个以上。我们未必有能力去解决其中一半。我们的企图是很谦虚的。我们不想解决所有问题，或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天堂。解决了6至7个问题便足够了：要消除阶级社会、铲除人与人的剥削和压迫、根除社会不平等，容许社会所有人发展他们的独特潜能、消除战争和群体暴力。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当然，还有千百个问题未能解决，这是事实。在社会主义社会仍会有人被杀，这是明显的；还是有人生病；还会有关于病态与非病态的争端。但我们只需问问自己，在解决了我们所想解决的问题后，社会是不是比现在的好得多呢？正正因为人性中有非理性部份，我们才不能容许再有一个非理性社会，才不能容许破坏性武器的大量生产。要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只有一条路可行──世界社会主义，在世界平面上对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可防止破坏性武器的疯狂生产）。到这时，还可能会有心理病态者以石头或木棍打死人，这是真的，但这和轰炸（更不要说原子弹的轰炸）有天渊之别。

　　原载《新苗》双月刊第六期，1988年3月10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