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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第四国际的理由及其现时的有效性
曼德尔
(1988)
据说，第四国际的建立，是建基在托洛茨基的两个预测上。这两个预测都没有成为事实。第一，在那时即将来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定会导致国际工人阶级发动巨大的革命运动。这个革命运动，不但会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革命运动还要巨大，而且还会越过传统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头，使真正革命的派别得到冲破孤立环境的历史机会。第二，在战争以后，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即使不会被推翻，也会大大地变弱，因此会失去对国际工人阶级和反帝运动中较富战斗性的部份的政治控制。
时机和结构
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这些远景使不同国家的托派组织保持动力。当这些远景没有变成为事实，它却产生重大的后果。许多团体离开了第四国际。其中有些团体甚至于脱离了工人运动。
其它团体，打算依据与他们12年前预测的看来大不相同的世界，来调整他们对世界革命的继续信奉。他们认为，为要实现革命的目标，就一定要修正第四国际关于资本主义的前途和苏联的本质的纲领。
因此，第四国际在1949至1953年的一段时期，发生了它的历史上最大的，导致了灾祸性的分裂。我们的运动花了10至15年的时间才克服了这个危机所带来的负面作用，首先经过1962至1963年的重新统一，然后经过1968年的五月运动和以后的激进化。今天，第四国际依然还是太弱，但比1938，1949-1953，或1963年，是强大很多了。
单是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那些认为第四国际的建立是与上面所说的短期前景有关的人们，是多么错误。历史已经再三地证明，任何工人阶级或者革命的组织，不管是民族的或者国际的，如果它是由对紧急时机作出判断，或者对任何其它的特有性质作出分析而产生的，那是建立在浮沙上的。几十年来，如果不是几代以来，无产阶级曾在许多次的斗争中表示出它的历史需要。只有那些组织，其纲领和活动符合无产阶级的这些历史需要的，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那些组织如果也学习到如何利用时机和避免悲剧的错误，它们最后就会有真正的影响力。
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建立，是相应于工资劳动者争取阶级独立的需要。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这依然是阶级斗争的主要任务，与125年以前或者90年以前同样重要。
第三国际结合了这个需要和在帝国主义时代以革命推翻国际资本主义的目标。今天，这个任务是像1914或1919年一样的急迫。
第四国际的建立符合于国际规模上类似性质的历史现实。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方法，而且不带个人的或者「世代的」急躁、失望或沮丧，来检验这些历史需要在今天是否还像五十年前那样的事实。
托洛茨基的一些应时的文章（特别是较富争论性的文章）包含不完全的、不准确的、或者甚至于错误的短期前途——正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类似性质文章，也包含了这些缺陷一样，更不必说在他们以后的同思想者，甚至最有天份的同思想者了。但是，总的来说这些错误并没有发生在托氏那个时期的主要的纲领性的著作上，特别是那三本主要著作：《过渡纲领》、1940年5月《第四国际紧急会议宣言》（他的政治遗言）和《被背叛的革命》。他以前的三本纲领性著作也是如此：《共产国际纲领批判》、《不断革命论》、和他的论文《第四国际与战争》。后一本着作，今天已很少人读它和研究它(1)。
这一点可以很容易地被以下所引的1940年宣言中关于托洛茨基主义远景的历史进程的文句所证明：
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出路，除非你把拖长的垂死挣扎当作出路。我们必须为长年（如果不是几十年）的战争、暴动、短暂的和平、新的战争、和新的暴动作出准备。年青的革命政党必须把自己建基在这个远景上……发展速度和时间间歇的问题是非常重要；但它既不会改变一般的历史远景，也不会改变我们政策的方向。（引自托洛茨基1939-40年文集，英文本，第218页）
同样的看法适用于《过渡纲领》第1章中对于「时期」这个字的使用。
但是（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乔治‧布赖特曼（George Breitman）更强烈地证实第四国际的建立并不是基于紧急关头的理由，因为托洛茨基及其主要的拥护者已经决定在1936年建立第四国际(2)。在那时候，战争并不是即将来临，而且群众革命还没有遭受重大的挫折（除了纳粹在德国胜利以外）。事实上，革命还可能在西班牙和法国胜利。这个革命的胜利很可能会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也可能会阻止斯大林的1936-38年大整肃。
我们也有可靠的数据显示，早在1933年，当共产国际终于不再成为革命组织的时候，建立第四国际的决定就已经作出，就像列宁早在1914年，当社会民主党投降的时候，要求建立第三国际一样。(3)
我们的时代的基本矛盾
建立第四国际的必要性，是从决定二十世纪历史的基本矛盾中，引伸出来的。这些基本矛盾可以归纳为：
（1）自从1914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进入它的历史上的衰亡时期。那个制度所建造的巨大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私人占有模式、以及民族国家，周期性地发生矛盾。这已经导致接连不断的经济萧条、战争和社会爆炸（支撑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基本社会关系的危机）。这个腐烂的资本主义制度生存愈久，这些接连不断的危机就愈加威胁着要破坏物质文明的基础，甚至整个人类的存在。生产力屡次被转变为恐怖的破坏力。20世纪的资本主义在世界的一部份逐渐损害过去进步的成果，又在另一部份阻碍着进步。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两极化，不管那个国家的资源是多丰富，都与世界上比较富的和比较穷的国家的两极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2）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周期的爆炸，也通过人的生产力的经常反叛而表达出来，换句话说，通过巨大的工人阶级斗争的爆发而表达出来。这些巨大的工人斗争，不但瘫痪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而且客观上把社会主义革命放上议事日程。这种样子的斗争的意义，比工人为了眼前利益所作的日常斗争，大得很多。这些斗争代表无产阶级在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重组社会的本能企图。
腐烂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所产生的基本危机，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破坏资产阶级的镇压机构、建立工人国家，才能正确地解决。在帝国主义国家，这意味急进地消除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而在发展较差的国家，至少意味这种消除的开始。
但是，与历史上所有以前的革命不同，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有意识地实现它的目的。因此，一个又一个的爆炸性群众斗争浪潮的结果，并不单单依靠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客观力量关系。它也依靠无产阶级意识的相对水平，和它的领导的革命性质。
这些主观因素在很多情况下证明是不足够的，因此，20世纪的革命，大都遭到了局部的或完全的失败：「人类的危机是无产阶级革命领导的危机。」20世纪因而成为各种危机、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世纪。
（3）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全国性的胜利，发生在1917年10月的俄国。它的胜利是因为，在布尔塞维克党的领导下，苏维埃政权、工人国家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组成，所有这些结合起来，解决了当时最急迫的和平这个政治问题，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几个主要任务。但是，工人阶级如果不在同时消除人们对它的剥削，换句话说，工人阶级如果不在同时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它就不能完成所有这些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以及（通过一个代价很高的内战）巩固这些收获。
正当苏联的现代和工业化导致惊人成功的时候，通往无阶级社会的进展却被阻挡，而且事实上被倒转。通过斯大林主义而在苏联实现的政治反革命，造成了官僚层的独霸政权。这就导致社会渐增的不平等。工人们失去了对他们的工作条件和分配生产成果的所有控制。这些条件反过来又创造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群众暴动、反官僚的政治革命的物质基础。这种政治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构成部份。
（4）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工会的领导层的错误政策，阻止了20和30年代一个又一个爆发的群众斗争浪潮，走向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错误政策反映了重大的理论缺陷。但是，归根究底，这些错误政策表达了特殊的利益，那就是说，特权的工人官僚、改良主义者、以及斯大林主义者（包括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化的共产党），把大多数工人的利益隶属于维护他们自己的特权利益之下。这种对他们自己特权利益的维护，在最好的场合，被说成为对工人阶级的历史战利品的保护（工人阶级的历史战利品显然不需要这样的保护）。虽然官僚们声称保卫工人的「堡垒」和经过斗争而得到的成果，但是，在事实上，他们却逐渐损害工人的这些东西。不管社会主义革命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有可能发生，保卫工人成果这个口号都不能被用来对抗为彻底推进这种社会主义革命而作的斗争。因此，就需要建立新的工人阶级政党。工人阶级内部的真正分化过程，反映这种需要的客观性。在每一个爆发的群众斗争浪潮中，新的天然领导人物从工厂、办公室、小区、农村、工会和群众党的内部及外围中崛起。但是，如果这个潜在的新领导人物不构成新政党的核心，他们就会消散。他们之成为新革命政党的潜在力量也有消解的危险，如果一百多年的工人斗争的教训没有被吸收的话，或者，如果很易避免的错误还是不可避免的话。所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但需要把自己坚实地扎根于工人阶级中，特别是它的先锋层份中，而且需要为体现世界无产阶级全部历史经验的纲领而斗争。新的革命党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
（5）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产生力愈来愈国际化，加上资本和阶级斗争的国际化，意味在一个国家或者在少数十二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单独发生在一个国家，甚至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这也不是说，这些国家不能够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会遭受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原文是IDEOLOGICAL意识形态——译者）的压力。这种压力将会不同程度地反映在内部的分裂上。这些内部的分裂或分歧，常常会阻碍朝向社会主义的进展。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因为在一个国家的胜利而开始，它会向国际上扩展，与国际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最后将会以在世界规模上建立社会主义而完结。「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主张，是一个反动的空想。
正如「民族共产主义」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组织上后果一样，新国际的建立是对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世界性质作理论上了解的后果。没有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民族国家的工人组织，将会更容易陷入民族改良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的泥坑。没有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就对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国际进程的协调和了解将会更加困难，失败将会更加沉重，胜利的代价将会更高和更易发生问题。
我们深深相信，这五个20世纪的主要问题，证明了第四国际的必要性，证明了建立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的必要性。替这五个问题找出答案，正像50年以前那样的紧要。
资本主义没有前途
建立第四国际的理论根据是：客观上需要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人类的危机。反对这个理论分析的主要论点是：这个分析低估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因此至少是低估了它的局部的进步）。人们怎么可以说，这个自1948年到1968年（甚至到1973年）有着格外好的经济发展的制度，正在「垂死挣扎」呢？人们怎样可以否认，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好几个「第三世界」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广大层份，在其生活水平、技能和文化方面，在上述的同一时期内，有着长足的进步呢？(4)
我们的答复是，对于自1938或1948年以来的世界现实有完全片面观点的，是批判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些人才犯了主观主义、空想主义、甚至盲目的教条主义的错误。
让我们姑且承认，马克思主义者低估了国际资本主义制度的适应能力。(5)但是，这就马上引起了一个问题：这种适应的代价是什么？我们对过去五十年作总结时，怎能不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亿人的丧生，怎能不提起（希特勒建立来屠杀人民、特别是犹太人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投下原子弹的）广岛、1945年以来在殖民地战争中丧生的数千万人、1945年以来在第三世界因饥饿和本可治愈的疾病而死亡的大批儿童（其数字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还要高）？这个庞大的死亡人数是否次要问题呢？当我们调查统计了这个丑恶的现实以后，上面所说的（国际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垂死挣扎」的观念还是不恰当吗？
是的，文化的衰落不是直线的，也不是全部的。不像某些幼稚的左倾分子那样，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列宁说过，资本主义是不会走投无路的。我们不应该记得列宁的这句有名的话？资本主义必须要被推翻的。如果它不被推翻，它总会在某一时期中，以被剥削的群众为代价，搞出一条出路来。
世界革命的延迟胜利，已经阻止了人的头脑和创意力对人类最广阔意义上的进步可能作出的巨大贡献。但是，它并没有停止人的头脑的活动。科学和我们对现实的了解继续在发展。这些努力的成果，只是局部地被转向到破坏人类和自然的目标上。但是，一部份的这些成果还是致力于造福人类方面。近五十年来全世界估计寿命的增长和婴孩死亡率的减低，就是明显的证明。
但是，这个生产和消费方面的进步，是以人民在这进步以前和与此进步同时所遭受的无限苦难为代价的。因此，这个进步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它是在一个充满了难能解决的矛盾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之中发生的。接着战后的「繁荣」，就是一个新的长期停滞的时期(6)。不像那些追随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者、新改良主义者（后斯大林主义者）和新凯恩斯派人那样，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被新的长期的经济萧条所惊吓。我们在这个倾向发生以前，就已经预测到这个从「繁荣」到萧条的倾向的必然性。(7)
这个「保持经济生长、充份就业和社会进步」的梦想到今天还剩下什么东西呢！这些真正的空想主义者，如果不在那些假定资本主义（对不起，应该说「混合经济」）可以保证实现所有那些东西的人们的阵营，那又在那里呢？他们看到，帝国主义国家有四千万人失业，第三世界国家有几亿人失业，西方无产阶级的实际收入至少降低了10%（产生了所谓「新穷人」），以及最依赖的半殖民地、半工业化国家的真正工资降低了三成到一半，一定会非常惭愧。
最后，虽然资本主义在过去也许可以或多或少地使自己适应于一个文明衰落的危机，但是，它愈来愈接近无法适应的地步。许多头脑清醒的人已经看出，如果资本主义以世界大战、不负责任地发展技术、对第三世界的过度剥削和破坏人权（五十多个国家使用酷刑）来「适应」现实，那这种「适应」不但威胁到人类的文明，而且威胁到人类的存在。
在过去，我们面前的选择是：「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现在，这个选择已经成为：「社会主义还是死亡」。因为，从长远来看，如果不结束从私有资产和竞争的制度而来的自我中心的和竞争的行为，就不能避免这些悲剧事件的发生。私有资产和竞争的制度，不但会引起双重标准，而且不可能将真正的团结精神扩展到全人类。一些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略有不同」的人们，把这种想法说成为「过份担忧灾祸的发生」。他们并不否认这些危机有变成多重化的倾向（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军事的）。他们也不否认，自从1968年以来，情况有点困难。但是，他们认为，到现在为止，事态还不这么严重，事态还没有发展到「危急点」。大规模失业的情况是有，但在比例上还没有30年代那样严重。「新穷人」是有产生，但是失业者和其它边缘化的人们并未被迫去卖床来买面包。第三世界是有饥饿发生，但是那里的人口是在增加，不是在减少，这就证明极大多数人口并没有饿死。经济萧条的情况正确延续，而且愈来愈坏，但这并不排除「软着睦」（「SOFT LANDING」，不会遭到很重打击之意）的可能。工人阶级还是能够抵抗资本家对它的最挑衅性的攻击，但对资产阶级的改制计划却无力抵拒。资产阶级愈来愈趋向于强硬的国家机构，但这种国家却不一定会采取法西斯主义的最极端形式。地方性战争的次数愈来愈多，但它们不一定会导致世界大战……等等。
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为我们经常处在「最后崩溃」阶段这个观点而辩护。但我们也不支持反转的论题，即在我们这个世纪，「可以控制的危机」从来不会突然转变为灾祸。只要记起1914、1933、1939、1945（广岛）、1968或1973（世界经济趋势的完全改变）等重大的年头，你就会看到灾祸是经常地（周期性地）发生的。而且灾祸往往会恶化，特别是当它们酝酿了长时期以后。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使我们相信，灾祸不会再发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夸大」他们的「担忧灾祸发生的想法」。只是我们的批判者，经过我们这个世纪的具体经验以后，依然缺乏现实感。事实上，未来的灾祸所牵涉到的利害关系，是使人非常害怕的。如果资本主义生存的话，人类就会遭受灾殃。我们找不到什么事实可以证明这个长期的倾向是不正确的。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推翻资本主义、
建立社会主义的世界
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没有其它社会力量能够推翻国际资本主义，建立一个以普遍合作和团结为基础的社会。这里我们所说的是古典定义的工人阶级（在前面已经提过）(8)——所有那些在经济上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来获得消费品的雇佣劳动者，因为他们既缺乏接近生产资料的机会，又没有拥有资本。他们不像在1914、1939或1954那样的人数日减、或者成份日渐复杂、或者分化日增；在今天，是更强大、更不复杂了。(9)。
是的，全世界几十亿的劳动者大军在每个国家的成长速度是不同的，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也没有把他们拉得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接近。工人阶级的发展，并不是直线式地前进的。它在某些部门、区域、或者甚至某些国家的人数有所减少，技术有所降低，而在其它地方却有增加和更熟媡。但是，没有资料证明，从长期来看，整个世界的工人阶级的发展趋势是走下坡。
在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包括人口最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雇佣劳动者的人数已经比农民多。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只在不久之前才发生。我们可以作个比较，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时，俄国雇佣劳动者数目只有全国劳动人的20%。那时，全世界农民所占的比数是总劳动人口的75%。即使在欧洲、美国和日本，雇佣劳动者所占的比例也比现在少得多。
只有无产阶级才有可能推翻资本主义，而代之以建基于团结和合作的社会，这个事实，绝不表示在不独立的半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在最重要的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不需要盟友来夺取和保持政权。即使农民在这些国家已经变成为少数，他们还是代表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农民能够进行充满爆炸性的社会斗争，他们的主要要求不能被现存的政权所满足。工农联盟还是成功地实行不断革命战略的主要原动力。不断革命的战略才是解决落后问题的绝对必要条件。
而且，在过去二十年中，我们在兴起的、依赖的半工业化国家看到了进步和落后的特有结合。这种特有的结合，产生了一个特别的社会层——边缘化的、半无产阶级的城市贫民区居民。这些贫民，没有正常的工作，只靠在「非正式的」经济中做些不规则的工作而过活。这个社会层常常在第三世界（包括半殖民地国家）的大城市中，占大多数。在短期间，他们常常是政治斗争的主宰者。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通过不断革命的战略，把这个社会层争取过来，作为它的盟友。这个不断革命的战略从事于城市改革的斗争，使这个斗争成为土地革命的不可缺少的补足物。
有些时候，「新的社会运动」的冲击，会使有些人怀疑无产阶级能否扮演今日世界的主要的、有潜力的革命主体角色。至于「革命主体」的定义，我们应该注意到两种人的混乱：一种人盲目崇拜「新社会运动」；另一种人有系统地贬低前者，把他们看成为小资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有许多胚胎的观念。其中一个观念，就是：「社会阶级」具有客观的性质。没有这个观念，历史唯物论就失去它解释历史的一切潜力。社会上存在各种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经常地互相斗争，这些斗争是独立于它们对它们自己的阶级和历史利益的意识的（这并不是说，意识水平不会影响这些斗争的发展和后果）。美国有很多雇佣劳动者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这并不阻止他们领导反对老板的罢工斗争。有些时候，他们的斗争比其它国家有较高阶级意识的工人，还要激烈。他们的行动像工人，因为他们是工人，即使他们不把自己看成工人。
从这个观点来看，参与「新社会运动」的绝大多数人是工人，至少在帝国主义国家和依赖的半工业化国家是如此。由于这些国家的「社会运动」范围之大，就是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带有部份自动性的后果。除了无产阶级以外，他们能够大量吸引的社会集团是家庭妇女和大、中学生。但是这些社会集团在反战、保护生态、反帝、或反种族主义的运动中，都不占多数。只有大、中学生的运动——作为动员起来的群众运动而论——是例外。
思想混乱的产生，是因为「新社会运动」在组织上，而且常常在思想上，与劳工运动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在很多情形中，这是劳工运动的错，因为在保卫这些运动的斗争目标方面，不是反应太迟，就是干脆拒绝行动。因此，我们才有零散的、有偏差的运动。作为单一目标的运动，他们常常动员了极多的人数。但他们的零散使他们偏向到改良主义的死巷。有人说，学生、家庭妇女、甚至第三世界的农民，有充分的经济和社会的力量，在主要的中心，推翻资产阶级。我们不能严正地为这个观念辩护。他们可以削弱资产阶级的权力。他们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得力盟军。女权运动就特别是如此。它所要解放的对象牵涉到人类的半数。它的独立性是值得重视的。它动员了重要部份的工资劳动者和愈来愈多的无产阶级。但这些运动如单凭自己的力量，并不能带来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这个革命的胜利是必要的。只有无产阶级这个社会力量，才能够带来社会主义革命。任何其它的推翻国际资本主义的方案都是不现实的。
有一个观念，过去在左派中十分吃香，但今天已没人支持了，因为它也同样地不现实。这个观念是说，通过「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的胜利革命的加强，帝国主义就可以被这二股力量的结合所推翻。此外，这个观念还包含，「社会主义阵营」可以在世界核子大战中「取得胜利」，这个观念真是罪恶之至。它预先假定，你可以用原子尘，而不需要活生生的人，来「建设社会主义」。当这个假定被嘲笑而被丢弃以后，接着而来的观念就是：切断一条腿，一只手臂，或者几个指头，就像杀死一个巨人。其实，你只要想想，巨人还可以用有效的人造肢臂，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观念是多么的可笑！
其它的批评者回答说，如果无产阶级是唯一具有推翻国际资本主义的潜力的革命主体，那末，世界社会主义就变成一个空想的设计，因为无产阶级已经证明它自己没有能力在任何先进的工业国家实行这样的革命。事实上，在国际工人运动的整个历史上，拒绝承认无产阶级的潜在革命作用，已经几乎永远导致放弃任何革命远景或革命活动。(10)
但是，根据最近五十年的具体经验，断言无产阶级已经停止作为马克思所预测的革命主体，是不是正确呢？仅仅列出在一连串革命危机所遭到的一切失败，并不足以证明这个论点。其理由，不但是这段历史时期太短，不足以得出一定的历史结论(11)，而且，马克思在分析无产阶级的情况时已经示意，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几乎必然要失败的。(12)
接近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是十分不同的。我们不应该从玄学的模式出发，这种模式反映了对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化看法。我们要从历史上实在的无产阶级的真正运动出发。我们应该问：几百万的工资劳动者有没有继续地、周期地（那就是说，不是每年或者在每个国家）动员起来，进步如此大的斗争，以至使工人阶级成为群众性的、对抗的政权的可能性提上议事日程——换句话说，斗争之大不但使双重政权普遍化，而且能够导致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的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从长期看来，这些斗争的趋向是扩大，还是逐渐缩小？这些斗争比过去更能瘫痪资产阶级政权，还是资产阶级政权比过去更能在技术上、物质上打败这些斗争的能力？工资劳动者接管工厂和通讯中心的前景比过去更大还是更小？他们朝向自我行政和自我管理的趋向比过去更大还是更小？
我们只要把法国在1968年5月的一千万工人罢工，和1936年的三百万工人罢工相比；把1979-80年的一千万波兰团结工会的工人，和1905-06年参加总罢工、或者1918-20年参加革命运动的五十万波兰工人相比；把参加1973-74年的葡萄牙革命的人数和参加过去斗争的人数相比。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好几个国家（我们不说所有国家），一个很清楚的倾向是参加的人数大为增加。
这些爆炸性的群众斗争的范围还没有大到足以达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事实。但是它足以使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可能。但是一旦你同意这些革命——这个保证人类生存的唯一机会——是可能的，那末，拒绝进步战斗以创造革命胜利的条件，则显得不怎么合理了。这就等于以人类的生存为赌注。把在政治上对革命承担责任来与赌博比较，没有比今天更恰当了。你若不承担这个责任，什么都会失去。即使成功的希望只有1%，你也要尽这个责任。何况成功的希望已大得很多。
没有反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就没有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胜利
强大到具有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客观可能性的群众斗争，只是周期性地爆发。
这个事实就给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日常活动的问题。长远来看，革命活动不能脱离群众的行动，和在客观上至少有革命效果的活动。任何与群众脱离、不为群众所了解的革命活动，一般而言，甚至会有相反的效果。而且，任何专做改良的活动，亦即任何局限于立即可达目的的活动（如果不是厚颜无耻地局限于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活动(13)），都有三个灾祸性的后果。
它趋向于误导群众，使他们对局势的急剧转变没有准备，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局势的急剧转变是必然会发生的(14)。所以它表示，群众在革命前夜和革命危机到来时，不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能的。同样，它趋向于在客观上阻止、分裂、甚至有意识地瓦解群众斗争，这些斗争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秩序，而且要超越资产阶级的国家结构。它也趋向于使采取如此路线的组织变形，不但使它们愈来愈不能够了解资本主义的前途(15)，而且使他们愈来愈不能够在时机到来时采取得革命行动。
对于这个事实的困难，人们曾提出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法。仅仅退入（革命的）宣传活动，显然不是个解决方法。一个组织，除了宣传活动以外，完全放弃了对真正的阶级斗争采取干涉行动，几乎是自动地堕落到像耶和华见证会那样的小教派。
退却到只向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革命认同——仿效由斯大林派所控制的共产国际的路线或者毛派的路线——也会得到反效果。这种认同，只在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不可缺少部份时，才有用和必要。但是这个路线决不能替代对每个国家的阶级斗争的参与。在参与时，一定不要顾忌到其它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一定要从了解群众的客观需要和真正关心的事物开始。
在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中进步有系统的、优先的活动，对这个问题并不提供合适的答案。当然，这种活动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我们又回到开头的问题——参预的目的是什么，要实行什么活动？
假如我们把这三个倾向中的所有优点结合起来（这些解决方法之所以不足够，正是因为它们是局部的），我们就比较接近于满意的解决方法。它总结在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所称的过渡要求的战略。
在革命局势尚未到来时，群众关心的事情还是集中在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教育的和文化的改革，反对战争，以及反对国家机器的愈来愈强、愈来愈镇压性的倾向，等等。革命者从群众的这些最关心的事情出发，要在行动中证明，无论在斗争目标的形式方面，或者在组织的建议方面，他们都是这些斗争的最好的组织者。他们要尽量达到最大的成功。但是，他们把这个活动和有系统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宣传结合起来。这种宣传，要经常地使群众不要幻想资本主义制度还能继续繁荣。他们要警告群众，在斗争中所争到的局部收获，必然会有全部地或者主要地被取消的危险。他们要使群众，对这些危机，以及资本家和它们的「民主」国家对这些危机的必然反应，有所准备，要提出必要的对策。这些对策的最后阶段，就是提出政权问题，以工人阶级的政权来代替资产阶级政权。
这并不是纯粹教育的工作，虽然在全面的战略中，教育方面的价值不应低估。只要它趋向于经常地推动群众的自我组织、罢工委员会、街坊委员会、指挥众多罢工的委员会、和群众运动的全国协调机构，它对真正的阶级斗争是有影响力的。群众运动中的这些委员会，是群众取得经验的不可缺少的学校。没有这些经验，就不可能在工业国家把这些斗争结合起来，而把他们全面转变为一般化的双重政权，而且（更重要地）朝向夺取政权。即使在革命前夜的危机爆发出来以前，这些也是可能的、必要的经验。
这就是在政治上改良思想和革命思想经常起冲突的地方，至少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范围内，而且不管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因为对改良主义者（各各种形态的新改良主义者）而言，政治等于选举，等于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中的活动。罢工在基本上被认为是「经济的」领域，所以是在政治以外，因此是非政治的。他们对其他形式的直接群众行动（虽然不完全排除它们），也采取得相同的态度。所以这些直接群众行动一定要附属于选举和议会民主的要求。这是改良主义对选举的基本观点。
对于革命者而言，不管选举权议会活动是如何的重要(16)，它必须从属于群众的自我活动和自我组织，因为后者是准备工人阶级解放的真正的手段。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工作，而不能是党派或者工会的工作，不管党派和工会在工人解放方面的作用是如何的不可缺少——更不必说议会或地方会议的工作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因为改良主义者不但勾销了革命危机的必然性。而且连它们的可能性也不承认，所以改良主义战略是与革命战略相对立的。甚至在非革命的时候，这两种战略在阶级斗争的日常活动上，也是互相对立的。改良主义者愈来愈把保卫工人的利益附属于「保卫机构的安全」和「保持社会的平衡」，换句话说，附属于阶级合作。革命者不但永远保卫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且永远保卫劳动人民的政治独立，使他们不受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支配。
在世界任何地方毫不妥协地保卫社会主义革命，是过渡要求战略的一个完整部份。这也是事实的任务，因为一般说来，这些革命都遭受帝国主义各种形式的侵犯。它们的抵抗力量、生存、以及它们所走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都要靠对抗帝国主义侵犯的国际支持运动。戚‧格瓦拉，在越南革命遭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压力时（这个压力在格瓦拉被揞杀以后还是很大），曾经痛惜国际支持运动的不足。他的看法比我们当时所了解的还要正确。虽然越南革命最后是胜利了，但是这个胜利是在如此的情况下，和付了如此的代价，以至它的整个前途都已「抵押」掉了。如果左派人士在了解柬埔寨灾祸和越南现况的时候考虑到世界工人运动和反帝运动都应该共同负起这个责任，他们对这些事件的心理上、思想上的反应就会更加清醒。
日常斗争的另一作用就是提高阶级意识。（除了少数人以外）国际主义不能从书本中学到。对于群众而言，它只能从不断的活动中获得。支持革命的活动，不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唯一形式。但是，只要群众还没有深深卷入他们本国的革命活动，国际支持运动是提高群众的阶级意识的唯一方法，令群众了解革命是最广阔阶层的基本历史现实。这对他们自己的前途极端重要。
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不但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有巨大的经济后备力，无产阶级如果不事先在许多年间提高它的阶级意识和发展出一个领导层，就没法夺取政权。所以，工人运动中的反资本主义部份，对前途是非常重要。没有革命组织的有条理的反资理论、有系统的反资教育和反资活动，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就不能解决人类的危机，人类就没有前途。
官僚层不能实行制度化的社会主义民主
第四国际纲领所预言的反官僚政治必然性，已经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所证实。它不再是推测性的观念。1953年的东德的暴动、1956年的匈牙利和波兰的革命、1968-69年的捷克、1980-81年的波兰、以及1966-78年的中国，越来越使政治革命的观念有了具体的形式和内容。
事实上，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过渡的官僚化社会，提出适当的、科学的理解，是今天马克思主义政治武库的一个必要部份。没有这种理解，就不能有正确的国际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同样地，反官僚政治革命的前途及其所需要的政治战略，是反对以下的几个政治观念的：
·「极权主义」思想和它所伴随的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分析和政治立场。说苏联、东欧、和中国的革命未曾带来进步，或者，带来的反动和人民痛苦多于进步，这并不是一个站得住脚的立场，因为物质现实及其对群众的活动和态度所起的影响都不是如此。把群众描述为完全被恐怖所吓，或者完全被政权所「同化」，因此，不能够保卫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作出适当的反应，是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历史经验不符的。
·反官僚政治革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绝对平列的观念。这个观念是从苏联被定性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而来的。我在上面所列出的事件，都显示群众很容易而且很快地越过官僚层而取得优势。其理由是，官僚层不是一个阶级，既不是资本家阶级，也不是「新的统治阶级」。在上面所列的事件中，都需要外来军事力量的干涉，来阻止政治革命的胜利。但是，一旦苏联发生了政治革命，就没有什么在革命过程「以外」的军事力量可以动用了，因为苏联军队就不是外来的军事力量了。
·官僚层——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中健康的力量——在「群众的压力下」，或者从他们自己对不健康的现实的理解，或者同时由于这两个理由，会急剧地废除他们自己的专政，把社会和国家基本上民主化，建立一个自我管理和行政的工人政权，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政权的真正权力属于有主权的、民主地选出的、群众性的工人会议，而且由这些会议施政这个观念，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依据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设想，这样的会议将会允许多党制，工人和农民有选举他所需要的人担任苏维埃代表的权利，被选出的人又有依据不同的政纲结合成倾向、派别、集团的权利。自从斯大林派在苏联篡夺了政权以后，所有的经验都证明官僚层自我改良的假设是不正确的——不管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过渡的官僚层化社会（即官僚化的工人国家）所采取得的官僚权力和统治的形式是如何的不同。这并不是说，官僚层没有能力进步改革。有时候他们的改革是非常大胆的，特别是，这是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要付的代价。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甚至几个半殖民地的、或者依赖的半工业化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显示过这样的能力。只要想想南共在1950年所的工人自管制度，匈共的纳吉派在1956年对群众所作的让步，捷共的杜布切克领导层在1968年夏天所进行的改革，今天在苏联推行的开放政策，都是同样的方法。但是，这些改革都遇到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物，一个特殊的社会利益，因为这些政策损害到官僚层的物质特权。工人和人民会议的真正权力，广大群众的无限制民主权利的恢复，都会有同样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改革运动在这些紧要关头被冲破以前（一般说来，在共产党的垄断权力被挑战以前），便要停止。即使这改革运动是由官僚层的一翼所发动的，只有在它被转变为由下而上的真正「革命」、广大群众的动员、以及由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组成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出现，才能冲破这些紧要关头。
自从1948年以来，反官僚政治革命的真实过程的一个征象就是：由制度的内部矛盾和群众初步的反对运动所引起的官僚层内部的分裂和以后所发生的独立群众运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即官僚层的分裂激起了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又反过来加深官僚层的分裂）。非斯大林主义化（非毛化），例如，赫鲁晓夫在1955-56年的惊人行动，（不但发表了对苏联第二十次大会的「秘密报告」，而且释放了几百万政治犯），应该从这个角度来了解。
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第四国际是对这个重大历史运动具有正确看法的几乎唯一组织，虽然它有时对时机的判断犯了些错误。这就是说，它对这些国家以及整个国际局势的进展，有比较正确的分析（特别是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有人在1980年代初歇斯底里地大呼「战争和人类毁灭」的危险即将到来的时候）。它着重支持官僚化工人国家（特别是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1980至81年的波兰）的反官僚群众运动，这也是很正确的。它这个政策是在世界无产阶级连盟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的，因为它坚守一个旧的格言：每个人为全体，全体为每个人。
此外，这也是个实际的与政治的任务。除了我们的组织以外，所有其它的工人组织，所有国际派别，都没有履约这个责任。但是，除了这点以外，我们还要了解，反官僚的政治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完整的、而且是极端重要的部份，因为，别的次要事都不必说，单看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无产阶级，今天住在这些国家，而且将会参加这些革命，那就够了。
由于斯大林主义以及斯大林以后的官僚政权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名誉扫地，反官僚政治革命在今日世界的革命过程中，会变得更为重要。今天，官僚政权已成为一种主要主观因素，障碍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群众选择社会主义。
因此，反官僚政治革命的进展，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展之间，在客观上，有着辩证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两个方向的。在今日世界上，如果没有这个双向的辩证作用，就没有革命的进展。如果政治革命得不到胜利，苏联、东欧、或中国的危机就无法得到解决。
革命收获的新扩展及其局限
托洛茨基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将会产生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还要大的革命兴起，而这些兴起一般会避开传统组织（特别是斯大林主义政党）的控制。他这个预测虽然不准确，但也没有完全被历史的事实所否定。在意大利和法国是有革命运动的兴起，但是它们规模比所预测的小。革命是有新的胜利，但不是发生在工业先进的、无产阶级占多数的国家。这些革命由根源于斯大林主义的政党（古巴除外）所领导，但是，为了领导这些革命，它们必定要与斯大林主义破裂。这些革命的胜利已经加深了国际帝国主义制度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但这这些胜利尚未导致推翻这两种制度。这就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至1968年5月这段期间的一般历史内容。
对事件未可预测的转变所作的最幼稚反应，莫肻于否认它的发生。有些同志甚至否认中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革命。有些肚被迫承认有「革命」发生。但因为这个「革命」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因此它就不是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决裂的「真正」社会革命。我们所面对的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或者「新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显然并不存在）之夺取政权。
这里，我们不必对这些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没有共同点的唯心主义分析以及这些分析者骨子里的教派主义的自我辩解讨论得太久。社会革命的特征是，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变更。你能否认南斯拉夫、中国和越南发生过这种变更吗？社会革命的另一个定义是，统治阶级政权的破坏。你能说南斯拉夫、中国或者越南还是由1940年的社会阶级把持政权吗？你有什么事实的证据，说小资产阶级（即农民、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作为一个阶级在这些国家掌握政权？
但是，一旦你承认这些革命是真正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新的、但是官僚化的过渡社会的形成，和新的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建立（对我们言，这两个观念是同义的），另一个理论问题就发生了。托洛茨基说过，斯大林主义已经在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维护资产阶级秩序的一边。现在，这里就有三个真正的人民革命，动员了几百万（在中国是几千万）人，而且由起源于斯大林主义的政党所领导的。(18)。托洛茨基是不是错了呢？第四国际对斯大林主义的传统分析是不是应该修正呢？
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要看你如何对斯大林主义下定义。你要从唯物主义，不是从唯心主义，来分析这个问题。(19)斯大林主义的意思，是将某一国家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利益隶属于特权官僚层的利益。很明显地，南共、中共和越共，在发动革命推翻他们统治阶级时，并没有把他们国家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利益隶属于苏联官僚层的利益。
我们也清楚看出，他们也没有把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利益隶属于他们自己的特权官僚层的利益，因为这些特权官僚层在当时尚没有存在。因此，当这些政党决定采取一条领导强大的群众运动以革命的行动来夺取政权的路线中，他们就停止作为斯大林主义的政党了。
还有，他们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是因为他们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上与斯大林主义破裂。他们与斯大林主义破裂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把革命的斗争隶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禁令和「理论」，而且他们在夺取政权的几年前就已这样做。说他们只是由于「群众的压力」才作这些转变，就大大地降低了主观因素对革命胜利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这种说法还会导致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希腊、印度尼西亚和智利的革命之没有成功，是不是由于群众压力不够的关系？如果照这种说法，革命失败的责任就会落到群众的肩上，而不落到叛卖革命的领导层上。
现实是十分不同的。就群众压力（以及革命的威胁）来说，希腊的不比南斯拉夫的少，印度尼西亚的不比越南或中国的少，智利的不比古巴的少。所不同的是党的行动。一方面是有意识地朝向革命的夺取政权；另方面（包括反对「七二六运动」的古巴共产党）却故意以革命阶段论为借口，拒绝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在我们上述的分析中，只着重夺取政权的事实而忘了这些与斯大林主义破裂而领导革命的南共、中共和越共都没有变成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也是不对的。就是因为这些党只局部地而非完全地与斯大林主义的过去决裂，党的领导层，在政权内部的关系上，和与群众的关系上，还是保持官僚的组织立场。因此他们在革命的胜利中，并没有建立起工人和人民的直接的（苏维埃）政权。从一开始，党机构就等同于国家。拥有巨大的物质特权的新官僚层的崛起，加强了官僚化和群众非政治化的趋向，上述两「化」，也就愈来愈确实地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革命从开头就被官僚操纵和变了态。这种说法虽不很灵活，且有点复杂，但它却对一个很复杂的真实历史过程作出较好的解释。这几个党的非革命马克思主义特性，已经逐渐变成革命向国内和向国际继续进展的障碍物。虽然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世界规模上严重打乱了力量关系，对1940年所存在的，而在1945年仍被帝国主义想要恢复的殖民地制度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革命所采取得的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形式，不但招致了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失败，而且还瘫痪了印度的革命运动。在比较有节制的规模上看，中国所代价的吸引力，再加上毛泽东主义（包括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表示的最后形式）在政治和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乱，却在帝国主义国家的、从60年代的青年激进化中、特别是1968年5月运动以后所崛起的革命力量，起了分化、削弱的作用。同样地，中国上述的吸引力和混乱，不但减少了这段时期所开启的国际工人运动重新结合的可能性，而且在欧洲、日本、和北美洲从政治方面毁害了好几万个革命（或者是有革命潜力）的干部。
以后在古巴、格林纳达、和尼加拉瓜，真正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了。这些革命之与南斯拉夫、中国、和越南的革命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不是由斯大林主义中出来的政党所领导的。领导这些国家的革命政党，是从他们本国的反帝和社会主义的派别中分化和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些国家的政权的官僚化过程要比其它国家少很多。同时，这些国家也慢慢地走向使工人和人民权力制度化的过程，虽然这过程是有限的、不充分的、而且地方性多于全国性。由于这些真实的不同处，古巴革命和古巴工人国家在夺取政权以后许多年的今天，仍继续有革命性的进展。这个进展，对于拉丁美洲的反帝和工人运动部份，具有真实的影响。
但是，就在这里，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则没有好好地吸取，又在政治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古巴之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愈来愈成为它的经济向前发展的阻碍。党所持有的家长式的观念就有使政治和社会产生严重冲突的危险(20)。党与国家的等同，在推进拉丁美洲革命方面，大大地限制了古巴领导层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在考虑对拉美革命力量提供策略上、甚至战略上的意见时，古巴领导层必然会顾及古巴国家的外交利益。拉丁美洲缺乏革命的胜利，又反过来减弱古巴国家之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增加它在物质上对苏联官僚层的依赖，而且加深了古巴内部的危机。所以，就古巴和尼加拉瓜而论，全面地支持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的问题，并不是无意义的、次要的问题。
基于古巴和尼加拉瓜的领导层与南共、中共、和越共的领导层在本质上的不同，就有了另一个问题：这种样子的领导层会重复地发生吗？这里就进一步地提出：在世界规模上，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新的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层呢？
一口断定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需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层而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严肃的。由古巴、格林纳达和尼加拉瓜所发生的情形可以看出，革命力量在任何地方可以在基本上是全国性或者「区域性」的分化过程中崛起。为发要对这个可能性进步评价，就一定要丢弃先入为主的教条，而且要在具体的情况中研究某一革命组织的选择、活动和动力。（比如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或者菲律宾）。这里一定没有现成答案的。一切都看某一组织在长时期中的具体作为。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只是几个例外的情形。要深深地了解这种例外性，我们需要回忆革命在古巴和尼加拉瓜胜利的特殊条件：
·革命领导层对资产阶级和苏联官僚层的真正独立。
·统治阶级的衰弱、丧失士气和内部的极度分解。
·由于革命过程的未可预见的转变，以及帝国主义在政治技俩上的失败，因而产生相对的瘫痪。
·革命领导层的优越政治特质。这种政治特质是在群众间长期活动而建立起威信后才得到的。这是与帝国主义作政治较量而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
如果我们考虑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依赖的半工业化国家的、和大多数半殖民地国家的情况，我们能够看出，没有一个国家具备所有以上所列的因素，甚至多数的因素也没有。这就解释为什么古巴和尼加拉瓜的革命能在一个非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下取得胜利。
工人运动重新结合的程度及局限
卡期特罗和桑地诺领导层的特性，应该从以下的更大范围去考察：工人运动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中继续进行重新结合。这个历史过程是从古巴革命胜利开始，中间因委内瑞拉、巴西、波利维亚和智利的革命失败而在拉丁美洲暂时停止，但由于1968年5月运动、意大利的[热的秋天]、和葡萄牙革命而重新开始，从那以后还在继续，虽然它的过程是不平衡的、痉挛性的。它反映一部分避开了传统领导层控制的斗争的兴起。
最能够表达上述群众运动兴起的，有以下几个发展：
· 巴西工人党的生长。这是一个基于群众的、基于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它的纲领是朝向社会主义革命。
·南非黑人工人组织群众性的工会。
·波兰无产阶级组织成独立的团结工会（而且，在它被军事独裁镇压后，波兰无产阶级还是与它认同）
这三个组织已经影响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工人。它们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们支持自治的组织，而且主张组织内部应该有充分的民主。
同样的过程也在几个中美洲国家、墨西哥、菲律宾、秘鲁和丹麦发生，虽然它们的规模比较小些。在几个欧洲国家，左派力量虽然还小，他们在工会运动和新社会运动中颇有份量。虽然他们的重新团结不属于同一类型，但它们的活动表示，在几个国家中，相类似的事情也可能发生。 种种的迹象显示，像南朝鲜、几个东欧国家、甚至阿根廷，都会经历类似的发展。
当然，在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在几个依赖帝国主义的半工业化国家，传统的官僚机构，不管是政党（改良主义、新改良主义、后斯大林主义）抑或是工会（特别是美国、阿根廷和墨西哥），都还是阻止群众斗争和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的主要障碍物。过去五十年的历史经验，证实了这个从1917至21年的革命斗争中所得到的教训，那就是：我们不能光靠谴责这些官僚机构不断向资产阶级投降，以消除这种个障碍物。官僚机构之向资产阶级投降，已经导致工人阶级遭受严重的失败。虽然这些谴责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还要与革命力量聪明地使用的联合阵线策略结合起来。这个做法，就会使革命力量，在群众斗争的所有问题和所有目标上，被看成为坚定的、统一的政治倾向—事实上，它应该是所有倾向中最统一的政治力量。
我们应该了解，改良主义机构继续对工人运动的控制（更不必说它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工人阶级的控制），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它主要是在选举方面的控制。即便在这方面，它也不像过去那样的绝对，那就是像1945年或者1968年（除了英国以外，因为英国的改良主义机构在那时还是很有力量）那样的绝对。（21）。
还有，选举方面的影响只不过反映出想要从两个坏蛋中选一个比较不太坏的人物，反而不反映基本的社会改变。即使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从美国工人在选举中大量的弃权，看出他们渐增的疑惑，虽然工会官僚每次都要他们选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在这同时，传统机构在工会中的控制亦开始瓦解。最惊人的例子就在法国。在法国，虽然社会党在选举中得票最多，但是他们的工作场所中的人数却很少（有的时候，甚至比革命的积极分子还要少）。它在许多工会中是少数。
事实上，如果我们更密切地观察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工人运动再结合的复杂过程（工人与其旧的和新的组织之间的关系）已正在几乎每个国家发生，虽然它所采取的形式因地而异。你可以看工会内部的发展、传统政党内部的发展、新的派别和新的团体的崛起、以及在这些组织内部逐渐的分化。这些过程在不同的国家以不同、而且经常在变的比例联系在一起。我们应当以建立无产阶级的新革命领导层为目的，从每个具体情况中注意这种机会， 因而发展真正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特性。我们不可以事先排斥某一策略，只要这个策略不会使革命者在履行他们的历史任务时失去斗争的武器。他们的历史过程就是：争取大多数工人阶级来进行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的斗争。（22）。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五十年代、甚至1968年的情况比较起来，传统机构对工人阶级的真正控制已大起变化。但是，真正的群众性的革命党，自觉地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自觉地替群众作这种准备的政党，尚未形成（巴西工人党可能最接近那个阶段，但就以它来说，决定性的试验尚未到来）。这个局势可以定性为中间阶段，因为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阶级觉悟主要地还是在中途。广大的先锋分子已经出现，而且在一连串政治问题上已经比改良主义者和新改良主义者有更进步的立场，但是他们还没有一个全面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方案。
（新的）工人阶级先锋分子之有这种阶级觉悟有许多原因：
· 由传统的斯大林主义（后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方案引起的大醒悟。几十年来，这些政治方案已经导致失败和令人反感的妥协。
·苏联和中国的可悲的局势。这个局势已大致上被这些先锋分子接受为可悲的局势。
·捷克、波兰和阿富汗的悲惨的军事干涉，以及波尔布特使人恐怖的行径。
所有这些负面的经验，并没有给十月革命或1936年西班牙革命那样的导向性经验所补偿，这些导向性的经验可以使世界无产阶级对人类前景能够长久地保持希望。
但是，上述这些理由只着重主观的因素。除了主观因素之外，还有客观因素。群众性的革命政党的建立，归根到底只能由真正的工人运动与革命者合宜的干涉结合起来，才能完成。现在的情况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阶级斗争运动虽然有在不同的时候发生，这些斗争涉及几个重要国家（例如法国、意大利、英国、巴西、西班牙、波兰、阿根廷、一部分的墨西哥）主要部分的工人阶级，世界无产阶级的以下几支大军还没有出现在政治舞台：美国、苏联、德国和日本。如果这些主要国家的无产阶级，发动独立的政治运动，或者进行强大的群众斗争—这些斗争在目前情形下是很难由传统机构所控制—它就会把国际工人运动重新结合的范围、步伐和内容完全倒转过来。
在目前，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无产阶级革命领导层的危机，在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依赖他国的半工业化国家，都没有得到解决；在承认这个事实的同时，必须继续行动。群众性的革命党尚待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这些革命党的条件已经变成愈来愈清楚、愈来愈现实，而且，即使在几个这些的国家中建党工作已经有了一些真正的进展。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尽全力推进建党工作，而且以充分的热情和忠诚、利用某个国家的特殊条件来推进这个工作。但是，他们决不牺牲他们纲领的完整性。因为他们深深相信，如果纲领的主要精神不被群众所吸收，它一定会导致工人运动遭受悲惨的失败。这并不是说，纲领应该被认为是已完成了，不需要随着群众运动的客观新要求和新经验而作经常的补充和修改。
同样地，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参加工人运动重新结合的工作的同时，应该在各个层面进行以下的政治与组织的工作，以便建立他们自己的派系：
﹡形成一个领导层和使它后继有人；
﹡教育干部；
﹡参与斗争；
﹡将自己的人员打入工人与工会中去，看成为优先的工作；
﹡认同一个长期的政治纲领；
﹡要有能力以有伸缩性的方法在政治上采取主动，等等。
以上这些工作的必要性，是因为我们认为，革命领导层只在长期内才能建立起来；这至少在工业化国家和特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有长期政治经验的国家，会是如此。
奇怪的是，建立革命领导层和革命政党的工作要在非革命的局势中去做。当革命来临时，我们就没有时间来进行某阶段的建党工作。这些工作一定要在革命以前的时期来完成。
国际主义化的挑战
已经或者正在从目前工人运动重新结合的过程中崛起的新组织，它的主要弱点就是，他们拒绝同时建立国家组织和一个国际组织。在最好的情形中，这导致「国家－共产主义」的新版本。在最坏的情形中，这不但误解了世界阶级斗争的主要观点，而且采取了放弃甚至出卖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立场。
这个缺陷是特别的显著，因为在这同时，人类生存的危机和面临的决定性问题有着惊人的「国际化」。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比1914年、1939年、或者1945年还要大，除了在国际的规模上解决以外，别无他法。三个主要的问题是：避免核子灾祸；避免生态灾祸；解决第三世界的饥饿和发展不足的问题。
根据我们目前所得到的资料，核子战争（或者生物或化学战争）一旦爆发，即使只用了目前的巨大破坏力的一部分，不但会毁灭人类的文明，而且会毁灭整个人类。在这些情况下，防止世界大战（核子的、生物的、化学的）就变成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战略目标。如果我们在这个目标上失败了，那末，任何世界革命的计划，或者建立社会主义的计划，都失去意义。你不能在无生命的地球上建立社会主义。
我们与激进的和平主义者的分岐，并不在于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完全同意他们。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应该进行革命斗争来消除对人类集体生存的永久性威胁。我们承认，激进和平主义者在了解这个威胁方面，曾作了巨大贡献。
我们与和平主义者的岐见，是在于消除这个致命的威胁的必要条件上。和平主义者认为，我们不需要在拥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的国家，推翻资本主义和推翻其国家机器，即能保证世界和平及避免核子战争的大灾祸。我们深深相信，和平主义者的这种想法是幻想。人们以为，只要局部裁军和群众的反帝、反战争的压力即可避免核子大灾祸，这特别是个幻想。我们所批评的，并不是夸大这个危险，而是低估这个危险，至少从长远看来是如此。
资产阶级也已意识到，这个大量使用毁灭性武器的自杀威胁所包含的意义。因此，它并不认为世界大战是「解决」它的危机（从经济危机开始）的途径，不像1914年或1939年那样。死了的资产阶级，把有破坏力的「商品」「卖给」原子化了的「顾客」，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所以，任何有理性的资产阶级领导人，不可能任意发动核子世界大战。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对事实的叙述并不是这个问题的结束。
第一，只要世界各地还有大量库存的核武器，这些武器总有被意外地触发的危险，这个危险因活动反应时间的缩短和对发射系统的自动化而增加。所以，使人们不用核武器来消灭人类的先决条件，不是局部的核裁军，而是完全的核裁军，完全销毁所有的核子、生物和化学武器，以及决定地保证禁止制造它们。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这是不可能达到的。在帝国主义国家流行的军事战略，所有市场的、以利润为主的经济的逻辑，都使在资本主义之下能够达到完全裁军的假设归于无效。
第二，即使核子武器能够完全消除，世界还有几百座核子反应炉；这个事实也会把一个「古典的」世界大战，或者在主要区域的大规模「局部」战争，在「古典的」空袭下，转变为「核子弹头」。从1945年以来，地方性和区域的战争，都已经酿致几百万人的死亡，而且没有停止过。以为今后的几十年会有不同，则是个幻想。只有资本主义还存在，消灭整个人类的威胁一直会存在，不管世界人士，甚至资产阶级，对这个威胁的警觉是多高。
我们也应该了解，只要武器竞赛还在继续，特别是被「长期的经济萧条」（23）所推使，更多的有巨大威力的「传统」武器正被制造出来。今天的炮弹的威力，已相等于破坏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威力。明天，这个威力会更大。核子世界大战和「传统」世界大战之间的分别愈来愈小。全面（而且不只是核子）裁军，因此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条件。期望这个全面裁军而不废除资本主义，这比期望核子裁军而没有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更为幻想。
最后，我们相信，资产阶级国家的有理性的代表人物，不会故意进行核子自杀，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证据，说资产阶级国家永远是由有理性的政治家领导的。历史已经至少给了我们一个由狂热的冒险家所领导的帝国主义强国—纳粹德国。这个狂人在战争要结束时，不但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且要他的阶级、他的国家和他的民族与他同归于尽。我们很难说这种极端的情况不会重现，如果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类似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危机（只要想想美国右派的「情愿死而不要赤色的思想状态」，便知道了）。
所以，美、法、英以及将来德国和日本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将会决定这些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治上的领导人物，正像1929至33年的德国一样。这个阶级斗争的结果也会解决核子灾祸是否在短期内会成为真正的威胁的问题，如果工人运动和「新社会运动」被打垮的话。
从长期来看，光靠外在的压力、「力量的均衡」、「社会主义阵营」的增强、对核子危险的愈来愈多了解等等，决不能避免文明和人类本身的毁灭。只有生产者接管所有的能够生产巨大破坏力武器的工厂，以他们的集体决定，不但销毁所有现存的武器，而且阻止它们的新生产，这样才能够在长期内保证人类的生存。这个保证不能在国家的规模上或者洲的规模上实现。世界社会主义联邦的建立，是永远消除这个要毁灭全人类的战争威胁的唯一可行办法。这个结果只有每个主要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在阶级斗争中赢得政权，才能达到。
这里，我们要考虑近几十年的一个「新现实」。自从1945年以来，大多数战争是帝国主义和国际资产阶级的责任，但是，并不是所有战争属于这一类。在资本主义以后的国家（官僚化工人国家）之间也发生了几次战争：中苏军事冲突、越南与柬埔寨之间的战争、以及中越军事冲突（我们还可以加上华沙公约军队之干涉捷克，虽然这没有发生军事冲突）。
托洛茨基本人未能预见「一国社会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这个官僚意识形态的终极的、使人恐怖的逻辑。对于人类前途而言，不懈的国际主义化的教育和活动，排除任何种类的区域限制或「福音式的民族共产主义」，会变得愈来愈重要。我们必须一次过总结以下的观念：在今日世界上还有什么「基地」要保卫，而且，保卫这个「基地」比保证全人类生存更重要。我们必须努力把整个工人阶级转变为前后一致的国际主义者。
当我们讨论生态灾祸威胁或第三世界饥饿等问题时，我们不必重复战争毁灭人类的详细论点。我们与保护生态者和「第三世界者」的分岐，不在于对这些威胁程度的了解，我们完全分担他们在这方面的关注。正如我们对和平主义者的看法一样， 我们承认他们在提高人民对这个问题的意识水平的贡献。这个问题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问题，但是却很少被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有时包括其革命的一翼）清楚地表达出来、具体化和着手处理。
我们与他们的分岐，是与消除这些威胁的条件有关。虽然我们支持所有为立即的、局部的、过度的解决而进行的斗争，但是我们认为「纯」生态学者和「第三世界者」—那些非社会主义者、反资本主义者、革命者—严重地低估了这些渐增的威胁，与保持一个建基在私人致富、竞争、利润、资本积累、市场经济以及因而产生的社会行为和思想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结构性联系。这些问题只有在彻底脱离这个逻辑的束缚之下，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总是会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架构内不断重现。
面对着人类危机的如此「国际化」，「阵营主义」的说法就全部失去它的可信性。特别是当克里姆林宫的头头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愈来愈挑战这个立场时，「阵营主义」的说法更难保持它的可信性。
克里姆林宫官僚们抛弃了「可以在核子战争中取得胜利」这样的罪恶的、非人道的说法，可以说是在这方面的思想前进了一步。但他们并没有提出一条代替这个想法的、比它更好的路线。
事实上，对于国际化的倾向，只有二种前后一致的反应。第一种反应是，由于人类所面临的威胁是如此的大，帝国主义以及大资本（后斯大林主义者把它非科学地缩减为「独占者」）会慢慢地改变他们的性格。这个想法认为，他们会放弃他们最侵略性的、最竞争性的措施，会停止帝国主义的行为，而且会与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第三世界人民和他们自己的工人阶级建立进步的、合作的关系。根据这个想法，一定要「鼓励」帝国主义和大资本向这方面发展，小心地避免任何会加深矛盾的讲法和做法，特别是要放弃革命的活动。
第二种反应是从以下的结论得而出来的：在资产阶级社会危机的目前阶段，不管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或工人组织怎样做，这些矛盾的加深一定会周期的发生。因此，对于国际化的挑战，唯一的合宜回应就是：认识这些威胁的严重性，和采取一个唯一可能解决这个危机的方针—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相继胜利（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的官僚化工人国家的不断革命），来创立世界社会主义联邦。
第一种反应是建基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动力的严重低估。它是绝对不现实和幻想的。第二种反应在短期内较难被广大群众所接受。但它是唯一的、现实的道路。当它与历史的真正进程愈来愈符合时，它就会被愈来愈多的群众所了解。
没有国际的理论、实践、和组织，
就不能建立世界社会主义联邦
从国际工运重新结合中兴起的几个主要的团体，之所以延迟采取前后一致的国际主义立场，是有好几个原因的。在许多主观原因中，我们可以特别提起官僚的、行政的「中心」的坏经验。这些坏经验可以溯源自共产国际在齐诺维也夫派操纵下所起的变态（24）。这个变态的极点就是斯大林主义化的共产国际。 然后是共产国际情报局、克里姆林宫之企图控制「国际工人运动」、中共之企图把其它国家的毛派团体跟着它的外交政策转，等等。这样，人们就自然而然地怀疑：是否可以把在各国都适用的国际主义政策，和每个国家的阶级斗争的特殊性质结合起来。这个怀疑也特别地被第二国际在1914年的破产所培养出来，因为，它虽然在1911年前庄严地宣布采取反对战争的政策，但战争一来，却不能坚持这个共同的反战争立场。除了这些主观因素外，我们还要考虑客观的因素。
对于已经当权的政党而言，如果只注重在外交上玩弄策略，就势必不可能把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完全考虑在内，因为，在某一时候和某一国家，世界无产阶级利益和外交策略的结果之间，总会有矛盾的。这并不是说，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谴责这些策略的必要性。这是说，必须清楚区别任何国家的政策与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如果没有国际性的组织，就不可能作出这种清楚区别。
列宁了解这一点。这就是他为什么他要快速推动创立共产国际的理由之一（当时仍有人说时机尚未成熟）。他之创立共产国际的目的，并不是要给苏维埃俄国使用策略的辅助工具，而是要使俄国共产党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作为一个国家而使用策略时有一个制衡的力量。
对于列宁、托洛茨基、齐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所有共产国际领导人而言，当苏维埃俄国与德国及奥匈帝国订立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时，这三个国家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的革命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并不是保卫这个和约，而是谴责它为帝国主义所强加给俄国的单方面的苛刻解决条件。当苏维埃俄国不久以后与资本主义德国签订了甚至包括初步的军事合作的协定时，德国共产党一天都没有停止他们的推翻德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斗争。
但是，如果人们开始拒绝在国家机构和党之间加以分别，如果人们把后者和前者等同，如果人们接下来在国家的国际政策和党的国际政策之间不加区别，那末，国家要求的客观含意和国家运用策略的客观后果，就会变成为创立国际革命组织的难以克服的障碍物。
从工人运动重新结合中兴起的党派（除了古巴和尼加拉瓜的以外）所面临的另一个客观现实就是：对于世界革命三个部分之间的利益的一致性，尚未成为大部分先锋份子的日常经验，更不必说广大的群众了。这方面的最大障碍就是，世界革命三个部分的群众斗争之间，步调并不一致，而且大都是自发的。
在1968年的一段时期中，我们对于「布拉格之春」，再加上法国学运工运和越南春节攻势，所起的团结作用，寄予莫大的希望。「布拉格之春」之被镇压，于是就成为第二次大战以来在官僚层所犯的一连串罪恶中，产生了最坏的长期影响的政治罪行。
从那时以后，（我们只要举几个例子）中美洲的群众和革命分子的经验，一般而言，就与波兰团结工会的工人、英国矿工、意大利快意汽车厂工人、法国铁路工人、或者德国金属工人的经验隔离了。人们虽然可以用宣传和支持运动作为沟通这些经验的桥梁，但那不能代替共同的群众经验或者国际性的同时传布的经验。在几个国家之中，群众斗争的分散和先锋分子的政治不成熟，也造成同样的后果。最后一点是（前面已经说过），由于几个工人阶级最壮大的国家还没有进入斗争舞台，这个事实对于新建立群众性革命国际的计划的可信度，也有很大负面影响。
在这些情况下，只有第四国际和几个与它的最大支部差不多大小的小团体，才完全采取普遍的阶级团结的立场。只有第四国际才得出了要在组织方面努力的结论：同时建立各国的革命政党和一个世界革命党。
上面指出的那些障碍物，只有在以下的情况中才能克服：在几个主要国家，阶级斗争有了爆炸性的新发展，革命组织内部有了新的分化，而且在传统的群众组织中发生了新的事件、分裂、重新结合和统一。
但是，如果说所有这个过程能够自发地自动地导致像共产国际初期那样（但除去当时的高度集中和策略性错误）的真正的、普遍的国际主义重新兴起，那是太天真的想法。如果不在今天为建立一个国际而进行不倦斗争的话，那就不会有新的群众革命国际。如果不继续建设第四国际，那就不会有新的群众革命国际，即使后者不会是前者的单纯的成长，而会是很广泛的重新结合的后果。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论点更扩张开：如果工人阶级的重要部门事先没有参加群众革命国际的经验，换句话说，如果他们没有参加一个真正的世界组织，这个组织被大家自愿接受的活动规则所约束，而且还牵涉到至少局部地限制其会员党（支部）的主权，那就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有世界社会主义联邦，因此也不会有人类的解放。
但是，经过了几千年强国对弱小的种族、人民、国家或阶级进行剥削和压迫和施加强暴以后，经过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超级剥削和压迫以后，经过几世纪的种族歧视、种族强暴、甚至种族灭绝以后，经过半世纪的苏联官僚阶层对境内少数民族和境外其他国家所施行的压迫和岐视以后，如果你认为所有人民、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工人阶级和革命政党会自动地、自由地、而且事后毫无反悔地接受这样的限制主权是合逻辑的事，那你真是梦想了。
首先，他们必定要学习到，世界性的合作只有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实施才有可能。他们必定要学习到，「小」的力量所具有的权利和权力应该不比「大」的力量少。他们必定要学习到，主权的限制应该先应用于「强大的」力量，然后才应用到「较弱的」力量。他们必定要学习到，所有基于种族、民族、少数民族集团的歧视应该完全禁止。
要学习到这些经验，首先就要参加一个群众性革命国际。这样一个国际的机能，应该建基在以下两个原则（今日的第四国际已经建基于这两个原则上）：各国的政党在选择其领导及国内策略方面完全有自主权；但是，国际政策就应该建基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即当初的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而不是斯大林主义所实行的官僚集中制）。
如果第一个原则被抛弃的话，它就会导致齐诺维也夫式的操纵，或者会导致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窒息内部民主的方法，和完全错误的选择领导人的措施。在这种完全错误的选择措施之下，只有最忠于「国际中心」的人物才会被选为领导。如果第二个原则被排斥的话，它就会导致罗莎·卢森堡所说的结果：「全世界的工人在和平时团结在一起，但是战时就分裂瓦解了！」
所以，在1938年建立第四国际的种种理由，今天仍然有效。让我们总结我们分析的结果。资本主义的残存，比以前更昭示一连串灾祸的危险。这些灾祸，不但会破坏人类的文明，而且会毁灭整个人类。要挽救它，只能以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改良的手段使资本主义消灭，则完全是幻想），代之以在世界规模上联合起来的自由结合的生产者管治。只有国际工人阶级才能推翻资本主义。但是，要做到这点，就需要适当的阶级觉悟水平和革命领导层。
工人阶级在经常爆发直接行动的同时，也创造了解决主观因素危机的条件。不过，这一定要革命者已经较长期地、有效地、较大规模地在运动中进行活动，才能解决主观因素的危机。他们应当以同时建立新的革命党和新的国际为其目标。
从历史角度看，国际无产阶级所面临的抉择就跟1938年一样。
要么国际无产阶级仍然是分裂涣散的，每个国家每个部门的无产阶级从事各别的、有限度的、保卫性的斗争，而且，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以外，无法冲破资产阶级国家和社会的架构。在这种情形下，建立新的革命国际的工作会失败，建立新的群众革命党的工作也会失败。到结果，人类会被毁灭。
要么主要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像1968—69年的法国和意大利工人那样，1973—74年的葡萄牙工人那样、1968和1980—81年的捷克和波兰的工人那样、以及最近几年的南非黑人工人那样地行动起来。只要有足够数目的干部坚实地植根在工人阶级中间，具备着正确的纲领和战略观点，而且有能力采取合宜的政治行动和政治主动力，那末，工人运动的重新结合过程中所遇到的政治、组织、与地域的限制就会慢慢被克服。因此就有可能建立新的全国革命领导和新的群众革命国际。
因为我们一秒钟也不怀疑第二条设想会成为现实，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人类的将来，新的群众革命国际的发展，和第四国际的胜利。
原载《国际马克思主义评论》（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理论期刊）
第三卷第二期（伦敦出版，1988年秋季号）第80页以下
注释：
1-12后补
13 这确是改良主义的逻辑：从争取立刻可取得的东西（例如，伯恩斯坦说：「运动是最重要的，目的是无所谓的」）走到自限于资产阶级议会国家机构可接纳的东西，即与资产阶级基本上保持共识。
14 「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性质，并不在于能够在任何时刻实现革命，亦即拿取政权。这个革命性质的保证，是局势的深入的、尖锐的转变，和时常发生的、突然而来的变化。」托洛茨基在《列宁逝世后的第三国际》中《对共产国际纲领的批判》，第一部份，第179页（法文本）。
15 下面是两个标准的例子：考茨基在替《新时代》所写的一篇文章上说，超帝国主义会使战争不可能发生。这篇文章刚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发表的。希法亭在替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的理论杂志Die Gesellschaft所写的一篇文章上说，感谢明智的策略，这个党已经阻止国家机构和纳粹之间的联盟，因此希特勒走上政权。这篇文章刚好发表于奥登堡总统选择希特勒为总理之后。
16 革命者在评定社会立法的价值时，是运用卡尔‧马克思所用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要看那个法案是否能顾及全部工人阶级，特别是它的最弱的部份，最没有组织的部份、最受剥削的层份。
18 至于阿尔巴尼亚和北朝鲜，我们尚没有足够数据来断定：这两国共产党之夺取政权，到底有多大程度是由于真正的人民革命，有多少程度是由于像东欧一样的外国军队干涉。
19 把斯大林主义党定义为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基础上建立的政党，是不正确的、唯心论的，这也是思想混乱的泉源。很多个社会民主党也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支持者，但他们并不是斯大林主义者。
20 -后补
21 即使我们不谈德国绿党获得百分之七的选票，而且被选民认为是比社会民主党更左，我们也可以看看丹麦的情况：丹麦的SF党也是比社会民主党更左，而且在全国大选中获得百分之十三的选票。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首都哥本哈根，它得到百分之二十五的选票，丹麦极左的几个小党所得的选票，它的总数比社会党所得的还要多。根据巴黎《世界报》所作的民意测验，法国三个极左党的总统候选人将会总共得到百分之七的选票。这是一个新的现象。
22 托洛茨基在1935年6月所写的一封致第四国际的公开信（题为《新时代需要新国际》）有以下一段文字：「替所有国家规定单一的道路，就会是致命的错误。根据国家的情况、旧的工人组织的分解程度、以及他们自己在一定时刻的力量，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者）有时可以组成独立的政党，有时可以在旧的政党或工会中作为一个派系。
当然，不管在什么地方，这个派系工作只不过是建立第四国际新党过程中一个阶段而已。这些第四国际的新党可以在从旧组织来的革命分子的重新结合，或者从独立的政治团体的行动中形成。
23 这并没有与我们已说过的东西相左。虽然核子世界大战不是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方法，但是在危机的气候中，军备竞赛倒是大量资本的「代替市场」。不管人们对核子战争的自杀性的看法如何，军备竞赛继续会是如此。
24 在1923年以后由齐诺维也夫分子所控制的共产国际，常常以粗暴的手段（有时纯粹以行政的手段）干涉几个支部的内政，甚至更换它们的领导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