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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误解马克思
曼德尔
（比利时弗里吉大学）
一、导 言
约·埃尔斯特教授提出了这么一种观点：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论不是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而是“方法论个人主义”。他这样来定义“方法论个人主义”：
社会科学的解释有三个层次：第一，对精神状况的因果性解释，如欲望与信仰……第二，分析由潜在的信仰和欲望所激发的个人行为……最后，对个人行为所构成的整体现象进行的因果性解释。这最后一种形式就是马克思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贡献。[1]
更简洁的描述是：
这一信条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现象——它们的结构，它们的变化——为人理解的首要的、惟一的原则，即潜心于对个体的研究——他们的财富、他们的目的、他们的信仰和行动。
面对这种把所有的社会现象都看作纯粹个人信仰和行动的观点，我们至少可以说，这听起来与那句大家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的名言——“以往所有时代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有点自相矛盾。
谁也无法否认这种悖论的存在。和所有的假设性陈述一样，一种悖论应该接受事实的检验。遗憾的是对埃尔斯特来说，他的悖论性的假设难以经受这种证实，也就是说它与马克思的思想并不一致——这一点通过对马克思著作客观全面的研究可以得知，而且它也不能解释历史的真正发展。
二、影响社会状况的第一因素
这里并不是说把个人和社会整体的行动、利益、目的以及信仰联系起来不可能，在其它文章中我已从一个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释。[2]但从这一问题形成的过程说明，非要把它们联系起来的这两个部分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社会现象，即使它们常常相伴发生。心理学和社会学并非同样的科学，甚至没有什么相似性。它们处理不同的经验数据，涉及人们生活、经验和发展的不同方面——埃尔斯特明确反对这一点，这是他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对自己炮制的定义的迷恋，阻碍了埃尔斯特采取正确方法来解决问题：
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认为，存在着在解释顺序上先于个人的超个人的实体，那么解释不从自我调节的规律着手，就要从这些大实体的发展着手，个体的行为起源于整体模式。
特定的社会(不仅是生产方式的也不仅是社会形式的)都有特定的发展规律，这一点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我完全接受这一观点。我甚至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主要优点，它能够对不同社会的——甚至整个历史的——规律进行整体性阐释。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的行为来自整体模式。只有傻子才会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或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仇恨起源于劳资双方的阶级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组织方式对个体行为的形成——甚至个人欲望、激情、信仰和目的——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希特勒为什么能成为德意志的领袖，或者他怎么能够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问题不能通过分析其心理秘密来做出根本性、实质性的解释。也不能通过爱因斯坦的天才来解释为什么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要投掷原子弹。这些就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无论这种解释代表着什么，我认为它是非常可疑的)争论的焦点所在。在两种情况下——也包括其它与阶级社会历史相关的情况——社会阶级力量，特别是阶级冲突以及由这些冲突所导致的政府统治力量比起任何个人或非结构化的个人联合体的力量都远远重要。
无论从年代顺序的观点来看还是从分析的方法上来看，这都不是解释顺序上的优先性问题。这是一个个体行为和信仰是否受到他不能控制的、甚至常常意识不到的社会压力的影响而转变或变化的问题。
考虑一下人类生活的基本问题：纯粹生理生存的问题。没有食物、住房以及其它一些生活必需品，就没有个体的生存。与动物生活不同的是，人类不能仅靠个人的力量或纯粹本能的力量来获取这些必需品。只能通过共同的社会劳动来获取这些必需品，也就是说，需要通过与他人基于共同目的和意识的劳动联合才能得到。获取食物的欲望是所有人的普遍欲望。但满足这一欲望的方式却不取决于每个个人的爱好或心理特性(这是非常现实的)，而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条件：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等。
在奴隶社会，奴隶可以通过屈从于其主人的意志来获取食物。在封建社会，普通的农奴可以自己生产食物，只要他能遵守地主给他规定的各种规则，比如说，每星期为地主和僧侣义务劳动三天。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你不是一个自足的农场主(这种农场主的比例在帝国主义国家不到1％一2％)，普通的劳动者只能通过金钱交换来获取食物，而且如果不出卖他的劳动力，他就没有足够的钱来获取这些生活必需品。所有这些都取决于社会环境，而不依赖于个人的愿望或个体的选择和创造。
因此，很明显，如果认为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可以从个人活动中得到解释，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必然会涉及对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的分析，因为它们有着完全不同于组成它们的个体行为的特定的逻辑——这种逻辑与是否为个体行为动机提供了先天的或后天的逻辑无关。
人类的确表现出各种冲动、激情、利益、目的和动机等相互冲突的特征。如果说它们中的每一种(或各种因素的结合)能够决定社会行动和行为的方式(相对于纯粹个人活动方式而言，比如你如何割玉米)的话，那么这种决定关系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的压力——它通过不同集团(又名阶级，这里主要指不同的社会阶级)间的冲突以及相互作用力来传导。当这些环境变化的时候，行为也在变化，但并不是说每个个人的行为都要发生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历了血雨腥风的纳粹党卫军们，无论男女仍然像在1930年、1935年、1940年，以及1942—1945年那样保持着听从指挥、遵守纪律，尤其是遵守等级命令之类的意识和道德观。但同时他们亦深深热爱自己的孩子，为他们父母的坟墓献上鲜花，精心照料他们的宠物，这一切和他们屠杀百万生灵之时没有什么不同。昨天他们犯下了滔天大罪，今天则不然。作为个人，他们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改变的只是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单独看来，每一个纳粹党卫军本人并不是罪孽的制造者，但成千上万的纳粹党卫军联合起来，听命于希特勒及其党羽的指挥，执行那种具体条件和环境下由当时的政府和统治阶级所认可的各种行为，他们就成为罪犯的联合体。这些个人身上可能存在着成为罪犯的可能，但这种可能要成为现实则是社会环境作用的结果。
埃尔斯特在重要的一点上是对的：资本和历史并不存在同具体的个人活动相分离的特有的逻辑——这当然也是马克思的信条。马克思的一个最基本的发现就是，在根本意义上，资本不是一种物(也不是一定数量的货币)，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这里的人是指那些生活在具体的环境中的个人，也就是具体的人。个人“一般”，脱离了他所生活的具体的社会条件，是不真实的、抽象的、形而上的(神秘的、纯粹想象的产物)人。历史的“一般”同样抽象。
埃尔斯特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说明“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在解释社会问题上的区别：资本主义条件下强制性的雇佣劳动现象。
在一段冗长、抽象、复杂的论证之后，埃尔斯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如果工人退出生产资料中他平均占有的那一份，他的境况会改善，那么工人就受到了剥削。[3]
如果工人退出他自己的生产资料，他的境况会改善，那么工人就是被迫出卖他的劳动力。
如果工人退出他自己的生产资料，他的境况会不可接受地变坏，那么工人就是只得出卖他的劳动力。(216页)
这种论证，看起来——也只是从表面上——似乎能够理解具体个体工人的行为，但一旦用于分析整个劳工阶级就显得有点胡说八道了。难道说英、法、意、德2500万挣工资的工人(更不用说美国的11 000万的劳工了)能够退出生产资料中他们平均占有的那一份，而他们的收入以及机器成本或土地价格却保持不变吗？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生产资料，而中央银行和工业资本在经济中的地位不变吗？
单个工人可以脱离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存在脱离无产阶级的情况。他们不仅变成了小店主和手工匠人，而且变成了嬉皮士和流浪汉，有的靠农业收入生活，有的靠林中的野生浆果为生。不过从一百多年的统计资料来看，这些只是少数(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占绝大多数的(在许多国家超过90％的人口)工人最终沦落到为资本家和政府出卖劳动力的地步。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愿意这样？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对美国那5 000万农业无产阶级来说他们是不可能全部都靠野生浆果来生活的。
有人可能会反驳，主体的社会条件——出于同样的目的，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纳为主导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只有当他们同个人的动机和选择相一致的时候才可能占主导地位。商品生产之所以普遍化是因为它反映了个体对财富和自由的偏好。但这种说法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
商品生产和市场(货币)经济的普遍化是通过所有大陆上的制度变化和具体经济进程的变化来实现的，尽管它违背成千上万人的明确意愿并受到他们强烈而持续的抵抗。进一步说，前面那种看法混淆了原因和结果的关系。
从长期看，或多或少有助于特定生产方式下再生产的顺畅愉快的某些心理因素确实会逐渐内在化于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之中。但这是一个后天性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先天性的过程，甚至不能说是和生产关系共时性的过程。
仅仅通过15世纪至19世纪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政治家、道德学家、牧师、发明家、人类学家等对“懒惰的”佛莱芒人、“懒惰的”英国人、“懒惰的”爱尔兰人、“懒惰的”法国人、“懒惰的”(难以置信却又是事实)德国人、“懒惰的”意大利人、“懒惰的”西班牙人、匈牙利人、波兰人、黑人、墨西哥人、印第安人、印度人等等的无休止的谩骂就可以发现这种时滞效应。一般的劳动精神并不是先于资本主义工业而形成的。它是心理领域典型的不合逻辑的产物。
三、个体的优先性和社会的优先性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埃尔斯特的观点——社会现象是个人欲望和激情所驱动的个人行动的集合体——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所有社会现象中最具否定性的现象——战争。自我保护是人的最基本的驱动力，甚至比获取食物和住所更重要。然而尽管存在着这种本能，人类还是不断地卷入周期性的战争，上百万的人为此死去。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愚蠢的念头？难道是因为个体关于战争的信念和欲望比起自我保护的愿望更具本质性，以至于它一次又一次地在人们的头脑产生？
尽管我们不能否定确实有一些自愿为某一事业献身的战争狂人，我想过去——也包括现在——绝大多数土兵是不能划入这一范畴的。他们(相当不情愿地)是屈从于社会压力而承受这种生死考验的：由于军事纪律约束着他们；由于其它的选择意味着更快速地被枪杀(这似乎是一种更直接的更大的冒险)；由于个人反抗战争毫无作用的事实使他们看不到其它可走的道路；由于“战争代表正义或者较少的丑恶”的意识形态仍然主宰着很多人的头脑等。一旦这些条件发生了变化——正如有时确实发生的那样——对战争的整体性的反抗就会发生，甚至发生在大规模的军队中。
同样也许有人反对：难道战争不能因为弗洛伊德和其他心理学家所谓的“好斗冲动”或“死亡欲望”而可能吗？这些本能是和自我保护、快乐原则等共存的。这是诡辩家的辩论。如果说战争起源于人们的死亡欲望，而这种死亡欲望和好斗冲动是无所不在的，那么为什么战争现象不是永久持续的呢？为什么在人类历史发展周期和历史结构(框架、生产关系)中和平多于战争呢？如果事实如此，那么情况就是(这一点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是很难否定的)，并没有一种社会现象(如战争)能说明它是个人冲动、激情、欲望、信念、目标的结果，相反它们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的相互联系、相互冲突和斗争的结果。
同样，当埃尔斯特提出了资本家和工人进行阶级斗争的动机问题的时候，他的还原论导致他陷入了另一个死胡同，这一点表现在他的著作的很多地方。提到资本家，他这样说：
……如果每一个资本家都遵守这样一种假设前提，即只有他的工人能够接受更低的工资，那么我们的确可以推导出一些结论，但这种假设在逻辑上是根本不可能的。马克思曾经说过： “每一个体都互相影响着他人的利益”，因为他们按照与他人完全互不兼容的假设进行活动。(26页)
在埃尔斯特看到逻辑矛盾(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必须研究的是矛盾着的历史进程本身。由于他从个体资本家的立场提出这种观点(好像这是一种纯粹简单的思维过程或心理过程)，他未能发现资本家的行为受到的社会环境压力，这种压力迫使资本家按照一种矛盾的方法而不是他自己的所谓假设前提来采取行动。
在这种环境下——首先是市场经济的价格竞争——个体资本家首要考虑的因素是他不得不支付的工资成本，而不是其它那些与整体需求、公共卫生设施以及适者生存等相联系的“思维”、“假设”、“动机”，或者考虑如何拯救他自己以及他的工人的不朽灵魂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他们那个层面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但它不能决定资本家对待工人工资的态度，除非资本家可以对破产无动于衷，也就是说资本家已不是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再者，如果说在近乎自由竞争和技术革新缓慢的条件下，只要能够降低成本，资本家就可以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那么，在微观经济层面所有企业主持这种态度并不是什么逻辑上的矛盾。
但这种态度在宏观经济层面是否自相矛盾呢？当然。过度生产的经济危机、低工资所导致的技术革新缓慢、本地市场不发达所导致的对远方市场的依赖(这就增加了运输和流动的成本)、对付工人罢工和反抗的成本，对资本家来说还可能染上大城市中由于工人的悲惨生活而传播开来的流行病……这些都是导致宏观层面自相矛盾的主要因素。
因此，资本家就会在工资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这不仅因为他们承认了这一客观的逻辑，而且由于他们认识到了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环境要素的重要作用。[5](应该注意到，由于十分害怕丧失市场份额乃至全部财产，相对于大资本家来说，小资本家面对市场环境压力时更为犹豫谨慎。事实上，资本家为了能够灵活有效地面对工人工资变化的压力也是造成资本集聚和集中的另一重要动力。)所以大资本家就不仅会周期性地——特别是在繁荣的固期中——把其他资本家工人工资的变化作为他们产品购买力的潜在因素，而且也把自己工人的工资变化作为参考因素。亨利·福特就是体现这种变化的极好例子。凯恩斯经济学由于说明了这一变化因素而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代表。
不过这样“解决”埃尔斯特的“矛盾”是暂时的、有限的。恰恰在他构思自己的这一经济学著作之时，国际资产者做出了全球性的相反反应。在周期性的衰退和长期的经济颓势，以及工业生产能力的开工率只有70％(用于民品生产的，即除去大量的军事订货不算，尚不足60％)的情况下，所有发达国家甚至大多数的不发达国家都在裁减工人的工资。是不是这一切突然逻辑错乱了？是不是他们都忘记了埃尔斯特的“逻辑上的矛盾”和“矛盾的假设前提”？或者仅仅是为了遵从提高利润率这一首要性的社会要求？
根据这种具体的历史分析，这种看起来不可解释的逻辑矛盾何以能够在资本主义的企业主身上统一起来，只有通过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经济条件和阶级斗争的沉浮)来得到解释。最终的结果就表现为实质性的绝对工资与相对工资的冲突和融合趋势，工资时高时低(既不是经常很低也不是经常很高)：根据工人层次的不同和具体社会形势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埃尔斯特把下面这种荒唐的观点加到了马克思头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水平在心理承受最低线上下徘徊。继而又根据不同的工人具有不同的需求这一论据对这一观点大加批判。而事实上马克思最大的理论贡献之一就是：对李嘉图一马尔萨斯一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或工资基金理论)所做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惟一现实的“基金”是工人新创造的价值总和(总价值，净国民产值，国民收入)，它如何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取决于二者斗争的现实结果，尤其是现实的阶级斗争状况。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的理论替代人口统计学的工资规律理论的原因(这种理论把工资看成围绕心理最低线波动)。资本一工资的积聚理论(不仅考虑劳动力供求的短期发展也考虑其长期发展规律)区分了工资的两种内涵：心理最低限度和道德历史要求限度。后者依赖于阶级斗争的浮沉变迁，并受中长期产业后备军力量大小的影响，虽然其影响力不是决定性的。
但埃尔斯特没有接受马克思的这一重大理论贡献——比起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使劳动价值论显得更有一致性和现实性。埃尔斯特试图更进一步表达他的观点：
马克思通常把工人的消费结构而不是货币工资作为出发点，尽管他偶尔也能意识到把这一点作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特征是一种错误的导向。他经常使用劳动价值论的概念，但是如果工人把固定的工资花费在不确定的消费结构中去，即使它们的价格总额相同，也会得出不同的实用价值总和，那么这一概念就失去了意义。
另一方面，这一做法也使马克思不能在李嘉图的解释语境中为劳动价值论提供一个牢固的理论基础。(137页)
这一论证是完全错误的。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不只是可计数的、一种简单的对不同生产要素的衡量标准，而且是价值的实质和本质。对他来说，价值不过是特定社会特定时间潜在的可获得的抽象劳动的一部分(抽象在这里意味着对具体的由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抽象；也就是说，来自于对不同的行业和职业的抽象)。因此它与工资完全不同，工资只是某一特定商品的价值即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值。较之李嘉图理论，将价值与工资更为系统、完全地分离开来，这是马克思自认为是他的一个主要理论贡献(而不是一种倒退)。
其次，在马克思看来，工资不是对劳动力价值的直接表达，正如市场价格不是对生产价格的直接表达一样，供求规律实际上影响着它们的具体表现。不同于劳动力价值的波动，在充分就业和经济快速增长(资本投入迅猛)的条件下，工资仍然可以上涨。而在大规模失业和经济停滞(资本投入减少)的状态下，工资就会下降。这与货币工资所引起的商品购买力的变化没有直接关系。
再次，和所有的价值一样，劳动力价值也是一种社会性的而非个体性的现象。它由消费品的工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决定(投入在这些商品上的劳动时间的长短)，而与工人阶级家庭是否把他们的收入分割到不同的商品和服务之上无关。这一点只有在奢侈品能够严重影响工人的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才会受到质疑。但这一前提既不符合逻辑又不符合历史。当奢侈品不再是工人的偶然消费品而为广大工人家庭所接受时，它们就不再是奢侈品而成为工资消费品。因此必然展开为获取曾一度是奢侈品、而现在已成为必需品的货币工资而进行的斗争。也只有在这些斗争取得成功的时候，这部分新的工资产品的价值才能包含在新的劳动力价值里面。
因此是否用劳动时间、黄金等价物或纸币来计算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坚持对劳动力商品的工资商品和价值总值使用同一标准来衡量就行。从长远来看，不同消费结构的价值总值之间的差别是可以消灭的，最终可以建立社会平均水平。
最后，也是关键的一点：所有这些过程是社会的过程，这不仅是在社会平均的意义上说，而且是指它是由各种社会生活因素相互斗争而引起的，随着各种因素之间的斗争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契约，也就是说形成社会各行业中的(甚至全国性的)平均工资，或者商品再生产所必须的社会必要劳动的新的数量。当代许多国家都对行业或国家范围内的这一过程进行有意识的整体控制(未来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全球范围内)。
劳动力的价值(再生产的成本)并不会因为某一个工人(甚至几千、几万工人，除非在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是否改变了他的消费结构，是否成了一个美食家或素食主义者、烟民或不吸烟的人、禁酒者或酒鬼而改变。但当工人在劳工运动中取得了胜利，例如获得在有薪假日或免费医疗服务和免费交通服务，工人的年均收入就会改变。相反，如果雇主把不断增长的医疗费用、养老金和教育费用转嫁到工人身上从而降低工资的实际水平，那么就会消除工人家庭用他们的实际工资收入购买一定的消费品和服务的可能性。
因此，马克思没有也不需要假定每个工人家庭进行着同样的商品和服务消费，以此来论证某种既定的劳动力价值或者去证实他的劳动价值论。
四、机械决定论与辩证决定论
埃尔斯特著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辩证法的粗暴否定。他几乎毫无例外地把黑格尔主义的形而上学看作逻辑的自相矛盾。埃尔斯特拒绝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看作是对现实矛盾(自然、历史和认识过程矛盾运动特征)的把握。而且这种否定已经对埃尔斯特产生了飞镖一样的影响。他否定了辩证法，但也被辩证法牢牢地抓住，犹如撞入蛛网中的苍蝇。与其意愿相反，埃尔斯特的方法很难抓住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因为历史发展的过程看上去就是那么的不合逻辑。但其它的选择——由于他的方法是机械的形式主义的，而不是辩证的，因此他的逻辑根本就是错误的——似乎也难以发生在他的身上。
当解决所谓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问题时，埃尔斯特追随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没有认识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再投资动机”的困难。[6]但问题的实质并不是为货币资本和再投资利润的所有者寻找动机。商人和货币交易者(银行家)已经在其它文明形态中这样做几千年了，从犹太人法典到罗马元老院的高深著作，从中国的圣人到穆斯林的哲学家曾写过无数的文章来讨论分配和再投资利润的方法。
事实上，马克思正确地指出了货币资本的实质在于对不断增长的利润的追求。如果货币不能带来新的价值的话，则资本投入循环流转与纯粹的商品买卖(M—C—M而不是C—M—C)并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如果不进行利润的再投资(即资本的积累)，那么它也不会带来价值的增长。
现实的问题在于金融资本所有者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明显地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或变得非常富有，金融资本所有者必然生活在统治阶级是否会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没收自己财产的恐惧之中。因此他们必然会产生保护他们的财富或将它转移到其他领主的领地去的反应；他们也必然不会把他们的利润进行再投资；因此，一方面由于对没收财产的恐惧，一方面由于对这种恐惧的预期反应，这种条件下的资本积累表现出不连续性和有限性的特点。
只有当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发生了改变，只有再投资纳入到现实的、持续的保障体系之中，以往不连续的投资(资本积累)才能变成连续性的投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最终确定下来。15世纪毫不领情的国王亨利四世还可以随意没收银行家雅克的财产，尽管他曾经为法兰西的统一提供过巨额的金融支持。但到了16世纪，无论是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还是奥地利或其它一些小国的君主，更不用说美洲国家了，都不能再随便没收资助他们战争的安特卫普或德国银行家的财产了。因此变化的是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而不是金融资本家的投资动机。
同样，埃尔斯特也不能圆满解释为什么先出现统治阶级，而后才出现现代无产阶级生产剩余价值(即资本的不断再生产和资本家阶级的不断再生产)这一历史链条的次序问题。
埃尔斯特辩解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不过为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剥削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取决于生产者是否准备好了(乐意)去工作更多，因为他们本来可以工作很少。
但这并不是阶级社会历史事件发生的真实因果链条。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导致实际剩余的产生(比如说粮仓)，而这最终必然导致外来的征服者(希腊、哥伦布以前的美洲文明、热带非洲)或内部的统治(埃及、中国、罗马等)。当埃尔斯特辩解说，生产者可以拒绝那生产剩余的更多工作时，他忘记了他们那么做是受统治者强制的。归根到底这恰恰就是阶级统治的本质所在。其惟一的选择要么是反抗，要么是逃跑，他们也经常这么做。阶级统治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越来越巩固，只是因为上述反应逐渐成为次要的、处于边缘的、定期性的。
此外，埃尔斯特通过下述问题来对剩余价值理论进行毫无价值的攻击：
很明显，也是同语反复，只有当工人不再把所有的净产品消费殆尽的情况下，利润才有可能……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工人具有无中生有的才能。概而言之，人类有能力不断改造环境从而创造出高于以往消费水平的剩余价值。是否把这些剩余用于工人消费，或资本家的消费，或者投入再生产，这是一个更远的问题，它与“利润的最终来源”问题没有什么关系。(141页)
如果一个农奴一周之内分别在自己的土地上和地主的土地上各劳动三天，那么地主收入的最终根源就很清楚了，这就是没有报酬的农奴劳动。[7]
同样，在一个工作日内工人通过投入体力、精力和智慧向机器和原材料增加价值，事实就是工人在一个八小时的工作日内只需要四个小时就可以生产出他的工资的价值，这就意味着他把一半时间的劳动成果无偿地奉献给了他的雇主，这和我们上面所说的农奴劳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就是“利润的最终来源”(更具体地说是地租、利息和利润，整个资产阶级收入的来源)。在有关奴隶和农奴的例子中，利润的实质非常明显。但由于插入了金钱交换和市场关系，靠工资活命的工人的情况就变得模糊了，就难以认识了，但并未改变这一问题的真实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实质正是马克思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剩余价值不过是社会剩余产品的货币表现形式。
为了否认这一理论的实质，也许有人会否认工人在原材料和机器上附加了价值，或者认为他们附加的价值可以分为资本的和劳动的两个部分(也就是如果假定附加价值都属于工人，那么为什么资本家还有兴趣雇用工人呢)。这一点从来就不是有效的证明。因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直到今天仍是有生命力的，经得起推敲的，一如130年前刚刚提出的时候那样。
由工人阶级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可以用于不同的用途这一事实与两个关键问题——谁最终生产了它，谁最终占有它——是没有关系的。没有人会因为地主把农奴的收入用于修建教堂或道路而否认农奴为他们创造了剩余价值。认为价值是无中生有的观点是一个毫无说服力的例子，根本无法证明对“利润的最终来源”问题的推理是一个无效推理。
作为机械决定论或形式主义决定论的对立物，辩证决定论是一种参变量的决定论。它要求历史唯物主义的追随者从历史过程自身展开的角度和社会决定历史转折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的行动。男人和女人确实创造了历史。但大多数的——如果不是全部——历史转折只具有有限的几种可能性，而不是具有无数随机的或任意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使用“参变量的”决定论这一概念的原因，它说明了在一定的参数关系中历史发展的有限可能性。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非如此不可的社会。某一社会的历史转折既可能以革命阶级的胜利而告终，也可能以所有社会阶级的灭亡而告终。这是以往的历史事实，今天仍有继续这样发展的可能。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为社会主义目标进行的有意识的斗争要么是无用的，要么就是在浪费时间或者是在为加速某一必然的历史进程而碰运气。
马克思主义反对这种历史宿命论的观点，因为它与埃尔斯特和考茨基主义的第二国际的观点非常接近。马克思对历史和政治的作为与不作为的矛盾也有相当的认识。同样他也注意到不作为的道德意蕴——对既定的或看起来不可逆转的历史事件进程的默许。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都不是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产物。他们的结果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是各种历史事件的作用与反作用交织的结果，其中一定历史行为力量的不作为起着主要作用。
除了以德国统治阶级为主、以斯大林政治路线为辅的责任之外，1932年夏至1933年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不作为对希特勒夺取和巩固权力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已经逐渐为许多历史学家所注意。但是另外一种责任也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这一点许多历史学家还未认识到)，罗莎·卢森堡明确地表述了这一点：孤立和脱离了在1917年11月和1918年秋天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俄国。俄国的“热月”、斯大林的独裁(即俄国社会革命胜利后的政治反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1918—191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反革命(即埃伯特、诺斯基和夏德曼的反革命)的产物，而不是由列宁导致的，更不用说马克思了。
五、人类发展的历时性概念
同样，否认唯物主义辩证法不仅阻碍了埃尔斯特对社会力量在个人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中介作用的理解(和对阶级斗争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中介作用的理解)，而且阻碍了他对马克思认识人类发展(历史的)进程的方法的正确理解。马克思认为不能把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作线性的，而应把它看作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人类掌握自然的每一成功进步都意味着人类对不可控制的命运的把握。人类发展的进程同样不能看作共时性的，而应看作历时性的。那些短期内被视为进步的东西从长期看来可能是退步的，反之亦然。对任何事物都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应作形而上的或逻辑的概括和抽象。
当埃尔斯特重申马克思强调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进步后果时，他确实指出了马克思对那种统治的建立以及后果的辩护!但是同一个马克思为什么还热情地支持印度兵反对这种统治的起义呢？埃尔斯特也许还会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强调了奴隶制度相对于它以前的历史状况具有进步特征和结果，另一方面又对自斯巴达克斯开始的奴隶起义表达了敬佩之情和由衷的支持。难道这种态度是自相矛盾的或不符合逻辑的吗？如果一个人能接受人类发展的辩证特征(如历时性特征)的话，这当然不是问题。
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不被多愁善感的情绪所误导的话，他自然会认为即使从每个奴隶个体来说，做奴隶也比作为战俘被直接处死(或者被吃掉，这是从氏族共产主义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过程中经常发生的现象)要好。同样，他也会认为作为劳动者农奴的境况要比奴隶提高许多。在所有理智的观察者看来，比起那些需要自谋生计的奴隶，希腊自由民能够将他们的多数时间投入到政治和社会事务中是一种进步的结果。
但这决不是说奴隶或农奴就可以对他们不断发展的命运听之任之。相反，正是通过对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反抗，他们才逐渐获得了双重意义上的人的发展。他们迫使统治者寻找更为复杂的剥削形式，包括技术进步(它部分上是人力匮乏即奴隶匮乏的结果)，同时建立了与各种剥削和压迫进行坚决斗争的有意识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传统，没有这种传统，现代无产阶级对无阶级社会的追求将会无比困难。
由于对马克思的发展观缺乏辩证的、历时性的理解，因此埃尔斯特把马克思的进步观归结为“目的论的和机械论的”，这种进步观对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和工厂制度的非人道现象无动于衷。埃尔斯特竟然不时地把马克思看作为资本主义辩护，这和对斯大林主义的经典辩护非常类似(117页)。他用激烈的控诉结束了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
因此对历史反思理论的驳斥主要是实践意义上的，而不是理论意义上的。尽管他们的理论缺陷从理论角度上看就是非常严重的，但比起所能引发的政治灾难来说根本是小巫见大巫。[8]我们应该保持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对个人的尊重，但应该反对那种把前共产主义社会的个人看作是面临屠杀的绵羊的历史哲学。(117～118页)
任何一个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进行表面但系统地阅读的人都不难发现，这种推论即使算不上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公开反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度歪曲(在该书的其它部分，埃尔斯特在这个问题上的确犯了自相矛盾的错误)。造成这种歪曲的根源不是埃尔斯特不诚实，而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和虚假的逻辑教条主义(即不能看到这些表面上自相矛盾的陈述之间的实际的真实的联系)。
比起许多同时代的作家，马克思同时注意到了现代机器生产所代表的革命性的和推动解放的巨大潜能——首先它有可能迅速地缩短劳动时间——和在资本的统治和利益条件下它所包含的对自然和人的发展的巨大灾难：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9]
以及1877年11月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的回信中写道：
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我谈到“俄国的伟大学者”……这个人在几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10]
纵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对资本主义罪恶的强烈愤慨贯穿始终，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但很奇怪埃尔斯特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种愤慨表现在他们著作的很多部分，我在此要引用几段论述。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
对宗教的批判最终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1]
这些1843年的看法在20多年后的1860—1867年仍有回应。在两封信中马克思相继写道：
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认识到，我们都按各自的方式抛开一切个人利益，并且从最纯正的动机出发，在许多年中间打起“最勤劳和最不幸的阶级”的旗帜，把它举到庸夫俗子所不可企及的高度，那么我认为，我们若是由于归根到底不过是出于误会的小事情而分手，就是对历史犯下了不应犯的罪过。[12]
那么，我为什么不给您回信呢？因为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样解释就够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13]
而最有说服力的部分是《资本论》第一卷第23章：
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
正是这个出于对资本主义的强烈道德义愤而对其发出烈火般控诉的作家，而今被指责为把前共产主义的个人——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看作等待屠杀的绵羊。埃尔斯特怎么能因为拒绝辩证法而对马克思如此不公平？怎么能把可笑而目光短浅的机械论的进步概念和强权政治概念强加到马克思头上(即因为工业化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认为工业化只有好的一面，却不考虑整个人类和工人结局为此所付出的代价)？
在马克思的眼中真正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培养被压迫阶级的自信心，放弃奴性和逆来顺受，培养反抗和斗争精神以及所有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的团结和统一，因为从长期看来，所有那些使人类受到压迫的制度都终将被推翻，而这一任务也只有被压迫阶级自己来完成。这是贯穿马克思一生政治活动的“绝对命令”，也是埃尔斯特视为极左的一面。
不过这种矛盾只是埃尔斯特的矛盾，而不是马克思的。因为这一观点是一种高傲自大的具有家长式作风的精英政治的观点，只有“科学家” (或“科学的政治家”)才具有至高无上的决定什么是可能的或什么是不可能的权利。一旦部分地或暂时地抛弃了“劳动大众的解放只有通过他们自己来完成”的原则以及其它类似的伴随原则，那么基督教徒和斯大林主义者就没有什么不同了。我的观点是，马克思在他一生的政治活动中从未放弃过这两种原则。任何一个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同样不应该放弃。
六、革命与反革命
关于革命问题，埃尔斯特也写了许多著作。许多主张非但没有意义，在实践上还存在严重的错误。所有这些令人迷惑的思考在两段话中达到了极致，第一段是：
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是发展生产力的最佳制度的条件下，共产主义才是合乎理想的，这是共产主义的客观前提；只有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使它的人民产生了推翻它的动机的条件下，共产主义才成为可能，这是共产主义的主观条件。很明显马克思需要一种能够使上述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理论。(293页)
这段话逻辑上矛盾，现实性上难以自圆其说。现实的逻辑恰恰相反：共产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民产生了推翻它的动机(主观条件)和具备了废除私有财产、商品生产以及货币报酬不再是劳动的主要动机的物质前提下才成为可能。为什么要把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同它成为劳动力发展的最佳条件联合起来这是一个谜，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把这一最佳条件简化为“自由发展的技术进步”，甚至“生产最大化”。
这是明显的预期理由。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为生产而生产。为什么要把整个人类男男女女个性的实现和物质目的的巨大积累必然联系起来？为什么废除资本主义的动机不能仅仅为了例如拯救人类脱离核威胁、环境破坏，或者仅仅为了摆脱资本主义竞争对人类健康破坏的压力，如果所有这些人类的基本需求都得到了满足，那么废除了私有制又该如何？为什么所有这些相关因素的有效性毫无例外地要依赖于一种制度是否能够生产得更多？[14]
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关于共产主义革命问题的更为奇怪的方法：
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提出的战略战术问题都是有目的的。这些著作或写作于革命时期或写作于对革命充满期待的时期，因此必须把它们看作是战争目标的延伸。这就引出了两种直接的偏见，我把它们分别称为妥协的偏见和说教的偏见。应该把它们与马克思著作中的那些无所不在的痴心妄想式的偏见严格区分开来。后者是马克思思想的扭曲，而前者则扭曲了他表达思想的方式。(438页)
这种方法同样是错误的。它遗漏了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核心观点：当某一特定社会(具有特定的生产方式)处于结构性危机(即它已进入衰落时期)的时候，当既定的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时，就会产生生产力对社会关系的反抗，这种反抗首先采用人类生产力反抗的形式。换句话说，前革命的和革命的转折必然要发生，它独立于任何可以预见的“理想的”后果，无论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道德家和牧师如何考虑，或者一个人是否相信这种转折会产生坏的转变。
更一般的是：这种对剥削和压迫的反抗运动不可避免地与剥削和压迫相伴生，几乎和阶级社会的历史一样长久。它发生在各个时代和各种文明之中，虽然是不连续的、只是周期性的现象。当这种运动与深刻的社会危机相一致的时候，它就表现出前革命的和革命的形式。正如列宁所说，当社会上层不能再正常统治下去的时候，当社会下层不能再接受来自上层的统治的时候，革命就必然爆发了。
20世纪以来(自1905年俄国革命以来)，这样的革命转折已经在各个大陆的许多国家一次又一次地发生。为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经济学家们在一本有名的杂志上预言，伴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这出滑稽剧，自1917年——如果不是从1789年算起的话——以来的革命圆圈即将终结(盎格鲁—萨克森的绅士们可能很容易忘却英国的17世纪革命和美洲的1776年革命)。我可以自信地断言历史必将证明他们所做的预言是错误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危机是深刻的，而且我所宣告的经济危机随后将会很快爆发。
这些经济学家的墨迹几乎未干，革命这只古老的鼹鼠就重又出现了——而且是一场红色风暴，先是1968年的法国革命和1969年的意大利革命，接着是南部越南革命，葡萄牙革命，印度革命，尼亚拉瓜革命和波兰革命(不仅指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反对官僚政治的革命也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我们还可以像19世纪中期德国诗人勒那所做的那样在这个名单上写上：“等等”！
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内改革派(渐进论者)和革命派之间争论的展开——随着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革命是明智的选择还是糟糕的选择。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下——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和道德的——革命是否会不可避免地周期性地尖锐。比起他的后继者，伯恩施坦表现得更为明智，他很好地理解和表达了这一点。他的渐进论认为，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会逐渐弱化：不再有战争，不再有剧烈的经济危机，不再有大规模的失业、贫困、帝国主义、独裁，不再攻击民主自由，不再爆发国会也控制不了的自发的群众斗争等等。
看一看20世纪的资产负债表，就很容易发现谁对谁错，是伯恩施坦还县罗莎·卢森堡？1914，1917，1918，1929，1933，1936(西班牙)，1939，1944—1948，1956，1965(印度尼西亚)，1968，1973(智利)，1976(阿根廷)，1973—1997(第二次物价暴跌)，所有这些事件都不言而喻。渐进论者认为它们是可以避免的。然而它们还是发生了。未来必然还会有其它的灾难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面对着劳苦大众现实的解放运动，面对着有规律的爆发的革命危机，事实证明，是埃尔斯特之流的怀疑主义和渐进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才是空想主义者。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求助于痴心妄想，求助于无力的说教，求助于有害的妥协偏见。[15]
我之所以说你们是“有害的妥协偏见”，是因为你们阻止工人夺取权力(即阻止工人把革命推向胜利)，分裂、玷辱、削弱工人阶级，导致了无数次的失败(例如1919年的德奥革命和1975年的葡萄牙革命)。你们是在替资产阶级改变力量对比关系。你们揭开了新一轮的反革命周期，而你们自己最终必然会成为这种反革命的主要受害者，如在德国那样。
马克思一生都希望能够帮助工人实现他所见证的那个时代的革命胜利。我相信这更是今天任何一个发生革命的地方的每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职责。即使有人——错误地——认为革命对提高劳动者的自我组织和自我行为的民主是有害无利的，被压迫者也会努力地趋利避害。而反革命的胜利就是最大的危害。我们至今尚未听到或读到对辩证法——我们理解20世纪革命(不可避免的)进程的方法——的有说服力的批判。这就是为什么至今我仍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而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不仅仅是站在受剥削和压迫的解放斗争那一边)的原因。这就是马克思的要旨，既是科学的又是道德政治主义的。这也是我们能从马克思的遗产中所继承的活的东西。
攻击马克思似乎已成当代许多学者喜爱的职业，好像它是时代精神的代表一样。资产阶级对这种攻击劳工运动和实际工资的活动当然给予优待。这二者相辅相成从而确保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埃尔斯特不能划入自大的和不诚实的马克思的攻击者行列，不过他仍然是一个马克思的攻击者。他只能通过曲解马克思的思想，列举它的五条理性、矛盾性及非现实性(从而失去解释和改造现实的能力)，从而声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不应该只有一种信条”。这样，埃尔斯特的思想必然会陷入越来越深的重重矛盾和虚无主义的泥淖中去。
注释
[1] 约·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4页。
[2] 参见我的论文《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载《新左派评论》，1986年5—6月号，61～77页。
[3] 这差不多是19世纪罗思柴尔德一个滑稽故事的翻版，在这个故事中这个老流氓打算用他财产的三千万分之一来平息别人的批评，这三千万分之一的财富还是在整个法国居民中平均分配。
[4] 在此我不能一一列举埃尔斯特著作中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我仅在这里提一下新李嘉图主义者对所谓的交换问题解决方法的批判。埃尔斯特认为它肯定是存在的，然而它也受到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批判(参见曼德尔、A．弗莱德曼主编： 《李嘉图、马克思与史拉法》)。对此，新李嘉图主义者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5] 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经济动机可以通过建立雇主联合体表现出来，这一行为决不会有利于劳动者工资的提高。
[6] 埃尔斯特同样没有理解马克思的观点：在被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系统地生产之前，资本自身在循环过程中就会内在地积累起来——通过霸占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剩余产品来实现。
[7] 那种认为地主为农奴提供免受潜在的掠夺来交换不付报酬的农奴劳动的说法是一种调侃。这与这一概念的经济意义毫无关系，它和强盗以所谓保护的名义进行敲诈是一个意思——这一点埃尔斯特也指出来了。
[8] 什么是教条主义的道德家所能导致的政治灾难？是马克斯·韦伯所支持的殖民冒险和帝国主义战争，或基辛格—尼克松式的指挥轰炸并使柬埔寨分裂的非乌托邦强权政治？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553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3卷，340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1卷，9～10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0卷，4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5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 引用小说家威斯利·格罗斯曼的说法，埃尔斯特提出了另一个反问：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开间小吃店究竟能对他人造成多大的危害？很明显什么也没有!
由于陷入“市场社会主义”，埃尔斯特忘记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了满足少数消费者对奢侈品的需要而削弱社会主义计划，使生产接受市场有效需求的波动规律的调节，使劳动产品在不同家庭之间不平等地分配，使百万工人每周工作42个小时(而不是35个小时或30个小时)，同时使无数的生产厂家进入周期性的停产状态，这些算不算是对大多数人的危害？我认为是。埃尔斯特呢？
我认为由生产者联合起来民主决策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在哪里生产，生产多久的社会比那些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生产的社会要公正得多。埃尔斯特不这样认为吗？
关于埃尔斯特“马克思提倡的有多数决策的社会完全是乌托邦”的说法，我已经在《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一文中作了回答(《新左派评论》1986年9—10月号)。
[15] 埃尔斯特指出，在并非物质至上的条件下革命胜利的冒险性是正确的。但是反革命的胜利是否伴随着冒险性呢？托洛茨基早在1905—1906年就指出了这种危害性并用他的持久革命理论做出了现实的回答：随着革命条件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的成熟，革命将会在国际社会逐渐传播，它既是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连续发展的结果，也是革命领导权逐渐成熟的结果，能够通过争取大多数的劳动者来实现无产阶级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