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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前途
[比] 欧内斯特·曼德尔
许由 译
﹝编者按：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23-1995）这篇文章写于1990年初，适值柏林围墙崩溃不久。此文就是回答所谓斯大林主义等同于共产主义的曲解。）
去年十二月，西德一份周刊邀请了廿五个专家去研究那个流行的题目——共产主义的终结。参与者可分为三个类别。大多数是右翼社会民主党，或左翼及中间偏左的自由派，有来自西方，也有来自东方（指东欧苏联）。他们都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都是市场经济的热情的支持者，都认为只要通过国家干预的灵丹妙药就能使市场经济「人道化」。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是西德社民党的布兰特，瑞典社民党领袖，团结工会理论家盖来墨克，意共领袖沙格莱等等。第二个类是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抱有怀疑的人，甚至是毫不掩饰地要恢复资本主义的人，例如基辛格，美国银行家索罗斯等。第三个类别的则是那三位基本上敌视资本主义的嘉宾，包括东德那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什涅斯基。
被遗忘的阶级
这次研讨会的发言记录厚达二百页。只有一个嘉宾——克什涅斯基——对共产主义的前途仍满怀信心。其余所有人都认为共产主义已经完蛋。但有一件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在那二百页厚的书里，没有一句提起过工人阶级，或今天的工人运动！即使是克什涅斯基，一位写了许多国家的工人生活状况的历史的教授，一位捍卫共产主义的人，也同样一句也没有谈到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
谁只要稍为受过教育，都知道共产主义根本不是十月革命或古巴革命的产物。共产主义乃是现代工人运动的一个流派，其宗旨乃是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不是1917年产生的，而是1796年由巴贝夫所领导的平等社建立的。《共产党宣言》是在1848年出版的，不是在1958年。
这些在汉堡举行会议的专家当然是察觉到这个基本事实的。从这个事实他们都能得出如下结论：当人们在研究共产主义的时候，不把这个课题完全局限于苏联、东欧或中国现正发生的事情。我们更要看看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发生和将会发生的事情，不论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所谓第三世界。
然而，这些专家都急于要同资产阶级达成共识，一种要维持经过改良的资本主义的共识。于是，他们就努力要把共产主义的前途这个问题，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从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工人运动，分割开来。谁要是指出这种分割是荒谬的，就会无可避免打破汉堡圆桌会议的共识，就会因此被指责为拿「颠覆」作冒险。
然而，这种指责是建基于一种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误解。现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或其前辈，即法国的「第四等级」（即平民阶级）的阶级斗争，并非是某些「教条」或一些「颠覆性的鼓动家」所造成的。正如无产阶级的对手——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不是甚么教条或鼓动家所造成的一样。
这些阶级斗争是在特定的社会及经济条件下利益冲突的必然结果。这些利益冲突是不可抑制的。有了阶级斗争的现实才产生阶级斗争的理论，而不是相反。
希特拉的阶级斗争
希特拉满怀仇恨地攻击那「犹太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不过，当他镇压工会及所有工人阶级组织，当他把工人战士关进牢房和加以谋杀，当他宣布老板应当成为企业的唯一首领，他实际上就正在进行一场恐怖的阶级斗争，一场要帮助资产阶级打击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
戴卓尔真诚地厌恶阶级斗争的理论。但是，她每分钟都在进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即使她的办法没有希特拉那么残暴。
真正的颠覆性力量并不是那些鼓吹革命的鼓动家。真正的颠覆力量，乃是企业关门，开除工人，加强劳动强度，周期性打击工人工资，乃是社会不平等增长到非反抗不可，以至第三世界的悲惨景象，其中每年有一千六百万小童死于饥饿和本可治愈的疾病，及其数达亿万计的人没有基本的尊严和人权。造成这一切惨象的社会力量，并不是由于天然的恶意或盲目而这样做。他们这样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否则，他们就有失去财富的威胁，或者失去增加财富的机会，亦即失去积累资本的机会。正因为这样，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下去，就一定会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正因为这样，这个阶级斗争一定会促成一个政治流派的产生，一个要超越当前要求并努力去以一个更人道的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的流派。也正因为这样，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共产主义就仍有前途。
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要生存下去就免不了种种可诅咒的矛盾。它的内部矛盾总是周期性地恶化，并造成种种爆炸性的危机。资本主义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是说，没有自己的掘墓人——的增长和发展，自己就不能增长和发展。共产主义的前途就是植根于无产阶级的增长，植根于资本主义的自身的增长。现在比任何时候有更多的受薪工人。
工人运动的壮大趋势
真正长远的趋势，乃是工人在组织、合作和团结上的增强而非削弱。这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得到验证：如果我们拿1850年、1900年、1950年和1990年来互相比较，那末，一定很清楚显示出，除开个别例外，在所有国家，过去一个或半个世纪，工会会员的数量和工会行动（包括总罢工）的普遍程度，基本上没有减少。
社会主义，就是在自由选择的合作和团结的基础上（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强制），重建整个社会。这种品质，是工人阶级在其自我组织之中获得的。如果用马克思的另一个公式，社会主义就是「由自由联合的生产者管理社会」。无产阶级把上述的那种品质集中起来（资产阶级社会本身也不断加强工人这种品质），以他们的经济及社会力量去从事社会重建。无产阶级，也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
工人阶级这种能力不仅没有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削弱，反而是增强了。事实上，现在的能源、通讯、电子、银行、教育及医疗等部门的工会运动，已经成为现代工运的支柱；整个公营部门的工会运动也可以这样说。他们比诸矿工、钢铁工人、汽车工人、建筑工人等，都更有力量去瘫痪资本主义经济。
然而，由于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的弥天谎话，由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不断重复这些谎言，由于国际资产阶级也别有用心地宣传这些谎言，以致在相当一部份国际无产阶级和大部份国际舆论的眼中，共产主义的宏图伟略就是苏联、东欧、中国、北韩那种「现存社会主义」。现在，这「现存的社会主义」的危机已经爆发了，那些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以至那些后资本主义（即那些已推翻资本主义但又未曾建立真正社会主义的「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中的新社民党理论家都莫不宣布这次货真价实的危机代表了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破产。
其实，客观上驳倒这些论据并不难。苏联以至其它地区，所正在崩溃的不是共产主义，不是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乃是反革命的产物，不是革命的产物。斯大林主义为了取得胜利，要在肉体上消灭列宁的党，要把百份之九十的列宁思想践踏在脚下（更不用说践踏马克思的学说）。斯大林及其后继者经常言必马克思列宁，但这并不能因此证明，他们就是马克思、列宁这些人类解放的先驱的继承人。这正如独裁者拿破仑·邦拿帕特之言必法国革命，并不表示那些《人权宣言》的作者或者雅可宾党要为拿破仑战争所造成的贪污、白色恐怖及民权之受压制负责。其次，谁只要认真研究斯大林主义的文献及实际行动，谁都不能真心相信斯大林主义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的。
然而，工人群众的思想，是从他们的生活经验，他们的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并经由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以及政治组织的分野中折射出来。没有一个大的社会阶层不受这些力量影响。这就是为甚么群众从前认为苏联是一个朝向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而现在却反对共产主义。
有些人认为，群众对苏联现状的幻灭，乃是帝国主义宣传，或者是从前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或现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所造成的。这种意见是没有根据的。在十月革命刚胜利的年代，反共宣传更加猖狂，但那时对先进工人没有多少影响。现在工人之所以排斥「苏联模式」，这不是宣传的结果，而是对可悲的现实的一种觉悟，只是这种觉悟又跟一种误解（把共产主义当作是斯大林主义）纠合一起，并因此改变了过去对苏联毫不批判的支持态度。
斯大林主义不等于共产主义
昨天，人们支持斯大林主义，因他们误把斯大林主义当作共产主义；现在，他们反对共产主义，又因为他们把共产主义当作斯大林主义。不过，这种误解是不会根本取消植根于工人群众的斗争的社会主义潮流，正如斯大林主义的洗脑及官僚主义罪恶并没有压制住工人的斗争一样。
不过，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因素当然在现阶段会成为一种阻碍。斯大林主义之破产所引起的怀疑主义，现在跟由社会民主主义之溶化于资产阶级社会所引起的怀疑主义纠合在一起了。社会民主主样之溶化于资产阶级社会，对于大部份工人群众（包括那些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是清楚不过的。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并不表示他们会有幻想，以为社民党会取消资本主义；他们这样做其实是一种两害取其轻的一种态度罢了。
但是，生活本身，历史的真实运动本身，会促进一种足以克服这种怀疑主义的潮流。首先，在许多国家，近年已经涌现了一个新的工人运动，已经产生了一个正在觉醒的、相对年青的工人阶级，他们既没有斯大林主义的包袱，也没有传统改良主义的包袱。这个新工人运动并不像旧的工人运动那样具有历史挫败感和怀疑主义特征。它倾向于向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作出挑战。巴西、南非、南朝鲜就是例子。在墨西哥、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埃及和美国，出现同一现象，这至少是可能的。
在那些工人运动仍受到传统官僚机关控制的国家，一个工会中的流派正在逐渐冒升，而且渐渐摆脱传统官僚的控制。在客观环境的压力下，它已经开始制订更广泛的目标。如果在这些流派中革命社会主义者能逐渐增加其影响，则社会主义的名誉就有可能重新平反。如果那些先锋份子能够正确地以不同形式配合不同情况，跟那些渐渐摆脱传统机关的控制的群众运动采取联合阵线的政策，那样就会在那些传统的群众性工人政党中刺激起百家争鸣。
最后，东德及捷克的庞大群众运动，以及苏联及东欧虽然缓慢但相当真实的群众运动，都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信誉的危机的矛盾性质。斯大林主义及官僚之操纵，在世界革命的三个部份（指的是帝国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和那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译按）都已被抛弃，而这正在并且继续大大释放了巨大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可以给导引到朝向解放的行动中，使之向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作出挑战。
这种充满矛盾的特点，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改正的能力的表现。这种能力，早在马思的《路易·波拿巴特的雾月十八》中有所阐述。这，也是共产主义前途的保证。这已经暗含了成功之可能。不过，只有在如下的条件下才能得到成功。那就是：革命社会主义者要一劳永逸地跟那种以越俎代庖的、父权主义的、权威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的种种理论和实践一刀两断。
共产主义乃是为人类大多数争取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社会的诉求，乃是要建立一个比资产阶级社会更高级的社会的诉求。只要资本主义的矛盾仍然存在并仍然造成危机，相比之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始终会显得是一种更合理的社会。要为廿世纪的资本主义作出总结，单是根据美国和瑞典的平均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制度（这实也只是工人运动所争取得来的）是不足的。还要看看第三世界八成人口所处的悲惨境地。还要看看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一亿人丧生，还要看看自1945年以来所有「局部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为帝国主义力量所搞起的莫桑比克的「局部战争」中，死了九十万人。还要看看经济衰退，还有第三世界中为数极多的法西斯及半法西斯政权，以及有超过五十国家把酷刑制度化。
从罗莎·卢森堡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廿世纪初便把人类的前途总结为「不是社会主义便是野蛮主义」这个公式，是正确的。这个公式，在从纳粹主义的罪恶中得到验证以前，便已经为殖民主义的罪恶，为种族主义的教条所验证。从一开始，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同时伴随着进步和倒退，建设和破坏。最初，前者压倒后者。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后者已经压倒前者了。
资本主义的昂贵代价
这倒不表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不论是机械上的生产力还是人本身的生产力，都已经停止增长。事实上，它们还是可以得到异常的增长，就像1940年到1970年（在一些半工业化国家，则应是七十及八十年代）。只是，增长所要求的代价，现在已经日益昂贵。这种倒退倾向最明显的证据就二次大战以来所出现的核武器、生物武器等等。其广泛使用就意味着人类在肉体上的消灭。即使发生的战争只是一场普通的战争，核子发电之普遍采用，在这时也会造成上述那个可怕后果。因此，防止世界性淢地区性战争，不论是核子战争还是「普通」战争，就成为工人运动——包括其共产主义者——的头等战略性任务。
由战争危险及核发电中所包含的人类毁灭的危险，应当引伸出如下一个结论：如果要真正保证人类之生存，就要让生产者（工人）自己去管理所有生产和设计重型武器的工厂和实验室。跟着就由这生产者一起商议怎样停止生产武器并立即毁灭所有存货。
昨天，那个公式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主义」，现在，公式应当改为：「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毁灭」。这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最深刻的原因。
从环境之毁灭的威胁，从第三世界不断蔓延的饥荒，从其它各种威胁人类的重大问题，都可以同样得出上述结论。
工人一定要掌管社会
这些危险是不能根本消除的，倘若社会的生产和分配继续置于那些以私人权力及发家致富为目标的社会力量及政府手中，因为他们所被迫去促进的增长，结果一定是不受控制的，不可能加以控制的增长。对生产和分配的掌管权，一定要置于工人阶级及其盟友农民手中；只有他们才有那种意志，那种能力，去把一切局部利益，一切增长，都屈从于为了全体人类利益而进行的互相合作。
自从斯大林主义冒头以来，这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景况：争取自由的旗帜，争取直接或间接民主，反对军国主义，这些都会逐渐加入我们的阵营，革命社会主义的阵营。
自由；政治及经济上的平等；社会团结及社会公义；在世界范围实现上述目标并反对军国主义；环境之保护，人权之尊重——这些诉求结合起来之后就能够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些都是我们的宣传主题，并且要拿这些主题同当前的及过渡的要求结合起来，以便把这些思想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这样的一个纲领，乃是共产主义前途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