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关于十月革命遗产的辩论
（一九九三年二月）
你对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有甚么看法？它对你的生活曾经起了甚么冲击？它开启了怎样的可能性？为甚么正面的可能性未被实现？那个革命与今日有甚么相关？这些是《国际观点》的德文姐妹刊物《国际新闻通讯》所组织的讨论会的辩论问题，该会于1992年10月25日在柏林的胡姆博尔特大学举行，约有800人参加。
参加辩论者有居西、曼德尔和内格三人。居西（Gregor Gysi）原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PDS（前身为东德共产党）的主席，最近辞去该职位而为该党在议会中的领导人。曼德尔是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内格是出名的“1968年代”的左派社会主义知识份子，是汉诺威大学教授。
居西：一个人对一件历史事件的感觉总是有点复杂的，特别是带着情感看它时。我还是用罗莎·卢森堡的话吧。她有一次谈及列宁、托洛茨基和其他人时说：“他们是到现在为止唯一一批有权说[我敢]的人”。我们不得不要再一次学习敢作敢为，而不要让我们自己被吓退，即使在表面上看来冒险是不合算的。
但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双重的：十月革命使我感兴趣的，不但是它的解放人类的诺言，而且是从这个诺言并没有发展出真正的解放这个事实。法国革命留下了一系列的道德范畴，这些道德范畴会使知识界忙碌了几十年，但是，我今天却没法确定，十月革命到底留下了甚么样的道德范畴。
我想，十月革命对权力问题，也提倡了一个错误态度。现在对十月革命的解释，是由胜利者所提供：有些人至多把它当作一次政变，忘掉了当时俄国人民所处的具体情况。我们绝对不能够在道德上谴责人民要求解放自己；那是他们的合法权利，即使他们在这个尝试失败了。
内格：资产阶级民主在德国也发生得很迟，它需要数世纪来突破。当你答应去废除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统治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事情的发展会不会快些？
曼德尔：居西同志说，十月革命中的解放倾向局部地失败了。我就不会这样讲。苏维埃俄罗斯从1921年或者1923年又或1928年起的发展，不是十月革命的产物，而是反革命的产物。你不能把这个反革命归咎于俄国革命的领导者们，正象你不能把拿破伦战争的罪过归咎于造成法国革命的那些人。实行十月革命的那些人大都被这个反革命的煽动者们所杀害。把受害人与罪犯扯在一起是错误的。
居西：我并没有说，为甚么解放倾向未被实现。照曼德尔的意思，这是由于一次反革命。我想，这个想法太简单，因为为了能够发动他们的攻击，这些反革命份子也必须在十月革命的架构中植下他们的根。那么，至少在革命刚发生以后的一段时期，是与权力结构有关。这些权力结构是依靠某几个人，而且对于这些权力结构是没有甚么控制。
十月革命提供大的机会，使以不同方式分配权力，实现非集中化，以及使广泛的人民参与。卢森堡在评论十月革命时触及了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绝对不充份，包括在列宁时代。
问题之一自然是革命孤立在俄国，以及这个孤立所产生的种种结果。但是，我们也应该问一下，封建制度在俄国创造一种使资产阶级革命成为可能的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到底实现了多少。我问我自己，十月革命的诺言是在那个关头有实现的可能，或者在那种情况下它的失败是否必然。
内格：我们必须记住，马克思从来没有想像，社会主义能够与资本主义肩并肩地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应该使资本主义威胁着要驱散的结果获得安全。只有当它以成熟的形态跳出资本主义的时候，真正的进步，从社会主义民主的意义上来说，才会发生。
社会主义民主所包含的，不是更少的民主、批评和公众参与，而是更多。对马克思而言，这是如此明显，以致他不能想像有人会要废除特定的公民自由，例如，当社会民主主义者要实行检查制度时，他甚至批评他们这样做。列宁也把他自己看成为反对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后继者和发扬者。
俄国革命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产物。它代表人民大众要脱离战争威胁的渴望。列宁和托洛茨基为这一点想出了一个实际的纲领：立即和平！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土地归农民！一个国内和国际的纲领包括在一起的纲领。
与些同时，在这个使俄国社会民主化和现代化的纲领中，十分相反矛盾的机制——以俄国的落后性为根基——却生长得愈来愈强大了。泰勒主义，由于必要而不是由于政策倾向，被采纳了，因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社会主体缺乏的那种工作道德情操，在欧洲也要经过400年才酝酿到。
这意味，党要相当的职能，与正常的社会主义政党所要担当的职能十分不同：它变成社会的组织中心，而且，就劳动纪律而言，有社会化的功能。因此，不管列宁的意愿如何，当所承担的，超过了它的体质所能容许的。也许，我们应该把斯大林的上升看成为不仅仅是离开这条发展路线的意外偏差。
斯大林主义堕落的问题更复杂。我们需要把革命堕落的内在原因搞清楚，然后从中学习。公众参与和独立工会（这些工会不但是社会主义的“幼稚园”，而且是必须与国家机构打交道的社会团体）的取消，证明这里没有真正的进步，没有辩证意义的“超越”；所发生的只是负面作用的清洗。
曼德尔：我同意权力问题是评估俄国革命的命运中心问题。但是，我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马克思对革命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一个中心观念：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由工人阶级自己来实现。我们一定要照字面来接受这点：工人阶级。有人说：“不行啊，你看看这个工人阶级——要花很长时间呀！”我的答复是：“好呀，那末就花很长时间吧，因为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以其他主体来代替工人阶级，必定遭殃。”
这是我们必须得出的主要教训，不但是从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之没有历史前途的观点来看，而且是从社会民主主义之没有历史前途的观点来看。斯大林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者和教派主义者，都说同样的话：工人阶级没有能力解放他们自己。他们落后、腐败、无社会地位、被同化。但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解放就不可能了。
这里，十月革命的批评者有一个问题：俄国的条件还未成熟。但是，一开始把企业社会化？这不是由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这是工人自己所做的，常常是违反党领导的意愿。那么，应该怎样做呢？锁压工人，禁止他们这样做吗？那就是党领导所要面对的选择。
布尔什维克党（1917—1920年的民主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最下面的特征是，它不反对工人阶级中的这些自发过程。托洛茨基从1906年起预测出常识也这么说的东西：当工人阶级在街头及在国家中成为统治者的时候，他们也会在企业中的力量关系上表示出这种变化。在不压制的情况下，那是不可避免的。
内格：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工人阶级作为主体的观念。主体的观念是唯心的，不是唯物的观念；它是超出一般的经验（先验论）的观念，这观念，在包含它的人行动以前，已经起作用了。但是，我们不应该把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看成为超经验的主体。那是要从十月革命的变态上学到的教训之一。
我不相信十月革命显示出唯一的解放道路。法国革命的结果也必须重新考虑；那个革命设法解决人权问题，虽然它仍旧排除了对我们来说是更紧要的问题：社会平等的问题。
人类解放史的库存中应该包括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结果，例如权力的非集中化和分开。这也包括法庭的独立。
一个人不再能够把他自己建基在一个己经改变了很多的主体上。1920年代的工人阶级与今天的工人阶级非常不同。和他们接触，我们也要考虑他们所处的不同环境。你不能用革命的伤感力来打动他们。你不能给他们一个不是他们的身份。
我想，“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破坏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一个主体。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社会组织，不能够只是组织和诉诸自己解放的利益，它也必须尽量的组织一个能够接触到被异化的利益的教育过程。对我们来说，卷入的意思是，像卢森堡在《社会主义的批判》中所说的，人民要学会自己走路。自我调节的过程是必要的。我不再能够确定，是否党的形式适宜于处理这个问题，或者是否它需要一个综合性质的运动。这个运动能够更广泛地卷入在人民以及在工人阶级中发生的事情中去。
曼德尔：作为一个历史的主体，工人阶级是一个唯物的、不是哲学的范畴。
它已经被——普列哈诺夫、列宁、卢森堡、恩格斯──定义为：在经济的强制下不得不出买自己的劳动力的人们。实际上在所有工业化和半工业化的国家中，这个范畴包括绝大多数在经济中活动的人——在某些国家占90%以上。
任何其他的定义是唯心的，而且导致最古怪的结论：毛派曾经古怪地以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想法跟“资产阶级”差不多为理由，把他们定名为资产阶级，而且用镇压资产阶级来替镇压工人阶级辩护。我根本不赞同这种说法，而且这个说法也与革命的伤感力无关。
不同层份的工人阶级的意识之间有很大的分歧。这是绝对真实的。从这一点上所得出的战略性结论是，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任务是使工人阶级在行动上团结一致。当那一点得到实现，99%需要做的事就已经完成了。
译自《国际观点》242期1993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