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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危机与开放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
Ernest Mandel
廖化 译
编者按：
曼德尔是比利时饮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及第四国际领导人，1995年病逝。他着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等。第二本书出版于1975年，那时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及长波理论，预言世界资本主义已从繁荣长波转入衰退长波。这一预见已经成真，而且直到今天仍没有结束迹象。本文是曼德尔在九十年代初的作品，那时他认为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仍未完成，所以仍称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现在当然大不相同了，可惜作者已不能再作更改了。本文收在Marxism in the post-modern age，1995年由Guildford Press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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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当前危机是典型的商业周期的危机，是自有为世界市场而生产的工业产品（即从1820年代开始）以来的第廿三次的周期性危机。这些危机，是平均利润率下降所引发的资本过度积累及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但这次典型的商业周期性危机是发生在一个衰退长波之内的；这个衰退长波始于七十年代初，其特征是失业的持续上升（在帝国主义国家，失业已高达几千万，在第三世界则至少有五亿），以及长期平均增长率下降到只有上一个扩张长波（即所谓战后繁荣）的一半。
所有十九及廿世纪的商业周期及“长波”，除了都有基本的普遍特征之外，亦各具独特性。在衰退长波之中，资本家阶级都力图为积累造就新的普遍的条件，以便提高平均利润率。这不只意味会出现技术创新以协助先进企业得到超额利润，而且表示平均剩余价值率（对工资劳动的剥削率）的普遍增加，意味他们力图抵消或打破工人对上述攻势的反抗。
今天上述攻势主要是力求引入一种所谓“二元社会”，即特别打击工人阶级中的弱势群体，例如失业者，青年人，少数族裔，外地劳工、妇女等等，以便破坏工人阶级的集体团结。再者，资本家阶级力图转移生产地及重整劳动程序，总是削弱甚而是破坏了工场内的集体团结及破坏了工会。
但是，即使上述打击使工人阶级处于守势，这些打击仍不能自动成功。在这方面，阶级的力量对比至关重要。这一力量对比较多是上一个阶级斗争的周期——相对于经济周期，阶级斗争的周期本身具有局部的自主性——的后果，而较少是当前的经济“长波”的后果。从这角度看，今天的衰退长波与上一个的衰退长波明显大不相同。今天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遭受过廿、卅年代那样的惨败（除开美国）。
但是，鉴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明显低落，以及至少对广大群众而言，社会主义目标的可信性出现了普遍危机，一种历史性的相持不下的局面就产生了。两大基本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未能强行将其解决办法应用于当前危机上。资本家阶级未能这样做，因为工人阶级仍相对上具有反抗力量。工人阶级也未能这样做，因为其意识及领导出现了危机。因此当前的危机将会持续。往后日子不会出现一种重大变化的结局，不论是此种还是彼种结局。
第三世界的危机
在第三世界，其有欠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危机，基本上是一种数量上及质量上的低度就业。质量上的低度就业，意思是在一定的劳动生产率下平均就业大大低于工业国。同样，在可见将来都不可能克服这个危机。帝国主义的大企业的支配，还有当地统治阶级的帮闲，防止危机的解决。
在衰退长波中，与上一个衰退长波一样，第三世界的困苦大大增加。饥饿与贫穷已上升到十亿人生活于贫穷线以下，而且所谓贫穷线本身已经定得非常保守。每年有一千六百万儿童死于饥饿及可治疗疾病。换句话说，每四年因此而死去的儿童，数目相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这等于每四年向第三世界儿童发动一次世界大战。这就是今天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的现状了，就是它的全部野蛮性所在了。
这种困苦甚至达到一种生物性变化的程度。在巴西北部，由于数代积累下来的饥饿与营养不良，造就了一种侏儒“新物种”。他们的平均身高比一般巴西人矮35cm。统治阶级及其帮闲称之为“鼠人”。正像纳粹经验所显示那样，推行反人道的语言及思想，早晚为实际上不人道的做法大开门户。美国消费者运动领袖Ralph Nader在美国与墨西哥交界也发现类似的生物性或基因性的不良变化。
若我们相信第三世界的野蛮主义不会对发达国有多大影响，实在是痴心妄想。第三世界的大多数人收入既是如此低微，自然大大限制了世界贸易的扩张，从而阻止了新的一轮“扩张长波”的出现。世银及世界货币基金会强迫第三世界偿还外债的攻势，经济上是弄巧反拙的，因这在第三世界以至西方造成失业及贫穷的增长。这在道德上也是令人反感的，因还债意味穷国的穷人资助富国的富人。
第三世界那不断高升的野蛮主义之最严重后果，要数其对世界整个卫生状况的影响。与贫穷大有关系的种种传染病，例如霍乱与肺痨，正在全世界冒升。第三世界在预防艾滋病措施上之不足，不仅使第三世界最多人感染病症，而且会使西方因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上升。
总之野蛮主义在第三世界扩散，导致越来越多发达国，还有官僚化的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第三世界化”的现象。
官僚化的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
对于东欧与前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或其后继者）的专政的崩溃，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来分析，就不难加以阐明。对崩溃的解释，除了马克思主义能提供精深解释外，实在难以外求。对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所谓“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从未曾是社会主义。他们并非今天才这样说。他们已经说了七十年，自从斯大林提倡一国社会主义论以来便是这样说。从长远来说不论苏联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都不能免于帝国主义的军事竞赛及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压力，尽管他们在上述两个方面已造就不可否认的成绩。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或后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并不代表中央计划的失败。中央计划意味经济各部门及社会开支是按比例发展，或至少是尽量按比例发展。而官僚集权的中央计划，从一开始便是严重失去比例的，甚至是非理性的。
种种后果自然难于避免。在再生产的规律下，平均增长率是命定下降的，并且终于不再能既顾及同美国的军事竞赛、还有经济的继续现代化，又顾及群众生活水平的温和而又经常的上升。结果怎样，最近的历史已表明清楚。
自然，这只是全景中的局部景像。官僚化的中央计划使几方面的显著成就成为可能。最主要的是文化及科学上的进步，包括在几个部门出现了一流的技术创新。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苏联从一个落后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工业国。这是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并且在官僚支配下日益妨碍日后的进步。
苏联并非本来只有此路可行。当年的左派反对派，还有托洛茨基及赖可夫斯基在卅年代的著作，都曾经提出过具体的解决方案。以为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即经济体系只能要么受市场统治，要么受官僚操纵的命令经济统治，这种观点既欠缺论证，又不正确。舍此二者之外，的的确确别有他途，那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稀少资源的分配，相当程度由广大劳动者、消费者与公民，以民主方式预先决定；所谓民主，是指通过多党制及政治民主让群众能在各种中央计划草案中选择。这意味需要拿有限度的市场机制来纠正计划，只是不让市场机制大到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向。要使这第三种模式有效，须要大大减少工作时间，须要直接生产者能自由地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及怎样分配现行生产中的主要元素。朝向社会主义的进步有多大，就要看上述进展有多大。
我说是“朝向社会主义”。一个充份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在一国之内实现。就是几国之内都是不可能的，就算上述那种最好的政经模式已经得到贯彻。我们所能达到的社会，只是一个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但这样的社会已经意味着在朝向解放上的重大进步，包括经济上的，特别还有社会上的进步。这样的社会进步，与其它资本主义大国之间，会引起一连串的反馈与互动，使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组织及其先锋成熟起来。只有当一些最关键的工业发达国已经与资本主义决裂，一个真正充份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提上议程。
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性的信誉危机
东欧与苏联的专制政权的崩溃，使这些国家以至其它地方的广大群众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建立一个本质上较好的社会的企图失败了。斯大林主义者（或后斯大林主义者）和西方资产阶级都说，东欧与苏联就是社会主义，这使群众把官僚专政等同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结果群众在坚决拒斥专政的同时也拒斥了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至少暂时如此。
这种等同自是全然谬论。斯大林及苏联的钦选干部并非一些致力建设没有阶级的社会的“乌托邦主义者”。他们是纵横捭合的现实主义政客，致力于巩固及扩张其权力及特权。这一过程其实是各种特定的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的作用。如果斯大林主义一面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面理论上与实际上都违反马列的理论与方针，这对官僚是有用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其实是一场政治反革命，它在一个发生过深刻社会革命的国家（即俄国）及一个曾全心全意致力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党内出现。声称自己是革命传统的承继者而不是破坏者使官僚权力的巩固较为容易。
但是社会主义的信誉危机不能单归咎于斯大林主义伪称承继革命传统。群众之拒斥斯大林主义或后斯大林主义模式，首先因为此一模式有违他们的基本利益，因为它没有满足他们的物质愿望，因为它践踏他们的基本人权，因为它犯了滔天罪行，造成数以百万的死亡，包括一百万的共产党人的死亡。只靠资产阶级的宣传不足以使群众敌视此一制度。他们的日常经验已经足以产生这种仇视。
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性信誉危机的第二个来源，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性失败，尽管要对何谓失败界定得清楚。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工运动，曾经在巨大的群众动员与斗争中，从资产阶级那儿取得重大让步。（后来共产党在日益社会民主化之中也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盟友）。最重要的例子包括把每周工时逐步从72减到38，普选权，为工人设立各种保护制度使其免受过度剥削。这些改良的总和使现在的世界同1800年或1850年，或1914年的世界相比大不相同。由此观之，我们应当对社会主义者的斗争成果引以为傲，特别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斗争中举足轻重。
但所有这些改良的总和未曾在世上任何一个地方导致社会发生本质的改变。没有一个地方曾因此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也可说是社会混乱）的基本性质。这并不单纯是语义学上的争执，而且具有重大实际意义。说所有这些改良都没有超越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性质，意味它们无法防止周期性经济危机，周期性的大量失业及广泛贫穷，以至周期性的限制或废除民主自由与人权，还有周期性的战争或其它困难。它们更意味，一天资产阶级保持权力，一天所有这些改良都会周期性地受到威胁。由于改良是多少与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程度有关，所以这也意味改良往往只限于一小撮国家。
数以百万计的工资劳动者曾经深深相信所有这些局部成果会最终带来一个新的公正的社会，带来社会主义。今天，在他们眼中，已经明显地不是这样。社会民主主义（还有新社会民主主义）的上述负面经验，因为其领袖的种种罪行而放大了许多，这包括进行殖民地战争，借紧缩政策打击工人生活。这还只是最显著的例子而已。这表示了，在群众眼中，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两大历史性运动（即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都先后失败了。鉴于一直比社会党与共产党左的革命社会主义派始终太弱小，不足以代表政治上的真正另类选择，在群众眼中就等于不再存在享有信誉的奋斗方案。这不表示群众接受了资本主义及其一切罪恶，也不表示他们不再为其所醒悟到的利益而斗争。相反，今天所出现的一些群众斗争比过去更为广泛。问题是这些斗争都是为单一目标而作的斗争，缺乏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总体社会及政治方案，甚至连朝这个方向发展的也没有。因此他们继续是不连续的及分散的。
为了克服社会主义的信誉危机，有必要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消除一切形式的包办主义，回到马克思的信条，也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贡献：劳动者的解放只能由劳动者自己进行。虽然斯大林主义者、新斯大林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要负上最极端的包办主义的罪名，他们远非其唯一负咎者。社会民主党，种种改良主义者，极端环保主义者，都同属包办主义。他们打出各种各样的旗号作为挂帅，像经济效益啦，“开放”经济啦，“保护环境”啦，阻止人口爆炸啦等等，向群众强加一些为群众所抗拒的政策。为达目的，他们只有拿其它机构及组织来代替群众的自主的机构及组织，来作为他们的进步与解放的工具。
这种包办主义，源于那种技术官僚的傲慢——专家就算不是一贯正确，至少也是懂得较多。包办主义是劳工运动的官僚的意识形态。这已在我论《权力与金钱》的一书中论证过。包办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也违反工人阶级利益，而且长远而言是无效的。若真要从斯大林主义的崩溃及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中吸取教训，那就是你不能在违反其意愿的情况下使群众得到快乐。你不能要群众夹生吞下你的“光明未来”。早晚他们会朝你脸上扔回去。
要在理论上及实践上复兴工人阶级的自主性与自我组织，使之成为解放的主要发动器，像工会，党，政府，国家等，统统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但它们统统要从属于无产阶级的自主活动与自我组织。要达到这种复兴，第一须要我们全力支持世界上所有群众斗争，不受其它自称比这更重要的种种东西蛊惑，包括什么“保卫社会主义阵营”，“反帝”，什么“保持一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等等。其次，须要我们不受任何限制地捍卫民主自由与人权。当斯大林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及社会民主党人破坏了社会主义与自由的原有联系时，其罪匪轻。这一联系，由意大利劳工运动的经典歌曲《红旗》蛮有象征性地表达出来。墨索里尼在廿年代上台后，意共的工人与知识分子在歌曲后面多加了一句话：“共产主义与自由万岁！”
在今天以至明天，要让社会主义在群众眼中恢复信誉，须要让他们在经验中知道社会主义者比资产阶级自由派更激进地追求自由，知道我们所要的社会所能保障的自由比资产阶级社会所能保障的多得多。
探索一种创新而又开放的马克思主义
数以千计的书刊与报纸都在宣布“马克思己死”或“马克思主义己死”。你不用变成辩证法信徒也可以知道这恰恰证明其相反。你何曾见过上百医生围着坟场里的棺木，反复论证里面的尸体已死？如果上述的不断谰言若能证明什么，它只能证明马克思主义活着而且生龙活虎。但只有当马克思主义保持开放与创新，才不致变成僵化教条。自从1956年匈牙利革命，斯大林主义或后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催生了第一轮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抛弃了那种不育的学院精神、新实证论及庸俗的实用主义。今天，那道防止这种马克思主义泛滥的水闸更已经打开。
马克思主义者须要把当前的科学研究的积累成果结合到他们的基本理论中。毕竟，这些基本理论只是为实践作的假设，并非什么格言或是千古不易的真理。他们须要证明，所有这些科学成就在结合进马克思主义之后，不致破坏马克思主义的固有一贯性。马克思主义者尤其须要面对两种压力：一个是新鲜的客观现实的压力（这些新情况在廿或卅年前还不曾出现，或只刚刚冒起），一个是主观上对这种情况的新的认识。
要复兴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实践，须要我们就下列各项议题作研究。我们的提议只具试验性质，而且不佯装已经巨细无遗：
（一）对于“全球化”背后的重大的经济及社会基本趋向，要能加以解释；特别是要联系到资本的生产力的日益国际化，并就因此而造成的阶级斗争的日益国际化找出结论。
（二）要把生态环境的危机的认识，结合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及社会主义的模型中；要找到把环境成本量化的方法并将之加到劳工成本中去。
（三）要就劳动、余闲与教育（包括再教育）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加深我们的认识；加深我们有关人类的各种需要的孰先孰后的了解，并拿来同上述认识结合起来。
（四）为了全面的解放，须要开发一套有关政治制度的理论，其中包括了直接民主与代议民主。马克思及恩格斯论巴黎公社的著作，罗莎·卢森堡在1918年的著作，葛兰西的论法西斯政府的著作，托洛茨基在卅年代的著作及第四国际的文献等等，可视为这一努力的踏脚石。
（五）要增加我们对传媒革命（影象文化与印刷文化大不相同）怎样影响文化消费与文化生产的认识，据此分析无产阶级的抗衡文化的危机，这危机怎样影响阶级意识的衰落及克服的办法。
（六）增加我们有关妇女压迫的根源的认识及克服压迫的方法；了解核心家庭的危机，了解这种危机怎样同较大范围的人类共同体（例如社区、工作场所——译按）的危机发生辩证关系。
（七）就社会解放与个人的解放及自由的辩证关系增进认识。
上述议题可称为知行合一的议题。既然如此，那就不能同为一个较好的世界的奋斗分开。除开实践之外，别无他途可以试验任何理论是否有效。从理论的目的看，也不可能分开。马克思主义有两大根源。尽管他们之间有明显的相互影响，但二者毕竟互相独立。一方面它具有科学基础；这方面它只能服从科学规律而非任何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它有道德基础，这种道德，青年马克思早就清楚谈到，并且在他晚年再强调过，即是：必须推翻一切把人类置于受剥削及压迫，受侮辱及异化的境况。
今天，这种必要性同昨天一样成立。我们须让这种精神指引我们的行动，指引我们的生命。就此而言，我们是长达3500年的叛逆、反抗与革命的伟大传统之子。让我们的敌人冲着我们大喊“乌托邦危险份子”罢。历史会证明他们犯错。我们曾经打破了奴隶制，农奴制；我们打破了宗教法庭与火烧女巫的恶行；我们攻陷过巴士底监狱。我们也将打破工资劳动。但只有当我们的政治与社会实践严格符合我们的原则的时候，只有当我们拒斥任何相反的政策的时候（即令这些政策是由自称的社会主义者打着社会主义或进步的幌子来推行），我们才能成功。如果我们能成功说服日益增加的群众，让他们了解我们的真诚不虚的决心，我们在道义上就会明显高于所有其它政治流派，就会使我们真正变成战无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