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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往何处去
曼德尔
1946年4月
田七 翻译
第一篇 美国帝国主义正在包围苏联
为了在仍是资本主义占主导的世界生存下去，苏联被迫在各个强权之间周旋，施展“外交手腕”。在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时代已是这样，在斯大林时期亦基本如此。
但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里，从公布所有秘密条约开始，苏联的“外交”给国际政治注入了新的观念。苏联主动放弃了沙皇俄国从波斯、中国等落后国家敲诈而来的所有经济上及领土的“特许权”。（当时）它的外交部署不是以某种联盟体系为基础，而是立足于对不同国家内部发生革命的可能性的评估。
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帝国主义矛盾之时，苏联首先依靠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民众作为自己的主要盟友。
“均势”政策的破产
随着官僚机构的胜利，在外交政策领域同样发生了反动。起初是对其它国家的工人阶级进行革命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后来认识到国外革命的胜利将对官僚机构的统治造成致命打击。斯大林放弃了列宁与托洛茨基时代的外交政策，改用一种仅仅依赖于利用帝国主义矛盾的新政策。
斯大林先是与一个大国结盟，后来又与另一个大国结盟（先是与德国，然后是与法国，接着又是与德国，后来与英国），他每次都希望借此让主要的敌人“保持中立”，最重要的是防止所有帝国主义强权结成反苏联盟。
在战争期间，斯大林主义政策似乎一度取得了成功。希特勒确实未能成功纠集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向苏联发动总攻。但对当前局势的分析表明，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完全失败了。如今，我们知道了苏德战争及在此之前的“希特勒——斯大林协定”是为了清除苏联的各个潜在“盟友”；通过消灭所有这些势力以建立某种平衡，减轻了苏联被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完全包围的威胁。
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美国独自主宰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二号帝国主义强国英国则拼命地试图捍卫其摇摇欲坠的独立地位。在大战以前，苏联被六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包围，而这些国家在各个领域都激烈地倾轧。
但是现在，无论苏联朝哪个方向发展，它都会面临同一支军队——英美联军！
包围圈已经成形
在大战结束之后我们经历的各种“危机”，都是帝国主义试图补齐对苏联的包围链的高潮体现。
美帝国主义已经控制了日本、朝鲜半岛南部和华北。如今它想不惜一切代价控制满洲，以完成包围链的东北部分。
中东危机、伊朗危机和阿拉伯世界的危机，表明英帝国主义企图继续对苏联南部实施包围。而土耳其则是对苏联西南部实施包围的关键阵地。
最后，希腊问题、的里雅斯特问题、苏联占领的中欧国家内部的“政权”问题（例如：德国苏占区的社会党与共产党强制合并的问题），都体现出西方希望完成对苏联的包围的渴望。
如果我们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腐败的媒体大肆叫嚣苏联“帝国主义”，实际上是英美帝国主义正在悄悄地、几乎不知不觉地完成这种包围。二十八年来国际帝国主义一直觊觎完成这一包围，但在过去从未实现。
因此，我们可以认识到那些声称斯大林“宁愿”为俄罗斯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世界革命服务的说法是多么地错误与肤浅。通过瓦解国际无产阶级的士气，通过其代理人去束缚革命运动，通过暴力与背叛来粉碎已经爆发的革命运动，斯大林阻碍了包围苏联的帝国主义铁链在唯一可能被打破的地方（即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被粉碎的机会。正是斯大林本人对目前正在成形的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包围负有全部责任。
《战士报》译自比利时托洛茨基主义报纸《工人斗争报》（1946年4月6日）
第二篇 “战略缓冲区（Strategic Bulwark）”的政策”
The Militant（《战士报》）, Vol. X No. 25, 22 June 1946, p. 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影响苏联处境的主要事实是帝国主义的包围链已经成形。苏联官僚机构已经无法再用在列强之间保持平衡的旧政策来对付这种包围。
它看到自己被迫确立新的防御体系，但这一体系既不是立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治（1917-1924年），也不是立足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盟（1924-1944年），而是基于逐步征服“战略缓冲区”，将苏联的各处边境与帝国主义的行动基地分隔开来。
建立“战略缓冲区”似乎是德黑兰会议期间（当时希特勒的失败似成定局，征服者们正在讨论如何瓜分战利品）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紧迫目标。斯大林一开始试图以“和平”的方式（即在他的帝国主义“盟友”的同意下）建立缓冲区。
英美帝国主义者意识到红军承受着德军的主要攻势，意识到苏联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逐渐衰弱，因此将与苏联官僚机构的清算延迟到对德与对日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将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划作斯大林的“势力范围”：波兰、德国东部、除希腊之外的所有位于多瑙河流域及巴尔干半岛的国家、满洲、华北。
承受压力
但是，斯大林很清楚这种占据只是暂时的。当美帝国主义必须在“和平会议”按照其称霸世界的计划重新确定世界版图时，退出上述所有国家的问题将会摆上台面。不过，由于英美帝国主义的不断施压，“战略缓冲区”甚至可能在此之前就会崩溃。
这种施压已经取得了成果。在一年前，苏联占领的所有国家的政府都纳入了“本土”资本家阶级的代表（即帝国主义的直接代理人）：波兰的米科瓦伊奇克（Mikolajczyk）、罗马尼亚的塔尔塔雷斯库（Tartarescu）、南斯拉夫的格奥尔（Geol），等等。官僚机构亦施展了一系列策略，希望通过建立顺从的政府来暂时“稳定”苏联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
应对的办法
当红军挺进这些国家时，当地爆发了广泛的革命运动。工人夺取了工厂，建立了由全权的工厂委员会组建的网络。农民夺取了渴望已久的土地。
但是，苏联官僚机构与世界上的资本家一样害怕革命，非但没有支持或巩固工人的这些行动，反而尽其所能（要么动用武力，例如在波兰；要么使用一系列欺骗手段，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帮助“本土”资本家恢复法治与秩序。更有甚者，由于无情地掠夺这些早已因为战争而陷入贫困的国家，由于在当地建立了引人憎恨的警察制度，苏联官僚机构很快就失去了工人阶级大部分人的好感，而他们最初曾经将苏联视为解放者。
后来，当斯大林需要更加严厉地控制位于“战略缓冲区”的国家时，他不再得到当地工人的支持来对这些国家的资本家发动致命打击。斯大林只能够通过卑鄙的交易、通过军事“政变”、通过制造饥荒的可憎勒索、或是通过残暴的警察干预来达到目的。
斯大林放弃了保卫苏联的革命方法，被迫从帝国主义的邪恶军火库中照搬出他的整套政策。斯大林不是在苏联周边建立情同姐妹的、得到劳动民众的热切支持的苏维埃共和国，而是在苏联周围建立了一些极权缓冲国。在这些缓冲国中，饥饿与绝望使得大多数民众再次转向帝国主义。
我们的谴责
尽管我们谴责苏联官僚机构的扩张主义是一种反动政策，但我们不认为帝国主义者有权为“可怜而弱小的被压迫民族”的命运家假作慈悲。我们已经目睹这些“人道主义的民主人士”用原子弹轰炸长崎、焚烧勿加泗及其它印尼村庄、在希腊制造“白色恐怖”，以及让印度陷入饥荒。但是，正是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世界无产阶级必须认识到斯大林主义政策的无用功与罪恶。
之所以说是无用功，是因为在原子弹时代，增添几百公里的领土根本不能构成足用的防御基地。通过建立战略缓冲区来对抗原子弹，就如同用长矛对抗大炮。之所以说是罪恶，是因为它使苏联在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民众心目中丧失信誉，因为政治手段上的相似性使得群众将苏联视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斯大林的政策愈发扩大了官僚机构政策和无产阶级利益之间的鸿沟，愈发使帝国主义能够鼓动英美两国的群众不仅反对斯大林，而且反对苏联本身。因此，斯大林的政策愈发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愈发加剧了对苏联的威胁。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中，列宁“牺牲了空间来争取时间”。斯大林正在牺牲时间来争取空间，但这样做既不能让他解决内部的困难，也不能让他对付原子弹的威胁。
《战士报》译自比利时托洛茨基主义报纸《工人斗争报》（1946年4月20日）
第三篇 世界大战壮大了支持资本主义的势力
The Militant（《战士报》）, Vol. X No. 26, 29 June 1946, p. 3.
肤浅的观察家经常宣称苏联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得更加强大”。就像幼儿启蒙书读物的作者那样，他们用“攻下的城市”和“赢得的战斗”的数目来衡量“胜利”或“挫败”。我们将会采用更严肃的标准。
我们在前文已经表明，由于现如今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已经完成了对俄国的包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苏联的国际形势比在战争开始时更加不安全。我们将要证明，即使在俄国内部，战争极大地增强了反对十月革命传下的经济基础的势力。从这个意义上讲，1945年的俄国内部形势比1940年的更加不稳定。
富农
大战期间，尤其是在农业领域，支持资本主义的倾向变得更加活跃。希特勒的征服摧毁了农村的拖拉机；德国帝国主义瓜分土地造成的心理影响；基本的生产工具极度匮乏和经济陷入普遍的混乱，摧毁了在俄国西部实施集体化的物质基础与思想基础。实际上，即使在领土得到解放后，个别进行的剥削仍然相当普遍。
甚至在苏联媒体上，亦有人呼吁与农村中的亲资本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俄国的其它地区，生活必需品的匮乏、黑市的蔓延、投机活动的加剧，为集体农庄（kolkhozes）内部新剥削阶层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独立”精神
许多农民成功地积累了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卢布。这在个人（或多或少被强制）购买国债（数额往往达到上面提到的金额）时明显地体现出来。随着财富的增加，农村的富裕农民（富农）的独立精神随之增强。苏联媒体上有很多文章抱怨一些集体农庄不仅不考虑要求它完成的粮食作物计划指标，甚至拒绝向国家交付粮食——换言之，集体农庄开始独立于苏联经济。
1945年3月，一项法令对继承法进行了修改，在事实上废除了对法定继承人数目的任何限制。现在，任何苏联公民都可以立下遗嘱，指定其他任何公民作为其法定继承人。由于这使得亲资本主义分子可以通过将大量贫苦农民变成方便操控的傀儡，以便摆脱对一个人可以继承的金钱或物品数量的限制，这项法令是对富农的重大让步，也是加速农村原始积累的因素。
工业的内部状况
在整个大战期间，工业的运行并没有预先制定的总体计划。这导致重工业中不同的国有托拉斯的独立性日益加强，它们越来越倾向于在不找任何居中调度的中央机构商量的情况下彼此达成协议。而在轻工业中，这主要导致权力日益下放到地方，地方当局越来越多地忙于生产非常有限的消费品（经常以手工生产的方式）。甚至在1945年，地方与区当局被告知要“自己动手”为数百万无家可归者建造新住所。
最后，为防止战争期间通货膨胀失控而采取的“强制储蓄政策”加剧了银行领域的独立趋势。银行倾向于遵循“自己制定的政策”，即根据自身的资产负债表确定利率，而不理会全俄统一的利率。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投资政策的差异性，同时是走向苏联经济解体的严重步骤。
对反动势力的让步
我们知道，在战争初期，高级军官阶层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了重大的让步：重新建立不可分割的指挥机构，取消政治委员，恢复使用勤务兵，扩大军官的权利（其中包括就地枪决逃兵的权利！）。后来，军队中的不平等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军官与士兵分开住宿，分开进餐，官兵之间的工资差异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得多。
与此同时，最为卑鄙的沙文主义在宣传领域取得了胜利。在政府的支持下，希腊东正教积累了巨额财富。它甚至成功地推动斯大林与流亡巴黎及上海的俄国白卫军达成正式的和解。在“二战”结束之际，苏联社会就是处在这样的内部威胁与外部威胁之下。
本文是关于苏联问题的连载文章的第三篇，由《战士报》译自比利时托洛茨基主义报纸《工人斗争报》。
第四篇 五年计划和新的“左转”
The Militant（《战士报》）, Vol. X No. 28, 13 July 1946, p. 7.
由于大战和苏联相对于帝国主义力量的削弱，由于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它们对无产阶级及其革命传统抱有恐惧，并且在大战期间吸引了人口中最落后阶层的最为反动的本能）的反动政策；由于上述这些因素，新的资产阶级剥削力量在大战期间有了相当大的加强。
大战结束后的一年里，官僚机构内部的一系列斗争导致以斯大林为核心的波拿巴主义政党的重新巩固。这种巩固表现为新一轮的、明显的“左转”，即重新开始与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并进一步加强党对国家机器与官方意识形态的控制。
计划的目标
在工业领域，大战期间重工业计划的松懈及在轻工业中实际上不再存在计划的现象，在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初步实施中被成功地克服。这个五年计划确立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重建俄罗斯被毁灭的地区，提高钢铁产量，使总的生产水平比战前水平更高。
由于俄罗斯东部及西伯利亚地区最近的工业化，并且尤其是由于对被占领国家的残酷掠夺，重建工作正在顺利进行。俄罗斯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了1940年的水平。乌克兰（尤其是顿涅茨盆地）的工业产值已经达到战前水平的60%。然而，应该指出第四个五年计划再次为了生产资料的生产而牺牲了消费品领域，即忽视了群众最迫切的需求，从而酝酿着严重的社会动乱。
农业危机
与此同时，苏联报刊参与了对农村中新兴剥削分子的暴力运动。此前，它们曾狂热地反复宣称“阶级已经完全消失”。现在，斯大林派的记者十年来首次承认剥削分子的存在，并严厉斥责“为个人利益而垄断集体土地的农民”。它们谴责“资本主义精神在农村的顽固性”，并指示地方党组织坚决消除一切滥用职权的行为。
事实上，政府采取了非常严酷的措施以迫使集体农庄的农民遵守计划；对种植实行死板的控制，在受灾地区提供信贷、物质援助、种子、拖拉机之时实行歧视性的政策，以支持那些“忠诚的”、能够完成计划的农业企业。
由于意识到没有机械化作为技术基础的集体农庄制度必然瓦解，俄罗斯西部迅速重建了许多战前就有的机械站与拖拉机站。但是，这些站点中有很多是“幽灵站点”，即缺乏应有的设备。第四个五年计划要用很长时间才可以恢复苏联农业。
官僚机构的裂痕
在政治领域，新军人阶层与似乎在大战中已失去最高权力的党之间的潜在紧张关系已得到解决，并且有利于党。新一届苏维埃政府中没有来自新军人阶层的成员。相反，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这两位军人被纳入其中，他们是列宁与托洛茨基时代的红军中仅有的两位幸存至今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元帅（即“战争英雄”）在战争结束之际被调动，最终被调往最为偏远的省份，在那里他们无法持续地影响俄罗斯的政治生活。
在意识形态领域，军官阶层在政治上的弱势表现为极端沙文主义宣传的突然中止。苏联期刊甚至因过分坚持美化俄国的历史及沙皇时代的英雄而被查封。“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项特别决议“谴责了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尽管这种行为在长达数年的战争期间已得到了官方的宣传！），并坚持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
恐怖活动的需要
一些外国观察家认为在党组织和军事组织之间出现了“第三种机构”，即一个充当官僚机构对立派系之间的缓冲器的独立的国家机构。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错觉。
事实上，正如斯大林在1927年的“左转”那样，当前的“左转”伴随着国家及镇压机器的重大强化。这恰恰反映了这次“左转”的局限性与矛盾性，实施这一“左转”的是在民众面前胆战心惊的、贪得无厌的官僚机构。
因此，《真理报》发表了令人震惊的声明，大意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说的最根本贡献，是他关于从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强化国家机器的理论。”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一声明是彻头彻尾的胡说。随着阶级的消亡，国家必须消亡，而不是变得更加强大。不过，这一“理论”确实明显地反映了官僚机构的绝望处境。面对资本主义的威胁与群众的压力，官僚机构的出路唯有是极权主义的恐怖。
第五篇 大战结束后，群众的作用
The Militant（《战士报》）, Vol. X No. 29, 20 July 1946, p. 3.
老一辈的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与内战年代中失去了革命潜力。在内战后成长起来的下一代又被热月政变的恐怖摧残，他们受到了世界无产阶级所有可怕挫败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他们没有能力进行反对官僚独裁的严肃抗争运动。
有能力的观察家们预料俄国无产阶级将在1940-1945年间重新觉醒。他们认为，到那时俄国生活条件的改善、新一代斗争力量的产生以及世界舞台上社会力量的关系变化将给无产阶级的活力恢复带来希望。
独立自主的行动
但是，1941年苏德战争的爆发，突然（但并非偶然）断送了上述变化的可能性。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无产阶级的态度是犹豫不决的，而且有些消极。当它意识到希特勒发动的战争的本质（一场掠夺的战争，一场摧毁十月革命带来的一切进步成果的战争，一场恢复资本主义剥削的战争）时，它尽己所能把全部迅猛的力量投入到斗争中。
有大量证据表明在战争期间群众独立自主的行动是活跃的。在敖德萨保卫战和列宁格勒保卫战期间，工人民兵重新出现（1941年收复罗斯托夫、并结束了1941年战役的壮举尤其说明了这一点）。维希政府在1943年编写的法国军事学院手册种明确认为“罗斯托夫平民的干预改变了战争的进程。”
是否有必要强调艰苦斗争与不屈不挠的游击队的名号不仅表现出让他们充满活力的情绪，还表明了他们希望“让苏维埃（重新）掌握政权”的心境呢？
不满情绪的爆发
但是，如果说苏联群众在与希特勒的斗争中愿意忍受最恶劣的贫困，但他们却越来越愤慨地看到投机活动、美食、最无耻的特权在后方公开地被炫耀，与此同时数百万工人与他们的妻子、孩子同遭杀害。一旦国家获得自由，这种不满情绪就会以无数方式表达出来。逃兵与强盗的数量迅速增加。在一次耸人听闻的演讲中，加里宁承认工人阶级的妻子曾经问他：“为什么你们有靴子穿，但我们没有呢？”
接触了中欧及西欧较高生活水平的苏联工人彻底觉醒了。自1945年底以来，无产阶级的呼声基本都是：“更多的面包！更多的衣服！更多的消费品！”
苏联媒体清楚地传达了这些呼声，整个“选举运动”都围绕着这些呼声展开。迅速开展的军队复员、取消配给制以及1946 年初工业领域的“左转”，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群众压力的结果。
群众斗争的前景
第三代苏联工人确实遭受了战争的沉重打击。但是这些打击并不是失败。恰恰相反，有许多迹象表明在战胜希特勒之后，俄国群众重新对自己的力量抱有信心、把握和信念。
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要极权主义恐怖仍然比以前更加沉重地压在他们头上，只要他们仍然无法找到公开的斗争形式，国外工人取得惊人胜利的鼓舞人心的例子无疑仍然是激发与团结群众运动的必要条件。
但是，斯大林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最能证明俄国无产阶级的作用远未消失。斯大林匆忙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军，而当时工人阶级几乎已经认识到了他们的历史性作用。在德国各地，格别乌部队正在取代正规军。这些有力的迹象让我们对未来抱有希望。
1937年后，托洛茨基认为，官僚机构（在历史上它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引入落后的工人国家）的作用已经走到尽头；工业的发展速度越来越慢。战争打断了这一进程，使官僚机构化身为“被授权领导保卫社会主义的领土免遭希特勒侵略的斗争的代理人”。
目前，官僚机构由于重建工作的无可否认的成功而获得了新的声望。但是，这种作用行将结束。随着重建的完成，在官僚管理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之间会有越来越多的矛盾。当阶级斗争在亚洲与欧洲、无疑也在美国达到高潮时，这将会在苏联引发剧烈的社会危机。
俄国无产阶级将不再处于孤立的处境。有理由相信，在帝国主义向斯大林发动公开的进攻之前，俄国无产阶级将率先与官僚机构展开决战。
第六篇 为何工人应当保卫苏联
The Militant, Vol. X No. 30, 27 July 1946, p. 3.
斯大林在东欧的苏联缓冲区的野蛮行为，为无数帝国主义代理人提供了方便的托辞，来发起反苏的煽动性宣传，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作道义上的准备。这些先生的唯一目的就是在俄罗斯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嘴上挂着的“民众的自由”、“民主”、反对“掠夺”的虚伪哀叹，不过是卑鄙地掩盖真实的诉求，即华尔街对俄国的殖民行动。
如果这些先生真的关心“民众的自由”，他们就会为印度实现立即独立而奋斗，为帝国主义军队撤出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德国和意大利而奋斗。至于他们对“无辜民众”遭受的恐怖侵犯的不安，当原子弹将广岛和长崎从世界地图上抹去时，他们的疯狂掌声已经清楚地、喧嚣地表明了他们的真实态度。
“帝国主义”？
即便在革命运动的队伍中，斯大林对待被占领国的野蛮手段被视为改变我们对苏联态度的理由。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们在之前一直对官僚机构的本质抱有幻想。
官僚机构总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惜使用最残酷的手段。例如，官僚机构在俄国强制实行的农业集体化肯定比在所有被占领国家实行的任何官僚措施造成更多的伤亡。然而，我们必须像过去那样，不是根据道德因素或主观因素，而是根据社会学分析和阶级分析来决定对苏联的态度。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把苏联的扩张主义等同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扩张）。帝国主义具有非常明确的特点：资本输出，对殖民地群众的过度剥削，对小手工业者和小农的剥夺，帝国主义政策是生产力发展的阻碍。
苏联的扩张主义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重工业的国有化，土地改革，掠夺部分工业设备。只要这些政策具有持久的效果，它们就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势力依靠最反动的社会力量（首先是大地主），而在被占领国的官僚机构则被迫主要地打击这些力量，并且（尽管犹豫不决）依靠群众的独立行动，以便限制、阻碍并且最终粉碎群众的独立行动。
这一点不仅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表现得很明显，而且最近在柏林同样表现明显。当时，苏联最高统帅部为了推行讹诈帝国主义的方针，支持了一场反对盟国军队的大规模民众示威。
不同的目的
如果被占领国官僚机构的政策采用同样的手段，却为了实现同帝国主义截然相反的目的，那是因为苏联社会与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截然相反。
当我们考察战后俄国内部的发展时，发现任何宣称俄国是新的剥削社会、俄国官僚机构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的理论，都不能解释官僚机构国内政策的左右摇摆和诸多矛盾的特点，尤其是最近的“左转”。
我们已经表明，这些左右摇摆从根本上证实了托洛茨基的分析，即官僚机构并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利益的新阶级，而是一个寄生在无产阶级身上的波拿巴主义阶层。这个排他的阶层（尽管它总是试图挑拨支持资本主义的倾向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得不被迫捍卫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因为这是官僚机构各项特权的保证。我们还表明，与这些认为存在新剥削阶级的理论相反，真正威胁苏联社会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保卫苏联”意味着什么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认为从根本上看俄罗斯仍然属于堕落的工人国家。帝国主义强国对苏联的进攻是为了让俄国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希特勒发动的征服战争表明，即使这种进攻只取得有限的成功，都会使俄国倒退几个世纪，使俄国民众遭受比资本主义世界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的剥削。为了抵御这种攻击，世界无产阶级和俄罗斯无产阶级有义务全力保卫苏联，以保住十月革命的现存成果。
但是，这种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并不意味着为斯大林的罪行作忏悔、辩护或置之不理。我们保卫苏联的方式是：在世界各地进行反对本国资本家的阶级革命斗争；俄国无产阶级要把保卫苏联的策略和对官僚机构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策略相结合（因为在俄国，客观上官僚机构是最危险的世界资本主义盟友）。
至于在被占领的国家，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野蛮手段让苏联丧失的信誉以及由此造成的无产阶级的士气低落，远远超过了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的战略“优势”。因此，我们要求“红军立即撤出”这些地区，把这个口号与我们在这些地区的整个斗争（从俄罗斯占领以来实行的改革开始）联系起来，这个斗争必须包括废除资本主义和建立由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组成的联邦。
我们在全世界推行的保卫苏联的政策，非但不是“在客观上支持”斯大林主义，反而要给斯大林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因为这个政策是与我们的总战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战略）相一致的。
（这是分析二战结束以来苏联趋势的六篇连载文章中的最后一篇。本系列的文章由约翰·加罗（John Garrow）译自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