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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内部冲突：
从置身事外到积极干预——投靠阶级敌人的阵营
﹝比利时﹞欧内斯特·杰尔曼（E. Germain）（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46年11月
田七 译
1940年，由于在保卫苏联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美国工人党与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决裂。从那时起，在许多政治问题与理论问题上，美国工人党均采取了与第四国际不同的立场。与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纲领完全相反，美国工人党（沙赫特曼派）缺乏完整的纲领，体现了工人党的理论思维惰性。与所有经验主义者一样，沙赫特曼满足于不断追求策略上的“创新”，而并不感到有必要将它们整合到新的纲领中。
在如何对待活跃在德国帝国主义占领区的欧洲抵抗组织的问题上，工人党的策略既反映出类似的折衷主义，并且再次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标准。沙赫特曼固执地回避以下问题：“必须对其表明自身立场的各类组织的社会性质是什么？是否有必要在区分小资产阶级领袖领导的群众组织和白卫军领导的资产阶级组织的基础上，对这两类组织采取不同的策略？”然而，当人们告诉沙赫特曼，在这些条件下他主张的“无条件支持抵抗运动”（从一般意义上讲？支持所有组织？）的口号会由于缺乏清晰性而暗示着支持资产阶级组织时，他非常气愤。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没有结束，但沙赫特曼已经在实践中证明了这种暗示确实存在：1946年9月，《新国际》的一篇社论为在波兰“批判性地支持米茨科拉奇克阵营”的立场辩护。
支持波兰的“民主革命”吗？
沙赫特曼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被迫从毫无生气的空想中挑选分析标准。他快速瞥了一眼波兰的形势，发现波兰有俄国人的踪影，而这些俄罗斯人正在“剥削”与“压迫”。因此，波兰工人必须采取沙赫特曼在德国占领波兰期间向波兰人提出的类似策略：走“民族民主政治革命”的道路，对应的口号是：“俄国人滚出波兰！”、“自由的波兰万岁！”
至少，您可以在前面提到的《新国际》杂志第198页上看到这一点。在同一期的第215-218页上一篇标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文章中（或许与该杂志的其它内容相对立），作者卢津斯基（A. Rudzienski）实际上得出了与社论作者截然相反的分析结果。卢津斯基谴责了斯大林主义所谓的“民主革命”战略（这一战略在“解放”波兰时可能已被提上议程），并提出了与之对立的社会主义革命战略：
“波兰无产阶级和民众面临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土地革命或民主革命。只有这场革命才能使波兰摆脱可恶的外国压迫、殖民剥削、经济灭绝和民族灭绝。这场革命只有在与德国及欧洲的无产阶级共同斗争中、在为建立欧洲社会主义联邦而斗争中、在击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反动的斯大林主义反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取得胜利。”
我们先不考虑波兰目前是否遭受“殖民剥削”的问题。我们同样先不考虑作者的策略思想（我们认为这些思想是错误的）。很明显，他的策略是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它依靠阶级斗争的动力和对一国发展阶段的社会分析。而当波兰无产阶级准备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已经开始占领工厂之时，斯大林走狗们捍卫的“民族民主革命”观点，不正是沙赫特曼眼下要捍卫的观点吗？斯大林派不也是打着“德国佬滚蛋”和“自由的波兰万岁”的口号（沙赫特曼之前已经要为这些口号与德国人斗争了）进行战斗吗？卢津斯基的整个论证表明了斯大林主义针对德国“占领者”所采取的策略的叛卖性质，难道这种论证不能揭露沙赫特曼针对“俄国占领者”的战略是同样性质的吗？
沙赫特曼是严厉的道德批评者：庸俗的波兰工人由于“幻想社会主义正在建设当中，或者纯粹出于机会主义（！）的动机，比如为了工作或得到食物配给”而支持斯大林主义政权（《新国际》1946年9月，p. 198），真是可恶；物质至上的农民为了得到土地而支持斯大林主义者，真是可恶！美国小资产阶级不被这种可耻的物质利益诱导，而是怀有更为崇高的动机。他们最为渴望的是有权自由地表达、有权积极地与斯大林主义进行终生的斗争——当然是通过写文章了。这就是为什么空想家沙赫特曼要求波兰工人（他们在经历了二十年的不间断苦难之后又因七年的战争而饥肠辘辘）应该首先考虑赶走“俄国人”，为“自由的波兰”而斗争，在这以后，“食物配给”和找工作的问题当然会得到妥善解决——难道不是这样吗，沙赫特曼？——就像在“自由共和国”里那样得到妥善解决。向无产阶级建议用空洞而抽象的、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口号来取代迫切的物质利益斗争，这是多么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者啊！
对于不同的社会阶级而言，沙赫特曼主张“波兰”享有的“自由”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安德斯将军（Anders）和红衣主教霍隆德（Hlond）鼓吹的“自由波兰”是指贵族和军官可以自由地剥削农民、暗杀罢工者及组织大屠杀。工人和无地农民所要求的“自由”是指有驱逐拥有土地的僧侣、资本家和国家政权强加给他们的“管理者”的自由，是自己管理工业和土地的自由。小资产阶级政客则认为，他们可以暂时忽略这些实质内容上的差异，满足于口号表述上的相似性。但是，在二十世纪，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地农民和从事剥削的农民拉到同一面旗帜下，就等于在一个空洞的躯壳注入资产阶级的需求！革命党的任务恰恰相反：制定自己的纲领和口号，以便把所有被剥削的群众团结在自己身边，共同反对一切剥削者。革命党依靠阶级斗争的动力，而不是依靠沙文主义情绪的深度，因为它知道，群众要想实现争取民族民主的强烈愿望，只有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决裂，只有通过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方可实现（不仅需要驱逐“占领者”，而且要消灭“本国的”反动阶级）。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联盟”必然会致命地让群众追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客，去建立一个完全受外国资本控制的新“自由共和国”。聪明的骗子们一面仿效群众发出怒号，一面正试图把群众拖向这个方向。《新国际》的社论作者难道想加入这个恶臭的团伙吗？
波兰国家的阶级性质
“请告诉我们如今统治波兰的国家的性质。它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吗？从俄国造就它之初已经堕落了吗？或是尽管波兰拥有国有财产，但由于在被官僚机构夺取国家政权之前波兰无产阶级从未进行过革命，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工人国家？如果是这样的话，波兰是由资产阶级国家统治的吗？在不存在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或者说波兰确实有资产阶级？那么波兰的资产阶级由哪些人组成呢？由盘踞在森林里的“法西斯”游击队吗？但不可能是他们的国家，因为国家会抓住一切机会地向他们开枪。或者说，米科拉伊奇克代表被剥夺了财产的、正在与工人国家进行复辟战争的资产阶级？……”（同上，第199页。）
这段长引文再次表明沙赫特曼习惯于提出“令人为难的”问题，以便“迷惑”他的对手。他在这场辩论中运用了律师的技巧，小心翼翼地避免回答他向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请允许我们反过来向沙赫特曼提出一个令人为难的问题：您是如何能够花将近4000字写出一篇关于对波兰政策的社论，却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波兰的国家与社会的阶级性质呢？
沙赫特曼妄想通过提出关于波兰国家性质的问题来迷惑第四国际的斗争者。与沙赫特曼不同，国家问题对我们来说不是可以用来开廉价玩笑的，而是一个往往需要花很多心思研究的问题。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托洛茨基需要用20页的篇幅来清晰说明苏维埃国家性质的问题，并且再用了40行字来总结他的立场。当然，沙赫特曼只需要草率地用一行文字嘲讽托洛茨基为了“捍卫既定纲领”所做的所有这些努力。但是，托洛茨基捍卫的不仅是“纲领”，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例如，它认为不可能“主观地”创造新社会阶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继续认为（除非我们有足够的反证）关于“官僚国家（bureaucratic State）”的理论、关于由无产阶级革命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关于没有经历过无产阶级革命的地区出现堕落的工人国家的理论，都是荒谬的。
归根结底，国家的性质取决于社会的阶级结构。但是，社会的阶级结构反过来会反映在国家自身的结构中，而且可能将与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相矛盾的形式强加于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矛盾反映出社会自身性质当中的矛盾。列宁和托洛茨基曾多次强调，即便在斯大林官僚主义取得胜利之前，“巩固了的”苏维埃国家的结构仍然保留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许多特征。归根到底，无产阶级利益（要求建立最广泛的工人民主）和无产阶级利益（要求保卫工人国家免受国内外敌人的侵害，而且往往采用最血腥的独裁手段）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只在一个落后国家取得胜利这个现象的固有矛盾。
当德国帝国主义占领西欧国家时，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分裂成两个集团：一个集团与德国帝国主义“合作”，另一个集团为了在“盟军”获胜时保持延续性而流亡国外，或者为了吸引一部分抵抗运动力量、并在无产阶级运动爆发时把准备好了的白卫军派上用场，而转入“地下”状态）。在波兰，类似的过程不是在德国征服波兰时，而是在苏联占领波兰时发生。
德国帝国主义试图把整个波兰变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殖民地。德国人掌控了波兰的整个国家行政机构，并且把犹太人的财产和国家财产（两者合计占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的五成以上）转移到德国资本家手中。就希特勒的国家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而言（沙赫特曼对此有任何怀疑吗？），很明显在被德国征服时，波兰的财产关系没有任何根本变化（尽管组成前波兰资产阶级四分之三的人已经消失）。
当红军逼近波兰时，这个国家正陷入革命高潮的旋风中。工人们占领了工厂，开始控制生产，成立了工厂委员会，等等。在那一刻可以说波兰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开始了。但是，苏联官僚机构的政治干涉主要是反革命性质的。苏联军队被用来“恢复秩序”、“重新树立雇主们的权威”，并被用来迅速重建波兰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波兰原有的资产阶级军官和官僚阶层分裂成两派：一派继续流亡，等候帝国主义的压力能够让他们在波兰建立更为“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权，或者转入地下状态，以便更积极地为这一时刻做好准备；另一派则与苏联官僚机构“合作”，换言之，他们与无数斯大林主义代理人共同占有了1944年后重建的国家机构中的职位。这个国家的结构保持不变：同样的部长和同样的宪兵搭配，这些宪兵不止一次地把他们当作普通罪犯送进监狱；同样是那批信奉极端民族主义的军官；整个交易都被同一批教士们神圣化了。资产阶级代理人之间的分歧，与其说是关于“我们如何方可最好地捍卫我们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保持资产阶级权力的延续性而进行必要的分工。
资本主义被“废除”了吗？
然而，在这一结构中表现出来的国家性质，必定具有非常明确的社会基础。“既然资产阶级实际上已被剥夺了所有权”，沙赫特曼说：“那么，即使这个国家保留了类似的结构，你怎么能称其为资产阶级国家呢？”沙赫特曼有点操之过急。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在进入波兰时，已经找不到任何所有者来管理这么多工业企业与商业企业。事实上，工人们已经夺占了许多企业。波兰资产阶级本就一直极其缺乏资本，（甚至在过去）无法依靠私人积累来汇集足够的资本来建立大工业。要想解决被兼并的领土上有众多矿山与工厂的问题，除了实行国家管理之外（即使没有苏联的占领和革命高潮，这些工业也会被国有化），无法找到解决办法。最终，苏联官僚机构倾向于将位于“缓冲区”的国家的经济结构“逐步”纳入苏联结构，这无疑影响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Osubka-Morawski）政府的经济措施。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946年1月3日法令宣布的信贷国有化和关键工业的国有化是由于以下力量的相互作用：工人的压力、波兰资本主义工业固有的对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的倾向、苏联官僚机构在位于“缓冲”区的国家的政策包含的结构同化倾向。
但是，我们绝不能将国有化等同于“剥夺资产阶级的所有权”，或等同于破坏资本主义——而沙赫特曼似乎认真地暗示了这一点。前业主将得到赔偿（直至1946年底）。这些赔偿的一部分可以投资于法律明确批准的新的私营工业与商业企业。一种专项信贷制度正在为工业与商业的“私营部门”服务，旨在支持某些部门的大中型商业企业及中型工业企业的发展（目前波兰资产阶级可支配的资本只够创建这些企业）。这项信贷由两家股份制的私人银行负责分配，即“华沙S.A.商业银行”和“合资公司S.A.联合银行”。国有企业本身的管理方式与私营企业一样，有独立的损益表，没有被合并为“托拉斯”或“联合集团”。没有任何计划，没有对外贸易垄断。波兰的对外贸易是资本主义世界贸易的组成部分，而俄国远没有发挥德国过去扮演的“第一客户和第一供货商”的角色。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鉴于目前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在无产阶级最终夺取政权之后，全面剥夺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要比在1939年容易得多，付出的代价少得多。波兰工人能够而且必须从目前的改革开始，驱逐国家的公职人员与经理、中间人和投机商，建立由工人管理的工业，完成对所有权的剥夺，取消赔偿，禁止超越工匠水平的私人对生产资料的收购，建立分配合作社，实行统一的计划和对外贸易垄断。由于1945-1946年的改革在经济、社会和技术方面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实现，因此波兰工人有责任保卫这些改革，防止资产阶级的复辟。但要想有效地捍卫这些改革，只有动员群众捍卫自身的利益，而这意味着对贝鲁特（Bierut）反动政权的激烈斗争。
波兰的情况与南斯拉夫的情况一样：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大部分前资产阶级成员已经在肉体上被消灭，但拥护他们的大多数政治人员仍把持着职位——这使得形势有些晦暗不明。而在其它位于“缓冲区”的国家，情况却一目了然。毋庸置疑的是，在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在这些国家里，工资由雇主组织和工会的集体谈判确定），资本主义仍然存在。不管如何，在这些国家中，斯大林主义者同样“夺取”了资产阶级国家中的许多职位。沙赫特曼不止一次地指出，波兰形成了适用于苏联占领的所有国家的“新政治形式”。沙赫特曼是否认为迈克尔国王（Michael）领导着一个官僚国家？他是否真的认为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已经成功推翻了我们半个大陆的资本主义？沙赫特曼再次发现自己处于不令人艳羡的处境：他与斯大林主义者抱有同样的观点！
我们的中心口号：建立独立的苏维埃波兰！
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在波兰的活动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双重性质：一方面，它推动了（尽管程度有限）国有化、土地改革和工厂委员会的建立，等等；同时，它倾向于建立压制群众的一切自主行动的极权制度，它掠夺了波兰开启重建急需的工业原料，它的一切可憎的行为深深地玷污了共产主义的信誉与思想。有些人之所以否认官僚机构的干涉具有这种双重性质，是因为他们否认官僚机构本身的双重性质。他们只有一条出路可选：鉴于对设备的掠夺，国有化只是一场“喜剧”。无论如何，卢津斯基在《新国际》九月号第217页上不得不承认波兰自1944年以来实行的改革的“进步意义非常有限”。当然，他并没有从中得出关于苏联性质的结论。沙赫特曼一贯习惯于只提出问题而不给出任何明确的答案，因此他没有就这个问题表明立场。这样，他就不用再为无产阶级是否必须反对波兰资产阶级的复辟倾向的问题作出明确答复而烦恼了。
由于苏联官僚机构活动具有双重的性质，那么第四国际必须仔细区分官僚机构的行动，究竟是在客观上成为剥夺资产阶级所有权的一个步骤，还是在革命无产阶级背后捅上一刀。对沙赫特曼来说，这种区分会让政治倒退到“虚伪的准则”上。不幸的是，这种“虚伪的准则”来自托洛茨基本人，他在《再谈苏联的（阶级）性质》（列夫·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p.30）等文章都运用了这个准则。沙赫特曼有权说：这说明有其师则必有其徒？除非他可以从第四国际的头脑中根除托洛茨基思想的不良影响，否则他无法轻易地“重新教育”我们……
第四国际反对抢劫、驱逐、民族压迫和警察的恐怖活动。它号召群众用自己的阶级行动来对抗这些野蛮手段。但它拒绝与那些致力于恢复战前局势的人站在同一战线。它要求苏联占领军立即撤离，并将这一口号和波兰工人与俄罗斯士兵联谊的口号结合起来。同时，它努力动员群众去保卫与扩大1945-1946年的改革。第四国际之所以要求苏联占领军撤离波兰，正是因为苏军的存在阻碍了波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甚至阻碍了保卫国有化的斗争。显然，第四国际的这一立场一开始就排除了与资产阶级、富农及其政治代理人建立反斯大林政权的“统一战线”的任何可能性；我们在向工人与贫苦农民证明为什么他们的阶级斗争要想取得胜利、工人运动就必须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沉重束缚时，正是把斯大林主义者同反动阶级及反动阶层结成统一战线作为主要论据之一。
另一方面，革命无产阶级没必要“否认”民族情感的存在，而是要试图从中获益，把它转变为动员群众参加革命的辅助力量。为了能够向工人与贫农提出能够争取到他们的同情、并且激发他们的斗争与献身精神的前景，我们不能让他们卷入目的是建立1919年可悲的波兰共和国的翻版或为建立苏联的翻版的斗争（他们主要面对苏联的官僚主义赘生物来评价苏联）。波兰革命者的责任是耐心地向群众解释，斯大林主义是与列宁主义对立的；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意味着为实现工人民主、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民主而斗争；斯大林主义代理人的活动反映的是苏联官僚机构的罪行，而非共产主义理想的罪责（在俄国本土，共产主义理想已经在血泊中被消灭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是民众自决权的坚定拥护者；因此，他们的中心口号是建立独立的苏维埃波兰，这将使我们和保守的资产阶级与堕落的官僚机构划清界限。
（重要的是确定口号的性质，而不是修饰口号的措辞。或许波兰的情况需要用“工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字眼来代替上述口号中的“苏维埃”一词。这个问题只能根据波兰国内的情况来决定。）
波兰内战
但是，沙赫特曼还不满足。他希望我们准确而具体地阐述我们对当前波兰内战的立场。在我们看来，从根本上说，内战是敌对阶级之间的战争。只有目光短浅的小资产阶级才会时不时地试图让我们相信，内战是为了“政权”问题而发生的。既然沙赫特曼不同意这种观点，那么就让他向我们解释一下，波兰对立的“两大阵营”的基础是哪些社会阶级，是否一方是“正在形成的官僚阶级”，另一方是“把最不同的分子团结在它周围的农民”？这就意味着，现代社会中两个决定性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不是内战的根本原因——这种说法是否太牵强了？
实际上，波兰正在酝酿的内战是在德国占领时期已经兴起的内战的延续。当时，非法的“民族武装力量”（NSZ）正在与“左翼”游击队进行殊死搏斗，这和米哈伊洛维奇对付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内战以及“民族共和主义希腊联盟”（EDES）对付希腊“民族解放阵线”（EAM）的内战如出一辙。这些内战总体上再现了西班牙内战的模式：一方是资产阶级与地主中最坚决、最觉悟的分子，纠集了职业军官、中高级僧侣、富农等反动阶层，所有这些都依靠雇佣军和群众中落后的或失去了阶级地位的分子；另一方是无产阶级和贫农，他们由臭名昭著的斯大林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政客联盟领导。在斗争的某个阶段，他们还受到了格柏乌的残酷极权独裁统治（只要回想一下1937年5月在西班牙和1944年12月在希腊，都有数十名激进革命者被暗杀）。那么，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要支持（即使是“批判性地”支持）佛朗哥或“民族解放阵线的对手”吗？
世界资产阶级没有浪费哪怕一秒钟的时间在波兰的两个阵营之间“选择”，相比于沙赫特曼的印象派思想及其犹豫不决的思索，世界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似乎更能可靠地指导政治抉择。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整个世界媒体都被动员起来支持米科拉伊奇克（Mickolajczyk）。而且，在东欧的整片土地上，本土的资产阶级多年来一直在进行历史上最血腥的内战之一。难道这些国家的有产阶级只是为了对抗“俄国的影响”而如此歇斯底里地斗争吗？只有像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这样的一知半解者，或者像博尔迪吉主义者这样的顽固宗派主义者才会声称，数十万男女的自发动员，背后是“大国”的秘密“操纵”。占领工厂的波兰工人和在1944年9月举着红旗、歌唱《国际歌》进入雅典城的希腊游击队，尽管都遭到了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的背叛，但他们真诚地认为自己是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因为他们的行为的动机是阶级动机。只有这样方可解释这些国家内战的异常激烈：社会阶级在那里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斗争。
沙赫特曼天真地问道：如果法西斯团伙代表了资产阶级，既然国家会在一切场合枪毙他们，那么这个国家怎么会是资产阶级国家呢？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内格林（Negrin）的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吗？不管怎么说，他的军队同样“在任何地方”枪毙法西斯分子！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个“资产阶级国家”被无产阶级的意志推动，无产阶级要对利用法西斯团伙保护自己的资产阶级发动一场无情的内战。这个国家之所以受到工人的压力而仍然是资产阶级，是因为“工人”领袖向资产阶级投降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向共和主义阵营中的资产阶级“民主幻想”投降。但是，西班牙的国家当时还没有成功地摧毁工人的战斗精神，以至于向佛朗哥投降。但这正是他们政策的必然逻辑，而且得到了后来发生的事情的印证。正是因为波兰斯大林主义者和西班牙斯大林主义者一样，想迫使工人留在资产阶级社会与国家的界限内，所以我们指责他们背叛。正因为如此，工人越来越多地与贝鲁特阵营决裂；正因为如此，反革命势力不断加强。正因为如此，我们要与斯大林主义作斗争！
凯尔采的案例：关于两个命题的证明
《新国际》的社论作者亲自向我们解释道，是英美帝国主义者强迫米科拉伊奇克参与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政府。在我们看来，英国帝国主义对维护“农村小地主”的利益几乎不感兴趣。米科拉伊奇克本人是一位极端反动的政客。在德国人到来之前的战争期间，他在里尔出版了一份反犹报纸《民族主义者报》（Narodowiec）。他打着波兰农民党（PPL）的领袖身份欺骗小农群众，证明了他更适合资产阶级希望他担任的角色：充分利用贝鲁特的合法性，捍卫对资产阶级而言每个重要的立场，充当地下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挡箭牌（直到他们能够在变化了的国内外事态下推翻现政权）。谁会天真地相信米科拉伊奇克的“合法”阵营与“民族武装力量”的“非法”阵营之间只不过是信念相通的关系呢？
沙赫特曼被自己的反斯大林主义怒火冲昏了头脑，他把事情描绘成仿佛是斯大林主义政府“正在组织”内战来对付“坚持和平主义的”对手。我们根本不想为格柏乌辩护，哪怕是“批判性地”！但历史的客观事实迫使我们说，沙赫特曼颠倒了现实。这个现实是，法西斯团伙组织了屠杀和对孤立城市发动的袭击，试图暗杀所有国家公职人员和合法政党的所有“政治代理人”。波兰斯大林主义者的报复表现出他们的动摇、愚蠢和毫无意义的残酷。波兰政府非但没有消灭法西斯主义者，反而采取了一种复杂的挑衅伎俩，旨在暂时地加强法西斯团伙的物质力量，以便在“西方”公众舆论面前为俄国更大规模的干涉提供理由。毋庸置疑，我们厌恶与拒斥这种肮脏的手段。我们“无条件地”谴责他们。我们同样谴责压制工人运动中任何倾向的一切措施。但是，我们与斯大林主义斗争的根本方法是向群众解释，斯大林主义对付反动派的警察手段是提高米茨科拉奇克的声望与将农民群众置于反动派手中的最佳方法。我们用群众的革命恐怖（这是极为有效的对付法西斯主义的方法）来取代斯大林主义者的警察恐怖与挑衅。我们要求工人运动享有完全的自由，这不仅包括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组织自由，并且首先包括建立强大的工人民兵武装的自由，这将比由斯大林主义“民兵”组成的卑鄙伪军更快地消灭法西斯团伙。然而，我们一刻也不会为我们的主要敌人（波兰资产阶级及其所有政治走狗）辩护。恰恰相反。我们谴责斯大林分子无力在与这个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取得成功的唯一手段是进行不懈的阶级斗争，而这只有依靠实行列宁主义的策略。
在波兰内战的具体事件（例如发生在凯尔采的大屠杀）上，能够更好地比较沙赫特曼主义的观点与第四国际的观点。众所周知，在这场大屠杀中，法西斯团伙杀害了50多名不同年龄的犹太人，并要求他们集体为华沙政府的“罪行”负责（其中有几名犹太人任职于华沙政府）。米科拉伊奇克的支持者在“正式地”谴责大屠杀之时，不仅为其辩解，而且毫无疑问还参与了大屠杀的物资准备。每一位真诚的革命者都指责斯大林主义者的挑衅罪行——直到有足够的受害者让这一事件成为对付反对派的头等宣传材料时，他才允许“民兵”介入。我们虽然对这种伎俩和对数十人生命的无谓牺牲感到厌恶，但不足以让我们“批判性地”支持大屠杀制造者。因此，如果民兵和非法团伙之间的武装斗争持续下去（沙赫特曼！这类事件已经发生过很多次，而且还会经常发生），那么毫无疑问，我们会号召凯尔采的工人自己动员起来，建立自己的组织，选出自己的领导人，目的是粉碎法西斯分子。尽管我们坚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立场，但我们始终反对屠杀者。
另一方面，如果凯尔采屠杀的类似事件继续发生，并演变成一场漫长的武装斗争，阵营就会以阶级为基础划分。僧侣、资产阶级、比较富裕的农民将站在与斯大林派民兵对立的阵营。尽管米科拉伊奇克在单个事件上逃避表明自己的立场，但在长期武装斗争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选择“他的”阵营。沙赫特曼是否不相信这个“阵营”将是与民兵对立的阵营，将是屠杀者的阵营呢？在这种情况下，沙赫特曼会支持哪个阵营？他会“批判性地支持”屠杀者吗？这就是内战给我们提出的一个“具体”问题！
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他是英国帝国主义最危险的走狗之一，因为他喜欢时不时地披上一件赤色长袍）找到了一种新的灵丹妙药来给衰败的社会民主主义注入生机：“我们必须把东方的集体主义与西方的政治民主结合起来。”从那时起，无数的“思想家”和江湖骗子（他们反映了公众舆论的各种细微差别）明智地咀嚼着这句乏味的陈词滥调。佛朗哥将军的发言人和“社会主义与自由”党的幸存者都找到了利用这种陈词滥调（根据个人需要加以润饰）的机会。不过，马克斯·沙赫特曼却把这种怪异的结合带给左翼，他宣称“经济国有化的相对重要性与政治民主的相对重要性的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试金石问题之一”。
回归考茨基！
正如列宁与托洛茨基在27年前的杰出论证表明的那样，把“政治民主”看作是脱离阶级及阶级斗争的纯哲学思想是工人运动中的考茨基主义的本质。《新国际》的社论作者接受了这种提出问题的方法，从而暴露了他的策略的内在逻辑正在将引向何方。但是作者并不局限于提出问题，他还确切地阐述了“他的理想”：“革命社会主义者当然不仅想要国有化，而且想要民主。”这是布尔什维克的“理想”吗？这难道不是最明显的中派主义吗？中派主义者总是“真诚地”希望将“真正的”工业国有化与抽象意义上的“最广泛的政治民主”结合起来。改良主义者则玩世不恭地把他们对国有化的模仿与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结合称为“社会主义”。但是，中派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区别可以归结为：中派主义者自己欺骗自己，而改良主义者有意识地欺骗群众。
工业的“国有化”意味着国家对这种工业的管理。只要这个国家仍然是资产阶级国家，那么它与革命社会主义者的“理想”之间的共同点，就和纽约市议会与彼得格勒苏维埃之间的共同点一样少。另一方面，“民主”（我们必须提醒沙赫特曼吗？）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内容。根据沙赫特曼的定义，英国正在迅速迈向“革命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而反观1918年7月的俄国，不仅国有化的现象不多，而且在列宁遇刺后连“民主”也不多，因此似乎离这个理想还很远。沙赫特曼是否忘记了列宁本人曾经指出“我们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呢？
这不仅是思想体系的争论，而且关乎沙赫特曼确定对波兰内战的立场时的标准问题。当“政治民主”的抽象概念被赋予社会内容时，立即就会显现出这样的情况：似乎批判地支持米科拉伊奇克的阵营就是“批判地”支持资产阶级的民主！在理论层面上，沙赫特曼不敢公开提出资产阶级民主（意味着恢复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比苏联的“斯大林独裁”更加先进。但他对波兰的实际态度显然包含了资产阶级民主（意味着完全恢复1939年以前的经济与社会状况？）比贝鲁特独裁政权更加先进的前提！这就是放弃阶级标准导致的结果……
可悲的是，与米科拉伊奇克肩并肩地争取资产阶级民主，本身就是一种可悲的幻想。东欧国家过去从未有过“民主”政权，这并非偶然。“民族”资产阶级的落后性、贫乏及其对外国资本的卑下依赖，社会矛盾的尖锐性；本土小资产阶级群众缺乏市政自治经验，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这样的局面：这些国家总是从革命前的危机状态转变为或多或少长期的血腥独裁。鉴于目前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爆发社会动乱的地步，鉴于在七年来前所未有地累积着仇恨与怒火，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建立任何一种“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即使是在短时期内），实际上是在欺骗自己与欺骗工人。米科拉伊奇克阵营的真正“胜利”（伴随着苏联占领军的真正撤离），只有在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彻底击败之后才有可能，这会导致波兰重建一个像如今希腊那样的政权。这就是沙赫特曼似乎愿意为之奋斗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吗？
从置身事外到积极干预——投靠阶级敌人的阵营！
沙赫特曼拒绝对1939年在波兰爆发的具体内战表明自己的立场，而是捍卫“第三阵营”的立场。托洛茨基在《给伯纳姆的信》中阐明了当时沙赫特曼派的各种立场如何可以归结为一个共同点：在激进言辞的掩护下，放弃一切政治活动。
但是，错误自有其不可动摇的逻辑，其发展将按照唯物辩证法则（植根于每种思想体系的社会性质）。政治上的置身事外表现出激进知识分子面对灾难性的历史事件时的迷茫，它与根据阶级标准确定其行动路线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正如小资产阶级不能在无产阶级阵营与资产阶级阵营之间长期保持“中立”，激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同样不可能在社会主义的天堂和散发着不可抗拒的魅力的资本世界之间保持平衡。沙赫特曼新近初步表明，置身事外和“第三阵营”理论只是一种过渡立场，它最终要滑向支持——请原谅我的措辞——“批判性地支持”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阵营的行动路线！
“工业的国有化”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冲突（两者的结合是拉斯基与沙赫特曼的共同理想）既不是米科拉伊奇克的发明，也不是在波兰群众头脑中产生的想法，而是美国帝国主义媒体宣传的中心主题。英国媒体则更加谨慎，因为经验向英国资本家表明，在“民主”制度下，“国有化”的煤炭工业可以带来多么惊人的利润。对于理论观点甚至比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走狗还要落后的美国小商人来说，这个准则注定要概括世界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的斗争。无论这个公式本身有多么荒谬，它都为美国及整个世界现有力量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第三阵营”的拥护者沙赫特曼发现，最好是“批判地”支持现有的阵营之一，而他选择的阵营正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无条件支持的阵营，他们使用的口号与借口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得不说，《新国际》的社论是迈向社会爱国主义的重要一步（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一步），是迈向在未来对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战争中支持（不管这种支持有多么“批判性”）美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重要一步。
沙赫特曼没有理由说他采取这种立场是因为处于格柏乌的野蛮活动引发的绝望环境——他不是在克拉科夫直面斯大林的刺刀，而是在纽约受到米科拉伊奇克庞大的新闻宣传攻势的影响，在纽约选择投靠米科拉伊奇克的阵营。他没有借口说，他不知道米科拉伊奇克阵营的真正性质：他亲口断言他看到的是“一个骗子和恶棍，英美帝国主义的一个代理人”。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同样“知道”农民党代表了“在国有财产方面进行复辟的倾向”。当他自己从舞台上消除一切可能的误解时，他采取了支持阶级敌人的立场！当他自己谈论内战时，他选择了自己的立场——投靠到资产阶级阵营中！当他筑起街垒时，却跑向了另一边，跑向了资本主义。抛开一切假装激进的措辞、一切拙劣的辩论诡计、一切反问句和一切对年轻时候的回忆，沙赫特曼的立场可以概括如下：
“我认为表达自己的意见是我的基本权利。我事先声明不会在防御、进攻和落实废除旧有产阶级所有权的措施之时放弃这一权利。我拒绝与那些机会主义工人混在一起，他们仅仅为了食物配给与就业问题来选择自己的阵营。我准备把工厂归还给资产阶级，把土地归还给地主，条件是我可以每周都自由自在地在尽可能多的纸张上涂抹。”
这种立场已经完全与工人运动脱节，典型地暴露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基本倾向。这是沙赫特曼主义的可悲破产。
走向“社会主义与自由”或走向第四国际
当沙赫特曼放弃保卫苏联时，他并没有表明自己对苏联国家的阶级性质的立场。仅仅一年后，他就提出一个别致的理论。当沙赫特曼发现地球上出现了一个新阶级时，他小心翼翼地限定其可能性：这个阶级是“独一无二的”，是“唯一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结果，但这场革命后来堕落了。他拒绝追随主张官僚集体主义（或译作“官僚集产主义”，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的理论家，在自己立场的矛盾中挣扎，并且不得不与自己派别中从逻辑上认为全世界的斯大林主义政党都是“新官僚阶级的极权主义大党”的激进分子作斗争。
然而，现在，沙赫特曼发现自己不得不在说出A之后就说出B。根据《新国际》社论作者的说法，“斯大林政权正在寻求（！）从国家机器中组成（！）新的官僚阶级”（p.197）。为了坚持这种奇怪的“社会学”（由于思维惰性而继续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与历史性质，沙赫特曼断言“独一无二的”俄罗斯官僚阶级能够“有意识地”孕育下一代。我们有权问他：如果上帝提供机遇的话，法国的斯大林主义者是否同样想组建一个“新的官僚阶级”呢？沙赫特曼的思想道路与伯纳姆的思想道路如出一辙，他缺乏的是将修正主义的字母拼凑到底的勇气。
托洛茨基曾预言，沙赫特曼主义在修正主义道路上的蜕变会比现实的发展更快。经验告诉我们，沙赫特曼主义蜕变过程中的犹豫反映了潜意识中的压抑。对于这种压抑，只要我们能够确定其社会根源，就没有必要采取心理分析的方法。这种压抑是由于在沙赫特曼主义党内有不少诚实的战斗工人，他们对领导层施加压力。尽管这种压力在领导层眼里远不及小资产阶级圈子的压力（在这种圈子中，悲观主义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在过去十年里一直盛行）。但它足以让领导层在采取每个过于“大胆”的步骤之前三思而后行。沙赫特曼在抓住政治主题时就像一位展示“巴黎最新风尚”的商人，他雄心勃勃地想用“创新性”来打败“竞争对手”。但是，他仍然不得不考虑党内激进分子们的心理，他们继续根据不再流行的标准（即阶级标准）来判断策略。这种双重矛盾的压力导致工人党的策略演变出现摇摆不定的轨迹，一面庄严地宣称“忠诚于”第四国际的纲领，一面日益频繁地在敌人纲领的启发下制定“策略”。要将找到这些分歧的共同点，只需将它们相互联系起来，就像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第三时期”策略所做的分析那样。这条路线将越来越机会主义的总体立场与偶尔的极左立场相结合，被称为中派主义路线。《工人行动》报的“第四国际札记”（Fourth International Notes）专栏刚刚被名为“国际社会主义札记”（International Socialist Notes）专栏替代，并且再次开始摘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报纸的内容，这并非偶然……
工人党内部那些能够制订沙赫特曼主义的资产负债表的激进工人现在必须做出选择。沙赫特曼的修正主义一路通向考茨基主义，以“社会主义与自由”为终点。与诽谤者所说的相反，第四国际的道路既不是“一劳永逸的纲领的保守捍卫者”的道路，也不是“俄国问题的盲目崇拜者”的道路。除了帝国主义的参谋部外，很难找到一个组织像第四国际那样，如此仔细地收集有关俄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最细微信息，如此努力地分析，如此无私而热情地讨论。我们既不盲从教条，也不盲从“神圣不可侵犯的”的引文（无论是谁说的）。但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唯一坚持并捍卫到底的是我们的工作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我们永远拒绝无原则的印象主义，这种印象主义每天都在发现新的“真理”，东张西望，在打好地基之前就想盖屋顶，在很短的时间内从极端的乐观主义滑向最晦暗的悲观主义。第四国际是今天唯一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理解方法的组织，因此它不仅能够正确地预见事件，而且能够纠正错误并调整路线，而不必时时刻刻颠覆其纲领。经验已经证实并且将继续证实这一规律：所有脱离第四国际的组织与个人都将滑向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阵营。工人党的激进工人必须做出选择。历史以《新国际》社论的形式向他们提出了最后的警告。
1946年11月15日
附录：沙赫特曼支持的里雅斯特加入意大利
《新国际》，1946年12月
在投奔帝国主义阵营的道路上，沙赫特曼花了六年时间积蓄力量，以便克服党内的消极抵抗及他的思维惰性。现在他正以稳步加快的步伐向前冲刺。我们注意到了这种加速，我们描述了这种倾向，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以下事实：早在六年前，沙赫特曼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当时在表明自己对俄芬战争的立场上，他忽略了对俄国国家性质的分析。
沙赫特曼悄悄地从不存在的第三阵营溜进了不存在的第二阵营，即抽象（没有任何阶级内容）“政治民主”的阵营。当时我们认为沙赫特曼还不敢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立场上。如今他的转变已经完成。这位道德家从云端——请原谅我们的措辞，是从第三阵营——跳下来，他看到自己终于踩在坚实的地面上（即使这是帝国主义阵营的地面！），长舒了一口气。
但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现实主义者”沙赫特曼选择了最不真实的、最不可能实现的立场。甚至连布鲁塞尔保守派报纸《自由比利时报》的通讯员亦不得不承认，的里雅斯特“所有的工人，无论是斯拉夫工人还是拉丁工人，都支持铁托”。其原因既在于他们强烈的阶级本能，亦在于他们的直接利益。在苏联占领的所有国家中，南斯拉夫是革命高潮最为广泛、内战最为深入的国家，人民委员会在沦为官僚机构之前，能够消灭大部分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资本主义经济。这对的里雅斯特工人来说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吸引力（尽管后来建立了令人憎恶的警察政权）。但是，的里雅斯特的工人知道意大利有200-300万人失业。他们知道，如果的里雅斯特加入破产的资产主义意大利，将使他们失去一切生存的希望，哪怕是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他们不愿意接受沙赫特曼渴望提供给他们的这种“挨饿的自由”。
在阐述自己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时，沙赫特曼从“暂时地”让工人阶级自身的斗争服从于“全体人民的民族愿望”的必要性开始谈起。但是这里有着特殊的脱离常轨的辩证逻辑：他现在的立场不仅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相悖，而且与广大群众的民族愿望相悖。沙赫特曼现实主义的“坚实基础”与流沙无异。
1934年，萨尔的工人被要求在全民公决选择是并入“民主”法国、回归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还是维持现状。没有任何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乃至改良主义者或斯大林主义者，选择站在“民主”法国的立场上。托洛茨基和沙赫特曼本人在许多文章中解释说：正是“民主”帝国主义的瓦解（其后果是失业、高昂的生活成本、政治丑闻与金融丑闻）使无产阶级士气低落，并让无产阶级及其它阶层的民众都觉得“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摆脱这种局面”。因此，托洛茨基和沙赫特曼得出结论：把这种帝国主义民主（每个工人都能闻到其腐烂的味道）当作法西斯主义的替代品，意味着争取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如果我们认真重读沙赫特曼在那个时期的文章，我们就会不得不重复托洛茨基的话：沙赫特曼对问题的正反两面都写得同样流利！
1946年的意大利“民主制”比1934年的法国“民主制”更加腐朽、更加无能、更被群众鄙视。铁托尽管拥有秘密警察，但他不是希特勒。沙赫特曼是否会告诉我们：对工人阶级来说，“官僚极权主义”是比法西斯主义更加过分的“大恶”？因为沙赫特曼本人对这种极权主义采取了“防御”立场，但即便纳粹主义的罪恶性质都无法使他采取对纳粹主义采取同样的立场？关于沙赫特曼的这种立场，我们只能更加坚持关于改良主义对“较小邪恶”的立场的正确说法：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民主”越是腐朽，越是不能满足群众的任何愿望，的里雅斯特的群众就越会转向铁托及他的五年计划。的里雅斯特所有假想的“沙赫特曼分子”越是奉行脱离工人的生活、斗争及直接利益的政策，越是患上斯大林恐惧的妄想症，那么斯大林主义对群众的操控就会越发加强。就像被蛇催眠的兔子那样，群众就会轻易成为铁托秘密警察的猎物！
另一方面，我们有责任让的里雅斯特的工人提醒警惕，不要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设”抱有任何幻想。我们必须坦率地告诉他们，他们没办法两害相权取其轻，因为一旦的里雅斯特被并入结构上与苏联相仿的南斯拉夫，实际上就意味着官僚主义将会扼杀工人运动。只有一个实际可行（就这个词的最深刻含义而言）的立场：为在的里雅斯特建立苏维埃公社而斗争。我们必须告诉的里雅斯特的工人，他们无法独自走向社会主义，无法在孤立的社会主义意大利或社会主义南斯拉夫走向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接续两年来社会斗争高涨的趋势，在的里雅斯特夺取政权，如果他们能够为整个欧洲工人阶级树立真正的苏维埃民主的榜样，哪怕只能坚持几个星期，意大利的阶级斗争亦会得到强大的推动力，这个榜样将对苏联占领国的先进群众产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从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看，在目前不稳定的均势状态下，英美军队或南斯拉夫军队立即镇压这样的公社是不太可能的。无论如何，从国际主义的观点和群众的直接利益的角度来看，这种解决办法比加入加斯贝利（Gasperi）先生的共和国更有吸引力，而且开辟了更好的前景。
沙赫特曼总是站在修正主义者的前列。的里雅斯特属于意大利，必然意味着的里雅斯特落入英美总参谋部之手。沙赫特曼为什么如此前后不一致，为什么他不坦率地承认他更支持在俄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当然得复辟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但谁会理会这种琐事呢！），而不支持实行“极权独裁统治”呢？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摩根银行已经公开设想给予俄国工人“意想不到的机会”，让他们选择“慢性毒药”而不是选择“一枪打穿脑袋”。沙赫特曼，你为什么突然不敢对这个“现实”问题表态呢？归根结底，与工人一起为他们的物质利益而斗争，相信剥夺资本家的所有权无论如何意味着向必须被拯救的社会主义前进，引导无产阶级通过眼前的斗争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和斯大林独裁——所有这一切都属于第四国际那个糟透了的“完备的纲领”，而沙赫特曼已下决心越发彻底地拒绝这个纲领。
1947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