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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农业的新改革
厄内斯特·杰尔曼（曼德尔）
1958年3月20日
“在农业问题上我们已经面临一个死胡同”
——1958年1月1日赫鲁晓夫对《泰晤士报》记者的谈话
面临死胡同的苏联农业
1958年1月22日，赫鲁晓夫在他的明斯克演说中宣布了一项改革苏联农业的全新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把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直接卖给集体农庄。从苏联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社会主义前途的观点来看，只要我们记住本段的格言式的小标题：面临死胡同的苏联农业，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那我们对这一改革的实际价值是不难正确理解的。因为，有多少表现工业和文化（尽管在经济和国家事务方面的官僚主义的行政机构处处起着阻碍的作用）迅速发展的统计数字，就有多少收支平衡表，表明四十年来苏联的农业一直遭受着严重的失败。
我们还需要一些具体的数字来证明这一严厉的论断吗？1913年沙皇的俄国一共生产了八千万吨粮食；1950年，人口已增加了20%，而粮食总产量仅只有八千四百万吨。1954年，粮食总产量仍低于九千万吨，也就是说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比1913年还要低一些！
在1913年的时候，俄国的牲畜中共有牛六千一百万头；1953年，人口增加了20％以上，而牛却只有六千七百万头。甚至到了1956年，牛类的牲畜也还只有七千零四十万头，按人口计算，每人所能吃到的牛肉比沙皇统治时期还要少一些。
赫鲁晓夫发动了一个开发生荒地的巨大的运动；播种面积扩大了三千五百万公顷，动员人数超过了一百多万，拖拉机增加了几十万台。而粮食的产量，在1957年，也不过只达到一亿零五百万吨，也就是说，和1955年的数字相等（1956年看来是比较特殊的）。正像第一书记自己在他的明斯克演说中所讲到的，1954年到1957年的平均产量，比1950年到1953年的平均产量只不过高出27%。而1950年到1953年的平均产量和沙皇统治的最后几年的平均产量是大致相等的。那也就是说，尽管开动了巨大的机器，谷物生产的增加也只不过略等于苏联人口从1953年到1957年增加的数字，人口的增加也恰恰是27%。
农业停滞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很难找到的。现任的苏联农业部长马斯基叶维奇到美国访问的时候，发现美国劳工平均一个工人管理五十公顷可耕地。这个材料在苏联发表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震惊（见1957年第十一期《十月》的评论）。这是因为在苏联，尽管每五十公顷土地使用劳工（男女都有）十人（根据列姆奇诺夫在1055年第四期《计划经济》里所作的估计，并根据访欧经济代表团的报告：《1956年欧洲经济情况硏究》第1章第32页），而农业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却仍然非常严重。因此苏联的劳动生产能力和美国的相比差不多要低十倍，我们这样说还是假定两个国家的亩产量是完全相等的，但实际情况还并非如此。
劳工生产能力低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拒绝努力生产，苏联农民的这种做法便是对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的罪恶行为的回答。农民参加集体化并不是由于看到集体农庄可以有更高的产量和更大的收入而自愿登记，都是在忍受巨大的物质牺牲的条件下被迫参加的。农民的报复心理简直可以说是二十五年来苏联历史上的一种灾祸。斯大林时期的价格政策只使得农民的这种态度表现得更为坚决了。
而且，这个问题还不能看成单纯是心理上的反感。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集体农庄中的农民从他们那点一般不超过十分之四公顷的少得可怜的自留地上所获得的收入，相对说来，远远超过了他们参加集体农庄劳动所能得到的收入。即使从绝对数数值上来讲，他们从那一点私有的土地上所获得的现金和实物的收入，也常常和在集体农庄中的劳动收入相等，或甚至更多一些。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农民——他们既不是和斯大林或赫鲁晓夫一样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坚强拥护者，也不是对于合作化的财产具有神秘的无限热爱的利他主义者——始终尽一切努力尽量减少在集体农庄的土地上劳动，难道这还是什么令人奇怪的事吗？
在斯大林死去的时候，这死胡同的局面就已经非常明显了。这一世界第二工业国甚至连本国人民每日所需的面包都无法保证，至于黄油和肉就更不用提了。斯大林的继承人全都想出一切可能想到的办法来挽回这个局面。他们开始大大地提高了集体农庄强迫变售或自愿出售给国家的农产品的价格。他们帮助发展私人和集体农庄的畜牧业。他们降低了集体农庄庄员私人收入的所得税率。他们同时设法强迫农民更多地参加集体农庄的劳动，并以不能完成最低限量的劳动日便将收回自留地的规定作为一种威胁（见1956年3月10号公布的条例）。他们试图以在亚洲的生荒地上发展国营农场形式的巨大“粮食工厂”的办法以“绕过农民”。而所有这些办法所取得的结果似乎都是和他们所花费的精力不相适应的。
虽然某些只看到表面现象的人会相信赫鲁晓夫所做的努力始终都笼罩着胜利的灵光，可是精心阅读过这些年来谈论这一热闹问题的报纸的人，对这一问题只会有一种极不肯定的印象。1951年便不再听到有人提起的那个著名的“农业市镇”的计划在这里就不用提了，“玉米运动”仿佛也没有能够引起专家们的持久的热情。开垦生荒地现在也不像两年以前一样被看作是方灵药方了；1957年的歉收和生荒地的开垦是多少有些关系的，至于赫善晓夫1954年大声疾呼推行的棉花种植计划，最后也遭到了悲惨的失败。1957年乌兹别克斯坦的原棉的产量只达到二百七十五万吨，而根据第六个五年计划，预计这一共和国1958年的产量应为四百二十万吨，这一指标比原来的计划还减少了三百万吨（这原是为1955年定下的指标）。
农业机器站在苏联建济和农业中的作用
国营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站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一直担任着三种任务。这些机器站是巨大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它们是未经国有化的农业和国家经济之间的主要桥梁。由于它们对拖拉机的垄断，用于农业的拖拉机始终处于商品生产和流通之外。同时它们可以保证为国家取得相当一部分的农业产品，因为他们在协助集体农庄工作后可以得到实物报酬。最后它们还是国家对农村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它们既代表工人又代表官僚主义集团，而和名副其实的农民处于相对的地位。
毫无疑问斯大林根据过去的经验分配给机器站的这些任务所造成的浪费和损失并不是很小的。1950年1月19日的《真理报》告诉我们：在具有典型意义的库尔斯克地区，农业机器站的拖拉机一般总有30%是闲着的。在苏联发起一个运动大力推行赫鲁晓夫最近提出的改革方案的时候，各报纸又提出了一些更易令人信服的数字。许多农业机器站必须同时兼顾几个集体农庄，这就必然打乱了田地里的工作计划。常常在收获期最需要拖拉机的时候，集体农庄却找不到供它们使用的拖拉机，这就造成了收获的推迟和生产上的损失。
据上面曾经引用过的《十月》上的那篇文章报道，在许多农业机器站里，拖拉机是被“收藏”（如果这也可以叫收藏的话）在露天地里，一年中有十个月是放在大雨大雪里任其迅速磨损！这种“技术上的修正”——啊，神圣化的官僚机构！——事实上只是到了收获的前夕才制定出来的。国营农业机器站是一个运转极不灵活的官僚主义机器，由于它们要求农庄以实物做报酬，它们对于谷物的生产价格起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根据赫鲁晓夫的明斯克讲话，通过这种办法取得的麦子比国家从集体农庄取得的麦子要贵60%，比从国营农场取得的麦子要贵150%。
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有人一再提出建议要把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直接转交交给集体农庄。我们知道斯大林在他的最后的一本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曾和两位经济学家，沙尼纳和万格尔，争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曾经一再引用过的伊凡·费尼琴科在《十月》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曾经说明万格尔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文章记述了作者和方格尔的一段非常有趣的谈话，从他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理论家具正是狂热地相信，为了增加生产，就必须“提高农民的物质利益”这一原则。毫无疑问，其他一些专门研究农业问题的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也和万格尔一样对这个问题提出过自己的有系统的看法。
但是有趣的是提出应把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这种意见的，还并不只是一些理论家。德国南部资本家的重要机关报《德意志新闻和经济新闻》在1958年1月1日的一期上报道说，苏联科学院的农业专家们曾经谈到这样一件事：据说1955年在克里姆林宫一次盛大的招待会上，库班著名的非常富有的“俄罗斯”集体农庄的主席李斯金，曾对赫鲁晓夫讲过这样的话：
那么，尼基塔·谢尔盖维奇，你什么时候能够把为我们的集体农庄提供劳动工具的国营农业机器站卖给我呢？我可以付给你一千五百万卢布。好好想一想吧，尼基塔·谢尔盖维奇；到明年我就不会出那么大的价钱了。
事实上，在这件事发生了几个月之后，李斯金就任命自己为前面谈到的那个农业机器站的站长，而很快克里姆林宫也就对他的这种做法表示同意了。
明斯克讲话的前提
我们相信，我们在这里所谈到的绝不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有许多迹象表明，其他一些富有的集体农庄的主席也都和李斯金一样能够独断独行。
从1957年年初开始，弗果尼奇国营农业机器站（在布里昂斯克地区）似乎曾把它的拖拉机和农业机器交给“列宁之路”集体农庄使用了整整一年（见1958年1月9日《农业经济》）。1957年10月在《十月》上发表的几篇文章，表明许多集体农庄（特别是莫斯科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集体农庄和基洛夫区的“边区十月”集体农庄）都已经买下了大批的拖拉机和农业机器。1957年12月10日的《真理报》和1957年8月16日的《东方真理报》都曾报道说，在其他许多地区，国营农业机器站和集体农庄已经联合组成了国营农场。而上面已经引用过的费尼琴科的那篇文章更列举了这一改革的几种不同的形式，而这种改革在苏联的许多地区已经都开始推行了。这篇文章同时还指出比方像在敖德萨地区，最富有的集体农庄已经占有了比国营农业机器站数量更大，质量更好的拖拉机队！而它并没有说明这些集体农庄是如何获得根据法律和种种特殊规定一律禁止买卖的这些生产资料的！
似乎可以肯定地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双重的运动；一方面官僚机构和一些农业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专家们在那里进行关于改革的讨论和实验，一方面国内许多地区的最富有的集体农庄掀起了一个自发地获得农业机器的运动。明斯克讲话，远远不能算作是发起一个运动的序幕，倒仿佛是给这一运动做出总结。在这篇讲话中所用的词句（“在同一块土地上不能同时存在两个主人”）实际上是从富有的集体农庄的主席和“改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的报告中，一字不易地搬用过来的，对他们的讲话，费尼琴科曾有过详细的报道。
另外，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改良主义者”，对于做出一般的结论的问题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他们一般总只限于主张“取消国营农业机器站和集体农庄之间的双重领导，”或者大力提倡“把拖拉机完全交给集体农庄。”至于所有权问题，他们一般都避而不谈；那些提出这一问题的人们也大都采取吞吞吐吐的方式：他们说，要让集体农庄事实上可以任意使用这些劳动工具，“也并不一定需要”让他们具有拖拉机的所有权。一位冒失的作家甚至肯定地说既然国家可以把几百万亩的土地交托给集体农庄，那又为什么不能把拖拉机交托给它们呢？特别是在尼基塔·赫鲁晓夫，完全不顾理论上的考虑，在只需要使用权就足够解决问题的地方，却还要赋予所有权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也真算是冒失吧。明天，关于土地本身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
改革的目的：提高生产和生产率
有些人对于改革所牵涉到的对农民阶级让步的问题表示怀疑。1958年3月5日，维克多·佐尔萨在《晨彻斯特卫报》上发表评论，他甚至说，这次改革可能“将结束赫鲁晓夫和农民一起度过的蜜月，”他以拖拉机的卖价作为根据，肯定国营农业机器站的取消得会使赫鲁晓夫受到很大的损害。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但是在这里让我们明确地指出，从这个角度来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忽略了构成这次改革的具体条件：那就是，赫鲁晓夫所做的努力是要提高苏联农业的生产和生产率，或者，像他自己常爱用的一种说法，“要在按人口计算的奶类和肉类的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如果我们相信，在开发生荒地的运动遭到部分失败以后，他还能够达到这个目的，那我们显然是在相信一种绝对不可能的事。
克里姆林宫力求增加生产和收益的愿望是不容怀疑的。赫鲁晓夫在他的论文中引用列宁的公式：“为面包而斗争也就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那显然绝不是偶然的。可是，正像经济学家万格尔对费尼琴科说过的，“农民是会计算的”（见《十月》月，1957年第11期），这一点也同样是不用怀疑的：他们很清楚从国营农业机器站租用拖拉机，每年需要花费多少租金。如果现在出售拖拉机的价格很高，结果使他们的生产成本不是降低，反而增高了，那么赫鲁晓夫的改革就只会导致生产停滞，而不是使生产提高。因此问题并不在这里。
万格尔坚持说，农民们自己会算账，他的话当然是对的。尽量以真正的、并非任意确定的价格作为基础来建立城市和农村、国家和集体农庄的交换关系，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一定有助于使苏联农业最后被纳入社会主义建济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改革措施，就其更广泛的作用来讲，显然是进步的。可是这种需要较长时间的纳入的过程和这一改革目前引起的直接反响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这一点却是很多人很容易忽略过去的。不管怎样，如果要判断改革的具体效用，我们就必须以这些反响作为我们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必须研究一下这一改革的特殊形式。要估计这次改革将使计划经济遭到什么样的风险，我们就必须以今天的现实，而不是以对未来的展望，作为我们的出发点；至少，为了了解这个问题的全貌，我们必须对它所产生的动力作一番分析，那也就是在未来几年中可能出现的经济上的变化。
所谓今天的现实，首先就是，农业生产一直未能，现在仍然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根本的问题，并不像某些大胆的评论家所提出的，“在卖价上施加压力”，也就是，拒绝购买“价钱过高的”生产品。十年之后，毫无疑问，人们将可以这样做，可是明年还不行，再过两年也还不行。
所谓今天的现实，其次是，看看目前积累资金的速度。目前这种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和它必然产生的庞大的完全不必要的管理费用，再加上谁也不知道将来会产生什么结果的军备竞赛，我们可以肯定说，国家绝不可能以相当低的价格对农村供应足够的消费品和“小”生产资料（特别是建筑材料），以求在农民的作风上引起真正的革命。一个农民只要他有一天可以看出；如果使集体农庄的生产增加一倍，他就可以一定在三年内弄到一所小石头房子，或者在两年内弄到一辆车子，那他就肯定会表现出十足的干劲。可是对三千万农民家庭来说，那一天还要远得很。
今天的现实的最后一点，是集体农庄彼此之间和各个集体农庄内部出现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赫鲁晓夫在他的明斯克讲话中曾举出莫希莱夫区的“情报局”与集体农庄作为例子说，这一农庄的生产比该区的平均产量高出五倍，而比全省的平均产量要高出六倍。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想象，这一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也一定相应地要比这一区域的农庄庄员的平均收入高得多。赫鲁晓夫对于鲁山利亚的“曙光”集体农庄的主席沃尔洛夫斯基大加赞扬，因为他是这次改革的“倡议者”之一。（见1957年第十二期《十月》所载一文。）现在这里的问题是，全国中最富有的一个集体农庄，共占有九千公顷可耕地（苏联全国集体农庄拥有土地的平均数只是一千公顷或者稍多一些），而它在一年之内却使自己的收入增加了一千七百万卢布（苏联集体农庄的平均收入是三十五万卢布）。至于莫斯科区的“高尔基”集体农庄，或库班地区的“俄罗斯”集体农庄，一如敖徳萨地区的“布琼尼”集体农庄一样，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具有特权的特殊分子，他们是集体农庄庄员中的“富农”。他们由于手中掌握着大量的流动资金，可以随时买下自己所需要的全部农业机器。
生产工具又一次变为了商品
可是另一方面还有四万中小集体农庄，它们的耕种面积大约平均七百五十公顷，每年的生产和收入常常不到富裕集体农庄的20%，或甚至10%，对它们来说，要自己买下拖拉机那就必然是个非常沉重，甚至是力所不及的负担。中央委员会已经通过的决议，容许这些集体农庄，在一个过渡时期中仍继续从国营农业机器站租用拖拉机，他们同时还看到将来可能必须供给他们一些低利率的贷款。可是，在整个这一段时间内，富有的和贫穷的集体农庄之间的不平等现象肯定将会更趋严重。
除此之外，这里还必然会产生新的司法上的问题。如果拖拉机已经变成了集体农庄的财产，那它们是不是有权把自己的拖拉机转租出去呢？特别是在它们依靠自己的正常生产日经通过折旧把机器的全部买价报销，因而可以以较低的租价出租这些拖拉机的时候，它们是不是一定会极愿意这样做以求得到一些额外的收入昵？等到折旧全部完成以后，这些拖拉机将“不再有任何价值”，那它们难道会不愿意把那些机器卖给附近较穷的集体农庄？反正不管卖什么价钱，它们都可以得到一笔“纯利”。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不是已经预见到这种变化的可能，采取了预防的措施。看来赫鲁晓夫最主要的是要依靠各集体农庄的主席，在打破农业生产的停滞现象的同时，更大力防止这种倾向。毫无疑问，近些年来差不多所有集体农庄，或至少绝大部分的农庄主席都是党员，他们大都是来自城市，由他们从内部来控制农民肯定比国营农业机器站“从内部”来控制要有效得多.可是我们要完全招信这些主席都有舍己为人的精神，那恐怕显然是要落空的。赫鲁晓夫对于国营农业机器站大大妨碍农业生产的官僚主义作风谈得非常多。可是他忘了，在大队的拖拉机和农业机器转移到集体农庄去以后，即使管理这些机器的不再是从前国营农业机器站里的那一批人，而是将机器交到一批新的管理人员、会计人员和工作人员的手中，国营农业机器站的那一套官僚主义作风也会跟着完全转移过去。南斯拉夫人和俄国人现在共同采用的那种著名的下放经济管理权的政策，其结果就完全是这样：只不过是把中央的官僚主义转移到各个地方去，而它对经济的压力和危害也丝毫并没有减少。
集体农庄内部的不平等是和集体农庄的官僚主义的发展成比例的。克拉斯诺达尔区的共产党书记曾经在1958年1月7日的《农业经济》上告诉我们，某某集体农庄的间接（非生产）开支现在已经比直接开支还要更大一些，某某集体农庄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每月自己分到的一部分收入，要比一个最好的农民高出五六倍之多。这些材料如果拿来和195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纳萨尔泽夫的一本书（《集体农庄的工作单位》）互相印证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倾向在苏联农业中是很长时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最近，“种植棉花的”集体农庄的官僚主义分子们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他们所谈到的开支庞大的情况已经使得莫斯科大为震惊。
如果集体农庄的最上层一直像一个特权的阶层随时维护着自己的特殊的利益，那我们真看不出他们为什么会拒绝利用赫鲁晓夫赋予他们的财产权益从中取利。一点不错，苏联的农民今天已经不像在二十年代末期一样，对社会具有举足重轻的作用。因而赫鲁晓夫的改革方案现在可能遇到的风险肯定要比那个时期小得多。
但尽管如此，把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的所有权韩移给集体农庄，仍然肯定是在国家对巨型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垄断方面打开了第一个缺口。通过这个缺口，在整个生产资料的领域中就必然会出现商品关系。汽油和机器零件也一定必须在市场上出卖。可是使生产资料变成了商品，那么生产资料就必然得服从市场法则，如果国家生产的成本太高，或者速度太快，那就会在这个领域中出现生产过剩的威胁，因而迫使国家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来出卖那些机器（也就是以牺牲工业的办法来辅助农业），要不然国家就必须减缓工业化的速度和降低农村的生产[1]。另一方面，如果拖拉机的生产量的增长仍然赶不上需要，那么那些拥有大量流动资金的集体农庄则将有可能抬高价格，从那些较穷的集体农庄中再把那些机器买回来（那些较穷的集体农庄，看到可以从中得到一份额外的收益，也会很愿意这样做），这样把超过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们再说一遍：这种做法，如果在二三十年前肯定会发生很大的危险，而今天这种危险性已经不是那么大，因为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国家已经比从前更为强有力和富有得多，它能够很容易地调整不同等级的价格，工资和货币，借以限制集体农庄生产资料“市场”的这种自发的倾向。
可是不管谁只要一提到“市场”，就一定也会提到“自发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不管他自己愿意不愿意，赫鲁晓夫的改革使得这种倾向在它已经被根除的这一领域中又开始抬头了。附带说一句，正是这种情况绐斯大林的在苏联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带来了致命的打击。而且这种情况也使得那些已经遗忘的人现在又重新想起来，尽管苏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上的进步，它现在还远远没有能够克服过渡时期的种种矛盾，特别是城乡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甚至是和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所产生的矛盾全然无关的。
这一改革在反通货膨胀方面的作用
集体农庄的货币收入1952年是四百二十亿，到1956成年增加到了九百四十六亿。在这五年中这样分散出去的多余的购买力毫无意见估计总在一千五百亿卢布以上。这一部分购买力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将会用来购买工业消费品和建筑材料。可是仍有数量不小的一部分购买力在社会上存在。赫鲁哓夫的改革方案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拿出生产工具来作为交换，把这一部分过剩的购买力全部吸收过来。
赫鲁晓夫在他向最高苏维埃提出的报告中，曾说拖拉机的卖价将比生产成本略高一些。但是他的这种曾经使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大感兴趣的算计，对于集体农庄的农民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集体农庄的农民另有他自己的算计。直到现在为止，他们每年为了使用拖拉机必须付出一定数目的代价；如果一架拖拉机的使用年限我们假定它是十年，那么，如果拖拉机的卖价少于到现在为止他们每年付出的租金的十倍，那他们就会感到买下拖拉机是一件合算的买卖，这一点他们是决不会弄错的。
不管尽样，赫鲁晓夫肯定说，在经过他的改革之后，国家能够得到的麦子，将比通过国营农业机器站收取租金所得到的，只会更多，而不是更少。他凭什么希望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在他的明斯克讲话中，他解释说，由于拖拉机转入集体农庄的手中，麦子的生产成本就必然会降低，那么国家就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得到这些产品。他忘了，直到现在为止，国营农业机器站在把机器租给集体农庄使用的时候，是要农民以实物支付租金的。可是出卖拖拉机所得到的将只能是货币。在这以前，国家和城市可以从集体农庄生产的任何数量的增长中直接得到利益，因为集体农庄付给国营农业机器站的租金是按照固定的生产总量的百分比支付的。如兵把拖拉机卖给了集体农庄，那么国家和城市就只能从农业增产中获得间接的利盍，那也就是，可供交换的物资数量会更大一些，价格也可能更低一些，而这些正是改革所预期的目的。因此，赫鲁晓夫的整个改革计划，事实上是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农业的增产，希望这种增产的速度能够使国家降低向集体农庄收购麦子的价格，而不会因为麦价的下降引起生产的停滞和新的粮食不足的危机。
他的这种愿望是否全然荒诞无稽呢？我们还不敢这样说。以现在苏联农业机械化的情况来看，苏联农业共拥有一百七十万台拖拉机和四十五万台联合收割机，为了迅速增加生产，可供挖掘的潜力肯定是相当巨大的。可是这些潜力，只有在农民感到有足够的刺激使他愿意在生产上加倍努力的时候，才有可能被发动起来。这关系到耐久和半耐久的消费物资（和建筑材料）的卖价问题。说一句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相信的话，赫鲁哓夫的打算能否获得成功，其有赖于农业的程度至少和有赖于工业的程度是完全相等的。整个这一套增加农业产品的商业性的政策，只有在有愈来愈多的工业消费品流入农村，借以换取愈来愈多的麦子流入城市的情况下，才有成功的可能。如果流入农村的消费品数量不足，或甚至完全停顿，那么唯一降低农产品价格的办法，就只可能是像斯大林时期一样，由国家采取专断的措施。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万格尔的那一句说得很有趣的话：“农民是会计算的。”这种专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可能就会是农业生产的停滞，也就是在城市里将缺乏质量较好的商品粮食。
此外，很有意义的是，赫鲁晓夫在他的报告中也考虑到了集体农庄希望得到商品的愿望（不管集体农庄官僚主义制度下的集体农庄成员的愿望是什么）。他建议在每一个区（在每一个州）建立一个委员会以便同国营农业机器站商讨购买机器的价格问题，并建议把决定出卖机器的数量问题也交由这一类的委员会去考虑。这就是一个对农民阶级和集体农庄官僚机构增加权力的要求大大让步的问题。这种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以前就已经提出的集体农庄实行自治和自行管理的要求实在具有无比巨大的重要性。其总的倾向是要使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政治生活上形成社会差异（《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和《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垮台》两文[2]都曾强调指出这一倾向）。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有些人相信国家的（多少带有“恐怖性质”的）力量已足以消除赫鲁晓夫的改革方案可能遇到的风险，实际是如何的错误。自从新经济政策取消以后，克里姆林宫现在是第一次面临一种最纯粹的、也就是商业形式的农民问题。只有在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相互关系的变化，不会像斯大林时期那样不利于农民和不打击他们的生产热情的时候，这种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
合作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
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在他最后的一部作品中所提出的“理论性的警告”采取那样一种完全漠视的态度，绝不只是使得西方的观察家们觉得茫然的。这位第一书记自己，在他准备提交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中，也认识到，“某些同志”始终坚持反对把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他的回答所采用的“辩证”的形式是和斯大林的那一套非常相似的：恰恰就是因为”国家所有制同合作社所有制比较起来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最高形式，所以就必须首先加强”合作社所有制，以便将来并入国家所有制：
全民所有制［更精确地说：国家所有制（笔者）]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高形式，而集体农庄所有制只代表社会主义经济较低的形式。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逐渐提高集体农庄所有制的社会化水平，以便最后达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要达到这一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同时使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得到加强”和逐步的全面地发展”（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继埃会议上报告的提纲。）
不管从形式逻辑还是从辩证逻辑的观点来看，这一“提纲”所包含的错误简直和它所用的字数相等。国家所有制并不是社会所有制的最高形式，而是它的最原始的形式。集体农庄所有制根本不是什么社会所有制的形式，而只是从个人所有制变成社会所有制的一种过渡形式。在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完全消灭财产所有权的最后形式将不是什么“集体农庄所有制将会并入的国家所有制”，而是按照其历史意义的合作社所有制，是恩格斯所说的，属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组成的自由公社”的所有制。
某些“理论家”甚至比他们的主人还更为大胆，他们竞毫不犹豫地把明天的这种“公社”和今天的集体农庄混为一谈：沃尔洛夫斯基在我们上面已经引用过的发表在《十月》（1957年第十二期）上的一篇文章中就是这样作的。这种比喻完全是荒唐可笑的。恩格斯所谈到的“公社”将不只是一个“农业”公社，而是一个社会集体，在这里城乡差别已经不复存在，在这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已经进入了逐渐消失的过程。拿这种明天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来同今天苏联的才刚刚计划修建第一个剧院的最富有的集体农庄相提并论，是在苏联人民的眼中侮辱了共产主义。
从现实的意义来讲——在这方面赫鲁晓夫是对的——他的意思是，与其空谈“集体农庄的逐步消亡”，不如设法保证苏联工人的面包、牛奶和肉类的需要。如果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把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那无可怀疑显然是一种无法逃避的让步。可是为了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他的论点，他就必然不得不承认，不但说不上“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现在离开阶级的消灭，离开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还要远得很。
一点不错，沃尔洛夫斯基曾经谈到从双方面来增强集体农庄所有制，即牺牲国营农业机器站的（那也就是国家的）财产和牺牲集体农庄的私有财产。在明斯克讲话中，实际也有类似的论调，不过是以一种更为谨慎的形式提出来罢了。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对自留地增加压力的迹象，而且赫鲁晓夫和沃尔洛夫斯基都提出过希望农民“自愿放弃”他们私养的牲畜问题。耕鲁晓夫引用他自己的家乡，卡林诺夫卡村的一个例子，说明农村妇女所需要的是牛奶，不是奶牛；如果集体农庄能够保证她们在参加较少的劳动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多的牛奶，那她们又为什么会拒绝交出自己的奶牛呢？沃尔洛夫斯基甚至描绘出了一幅共产主义的图景，集体农庄对它们的庄员说：“你需要粮食、蔬菜、水果去吗？去拿吧，你可以要多少拿多少。”
这幅图景是挑选得很好的，它事实上表明了在农村从心理上消灭私有财产（以及私有财产的思想）的道路：现在需要做的只是进行实际的体验，养成富裕生活和共产主义分配方式的习惯以便保证它们通过和平的方式逐步消灭。
可是如果我仍把这种图景和赫鲁晓夫的改革方案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它们彼此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这种改革并不是朝共产主义分配的方向前进了一步；而是朝着农村生活进一步商业化的方向后退了一步。如果有谁相信我们能够同时朝着商业化的方面改变国家和集体农庄的关系，而又能够（且不说真正消灭）渐渐减少集体农庄庄员独自发家致富的愿望，那实际就是否认一切经济法则。如果集体农庄可以按照市场竞争的价格（这是赫鲁晓夫的新的理想）把麦子卖给国家，那么“按需分配”的原则对它就不能使用。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农民都会有兴趣创造一条通往城市的小小的商业通道，因为城市对于奶类和肉类食品仍然还有很大的胃口。因而赫鲁晓夫的目的在于掩盖改革的后退性质的辩证论调，由于没有说明为什么必须做好准备以便对付这种后退将产生的危险，就显得含有更大的危险性。
我们很怀疑，苏联的无产阶级会因为赫鲁晓夫对农村让步而或到恐惧：苏联的无产阶级和第一书记自己一样，更关心的是面包、黄油和肉类，而对于向社会主义（还不要说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辩证法则是并不那么关心的。可是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对于这一让步所引起的理论上的问题，是决不会完全漠不关心的。这一改革所引起的新的讨论的浪潮，一定会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半公开半秘密地继续下去，一直到形成一种政治生活的新生。从拖拉机所有权的转移到计划化经济的问题，从“向共产主义过渡”到工人管理工厂的问题——所有这些由苏联今天的现实提出的问题，都将进一步使官僚主义统治集团已经钻进去的死胡同更完全失去出路。尽量阐明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失败的原因；阐明在一个较高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工农联盟的必要；阐明重新组织以城市和农村的消费需要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的必要——这就是先锋队的思想意识应该采取的道路，这样他们就会得到一个无法逃避的结论：为了使苏联经济最后在各个方面都能完全实现自己所提出的目标，就必须进行一次政治革命来重建苏联的民主！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1958年春季号）
译文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7月出版
[1] 赫鲁晓夫在他的报告中显然已经看到这种情况，他写道：“许多机器厂现在在生产着质量很坏、在农业上不能很好地利用的机器，这些机器全都”在国营农业机器站里”闲置着，许多年也没有拿来使用，最后显然都要变成废铁了，在新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就会看到情况完全变了。集体农庄将不会愿意购买它们的产品，那么这些工厂就必然得尽快改进它们生产的农业机器。”
[2] 这两个文件已译载于《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一章。——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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