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赫鲁晓夫对苏联农业的第三次改革
厄内斯特·杰尔曼（曼德尔）
1961年6月5日
自从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官僚机构已经四次改革他们的农业政策。第一次改革——由马林科夫提出——是在的1953年9月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上宣布的；第二次（赫鲁晓夫的第一次改革）决定于1955年；第三次是1958年1月22日赫鲁晓夫在明斯克的讲话的直接结果；最后一次，也就是第四次的改革，则是1961年1月10日到18日，经过中央委员会的一次辩论之后决定下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一次新的改革？这是因为苏联农业，在经过前几次的改革之后，虽然取得了部分的成就，但总的发展的速度仍然很不够。第六个五年计划所决定的指标（在哪一个部门都是不可能达到的）根本没有办法完成，下面的数字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195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为1960年所定指标
| 谷物收获量 | 180,000,000 吨 | 133.000,000 吨 |
| 牲畜 | 13,000,000 吨 | 8,700,000 吨 |
| 羊毛 | 465,000 吨 | 855,000 吨 |
| 蛋类 | 45,800,000,000 个 | 26,400,000,000 个 |
这里的差距显然是相当大的，按其平均数来讲，农业生产量比1955年的计划低了25%，比1959年至1960年所定指标还要低15%。由于人民群众的需要的增长比拟定计划的人所预见要快得多（特别是在肉类、黄油、牛奶、谷物和蔬菜等主要农产品方面），苏联农业的缓慢的发展变成了这个国家的社会不安和政治紧张情绪的永远存在的根源。
苏联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巨大成就——比方像火箭的发射和加加林的壮举——丝毫也并没有减缓这种紧张的程度，虽然，这些成就无疑增强了苏联社会的客观基础（也就是说，可以拒绝在社会制度方面作任何改变）。相反的，和这些成就比较起来，人民所需的粮食的缺乏以及其他农产品的缺乏，越来越变成了经常为大家所指责的目标。针对着这种情况，苏联社会中的某些阶层的呼声越来越高了。在斯大林的统治之下，残酷的以警察为依靠的独裁政治，使这种农业政策方面的缺点能够长期保持下去。到了赫鲁晓夫时代，群众和统治集团的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因而使得政府，在看到生产指标显然不可能达到的时候，就不得不经常改变他们的农业政策。
俄罗斯加盟共和国（苏联的最大的一个共和国）的部长会议的主席波里扬斯基承认“对人民粮食供应（肉类、牛奶和黄油）的令人不满的情况，在许多城市和市镇中都是存在的”。（见1961年1月12日《真理报》）
1961年1月17日，赫鲁晓夫自己在苏共屮央委员会所作的一次报告中，也承认农业的发展赶不上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我前面已经说过，我国的农业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应当承认，农业的发展速度没有工业发展的速度那么快，可以说，它赶不上我们的工业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的迅速增长的需要……虽然，我们可以说，在过去的一年左右，我们的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增长，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使我们感到满意，因为它与人民业已增长的需要不相适应。”（1961年1月21日《真理报》）
1960年，赫鲁晓夫肯定地说，苏联薪金人员（包括年老退休的在内）的收入将比1955年增加二千四百二十亿卢布。同时，在1953和1959年之间，按照人数计算的食物消费量已经颇有增加，肉类增加了42％，黄油35%，牛奶和奶制品74%。以这个数字为基础来计算，那么苏联人民按人口比例的肉类消耗量比美国要低50％。因此要在按人口比例的肉类消耗量方面赶上或超过美国，显然不是短期能做到的事，在农业产品的质量方面也是如此。
集体农庄供应城市的粮食愈来愈少了
斯大林死后由马林科夫推行的第一次农业改革，由于集体农住对国家提供农产品能够增加本身的收入，一般集体农庄的产量的确有所增高。第二次改革——由赫鲁晓夫直接负责推行的第一次改革——发动了对大量生荒地的开源。我们在本刊的前一期曾经解释过这种生荒地的开发工作，完全是由国营农场担任的。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希望在某种程度上取消对集体农庄（由农民组成的集体组织）生产的依赖，自行解决城市粮食供应问题，也就是说要借此降低农民的地位以便于把他们争取过来。
第三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把农业机器、拖拉机和其他形式的国家财产卖给集体农庄，目的是要借此刺激集体农庄的生产，因为国营农场开发生荒地的生产情况，看来波动太太，不可能变成城市粮食供应的可靠的基础。
1961年中央委员会的“农业会议”所决定的第四次改革又是什么样的性质呢？和前面的三次改革不同，第四次改革是不容易用几句话来概括的。主要的步骤特别是为了：
1）改善对集体农庄农业机器的供应并通过“农业机器维修和出售联合会”的建立来减少对农业机器的损害，这种联合会有权管理和调整农业机器的需求和供应，并对这种机器的生产、重新分配和在整个苏联境内的调度直接负责；
2） 重新改变国家向集体农庄收购产品的办法，由集体农庄作为一方，巡回视察员作为另一方，事先签订合同；
3） 通知国家合作社拒绝购买集体农庄剩余的产品，特别是庄员私人的剩余产品，借以窒息私人农业市场的发展；
4） 采取更有效的办法防止集体农庄官僚机构或个体农民骗取、偷窃和侵吞集体农庄的财产。
这一改革是否还包括第五种因素，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特别重要的因素呢？那就是，国家对待富有的集体农庄新兴的商业和工业就应采取什么态度，因为这种企业实际是对农民进行剥削的一种形式。中央委员会在辩论后提出的报告，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做出答复，虽然某些意义上的不一致似乎曾引起争论，而争论的内容却一直是严守秘密的。可是不管怎样，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几个月中一定会有某种新的决议的。
要了解进行这次新的改革的理由，我们必须更仔细地研究一下1961年1月提交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收支平衡表。很显然，尽管1958年曾经采取了种种措施，这一制度中的两个重大缺点却依然存在。集体农庄的生产停滞不前，“生荒地”的生产，根据中亚细亚的气候情况的不同，经常发生极大的波动。
1961年1月中央委员会在进行辩论时所提出的某些集体农庄的生产数字的确是非常惊人的。赫鲁晓夫的结束报告，以及他针对这一决讲所做的演说，都表明从1953到1960年，国家收购的粮食总量从三千一百万吨增加到四千六百五十万吨。可是，在上面已经引用过的一篇演说中，波里扬斯基指出，“仅只是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生荒地，1960年卖给国家的谷物就在一千六百三十万吨以上。”（见1961年1月12日《真理报》）因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1960年集体农庄向国家提供的谷物比1953年危机时期还要更低一些。赫鲁晓夫很不愿意引证全部的事实，可是他所引用的数字已经足够做出这样一个结论了。在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有十三个在1960年提供的谷物少于1953年，而第十四个加盟共和国，完全没有“生荒地”的地区，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情况也完全相同。在这十三个共和国中，足足有七个共和国（格鲁吉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塔吉斯坦、阿尔明尼亚、土克明尼亚和爱沙尼亚）连一颗麦子也没有卖给国家，而1953年，它们提供的；粮食差不多将近五十万吨。
乌克兰1953年提供的麦子差不多等于整个苏联卖给城市人口的总数量的三分之一，而1960年乌克兰卖给国家的粮食却从1953年的九百万吨降到了五百八十万吨；苏联的谷仓所存的类食几乎不能满足苏联人民需要的15%。至于白俄罗斯共和国对国家提供粮食的数量，如果以1953年的水平作为基础，减少了50%，如果以1950年为基础，则减少了65%。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如果把“生荒地”卖给国家的粮食数量计算在内，1960年提供的数量也比1953年减少了一百五十万吨。
赫鲁晓夫在某一次报告上曾经明确指出，“生荒地”的生产的总数几乎超过了国家所掌握的粮食总量的40％以上，从这里我们可以估计到，和1953年相比起来，其他一些农业区对国家供应的粮食数量差不多减少了六百万吨。
赫鲁晓夫引用的某些数字，使我们想到一种一般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显露出来。乌克兰向国家出售谷物的情况是这样的：1948年，一千万吨；1949年，八百七十万吨；1953年，九百万吨；1958年，九百万吨；1959年，七百四十万吨；1960年，五百八十万吨。
在某些地区，特别像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西部地区，大量缺粮的情况是很显著的，那也就是说，国家必须供应这些地区的粮食，比它从这些地区所取得的还要多得多。1960年，仅只是白俄罗斯共和国缺少的粮食就差不多是三十万吨，而俄罗斯加盟共利国西部地区缺少的粮食则将近六十万吨。
“生荒地”的实验效果如何尚不得而知
尽管在“农业会议”上赫鲁晓夫和其他一些发言人不停地吹嘘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开发生荒地已获得何种成就，根据偶尔透露的某些事实，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一试验至今还没有得出肯定的结论。赫鲁晓夫自己也认识到他们不可能真正严肃地坚持说，“生荒地”的开发是最后的一个解决苏联农业问题的有效办法。他在1961年1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上所作的结束报告中，只作了一些大致的估计。在1954-1960的七年中，国家在这些地区所做的投资共计四千四百亿旧卢布，而在这七年中，这些地区谷物产量最大的总值却达到七千六百亿。这就是说一共获得了纯利（这完全是第一书记的原话！）三千二百亿。
可是赫鲁晓夫还应该对这个问题更深入、更严肃地分析一下。他并没有能够回答下面的这个问题：如果这四千四百位的投资被用来发展草地以繁殖牲畜，用来生产更多的农业机器，那么这笔投资所产生的利润是不是会远远不止价值七千六百亿卢布的谷物呢？
他在这里还完全没有计算多少万年轻的共青团员和工人所遭受的可怕的苦难和蒙受的巨大的牺牲，他们被派去开发这些土地，简直是在一种绝对不人道的条件下过着生活。他在这里还没有包括由于大量开发“生荒地”引起水土演失所造成的损害。乌克兰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波徳戈尔内曾经谈过可怕的“黑色的风暴”已经直接侵入了他的共和国的边区（这是从遥远的西伯利亚的田野上吹来的尘土！），更不用提将来还会生的更大的灾害了。三十年代在俄克拉荷马出现的那个令人胆寒的巨大的“尘土网”今天正在苏联慢慢形成，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庞大无比的灌溉系统。哈芦克斯坦的第一书记已经在中央委员会上公开承认，按照命令应该施行灌溉的七千三百英亩土地，今年一亩也没有完全解决灌溉问题。（见1961年1月12日《真理报》）
已经开发的“生荒地”的产量数字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苏联谷物平均产量每亩略多于一千磅，对于大面积农地来说这个产量是极低的。可是在哈萨克斯坦，农业平均产量更降到每亩八百四十磅，这个数字还包括施行人工灌溉的土地的产量在内。波里扬斯基所提供的数字表明，西伯利亚“生荒地”可以希望的产量大致如此。这和苏联其他部分已经开发的土地的平均产量比较起来，差不多要低20％以上。
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没有直接接触到派去开发“生荒地”的年轻工人们感到不满的问题。谁都知道这种不满已经引起了公开的而且是颇为激烈的罢工运动，那也就是说，从“生荒地”上逃走的风气非常盛行，这已经严重地威胁到许多地区的、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的收成。最近有好几本书和好些文章反映了社会舆论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的不安，可是苏联官僚统治集团的领导人却只是在谈到最好“创办季节性的地方企业，以便到了收获时期停止生产，使工人们可以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去从事农业工作”的时候，间接地谈到了这一点。
这种方法较之到了收获时期派遣不习惯于农业劳动的人前去协助收获，将更为有效得多。这话的意思是否表明此后将不再派遣共青团员去开发“生荒地”呢？
阻挠生产力发展的官僚机构
农业会议的辩论有许多方面是很有意义的，其中之一是赫鲁晓夫对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以及对下级机构的某些领导人所作的强烈的攻击。他列举了这些领导人的种种罪状虚报数字和虚造统计；使虚报成为合理的罪恶作风；“胜利的公报”，特别是大量屠杀小牛和小母牛以求“完成”肉类供应的指标；在市场上公开购买黄油或牛奶以求“完成”奶类生产的指标等等；不折不扣地盗窃行为。这些辩论是当着许多“专家”——农村经济学家和集体农庄主席的面进行的。这样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越来越变成了官僚机构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小议会；官僚机构核心因此使自己的权力有了更为广泛的基础，这一点是1953年斯大林死后我们早就料到的。
赫鲁晓夫几次打断别人发言的情况，会上的某些对话和透露的某些事实，都使人感到可悲亦复可笑。这里我们且举几个例子：
赫鲁晓夫（打断乌克兰集体农庄主席特卡楚克的话）：那么乌克兰人为什么不颁布一项反对偷盗（原文如此）的法令？这可能不可能呢？（掌声）
特卡楚克：那当然是可能的。
赫鲁晓夫：而且反对私自酿酒的人和醉汉呢？（会场骚动）
特卡楚克：当然。任何人喝酒喝得太多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处分（原文如此）。（见1961年1月14日《真理报》另一个例子：
拉扎科夫（吉尔吉斯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严厉的但是也完全正当地批评了吉尔吉斯的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简单地说，梁赞州委会的前第一书记伊萨耶夫，号召各区的主席和集体农庄的主席，向店铺购买黄油转卖给国家，借以表明完成了牛奶产量的指标，这种做法实在是一种犯罪行为。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根据他的这种反党行为，决定将他开除出党，并免除他的内政部部长职务。
赫鲁晓夫：你们什么时候这样做的？是在收到了我的公开信之后吗？
拉扎科夫：是的，是在收到那封信之后。
赫鲁晓夫：你们所了解的情况就只限于那封信里所提到的那些吗？
拉扎科夫：有些党员已经在会上提出过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在那以前，你们对这件事根本不知道吗？
拉扎科夫：我们知道，可是我们没有十分严厉地对待他的问题。
赫鲁晓夫：可是后来你们又任命他当了部长！难道你们竟认为对一个犯罪的人最好的惩罚是委任他当部长吗？（会场骚动并发出笑声）
拉扎科夫：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任命他当了内政部长。（原文如此！）（见1961年1月14日《真理报》）
可是赫鲁晓夫在他的总结报告中，严厉地攻击了乌克兰的部长会议主席卡尔申科，他借口庄稼已经在干枯，决定在高粱和向日葵还没有成熟以前提早收割，使国家遭受严重的损失……“而今天他仍然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共和国，乌克兰共和国的部长会议的首席代表，他看待自己的错误，简直像——鸭子对自己背上的水一样完全不在意。”（见1961年6月21日《真理报》）
尾声：卡尔申科在1961年1月被免除职务，可是不久以后他又被任命为乌克兰部长会议的副主席！
这些对个别的官僚主义分子的行为所做的、有时很严厉但一般都颇为圆滑的攻击，在苏联官僚机构的历史上并不是一个什么新的现象。在斯大林时期这情况就已经很普遍；在他死后，更是屡见不鲜。赫鲁晓夫的攻击和过去的那些攻击的不同之处，一方面在于它们所涉及的范围[1]，另一方面在于，攻击之后，被攻击的人并不一定会受到纪律处分。这很显然是一种古典式的寻找替罪羊的办法。此外，赫鲁哓夫以攻击官僚主义为名而发出的某些攻击，事实上是针对着农民的。所以赫鲁晓夫发出的一次最激动的叫喊，正是他外表上是在拜访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波德戈尔内的时侯。
赫鲁晓夫：波德戈尔内同志，我肯定也相信，你所提出的玉米的产量，还不到实际的收获量的一半。其他那一半还在快成熟的时候就被偷掉了。
波德戈尔内：的确是这样，尼基塔·谢尔盖维奇。
赫鲁晓夫：那么你能说农业减产是因为气候不好吗？庄稼被偷掉了，可是你说产量不高是因为气候不好。事情是不是这样？
波德戈尔内：是的，一点不错。（见1961年1月12日《真理报》）
必须强调指出，波徳戈尔内在做过这一番解释之后，极力想减轻赫鲁晓夫的指责可能产生的实际意义，他公开宣称说，赫鲁晓夫所揭露的那些事实，对他们的工作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的工作更为复杂化了。可是赫鲁晓夫提出的这种令人无法相信地指责，说什么“……几百万亩麦地里的庄稼有一半被人偷去”，使人对于真正的罪犯究竟是谁自然感到无可怀疑——那就是，农民群众自己。事实上，谁都很难相信，是那些官僚把需要几千几万列火车或几十万辆货车装载的粮食全部“偷去”，运到集体农庄去了。只有农民自己有可能犯下这种大量偷窃的罪行。再说最近宣布的惩治经济罪犯的条例更使人对这个问题盛到无可怀疑：这些条例惩办的对象主要是犯罪的农民，和“私人企业主”，而不是犯罪的官僚。
摇摆于荒款和原始积累之间
在1961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上，赫鲁晓夫在他的总结报告中说，去年他在乌克兰休假的时候，曾樫遇到一群生活愉快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从八百公里以外，差不多已经接近白俄罗斯的萨波罗希运来了一些苹果！他并且说有人甚至用飞机从远东的恰巴罗夫斯克运苹果来。
1961年5月4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公报也提到了类似的情况。法文的《世界报》5月4号曾经转载过的《苏俄报》所发表的一封信也曾经提到，某些冒险的个人，只要抓住适当的时机，以投机的价格私卖自己的产品，就可以获得“丰盛的收获”。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是单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而是同时从它的经济根源来看，那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这是一个由于粮食供应的缺乏而不断恢复小零售商的问题。
和斯大林时代一样，苏联官僚统治集团的农业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究竟是尽一切努力刺激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甚至把他们的自留地也包括在内——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助长原始积累时期必然出现的倾向；或者是利用种种规定和法律的限制来同私人零售商进行斗争——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农业的减产，而使城市人口的消费品的供应愈来愈欠缺。
在1953和1959年之间，集体农庄庄员的主动性和私人利益从各个方面受到种种的鼓励，而特别是价格政策起了最大的作用。其结果是，积累大量流动资金的情况出现了。这笔资金主要被用于购买农业机器，特别是拖拉机，以及用于购买工业生产资料和运输器材。某些集体农庄庄园的工厂（特别是食品工业和建筑工业）先后建立起来了，这些工厂实际上是在同国家企业竞争。有些集体农庄的商店同农庄上的国营商店和合作社是肩并肩地开着的。
与这一发展同时，一部分个体农民发现他们依靠在“集体农庄市场”上私销产品的收入，也有办法聚集与此相等的大量财产，而这种市场有一个时期是得到政府当局的容许，甚至鼓励的。
到了1959年反对这种倾向的活动仿佛慢慢开始了。早在1960年1月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减少自留地和强迫农民卖掉私有母牛的倾向已开始露头了[2]。我们当时就曾经说过，农民对这些措施的反应必然会是农业产量的下降。1960年的生产数字就完全实了我们的这种预见。
我们已经详细论述过的“贫困的集体农庄”对这种困难情况的抗议——（见1958年4月号《第四国际》所载专文[3]）加上集体农庄在工商业范围内愈来愈大胆的活动，使得政府当局不得不出面加以公开制止，在1960年整个一年中，党的领导集团一直对这个问题进行着激烈的辩论，辩论的具体情况，我们根据后来1961年1月中央委员会农业会议在农业组织方面所采取的步骤来看，是大致可以理解的。
1961年2月底苏联部长会议发表了一个公报，规定合作社可以收买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民的剩余产品，价格可以比国家规定的价格稍高一些，由消费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或集体农庄庄员）“协商决定”。1961年3月18日的《真理报》讲到在克拉斯拉多尔已经出现了第一个“合作社市场”，它将代替旧的“集体农庄市场”，并比旧的市场更为优越。同天的报纸也提到粮食的供应又一次感到“不十分充足了”。
与此同时，苏联部长会议的另一公报又强调说，集体农庄有义务同国家签订交售粮食的合同，这种合同应由“巡回收购委员”和集体农庄协商决定。
这两种措施似乎具有共同的目的：通过新的官僚主义中间人的机构，进一步加强国家对——前一时期趋于分散的——农业生产的控制。可是在粮食缺乏的情况之下，官僚机构绝不可能平安无事地完全抹杀供求律的作用，如果这样做，生产者和消费者就必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同时，我们有一种印象，感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将采取妥协的办法，而且官僚机构的更高一级的领导将会继续进行讨论。因为，除了上面所讲到的农民肯定会认为极其可厌的那些措施之外，政府还决定降低农业机器配件的价格，决定痛过“农业机器维修和出售联合会”的建立以便利对集体农庄生产工具的供应。官僚机构在这期间还采取步骤防止直接出售农业机器。这是另一个令人不安的证明，说明集体农庄在工商业方面愈来愈大的积极性已把分散主义和原始积累带进了苏联的经济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官僚机构一方面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一方面又断然采取一系列投机取巧的措施，因而绝不可能解决苏联的农业问题。问题迟迟不得解决，苏联人民中的某些阶层的不满情绪正在一天比一天增长，这就必然地打击了赫鲁晓夫的威信和官僚机构自1957年以来享有的相对地和暂时的稳定。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1961年春、夏季合刊）
译文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7月出版
[1] 正如人们可以预对到的，这些攻击所涉及的范围对工业……已有了一定的影响！人们非常清楚地知道，领导国家的官僚主义分子所采用的方法，在各个方面都和领导农业的官僚主义分子所采用的方法一样，是不务虑什么诚实问题的。最近《真理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公开宣称，该报每天（原文如此）都收到几千封信，揭发各工厂虚报产量的具体细节。
[2] 波德戈尔内在1981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上宣称，在乌克兰，1960年牛减少了一百七十万头！猪减少了四十万头。
[3] 即本文作春所写的《苏联农业的新改革》一文，一译者
感谢 Reds think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