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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的教训
曼德尔
1968年7月20日
鹅肝酱不加吐司 译
〔译注〕曼德尔原文为法文，署名处的时间是1968年7月20日。首次发表于《现代》杂志上（Les Temps Modernes, 24e année, Août-Septembre 1968, N° 266-267, pp.296-325）。1978年，La Brèche出版了曼德尔的政治论文集《从公社到68年5月——政治论文1：论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其中将本文收录于第九章，并增添了几个注释（Ernest Mandel, De la Commune à Mai 68 Écrits politiques 1 Sur l’histoire du mouvement ouvrier international, Éditions La Brèche 1978, pp.241-273），本文正文据此翻译。
该文英译文首次发表于《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第52期（1968年11-12月），而后“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第四国际英国支部）［International Marxist Group (British section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1971年7月出版小册子《1968年5月的教训&公社万岁》（The Lessons of May 1968 & The commune Lives!），并作了序言，在此也译出。
1971年英译版序
1968年5月法国的起义在革命史上已经具有了传奇般的重要性。最重要的原因是，1000万无产者通过总罢工和占领工厂参与了斗争。这一事实让法国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无法忽视1968年5月，同时也驳斥了“新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放弃了对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历史作用的信念，并寻求简单的解决方案。因此，1968年5月非常清楚地揭示了革命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实存性，并证明了列宁主义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性质的描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但这次起义还有其他显著的标志。革命左派团体主导的学生运动的参与（其实际上的引爆作用），这意味着革命政治走到了最前列。然而，尽管革命团体有着优越的政治意识形态，但他们在法国工人阶级中没有任何坚实的扎根，这阻止了他们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使得法共（PCF）能通过精心准备的阶级合作战略遏制起义。因此，68年5月向法国工人展示了对未来的简短一瞥，它揭露了法共，并使革命左派能公开露面，并在工人阶级中寻求立足点。
在1968年5-6月之后出现的最强大团体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JCR，Jeuness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在被戴高乐主义政权查禁后，它秘密运作，作为“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CR，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重现出现，是第四国际的法国支部。
如今，后者已将自己建设为最重要的革命吸引点，并被许多人视为对于法共的马克思主义替代方案。埃内斯特·曼德尔的《五月的教训》写于斗争结束的几周后，发表于《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第52期（1968年11-12月），讨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且非常透彻地指出了法共的修正主义和反革命作用。因此，所有最近加入革命运动的活动家都应该学习它。
当然，自1968年5月以来，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危机变得更加普遍。意大利已经有了自己的五月，并且仍然受到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的困扰；英国资本主义通过加入共同市场来寻求出路，并通过创造大规模失业（即劳斯莱斯崩溃和上克莱德造船厂的关闭）为之做准备；瑞典被一场工人阶级高涨所困扰，这让人想起1931年阿达伦，但只要新的阶层被斗争感染，就将会超越它；西德和比利时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对此，明显急需一个欧洲的革命战略，而这只能在一个国际革命组织的框架内完成。第四国际对此的理解并不迟钝，其欧洲支部派出了3500名代表到布鲁塞尔讨论红色欧洲的战略。在1971年5月，来自欧洲各地的3万名积极分子响应第四国际的呼吁，在巴黎集结，庆祝巴黎公社100周年。在这里，第四国际书记埃内斯特·曼德尔无视禁止他进入法国的命令，向示威者发表了讲话。我们打印他演讲的文本，因为这是对他第一篇文章的必要补充，因为它表明第四国际是唯一真正理解1968年5月教训的革命趋势，并积极参与建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国际。
——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第四国际英国支部）International Marxist Group (British section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1971年7月
1968年5月的教训
1968年5月的革命高潮构成了一座社会经验的巨大水库。对这些经验的清点还远未完成：这种高潮的特征，恰恰是群众的创造性能量闯入了历史舞台，它们丰富了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各种行动形式、主动性和大胆革新。只有汲取这座水库，以这些成果为基础，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才能有效武装自己，以完成这一任务：在高度工业化的西欧国度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其可能性和必要性都在1968年5月得到确证。
几年来，围绕欧洲的新社会主义战略的轮廓进行了一场非常有趣的辩论。[1]1968年5月的事件解决了这场辩论提出的一系列关键问题。它还引出了其它问题。它还迫使那些已经放弃辩论的人又轮流参加进来，即使只是靠伪造问题的事实。因此，我们必须回顾这场讨论的主要主题，并在1968年5月的经验的启示下加以考察。
一、新资本主义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客观可能性
与资产阶级的神话（这也被社民主义，甚至某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家重复）相矛盾，1968年5月的革命高潮证明了，新资本主义无法将体系内固有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减弱到排除任何的，就其规模而言客观上革命的群众行动的程度。
1968年5月的斗争是新资本主义矛盾的直接结果。
这种群众斗争的剧烈爆发——1000万劳动者的总罢工，并且伴随着占领工厂；运动蔓延到无产阶级和中间阶级（classes moyennes）（“旧”与“新”都有）的许多周边阶层（couches périphériques）——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生存的日常现实在劳动者中引起的深刻而无法抑制的不满，是无法理解的。那些被过去15年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蒙蔽的人不明白，正是在生产力飞跃（加速的“经济增长”）的时期，无产阶级获得了新的需求，而他们的需求与可支配的购买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2]他们也不明白，随着劳动者生活水平、技术素养和文化的提升，工作场所里社会平等和自由的缺乏、生产过程中异化的加剧，必然会让无产阶级身上的负担更沉重、更不可容忍。
新资本主义稍微减弱经济波动程度的能力，以及没有出现1929年那样的灾难性经济危机，这向太多观察者掩盖了它对于避免衰退的无力。所有这些体系内固有的倾向，都属于1968年5月爆发的内在原因：自二战结束以来（以及在美国，从战争开始起），破坏了该体系在西方已知的长期增长阶段的那些矛盾；以通货膨胀为代价确保增长的必要性，以及以周期性通缩为代价维持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必要性，这两者间不可化约的对立；西方世界越来越明确地向普遍衰退的演变。想想“稳定计划”（stabilization plan）的效果以及广泛失业（特别是在青年失业者中）的再现；再想想，某些部门的结构性危机（南特和圣纳泽尔的海军造船厂）对某些地区劳动者激进化的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1968年的危机并非发生在一个结构“过时”、古老的“自由放任”占主导的国度，而是相反，发生在这个新资本主义的模范国度：它的“计划”被称为新资本主义最成功的例子、它拥有最具活力的国有化部门，这些国有化部门相比于私营部门的相对“独立性”甚至让一些评论者将其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部门”。长远看来，新资本主义遏制社会矛盾的无力，越来越具有普遍意义。
学生运动所起的引爆作用，直接源于新资本主义在任何方面都无法满足青年群众的需求——青年被吸引进入大学，要么是由于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么是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对越来越熟练的劳动力的大规模再生产的需要。这种无能体现在物质基础上（教学楼、实验室、宿舍、餐厅、奖学金、学生预工资）、体现在大学的威权结构上、体现在大学教育的内容上、体现在给毕业生以及那些完成学业前因这种体系不得不中断大学学习的人提供的就业出路“指导”上。资产阶级大学的危机，是1968年5月爆发的直接原因，必须被视为新资本主义与整个资产阶级的社会危机的一个方面。
最后，这种体系的日益僵化，不仅大大加剧了社会经济矛盾（这正是因为在相对较长的时期里遏制了它们），而且它本身就与新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变直接相关。[3]我们经常强调，经济计划的倾向、经济问题和社会诉求的“全球化”倾向，它们不仅仅是这一派或那一派资产阶级的具体打算的结果，而是源自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固有需要。技术创新的加速和固定资本再生产周期的缩短，迫使大资产阶级提前数年，并且更加精确地计算折旧和通过自筹资金进行的投资。一旦谈到对折旧和投资进行计划，也就是在说对成本进行计划，因而也就包括对“劳动力的成本”进行计划。这就是“工资政策”（Politique des revenus）、“协调经济”（économie concertée）及其它措施的最终来源，这些措施往往不过是在消除这样一种可能性：通过“正常的”请愿行动[4]来改变大资本期望的国民收入分配。
但是，传统工会体制日益瘫痪，既无法消除市场法则的运作，也无法压制群众的日益不满。从长远来看，这种瘫痪往往会让工人的斗争更具爆发性，因为无产阶级将力求在几周内赢得它多年以来失去的东西。罢工，哪怕（或者说尤其是因为）它们变得不那么频繁，也往往变得更剧烈，并且日益以“野猫罢工”的形式开始。[5]大资本避免这种严重威胁它的演变的唯一可能性，是直截了当地将强势国家转变为公开独裁，就像在希腊和西班牙那样。但即使发生这种不测（除非工人群众事先就遭受重大打击并士气严重低落，否则是不可能实现的），对社会经济矛盾的更强势遏制，从长远来看，不能不再生对资本主义更加爆发性和威胁性的局面，正如西班牙最近的演变所表明的那样。
二、帝国主义国度的革命的类型学
为了探求在西欧，即使有着新资本主义和“大众消费社会”取得的种种“成效”，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可能，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的批评者都普遍地援引1918年（德国革命）或者1944-1945年（胜利的南斯拉夫革命；法国和意大利革命，在类似于德国1918年的条件下流产）的模型，甚至是游击战。对一些人来说，在绝对没有经济或军事灾难的情况下，除了无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反应之外，期待其它任何东西完全是乌托邦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来自劳动者的新的革命爆发的可能性与某种灾难性类型的危机的再现相关。简单来说，对前者而言，革命已经变得绝对不可能了；对后者而言，革命被降级为——很大程度上神话的——“新1929”时刻。
自1960年代初以来，我们一直试着反对这些程式化的论点，我们援引一种不同的革命类型，其在西欧可能而且很有可能发生。我希望能被允许回顾我们在1965年初对此所写的东西：
「我们已在上文指出，新资本主义一点也没有消除劳动者不满的动因，并且，在我们的时代，发起强大的斗争仍然是可能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福利社会”中，这些斗争能否采取革命的形式呢？还是说，只要发生在或多或少普遍的繁荣气候中，它们必然局限于改良主义的目标？
「在回答这个反驳前，必须更加仔细地限定它。如果这种反驳仅仅意味着，在目前的经济气候中，将无法看到1918年德国革命或1941-45年南斯拉夫革命那样的革命的重现，这显然是一个老生常谈（truism）。但是这个老生常谈，我们一开始就已经承认了，并已经将其包含在先前的假设中了。全部的问题就在于：只有在这类必然限于“灾难性”条件的形式之下，才能实现推翻资本主义吗？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认为，有一种不同的“历史模式”，可供我们参考：那就是1936年6月法国总罢工的模式（以及，在较小程度上，1960-61年的比利时总罢工，这几乎创造了同1936年总罢工相类似的情况）。
「在“新资本主义繁荣”或“大众消费社会”的总体经济气候下，劳动者完全有可能因为一系列社会危机（强制实施工资政策、冻结工资的企图）、政治危机（限制工会运动行动自由、强制实行“强势国家”的企图）、经济危机（经济衰退或突然的货币危机等等）甚至军事危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帝国主义军事联盟、在局部战争中使用战术核武器等等的无比广泛的抗议）而渐渐变得激进；这些劳动者也完全有可能，发起愈加广泛的斗争，而在其中，他们将开始把自己的直接诉求与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réformes）纲领联系起来；这个斗争的浪潮也完全有可能走向一场推翻政府并创造双重权力的总罢工。」
[6]
这种爆发的类型并非不可预见，因为人们已经两次尝到了它的前味：在1961年12月–1962年1月的比利时；在1965年6–7月的希腊。在1968年5月的事件之后，毫无疑问，在西方产生可能的革命危机，正是在这种形式之下：大规模罢工超出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的“正常的”请愿目标和的制度框架（除非经济形势发生根本变化或发生世界大战）。
关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展开的有关欧洲反资本主义战略的大体路线的辩论，1968年5月的事件提出了几个补充细节，其完善了我们1965年开始的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类型学的轮廓。
首先，当新资本主义长期遏制的矛盾突然化作爆发性的大规模行动时，大规模罢工或总罢工往往超过了“完全平静情况下进行的和平罢工”的形式，转而结合了各种形式的行动，包括占领工厂、出现了更大规模更强硬的罢工纠察、立即回击所有的暴力镇压、街头示威转变为同镇压部队的小规模冲突，甚至还有街垒的重新出现，这些都值得特别指出。
为了掩盖行动形式的这种激进化的自发与不可避免的源头，并且为了散播“左派分子煽动者”密谋制造“暴力事变”为戴高乐主义服务的可憎论点[7]，各色各样的改良主义者和新改良主义者都不得不无视以下事实：在1960-61年比利时大罢工期间，就已发生过类似的示威（埃诺省的街垒、对列日的吉耶曼车站的袭击）；在1967年法国勒芒、卡昂、米卢斯、贝桑松和其它地方的罢工中，青年工人大规模地转入此类行动；而这种青年工人阶级的激进化，是同意大利（的里雅斯特、都灵）甚至西德的类似行动形式同时出现的。
换句话说，除非拥护蓬皮杜“国际密谋”的荒谬论点，否则就必须承认，群众斗争采取的转变是由客观因素引起的自发转变，并且必须揭露这些客观因素，而不是指责学生的小资产阶级性、青年的“政治不成熟”，或者神话般的煽动者的作用。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阶级斗争的任何激进化都必然迅速走向与镇压部队的暴力对抗。二十年来，我们在欧洲见证了镇压性机器和各种法律措施的持续加强，以妨碍罢工行动和工人示威。如果在“正常”时期，劳动者没有反抗这些镇压性措施的可能性，那么在大规模罢工中就不再如此了，大规模罢工让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集体行动所隐藏着的巨大力量。突然而自发地，他们发觉“秩序”是一种资产阶级秩序，它倾向于抑制无产阶级解放的斗争。他们意识到，如果不越来越直接地冲击这种“秩序”的“守夜人”，这场斗争就无法超过一个确定的水平；而如果劳动者继续遵守敌人为扼杀他们的反抗而设计的游戏规则，那么这场解放斗争将永远是徒劳的。
以下这些事实绝不会让前面的分析无效：只要这些斗争的新形式还处于萌芽状态，其中的主角就会是一大部分青年劳动者；正是在青年工人阶级中，学生的街垒引起了最大的认同反应；正是在在弗林斯的雷诺工厂和索绍的标致工厂（à Flins et à Peugeot-Sochaux），仍然而且始终是青年以最明确的方式对镇压部队的挑衅进行回击。在所有的革命高潮中，总是相对较少的少数人尝试激进行动的新形式。与其讥讽“行动少数派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法共的领导人最好在这个问题上重读列宁[8]。此外，恰恰是在青年身上，过去的失败与失望的重压、不停宣传支持“和平主义和议会的道路”导致的意识形态变形的重压，要比成人身上的要轻。
1968年5月的事件同样表明，长期的双重权力的观念、工人监督或所有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的渐进取得与制度化的观念，基于一种革命前与革命的时期加剧的、对阶级斗争的虚幻概念。
资产阶级的权力永远不会被一连串的小成果动摇；如果力量对比没有突然而急剧的变化，资本总是找到并且将会继续找到方法，把这些小成果整合到系统的运作中。当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时，群众的运动会自发地推向对资产阶级权力的根本动摇。双重权力反映了一种情况，在其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削弱，夺取权力已经是客观上可能的了，而只有群众缺乏政治准备，他们内部改良主义和半改良主义倾向占优势，才能把他们的行动暂时停留在某一阶段。
1968年5月在这方面证实了所有革命的法则，即当如此广泛的社会力量在行动中时、当赌注如此之高时、当任何一方的最小的错误或最小的大胆创举，能在几小时内彻底改变事件的意义时，想要将这种极不稳定的平衡“冻结”数年是完全幻想的。资产阶级几乎立即被迫寻求重新征服那些群众在权力领域从它那里夺取的东西。群众，如果其不向对手屈服，就几乎立即被迫扩大他们的成果。在所有的革命中都是如此；在明天也将如此[9]。
三、中心战略问题
工人运动的传统组织在面对西欧可能发生的革命高潮提出的问题时，表现出的所有弱点、所有的无能，都从法共总书记瓦德克·罗歇对1968年5月法国无产阶级陷于其中的两难境地的总结中显现出来：
“实际上，5月要做的选择就是如下：
“——或者是很好地行动，以便让罢工能满足劳动者的基本诉求，并同时在政治层面继续行动，以期在法律（légalité）的框架内进行必要的民主变革。这是我们党的立场。
“或者干脆投入到武力（force）的对抗中，也就是说去起义，包括诉诸武装斗争，以期凭武力推翻政权。这是一些极左派团体的冒险主义立场。
“但是，由于军队与镇压部队站在既有政权的一边
[10]，而广大群众又绝对敌视这样的冒险，很显然，走进这条路简直就是把劳动者引向大屠杀，而且就是想要粉碎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
“啊！不，我们没有落入陷阱。因为那里有着戴高乐主义政权的真正计划。
“的确，当权者的算计很简单：面对其自身因自己的反民生（anti-social）和反民主政策而遭遇的危机，它指望利用这场危机对工人阶级、对我们党、对任何民主运动进行决定性而持久的一击
[11]。”
我们能想象一种这么远离马克思主义，甚至没有提及列宁主义的态度吗？
当资产阶级的政权稳定而强大时，采取旨在立即推翻资本的革命行动是荒谬的；这会让我们奔向必定的失败。但是，我们将如何让这个强大而稳定的政权转变为削弱、动摇、瓦解的政权？靠奇迹般的跳跃？力量对比的根本改变难道不需要决定性的猛烈打击吗？这些打击没法开启一个资产阶级渐渐削弱的进程吗？一个自称是工人阶级的——甚至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的基本能力，难道不是将这一进程推向最大程度吗？能否通过自动排除直接诉求以外的任何斗争来做到这一点呢？就因为情况尚未成熟到能立即武装起义、并得到有发票保证的胜利？
伴随着占领工厂的1000万劳动者的罢工难道不体现资本的权力的大大削弱吗？难道不应该尝试把所有的努力都集中于扩大缺口、攫取筹码，以确保资本不再能迅速地重新创建对它有利的力量平衡吗？除了在工厂、居住区、街头中从资本那里夺走事实性权力之外，也就是说，将争取直接诉求的斗争转向争取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争取过渡诉求的斗争，还有其它方法可以实现这点吗？故意克制争取这些目标的斗争、故意将自己限制于争取直接诉求的斗争，难道不是在创造一切有助于恢复利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有助于趋势发生新的突然逆转的条件吗？
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证明了它在权力受到威胁时屈服于物质诉求的能力。它非常清楚，如果它保留自己的权力，它将能够部分收回它给予的东西（通过涨价、税收、失业等），部分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消化它。另外，虽然因例外的广泛罢工而被削弱和感到惊恐，但整个资产阶级仍掌握着自己的国家权力，一旦群众运动倒退，它就会转向于反攻和镇压。工人运动的历史证明：一个陷入瓦德克·罗歇的两难境地的政党永远不会发动革命，而且必定走向失败[13]。
通过拒绝参与这种进程——靠争取过渡诉求与创造双重权力的机构的斗争，将争取直接诉求的斗争引向争取权力的斗争——，改良主义者和新改良主义者总是注定将任何革命行动认定为削弱群众和“加强反动”的“挑衅”。这曾是德国社民主义在1919、1920、1923、1930-33中的套话。如果资产阶级在魏玛制宪议会中占多数，那么这是“极左冒险家、无政府主义者、政变主义者、斯巴达克斯主义者、布尔什维克”（这个时期还没有说：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错：因为他们的“暴力行动”已经“吓坏了”人民，谢德曼们在1919年如此哀号。如果纳粹主义能够加强，那么是共产主义者的错；因为正是革命的威胁使中间阶级陷入了反革命的阵营，他们在1930-33年如此重复。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1918年的考茨基仍然明白，面临强大的群众罢工时，工人运动不能将自己局限于传统的行动和组织形式（工会和选举），而必须转向更高的组织形式，也就是组建苏维埃式的，由劳动者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尽管如此，列宁还是痛斥了1918年的考茨基的犹豫、矛盾和折衷主义。他又怎么会不反对瓦德克·罗歇的这种论证：“既然我们还没准备好立即组织胜利的武装起义，最好就不要吓到资产阶级，并且把自己限制在要求加薪和接受选举上，尽管这是在法国历史上罢工人数最多的时候，工人占领工厂，警察工会宣布不再进行镇压，法兰西银行因为没有工人想工作而无法再印刷纸币，如建筑师、自行车运动员、医院助理和公证人这样的周边阶层也开始‘挑战’权力（这是资产阶级权力动摇的最可靠的迹象）。”
以这种形而上学的方式提出的关于“权力真空”的讨论，显然是没有出路的。但是瓦德克·罗歇认同了戴高乐主义的“阴谋”论点（在它的版本中，戴高乐主义者是主谋！），并因此用对魔鬼学的求助取代了对阶级斗争的分析，他本该想到，那个据说千方百计想把工人阶级引入“强力较量”（épreuve de force）的“陷阱”的政权，却加速会见了工会领导人，并以实质性的物质让步为交换来协商结束罢工。
如果戴高乐主义的意图真的是挑起强力较量，那么它的行动道路就会很清楚：只要工厂还被占领，就拒绝与工会对话。在几周内，强力较量将会不可避免。然而，其尽力避免这种疯狂，是理由充分的！他们对力量平衡及其不断恶化（从资产阶级的角度来看）的估计，比瓦德克·罗歇今天提出的要更为正确。也就是说，他不是追求强力较量，而是追求尽可能快地、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地结束罢工。也就是说，整个“陷阱”论点只是一种神话，旨在转移对真正问题的关注[14]。此外，如果谈到戴高乐的“计划”，那么5月30日的计划是光明的：尽可能快地停止罢工，然后走向选举。法共领导层的反应是什么？他们难道不是一头扎进了这个“陷阱”，甚至指责罢工者“帮助政权避免选举”吗？而结果是什么？
正因如此，那些为了解权力在五月是否真正空缺、以及戴高乐是否曾“表示退出并让位的意图”而展开的全部诡辩（casuistique；直译为“决疑论”），都从属于同样的思维方式：用对阴谋、诡计和“挑衅者”的诉诸，来取代对在场的社会力量及其相互关系动态的严肃分析。
“权力真空”绝非历史送给我们的礼物；被动地或者通过竞选来等待它，这就意味着听之任之而永远不会经历它。“权力真空”只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力量对比恶化的整个过程的最后一点。即使是克伦斯基，在十月起义的几个小时前，也没有表现出任何“退出并让位的意图”。重要的，并不是就真正的“权力真空”的定义进行经院式的辩论。重要的是在于，以这样一种方式介入群众的斗争，以不停让力量对比朝着不利于资本的方向发展。除了旨在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走事实性权力的战略之外，对革命的不懈宣传，即使其条件尚未“完全”成熟，也构成了必要条件[15]。
因此，中心战略问题就是打破这种两难境地：“要么是纯粹请愿式的罢工，接着是选举（也就是说一切照旧）；要么立即武装起义，前提是胜利被事先保证。”必须理解，诸如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比利时的、以及1968年5月这样的总罢工——特别是其中相关联地出现了群众斗争的新激进形式——能够，而且也应当超出仅仅涨工资的范围，即便武装起义的准备几乎远未就绪。它们能够，而且也应当导向群众取得新的事实性权力、监督和否决的权力，而这将创造双重权力，将阶级斗争提升到最高和最激烈的程度，从而使革命地夺取权力的条件成熟。
四、群众的自发性、双重权力和革命组织
让我们承认，学生在1968年5月真正地拥有革命意愿；但绝大多数劳动者难道不是局限于接受工会领导人给罢工赋予的请愿性质吗？因此，莫里斯·迪韦尔热、Jean Dru及其他人呼应了法共的分析。
要知道劳动者群众在五月的日子里的真实想法，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其实并没有被请作发言。然而，如果真的想知道的话，发现他们的关切是很容易的。只需要将劳动者召集到企业的全体大会上；让他们广泛地发言；决定由全体工人群众占领工厂；在那里确立最广泛的工人民主；在罢工的每一个转折点都重新集会；简言之，就是在这场总罢工的框架下创建选举产生的罢工委员会这一形式，由随时可被罢免的代表组成；这种在群众的批判注视下进行的持续质疑与辩论的形式，正是苏维埃的形式——为此类罢工倡导这类形式的，不仅有列宁、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甚至还有1918年的考茨基。法国工人运动的官方领导人远低于这里的考茨基[16]。
工会领导人试图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些群众性的占厂和思想交锋；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学生的革命发言人进入工厂，这些事实表明，他们对劳动者的反应不是那么放心。被召唤来批准“格勒纳勒议定书”的劳动者以压倒性多数拒绝了它，这一事实则表明群众想超出纯粹请愿运动阶段的本能意愿。
此外，可以问一个问题：如果劳动者真正想要的不过是大幅提高工资，那么他们为何自发走上了占领工厂的道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法国劳动者进行了许多提高工资的运动。这些运动从未取得能与1968年5月相提并论的规模；其行动形式也从未能与1968年5月的相提并论。通过占领工厂；通过数万，有时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通过在企业上升起红旗；通过在各方面迸发出诸如“十年就够了”；“工厂归工人”；“工人权力”、“权力归劳动者”的口号，劳动者群众表明他们想要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涨薪[17]。
但是，存在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它表明，劳动者想走得比单单是争取“工资和良好选举”的常规运动要远。这就是他们的行为，他们在那些有机会自由表达、官僚屏障被撼动乃至倒塌、来自基层的创举能发展的地方所展现出的行为。对这些经验做的盘点远远不完善；但这个清单已经令人印象深刻了：
—在布雷斯特的无线电报总公司（CSF）工厂，劳动者决定继续制造，但生产了他们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特别是“无线对讲机”，它帮助罢工者和示威者抵御镇压；
—在南特，罢工委员会试图通过分发通行许可和用路障阻止进入城市来控制进出城市的交通。此外，似乎该委员会甚至还发行了一些商人和耕种者接受为货币的信用凭证；
—在卡昂，罢工委员会禁止所有人进入城市，持续24小时；
—在维特里（Vitry）的罗纳-普朗克（Rhône-Poulenc）工厂，罢工者决定与农民建立直接贸易关系，并寻求将该经验扩展到其它企业，同时还讨论了向“积极罢工”（即根据自己的考虑和计划恢复工作）的切换，并且得出结论，最好将这一尝试推迟到其它几家企业跟随他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18]；
—在莱米罗（Les Mureaux）的水泥厂，工人们在总大会上投票罢免厂长。他们拒绝接受老板重启投票的提议。因此，这个厂长随即被送到这个水泥厂的一个分厂，在那里，为了与莱米罗的工友团结一致，劳动者们立即开启了该厂历史上首次罢工；
—在圣-团安（Saint-Ouen）的Wonder牌电池厂，罢工者在总大会上选出了一个罢工委员会，为了表明他们谴责总工会（CGT）的改良主义方向，他们在工厂内筑起街垒，禁止工会官员进入；
—在萨克雷（Saclay），核能中心的劳动者从工厂征用设备来继续罢工；
—在鲁昂的造船厂，劳动者将销售革命文学的青年置于自己的保护下，并拒绝那些追赶并试图逮捕他们的共和国保安队（CRS）进入工厂；
—在巴黎的几家印刷厂，当内容直接对罢工有害时，劳动者要么强行修改了头版大标题（《费加罗》），要么拒绝印刷报纸（《民族报》）[19]；
—在巴黎，学生-工人-农民联络委员会（CLEOP）组织了农业合作社供货的食品补给车队，这些车队在工厂分配产品或按成本出售（例如，鸡肉80生丁，鸡蛋11生丁）；塞尔日·马雷（Serge Mallet）[20]提到了法国西部类似的行动；
—在索绍的标致工厂，劳动者建造了路障，以抵抗共和国保安队的入侵，并胜利地将他们赶出了工厂；
—在巴黎的雪铁龙工厂，初次尝试是适度和萌芽的——征用卡车以便为罢工者提供补给；
—也许是最有力的例子：在圣纳泽尔（Saint-Nazaire）的大西洋造船厂，尽管工会机关不断施加压力，劳动者却占领了企业，并且持续了十天拒绝提出直接诉求清单[21]。
当这份清单被补齐时，难道还能否认，它表达了工人阶级掌握自身命运、并按自己的信念和理想重组社会的自发倾向？这些难道是纯粹请愿性罢工的表现，是一种“平常”的罢工表现？还是说，这是一场由于其规模和逻辑，推动群众自身超出直接诉求的罢工[22]？
有人用立法选举的结果，以及它所反映的戴高乐主义高涨，来反驳这种分析。但是，这些分析深深染上了议会愚蠢，装作不知道资产阶级民主下的选举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一轮投票中，左翼获得41%的选票，戴高乐派获得44%。但是，如果考虑到大量劳动者这一次因为厌恶各大工人组织的政策而弃权，尽管他们仍然可以被动员起来参加行动；如果考虑到数十万青年曾经是1968年5月运动的先锋，却仍然被一种反民主的选举制度剥夺了投票权——而且，由于拒绝更新选民名单，那些刚刚达到成年年龄*的人也被剥夺了投票权——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推定，即便在5月30日的巨大失望之后，左翼和戴高乐主义的力量在法国人民内部仍然处于均势。*1968年，法国的成年年龄即获得选举权的年龄是21岁，这直到1974年才被调至18岁。根据当时Michel Pierre TEXIER在一个电台节目中的说法，有260万青年参与了68年的运动，然而他们都没有投票权。而1968年的立法选举第一轮登记选民数量为2817.8万。
然而，这种均势是在戴高乐主义的一次胜利手腕、以及左翼一次可悲的战术失败之后出现的，后者接受了阶级敌人规定的游戏规则：在纯粹请愿的基础上停止罢工；事实上接受对极左的镇压；把1968年5月提出的攸关问题交给选举来裁决。难道能够有一丝怀疑——如果主动权仍然掌握在左翼一边，如果其能够让五月四周中积累起来的巨大斗争性、热情和勇敢结出果实，用以实现工人监督、民主选举产生的工厂委员会和街区委员会、在地方和地区层面联合并在全国层面结成联盟、武装罢工纠察队、向人民开放的印刷厂，同时满足直接诉求——在这种情况下，6月23日晚左翼无论如何仍然代表着的法国全国的45%，不会在几天之内变成超过50%？
因为整个当代历史都证明：如果“对内战的恐惧”是中间阶级和“摇摆选民阶层”作出政治选择的一个动机，那么，转向最强一方阵营的倾向；跳上通往胜利的战车的诱惑；最坚决、最有力的主动性的吸引力，在天平上具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决定性重量[23]。在这个意义上，戴高乐早在5月30日晚上就赢得了战斗，与其说是因为他集结了“恐惧党”，不如说是因为他抢在那些带有犹豫、循规蹈矩、停滞不前和投降精神的政治对手之前采取了行动。
人们经常反驳我们所主张的反资本主义结构改革战略、过渡纲领战略，说这种战略只有由各大工人组织、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本身来实行时才有效。没有那只有这些组织才有能力筑起的堤坝，来抵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工人阶级内部的不断渗透，工人阶级目前就注定只能停留在请愿斗争之中。1968年5月的经验完全推翻了这种悲观诊断。
当然，如果存在没有被整合进资本主义制度的群众性工会和政党，并且不停用挑战和总体性质疑这个制度的精神教育劳动者，那么这会是一张巨大的王牌，能够加速劳动者内部革命阶级意识的成熟——即使这些工会和政党并不是夺取政权的合适工具。但是1968年5月的经验表明，在没有群众性的革命先锋队的情况下，这种意识觉醒仍然终究会在无产阶级内部爆发出来，因为它是由劳动者多年来每天积累的新资本主义矛盾的全部实践经验滋养出来的。
列宁曾说，自发性是组织的萌芽形式。1968年5月的经验，使我们能从两个方面明确这一思想的现实性。工人的自发性从来不是纯粹的自发性；在企业内部，先锋小团体的酵母在起作用——有时只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革命活动家——其坚韧和耐心，正是在这些社会沸腾达到顶点的时刻得到回报。工人的自发性通向一个更广泛（vaste）的先锋队的组织，因为在几周之内，成千上万的劳动者理解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法国的可能性。他们理解到，为了这个目的必须组织起来，他们抓住千万的连线与学生、知识分子、革命先锋小组建立联系，而后者正一点点塑造法国无产阶级未来群众性革命党的形态，其中“革命共产主义青年”（JCR）[24]从现在起已经显现为最坚实、最有活力的中坚力量。
我们并不是对纯粹而简单的工人自发性顶礼膜拜的人。即便这种自发性在官僚主义机器的保守主义面前必然被重新评估[25]，它在面对高度专业化和集权化的国家机器与镇压机器时，也会碰到明显的界限。在任何地方，工人阶级都还没有在一个全国领土范围内自发推翻资本主义体制和资产阶级国家；毫无疑问，将来也不会做到。即使是在法国这样规模的整个国度内扩展双重权力机构，即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会因为缺乏一个已经充分扎根于企业之中的先锋队而变得困难得多，而这本可以迅速普遍化少数先锋工厂中劳动者的创举。
此外，夸大1968年5月劳动群众自发创举的规模没有任何好处。这种自发创举作为潜能到处存在；但无论是在发动占领工厂的层面，还是在前文提到的双重权力创举的层面，它都只是在一定数量的有限案例中成为现实。行动中的学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摆脱了将其导入改良主义道路的努力；劳动者则在多数情况下再次任由自己被引入其中。不应责怪他们；责任在于那些官僚主义机器，它们多年来一直竭力在劳动者内部窒息一切批判精神、一切反对改良主义和新改良主义方向的表现、一切工人民主的残余。1968年6月戴高乐主义的政治胜利，是工人运动为法国无产阶级内部先锋队与群众之间尚未被颠覆的关系付出的代价。
但是，如果说1968年5月让我们又一次记录下了缺乏适当的革命领导这一事实，以及由此对革命高潮的胜利产生的不可避免后果，那么，这一经验也使我们得以（三十多年来在西方第一次）看到问题的真实规模和走向解决的道路。为了让1968年5月能够朝着双重权力实现第一次决定性突破——让法国在保留整个力量比例的情况下经历自己的1917年2月——所缺少的，是一个在企业中具有不亚于它在大学中既有规模的革命组织。在这个精确的时刻和这些地点，人数有限、表达清晰、拥有正确的纲领与政治分析并能被听见的工人中坚，本来就足以阻止罢工者的分散，足以在全国主要工厂中确立群众性争取和民主选举罢工委员会。当然，这既不是起义，也不是夺取权力。但是，法国和欧洲历史上决定性的一页本来已经可以被翻过去。所有<相信社会主义可能而且必要>的人，都必须努力让下一次能够做到这一点。
五、参与、自治管理、工人监督
为了夺取权力，需要有一个革命先锋队，它已经使多数雇佣劳动者确信不可能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它已经能够把无产阶级多数动员到自己的旗帜之下。如果法共曾经是一个革命政党——也就是说，如果它即使在革命并未提上日程的时期、甚至在列宁所说的反革命阶段，也曾以这种精神不停教育劳动者——那么，在抽象意义上，1968年5月夺取权力是可能的。但要这样的话，许多给定条件就会同1968年5月的现实大不相同。
既然法共不是革命党，既然没有任何一个先锋小组在工人阶级中已经拥有足够的影响，1968年5月的结局就不可能是夺取权力。但是，一场伴随着占领工厂的总罢工，能够而且应当以争取反资本主义结构改革、实现过渡诉求作为结局，也就是说，以创造一种双重权力、一种群众的事实性权力（同资本的法定权力相对［pouvoir légal］）作为结局。为了实现双重权力，一个群众性革命党并非必需，以下便足够：劳动者强有力的自发推动，由一个有组织的革命先锋队加以刺激、丰富和部分协调；这个先锋队虽仍然太弱，无法直接同传统机关争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但已足够强，能够在实践中超出这些机关。
这个有组织的先锋队还不是一个党；它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党，是未来党的中坚。而如果这个党的建设问题，大体上处在列宁在《怎么办？》中勾画的类似框架中，那么它的解决，必须由六十年的经验来丰富，并纳入今天帝国主义国度中的无产阶级、学生和其它被剥削阶层的一切特点。
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从历史上看，这一尝试将会是第三次（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法共已经失败），而过去的失败，使劳动者和学生对一切操纵尝试、对一切图式化的教条主义、对一切试图用遥控目标取代群众自己给自己提出的目标的努力，产生了明显且正当的不信任。相反，正是这样一种能力——支持并扩大每一个围绕正当目标的局部运动、显示自己是所有这些局部斗争和部门斗争的最好组织者，给予了革命活动家（及其组织）必要的威信，使其能够把这些斗争整合进一场总体的反资本主义行动之中。
戴高乐主义的“参与”运动的欺骗性已被充分揭露，因此不必在这里长篇大论。只要大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仍然存在，投资的无规律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波动，也就是失业。只要生产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为了利润而进行的生产，它就不会首先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标，而会转向利润最高的部门（包括通过“操纵”需求）。只要在企业中，资本家和他的经理仍然保有指挥人和机器的权利（droit）——从戴高乐到库夫·德·穆尔维尔，政权的所有维护者都很清楚地说明，他们丝毫没有想过质疑这种权力（pouvoir）！——劳动者就会继续在生产过程中被异化。
把资本主义体制的这三个特征加在一起，我们就得到了一幅社会图像：在其中，无产阶级处境的根本特征仍然存在。生存的不安全仍然存在。生产者的异化仍然存在；消费者的异化甚至还会增长。劳动力的出售将像从前一样导致剩余价值的出现和资本的积累——而这种资本属于另一个阶级，并不属于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出它的那个阶级[26]。在这些界限内的“参与”，归根到底等于一种加剧异化的尝试：让劳动者失去自己被剥削的意识，却并不消除剥削本身。无产者将有权被咨询，以便知道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会被解雇。家禽能够参与选择自己被拔毛的方式，真是幸福啊！
然而，仅仅揭穿关于“参与”的空话还不够。这种蛊惑宣传在五月危机时出现，并非偶然。它表达了政权方面的一种意识：它意识到了新资本主义法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并预感到这些矛盾在整个历史时期中的爆炸性。否则，如何解释大资本的重要力量竟然被迫使用一些它们哪怕在1936年和1944—1945年都可以不必使用的论点？1919年1月，德国社民党在“社会化正在进行”的口号下反对斯巴达克派、反对工兵苏维埃；戴高乐则试图遏制自下而上兴起的革命，暗示他准备自上而下实现一场革命——当然是在秩序和安宁中实现。
五月的爆发一下子在整个法国社会面前提出了我们这个时代在帝国主义国度中的社会问题。谁指挥机器？谁决定投资、投资方向和投资地点？谁确定劳动节奏？谁选择要制造的一系列产品？谁确立社会所拥有的生产资源使用上的优先顺序？尽管有人试图把总罢工重新压缩为劳动力报酬问题，但经济和社会现实仍然迫使、并将继续迫使所有人讨论马克思曾经表述过的根本问题：不仅是提高工资，而且要废除雇佣劳动制。
革命社会主义者对此只能感到喜悦。事件的这种转向证实了他们多年来一直宣告的东西，即：新资本主义经济和不断扩大的阶级斗争的逻辑，将越来越多地把辩论和行动的重心，从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转移到维持还是推翻资本主义结构的问题上，在企业中、在经济中、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中，都是如此。
在五月危机期间，“自治管理”的口号被各方提出。作为一个一般宣传口号，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不过，条件当然是要把“企业的自治管理”替换为“劳动者的自治管理”，并且明确说明后者意味着一种民主集中化的投资计划的出现，以及若干额外保障；否则，“去无产阶级化的生产者”就有可能发现自己仍旧一无所有，甚至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失业者[27]。
但是，作为一个行动的直接目标，在那些已经提出立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问题的革命前形势之外，特别是按照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CFDT）某些领导人有时使用这一口号的方式，它包含着一种危险的混淆。劳动者的自治管理需要以推翻资本的权力为前提，包括在企业中、在社会中以及在政治权力层面。只要这种资本的权力仍然存在，想要逐厂地把决策权转交给劳动者，就不仅仅是一种乌托邦（仿佛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战略决策是在这个层面作出的，而不是在银行、托拉斯、垄断组织和国家层面作出的！）。它还是一种反动的乌托邦，因为如果它偶然开始制度化，它就会倾向于把工人集体变成生产合作社，而这些合作社为了同资本主义企业竞争，就不得不服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和利润的命令。这样绕了一圈，发现回到了同戴高乐主义的“参与”所追求的结果一样的东西：剥夺劳动者意识到自己被剥削的意识，却不消除这种剥削的核心原因。
因此，五月事件以及对新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在质疑企业和经济的资本主义框架这一问题上所提示的直接回答，既不能是“参与”（公开的阶级合作），也不能是“自治管理”（间接整合进资本主义经济），而只能是工人监督。“工人监督”之于劳动者，正如“总体性质疑”之于学生。
工人监督，就是劳动者确认自己拒绝让资方自由地支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争取工人监督的斗争，就是争取由劳动者自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被罢免的代表[28]拥有否决权：对雇用和解雇、对流水线节奏、对引入新的生产、对继续维持或取消某种既定生产、当然也对企业关闭，拥有否决权。即，只要劳动者还没有取得揭露资本家如何在谈论价格和利润时做手脚的可能性，就拒绝同资方或政府就整个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进行讨论。换句话说，这就是打开资方账簿，并由劳动者计算真实成本价格和真实利润空间。
工人监督不应被理解为一种现成图式，由先锋队试图把它套到阶级斗争的真实进程之上。相反，争取工人监督的斗争（它在很大程度上同反资本主义结构改革战略、同争取过渡纲领的斗争相一致）必须途经群众直接关切的一切曲折道路，必须不断从劳动者、家庭妇女、学生、革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现实中涌现并反复涌现出来。
1968年5月争取到的工资上涨，是否“必然”意味着成本价格上涨？上涨到什么程度？零售价格上涨真的来源于这种报酬上涨吗[29]？资方是否企图通过加快节奏来“弥补罢工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是否试图通过增加相对剩余价值来恢复自己的利润率？法国在几天之内遭受外汇储备流失，谁应对此负责？总不会是劳动者，甚至是“一小撮左派分子”，把数十亿法郎转移到瑞士和其它地方去了吧。正是从这些问题，以及由日常现实引起的类似问题出发，围绕工人监督的鼓动才能够不断扩大、更新和完善。
目的并不是在资本主义体制框架内创造新的制度。目的在于提高群众的意识水平、斗争性、对资方和政府每一项反动措施针锋相对地回击的能力；目的在于，不是在词句中、而是在行动中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正是这样，群众的革命性豪迈将会得到确证，他们将表现出决心：排除资本主义的“秩序”和“权威”，创造一种更高级的秩序——明日的最严格尊重劳动者民主的社会主义秩序。正是在争取工人监督的斗争普遍化的时候；在同资方的力量较量不断扩大、并由此产生群众革命意识觉醒的时候；在各处涌现双重权力机构——从“消极占领”到“积极占领”的过渡，即在劳动者自身管理下重启经济——的时候，才获得一种不是象征性的、而是真实的意义；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建制化”自治工厂的危险才会消失；由劳动者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大会，才能够掌握新权力的经济组织，同时在政治层面显现为新权力。1968年5月的历史功绩在于证明：争取这种工人监督的斗争、双重权力从新资本主义矛盾最深处和群众创造性创举中诞生，对于整个资本主义欧洲来说都是可能而且必要的[30]。随后一个阶段将看到它的充分展开，也就是说，将把向社会主义突破、向人的去异化突破提上日程。这只是一个开始，让我们继续战斗。
1968年7月20日
埃内斯特·曼德尔
附记：
在从国外返回比利时途中，埃内斯特·曼德尔于8月底前后被纳博讷（Narbonne）警方盘查，拘留12小时，随后根据6月10日作出的禁止居留令，在严密看守下被押送至比利时边境。《现代》支持本刊合作者对这一新的警察任意措施所提出的抗议；这种措施使《罗马条约》所规定的人员、思想、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趋向于只剩下“有待增殖的资本的自由流通，以及有待剥削的劳动力的自由流通”。顺便说一句，这一事实“再次证实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哪怕其宣传者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
《时代》
[1] 任何与这场辩论有关的文章和书籍清单都必然是不完整的。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1964年8-9月发表在《现代》（Les Temps modernes）上的文章，（Mandel, Santi, Poulantzas, Declercq-Guiheneuf, Tutino, Ingrao, Trentin, Anderson, Topham, Liebman）；在Revue internationale du socialisme, nos 7, 8, 9 et 10, 2e année (1963)上发表的文章（Prager, Basso, Herkommer, Therborn, Marchai, J.-M. Vincent, Marcuse, Mallet, Mandel, Gorz, Topham）；André Gorz、Serge Mallet、Pierre Naville、Ken-Coates、Livio Maitan、Jean Dru的书，葛兰西研究所（l’institut Gramsci）和C.E.S.的研讨会，等等。
[2] 融入劳动力价值中的那些“历史性”要素——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超出了纯粹生理性的要素，它们有增长的趋势，因此，即便实际工资在上升，也可能低于这一价值。
[3] 戴高乐主义的出现导致了权力与人民之间中介的消失，这通常被认为是五月爆发的远因之一。但除了这个法国特有的现象，还需要揭示新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一般特征。
[4] 中译：法语原文为“action revendicative”。IMG英文版翻译为“Industrial action”，直译为“产业行动”，这统指由工会或其他有组织的工人，以减少工作场所的生产率为目的采取的任何措施。通常它被用于作为罢工或大规模罢工的委婉语，但范围更广。工业行动可能发生在劳动争议的背景下，或可能意味着实现政治或社会变革。
[5] 即使在1967年的西德也是如此，这一年以野猫罢工的异常激增为标志。该年最重要的“官方”罢工，即黑森州的橡胶业工人罢工，就始于野猫罢工。
[6] Ernest Mandel : « Une stratégie socialiste pour l’Europe occidentale », in Revue internationale du socialisme, 2e année, n° 9, pp. 286-287. （埃内斯特·曼德尔，“西欧社会主义战略”）
[7] 瓦德克·罗歇在1968年7月8-9日提交给法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L’Humanité, 10 juillet 1968）中断言，“我们的第二项任务是捍卫民主自由，反对持续加强的威权主义和法西斯倾向”。那么，法共怎么一个字都没有抗议对极左组织的禁令，反而首先提及“Geismar的武装民兵”，来为政府的这一禁令找借口？然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历史证实，对极左的镇压若被容忍，这种镇压就会逐渐蔓延到整个左翼。社民主义的领导人曾经在纳粹集中营里反思过去的这样一种政治智慧：以“共产主义暴力”将“客观地”挑起法西斯镇压为由接受反共措施。
[8] 《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3卷，第365页。（“莫斯科起义的教训”）：“莫斯科十二月运动的主要斗争形式是和平的罢工和示威。绝大多数工人群众积极参加的只是这两种形式的斗争。然而，正是莫斯科十二月行动清楚地表明，总罢工作为独立的和主要的斗争形式已经过时，运动正以不可遏止的自发力量冲破这种狭隘的框子，产生起义这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9] 自占领企业之初，镇压部队就试图夺回罢工者占领的一些战略要点，例如电信中心。如果工人运动在事发时没有措手不及，它本应懂得如何保卫这些不费力气便已取得的关键据点，并从当局的挑衅出发，逐步使群众接受让罢工纠察队进行防御性武装的观点。“对内战的恐惧”也将被自卫的愿望所取代。
[10] 我们将钦佩这一论点的价值。法共领导层所期望的那种“和平革命”无疑是这样一种革命，其中一开始，“军事和镇压力量”就会魔术般消失，或者……将会处在人民的一边。我们急切地等待着瓦德克·罗歇给我们降下这个奇迹的显灵：资产阶级军队和镇压部队化为乌有，或变成“人民的武器”，而不需事先以必然革命的手段为这支军队的解体进行斗争。参见列宁：“［另一个教训是关于起义的性质、起义的方式、军队转变到人民方面来的条件。在我们党的右翼中，对这种转变有一种很流行的极其片面的看法。］说什么同现代军队进行斗争是不行的，需要使军队成为革命的军队。当然，假使革命不成为群众性的，假使革命没有波及军队，那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严重的斗争。当然，对军队进行工作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军队的这种转变设想成一种什么简单的、一蹴而就的事，它是说服和自觉的结果。莫斯科起义清楚地向我们指出了这种看法的呆板和僵化。其实，在一切真正的人民运动中，军队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一到革命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就会引起真正的争夺军队的斗争。莫斯科起义向我们表明的正是反动派和革命力量之间为争取军队而进行的最激烈最残酷的斗争。”（同前，第368页。）
[11] L’Humanité, 10 juillet 1968. （《人道报》，1968年7月10日。）
[12] 在这个事情上，很明显的，总工会（CGT）的领导层从未宣布过总罢工，仅仅是满足于确认这“已经是一个事实”。实际上，宣布总罢工意味着制定了超越请愿斗争目标的目标，并意味着（在列宁主义传统中）承认政权问题已被提出。在1960-61年的比利时，即便面对的罢工远不如1968年5月法国的激烈，也没有占领工厂，共产党批评社民党的工会领导层，因为它没有宣布总罢工。事实是，在比利时，共产党只是工会运动中相当小的少数派。
[13] 瓦德克·罗歇还断言：“和平道路成功的条件是，工人阶级由于正确的结盟政策，设法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聚集了力量的优势，使得被孤立的大资产阶级不再能够发起反人民的内战。”所有改良主义蠢材都拼命地说这些话：“力量的优势”不再以动员、创举、果敢和无产阶级能量的规模来衡量，而是完全以对手抵抗意志的消失来衡量。只要资产阶级还能够“发起内战”，那我们最好还是躲在一边吧！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无论是俄国革命，还是南斯拉夫革命，还是中国革命，更不用说古巴革命和越南革命，都将永远无法进行。顺带一提，这种精神的胆怯是资产阶级发动其内战的最好鼓励。社民党在希特勒面前以同类的论点消失；在希腊，同样的心态能让上校不遭遇严重抵抗而掌权。（中译：指1967年希腊的“上校政变”，建立了一个极右翼的军政府，后来被称为希腊军政府时期（1967–1974））
[14] 当戴高乐在5月30日扭转局势时，由于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接受了向“议会道路”的撤退，他显然能够加强镇压部队的镇压手段。但即便如此，弗林斯和索绍的案例也证明了工人回击的可能性。就像法共的领导层一样，“内战的幽灵”也被当局使用，用来掩盖民众自我防卫政策的动态的真实情况及其可能性。镇压部队由于对学生的不停战斗而筋疲力尽，这还开始蔓延到越来越多的城市；当局对动员驻扎在法国的军队的犹豫（他们将在决定性的几周内被限制行动）；将几百家企业转变为抵抗共和国保安队（CRS）和保护示威者的据点的可能性，这些都是问题的已知条件。在这些具体条件下，伞兵部队在总罢工期间介入，又面对一个手中掌握着最高筹码——该国全部生产机器的工人阶级，其介入的可能性和目标本可以是什么？1936年7月在西班牙的经验满是教诲：军队的介入，在几乎所有无产阶级中心，在几天的时间内被坚定的劳动者打破。1968年的法国几乎没有落后地区——法西斯主义的退守基地，而1936年的西班牙还有。1968年的欧洲与1936年的欧洲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法国的中间阶级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血腥的独裁统治。真的以为戴高乐没有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计算，就会轻易发出威胁？他若不是确信对手只会退让而不会回击，又怎会敢于提出那些威胁？
[15] “考茨基丝毫不懂得这个道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庸人和市侩的地方，在于他善于向无知的群众宣传正在成熟的革命必然到来，证明它的不可避免，说明它对人民的好处，帮助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作好进行革命的准备。”（“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5卷，第292页。）
[16] 列宁，同上，第261页，引用了考茨基的话：“苏维埃包括全体雇佣工人。面对金融资本，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够了。苏维埃不仅在俄国将起伟大的作用，在欧洲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也将起决定的作用。”
[17] 再引用列宁的话：“把莫斯科十二月斗争这样的人民运动说成是密谋活动，（参见“左派分子冒险”！曼德尔注）说出这种话实在是社会民主党的莫大的耻辱！” （1906年5月“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3卷，第49页。）
[18] 应当指出，同样的这些工人自发地同西欧各地的若干化工厂取得了联系，表现出了比所有欧洲工会领导层加在一起更多的首创精神和“欧洲意识”。“国际金属工人联合会”，“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分部（FIOM-CISL；德国DGB、比利时FGTB、英国TUC等都加入其中）在五月事件期间正召开代表大会，但它的声援并没有提升到比向罢工者提供…1万美元支持更高的水平（每个罢工者0.1美分）。
[19] *译注：前者Le Figaro为中间偏右报纸，后者La Nation为戴高乐主义喉舌。
[20] 统一社会党（PSU）活动家，后来著有《工人权力：官僚还是工人民主？》（Le Pouvoir ouvrier, bureaucratie ou démocratie ouvrière ?, Editions Anthropos, 1971）。
[21] 关于这些不同信息的来源，尤其参见Le Monde, 29 mai 1968 ; Le Figaro, 30 mai 1968 ; La Nouvelle Avant-Garde, juin 1968 ; Le Nouvel Observateur, 19 juin et 15 juillet 1968 ; « Mai 1968, première phase de la révolution socialiste française », numéro spécial de la revue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mai-juin 1968, etc.
[22] 瓦德克·罗歇引用列宁的话：“说目前任何一次罢工都能一步跨到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十足的空话。”面对这个诡辩的巨大程度，人们真是目瞪口呆。瓦德克·罗歇是想暗示列宁写过这样的话吗：“说一场伴随着占领工厂的1000万劳动者的罢工，是迈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步，那就是十足的空话”？同一个列宁，难道不是写过总罢工提出了权力问题、提出了起义问题吗？
[23] “他们忘记了各资产阶级政党所以能统治下去，在极大程度上是靠它们对民众的欺骗，靠资本的压迫，以及在资本主义的本质这个问题上的自我欺骗。这种自我欺骗是各小资产阶级政党最显著的特点，这些政党通常总是想用多多少少隐蔽的阶级调和的形式来代替阶级斗争。那些自称为‘社会党人’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奴仆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首先应当让大多数居民——在保存私有制的条件下，即在保存资本权力和资本压迫的条件下——公开表示拥护无产阶级政党，只有那时，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并且应当夺取政权。’”（1919年12月16日“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8卷，第23页。
[24] “革命共产主义青年”（Jeuness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1968年6月被解散。它的许多活动家随后创办了1968年9月的周刊《红色》（Rouge），并在1969年建立“革命共产主义联盟”（LCR，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中译：LCR而后于2009年重组为“新反资本主义党”（NPA）。）
[25] 我们无法在此分析法国和意大利的群众性共产党的保守主义的物质根源和社会根源。这些根源一部分同经典改良社民主义的根源相同，一部分不同。不过，只要在“意识形态”层面指出一点就够了：一个机器如果被以“新民主”和“通向社会主义的和平及议会道路”的精神教育了二十多年，那么，当它面对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潮、面对这种高潮打破“合法性”和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束缚时，它不可能不被完全弄得不知所措并解除武装。
[26] 不必详谈“利润参与”的欺骗性质；它是戴高乐主义版本的“人民资本主义”，后者是美国和西德资本家所钟爱的东西。只有在它把劳动者从出售劳动力的经济义务中解放出来时，也就是说，只有在它允许劳动者构成一种足以保证其生存的财富时，它才会消除无产阶级处境。一个导致这种结果的“资本主义”将会否定它自身，因为它在自己的企业中将再也找不到可以剥削的劳动力。
[27] 南斯拉夫的例子证明，如果自治管理被限制在企业层面，并且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过度扩张，以保护劳动者免受“集中化”之害为借口（仿佛一个常设的、严格尊重工人民主的全国工人代表会——苏维埃——大会的权威，不能作为反对官僚的有效战斗工具一样），那么它将会同时增加社会不平等、官僚的力量以及劳动者的灾难（包括解雇和大规模失业）。
[28] 若干罢工委员会（尤其是巴黎地区老佛爷百货和罗讷—普朗克工厂的罢工委员会）是在成员可按其选民意愿被罢免的制度下选举产生的。
[29]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Galbraith）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提醒说，美国钢铁托拉斯习惯于把已经决定的涨价推迟到罢工之后的第二天，以便能够把责任归咎于“过度的工资上涨”。
[30] 篇幅不允许我们在此讨论1968年5月的爆发在欧洲国际层面和欧洲以外国际层面上的意义与后果。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在决定性的日子里，尽管戴高乐同盎格鲁-撒克逊人有种种分歧，但国际资本却一致飞奔前来支援他；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官方工会运动和官方工人运动完全无力组织哪怕一项声援行动，来支持这场西方几十年来所见过的最广泛的总罢工，这一景象可悲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