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的原因（欧内斯特·曼德尔，1970年）

异化的原因

欧内斯特·曼德尔

（1970年）
第一星际译

　　最初以《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题目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评论，No.31, 1970（3）,pp.19-23, 49-50.
　　感谢曼德尔文库的提供 www.angelfire.com/pr/red/mandel/
　　由 Einde O’Callaghan录入马克思主义文库.
　　原文链接：The Causes of Alienation

　　正是通过研究黑格尔，马克思第一次把握了异化这个概念。但非常令人奇怪的是，马克思最初从黑格尔的著作中挖掘到的理论不是异化劳动，而是公民与国家关系中的异化，而这成为了马克思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起点。
　　社会契约论认为：在有组织的社会中，个人必须被代表集体利益的国家剥夺一部分权利，黑格尔特别发展了这个被自然权利哲学的理论家们强烈阐述的思想。这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出发点，也是他作为社会思想家开始批判的一般出发的。
　　林木盗窃法（加注释）的出台使马克思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声称代表全体公民利益的国家实际上只代表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利益，即那些有产者的利益。因此，对个人权利的剥夺实际上是一种异化现象：人们丧失了对实际上敌视他们的机构的权利。
　　从这个政治-哲学平台开始，被驱逐出德国并流亡到法国的马克思，开始学习经济学，并与法国的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组织取得了联系。他特别注重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亚当·斯密-李嘉图学派，这是马克思在1844年首次尝试在所谓的《1844年经济和哲学手稿》（也称为《巴黎手稿》）中综合哲学和经济思想的背景。他尝试把他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劳动的思想与关于人的命运、在历史中的地位以及在世间的生存的思想结合起来。
　　然而这种年轻时的尝试使用了非常不成熟的方式。在那个时期，马克思还没有对政治经济学有透彻的了解，他才刚刚开始熟悉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一些基本概念；同时，他对现代工业体系几乎没有直接或间接的了解。他只有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才弥补了这一切。
　　马克思这部未完成的早期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被世人所知，直至它于1932年首次出版，此时距其写作时已经过去了将近一百年。因此，这部作品出版较晚导致了对于他年轻时这一里程碑式的思想发展阶段的无知。其后果就是：以前在经济学界和哲学界的关于马克思年轻时的想法，以及他如何得出一定数量的基本概念的许多讨论，与马克思那时的本意相去甚远。
　　虽然它的某些部分现在看起来都不大成熟，尤其是经济部分，但它却代表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和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我将在下文试图解释其中异化这一概念的重要性。
　　异化是一个具有宗教起源的概念，它几乎与有组织的宗教本身一样古老。这个被西方和东方几乎所有的古典哲学浪潮所吸纳的概念用于描述那些命运悲惨的人。作为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黑格尔，从他的前辈那里继承了异化这一思想，但赋予了它新的有倾向性的观点和新的基础，把人类悲惨命运的概念基础从朦朦胧胧的人类学和哲学概念提取到植根于人类劳动的概念，这标志着重大的进步。
　　黑格尔早在马克思之前就说过：人被异化是因为人的劳动被异化了。他对人类劳动的这种普遍异化给出了两方面的解释。一个是他所谓的需求和劳动的辩证法。他说，人类的需求总是超出现有的经济资源。因此，人们将永远被迫非常努力地工作，以满足他们那未被满足的需求。然而，试图使物质资源的集合去满足人类所有的需求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以上是黑格尔所说的异化劳动的一个方面。
　　他对异化劳动的哲学分析的另一面有点复杂。它被总结为一个晦涩的词——“外化”（Entäusserung）。虽然这个词听起来既很复杂又很陌生，但其内容很容易理解。黑格尔所指的“外化”这个哲学概念的意思是：每一个生产东西的人，他生产出的东西是在真正地复制他头脑中的最初想法。如果我立即补充说，马克思同意这一观点，一些读者可能会感到惊讶。但你在《资本论》的第一章中会发现同样的想法，即人所做的任何工作，在使其以物质的形式降临于人世中之前，都活在人们自己的头脑中。因此，黑格尔和马克思将人与蚂蚁以及其他生物之间划定了一个基本的区别：这些似乎忙于工作的动物是纯粹凭本能在做事。相对于人来说，人是首先有一个打算做什么的想法，然后才试图去实现这个想法。
　　黑格尔更进一步地问道：当我们试图用物质表达想法时，什么首先作为一个想法存在于我们体内，接着我们在现实中做了什么？我们不可避免地将自己与劳动产品分开。任何从我们自己身上投射出来的东西，任何由我们捏造的东西，任何由我们生产的东西，当他们从我们自己的身体投射出来时，它就变得与我们分离。它不能像一个继续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想法那样成为我们存在的一部分，这是对黑格尔从人类的本质出发对异化劳动的主要定义。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每一种劳动都是异化劳动。因为在任何类型的社会和任何历史的条件下，人们总是注定要与他们的劳动产品相分离。
　　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给出的这两个异化劳动的定义。他说，主观需求与客观资源之间的不对等，主观需求与客观劳动之间的紧张是有限制的，它受到了历史的制约。马克思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极有力地证明了人的需求并不是无限制地扩张的，同时人们的集体劳动产出也不总是不满足人的需要。他极力否认黑格尔那种理想化的将外化与异化两个概念相紧密关联的想法。马克思认为，当我们把自己同劳动产品分开时，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的劳动产品压迫我们，也不一定意味着任何物质力量都反对人。这种异化不是事物从我们身体中投射出来的结果，而是这些东西首先作为观念存在于我们体内，然后作为我们劳动的产物以物质的形式降临于人世间。
　　异化源于某种形式的社会组织。更具体地说，只有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中，只有在这种市场经济的特定经济和社会条件下，那些我们生产时从我们身上投射出来的对象，才存在社会的压迫性，才能融入到对人具有压迫性和剥削性的经济和社会机制中。
　　我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这一部分中提到的人类思想的巨大进步，在于马克思拒绝将劳动的异化视为人类的本质特征，即人类固有的、不可根除的诅咒。他说，劳动的异化并不在人类所有的地方和未来所有的时间都存在，它只不过是特定形式的社会和经济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具体结果。换句话说，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异化劳动概念从永恒的人类学概念转变为短暂的历史概念。
　　这种对于异化的重新解释为人类带来了新的希望。马克思说，人类在地球上的整个时期内，总是愿意生活在“额头的汗水”“不被异化的条件之下。人类可以变得自由，人类的劳动可以变得自由，人类的劳动能够自我解放，尽管只是在未来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稍后，我将为读者明确使异化劳动消失所需要的具体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系统阐述的异化理论，转到二十多年后出版的《资本论》中去，可以确定的是，“异化”这个词几乎不会出现在那里。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一个新的学科迅速出现，它被称为“马克思学”。它的学术从业者通读了马克思的著作，把他在书中使用的所有单词都放在小索引卡上，然后试图从他们的语言学统计中得出一些关于他的思想的结论。有些人甚至在这种类型的形式分析中使用计算机。到目前为止，这些“马克思语言学家”在《资本论》中发现了六个地方，“异化”这个词被用作名词或动词。我当然不会质疑这个巨大的发现，尽管有人可能会找到第七个地方，或者可能会对第六个地方有一些争议。
　　根据这种以纯粹的流于纸面和肤浅解释的方式分析《资本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成熟的马克思没有真正的异化理论。青年的马克思在经历了他不成熟的发展之后，特别是在1856-57年左右，他彻底相信了劳动价值论的正确性，并完善了劳动价值论。
　　1932年，当《1844年经济与哲学手稿》首次出版时，围绕以上这些问题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在辩论中可以至少区分出三种趋势。因为有一百多人写了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所以我不会引用所有参与其中的作者的名字，这个争议也远未结束。有人说，年轻和成熟的著作之间存在矛盾，马克思在自己的观点得到充分发展后放弃了原来的理论。
　　其他人则相反，他们认为真正的马克思可以在青年作品中找到，马克思后来将他的理解范围限制在纯粹的经济问题之上，而失去了人本主义的批判。因此，他沦为了向经济主义跌落的受害者。
　　还有一些人试图否认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任何重大或实质性的演变。其中包括美国人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克西米连·鲁贝尔（Maximilien Rubel）和法国天主教神父比戈（Bigo）和卡尔韦斯神父（Calvez）。他们坚持认为，他的早期作品和他后来的作品中都包含着一模一样的想法。
　　我认为这三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从一个十年到另一个十年，都是一个进行扬弃的重要过程，而绝不是完全相同的重复。任何一个持续思考并付诸实践的人，在60岁时和25岁时都不会说出完全相同的话。即便承认其基本概念保持不变，但也显然会有一些进展和变化。在关于异化这个具体的例子中，正如我之前所说，这种演变更加引人注目。因为1844年的马克思还没有接受劳动价值理论，然而劳动价值理论却是他在后来十年或十五年后发展起来的经济理论的基石。
　　在这场持续的辩论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成熟的马克思是否持有异化理论，或者他是否完全放弃了他原来的异化理论。这场争端可以在解读马克思的文本这个范畴内解决。但不幸的是如果不是因为马克思的另外一本著作，这场争论就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定论。
　　这本著作就是马克思于1857-1858年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下同——译者注）（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这本书是一次尝试，它首先尝试阐述了《资本论》的所有主要思想。令人可惜的是，直到它写成的一个世纪后才得以被出版。它的第一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在俄罗斯出版的，但大部分都在战火中遗失了。我可以断言，只有两本平安到达了美国，而在西欧一本也买不到。斯大林治下的俄国人并不急于再版它。因此，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这本书被写成的一个多世纪后，这本书才得以重印，并在一些国家的研究专家中传播。
　　不幸的是，直到去年（1969年——译者注），马克思的这部主要著作中的一部分才被翻译成英文，不久前才译成法语。因此，这场争端的一些参与者确实有借口说他们不知道这本关键著作。因为任何读过它的人都可以立即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的存在，因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大纲》中，异化这个词，这个概念，对异化的分析出现了几十次。
　　那么，如果这种异化理论是由成熟的马克思而不是年轻的马克思发展起来的，那么它又是什么呢？我们如何将其与《资本论》中的内容有机地联系起来？这里首先有一个纯粹书面形式上的困难，因为马克思在这方面使用了三个可互换的术语。一个是“异化”，第二是“物化”，三个是“商品拜物教”，这三个概念虽然复杂但并不难解释，我在下文会尽力为读者辨析它们的含义。
　　让我们从经济异化的定义开始这个分析。我首先要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异化理论中，经济异化只不过是那些几乎涵盖了阶级社会中人类所有活动领域中现象的一部分，但却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的一部分。因此，让我们从经济异化开始，分阶段去处理它。经济异化的第一个也是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使人们无法自由地获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相当晚近的发展历程。直到十九世纪，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和加拿大，自由获得农业生产资料的机会仍然存在。乃至到美国南北战争之后，人们仍然有可能找到一些未被抢占的土地并作为自由民和自耕农在那片土地上建立的自己农场。在欧洲，这种可能性的不复存在已经持续了将近两百年。在一些国家，甚至三四百年前这种可能性就已经丧失了。
　　这一历史因素是任何异化理论的起点，因为人们被迫将劳动力出售给他们的雇主。雇佣劳动制度只有在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生产部分被剥夺了自由获得生产资料和生存手段的情况下，才能大规模地存在。因此，当劳动与其基本必须的生产和生存资料相分离时，劳动被异化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出现了。
　　我说过这是一个相对较晚近的现象。第二个例子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的经典历史批评是那些播种种子劳动的人缺乏了必要的自由，我认为这个批判是正确的。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直接生产者——农民和农奴，并不是自由人。他们被绑在土地上不能够自由行动。
　　但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对封建社会的批评者忘记了，把人绑在土地上是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如果一个人被绑在土地上，那么土地也与这个人绑在一起。由于土地与人绑在一起，生活在封建关系中的人们没有任何丧失生产资料并被迫成为雇佣劳动者，将他们的劳动力出售给有产者的理由。他们可以拥有土地，他们可以生产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并为自己保留其中的一部分。而只有游离于有组织的封建社会之外的人，实际上就是那些原本就没有土地的法外之徒，才能成为新社会阶层的起点——一方面是雇佣劳动者，另一方面是商人。
　　劳动异化的第二阶段是，社会中的人一部分被赶出土地，不再能够获得生产和生活资料。他们为了生存，被迫在市场上出售劳动力。这是劳动异化的主要特征。它在经济领域的映射是雇佣劳动制度，是那些无法生存的人被迫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他们拥有的唯一商品——劳动力。
　　把你的劳动力卖给老板意味着什么？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无论是在他年轻时的还是成熟的作品中，在这种纯粹的正式和合法的契约关系背后——你把你的部分时间，出卖给另一个人，以换取金钱——实际上对全人类生存，特别是对雇佣劳动者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这意味着你失去了对大部分清醒时间的控制。你卖给雇主的所有时间都属于他，而不是你。你不能在工作中自由地做你想做的事。雇主决定了你在这段时间里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他将决定你生产什么，你如何生产它，你在哪里生产它。他将掌控你的活动。
　　劳动生产率提高得越多，工作周越短，雇主对作为雇佣劳动者的你的每一小时的控制就越严格。在时间和运动研究中——这种控制的终极和最完美的形式——老板甚至试图控制你在他的雇佣中度过的每一秒。
　　由此产生的异化获得了第三种形式。当一个工薪阶层在生命的某一部分时间里把他的劳动力卖给他的雇主时，他的劳动产品就不是他自己的。他的劳动产品成为雇主的财产。
　　现代工薪阶层不拥有自己劳动的产品，这在习惯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人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事实绝不是不言而喻的。在人类存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中世纪的和古代的手工业者都是自己产品的所有者。农民，甚至中世纪的农奴，仍然至少占有自己劳动产出的50%，有时是60%和70%。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薪阶层不仅失去了对其劳动产品的拥有，而且这些产品能够以对他产生敌意和有害的方式运作。这种运作发生在机器，这人类聪明才智的非凡产物上。在工人充当机器的附属品，被迫使他的生活和工作节奏适应机器的操作时，它是对工人暴政的根源。当部分工人阶级不得不在夜间或奇怪的时间工作，与昼夜之间人类生活的正常节律发生冲突时，它是轮班工作的严重异化来源。这种不正常的时间安排会导致各种心理和神经障碍。
　　劳动产品由于社会分裂成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两个敌对阶级而获得的压迫性的另一个方面（上文为第一个方面）是生产过剩、萧条或现在更谨慎地称之为经济衰退的危机。人们因为生产过剩而消费衰退。他们消费较少，不是因为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不足，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太高。
　　我们现在来谈谈经济领域中异化劳动的最后形式，这种形式来自于我从关注的各个方面得出的结论。工人及其劳动的异化意味着工人生活中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什么？通常，每个人都有应该在他的劳动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定的创造力、某些天赋或是个人发展的未开发潜力。
　　然而，一旦雇佣劳动制度盛行，这些可能性就消失了。对于任何出卖劳动时间的人来说，工作不再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手段，只是实现获得金钱收入，生存下去这一目的的手段。
　　人性的一个基本方面——执行创造性工作的能力，通过这种方式受到了挫折与扭曲。对人类来说，工作不再是有创造性的、有效益的东西，而是有害的、有破坏性的东西。在西欧工厂工作的天主教神父和新教牧师，即所谓的“工人神父”，写了关于他们经历的书，他们在这一点上得出的结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是绝对相同的。他们宣称，工薪阶层认为在工厂或办公室里经过的时间是他生命中失去的时间。他必须花时间在那里，以便在生产和工作领域之外获得人类发展的自由和能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在闲暇时间实现目的的希望竟然是一种幻觉。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许多持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人道主义者和慈善改革者认为，当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加时，他们就可以获得解放。他们不明白，休闲的性质同样是由雇佣劳动的性质和以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条件决定的。
　　一旦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变短，休闲时间变长，休闲的商业化就发生了。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即所谓的“消费社会”，尽了最大努力，将闲暇时间融入到商品生产、剥削和积累基础上的经济现象的整体中。
　　在这一点上，异化的概念从纯粹的经济现象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现象。这种更广泛应用的第一个桥梁是消费者异化的概念。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谈到了劳动异化的后果。但是，正如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所理解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它对人类需求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每个资本主义企业家都试图通过尽可能少地支付工资来尽可能地限制自己工薪阶层的人类需求，否则他将无法获得足够的利润来积累。
　　另一方面，每个资本家都看到所有其他资本家的劳动力，不是作为工薪阶层，而是潜在的消费者。因此，他想把这些其他工薪阶层的消费能力扩大到极限，否则他就不能扩大生产，也不能卖掉自己工人生产的东西。因此，资本主义倾向于不断扩大人们的需求。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扩张可以满足人类真正的需求，例如在或多或少体面的情况下，每个人的基本需求是食物，住房和衣服。然而，很快，资本主义在努力将一切商品商业化并尽可能多地出售小工具的过程中，超越了任何理性的人类需求，并开始以系统的，大规模的方式刺激和人为制造需求。其中有一些是荒谬和怪诞的。我举一个例子，美国作家杰西卡·米特福德（Jessica Mitford）写了一本有趣的书，名为《美国式死亡》（The American Way of Death）。它描述了殡葬师的做法，他们试图诱使人们购买更昂贵的棺材，以便心爱的死者不仅可以在泡沫床垫上安静地休息，而且可以轻盈地休息。销售人员说，这满足的不是尸体，而是消费者的感受。
　　应当指出，殡葬业为赚钱而进行的这种怪诞尝试并没有其必要性。以这种唯利是图的方式消费失去家人的人的悲痛感是可耻的。
　　这种异化不再只是纯粹的经济上的，更是社会的和心理上的。一个系统不断将需求扩展到理性的极限之外的动机是什么？它是有目的地、蓄意地在人类中制造永久的，微不足道的需求，即不满足。如果人们完全和健康地得到满足，资本主义将不复存在。这个系统必须引起人类持续的人为的需求，因为没有这种需求，就不能增加越来越脱离人类真正需求的新的小工具的销售。
　　一个趋向于制造这种系统性挫折感的社会会滋生报纸上犯罪版面记录的糟糕结果。一个滋生毫无价值的需求的社会，也会滋生各种反社会的企图，以克服这种需求。
　　除了人类作为消费者的这种异化之外，异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是一般人类活动的异化。另一个是人类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即沟通能力的异化。
　　将异化的概念扩展到一般的人类活动是什么意思？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商品生产和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社会中，这种分工被推向了过度专业化的极限。因此，从事特定工作或从事某种类型活动的人将倾向于拥有极其狭窄的视野。他们将成为自己行业的俘虏，只看到他们特别关注的问题和打算。由于这种局限，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意识也往往受限。
　　一些更糟糕的事情会随着这种封闭的视野而发生，即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事物之间关系的倾向。这就是著名的“物化”倾向，即把社会关系变成物，变成客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过这一点。
　　这种看待现象的方式是这种异化理论的延伸。有一个我前几天在这个国家目睹的这种转变的例子。餐馆的男女服务员是贫穷的劳动者，他们是受害者，而不是这一物化过程的作者。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参与这一现象的性质。虽然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需要在系统及其主人强加给他们的工作中为尽可能多的客户提供服务，但他们只根据他们下达的订单的形式来看待客户。我听到一位女服务员对一个人说：“啊，你是咸牛肉和卷心菜。”你不是布朗先生或布朗太太，不是一个达到一定年龄和有一定地址的人。你是“咸牛肉和卷心菜”，因为女服务员在这么多人的压力下心理上接受了命令。
　　这种物化的习惯不是工人不人道或不敏感的错。它产生于某种植根于商品生产的人与人之间的极端劳动分工，在这种分工中，从事一种贸易的人往往把他们的同胞只看作顾客，或者通过他们之间某种经济关系的视角来看待人。
　　这种观点在日常语言中表现了出来。有人告诉我，在日本主要的商业和工业之都，大阪市，当你与人见面时，交谈的常见方式不是“你好吗？”而是“生意怎么样？”或“你赚钱了吗？”这表明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已经完全渗透到普通人的关系中，以致于人性丧失到这种严重的程度。
　　我现在谈到了异化的终极和最悲惨的形式，即交流能力的异化。沟通能力已成为人的最基本属性，成为人的品质。没有交流，就没有有组织的社会，因为没有交流，就没有语言，没有语言，就没有智慧。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社会、商品生产社会往往会阻碍、转移和部分破坏这种基本的人类能力。
　　让我从三个不同层次上举三个例子，从一个最常见的情况开始。人们如何学会沟通？当他们还是婴儿时，他们会经历心理学家所说的社会化过程并学会说话。长期以来，让幼儿社交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玩洋娃娃。当孩子们玩洋娃娃时，他们会复制自己，将自己投射到自己的个性之外，并与另一个自我进行对话。他们用两种语言——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洋娃娃的语言——使人为的交流过程发挥作用，通过其自发性，促进语言和智力的发展。
　　最近，工厂开始生产会说话的洋娃娃。这本该标志着进步。但是一旦洋娃娃说话，对话就有限了。孩子不再会上述两种语言，或者说拥有和之前一样的自发性。他们的部分对话是被诱导产生的，并且是由一些资本主义公司诱导产生。
　　那家公司可能聘请了最伟大的教育家和心理学家，他们让洋娃娃说的话比孩子自己的任何胡言乱语都更完美（尽管我对这个命题有些怀疑）。然而，对话的自发性被部分地阻碍、压制或避开。对话和沟通能力的发展较少，因此智力的形成比在更落后的时代要少，当时娃娃不会说话，孩子们必须给他们一种自己的语言。
　　第二个例子是从更复杂的层面来的。任何被社会物质利益分割、阶级斗争持续不断的阶级社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不同阶级的人之间的沟通能力。从任何个人的角度来看，这都不是缺乏智慧，理解或诚实的问题。这只是物质利益的分裂对任何个人群体施加抑制性压力造成的影响。
　　任何曾经参加过工人和雇主代表之间严重紧张关系的劳资谈判的人——我说的是真正的劳资谈判，而不是虚假的——都会理解我指的是什么。即使雇主们有最大的善意和开明的意见，也根本无法同情或理解工人在谈论什么，因为他们的物质利益使他们无法理解另一方最关心的是什么。
　　在另一个层面上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例子（这一事件中工作者被卷入其中但雇主没有），即1968年纽约教师联合会（United Federation of Teachers）反对学校系统的控制权下放的悲惨罢工。并没有很多心怀恶意或愚笨的人参与，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本来会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甚至是左派。但是，通过社会利益和社会环境的强大的压力，黑人和波多黎各群众（他们都希望社区掌控其子女教育）之间根本无法相互理解对方在谈论什么。
　　因此，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观念远不止于社会的被压迫阶级。压迫者也因无法在人的基础上与社会大多数人进行交流而疏远了部分的人类能力。只要阶级社会及其深刻的分化存在，这种割裂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在个人层面上的异化的另一个可怕表现是，一个以商品生产和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社会不可避免地在许多人身上诱发了巨大的孤独感。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以“人人为己”的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个人主义被推向极端，也意味着孤独感被推向极端。
　　正如某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人本质上始终是孤独的”这一命题是错误的。在原始社会中，有一些形式的综合集体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孤独的概念是无法产生的。它产生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商品生产和劳动分工。并且它不幸地获得了巨大的，足以超越心理健康极限的扩张。
　　心理学家带着录音机四处走动，听商店中或街上行人之间的各类话语。当他们之后播放这些对话时，他们发现没有任何信息交换。两人平行交谈，素未谋面。每个人渴望通过交谈让自己卸下负担，摆脱孤独。但他们无法倾听对方在说什么。
　　唯一的真正交流是当他们结束对话说再见时。他们想保留下次见面时摆脱孤独感的可能性，所以即使是这种告别也是令人悲伤的。他们进行法国人所谓的聋子之间的对话，即无法相互倾听或理解的人之间的对话。
　　这当然是一个极端化、边缘化的例证。很高兴我们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还没有处于那种境地，否则我们将处于社会关系完全崩溃的边缘。尽管如此，资本主义倾向于扩大这种极端孤独及其所有可怕影响的波及范围。
　　这看起来就像一幅非常昏暗的画面，而昏暗的画面无疑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昏暗现实相对应。如果说精神疾病的曲线与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物质财富和收入曲线平行攀升，那么这种令人沮丧的图景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发明的，而是与我们生活的社会和经济现实的根深蒂固的方面相对应的。
　　但是，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这种严峻的局势并非完全没有希望打破。我们的乐观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对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异化的根源和人与人异化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所有这些分析之后，得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即可以设想一个不再有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的社会。这是一种历史因素和人为因素造成的恶，而不是根植于自然或人性的邪恶。就像人类创造的其他一切一样，它（异化）也可以由人类摧毁。这种情况是历史的产物也可以被历史摧毁，或者至少通过进一步的进步逐渐克服。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暗示并包含了一种通过创造能使异化逐渐消失并将其最终废除的条件的来去异化的理论。我之所以强调“逐渐消失”，是因为这样的过程或制度不能像商品生产、国家或社会分裂为阶级可以通过政府法令或公告来消除一样，仅凭笔杆子被就废除。
　　马克思主义者懂得，异化逐渐消失的社会和经济前提，只有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创的无阶级社会中才能实现。我所说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显然不是指苏联、东欧或中国的社会。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私有制虽然被废除了，但是还没有废除社会的阶级分工，它们仍然有不同的社会阶级和不同的社会阶层，劳动分工和商品生产。由于这些条件，他们仍然造成了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
　　人的异化、劳动异化和人类活动异化消失的先决条件，只能通过我刚才提到的那些进程的推进来创造：商品生产的消亡，经济稀缺性的消失，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社会分化的消失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异、生产者与管理者的差异导致的社会劳动分工的消亡。所有这些都将导致劳动的本质从获得金钱，收入和消费手段的强制性需要缓慢转变为人们自愿的职业，因为它涵盖了他们自己的内在需求并表达了他们的才能。这种将劳动转变为全方位的人类创造性活动，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只有达到这一点，异化劳动及其一切恶果才会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