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论伊朗阿拉伯财政资本的抬头 （1974年） 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以来，石油价格上涨，已大大增加了产油国家，特别是阿拉伯与伊朗的石油生产者的货币收入。这一庞大收入——估计一九七四年达七百五十亿美元——如何运用，可能有以下途径： 一、国家中央银行把它贮藏起来，以支持本国货币；私人持有者以黄金或货币的形式，予以贮藏。 二、以短期方式，存放在外国银行或国际性的公司中，或者用它在帝国主义国家购买公开上市的短期债券（国库债券）。 三、用它从国外输入非生产性的物资（军火、奢侈品、等等）因而并不进入商品的再生产过程。 四、用它从国外输入生产性物资，以加强产油国的资本积累与商品生产（用于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粮食与消费品之输入，也属这一范畴）。 五、用它作国外长期投资。这方面必须把下述各种范畴，予以区分： A．投资于可随时变换现金的价值方面（股票、债券） B．固定投资。 C．在工业、财产、商业或运输业的公司中参加股份，或者成立此类新公司，参与行政管理。 在上述油元的五类运用方式中，只有第一种运用方式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起着通货收缩的效果，因而被认为是对目前进行中的经济衰退，成为极有限度的一种辅助因素。一如帝国主义国家某些政治家所说的，因为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收支赤字，而招致“六十亿美元从西方经济中被抽走”，这种说法其实忘记了下列事实：这六十亿美元中的大部分仍然留在西方，或以支付货款的方式，或以各种投资方式，又流回西方。 事实上，相反的说法，更有根据，油元以短期方式投放在美国或欧洲银行中，它就助长了信用膨胀，亦即助长了纸币的膨胀，而决非助长通货收缩。 的确一部分油元已起着“吸收”美国、英国国家债券的作用，把国库债券从通常买家（私人银行）那里吸收了去，如此就减少了这些银行扩展信用的可能性。不过，这儿，信用限制的真实原因，并不在于石油生产国之吸进短期公家债券，而是在于这一事实，即：美国、英国底中央银行，在其执行通货收缩与限制信用的明显政策时，并未依照“阿拉伯酋长们”吸进这些债券增长而比例地在世界货币市场上扩展它们的措施。 在现阶段，很难估计产油国把收入运用于上述五类途径各占多少。一般地说，可以这样估计，一九七四年有三百亿美元用于增加商品输入及在产油国家内的投资（上述第三第四类），三百五十亿美元则投资国外（第二类第四类），其余多份是用于储备。 产油国正计划好的未来几年的投资纲要，是非常广泛的。沙地阿拉伯已进行了一个五年计划，以现值计，其预算为六百亿元；阿尔及利亚的四年计划（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七年）投资二百二十亿美元。科威特在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财政年度内，就计划投资四十亿美元以上。我们可以这样估计：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的话，帝国主义国家因油价高涨而累积的收支赤字，由于对增加产油国家的装备，专利及技术援助的供应之故，在未来数年将大大减少。但没有石油输出的那些半殖民地国家，它们的收支赤字，就不能减少，而只会恶化。 新财政资本出现了第四国际第十次大会中，我们指出产油国家统治阶级手中，由于油价高涨而带来的庞大与迅速的资本积累，一个自发的阿拉伯与伊朗财政资本正在形成中。许多代表听了之后，也觉得吃惊。 那时还只是一种可能倾向的，现在已充分成熟了。伊朗国王之收购西德克虏伯托拉斯百分之二十五股权，就是国际财政资本中出现这个新兴的与独立部分之公认的表征。 财政资本是银行资本（货币资本），它投资于生产部门（工业、运输、等等），并参与这些生产部门的管理，甚且进一步掌握了管理独占权力。在这个意义上，财政资本是与高利贷资本不同的，后者是以持有股票与利息率为满足的。 从石油出口上获取收益的这批占有阶级的所作所为的愈来愈多的资料，绝无丝毫置疑地证实了这个阶级的占支配地位的部分，正跨越利息生活的寄生阶段（古老的埃及巴夏的高官型的），而开始以财政资本的典型代表资格行使其技能。 伊朗资产阶级的例子，在克虏伯托拉斯的管理处中出现，决非一个孤立的例子。在地产方面，一九六一年成立的科威特的投资公司正在美国收购克华（KIAWAH）岛，准备发展成为一个大型旅游中心。它又在乔其亚州亚培拉塔城中心一个城市新发展计划中取得了控制股权，在伦敦它已参加竞投（总值二亿六千万美元）圣马丁地产公司。此外，它又取得两间轮船公司控制权，其一常用来往于英国与塞浦路斯，另一常用来往于英国与爱尔兰之间。 在阿拉伯国家本身来说，阿拉伯财政资本，与帝国主义大垄断企业联手（阿拉伯人往往在其中占有财政与政治的控制权），正在忙于大规模工业计划的整个系统的工作。沙地阿拉伯公司——彼鲁明PETROMIN，与马可拿（MARCONA）国际财团（包括美国、日本与西德集团）合作，正在阿拉伯开办一间冶金厂，耗资五亿美元。阿拉伯石油海洋运输公司有总值二亿四千万的四处储油库。阿巴•哈比地方的都督正在但斯岛建设一个液化石油气厂，耗资三亿，是与美日集团合作的。沙地阿拉伯与西德托拉斯贺欠斯特集团合作，正在建设一间氮肥（NITRO-GRAIN）厂。它又与豪斯顿天然气公司合作，正在建设一间三亿美元的木酒精气厂；又与日本三菱公司在JUBAIN地方建设一间炼矿化工综合工厂。道（DOW）工厂正与伊朗资本合作在伊朗建设一间耗资五亿美元的石油化工厂。一个法国—黎巴嫩集团与一个沙地阿拉伯私人集团正在建设一间货柜厂（沙地占百分之五十九股权）。上星期消息传来，说由于伊朗国王出面担保，使美国格鲁曼飞机场（正在建造幻影式战斗机）能够在今后四年内获得一个美国银行集团与伊朗美利银行的二亿美元借款。 许多银行与投资公司已成立起来，（通常总是由阿拉伯或伊朗的财政资本占支配地位）与帝国主义国家最出名的财政资本合作，一起投资到工业及其他发展计划中来。试举下面实例：法国阿拉伯银行联盟（李拿斯信用基金）；阿拉伯银行与国际投资（十三个欧洲银行集团参与）；阿拉伯国际投资公司；中东国际基金；约旦阿拉伯银行；科威特亚利银行；投资金融银行（黎巴嫩亚迪银行，加阿拉伯私人股票持有人，加伦敦哈布禄士银行，加东京拿摩拉证券抵押公司，加法国大象银行）；阿拉伯法国公司（阿拉伯占百分之五十四，其余百分之四十五由东京银行、工业家哈诺信托公司及欧洲银行联盟分担）科威特投资公司，科威特国际贸易合同与投资公司。 最后提到的这间公司正在中东与非洲狂热地进行财政与工业企业的创建工作。它正在埃及、苏丹、塞内加尔成立投资公司。它参与埃及（水泥）乌干达（一间皮革厂）苏丹（一间运输公司）塞内加尔与尼及利亚（一间地产公司）。 结论是很显然的：我们现在所研究的，是财政资本的活动而非寄生的金利资本的活动。关于阿拉伯财政资本活动关系的最详尽的名单已在法国雇主集团所出版的企业杂志的今年九月二十六日该刊上刊登。 仅仅是石油托拉斯的仆从？对于我们认为一个新的自发的阿拉伯伊朗财政资本抬头的推论，普遍有两种反对意见。 第一种反对意见说，阿拉伯伊朗的政府与企业家仅仅是石油公司，尤其是洛克菲勒集团（伊森Exxon，前称伊索Esso）的仆从而已。为了支持这一见解，引据了许多不同的因素：十月战争迄今，这些托拉斯已掠取了庞大的超额利润、油元中不可轻视的数量已存入洛克菲勒集团的大通银行，洛克菲勒集团之轰动一时的重新向埃及投资、基辛格政策（前洛克菲勒高新雇佣的顾问），迫使以色列逐步从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撤退。此项反对理由之中，最最狂妄可笑的一个说法，甚至说美国水门事件及提名洛克菲勒出任副总统，都是石油托拉斯的阴谋的一部分。 谁都不能否认过，石油输出商的卡特尔（企业联合组织）的政府决定把油价提高，已带给这些托拉斯以庞大利润，必须强调指出，得益者不仅是美国托拉斯，欧洲托拉斯，例如皇家荷兰砚壳公司与英国石油公司也同样得益，无可否认，一方面在阿拉伯，伊朗财政资本（连同其政府也包括在内）与另方面帝国主义石油托拉斯之间，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利益合流。 承认这两类不同的与自主的资本主义所有主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利益合流是一件事，但承认它们之间利益的一致，或者一个集团明显的隶属于另一个集团，却是全然不同的一件事，研究过去数月来“石油危机”的发展后，足以看出，说在阿拉伯、伊朗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石油托拉斯之间利益的一致这个推论，是站不住的。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最近一次会议决定石油价格暂不调整，但要提高费用，提高石油托拉斯缴交的税。石油输出国警告西方石油消费者，石油的零售价格如再提高，决非阿拉伯、伊朗政府的人为决定的结果，而是石油托拉斯为避免超额利润减低而拒绝支付油税的结果。 比上述具有一种象征价值的决定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即：阿拉伯国家政府现在正把油井的所有权转移——当然是对自身有利而对帝国主义托拉斯不利。阿拉伯石油公司（ARAMCO）的收购国有这事如何确切适应洛克菲勒集团的“利益”，仍然是一个秘密，有待我们的批评家把真相弄清楚。 这类反对意见的另一说法，是强调提高油价具有绝对的或主要的政治性质。根据这种观点，阿拉伯政府的目的，并不在于资本积累，却是为了迫使帝国主义政府放弃他们在阿拉伯与以色列冲突中片面支持以色列的政策。 说阿拉伯政府正在运用他们新的经济与财政势力，以改变中东的政治军事力量关系，这种说法其实与一种新兴的阿拉伯、伊朗财政资本抬头这一推论，并不冲突。伊朗、尼日利亚与委内瑞拉，所有参与提高油价的决策的资产阶级政府竟会具有一种相同的原始的政治利益，这需要加以解释的，如果考虑到伊朗国王与伊拉克统治者之间的显著的矛盾，就很难加以解释了，这种矛盾远远超过伊朗国王对巴勒斯坦正义斗争之大部分并不存在的同情，更不必说他对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同情这一往事，因为后者根本是谈不到的。 显而可见，使这些统治阶级团结一致，实非出于共同的政治利益或计划，而是出于在垂死国际帝国主义的历史特定时刻中，在世界规模上向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榨取超额利润的总分赃中谋取利益的可能性，这一重新分配，是以不利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有利于某些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而进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一般地是用把政权转移到当地统治阶级，即改直接统治为间接统治，并把殖民地资产阶级提拔为它的剥削企业中的主要伙伴的地位，因而挽救了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国、北韩、北越与古巴为例外）诸国的统治权。不过，在实行政权转移时，它做得非常成功，并未把它榨取的剩余价值即利润的任何重大部分也转移了。现在，殖民地资产阶级在二十年来的殖民地革命中抓到赚钱的机会，拿出支票要求兑现了——这而且还是一张很够味道的支票呢！它要求分取半殖民地国家的生产者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大份。在石油输出国中，利用一种杰出的有利的条件，至少现在是这样做的了的。 为了明白有关的庞大剩余价值的分配情形，必须重显这一事实：在中东提取一桶石油的平均费用大约不超过美元十分到十二分。两年前，石油公司每桶石油竟要价二美元到三美元！今天，他们则以十一元六角五分出售（当然还要加上运输、提炼、批发等的利润）。在这十一元六角中，落到石油输出国占有阶级手中的剩余价值，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之前是九元二角三分，在十月之后，则为九元七角四分；落到石油公司之手的剩余价值，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之前为二元四角二分，十月之后为一元九角九分。即就依这个金额来说，仍然是抽油成本的十倍以上。 从前，剩余价值按照石油托拉斯占百分之九十，当然统治阶级占百分之十来瓜分的。后来，百分之七十五比百分之二十五，再后改为百分之六十七比百分之三十三，再后来改为双方各占一半，现在已改为百分之二十比百分之八十，这里是仅就石油生产国的输出价格而言。如果把托拉斯在运输、提炼、分配等等上面所占取的利润计算进去的话，则剩余价值的分配仍然大致上照百分之四十比百分之六十上下。 第三世界的报复行动？对于我们认为阿拉伯、伊朗财政资本已自发抬头的论断的第二种反对意见，是刚巧与第一种反对意见相反方向产生。这第二种意见认为，这不是占有阶级之间利润再分配的问题，而是“第三世界”的全面报复行动，是“贫穷国家”向“富有国家”的反攻行动的问题。根据这个论断，某些国家的“繁荣”全然依靠它们所拥有的“廉价能源”。现在这个年代，事情颠倒过来了，“第三世界”的人民现在以牺牲富有国家的人民为代价而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而且，油元大部分都操纵在国家或公共机构手里，与公共机构打交道，又怎能谈得上“财政资本”呢？有些美金的收益，不是使石油输出国的全体居民都得到好处吗？ 说阿拉伯、伊朗各银行及投资公司全部或大部分都是公共机构，是太过夸大其词了。科威特国际贸易合同与投资公司的百分之二十五股份便是私人所有的。在科威特投资公司中，私人股份占一半之多。在前述的大部分的联合投资的企业中，私人股份持有人并非全属外国人，其中也有阿拉伯人。他们所占股份接近或超出百分之五十。 其次，不要忘记，在殖民地国家，“公有”与“私有”的分界大部分往往是虚构的，正如在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代一样。酋长们、都督、国王视公共预算为他们私有。所有这些国家的高官显贵们的贪污腐败、盗窃、浪费乃是私有资本累积的典型源泉。 而且，我们顺便要提及的，在这些国家与官僚化的工人国家间是本质上的区别，表明在阶级结构上的区别，不管在大规模生产手段的国有化的外表上相类似。苏联、中国官僚曾赋予自己在消费品方面的重大物质特权。可是，他们不可能像科威特酋长或其他国君及大企业或菲律宾统治或香港一个高级警官等那样累积私人资本。该警官现在因为贪污而收取歹徒贿赂在数年内累积相等于一百万美元。 说整体的“阿拉伯群众”从石油涨价上得益这种说法，仅仅在像科威特那样人口稀少的稀有与例外的例子才有可能。作为石油大输出国之一的伊拉克每年每人平均收入现在是三百七十元。埃及是二百二十元。不管科威特提供的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不管阿拉伯经济社会发展银行，阿拉伯投资公司以及沙地阿拉伯发展基金——他们总共支配几十亿美元——上述国民平均年收入将不会在未来几年中有重大的增加。 剩余价值的投资如何分配这件事，绝不会影响到“阿拉伯团结”观念。在这件事上，我们不妨引用一九七四年十月九日英国前卫报：“事实上，在第三世界大规模投资的可靠性与盈利性，是大大值得怀疑的。在这方面，海湾石油统治者或伊朗国王，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活动，同伦敦或纽约的任何公司或银行一样，是无可厚非的。” 如果“阿拉伯团结”的立场是这样的话，则“第三世界人民团结”就更有理由了。在一九七四年预计的石油纯收入的七百五十亿中，石油输出国只准备提供三十亿以援助方式给半殖民地的非石油输出国。这只不过是这些半殖民地国家由于油价提高而不得不付出的额外费用的零头而已。 当然，阿拉伯、伊朗油元的增涨的收入中，以一部分去投资，势必促进这些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结果，包括重工业的基础的发展，必然有利于它们工业化。这就是，资本，包括财政资本在内，在其他国家，在另一时代，在另一种条件下，所会完成的任务。不过，在这一场合，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发展，决不可能保证群众生活水平之迅速提高。更加不能说是自动的提高。（我们重说一次，在半空的国家像科威特与利比亚则属例外） 资本投资，将优先投放在具有一种很高的资本有机构成的部门中，这些部门雇用较少劳动力（石油化学工业，有机化学工业，等等。）通货膨胀与货币经济的扩张对农业与手工业的破坏，减少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比之新兴的非常现代化的工业所带来的工作机会更少。区域性的失业与半失业将持续打击伊朗、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与叙利亚，更不要提那些发展更落后的阿拉伯国家了。在这一失业压力及资本累积（包括愈来愈多的私人资本的累积在内）所支配下的社会结构的总体后果之下，贫与富之间，资本与劳力之间的鸿沟，不但没有消减，反而只会扩大起来。巴西那种典型的发展，证实了阿拉伯的未来趋向。因此，这不是“贫穷国家战胜富有国家”的问题，而是显然地在占有阶级各集团之间进行对世界剩余价值的一次再分配，虽然其中某些有关国家的居民可能从这一豪门夜宴中得到一些残羹剩饭。 不平衡发展与综合发展法则根据这同一理由，如果从阿拉伯、伊朗这一新兴自发的财政资本的抬头而得出结论，说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社会性质已经改变，说它们已从半殖民地国家转变为新的帝国主义列强，这未免言之过早了。一个国家的主要工业公司的财政所有权，不过是决定该国性质的半殖民地或帝国主义国家的标准之一而已。社会结构，发展的程度，前资本主义残余在生产关系中所占的比重，在世界市场所占的地位，它的政权性质，统治阶级的阶级性质及其组成的成分，以上这些因素，必须与第一个因素结合起来，以判断一个国家的性质。 阿拉伯、伊朗的统治阶级之拥有与控制各该国这一新兴自发财政资本的层份，既不是经理人员，也不是工程技术人员，而只是所有主而已，他们拥有对土地，国家的所有权，这是极端寄生性质的一种统治方式。这不但表明技术知识必须从帝国主义国家输入，由此表明这些国家的依赖性，也决定了重要工业部门的联合投资性质，而且也表明这种新兴财政资本（像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国财政资本一样）对真正的土地革命没有兴趣，因为土地革命势必把它手中的占有物的重要部分剥夺了去。可是，不经土地革命，就不可能与落后决裂。 阿拉伯、伊朗自发财政资本的抬头——像巴西自发的财政资本出现一样——标志着一个转变过程的开始而不是终结。万一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恢复它对石油资源的控制权而悍然发动军事侵略，这显然不是一次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在这种帝国主义冲突中，世界无产阶级不应该支持任何一方的。恰恰相反，这是帝国主义企图维持和加强阿拉伯国家正面临崩溃威胁的依赖性的半殖地这种地位。这是帝国主义以及其代理人的掠夺战民争，企图夺取他人的石油资源。在阿拉伯国家方面，这就是反抗掠夺，保卫国家独立的正义战争了。在这一条件下，世界无产阶级当然要同情与支持阿拉伯国家这一边。 不过，从阶级观点来看问题，帝国主义争取控制权，与阿拉伯国家争取独立之间的冲突，即使后者是在本国统治阶级领导之下进行了，都不能优先过阿拉伯群众与他们本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对后一冲突保持沉默，或者在“阿拉伯反帝团结”（且不说第三世界团结）这一藉口之下把后一冲突遮掩起来，就等于跑到街垒的对方去了，换一句话说，就是等于去支持剥削者反对被剥削者了。 油元恰如其分地促成阿拉伯、伊朗财政资本的成长，油元也将促成资本主义的发展，促成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成资本主义剥削的发展，促成资本主义对古老农村的解体作用。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一方面是在阿拉伯、伊朗资本阶级与另方面是阿拉伯、伊朗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正如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对俄国所做过的一样。这一阶级斗争愈发展，则阿拉伯财政资本的自发性将与政治、社会及军事的限制发生冲突：它为了对付威胁性的社会革命而不得不依靠帝国主义者的支持。 在西方报纸上，曾特别强调帝国主义者为了重新取得中东油井的控制权而发动可怕的军事干涉所带来的政治危机；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新的兴起，一个比之过往的纳萨主义者更加强烈反帝的新政治领导的出现，苏联在中东势力的大大加强等等。 这一切当然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人们往往忘记了另一面的事实：新的群众运动的兴起，不但反帝反封建，而且愈来愈带来有反资本主义性质，这是阿拉伯统治阶级所面对的危机。 如果沙达已减弱苏联在埃及的势力，如果今天阿拉伯资产阶级正在设法减弱苏联在整个中东的势力，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换取美帝减弱它的亲以色列政策而做出来的外交手段，它也因是阿拉伯统治阶级，在它进一步转变自己为一个资本阶级之后，懼伯一切反资本主义的因素的存在与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也门内战会持续多年之久，这就是为什么在DHOFAR仍在进行内战，这就是为什么在约旦，甚至沙地阿拉伯或伊朗也将有内战的可能性的原因。阿拉伯、伊朗的统治阶级非常清楚理解到：他们除了取得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之外，另无他法，足以有效地反对他们本国被剥削的群众。 处于这一情形下，（帝国主义者与阿拉伯统治阶级）双方在剩余价值重新分配的肮脏买卖中所施展的讹诈行为，是受到双方对共同利益的清醒的自觉所限制的，对于这一共同利益，除非自身的生存也受到威胁，否则国际资产阶级是不会置之于险地的。在帝国主义的及一般的资产阶级的历史中，这是屡见不鲜的，当它为了掠取一切时，往往不惜孤注一掷。不过，事实并未表明已到这一地步，不但华盛顿如此，即就利雅得（沙地阿拉伯首都），更不用说德黑兰，都未到此一步。 主要由油元的累积所创立的阿拉伯、伊朗财政资本的自发兴起所表明的全部演变，可以最清楚地说明了不平衡发展与综合发展法则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革命之延迟，使得生产力的新的扩展暂时成为可能。这一扩展是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发生的，是在国际总的资本主义制度加剧衰亡的条件之下发生的，冲突加剧，矛盾深化，不仅在资本与劳力之间是如此，而且在帝国主义中心与殖民地之间也是如此。苏联、中国的官僚曾谋求殖民地资产阶级联盟的一贯政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任何一个工人贫农的革命领导的弱点，给予殖民地资产阶级再获得苟延残喘凡二十多年之久，在形式上的政治独立中投机取巧，这一政治独立是帝国主义为了避免更坏的前途而被迫准予的。 殖民地资产阶级，在某些国家中，突然一旦掌握了巨大的资本资源，它现在就把这批资本资源累积起来并按照向帝国主义国家学得的模式而投资。不过，这种投资行为仍然是在旧的社会经济体制之中进行的，在这体制中，中世纪（甚至比中世纪更早的）与现代技术结合起来，未解放的奴隶与现代的财政大亨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制度下，殖民地资产阶级一方面在帝国主义托拉斯组织中斤斤计较于获取最高的课税，另方面却仍然保持它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关系。 阿拉伯统治阶级，即使当他们离开贝鲁特的王官和蔚藍海岸（Côte d'Azur） 的俱乐部，而转到工厂与船坞去，他们仍然未摆脱中世纪，即使化了庞大金钱，他们仍然未能脱掉外皮，正如他们不能把他们社会中的落后关系消除一样。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社会革命才可能。但是，无论是伊朗的国王，沙地阿拉伯的国王，或者巴林酋长，或者。及资产阶级［注：原文如此，疑为“或者埃及资本”。——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都不可能领导这个社会革命。恰恰相反，他们必将被社会革命所推翻。 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第八期，1975年4月14日出版。 |